民主四讲读书笔记

民主四讲读书笔记（共7篇）

民主四讲读书笔记 篇1

《民主四讲》读书笔记

中山大学公共政策学廖远

《民主四讲》这本书属于“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在缘起部分，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1]”这一观点可以很好地体现在《民主四讲》这本书中，作者是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分析西方民主的，正如他所说：“这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介绍，也不仅仅是为了赞赏；在很大程度上，它的目的是要对西式民主进行批判和反思。[2]”通过批判和反思，我们能更好地发展适合我国的民主模式。

一、民主模式应体现时代性

民主是好东西，但其模式却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该如何对待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各种模式的民主？在作者看来，民主的实效是区别什么模式的民主是好民主的关键因素。同时，作者认为民主的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正确的态度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同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应该不断探索实现民主的新方式。[3]”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我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民主模式是适合中国的？

书的第一讲是民主的起源和演化，主要讨论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究为什么它会从“坏东西”变成了“好东西”。[4]书中说道，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是“统治归于人民”或人民主权。更准确地说，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5]很显然，这种形式的民主是最公平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最好的民主。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可以说最接近于这种模式，虽然雅典的公民只占总人口（包括奴隶）中的少数，但是在公民中，雅典人真正实现了民主。但是作者认为，今天讲民主时往往都背离了民主的原意。由于“自由”与“宪政”概念的提出，民主的适用范围被限制了，经过长期的异化，民主的原意被彻底颠覆了：把选举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决定权放在第二位，“民主”完成了从“人民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型：“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6]而作者认为，当“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实现了普选后，人民依然不能当家作主，因为选举的“贵族”、“寡头”性质还在。由于实行像雅典一样的直接民主不现实，因此作者认为民主的原则至少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应有担当公职的平等机会，虽然选举权的限制大大减少了，普选实现了，但是与此同时，当选者的财产资格也逐渐消失。这两个变化使人们相信，只要政府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它就是民主的；相反，只要政府不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它就不是民主的。在此过程中，民主的概念被偷换了：从人民行使主权的政体变为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政体；政治平等的概念也被偷换了，从公职分布的平等变为了选举权的平等。[7]

然而，雅典式的民主却被人们认为是“坏东西”，而异化的民主则被认为是“好东西”，这是为什么呢？从作者的观点来看，关键还是一个字——“钱”。雅典的民主模式最符合民主的原意，即人民当家作主。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产生分化，一小部分人成为富裕阶层，而大部分人是穷人，如果真的让大多数的人民掌握政权，那必定会威胁富人的利

益，特别是威胁到他们的财产。因此，当民主受到“自由”与“宪政”的限制后，富人阶层才终于接受了“民主”。正如书中引用雪瓦斯基的观点：如果有产阶级得不到对其财产权的保障，他们是拼死也不会接受民主的。[8]因此，作者认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民主”都是经过改头换面的民主，它们是异化后的民主、去势化后的民主、无害化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主。经过“自由”、“宪政”、“代议”、“选举”、“多元”一刀刀阉割之后，民主已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了温顺的小羊；穷人已没有办法利用它来实现他们最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富人也没必要害怕这种“鸟笼民主”，鸟笼内外依然是他们的天地。对有产阶级而言，既有唬人的“民主”之名，又无可怕的“民主”之实，这种玩意儿不是“好东西”又是什么？在这里，作者还引用了一句拿破仑的名言：“真正的治国之道是利用民主的形式来行使贵族统治。”[9]

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有失偏颇。作者看到现存民主模式存在的弊病，这点我非常赞同。现在的民主确实是有钱人的民主，穷人只能充当看客，而这还是在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谓的民主都是拿来骗老百姓的。但是却不能完全否认当代民主的存在价值。一个事物在其特定阶段会有其特有形态，当蝴蝶还是毛毛虫时，我们可以骂它难看，却不能说它一无是处。民主也一样。我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它适应时代的发展。过去，雅典人实现了一种直接民主的模式，但是那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那是那个时代的“民主”；后来，时代变了，雅典民主也消亡了，随之而来产生了罗马共和国，而后是罗马帝国，它们都没有采用古希腊的民主制，为什么？因为不适用。其实民主不过是人类历史的其中一种政权模式而已，虽说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它更符合正义，但是合适不合适，那是另一回事。再后来到了中世纪，民主便基本消失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批判中世纪的如何如何地不尊重人权，如何如何黑暗，毕竟封建君主制的存在对于当时来说还是有合理性的，当时的人民大众还就是服从君主，你跟他们谈民主那就是对牛弹琴。终于到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开始兴起，人们终于感到了个人价值的存在，个人自由观念逐渐萌发；再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使有产者再次看到人民的恐怖力量，因此，就有了“自由”与“宪政”对民主的限制，有产者终于接受了民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公平，以工人阶级为主要代表的人民不断掀起夺取政权、维护合法权益的高潮，迫使统治阶级逐步作出妥协，逐渐地满足人民的各种合理要求，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为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后来的福利国家。可以看出，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人类的政权模式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民主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

