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共6篇）
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 篇1
一、西汉社会的发展需要董仲舒
汉初统治者信奉以“无为”“清静”为宗旨的黄老之术, 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和积累, 促进了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 到汉武帝时发展到鼎盛阶段。但黄老之术的无为放任, 也造成了新的社会弊病, 主要表现如下:
1. 西汉官吏和诸侯王骄纵不法日甚一日
西汉有记载的官吏犯法服罪的记录, 集中在《汉书》《史记》的有关“表”中。将这些分散在表中的案件集中, 有学者曾经做过以下统计:“在《百官表》中列名为垂相的共四十二人, 其中因罪而自杀者三人, 下狱者四人, 因罪或其他理由被罢免者十四人, 在垂相位莞者十八人, 以老病而被免者仅三人。御史大夫, 即居于副垂相之位者共六十六人, 有罪免, 病免者共十五人, 有罪而死者八人, 下狱者一人, 在位而卒者八人, 不明者六人, 包括左迁在内的转任者二十七人, 以老病被免者仅一人。”此统计结果是建立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基础上的, 颇具权威。同时, 《汉书》也为我们提供了西汉不同时期官吏犯罪的大量案例, 虽然记述非常简略, 但更为全面地勾勒出西汉官吏犯罪案件执行的整体趋势。 (见下表)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 汉前期高级官吏犯罪几乎是零, 而诸侯王犯罪数量稳步上升, 即使到了武帝时代, 官吏犯罪数量有所上升, 但也无法和诸侯王犯罪数量相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社会矛盾转移的历史过程。汉初, 中央皇权与地方诸侯王矛盾冲突剧烈, 一方面, 中央要找各种借口削藩, 另一方面, 地方诸侯王及其下属官吏也骄纵不法, 两方面的合力, 造成了汉前期诸侯王犯罪数量占大头的局面。到武帝时期, 武帝对诸侯王问题作了大幅度的清算, 使诸侯王势力受到极大打击, 一直到西汉灭亡, 普通行政官吏犯罪案件成为主流。
2. 侵扰相威的匈奴威胁着汉王朝的政权
公元前199年:壬寅, 汉高祖刘邦八年, 汉高祖刘邦与匈奴冒顿单于之间爆发“汉匈平城、白登之战”, 匈奴发动攻击代邑之战。
公元前182年:己未, 汉高后吕雉称制六年, 匈奴发动侵扰西汉之战。
公元前177年:甲子, 汉文帝刘恒前元三年, 西汉与匈奴之间爆发“高奴之战”。
公元前148年:癸巳, 汉景帝刘启中元二年, 匈奴军臣单于发动攻击西汉边地之战。
从汉高祖到汉景帝期间, 主要是恢复封建秩序, 医治战争创伤, 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 以缓和阶级矛盾, 恢复和发展生产, 因此有了“文景之治”的局面。到汉武帝时期, 内忧外患威胁着汉王朝的统治, 要巩固现有成果, 黄老之术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 帮助统治者站在正统的立场上来消除内忧外患。而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在这时应需而生, 是西汉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
二、汉武帝需要董仲舒
汉武帝是一个有抱负的皇帝, 他要干一番事业, 光靠无为思想已不再适合时代的要求。所以, 汉武帝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全面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以及维护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有力理论体系。元光元年 (公元前134年) , 汉武帝在主导了对汉帝国的政治控制权力后, 进行了两次诏举贤良。
当刘彻初次召见董仲舒时就对他说:“今朕获承宗庙, 夙兴以求, 夜寐以思, 若涉渊水, 未知所济。”“任大守重, 夙夜不宁。”刘彻向董仲舒提出的问题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 上参尧舜, 下配三王?”“欲闻大道之要, 至论之极。”“子大夫其尽心, 莫有所隐, 朕将亲览焉。”由此可见, 武帝当时所欲求解的, 不只是某些具体的政策措施, 而是带规律性、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和指导战略。也就是要寻找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历史教训, 又能解决现实问题, 从而保证未来稳定和繁荣的长治久安之道。
董仲舒早年刻苦研读儒家经典, 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引刘歆评价为:“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 六经离析, 下帷发愤, 潜心大业, 令后学者有所统壹, 为群儒首。”从这里可以看出, 董仲舒继承和综合了儒家的学说, 并将其理论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董仲舒在此期间曾以贤良的身份上书回答汉武帝的垂询, 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这就是董仲舒留下的著名的“天人三策”, 其阐述了五大关键问题, 引发了汉武帝的兴趣。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 (1) 建立明堂礼制, 约束贵族行为; (2) 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 从民间选贤良, 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 提出一套天人学说, 用以约束警策皇帝; (4) 限制豪民占田, 节制土地兼并; (5) 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 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对董仲舒的对策刘彻极为重视, 他懂得, 一个国家要走向强盛, 首要的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建立牢固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和内部团结, 必须抑制豪强兼并, 也必须构建一套传承有序的政治意识形态。董仲舒提出的政治思想, 正是实现汉武帝政治意图的最佳工具, 所以, 尽管汉武帝不是非常喜欢董仲舒本人, 但对他的理论却推崇备至, 不遗余力进行推广。
三、董仲舒的政治思想
董仲舒先后吸取了秦法家、墨家、阴阳家、道家等学派的思想, 融进儒家派思想, 形成适应汉代社会需要的新的学说体系, 这就是汉代新儒学, 实质是汉代当时的儒学现代化。董仲舒作为一个思想家, 他提出的政治思想, 神化了儒家思想, 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对我国封建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皇权的巩固与制约
