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共9篇）
董仲舒 篇1
董仲舒简介-董仲舒简介【成语故事】西汉时期，广汉学者董仲舒年少时读
书非常
三年不窥园。【成语故事】西汉时期。广汉学者董仲舒年少时读书非常刻苦。
经常是夜以继日地读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他三年没有进过一次花园。董仲舒简介甚至连一眼都没瞧过。后来他被征为博士。公开聚众讲学。弟子遍布四方。
中文名,三年不窥园。【用法】,作宾语。定语；用于处事。【近义词】,目不窥园。
成语简介。【注音】sān nián bù kuī yuán【典故】少治《春秋》。
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汉书·董仲舒传》颜师古注：“虽有园圃。不窥视之。言专学也。”【解释】指专心苦学。不受外界干扰。【用法】作宾语。定语；用于处事【近义词】目不窥园【成语示列】生专心笃学。三年不窥园。苏曼殊《焚剑记》【故事】一代儒学大师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
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废寝忘食。其父董太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让孩子能歇歇。他决定在宅后修筑一个花园。让孩子能有机会到花园散散心歇歇脑子。第一年。董太公一边派人到南方学习。看人家的花园是怎样建的。一边准备砖瓦木料。头一年动工。园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姐姐多次邀请董仲舒到园中玩。他手捧竹简。只是摇头。继续看竹简。
学孔子的《春秋》。背先生布置的诗经。第二年。小花园建起了假山。
邻居。亲戚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小伙伴们叫他。他动也不动低着头。在竹简上刻写诗文。头都顾不上抬一抬。第三年。后花园建成了。亲戚朋友携儿带女前来观看。都夸董家花园建得精致。父母叫仲舒去玩。他只是点点头。仍埋头学习。中秋节晚上。董仲舒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可就是不见董仲舒的踪影。原来董仲舒趁家人在赏月之机。又找先生研讨诗文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仲舒的求知欲愈见强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
法家等各家书籍。终于成为令人敬仰的儒学大师。
董仲舒简介。【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
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
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成语故事】西汉时期，广汉学者董仲舒年少时读书非常刻苦，经常是夜以继日地读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他三年没有进过一次花园，甚至连一眼都没瞧过。后来他被征为博士，公开聚众讲学，弟子遍布四方。
成语简介
【典故】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汉书·董仲舒传》颜师古注：“虽有园圃，不窥视之，言专学也。”
【故事】一代儒学大师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废寝忘食。其父董太公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为了让孩子能歇歇，他决定在宅后修筑一个花园，让孩子能有机会到花园散散心歇歇脑子。
第一年，董太公一边派人到南方学习，看人家的花园是怎样建的，一边准备砖瓦木料。头一年动工，园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姐姐多次邀请董仲舒到园中玩。董仲舒简介他手捧竹简，只是摇头，继续看竹简，学孔子的《春秋》，背先生布置的诗经。
第二年，小花园建起了假山。邻居、亲戚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小伙伴们叫他，他动也不动低着头，在竹简上刻写诗文，头都顾不上抬一抬。
第三年，后花园建成了。亲戚朋友携儿带女前来观看，都夸董家花园建得精致。父母叫仲舒去玩，他只是点点头，仍埋头学习。中秋节晚上，董仲舒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可就是不见董仲舒的踪影。原来董仲舒趁家人在赏月之机，又找先生研讨诗文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仲舒的求知欲愈见强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家书籍，终于成为令人敬仰的儒学大师。
董仲舒简介
董仲舒 篇2
汉初统治者信奉以“无为”“清静”为宗旨的黄老之术, 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和积累, 促进了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 到汉武帝时发展到鼎盛阶段。但黄老之术的无为放任, 也造成了新的社会弊病, 主要表现如下:
1. 西汉官吏和诸侯王骄纵不法日甚一日
西汉有记载的官吏犯法服罪的记录, 集中在《汉书》《史记》的有关“表”中。将这些分散在表中的案件集中, 有学者曾经做过以下统计:“在《百官表》中列名为垂相的共四十二人, 其中因罪而自杀者三人, 下狱者四人, 因罪或其他理由被罢免者十四人, 在垂相位莞者十八人, 以老病而被免者仅三人。御史大夫, 即居于副垂相之位者共六十六人, 有罪免, 病免者共十五人, 有罪而死者八人, 下狱者一人, 在位而卒者八人, 不明者六人, 包括左迁在内的转任者二十七人, 以老病被免者仅一人。”此统计结果是建立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基础上的, 颇具权威。同时, 《汉书》也为我们提供了西汉不同时期官吏犯罪的大量案例, 虽然记述非常简略, 但更为全面地勾勒出西汉官吏犯罪案件执行的整体趋势。 (见下表)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 汉前期高级官吏犯罪几乎是零, 而诸侯王犯罪数量稳步上升, 即使到了武帝时代, 官吏犯罪数量有所上升, 但也无法和诸侯王犯罪数量相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社会矛盾转移的历史过程。汉初, 中央皇权与地方诸侯王矛盾冲突剧烈, 一方面, 中央要找各种借口削藩, 另一方面, 地方诸侯王及其下属官吏也骄纵不法, 两方面的合力, 造成了汉前期诸侯王犯罪数量占大头的局面。到武帝时期, 武帝对诸侯王问题作了大幅度的清算, 使诸侯王势力受到极大打击, 一直到西汉灭亡, 普通行政官吏犯罪案件成为主流。
2. 侵扰相威的匈奴威胁着汉王朝的政权
公元前199年:壬寅, 汉高祖刘邦八年, 汉高祖刘邦与匈奴冒顿单于之间爆发“汉匈平城、白登之战”, 匈奴发动攻击代邑之战。
公元前182年:己未, 汉高后吕雉称制六年, 匈奴发动侵扰西汉之战。
公元前177年:甲子, 汉文帝刘恒前元三年, 西汉与匈奴之间爆发“高奴之战”。
公元前148年:癸巳, 汉景帝刘启中元二年, 匈奴军臣单于发动攻击西汉边地之战。
从汉高祖到汉景帝期间, 主要是恢复封建秩序, 医治战争创伤, 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 以缓和阶级矛盾, 恢复和发展生产, 因此有了“文景之治”的局面。到汉武帝时期, 内忧外患威胁着汉王朝的统治, 要巩固现有成果, 黄老之术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 帮助统治者站在正统的立场上来消除内忧外患。而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在这时应需而生, 是西汉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
二、汉武帝需要董仲舒
汉武帝是一个有抱负的皇帝, 他要干一番事业, 光靠无为思想已不再适合时代的要求。所以, 汉武帝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全面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以及维护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有力理论体系。元光元年 (公元前134年) , 汉武帝在主导了对汉帝国的政治控制权力后, 进行了两次诏举贤良。
当刘彻初次召见董仲舒时就对他说:“今朕获承宗庙, 夙兴以求, 夜寐以思, 若涉渊水, 未知所济。”“任大守重, 夙夜不宁。”刘彻向董仲舒提出的问题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 上参尧舜, 下配三王?”“欲闻大道之要, 至论之极。”“子大夫其尽心, 莫有所隐, 朕将亲览焉。”由此可见, 武帝当时所欲求解的, 不只是某些具体的政策措施, 而是带规律性、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和指导战略。也就是要寻找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历史教训, 又能解决现实问题, 从而保证未来稳定和繁荣的长治久安之道。