政权组织模式的选择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应该由多数人来统治少数人还是又少数人来统治多数人。民主认为应该又多数人来统治少数人，这一点现在的人们都认可了，少数服从多数才是符合正义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现在的人们真的会按照民主原则来做。毕竟，真正的民主是一种理想状态，是人类希望到达的境界和未来努力的方向，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人民当家作主目前还是很难实现。比如民主的巩固，虽然历史上经历过“第一波”、“第二波”的民主化浪潮，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民主的倒退，因此，民主的巩固受到了挑战。另外还有民主的质量问题。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即使民主的游戏规则被大多数人接受，即使民主体制得以巩固，未必所有的民主体制都是美好的。任何人只要对被看作民主的国家稍作比较（例如挪威与印度比较，或澳大利亚与菲律宾比较），就会了解已经巩固的民主也有质量上的差别：有些民主质量高，有些民主质量低下，还有些民主不上不下。因此，民主也有优劣之分。[10]而这种优劣是应该从民主的实效来看的，而不是看民主的形式。我们不能为了实现一种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形式而不顾一切，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我们应该想清楚，实现民主到底是为了什么？人民掌握政权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当当统治者，耍一下威风？或是为了掠夺富人的财产、报复富人，就像曾经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是为了全体人民乃至全人类的福祉？这些问题引出了本书最后一

讲涉及到的内容——民主的实效。

二、民主是为了实现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

书中用了两种标准来衡量现存民主的实效：一是用工具性标准来衡量，如民主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是否有利于增进人们的幸福感等。二是用民主本身的尺度来衡量民主的实效，即现实的民主制度多大程度上是按照民主方式运作的？[11]关于工具性标准书中得出的结论是：

1、民主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也不一定阻碍经济增长，还得具体环境具体分析；

2、民主政体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更高水平的社会公正；

3、民主制度不一定会带来幸福。这三个结论都是作者在综合各国研究机构的调查研究成果而得出的结论，在此我不对它们的正确与否作出评论，我只是想说，既然人们把经济发展、社会公正以及幸福作为衡量被认为是“好东西”的民主的实效，说明了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幸福这三个标准在人们心中有很高的地位，是人们普遍的追求，那么实现民主，不恰恰应该以实现这三个标准为最终目的吗？

因此，我认为：民主是为了实现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在这里我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合称为社会进步。因此，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一种民主是“好民主”还是“坏民主”，都应该以能否实现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为根本出发点。

当民主的实现以社会纷争不断、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为代价时，民主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进步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民主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推动社会更好地前进，而经济发展则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因此无论是什么民主模式，只有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的模式才是好的模式。

而人民辛勤参与生产劳动，发展经济，是为了使自己过上好的生活，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因此，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作为一种手段，应该最大限度地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使社会稳步发展，使人民生活幸福。

只有这样的民主，才是好民主。

书中提到了西方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民主程度很低，但是人民的幸福指数却挺高的。[12]虽然我不敢说中国的幸福指数真的很高，但是无论如何，这恰好表明了不是只有西方的那一套民主才叫“民主”，不是符合了西方标准的民主才是好民主，才会实现幸福，是不是好民主，还得看该民主模式适不适合一国的国情。那么什么样的民主模式才适合中国呢？

三、中国的民主

书的最后作者对民主制度进行了反思，其中提到了“民主赤字”，即挂着“民主”的招牌，但徒有其表。比如“美国的民主赤字”、“加拿大的民主赤字”、“澳大利亚的民主赤字”等等。民主的赤字表现在很多方面，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投票率的下降、政党的衰落，民众对各种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的信任度下降。这三种现象并不局限于个别国家，而是在相当多的所谓“民主”国家都可以观察到。[13]为什么会出现“民主赤字”？为什么原来在西方国家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也会出问题啦？关键问题还是——时代变了，民主制度却没有变，矛盾就产生了。因此还是那句话：“正确的态度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同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应该不断探索实现民主的新方式。[3]”

中国的民主现状是很复杂的。

首先我们用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民主现状：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在近三十年来有目共睹，但是这是以牺牲了很多民主权利为代价换取的，比如城市房屋的强行

拆迁、强制征收农民土地、各种“血汗工厂”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然而经济的发展却反过来促进了民主的发展，这三十年来，人民的自由权利得到越来越多的保障，社会舆论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政府服务意识在逐渐加强。中国的不民主的体制照样实现了社会的进步，说明一种政治模式只要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就有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不一定非要严格标准意义上的民主制。但是目前中国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这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进行改革了，大方向必定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改革，但是，注重自身特点才是关键。

如果从民主原则来分析中国的民主现状，即用平等的参与、平等的代表和平等的影响[14]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那么我们只能说中国的民主之路还很遥远。总结起来就是书中的一段话：有些社会群体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另一些社会群体则积极参与政治；有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偏好很难在政治过程中得到代表，另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偏好在政治过程中得到充分、甚至过度的代表；政府对某些社会群体的需要和要求作出积极回应，对另一些社会群体的需求和要求却不作出回应。[15]

客观来说，随着社会进步，中国的公民权得到越来越多的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主的发展。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了，因此，中国要想继续实现社会的持续进步和人民的生活幸福，必须改革政治制度了。这要看党的魄力和智慧了。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怎么改，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由于个人能力、学识以及阅历有限，我也无法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在这里只能把作者的关于民主发展的建议作为参考列出：

第一，用抽签代替选举，增强民众政治参与的力度。

第二，加强商议，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深度。

第三，利用现代电子技术，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

第四，超越政治民主，将民主的原则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经济领域。[16]

我始终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手段，或许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它会消失，但是无论如何，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才是我们应该永远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8，“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缘起第5页