君主一旦产生, 政治思想家就试图论证它存在的合理性, 为其至上的权威寻找理论上的根据。汉武帝也需要新的政治学说来构建统治。鉴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 决定了神圣的君权不会是人间的产物, 必定来自世外的神力, 这就是“君权神授”。为了论证君主的权威, 董仲舒确立了天的至上地位, 把天视作最高的神:“天者, 百神之君也。” (《春秋繁露·郊义》) “天者, 百神之大君也。”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四) 天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因此, 他特别强调对天的尊重。在天的基础上提出皇权的思想, 具体体现在:首先, 他认为君主是上天之子, 尊崇上天, 就是尊崇国君。尊崇上天是君权至上的前提。其次,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反复表明君在一国中的地位, 他把王放在天的下面, 认为“王者欲有所为, 宜求其端于天”。也就是从法家“为统治而统治”的思想中, 回到“为人民而统治”的思想上来。保障人民的生存便是政治的主要任务。再次, 他强调“屈民而伸君, 屈君而伸天”, 即:民的地位本是屈, 君的地位本是伸。就是说臣民要绝对服从君主, “君为臣纲”, 而君主要绝对服从“天”的意志, 如果君主有错误, “天就会以阴阳灾异”来给予警戒、惩罚。董仲舒的皇权思想有助于巩固国家统一, 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君主权力的过度膨胀。
2. 中央与诸侯的关系
面对西汉中央与诸侯的关系, 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统”。“大一统”是在继承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虽然先秦儒家已有了“大一统”的观念, 却没有形成系统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并将之发展成一套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政治理论。“大一统”的概念是《春秋公羊传》首次提出的, 在《春秋公羊传》的基础上, 董仲舒将“大一统”思想阐述为“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道, 古今之通谊也”。即:大一统成为了历史发展必然的规律。而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包括两方面:一是政治上的统一;二是思想的统一。政治上的统一即加强中央集权制, 思想的统一指独尊儒家学说。此外, 在经济方面, 地方封建势力的发展促使地主土地兼并情况的加剧, 董仲舒主张限田, 就是按人口规定占田数量。
在董仲舒所生活的时代, 中央集权政府同封建割据势力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大一统的主张可以强化封建政权的统治。这种大一统的信仰一旦确立, 便成为汉中央不断削弱封国, 加强中央对民口土地直接控制的源源不断的意识源泉。 (陈祖怀:《董仲舒思想文化与西汉中前期的政治变革》, 《史林》2007年第6期, 第119页)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是对先秦以来要求统一思想的总结。
3. 政治改革思想
依董仲舒所说“天不变, 道亦不变”“继治世者其道同”, 其中的“道”论, 一方面承认有不变之常“道”, 另一方面又极力宣扬“继乱世者其道变”, 即“继治世者”的制度也需要变。他的“道”论包含有丰富的政治变革思想。
一方面, “道”就是适宜的政治统治基本规律, 它的具体内容则是封建仁义道德和各项制度, 而中心内容则是“王道之三纲”。董仲舒认为, 在治世时代, 以伦理道德为主要特色的“王道”是相互一致的, 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另一方面, “道”, 主要是指纲常伦理之“道”, 而并不包括“圣王时代”的一切制度。在董仲舒看来, “圣王时代”是一个道德高尚、风俗纯美的时代, 因而纲常伦理之“道”无须变, 而“圣王时代”的制度之“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王朝的更替, 还是需要有所改变。如:新朝天子即位时, 必须“改正朔、易服色”, 重新受命于天。
此外, 董仲舒清醒地认识到革除官场上的不正之风是吏治改革思想的核心, 并提出整饬吏治应从三方面着手: (1) 要改变选官制度, 废除“任子”和“赀选”制。他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 又以富訾, 未必贤也。” (2) 要“求人”, 做好“选吏”“训吏”“察吏”“恤吏”的工作, 规范和健全官吏的选拔、培训、考核、奖惩等制度。 (3) 强调君主要以身作则。他说:“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也就是说, 欲求政治清明、百官清廉, 君主必须率先垂范, 为天下做出榜样。
4. 对待匈奴问题
对比西汉与匈奴当时的力量, 想要通过战争的办法彻底解决与匈奴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于是, 高祖刘邦采取刘敬的“和亲”政策, 以医治战争创伤, 稳定国家政治局势, 恢复生产。
到了汉武帝时期, 面对匈奴的问题, 董仲舒个人的见解为:“仁义能够感动君子, 利益能够鼓动贪婪的小人, 像匈奴人那样的, 是不能用宣教仁义来使他们明白的, 只能用厚利金钱使他们高兴, 和他们向天发誓, 结下盟约。所以应该多送给他们金银财物以消解他们凶暴的攻击意识, 与他们对天盟誓从而来使双方缔结的盟约更牢固, 让单于的爱子来汉朝作人质从而使他们决心侵犯我们时有所顾忌, 即使匈奴想要辗转边塞, 攻击汉朝, 也会让他们明白这样做既要失去金钱厚利, 还会欺骗上天、爱子会被杀死, 从而无法举措。为向匈奴送礼而征收的钱财, 比不上出动三军征伐匈奴而花费的军费多, 防御匈奴坚固的城郭的效用, 与派遣行为贞正的人与匈奴订立的盟约的效用也没有什么两样。使匈奴的骑兵不再窥视入侵汉朝的长城, 刀枪弓箭不再在中原大地流行, 对于天下的人们来说不是很便利的事情吗?” (见董仲舒《论御匈奴》)
董仲舒对待匈奴的措施与当时情势相比较就会知道是不合时宜的。首先, 汉武帝时, 匈奴的单于总是扣留汉朝使者作为报复, 他们怎么肯把自己的爱子交给汉朝作人质呢?其次, 如果不能做到让匈奴人来作人质, 和亲联盟就是白纸一张, 这就承袭了汉文帝过去做过的已经后悔的事情, 重犯汉文帝过去犯过的错误, 而助长匈奴没完没了的欺诈行为。再次, 如不选拔能够保卫边境的武士驻守在边境上的城池, 不修建亭障, 不准备保卫边塞的手段, 只凭借一味地向百姓横征暴敛, 拿剥夺的百姓的财产去贿赂匈奴, 这样会阻止匈奴人不入侵吗?这是不现实的。