董仲舒早年刻苦研读儒家经典, 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引刘歆评价为:“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 六经离析, 下帷发愤, 潜心大业, 令后学者有所统壹, 为群儒首。”从这里可以看出, 董仲舒继承和综合了儒家的学说, 并将其理论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董仲舒在此期间曾以贤良的身份上书回答汉武帝的垂询, 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这就是董仲舒留下的著名的“天人三策”, 其阐述了五大关键问题, 引发了汉武帝的兴趣。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 (1) 建立明堂礼制, 约束贵族行为; (2) 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 从民间选贤良, 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 提出一套天人学说, 用以约束警策皇帝; (4) 限制豪民占田, 节制土地兼并; (5) 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 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对董仲舒的对策刘彻极为重视, 他懂得, 一个国家要走向强盛, 首要的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建立牢固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和内部团结, 必须抑制豪强兼并, 也必须构建一套传承有序的政治意识形态。董仲舒提出的政治思想, 正是实现汉武帝政治意图的最佳工具, 所以, 尽管汉武帝不是非常喜欢董仲舒本人, 但对他的理论却推崇备至, 不遗余力进行推广。
三、董仲舒的政治思想
董仲舒先后吸取了秦法家、墨家、阴阳家、道家等学派的思想, 融进儒家派思想, 形成适应汉代社会需要的新的学说体系, 这就是汉代新儒学, 实质是汉代当时的儒学现代化。董仲舒作为一个思想家, 他提出的政治思想, 神化了儒家思想, 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对我国封建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皇权的巩固与制约
君主一旦产生, 政治思想家就试图论证它存在的合理性, 为其至上的权威寻找理论上的根据。汉武帝也需要新的政治学说来构建统治。鉴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 决定了神圣的君权不会是人间的产物, 必定来自世外的神力, 这就是“君权神授”。为了论证君主的权威, 董仲舒确立了天的至上地位, 把天视作最高的神:“天者, 百神之君也。” (《春秋繁露·郊义》) “天者, 百神之大君也。”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四) 天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因此, 他特别强调对天的尊重。在天的基础上提出皇权的思想, 具体体现在:首先, 他认为君主是上天之子, 尊崇上天, 就是尊崇国君。尊崇上天是君权至上的前提。其次,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反复表明君在一国中的地位, 他把王放在天的下面, 认为“王者欲有所为, 宜求其端于天”。也就是从法家“为统治而统治”的思想中, 回到“为人民而统治”的思想上来。保障人民的生存便是政治的主要任务。再次, 他强调“屈民而伸君, 屈君而伸天”, 即:民的地位本是屈, 君的地位本是伸。就是说臣民要绝对服从君主, “君为臣纲”, 而君主要绝对服从“天”的意志, 如果君主有错误, “天就会以阴阳灾异”来给予警戒、惩罚。董仲舒的皇权思想有助于巩固国家统一, 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君主权力的过度膨胀。
2. 中央与诸侯的关系
面对西汉中央与诸侯的关系, 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统”。“大一统”是在继承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虽然先秦儒家已有了“大一统”的观念, 却没有形成系统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并将之发展成一套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政治理论。“大一统”的概念是《春秋公羊传》首次提出的, 在《春秋公羊传》的基础上, 董仲舒将“大一统”思想阐述为“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道, 古今之通谊也”。即:大一统成为了历史发展必然的规律。而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包括两方面:一是政治上的统一;二是思想的统一。政治上的统一即加强中央集权制, 思想的统一指独尊儒家学说。此外, 在经济方面, 地方封建势力的发展促使地主土地兼并情况的加剧, 董仲舒主张限田, 就是按人口规定占田数量。
在董仲舒所生活的时代, 中央集权政府同封建割据势力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大一统的主张可以强化封建政权的统治。这种大一统的信仰一旦确立, 便成为汉中央不断削弱封国, 加强中央对民口土地直接控制的源源不断的意识源泉。 (陈祖怀:《董仲舒思想文化与西汉中前期的政治变革》, 《史林》2007年第6期, 第119页)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是对先秦以来要求统一思想的总结。
3. 政治改革思想
依董仲舒所说“天不变, 道亦不变”“继治世者其道同”, 其中的“道”论, 一方面承认有不变之常“道”, 另一方面又极力宣扬“继乱世者其道变”, 即“继治世者”的制度也需要变。他的“道”论包含有丰富的政治变革思想。
一方面, “道”就是适宜的政治统治基本规律, 它的具体内容则是封建仁义道德和各项制度, 而中心内容则是“王道之三纲”。董仲舒认为, 在治世时代, 以伦理道德为主要特色的“王道”是相互一致的, 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另一方面, “道”, 主要是指纲常伦理之“道”, 而并不包括“圣王时代”的一切制度。在董仲舒看来, “圣王时代”是一个道德高尚、风俗纯美的时代, 因而纲常伦理之“道”无须变, 而“圣王时代”的制度之“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王朝的更替, 还是需要有所改变。如:新朝天子即位时, 必须“改正朔、易服色”, 重新受命于天。
此外, 董仲舒清醒地认识到革除官场上的不正之风是吏治改革思想的核心, 并提出整饬吏治应从三方面着手: (1) 要改变选官制度, 废除“任子”和“赀选”制。他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 又以富訾, 未必贤也。” (2) 要“求人”, 做好“选吏”“训吏”“察吏”“恤吏”的工作, 规范和健全官吏的选拔、培训、考核、奖惩等制度。 (3) 强调君主要以身作则。他说:“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也就是说, 欲求政治清明、百官清廉, 君主必须率先垂范, 为天下做出榜样。
4. 对待匈奴问题
对比西汉与匈奴当时的力量, 想要通过战争的办法彻底解决与匈奴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于是, 高祖刘邦采取刘敬的“和亲”政策, 以医治战争创伤, 稳定国家政治局势, 恢复生产。
到了汉武帝时期, 面对匈奴的问题, 董仲舒个人的见解为:“仁义能够感动君子, 利益能够鼓动贪婪的小人, 像匈奴人那样的, 是不能用宣教仁义来使他们明白的, 只能用厚利金钱使他们高兴, 和他们向天发誓, 结下盟约。所以应该多送给他们金银财物以消解他们凶暴的攻击意识, 与他们对天盟誓从而来使双方缔结的盟约更牢固, 让单于的爱子来汉朝作人质从而使他们决心侵犯我们时有所顾忌, 即使匈奴想要辗转边塞, 攻击汉朝, 也会让他们明白这样做既要失去金钱厚利, 还会欺骗上天、爱子会被杀死, 从而无法举措。为向匈奴送礼而征收的钱财, 比不上出动三军征伐匈奴而花费的军费多, 防御匈奴坚固的城郭的效用, 与派遣行为贞正的人与匈奴订立的盟约的效用也没有什么两样。使匈奴的骑兵不再窥视入侵汉朝的长城, 刀枪弓箭不再在中原大地流行, 对于天下的人们来说不是很便利的事情吗?” (见董仲舒《论御匈奴》)
董仲舒对待匈奴的措施与当时情势相比较就会知道是不合时宜的。首先, 汉武帝时, 匈奴的单于总是扣留汉朝使者作为报复, 他们怎么肯把自己的爱子交给汉朝作人质呢?其次, 如果不能做到让匈奴人来作人质, 和亲联盟就是白纸一张, 这就承袭了汉文帝过去做过的已经后悔的事情, 重犯汉文帝过去犯过的错误, 而助长匈奴没完没了的欺诈行为。再次, 如不选拔能够保卫边境的武士驻守在边境上的城池, 不修建亭障, 不准备保卫边塞的手段, 只凭借一味地向百姓横征暴敛, 拿剥夺的百姓的财产去贿赂匈奴, 这样会阻止匈奴人不入侵吗?这是不现实的。