[2]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8，前言第4页

[3]同上第3页

[4]同上第3页

[5]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8，第2页

[6]同上第45页

[7]同上第65-66页

[8]同上第69页

[9]同上第69-70页

[10]同上第75页

[11]同上第191页

[12]同上第200页

[13]同上第244页

[14]同上第205页

[15]同上第205页

[16]同上第245-256页

民主四讲读书笔记 篇2

关键词：民主,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自从Seymour Martin Lipset关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先决条件的研究结论问世以来,很多社会学家对于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证上的研究。Lipset在Political Man中的理论认为,一个特定国家的民主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关的。他假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它就越容易保证民主。在一个对于欧国和拉美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工业化、财富、城市化和教育的合力对于保证民主有积极的作用。他总结到,在政治与经济诸方面的联系中,最广为认同的就是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了。

在Lipset的理论指引下,很多学者沿着类似的思路进行了研究。Bilson认为,在一个寻租社会里,政府会利用政治手段强制的将收入再分配到政治权利集团手中,于是就束缚了社会成员自由的取得社会地位和收入。而经济的发展可以活跃社会中各经济要素,从而抑制这个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是正相关的。

相似的,Pennar等人认为经济发展到民主的过程是这样的,即经济发展使少数人先富起来,这种不平等使大部分穷人渴望平等,而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这一点。先增加收入,再购买产品,再进行投资,然后接受更高的教育。而更高水平教育的民众会对政治和公民权利提出更高要求,于是民主产生。

最近,Burkhart和Lewis-Beck最近的研究,加上Londregan和Poole Feng进一步的实证分析,都认为经济发展促进民主的发展。Burkhart和Lewis-Beck的观点认为,我们不但可以说经济增长促进了民主的发展,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将导致民主的发展。

相反,Mancur Olson在一个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中谈到,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因素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民主的制度比立志发展经济的专政政府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从现实来看,一些经济落后国家得益于一个强势的执政者优越的经济政策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往往不能持久。而那些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Olson将民主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归功于其对于产权的保护。因为保障民主和保证公民个人权力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完全相同的。

在对待政权形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Sirowy Inkeles认为民主的进步和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的施展为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Feng指出,政治经济自由促进了财产权利的保护和市场竞争,这又促进了经济增长。

Leblang认为民主间接的帮助经济增长是因为保证了更高水平的财产权利。私有产权为个人提供了生产和交换的动机。实证也证实了,保护产权的国家比不保护产权的国家经济发展快,民主社会比其他类型的国家更重视产权的保护。

因此,前人的研究没有提供一个权威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两者的因果关系始终不明确。但是,民主和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指标,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民主更加进步,经济更加发展,所以确定民主与发展的因果关系在发展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基本框架和主要结论

(一)找到民主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

根据对于民主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背景的分析,对于两者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动员①,而社会动员又会促进政治动员,最后政权制度变得民主。从逻辑上来讲这是由于,经济增长使人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新观点,或者工业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这都促进了社会的向民主化的转型。与之相反,有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一个国家越来越民主,经济发展也会越来越快。只有在民主社会里,老百姓才有自信认为他们积累的财富会被尊重,才会志立于创造和积累财富。还有一些学者并没有找到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导致更高水平的民主,因为民主的实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个民主的政府自身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二)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由于民主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言而喻。一方面,经济自发的按照自身规律和自由竞争的原则来运行;另一方面,民主会促进经济中各因素,包括厂商和消费者们,在长期的经济自由的前提下来运行。于是,找到理论依据来支持民主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为了研究经济增长和民主水平的因果关系,原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其原理十分简单,假设如果X导致Y那么X的变化一定优先于Y,除此之外,如果在模型中引入X的置后能比单独使用Y的置后更好的对Y进行预测,那么,X是Y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样本中,34%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民主水平的格兰杰原因;31%的国家民主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9%的国家两者相互影响;25%的国家中两者没有表现出有相关关系。

(三)实证分析主要说明

相对于早期对于经济增长和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原文成果的进步意义在于:我们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案例中经济增长先于民主,这证实了Arat的发现,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民主水平的提高,在某一特定时段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中民主水平与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但不是因果关系。有趣的是,虽然和这个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论,Gonick和Rosh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

但是,原文研究发现与Burkhart和Lewis Beck的不同。使用一个面板数据集,Burkhart和Lewis Beck也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和混合时间序列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是民主产生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民主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原文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因果关系不能推广到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研究中矛盾的结果可能是源于其实验设计、数据集或者变量的量化上的区别。

(四)文章主要结论

总之,基于对于32个发展中国家民主与发展关系的分析,原文不能对于经济增长和民主水平的因果关系给出明确的结论。即将32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与经济增长率用明确可测量的指标来表示后,通过对其进行格兰杰检验来疏理出其因果关系的方向。原文实证研究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引起民主和民主引起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三、创新与不足

(一)创新之处

为了回答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问题,原文采用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这种方法相对于前人的研究中使用过的方法有许多优点。

首先,前人的研究基于横截面数据和多国数据。但是根据Jung和Marshall,一个横截面研究方法假定各个不同的国家是相同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纵向的模型设计对于我们观察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动态过程是有必要的。