综观汉武帝时期的社会背景来考虑董仲舒的政治思想, 董仲舒的思想, 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 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 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 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 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摘要：董仲舒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之一, 他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出现是西汉社会发展及统治者需求的必然, 他在西汉的背景下提出的政治思想理论, 直接继承于先秦儒家, 同时吸纳、融合了诸子百家, 如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这一理论,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需求, 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 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 不仅对汉代政治取向和政治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而且对汉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董仲舒,政治思想,大一统,皇权,政治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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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 篇2
[内容提要]董仲舒经济思想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义利论、等级经济关系论、仁政思想。在义利论方面，董仲舒所言“利”是指一般、普通的物质利益，且有公私之分，并重义轻利;在等级经济关系方面，董仲舒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合”不是“争”，并规定了“三纲”，以约束人们不道德和非法的求利行为;在仁政思想方面，董仲舒主张“不与民争利”，他系统论述了政府及其官员“与民争利”的各种表现和反对“与民争利”的经济原因、道德依据，并提出了“行仁政”的具体办法。这些理论都是围绕着他的“大一统”社会理想而展开的，大一统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统一，“推明孔氏，抑黜百家”，适应了当时巩固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和历史发展趋势。
[关键词语]大一统;义利论;等级经济关系;仁政
“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直是与“财富”、“生产”、“生产关系”等概念本身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联系在一起的。而与此不同，中国儒家谈论经济问题，是将其置于社会的伦理关系之下，它不是从纯粹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仁、义，从人伦、等级的角度去谈物资财富的占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问题。因此儒学中的经济思想实质上是一种伦理经济思想。西汉中期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的这一传统，首次对伦理经济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了富有深意的见解。
董仲舒的经济思想归纳起来有义利论、等级经济关系论和仁政思想三个方面。这些理论都是围绕着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目标而展开的。
一、董仲舒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他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的宗师，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春秋繁露・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以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他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的，它立足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虽然董仲舒社会理想的基础是现实社会，但他从不盲目赞扬现行的社会制度，而总是以理想社会的标准来批评和要求改进现行制度。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大一统是他所述《春秋》的根本含义。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春秋》最重“元”，“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元”就是大一统的开始，并且还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重政》)，因此他希望汉武帝是圣人，能成就建立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功业。大一统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的统一。董仲舒在他的贤良文学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儒学便从此成为官学，上升到至尊的地位。
董仲舒提出这项建议并且被采纳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历史上看，秦统一中国后，本应及时放弃战时的法家思想，而采用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社会安定的儒家思想[1]，但秦始皇没有这样做，相反却焚书坑儒，而终不能解决巩固统一封建国家、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教训董仲舒是清楚的，因此他常用类似于“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货志上》这种委婉言辞来提醒当世的统治者。
从现实情况来看，正如他自己所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由于理论基础不统一，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如此社会怎能安定，政权怎能巩固呢?因此治国之君必须掌握统一学说，使“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言，而法变可明，民之所从矣“(《董仲舒传》)。
在表面上看来，法家是反对言论教化的，因其会使“其君赣谒担其官乱于言”(《商君书・农战》)。但法家没有预想到，如果言论一律，就可避免君臣嘎摇⒛衷一是
董仲舒民本思想浅析 篇3
【关键词】董仲舒；民本思想；春秋繁露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民本思想对实现社会和谐，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深远影响，对统治者治国安邦，巩固政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大师，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不断总结民与君主治国兴邦的关系，为民本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及其他相关著作为依据，对其民本思想的渊源与继承，民本思想与天人感应思想的关系，及其进步性与局限性做一些简要的探讨。