综观汉武帝时期的社会背景来考虑董仲舒的政治思想, 董仲舒的思想, 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 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 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 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 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摘要：董仲舒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之一, 他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出现是西汉社会发展及统治者需求的必然, 他在西汉的背景下提出的政治思想理论, 直接继承于先秦儒家, 同时吸纳、融合了诸子百家, 如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这一理论,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需求, 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 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 不仅对汉代政治取向和政治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而且对汉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董仲舒,政治思想,大一统,皇权,政治改革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2]魏文华.董仲舒[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
董仲舒论为官 篇3
董仲舒自幼聪颖、勤奋好学，以至学通五经、义兼百家。汉景帝时任博士，开堂讲学、广授弟子。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及兴太学、重选举等建议，对汉代政治、文化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一生著述颇丰，流传下来的有《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中的《举贤良对策》。
毋以日月有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汉书·董仲舒传》）
授人以官时，不要根据当官时间的长短，而应该根据每个人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德行和才能来任职，量度他的才能授予他官职，根据他的德行决定他的位置。如此，就能做到清廉者与无耻之徒不同路，贤能者与不肖之徒不会混在一起。
选人用人导向犹如风向标，有什么样的考核标准，官员就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董仲舒认为，选官不应论资排辈，而应注重才德，这样才能有助于裁汰庸官，净化官场环境。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 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上天生养百姓，并不是为了君主，但上天设置君主，却是为了百姓。所以，德行足以使百姓生活安乐的，上天就会赋予他君主的位子；恶行足以伤害百姓的，上天就会将他君主的位子夺去。
“伸天仁民”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特色，他强调民本，较早地提出了关注民生、执政为民的主张。坚持民本理念，增强为民意识，永葆公仆本色，是现代从政者应有的执政理念。
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官职不废，虽有愚名，不加之罚。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春秋繁露·考功名》）
有功劳的人要奖赏，有罪过的人要处罚，功劳大的奖赏多，罪过大的处罚重。对不能建立功勋的人，即使有贤能的名声，也不应该对他进行赏赐；对尽职尽责的人，即使有为人愚钝之名，也不应该对他进行处罚。也就是说，赏罚的施行要依据为政处事的实效，而不能只根据他的名声。
奖功惩过、赏罚分明，是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体现。通过赏功罚过可以树立典型、弘扬正气，鼓励先进者再接再厉，敦促后进者见贤思齐，从而营造履职尽责、务实创新的政治氛围。
君民者，贵孝悌而好仁义，重仁廉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管理百姓的人，要以孝悌为贵并讲求礼仪，要重视仁爱廉洁而轻视财货私利。为官者如果切实做到了上面几点，则百姓就会听从官吏并多行善举。
为官者的道德人格对社会廉洁清明的风气以及和谐安定的局面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要“自厚其德”，注重加强道德修养，并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汉书·董仲舒传》）
汉朝建立政权并且想把国家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如今，我们不如回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有利于更好地治理国家，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上说：“适合于民，适合于人，就会得到上天给予的福禄。”为政措施能适合百姓的需求，自然会得到上天给予的福禄。
个人苟安一时，将使自身缺乏进取，陷入沉沦；国家墨守成规，将使国力衰疲，积贫积弱。大胆革新，与时俱进，才是国富民强的动力和手段。而革新的最终目标则是满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人类诞生之后，就产生了义与利的观念，“利”用来滋养人的身体，“义”则用来滋养人的内心。内心得不到“义”的滋养就不会快乐，身体得不到“利”的滋养就不会安适。
对义与利关系的思考，不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今年7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韩国首尔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只有仁德而没有智慧，那么在施爱于人时就不能分辨好坏；只有智慧而没有仁德，那么智慧就不能发挥大的用处。所以仁者怀抱仁爱感化别人，智者利用智慧辨析利害。
从政者完美人格体现于仁与智的统一。关于这一思想，董仲舒还以“操利兵”“乘良马”的生动比喻，作了分析。没有仁，只有智，就犹如“狂而操利兵”，容易做出坏事来；没有智，只有仁，就会像“迷而乘良马”，达不到目的。
董仲舒经济思想研究上 篇4
[内容提要]董仲舒经济思想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义利论、等级经济关系论、仁政思想。在义利论方面，董仲舒所言“利”是指一般、普通的物质利益，且有公私之分，并重义轻利;在等级经济关系方面，董仲舒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合”不是“争”，并规定了“三纲”，以约束人们不道德和非法的求利行为;在仁政思想方面，董仲舒主张“不与民争利”，他系统论述了政府及其官员“与民争利”的各种表现和反对“与民争利”的经济原因、道德依据，并提出了“行仁政”的具体办法。这些理论都是围绕着他的“大一统”社会理想而展开的，大一统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统一，“推明孔氏，抑黜百家”，适应了当时巩固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和历史发展趋势。
[关键词语]大一统;义利论;等级经济关系;仁政
“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直是与“财富”、“生产”、“生产关系”等概念本身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联系在一起的。而与此不同，中国儒家谈论经济问题，是将其置于社会的伦理关系之下，它不是从纯粹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仁、义，从人伦、等级的角度去谈物资财富的占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问题。因此儒学中的经济思想实质上是一种伦理经济思想。西汉中期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的这一传统，首次对伦理经济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了富有深意的见解。
董仲舒的经济思想归纳起来有义利论、等级经济关系论和仁政思想三个方面。这些理论都是围绕着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目标而展开的。