其次,前人的大多数研究暗中假定要么民主早于经济发展要么经济发展早于民主,但是两个方向在理论上都是可能的。但是用格兰杰的方法没有这种假定。

再次,前的研究表明,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有延时的关系。民主可能在一个国家经济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之后的若干年发生,或者经济繁荣可能在一国达到民主之后的若干年发生。但是,基本没有系统的研究这个关系。在这项研究中采用格兰杰方法将两个变量设定为内生的,可以考虑到一定时期内两个变量之间各种即期和延期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的贡献在于,基于之前研究的论据之上,关于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较为合理的模型。

(二)不足之处

原文将民主细化为政治参与度、包含度、竞争性和民事自由等几个方面,再利用从1950年到1982年共三十二年中三十二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分析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笔者认为这样处理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文中没有详述民主四个方面是如何加权成为一个总的代表民主的变量的,那么可能作者对于这几方面在民主中所占的比例的判断不能非常客观。

二是,因为民主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是一个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三十二年的时间中,一段时间里是民主促进经济增长,在下一段时间就是经济增长促进民主,这就好像“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三十二年的时间里,鸡生蛋,蛋生鸡,鸡又生蛋……最后我们根据最后鸡和蛋的数量来判断到底是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这不太符合逻辑。

三是,将民主包含四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间和效果可能不同,可能将一些民主和增长的相互作用相抵消了。也就是说,政治参与度促进经济增长时,竞争性也能会抑制经济增长,那么这两种作用的结果就抵消了。而这三方面的因素可能都是影响原文最后无法获得一个明确的结论的原因。

四、方法启示和理论启示

首先,以后试图分析民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因果关系的研究不能只简单的将民主用可以测量的数据来表示。因为我们只想直接找到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以为了追求几个复杂的和细微的区别而将民主分解的做法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目标。但是,未来这个领域的工作会给我们提供更为复杂的对于民主的量化要求。

其次,我们关于民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复杂的研究发现基于将民主与经济发展简单的量化,这也表明了影响两者因果关系判断中其他可能因素的存在。这些其他可能因素包括对于发展时间的测量,地理物理学因素,比如,地区,经济发展策略,比如鼓励出口和进口补贴,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冷战联合,国内的制度原因比如被统一的制度环境所孤立,政府稳定和世界系统中的地位。

这些可能的影响会单一的或联合的对于民主发展关系发生影响的观点是不太正确的。比如各国采用不同的发展策略达到不同的成果。在南韩和台湾鼓励出口的政策带来了它们显著的经济增长。那么,如果我们说,采用不同的发展计划可能影响他们各自经济增长前景和民主的话也是符合逻辑的。同样,一个国家坚定的参与美国冷战同盟并对于美国有着重要地缘政治价值的国家,相对于那些没有加入冷战联盟的国家,其面对的市场准入挑战是不同的。美国的盟友向美国出口产品时,常常享受特别的市场准入代遇。但是美国对其盟友的影响会对这些国家的民主产生不利影响,这也是令人信服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懂得把握不同国家经济与民主的独特属性来具体分析其增长与民主的关系。我们之所以想找到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是想在了解民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机制之后,通过对民主和经济的变量进行一定的调节来让“鸡生出更多的蛋,蛋生出更多的鸡”,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进步。但是,对于民主制度的设计和促进经济增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对方,又是与具体的国家和该国政治经济的属性分不开的。可以理解为不同种类的鸡生蛋的速度,和蛋孵化出小鸡的速度不同。所以想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相反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此,原文的结论“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可能正是这个问题研究的终点。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的关于民主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机制等知识更有利于我们制定经济政策,通过调节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与民主的进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参考文献

【1】Microeconomic Theory,Mas-Colell,Whinston, and Gree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A Causal Analysis Uk Heo,Alexander C.Tan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4(Jul.,2001),pp. 463-473

《民主的细节》读书笔记 篇3

全书按作者的话说是“尽量讲故事，找数据，将‘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式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

没有多少宏观的大概念，没有多少长篇大论，全书用的`是一个个真是的案例，一组组真实的数据。比如，通过纽约公交工人罢工事件展示权力制衡下的协商式政治的图景;通过讲述美国碍手碍脚的繁文缛节、“莫名其妙”的法规条令，描绘出美国式自由的受约束特征――广泛的自由其实连结着深入的责任。我们往往想着民主的实施操作是需要科学的，殊不知民主更是需要经验的。我们总是想着民主没有那么简单，不是简单地投投票，选选代表;却被有意识到其实任何复杂的规章制度起源都是大胆的创造和简陋的契约。从美国的大选制度我们就可见一斑啊，不仅仅只是单单选举几个代表，而在选举这些代表的过程中，要平衡各个地区，各个种族的权力，作者对制衡的好处着墨颇多，她认为制衡的好处之一是促进利益均衡，不至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各方利益总能沾点光，从而缓和政治矛盾;另一个好处则是提高政治决策的理性成分。这个观点在当前我国政治体制下，我觉得可以理解成党和政府的决策要充分考虑各阶层代表、各方面群众的意见，使决策更加科学、完善，更具有生命力，不仅仅是开个听证会完结了事。

闾丘露薇评价作者：“一个本可以用专业术语来展现高深的人，却选择了使用生活化的语言，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看着这句话，我想起了毛泽东在陕北面对农民的讲话，那么通俗生动，那么好懂，能把话说到老乡的心里。只有把事情说具体了，把做法讲清楚了，被高深的术语概念搞糊涂的人们才不会糊涂，才会慢慢领悟，学会参与社会事务，伸张保证自己的公民权利，才能渐渐地更好的生活。