一、继承先秦民本思想的成果，反映西汉社会与时代的精神
董仲舒对《春秋》一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阐述《春秋》中的思想为现实服务。董仲舒深谙《春秋公羊传》的义理，积极从中汲取养分。他指出统治者为政有三端，其中一端是“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1]董仲舒之所以重视对百姓的教化，是因为百姓是“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2]在他看来，“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故君民者，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故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3]所以，作为君主，就要重视对民众的教化，教导人民以孝悌为贵，爱好礼义，重视仁廉，轻视财利，君主以身作则教化百姓，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春秋》中反战保民、爱民重民的思想，对董仲舒民本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董仲舒认为：“《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4]战争使本该受到君主爱护的民众被无辜杀戮，这样的行为并非善的行为。董仲舒分析战争对人民的伤害，指出：“《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5]董仲舒引述《春秋》的思想，告诫喜好征战杀戮的统治者：“《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6]“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7]
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春秋公羊传》关于保障民利的思想，认为与民争利造成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会对君主的统治产生严重威胁。董仲舒认为社会上贫富差距悬殊，会为国家的安定埋下隐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8]因此，统治者在施政时，应考虑保障民众的利益，调和贫富之间的矛盾，防止贫富悬殊过大，要做到“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9]董仲舒建议统治者要遵循上天的旨意，保障民利，上层的贵族官僚不与民争利，则“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10]倘若上层贵族官僚对此置若罔闻，为了一己之私与民争利，就会造成“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11]民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被逼无奈之下势必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君主的统治和社会的安定将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二、重视民众，以民为本，与天人感应思想相辅相成
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2]“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13]他认为，君主以民为本，保护民利是上天的旨意，君主作为上天的代言人，理应遵守上天的旨意：“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14]上天时刻关注君主的德行，并以此作为奖惩君主的依据：“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5]董仲舒引述《春秋公羊传》中的“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16]说明上天授命于天子，天子就要代上天行使管理万民的责任。若是君主顺应上天的命令，百姓就会顺从君主的命令，治理国家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倘若君主违背了上天的意愿，逆天行道，百姓就不会顺从君主，国家就会变得混乱无序陷入危机，而上天也会因此惩罚君主。董仲舒所说的上天的旨意，就是要保护民众，以民为本。君主不仅是代行上天旨意的代言人，而且是万民福祸所系的关键。因此，君主的行为，必须顺应天意，顺应天意就是顺应上天爱护民众、保障民利的本意。
董仲舒以“王”字为例，说明了天、地、人与君主的关系：“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庸能当是。”[17]他认为，君主是连接天、地与人的桥梁，是向万民传递上天旨意的媒介。作为上天的代言人，君主的是责任十分重大的，“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18]君主要向百姓宣扬上天的旨意，传达上天的命令，用上天的法则治理百姓，播撒上天的仁爱之心。“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19]君主继承上天“仁爱”用以治理国家、管理百姓，其效果是显著的：“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唯人道为可以参天。”[20]这样的结果，既符合上天的旨意，也有利于君主统治国家的长远利益。
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意愿应与上天的意愿保持一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21]他将君主的脾气与四季更替相结合，使君主的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一一对应，提出“天出此四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类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22]董仲舒将君主的庆赏罚刑与四季节气相对应，提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易处也。”[23]由此可知，君主需顺应天意，顺应天意既是顺应民意。统治者按时合理的推行政策，以民为本，为民谋福祉，则国富民强长治久安；如若不然，会使国家陷入混乱和危险的困境。
三、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他继承了前代思想的精髓，又结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使民本思想在这一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也为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增添了许多进步的因素。