一、董仲舒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他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的宗师，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春秋繁露・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以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他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的，它立足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虽然董仲舒社会理想的基础是现实社会，但他从不盲目赞扬现行的社会制度，而总是以理想社会的标准来批评和要求改进现行制度。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大一统是他所述《春秋》的根本含义。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春秋》最重“元”，“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元”就是大一统的开始，并且还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重政》)，因此他希望汉武帝是圣人，能成就建立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功业。大一统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的统一。董仲舒在他的贤良文学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儒学便从此成为官学，上升到至尊的地位。
董仲舒提出这项建议并且被采纳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历史上看，秦统一中国后，本应及时放弃战时的法家思想，而采用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社会安定的儒家思想[1]，但秦始皇没有这样做，相反却焚书坑儒，而终不能解决巩固统一封建国家、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教训董仲舒是清楚的，因此他常用类似于“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货志上》这种委婉言辞来提醒当世的统治者。
从现实情况来看，正如他自己所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由于理论基础不统一，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如此社会怎能安定，政权怎能巩固呢?因此治国之君必须掌握统一学说，使“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言，而法变可明，民之所从矣“(《董仲舒传》)。
在表面上看来，法家是反对言论教化的，因其会使“其君赣谒担其官乱于言”(《商君书・农战》)。但法家没有预想到，如果言论一律，就可避免君臣嘎摇⒛衷一是
董仲舒的君主立宪制 篇5
东周数百年，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统治者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诸侯便逐鹿中原，僭位而上，在一场接力赛中夺取合法性的火炬。这时的诸侯接力赛，还都是贵族与使君的游戏。选手的起码参赛资格就是公、侯、伯。也就是必须拥有那种源自血统、”经过努力也无法达到的权力”（遇罗克）。至于草莽英雄，最多只能择梧而栖。换句话说，那是政治局委员们对于常委名额和总书记宝座的争夺。
但在秦亡之后，经过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当陈胜敢于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项羽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心，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这是一个在欧洲要晚上一千余年才可能发生的变化。贵族封建制下的”合法性”已经被彻底打破了，古老的神权政治和源远流长的血统被中断。当出身平民的刘邦一统天下时，汉帝国的政权面临两个上层建筑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既然血统与政统合而为一的局面已经结束，既然一个平民也可以凭借时势将具有神圣来历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那么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到底从何而来？天下将如何跪拜在草民刘邦的脚下、而有高山仰止之感。除了暴力与铁血，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加冕？平民出身的汉帝国必须解决一个悖论：我夺取天下是天经地义的，我的政权神圣无比，但是，GAME IS OVER，你们再也不能这样了。你们不能够学我，你们再来搞我就是大逆不道！换句话说，既要证明一个现有的非贵族政权的合法性，又要堵住后来人的蠢蠢欲动。
第二、在贵族封建制下的人主，受着分封制下诸侯与各级封君的`制衡。强大的地方自治既是对君权的限制，又是惹起战端的祸根。所以秦始皇不喜欢，要废封建、置郡县，将地方官员釜底抽薪，使其成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体系中的寄生虫，或者叫螺丝钉。让他们的物质享受仅仅与他们的职位而不是与他们的独立人格相连。这样就变为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主义（emperorism，李慎之先生杜撰之名词）。然而始皇帝作为第一个独裁者，对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还没有拿捏的分寸，未免得意忘形，过犹不及。以致帝国早夭，天下沸腾。因此汉帝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重新树立合法性之后，又如何在一个非贵族的官僚体制中解决去君权的无限膨胀和肆无忌惮？
所有的问题加起来，只有一个。
就是亟需一种可以自圆其说、可以深入灵魂、可以又辩证又统一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董仲舒最终成为几乎所有春秋时期思想资源的集大成者，他像比尔盖茨一样以儒家为蓝本，运用化功大法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精华熔为一炉。然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慢慢将经他之手神秘化、宗教化的儒家之道，变成了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大脑里的操作系统。董先生成功解决了上述技术难题，使一个皇权官僚体制历时两千年，弥久而更新，为金观涛先生所言”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打下了最为显要的地基。
既然是所谓”皇权专制主义”，什么样的改革可以使得这一皇权官僚政体摆脱秦朝的覆灭悲剧，而居然坐大，成为一个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梦寐以求而求不得的”千年王国”呢？
倘若仅仅在于专制加上以德治国，是不够的。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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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的无耻文人之董仲舒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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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 篇6
说董仲舒无耻，不是说他的个人品行，《史记》中说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又说他“为人廉直”，倒是个规矩的人，这一点还是远远好于其前辈叔孙通的，《汉书董仲舒传》对他的生平介绍也全是照抄《史记》的，没有别的看法，我们后人当然也只能这么说了。
我说他无耻是指他的遗毒后世。也就是《汉书》中的“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个观点或者说国策正是他推荐给汉武帝实施的`。罢黜百家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得二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再也没有新思想产生，老是在不停的反刍咀嚼一本《论语》，把儒家的残羹冷炙吃了屙，屙了吃。而独尊儒术虽然奴役压制百姓成功，却并没有使国家强盛起来，其实儒家在个人修身方面或许有一点作用，用于治国实在是勉为其难，并不是个好东西，汉武帝实行这个政策后，汉从此就走向了衰落的局面，后来门阀制度的产生更是它造成的恶果，而且后来宋明两朝重儒的结局，更是证明了儒家治国的失败，我在《儒家的倒行逆施》一文中就曾说过。其实这一点庄子早就说过了，《月去箧》一文讲的就是这个。而它更大的疑祸还不仅是不能强国，而是给这个民族培养出了奴隶或奴才的性格，民弱而国能强的例子还没听说过，没有人会看得起一个奴才，西方国家看不起你你还别不服气，强国梦做做还可以，要想实现谈何容易?