国家一直在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想民主与法治应当在此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谈到论为什么要民主所说的：假如你认为把人的智力活动和道德活动用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和创造福利是有益的;假如你觉得理性的判断比天才更对人们有利;假如你的目的不是创造英勇的美德，而是建立温良的习惯;假如你喜欢看到弊端少造成一些罪孽，而且主要没有重大犯罪，你宁愿少见到一些高尚行为;假如你以在一个繁荣的社会里生活为满足，而不以一个富丽堂皇的社会里获得为得意;最后，假如在你看来政府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使整个国家拥有尽量大的力量或尽量高的荣誉，而在于使国内的每一个人享有更多的福利和免遭涂炭;那么，你就得使人们的身份平等和建立民主的政府。

《民主主义与教育》读书笔记 篇4

14级教育学 李琪

十九世纪末，由于工业化的完成，美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改变，在物质财富飞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经济危机的频频出现，工人的大量失业，贫富分化加剧，工人罢工事件频繁发生。社会精神文化落后，人们认为物质财富的重要性高于精神文化，导致社会生活严重失调。教育无法跟上社会变化的节奏，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一六年，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应运而生。全书共有二十六章，可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六章，讲述教育性质。第二部分：第七章至第十七章，讲述教育过程。第三部分：第十八章至第二十三章，讲述教育价值。最后一部分：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六章，讲述教育哲学。

书名为《民主主义与教育》，那么，什么是民主社会？在书中第十页提到，杜威认为，民主社会的判断应以社会成员共享利益的多寡、以本社会与其他社会能否交流互惠为尺度。民主社会有多量人人共享的利益，无种族隔阂，无阶级隔阂，人人互赖互爱，自由交往，协力维系社会的繁荣和促成社会的进步。杜威反驳了柏拉图的观点，柏拉图认为，人们根据自身的天赋特点，即金质、银质、铜质，来接受符合自己的教育，做各自的职位，由哲学王来统治，从而形成阶级社会。在杜威看来，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利用不同人不同的天赋天赋与才能，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因此而形成一个阶级的鸿沟。在民主的社会中，才能有民主的教育。如人人都能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可以通过教育发挥自己开拓创新的才能。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与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

杜威从非正式教育谈到正式教育，人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经验，经验要传递下去则需要沟通，其中，沟通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兴趣。沟通形成教育。这里讲的主要是学校教育，进而达到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杜威批判了很多教育学说，来证明自己的教育观点，比如在第五章批判了斯宾塞的教育即准备的观点，人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生活，成人生活和儿童生活都是生活，只是生活的不同阶段，教育的对象是出于当下生活中的儿童，当然要融入于当下而儿童生活中，而不是单纯为了以后的成人生活做准备，而忽略了儿童自身的兴趣和要求以及儿童不成熟的心理发展水平，这容易对儿童以后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总的来说就是对未来的憧憬是必要的，但是不应该用全部的精力让儿童为未来做准备，还应照顾到儿童当下的积累与经验。批判了洛克的教育即官能的训练，洛克认为人天生存在多种心智能力，如记忆、想象、思维等，而教育就是用来培养这些心智的事体。但是，这些原始的官能纯属虚构，且它们并不是界限清晰地相互隔离着的，脱离现实的生活去训练官能，这是荒谬的。在第六章批判了赫尔巴特。赫尔巴特绝对否认天生官能的存在，我们之所以能有这一种或那一种心灵，完全是利用事物形成的，因为先前的表象构成“统觉器官”，所以先前的表象很重要。教育者要用恰当的材料固定先前的表象，安排后来的表象的顺序。也就是说教师按照心理统觉的过程向学生提供教材，以形成他们的观念，且一切教学方法都可以规定几个正式的步骤。赫尔巴特使教学工作脱离成规陋习和全凭自然的领域，带进了有意识的方法的范围，但缺陷在于将人看作机械的被动吸收知识的容器，忽视了学生具有“充满活力的、寻求有效地起作用的机会的能量”。在教育目的方面，杜威主张教育无目的论。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获得更多更好的目的。并批判了卢梭的教育目的论，卢梭以发展天性为教育目的，但不顾社会而率性发展太过片面。对社会效能、职业等作为教育目的的目的论中合理的一面进行了肯定，但人们的理解总是有些偏颇，因此产生很多问题，比如以就业为目的的缺乏文化修养，以本国利益为先却不体恤邻邦等。这些问题只有在民主的社会里才能解决。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的观点。教育是生活的过程，儿童与外界接触最多的是学校，而学校生活也是生活的一种形式。所以学校生活应与儿童自己的生活相契合，而不应将其打造成“世外桃源”，让儿童与社会脱节。校园应成为儿童的乐园，让儿童在学校生活中获得乐趣。基于此论点，杜威又提出了“学校即社会”，使学校生活成为一种经过选择净化的社会生活的雏形。儿童的社会生活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但传统的学校教学中分门别类的学科使儿童的世界观变得片面化，教材只是单纯的从只是本身出发，缺乏社会因素。因此杜威主张“从做中学”，安排真实的情境与刺激思维的课题，给学生足够的资料以研究该课题的性质和问题所在，使学生在活动中验证自己的假定，最后得出结论。教材与课程要以儿童为中心，符合他们当下的兴趣和经验，贴近生活且以活动课为主。将教材“心理化”，即恢复教材被抽象出来的原来的经验，以获得直接经验。这里经验的过程，就是人们实践和探究的过程，与后面所说的“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相呼应。但教育即生活并非是教育的实质，杜威提出的教育联系生活是为了儿童的发展做准备。它是实现儿童发展的前提条件。正像杜威本人说的：“我们的最后结论是,生活就是发展；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因为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不断生长。”