首先，董仲舒以古讽今，以史为鉴。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多次以春秋往事为例，解释并分析其中利弊。他赞扬楚将司马子反率军进攻宋国时，在得知“宋人易子而食，楚人亦只有七日粮”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楚宋交战双方无辜民众，“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24]不顾楚王令其伐宋的指示，与宋军主将私自议和。董仲舒对司马子反这种保民护民的行为予以了褒扬：“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闲，故大之也。”[25]董仲舒对古代圣王珍惜民力，爱护百姓的举措大加赞赏：“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26]君主采取这样的措施，使统治内的百姓“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27]民众的生活有了保障，安居乐业，社会不安的隐患就会消除，从而消除统治的一大隐患。
其次，董仲舒劝谏统治者的行为要与上天的旨意保持一致，向百姓传达上天的仁爱，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权利的绝对化极易造成统治者盲目自信、闭目塞听、愚昧专横，对国家对民众都将产生极大的危害，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制约君主的力量，即“天意”，以此作为约束和劝谏统治者约束自身的重要途径。统治者作为天子，也只有“天”才能约束统治者的行为。“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28]“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29]因此“受命于天”[30]的统治者，代表上天向百姓播撒仁爱，生养抚育百姓，爱护民众，使自身的行为与上天保持一致，此举可有效防止统治者肆意妄为残害百姓的行为，既约束了统治者，又保障了民众。
再次，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反映出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已经意识到了民众的力量。西汉王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暴秦后建立起来的，“秦行暴政导致迅速灭亡的历史事实从反面说明以民为本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的极端重要性”[31]因此，西汉王朝上层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深知民众的力量对国家统治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吸取亡秦的经验教训时，也在不断探寻安民保民的途径。随着西汉中期社会矛盾的加剧，董仲舒为改变社会现状，立足于现实，积极寻求出路。他继承并不断发展了自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将民本思想作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缓和了社会矛盾。
四、董仲舒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过于理想化
董仲舒“将民本思想与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批判现实，表达主张革新政治的要求。”[32]一种思想能否由理想变为现实，要受到诸多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董仲舒看到了民众在国家长治久安中的重要作用，要求统治者要以民为本，要保民爱民利民。然而这一思想要变为现实，除了统治者自身素质以外，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是否具备实施的条件。改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首先要取得统治者的信任，让统治者意识到民众的作用，认识到民众对国家统治的重要意义，下定决心，励精图治。倘若统治者意识不到民众的作用，或是对此不屑一顾，则民本思想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其次，要减少统治集团内部的阻力，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为了一己之私、与民争利的情况，会对民本思想的付诸实践造成困扰。由此可见，民本思想真正要付诸实施，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二）明确的目的性
“董仲舒民本思想虽然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且从本质上而言，他安民、乐民、为民、重民，也是出于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33]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有明确的目的，即维护封建统治利益。这是由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受到的教育以及自身的经历影响而决定的。董仲舒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蓬勃发展时期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忠君爱国的思想根深蒂固，使得他自觉地维护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利益。虽然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也认识到了民众的重要性，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沉疴已久的社会矛盾，只能采取缓和的措施，而当尖锐的社会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一触即发的局面，就任何缓和的措施都将于事无补。
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民本思想 “将民众视为国家的根本所在，强调民对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34]董仲舒广泛吸收和继承前代思想的丰厚成果，立足当时社会实际，其民本思想反映出他对政治、对现实、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是时代背景与个人思考相结合的产物。这其中既有许多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少封建糟粕。我们应当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进行辩证分析和深入探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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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庞天佑.思想与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7.