这样一个既不能强国，也不能强民，也没给自己带来好处，并且遗害百世的国策，你提出来并且还说服皇帝实施，损人而不利己，这就是无耻，而且愚蠢。而且儒家思想也盛产这样的蠢才，董仲舒也是其中之一。其实，汉自文景以来，儒家已经凋零了，说明它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了，再出来弄它本生就是顽固，倒退，董仲舒还研究阴阳、道家的学说，用这些东西来改进儒家，反而把原来孔孟的一些积极的东西弄丢了，狗尾续貂而已。刚这个你也许不承认他愚。后来他又发明了求雨的方法，用妇女求雨，具体是怎么做，说法不一，但司马迁说很灵验，但以科学的道理分析，只怕未必，司马迁未必亲自试验过。他还著了一本关于灾异的书，估计也不灵验准确，因为连他的弟子都笑其很愚蠢，这还让他住进了牢房，还差点被处死，以后他自己也再不敢说灾异的事了，看来说他蠢的并没有错。
董仲舒礼乐思想的“民主”色彩 篇7
关键词：董仲舒,礼乐,天人感应,儒家
礼乐制度为西周时期周公所创, 强调的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 行为举止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 不得僭越。这套制度的建立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一直被后世推崇。春秋战国时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遗余力地恢复礼乐制度, 以图实现“天下大治”。虽然未能如愿, 但在客观上反映了在阶级统治下施行礼乐制度的必要性。到了汉代, 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 在礼乐问题上他融入了神秘主义的元素, 从而使他的礼乐思想更有时代性, 更具“民主”色彩。说它具有民主色彩是因为他的学说相对于先秦儒家更有效地劝诫了统治者, 使统治阶级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顾忌。他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说“天地人, 万物之本也。天生之, 地养之, 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 地养之以衣食, 人成之以礼乐, 三者相为手足, 不可一无也。”意思是说天地人, 是万物的根本。天生长了人, 地抚育了人, 人成就了自己。天赋予了人孝悌的品质, 地提供给人衣食, 人用礼乐成就了自己, 这三者相互依存, 合成一体, 缺一不可。在此董仲舒基本继承了先秦儒家的礼乐思想, 强调治国与礼乐教化之间的关系。此外, 他还说“道者, 所繇适于治之路也, 仁、义、礼、乐, 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 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 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道之大原出于天”, “圣人法天而立道”。其实这就是说仁义礼乐都是圣人实行王道的工具, 而道原出于天, 所以施行礼乐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先秦儒家从“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角度劝诫统治者施行礼乐, 而董仲舒直接将其定性为“天意”。整个汉代社会都弥漫着信鬼神、崇神仙的风气, 汉武帝一生都热衷于封禅和成仙, 在这种背景下董仲舒的学说无疑更有说服力。
董仲舒在阐述实行礼乐的同时也提出了“功成作乐”的观点, 他认为王者授命于天, 就必须改变旧的制度, 以表示他是承授天命而不是因袭前王, 而音乐暂时是不属于改制范畴的。新王朝建立之初用以表示的依然是前朝的礼乐, 因为音乐是为了表示天命的, 所以新王朝的统治者只有用新的制度成功治理社会之后, 才能顺应民心制作新王朝的音乐, 以表彰统治者自身的功绩。“王者未作乐之时, 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 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 雅颂之乐不成, 故王者功成作乐, 乐其德也。”在《楚王篇》中也论述了该观点, “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 乐为应人作之, 彼之所受命者, 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 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中, 所以见天功也。”很明显, “功成作乐”这个观点是限制王权, 使王有所作为的一个重要举措。董仲舒充分肯定了王应该作乐, 但是作乐的前提是新王朝的统治者用新的制度成功治理社会之后, 国泰民安, 社会安定有序才能作新乐, 以彰其德。以王的功德为乐, 新乐比先王之乐更能宜于世, 更适合教化民众。这在他的礼乐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在此以制作新乐为突破口督促王者应有作为, 而且必须有作为, 这是对限制王权的有益探索。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哲学体系的核心, 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是“灾异谴告”说, 认为统治者的政治得失与自然灾害有因果联系。一是“天人同类”说, 认为天与人是同类, 天人之间能互相感应。这些在他的礼乐理论中均有体现, 他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政, 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 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 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 淫佚衰微, 不能统理群生, 诸侯背畔, 残贼良民以争壤土, 废德教而任刑罚。”, 同时他还将音乐与阴阳五行结合起来, “王者与臣无礼, 貌不肃失敬, 则木不曲直, 而夏多暴风。风者木之气也, 其音角也, 故应之以暴风。王者言不从则金不从事而秋多霹雳, 霹雳者, 金气也, 其音商也, 故应之以霹雳……”。以五音与自然之五行及人的貌、言、视、听、心相比附, 认为君主的貌、言、视、听、心能决定金、木、水、火、土的状态, 使之产生相应的变化。天是有感情、有意志的, 天会根据统治者的治理情况而呈现祥瑞或者降下灾害, 这实质反映了神秘主义思想在音乐问题中的体现, 更是对君王有没有天功的一种检验。至此, 在董仲舒的礼乐体系中, 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构建完成——王者必须施行礼乐, 因为施行礼乐是天意。但是在自己没有功德之前只能采用前朝的礼乐, 只有自己建功之后才能做新乐, 新乐更能“宜于世”, 而衡量有无功德的标准就是天降灾异还是呈现祥瑞。出现自然灾害很多时候不是人能控制的, 董仲舒将它与政治联系起来, 无异于时时提醒统治者要顺天应时, 勤政爱民。
在中国, 君权神授的观念在统治阶级中可谓根深蒂固,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历代帝王均宣称自己是奉天的旨意来治理国家。据记载, 夏代奴隶主已经开始假借宗教迷信进行统治。《尚书·召诰》说:“有夏服 (受) 天命。”这是君权神授最早的记载。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 在中国古代社会, 帝王的权力无限大, 一人贤明与否往往关乎一个国家的兴衰。在汉代大一统政治种背景下, 董仲舒的学说找到了一条切合实际的“限王权”道路, 其意义深远, 所以说董仲舒的礼乐思想蕴含着“民主”色彩。
参考文献
[1]、陈四海,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2]、班固, 《汉书》[M], 中华书局2007年版
[3]、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M], 中华书局1992年版
[4]、王永祥, 《董仲舒评传》[M],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高考”路上的董仲舒 篇8