民主四讲读书笔记 篇5

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然而在现代社会，并非人人都有崇高的道德操守，当道德的力量无法驾驭人们的善恶之念，那么罪恶便将横行于世。此时此刻，法律的制裁或者是公民的守法意识将显得尤为重要。近日，我在图书馆借阅到一本名为《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的作品，品读之后心中有一些收获，结合书中第十九章的“居民的守法意识”，与老师分享一些读书心得。

一、关于本书的作者

本书原著是由斯蒂芬*布雷耶撰写，他于1938年5月出生在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市，现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先后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曾任司法部分管反托拉斯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的特别助理、哈佛法学院助理教授及教授，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水门事件特别检察组助理特别检察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法律顾问及首席法律顾问、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及首席法官。1994年7月，经克林顿总体提名，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本书的译者为何帆，现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从作者的履历之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本书必定是一本能让我们深刻了解美国司法的著作，而译者的水平也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翻译和司法实务方面的指点，使我们阅读起来更加的通俗易懂。

二、关于本书

在该书的体系上，我觉得编排得相当不错，由三个部分共十五章外加结论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人民信任，来之不易”，主要讲述的是美国司法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案例，为我们讲述了“司法至上”的理念是如何一步一步在人民心中确立起来。第二部分为“维系信任，法官何为”，讲述的是美国联邦法院的法院在司法实践当中如何处理法律的解释，以及最高法院与国会、行政分支、各州政府、下级法院和先例的关系。第三部分为“守护宪法，捍卫自由”，讲述的是在一些特殊时刻（如战争），最高法院如何保护公民的权力不受总统特权的侵害，以及在一些价值观与比例原则方面的探讨。我想，本书的体系完整而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美国司法制度的建立以及公民守法意识深入人心的过程，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

三、守法意识的建立

现代社会中，美国的司法制度是让世界上许多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典范，也是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核心。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美国司法制度的作用，而美国公民的守法意识也是非常强的，正如作者所言：“民众已形成一种习惯，哪怕内心极不认同，也能遵循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今天，尊重最高法院的判决，已经和日常呼吸一样，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我认为，民众的守法意识高有显而易见的益处，一个有效的司法系统，以及它诚信履约、杜绝贪婪的能力，将有助于激励经济投资，促进社会繁荣。美国日趋多元、快速增长的人口，已经使这个国家意识到借助法律解决各类严重分歧和严格执行法院判决的重要性，哪怕这个一个不受欢迎的判决。

然而，我们看到美国的民主、自由、法治并非是一开始有具有的，包括民众的守法意识，这都是在美国建国两百多年以来慢慢努力与积累抑或是血泪与战争教训而来的。通过资料了解到，美国最高法院在建立伊始并非像现在这样具有权威与力量。在最高法院建院之初，几乎是无案可审的，并且在1789年《司法法》中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添加了一项沉重负担：在各地巡回法院中听审。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只能靠四轮马车或雪橇出行，大法官们一年四季在外奔波，苦不堪言。

自1803年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之后，由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确立了最高法院推翻违宪法律的权威，这一伟大的壮举至今仍为美国的许多法官所称赞。但这个权威的确立并非是一番风顺的。如果说“马布里诉麦迪逊案”是最高法院推翻违宪法律权力的确立，那么“德雷德*斯科特案”则是对于这一权力的考验。在“伍斯特诉佐治亚州案”中，最后演变成了最高法院的判决被佐治亚州和总统拒绝执行，最后造成了印第安人迁往了西部。该案中总统杰克逊说的一句话也成为了当时最高法院弱势地位的最好印证：首席大法官“既然判了，现在让他自己执行判决”。而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中，最高法院判定，一位前奴隶不是公民，没有资格在联邦法院起诉，并判称，即使一名奴隶曾被主人带人自由州或自由准州，也不能成为自由民。美国的宪法在制定之初，即留下了黑人奴隶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该案当时整个国家已因奴隶制问题陷入分裂，处于内战边缘。本案判决一直被视为最高法院最恶劣的判决之一，因为最高法院在判决时，某种程度上考虑了政治因素。它原本意在避免内战发生，却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之一，这不得不令我们感慨。最后，在美国内战之后，国会增设了第十三、十四和十五宪法修正案，通过保障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受平等对待的权利、投票权和其他基本民权，为奴隶制画上了句号。

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一直很严重，尽管在内战之后修改了宪法，解决了黑人在法律上的地位问题，然后在现实中，平等的地位并非一蹴而就。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最高法院判定在公共教育领域绝不允许“隔离但平等”原则存在，在教育机构内推行种族隔离制度，违反了宪法的规定。最高法院要求各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但是这在白人社会中激起了巨大的反抗，民众不愿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极力反抗。最后，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101空降师的帮助之下，执行了该案的判决，让九名黑人学生进入了州的中央中学。本案也使“司法至上”原则深入人心，而在“布什诉戈尔案”中，这一原则也体现得更为明显，无论该案的判决是对是错，落选的戈尔发表声明，呼吁拥护者切勿攻击最高法院判决的合法性。一切都那么平静，没有街头骚动，没有暴力抵抗，更不用像小石城事件那样，动用101空降师维持秩序。我想，公众将最高法院的判决作为法律自觉遵守是这起案件最了不起的一处。