【作者简介】
试论董仲舒吏治改革思想 篇4
一、建章立制, 整饬吏治
汉初崇尚黄老哲学, 以无为治理天下, 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 到汉武帝时期, 西汉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国家也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随着形势的变化, 统治者逐渐放弃了黄老学说, 随之而来的法律条目的日渐增多和一大批酷吏的出现, 表面上统一、昌盛的西汉政权安定中涌动着不稳定的暗流, 潜藏着危机。对此, 董仲舒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对政府的种种弊政尤其是吏治腐败进行改革。
革除官场上的不正之风是董仲舒吏治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当更张而不更张, 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 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他认为, 官场出现“惟利是趋”现象的主要因为在于吏治腐败。对此, 他曾一针见血地批评汉武帝对财富的贪欲:“夫处位动风化者, 徒言利之明尔, 尤恶之, 况求利乎!故大王使人求富求金, 皆为大恶而书。”对于“身宠而载高位, 家温而食厚禄”的大官僚们凭借其富贵权势与民争利的腐败现象, 董仲舒揭露道:“众其奴婢, 多其牛羊, 广其田宅, 博其产业, 畜其积委, 务此而无已”, 并指出统治者为满足自身的贪欲与民争利是政治腐败的恶因, 也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恶因, 而道德的沦丧更会加重政治的腐败。
董仲舒提出整饬吏治应从三方面着手:首先, 要改变选官制度, 废除“任子”和“赀选”制。他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 又以富訾, 未必贤也。”其次, 要“求人”, 做好“选吏”、“训吏”、“察吏”、“恤吏”的工作, 规范和健全官吏的选拔、培训、考核、奖惩等制度。再次, 强调君主要以身作则。他说:“君人者, 国之元。发言动作, 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 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 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 谨本详始, 敬小慎微”, “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也就是说, 欲求政治清明、百官清廉, 君主必须率先垂范, 为天下做出榜样。
二、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任用
在董仲舒看来, 历史上“政乱国危者甚众”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所任者非其人也”。因此, 他把人才问题提高到了关系国家兴衰成败的高度来对待, 以此为思想基础, 阐述了一系列人事行政的操作规则:
1. 确立用人的基本原则和标准。
举贤使能, 德才兼备。董仲舒认为, 为政之道, 惟在用人。君主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不可能看到一切, 也不可能听到一切, 所以君主必须靠天下人为自己看、为自己听, 只有充分发挥众人尤其是那些贤人的聪明才智, 才能治理好国家, 并据此提出了“治国者以积贤为道”的主张。董仲舒认为, 明君治国, 要尊贤、任贤。他说:“夫鼎折足者, 任非其人也。覆公铢者, 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 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 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者, 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 无可奈何也。”又说:“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 欲为神者在于同心。贤者备股肱, 则君尊严而国安, 同心相承则变化若神。”所以说:“治身者以积精为宝, 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能致精则合明而寿;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
董仲舒之所以积极主张贤人辅政, 除了这是他理想政治的一个方面外, 还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 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西汉前期的政治是比较清廉的, 汉武帝即位后以严刑峻法为治, 任用大批酷吏, 一些官吏和匪盗勾结, 欺上压下, 任意掠夺和屠杀百姓的现象十分严重。董仲舒在为汉武帝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时指出, 这是由于官吏的腐败无能造成的。他认为一个国君要想使国家兴旺, 必须任用贤材。第二, 从法天的角度考虑, 董仲舒认为重用贤臣是法天的需要, “天积众精以自刚, 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 圣人序爵禄以自明。天所以刚者, 非一精之力, 圣人所以强者, 非一贤之德也。故天道务盛其精, 圣人务众其贤”。君主法天于事, 就应当认识到“积众贤以自强”的道理。第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董仲舒认为重用贤良也是有历史根据的。他通过回顾历史上贤臣帮助君主实现天下大治的例子说明用贤选能的重要性, 并总结说:“以所任贤, 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 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 无所疑也。”
为使汉武帝接受自己的观点, 董仲舒借史明理, 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中为汉武帝列举了周公、太公、孔子等古代贤臣的代表, 指出了各自的贤良所在, 同时指出这些贤良的共同特点在于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以天下为公, 以光大君主恩德为己任, “推进光荣, 褒扬其善, 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 辅成君子, 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 归德于上, 所以致义也”, 以此作为君主选拔贤良的借鉴。
2. 注重人才培养。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中突出强调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及其方法。他说, 如果平时不培养教育, 而欲得天下的贤才, 好比不雕刻玉石, 而欲得到美丽的文采, 这是无法实现的。因此, 他向汉武帝提出兴太学来培养贤才的建议, 他说:“养士之大者, 莫大乎太学。太学者, 贤士之所关也, 教化之本原也”, 并向汉武帝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 置名师, 以养天下之士, 数考问以尽其材, 则英俊宜可得矣。”在董仲舒看来, 办太学, 请明师, 大力发展教育, 就可以培养出一大批英俊贤材。
3. 主张荐贤, 量能授官。