公元前178年11月的一天，原本朗丽的天空突然阴沉下来，阴风四起、愁云密布。正在处理国事的汉文帝急忙来到室外，但见天空一轮红日已被“天狗”吃掉大半。深信这是因为“人主不德，布政不均”而遭来“天象示警”的汉文帝发布诏命，令各级地方官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这就是延续了整个两汉王朝四百多年的察举制度的开始。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由地方官员考察和举荐人才的制度，有效地打破了自夏商周以来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是考试。被举荐者只有经由皇帝亲自策问治国对策，才能被择优录取，这也能保证被选拔出来的人确有真才实学。
公元前140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甫一即位，便下诏举士，并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
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正是在汉武帝的察举中脱颖而出、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叫董仲舒，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早在汉景帝时期就已经是博士。不过，他懂得韬光养晦。因为汉景帝是一个崇尚“黄老之学”的君王，作为一个儒生，董仲舒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年轻的汉武帝却注定要做一个与父祖截然不同的君王。
这个时候的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整个国家达到了农业社会一个美好的极点：社会安定、百姓富足、国家欣欣向荣。然而，隐患却在无声无息地酝酿之中：外有匈奴虎视眈眈，内有同姓诸侯王之患。史学家班固在论及当时形势时说：“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之下，与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截然相反的，强调积极入世、“引君于道”，从而实现经世济民宏大理想的儒家思想，便有了用武之地。
面对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系统阐述了“天人感应”的主张，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成功地把儒家的价值观念与神性的“天”结合来，为“大一统”的皇权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证明。董仲舒的策论，史称“天人三策”。同时，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的策论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他将董仲舒封为江都相，辅佐易王刘非。根据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于长安设立“国立大学”——太学，更设五经博士，专门传授儒家经学。
董仲舒通过自己在“高考”考场上的优异发挥，为以后两千多年的“高考”制定了考试大纲。
虽然，有学者认为，董仲舒的主张范围局限于太学制度，即在太学的讲堂上，只能讲授孔子晚年整理的六经，不能涉及其他诸子百家。但并不是说，董仲舒主张以政府的力量来禁止“百家”在社会上的流通。
不过，在皇权主导一切的集权帝制时代，如果“国立大学”和皇帝亲自主持的察举考试，只允许“六艺之科孔子之术”，那么，其他的诸子百家还怎么可能有发展壮大的空间呢？
两汉的察举制度在隋唐之时最终被发展为科举制度。这个影响了中国1300多年历史的制度，和两汉的察举制度打破世袭制一样，在打破豪门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上曾起到过无比积极的作用。
皇帝在政治上垄断权力，儒家则在思想上实现了垄断。到宋代，科举考试的重点开始转向四书，而元、明两代开科取士都采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基础文本，程朱道学在元、明、清三代的科举中取得了“正学”的地位……
董仲舒 篇9
互联网+教育 董仲蠡
大家好，我是仲蠡，2014年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单位公费派我到商学院读书，走的时候，我在沈阳的火车站，跟我老婆说，我说老婆，你放心，一毕业我就回来，结果到了北京，我就变心了，不是因为我爱上了别的女人，是爱上了这里疯狂的创业环境。我读的是商学院，我感觉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大牛，张口融资闭口上市，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每一个人，都能下一分钟秒变马云、马化腾。
再看看网上那些传奇的创业者们，一个90后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创业不到半年，积累了200万用户，豪言要分一个亿的利润，给团队，不就是做了一个课程表吗？SO EASY！一个17岁的女孩，高一辍学开始创业，不到一年，公司估值6000万，6000万，不就是做了一个购物社交平台吗？SO EASY！还有一家互联网公司，搞金融的，创业21个月吸金740个亿，740亿呀，不就是一个借钱平台吗？SO EASY。这些就是天上掉的馅饼，我也想吃一口，我饿啊。
我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呢？是教育，我就做互联网教育，一个手机上可以学习的APP。我迅速算了一笔账，全国中学生有7000万，大学生有3000万，加一块，正好一个亿，一个亿里面只要有1/10的人使用我的APP，这就是1000万用户。你想想培训班那么贵，假设每个人少花一点，只花100块钱，这就是10个亿的收入，10个亿的流水，公司估值那不得至少100亿呀，我要发了，我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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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就开始迅速做课程，别人一个月做完的，我3天就做好，什么内容，根本不审核，什么教学逻辑，什么课程结构，我全都不管。总之就是要多，要快，要好看，课程上线之后，我更是开启了狂轰乱炸的宣传模式，什么朋友啊，家人啊，过去的学生，包括我支过教的学生，我统统都不放过。朋友圈，微博，我就是一顿转发，给我下载，给我点击，我要用户量，我要流水，我要成功，我要发财。
然而，3个月过去了，我的课程点击量，只有区区500次，500次是什么概念，平均一天就只有5次，其中有4次是我自己点的，我所期望的那种学习热潮啊，我所期望的供不应求，我自己给自己打的100亿的算盘，那些美妙的泡沫瞬间破裂。与此同时，资本和消费者也开始变得理性了，那个豪言要分一个亿利润给团队的，连毛都没见着；那个17岁辍学搞购物社交的，公司倒闭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最惨的，是那个搞互联网金融的，不但公司倒了，还因为非法集资，被调查了。“裁员”、“倒闭”、“融资难”这些成了2016年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关键词。
当时半夜12点多，我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我们面前是一堆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外卖的饭盒。我对自己说，算了，回家。正当我收拾东西准备关机的时候，突然弹出了一条课程评论，上面写道，小董老师您好，之前您来山区支教，来过我的新城堡小学，现在我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今天我用妈妈新买的手机，在网上看了您的课程，我觉得做得真好，我收获特别大，我会推荐给我的同学使用的，谢谢您小董老师。
一个我完全没有用心的，充满功利的残次品，在一个我支过教的学生看来，却是优质的课程，就在那一瞬间羞愧、悔恨、痛苦、无奈以及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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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愤怒，千百种感觉，向我袭来。我用后台系统查到了她的电话，给她打了过去。我完全忘了，已经是半夜12点多，对方是一个特别稚嫩的，充满睡意的女孩子的声音：喂，你好，哪位？