四、我的思考

在现今的美国社会里，民众哪怕是多么不喜欢法院的判决，也会拥护它并执行它。我想有如下一些因素：

1、历史和环境的因素。美国建国至今也不过两百多年，然而其许多制度都是各个国家模仿和学习的对象，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现象。从第一批登入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开始，“五月花号”所确立的民主自由的精神就在这片大地上生根发芽，深入民众的心理。并且美国建立之后，没有经历封建社会的影响，只有少量的封建残余。州权主义在人民的心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在美国社会里，联邦和州并无高下之分，只有在分管事务方面的区别。在各州所管

辖的事务范围内，人民更愿意通过议会、法律等各种形式来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利。在冲突发生之时，民众也更愿意通过司法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与争端。在民主完备、法制健全的国度里，民众拥有较高的守法意识应该是易于理解的。反观我们国家，在封建社会里皇帝便是最高的司法长官，司法与行政不分、中央的集权，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影响，人治的观念影响深远，人民的守法意识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来发展。

2、司法的独立。在美国的国家体制中，司法机关是独立于行政分支与国会的，一个誓以宪法约束立法权力的独立法院，很可能不受立法机关的欢迎。在美国，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有权制定受人民支持的法律，而司法机关未经人民选举产生，却有权解释并推翻违宪的法律。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两百多年，美国人民逐渐意识到，独立的司法系统对于维护公众权利的自由，确保政府在宪法节制下有效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至少在我看来，司法并不是独立的。我们的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是由人大选举出来的，人大有权撤销之，因此在产生上，并不是独立的。而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奉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司法体制，政法委书记是分管公安、法院、检察院的，往往政法委书记的意思就会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判决。我想，法官应当是“除了法律，没有其他上司”的，宪法、法律作为人民自由和权力的根本保障，倘若司法机关都无法独立而自主的保护人民的利益，人民又怎么会信任司法机关，进而形成良好的守法意识？

五、结语

四讲四有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 篇6

讲政治，有信念。就要保持共产党人的信仰。信仰是一座“灯塔”，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信仰是一面“旗帜”，指引人们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信仰是共产党员保持纯洁性、释放正能量的“试金石”。对共产党员来说，任何时候，信仰之灯不能灭，真理之念不能丢。诚如同志所言：“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拯救水火中的民众和危难的中国，历经千难万险，抛弃生命和热血，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创建了新中国。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8700多万党员，靠的就是对共产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对真理矢志不移的追求。在建设国家富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今天，共产党员更要增强党性，坚定信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

讲规矩，有纪律。就要增强组织观念，服从组织决定，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孟子曰：“离娄之明，公孙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句话流传至今，它的意思已经延伸到了生活及社会方方面面，成了我们工作、学习、为人处事以及安邦治国等赖以遵循的重要法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

《党章》对党员享有的权利和必须履行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党员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在新的历史时期，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是每一名共产党员保持纯洁性、做合格党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

讲道德、有品行。就要传承党的优良作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趣健康，道德高尚。老百姓中流传一句话：“有什么别有病，缺什么别缺钱。”对共产党员来说，就该换成“缺什么别缺德”。“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做人有品位，道德居其先。现实中，人民群众评价一个党员，往往是从他的一言一行开始的。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比讲一千遍、一万遍大道理更有说服力。《周礼·地官》云：“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德与行的统一是个人品德的最高境界，把高尚的内心修养通过行动表现出来才是真正的德行。因此，党员只有“常修为政之德”，坚定“干部之德在为民”，像郑培民那样“万事民为先”，才能赢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第四讲读书报告 篇7

第一章法的起源

斗争对法的重要性——以对假说的批判来论证法的起源

1.①法的概念在客观和主观的双重意义上被应用。客观意义上是指由国家适用的法原则的总体、生活的法秩序；主观意义上是指对抽象规则具体化而形成的个人的具体权利。但不论哪一种情形，法都必须通过斗争这一手段获得自身的存在并得以主张，斗争是法的生命。②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法必须经过斗争和努力才能得以实现，不仅只是来自国家权力的努力，更是来自全体国民的努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进行斗争，经常的情况是一些人归于享受与和平，而其他人则归于努力与斗争，然而和平与享受只能是斗争的产物，斗争才是法的实践。

2.①在法的实施上，毋庸置疑，国家对法秩序的维护是通过对不法侵害的斗争进行的。关于法的成立，有关于法成立的萨维尼——普夫达学说，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观念，认为法同语言的形成一样，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结果，其有机的内在发展以学问与交易为支撑。然而，这两种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法的发展方式与语言艺术有着极大的差别。萨维尼的自然形成说含有政治准则不能被人折服的极端宿命的错误，而普夫达的习惯法理论则是对习惯真义的完全误解，事实上法是一个实力概念。