董仲舒在建议通过兴办太学培养人才的同时, 也强调通过推荐和考核选拔贤才的重要性, 强调在实践中检验人才、发现人才、遴选人才和淘汰庸才。他指出现任的官吏大多出于“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 又以富訾, 未必贤也”, 而且是“积久以致官”, 因此根本担当不起教化民众、治理天下的重担。要改变这状况, 必须改变选官制度, 并提出具体选官办法:部分官员来自太学, 经过“数考问”, “则英俊宜可得”;另一部分官员来自地方推荐, “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 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 借以观察大臣们知人善任的能力, 根据所推荐的人的水平授予官职, “所贡贤者有赏, 所贡不肖者有罚”。这样“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 如此一来既能求得贤才供朝廷驱使, 又能防止任人唯亲、营私舞弊, 并最终形成“毋以日月为功, 实试贤能为上, 量材而授官, 录德而定位, 则廉耻殊路, 贤不肖异处矣”的清廉局面。经过董仲舒的提倡, 汉统治者后来把荐贤制度化, 实行荐举制度, 官吏选拔制度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严格官员的考核管理
从理论上讲, 官吏的管理与权力的运用总是相伴而行,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因此治民先治吏是中国历代王朝实行政治统治的共同经验。董仲舒同样强调治吏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 “政”是要靠“吏”来治理的, 官吏队伍的状况如何, 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衰和国家的安危。为此, 他在《春秋繁露》中辟专章《考功名》, 专门阐述了有关严以治吏的思想。
1. 赏罚分明。
赏罚在中国古代吏治中一直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 用赏劝吏之善, 用罚惩吏之恶, 做到赏有功、罚有罪, 这样才能保证官吏队伍的清廉自守。董仲舒针对当时吏治腐败、农民流亡、“盗贼”并起的情况, 提出了明确的人才考核办法, 认为从中央到地方, 要全面而经常地对各级官吏进行考试, 使之程序化、制度化。同时, 对各级官吏要论功罪明赏罚, “有功者赏, 有罪者罚, 功盛者赏显, 罪多者罚重。不能致功, 虽有贤名, 不予之赏;官职不废, 虽有愚名, 不加之罚。赏罚用于实, 不用于名, 贤愚在于质, 不在于文, 故是非不能混, 喜怒不能倾, 奸轨不能弄, 万物各得其冥, 则百官劝职, 争进其功”。
2. 严格官吏考核办法。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考功名》中详细论述了考试制度:“考试之法:大者缓, 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 州伯时试其部, 四试而一考。天子岁试天下, 三试而一考, 前后三考而绌陟, 命之曰计。”地方基层官吏直接面对百姓处理各种事务, 他们称职与否直接关系着百姓的生活, 从而影响着百姓对朝廷的态度。因此, 董仲舒认为, 对低级地方官员的考察周期要短, 地方大员 (诸侯和州伯) 要按月或季度来考察, 确保他们能尽职尽责。而天子对天下官吏每年一小查, 三年一大考, 三次大考后, 根据九年的成绩, 再确定升迁或处罚。
3. 严格官吏升迁办法。
董仲舒强调, “古所谓功者, 以任官称职为差, 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 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 不害为辅佐。”他提出:“毋以日月为功, 实试贤能为上”, 强调官吏任职、升迁, 以道德、才能为标准, 而不以居官之久暂论功。才能小的即使为官多载, 也不能升迁为高官;相反, 贤良之才即使当官时间很短暂, 亦可为辅佐之臣。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 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时代的历史局限性。虽然, 从本质上说, 董仲舒吏治改革思想是为巩固汉政权的封建统治服务的, 但从客观效果来看, 他顺应了时代潮流, 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历史贡献, 其中一些思想对我们当今的廉政建设仍有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冉昭德.汉书选[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董仲舒颜之推的教育思想读书笔记 篇5
(1)强勉学问 董仲舒认为教学贵在强勉努力，刻苦钻研，才能达到“博”与“明”的境地。他说：“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盖明”。不论是治学还是修德，都需要发挥“强勉”精神，才能成功。
(2)节博合宜 董仲舒认为教学要注意处理好“节”与“博”的关系，学习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太节会使知识暗昧，太博又会使人厌倦，应该节博合宜，节博结合，循序渐进。
(3)专一虚静 他认为学习必须专一，始终好善求义，才能知“天道”。他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人孰无善?善不一，故不是以立身。”只有心志专一，才能保持高度的学习效率。他又说：“形静而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学习时要头脑冷静，排除杂念，虚心以求。
(四)教学的作用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即：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
同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可见，他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权力，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镇压所谓恶人的余地。
(五)对教师的.要求
董仲舒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言传身教，即所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要掌握时机及时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教学分量和进度，即要做到“齐(剂)(调和、调节)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要循序渐进(“造而勿趋”)。要勤于考核、督促，但又不能让学生感到苦不堪言，挫伤了其学习的积极性(“稽而勿苦”)。要观察了解学生，因材施教(“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达到教育的目的。董仲舒将这样的教育称为“圣化”。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教学思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言传身教，遵循教育规律，使教学出神入化，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作用与教育目的
颜之推宣扬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等，即上智之人，下愚之人和中庸之人。他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他认为上智之人是无须教育的，因为上智是天赋的英才，不学自知、不教自晓。其次，下愚之人“虽教无益”，尽管教他，都是无效果的，因为“下愚”是无法改变的。颜之推强调中庸之人必须受教育，因为不受教育就会无知识，陷于“不知”的愚味状态。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中庸之人，使之完善德性，增长知识。