我哽咽在喉，我根本说不出话，而且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连对不起都说不出口。当年我去山区支教，我看到他们不仅是硬件的教学环境特别差，而且由于老师的水平有限，说实话，学生也听不太懂。几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共用一个老师，看到这种现象之后，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就告诉自己，这辈子我要做一件事儿，我要让这些山区的孩子，也能够上到最好的老师的课，让他们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我创业创了这么久，我居然忘了自己首先是一名老师，然后才是一名创业者。于是我开始沉下心来，重新组建团队，7-11，每天早上7点，晚上11点的工作，不求速度，不搞营销，只求质量，每一门课上线之前，我都要亲自检测，力求用同学们最能理解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学生说，看不到学习结果，我们就自动生成学习报告；学生说，我们希望找到一起同行的人，我们就给他组建群组，让他们在一个群里面，互相学习，互相监督。我不乱推广了，我不搞噱头了，慢慢来。就这样坚持了半年，有一天，我们技术同事，告诉我说，董老师我们现在这个APP已经上了苹果教育类排行榜的第15名，我们的用户量，已经突破了10万，我突然意识到我好久好久都没关注过数据这个事儿了，原来其实只要不跟风，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儿，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我们今天要感恩这个互联网时代，但是太多的人，尤其是创业者们，在这个互联网大潮当中，失去了自我。他们一味的跟风，已经忘了自己在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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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创业的时候，除了要追求个人的成功之外，我们还是要为这个社会，去做一点事情的。
今天我们说，是的，寒门难出贵子。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山区孩子来讲，教育、读书，依然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然而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他们从最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就处于劣势，贫穷从来就不是原罪，每一个孩子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我自认为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是教育这份事业，这辈子我做定了，谢谢大家！
教育的意义 董仲蠡
大家好，我叫董仲蠡，是一名英语培训师。我培训过的学员少说应该也有15万，我曾经教过考研全市第一的学生，每年听我的课而通过四六级的人数，那是不计其数。同学们都很信任我，爱戴我，叫我小董老师，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个称谓。
然而作为一名老师，我有的时候总有一些困惑，我讲的大多都是考试类的课程，大学英语四六级，考研英语等等。有一次我在讲四级翻译的时候，讲到林语堂先生如何翻译贾岛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讲到许渊冲先生如何翻译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讲到王佐良先生把Samuel Ullman的《青春》翻译成叫“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我不禁手舞足蹈，作为老师的那种自豪感爆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底下有一个女生直接质问我说，你讲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能提分吗？你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我自认也算伶牙俐齿，但是在那一刻我竟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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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她说的对，没用，不能提分。但是，亲爱的同学我并没有在浪费你的时间，因为刚刚那一刻，我不是在教你怎么考试，我是在做教育！作为一名老师，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我在课堂上，所传授的不仅仅是实用的知识，因为如果单纯只是拼知识，拼记忆，我们已经输了！
1997年，由美国IBM公司所开发出来的电脑深蓝，挑战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号称为人类尊严而战的卡斯帕罗夫，以一胜二负三平的战绩败给深蓝，当时就有人说这国际象棋太简单，看我们的围棋，博大精深变化无穷，你让计算机玩个围棋试试。二十年后的今天，就在今年的上半年，由谷歌所开发出来的人工智能程序，传说中的阿尔法狗，以4比1的战绩，完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九段。这场人机大战再次以机胜人败的结局告终，那真是啪啪打脸。人工智能，聪明过人；网络信息，知识过人；电脑反应，敏捷过人，我们现在已经听到了，有的家长有这样的言论，说你看现在这个语文历史网上信息都有，都能查得到根本就不用背，数学物理有人工智能根本也不用算，翻译软件越来越高级，外语也根本不用学。
教育，还有啥用？教育，还有啥用啊！是啊，教育它到底还有啥用？网上前段时间流行过一个段子，说我们之所以要多读书多受教育，就是因为当看到湖面上有一群鸟飞过的时候，我们能吟诵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在那吵吵，我去，全都是鸟！当我们去戈壁旅游骑着骏马奔腾之时，心中默念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而不是在那喊，唉呀妈呀都是沙子，快回去吧！当然这是一种调侃，但是不自觉间，就道出了教育的核心含义，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给人以知识，更是提高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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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群[演讲爱好者]456201164 《我是演说家》董仲蠡演讲稿全集 百度ID：爱2010级毕业生 的修为，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从而更好地认知自己并且不断地提升自己，我认为这是教育的核心目的，也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希望的明灯。
其实不仅仅是同学们，就我们老师也是一样的，因追逐名利而失去了自我，也开始变得浮躁。考试前我们押题，我们预测，考试之后我们又牵强地说我们押中了多少个题，有多少个同学因为自己的学习之后提高了多少分，营造出了一种老师高明，学生高超，家长高兴的其乐融融的假象。当年，我对研究考试技巧那也是乐此不疲，选项怎么选，同学们记好，三长一短选一短，三短一长选一长，齐头并进选2B，参差不齐选4D，对不对！同学们特别地买账，奉我为什么考神、偶像、人生导师。慢慢的，他们开始问我一些跟学习不直接相关的内容，老师我不太想工作，那个我看同学都去考研了，要不我也去考个研；老师我爸想让我出国，我妈有点担心，我自己也有点害怕，老师你说我是出国还是不出国；老师我本科学的是经济，硕士学的是环境工程，你说我毕业之后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老师，我以后应该做什么？这种迷茫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我们教了十几年，学生学了十几年，你们竟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西方的先贤们早就提出过哲学的三大终极问题，我从哪来？我是谁？我要去哪？我们之所以不知道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而这是教育的巨大缺失与悲哀。