②法的变更的实质是其背后与现行法相联结的既得利益和新崛起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当既得利益出于自我保护本能而进行猛烈抵抗时，斗争就是一种必然，其胜败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关系，斗争中法也只有靠摒除自己的过去，方得再生。这样，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就表现为探索、角逐和斗争，即艰苦的努力。这一点，不仅已被能够看得见的历史所证明，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对原始社会的推论。总之，法是斗争的产物这一事实把国民和法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为法的诞生而必要的努力，不灾祸，而是恩惠。

第二章斗争是法的生命

斗争的缘起——斗争的目标——斗争是一种义务

1.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人的利益相对抗，因而权利经常处于被侵害和被抑制的状态下，斗争也因此而来。在国际法上，表现为战争，在公法上表现为革命，而在司法上则表现为诉讼。

2.当权力被侵害时，有斗争和逃避两种选择，他们都会伴随牺牲，要么是权利成为和平的牺牲，要么是和平成为权利的牺牲。作者以民事诉讼为例，说明了斗争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标的物的价值，更是对人格本身和法情感这一理想的追求和维护，诉讼也由单纯的利益问题上升为人格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斗争来说也是这样，不单是为了土地，更是为了荣誉和独立。

3.法需要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与不法行为进行斗争，权利人对权利的主张，不仅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和义务，更是对法特别是现行法的一种维护，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

第三章为权利而斗争是对权利人自己的义务

主张权利是生存条件之一——例子和法情感——放弃权利的后果

1.人类不仅是肉体的生命，还有精神生存问题，其条件之一是主张权利。当生存条件受到亲侵害时，人就要通过对具体权利的主张进行保护。

2.刑事方面如盗窃和抢劫，不仅是对所有权的侵害，更是对法定权利的侵害，进而是对人格的否定；民事方面如拒不履行债务，特别是恶意的一种，是对权利的直接的故意侵害，因此必须通过主张权进行斗争，这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义务。法情感会随阶级，职业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其反应还取决于社会因素，但是一切权利人都必须保护自己的权利进而保护精神

生存的条件，保护法情感。

3.因胆小怕事而放弃权利，上升到处世观，法本身将遭到破坏，在国际关系上则可能会导致国家的生存隐患，这是病态法情感的表现和产物，必须进行反对。

第四章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

法在主客观意义上的关系——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个人权利与法本身的一致性

1.具体权利只有在抽象的法规条件下才能成立，要从抽象的法当中获得力量以维护其本身的存在，反之，具体权利的实现和斗争又维护了抽象法的存在，是对法的一种守护。

2.权利人对权利的主张不仅是对自己权利的维护，是对自己的义务，而且在自己权利的范围内维护了法本身，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一般利益，已经不只是法的权威和尊严主张的理念利益，更是一种现实的利益，权利人通过法律维护了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为权利而斗争的意义，从最初的自我私利，首先上升到对人格和法情感的保护，最后再上升到了对社会法理念的实现，因而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

3.个人权利和法本身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权利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了国民使命的协助者。保护和主张个人权利就是对法本身的保护和主张，而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就是对法本身的侵害，因而为权利而斗争就是无法律而斗争。从罗马法来看，人民因权利受到侵害而激起的感情中，尽管有利己动机，但是道德的愤怒来自于法情感，是对亵渎权利的道德性抗议，从德语和拉丁语，从剧本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来看，都是这样。当然，在后面这些例子中，作者又阐述了国家法律制度的不完备对法情感产生的不良影响，为法律而斗争变成了对法律而斗争。

第五章为国民生活权利而斗争的重要性

从为私法而斗争到为公法和国家法而战——法情感的培养

1.为权利而斗争的动机经历了从个人私利到人格伦理再到正义三个阶段，法情感也由此逐渐升华。当民族的权利遭到侵害时，能够为其进行斗争的人，只能是在私法上为其权利而进行斗争的人，因而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政治地位与其法情感的健全与否直接相关。

2.法情感的培养是最重要的政治教育的任务之一，培养国民的法情感就是培养国家的健康与力量。其培养不是学校的理论教育，而是把正义原则贯彻于生活的一切方面，不仅要有外在机构，更要有完善的适合法情感的制度，特别是要反对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对法情感的破坏首先是从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开始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不法行为。

第六章现代罗马法与为权利而斗争

现代法与法情感的要求相去甚远——罗马法的三个阶段——近代罗马法的发展与法学宿命的过错——斗争是法永远的天职

1.现代法与法情感的正当要求相去甚远。它所到之处是无的放矢，现代法的构成与健全法情感及其本质要求，即对人格保护针锋相对，而且它所衡量权利侵害的尺度只是外在性的物质价值，反映出来的是物质主义。其责任可归于罗马法。

2.罗马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其激烈程度上，完全漫无边际、不知制的罗马法法情感阶段，将主观上的不法和客观上的不法不加区别，一并处理；第二阶段是中期法上法情感有节制能力的阶段，将主观上的不法降格为客观上的不法来处理；第三阶段是后期帝政时代，尤其是查士丁尼法上的法情感的衰退萎缩阶段，将古罗马的法情感在私法中客观化，维持了帝政时代的国家力量。

3.近代罗马法的发展使得法与国民的法情感之间产生了大裂隙，法学犯了两个原理性的过错。其一是近代法学没有认识到对权利的侵害，不仅是金钱利益，更是对法情感的侵害；其

二是由此建立起来的证据理论，它保护了被告而侵害了原告，甚至摧毁了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