自古强大的民族，都是重视教育的民族，以色列、德国、日本，这些国家的教育，是我们全世界学习的典范。以色列小学就开设宗教课；在德国中学生哲学是必修课；我们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们看到日本的大学生，除了要有繁重的学业之外，还要去参加茶道培训、艺术鉴赏这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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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行的一位老师，当时就问了一个特别经典的问题，这有啥用啊？那个日本的老师非常的淡然，说，这些活动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修心啊！才能更好地让同学们了解自己。是啊，不了解自己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将来要做什么，如果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国家与民族就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怎么会有在战火中依然强大的以色列？怎么会有在二战的废墟之上崛起的德国与日本？
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更是如此啊，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我们文化的源起，就已经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我们这个文化的精神图腾。而对于教育的执念，即便在最困苦的岁月，最艰难的日子里，总有人不抛弃，总有人把教育重新拾起、擦拭，奉还于我们的神坛！
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教育是什么，教育是社会良心的底线，是人类灵魂的净土，是立国之本，是强国之基。教育有啥用？教育就是帮助我们个人认知自己，帮助这个民族认知自己，我们才有可能掌握个人的命运，并且创造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作为教育者，作为受教育者，要始终谨记，教育、读书的终极目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所以下一次，我再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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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谢谢大家！
年轻人的担当
董仲蠡
大家好，我是仲蠡，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名英文老师，但是实际上我在学生的时候是不喜欢老师这个职业的，原因是因为我跟很多的学生一样不太听话。
初二的时候有一次上英文课，我们英文老师说，同学们记住了，这个英文当中的连词是不可以连用的，比如说有了because，就不能有so，有了although就不能有but。我当时就举手，老师说董仲蠡你有什么问题？我说那为什么会有not only but also呢？老师想了想，滚出去，就把我给撵出去了。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的，但是我相信各位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因为一个老师而喜欢，或者是讨厌一个学科。很不幸的就是，我上学那阵儿几乎讨厌所有的学科。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我们有些老师吧，打击学生的自信，压抑学生的天性，不仅不点燃火焰，还熄灭火焰，那家伙咵咵往冷水上泼。所以当初在接到某个著名教育培训机构的这个offer的时候，我不太想去，但这个时候父亲跟我说，儿子，你有口才英文也好，应该去做一名老师，去积极的影响更多的人。你不是瞧不起那些压抑学生天性的老师吗？你不是痛恨那些打击学生自信的老师吗？你不是厌恶那些不通情理的老师吗？那你就要去做一个点燃学生火焰的老师，因为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
我听了父亲的话做了教师这个行业，我的课堂上也会有像我当年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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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话的学生，甚至会问我一些我答不上来的问题，但每一次我都会真诚的告诉他：对不起我不知道，但是下节课我一定告诉你答案。而且我会把这个原则给他贯彻在我培训新老师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惩罚学生，这是最基本的师德。我发现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有机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去杜绝当年的那种不合格的老师的出现。
我终于明白父亲那句话，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当今社会其实很多人他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他选择了逃避的态度，而且认为这是君子所为，善莫大焉。我们在一些历史文学作品当中也能看到这样的影子，比如说陶渊明以桃花源作为自己的心灵寄托，并写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金庸笔下的那些大侠们，大都在武功大成之后选择了归隐，远离江湖，更不问庙堂。
然而我最喜欢的大侠就是郭靖，一介平民守襄阳古城，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终战死沙场。如孟子所言，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我觉得为国为民才是真正的侠之大者。当然这是小说里的人物，我们现实中也有这样的大侠。鲁迅，弃医从文，以笔为矛点醒国人；梁思成，克服万难保住了中国无数的古建筑；邓稼先，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厚条件，改写了新中国的核历史。
我们今天所要呼唤的并不是像杨过、张无忌这样的远离喧嚣的世外高人，而是像无数个郭靖、鲁迅、梁思成、邓稼先这样的，他们用入世的精神，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而这种入世的精神，才应该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读书人应该秉承的处世精神。
古今中外社会必然有它的阴暗面，我们看到很多人特别爱做键盘侠，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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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抱怨，抱怨社会不公，抱怨世态炎凉，抱怨人心不古。然而他们空有改变世界的欲望，却没有改变世界的行动。你问他，你说你为什么不去做呀？他说我不去趟那趟浑水。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水都清了，还要我们做什么呢？即使不是朗朗乾坤，即使不是昭昭日月，我们作为一个有担当的读书人，怎敢苟且偷安？更不能同流合污。
是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未来是由我们创造的，是由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人创造的。我们什么样，未来就什么样。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也是以一种入世的方式想去改变，哪怕改变的只是一点点。现在充斥的都是机场上的那种心灵鸡汤，厚黑成功学，要么是无病呻吟，要么就是凭空打鸡血，这些话我真的讲不出口，但是如果我选择了沉默，我就是把这个世界让给了我鄙视的人。
我们在哪里沉默，哪里就会变为谎言，我们在哪里发声，哪里就会有真诚的力量。我们要用这个舞台向世俗宣战，我们要发出的，是属于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我是演说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