关于教育的目的，颜之推指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已，修身以求进也。”行道的“道”自然是儒家之道，即儒家宣扬的那一套政治理想和道德修养的内容;“修身以求进”思想渊源于孔子的“修已以安人”，善于“为已”(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更有效地“利世也”(治国平天下)。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颜之推批判当时士大夫教育的腐朽没落，严重脱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庸碌无能，知识浅薄，缺乏任事的实际能力。他认为传统的儒学教育必须改革，培养的既不是难以应世经务的清谈家，也不是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它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蓠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从政治家到各种专门人才，都应培养。这些人才应专精一职，具有“应世任务”的能力，是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传统儒家的培养比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教育目标，而以各种实用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 (二)论教育内容
为了培养“行道以利世”的实用人才，颜之推提倡“实学”的教育内容。他认为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德艺同厚”。所谓“德”，即恢复儒家的传统道德教育，加强孝悌仁义的教育。所谓“艺”，即恢复儒家的经学教育并兼及“百家之书”，以及社会实际生治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艺。
关于“艺”的教育，当然是以五经为主。他认为学习五经，主要是学习其中立身处世的道理，“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但读书不能止限于《五经》，还应博览群书，通“百家之言”。此外，他还重视学习“杂艺”。他认为在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学习“杂艺”可以使人在战乱“无人庇荫”的情况下“得以自资”，保全个体的生存和士族的政治、经济地位。颜之推倡导的“杂艺”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文章、书法、弹琴、博弈、绘画、算术、卜筮、医学、习射、投壶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意义，也有个人保健、娱乐的价值。但这些“杂艺”“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
值得注意的是，颜之推强调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这与孔子轻视农业生产的态度有所不同。 (三)论学习态度和方法
1.虚心务实
颜之推提倡虚心务实的学习态度，他反对妄自尊大，骄傲浮夸的学风。
2.博习广见
颜之推指出：“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他认为只有尽可能地扩大获取知识的范围，并把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鉴别，才能更接近客观的真理。他提倡既要博览群书，又要接触世务，籍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所谓“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 3.勤勉惜时
颜之推强调学习要刻苦钻研，勤勉努力，他罗列了历史上许多动人事例，说明即使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可以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同时，他认为人的一生都要学习，应珍惜时光，年幼“固须早教”，少年也不可“失机”，晚年如果“失之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他说早年学习“如日出之光”，前途无量;而“老而学者”，虽然如“秉烛夜行”，但总比“瞑目而无见”要好得多。
4.相互切磋
颜之推赞赏《尚书》中的“好问则裕”和《学记》中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说法，提倡师友之间相互切磋，相互启明，认为只有在学习上好问求教与切磋交流，才能较快地增进知识而避免错误。 (四)论家庭教育
1.提倡尽早施教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有条件的还应在儿童未出生时就实行胎教。儿童出生之后，便应以明白孝仁礼义的人“导习之”。稍长，看他“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之时，就该加意“教诲”，该做的事就引导他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让他做。如此教育下去，到9岁以后，自可“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颜之推认为早期教育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两条原因：其一，幼童时期学习效果较好，得益较大。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根据幼童阶段与成年以后的不同心理特征，说明幼年时期受外界干扰少，精神专注，记忆力旺盛，能保持长久的记忆。而成年人思想复杂，精神不易集中，记忆力逐渐衰退。其二，人在年幼时期，心理纯净，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尚未形成，可塑性很大。颜之推认为这个时期，儿童受到的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抑或坏的教育与环境影响，都会在儿童心灵上打上很深的烙印，长大以后也难以改变。
2.提倡严格教育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当从严入手，严与慈相结合，不能因为儿童细小而一味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严肃庄重，有一定威信。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他认为善于教育子女的父母，能把对子女的爱护和教育结合起来，便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反，如果没有处理好两者关系，“无教而有爱”，让孩子任性放纵，必将铸成大错。
3.注重环境习染
董仲舒思想中的阴阳概念探析 篇6
关键词:阴;阳;尊卑;“大一统”;德刑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9—0110—02
董仲舒继承了以《易传》为主的儒家重阳、尚刚思想,在阴、阳原有的自然、人文义的基础上发展出系统的阳尊阴卑、阳德阴刑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具备政治哲学特色的天人感应说,为汉初的封建思想文化建设提供了天道依据。
一、阴阳概念的双重含义
阴、阳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甲骨文中,阳,指太阳当空,光芒普照,“晦”字指背阳、云遮或日落,“晦”字与“阴”字意义上相近或相同。这时阴、阳用来表示昼夜交替、阴晴变换。随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阴阳还被用来另外指代地理方位和山川走向。这时的阴阳概念是其自然意义产生的初始阶段,还没被附加上人文含义。
《易传》发展了萌芽于殷商时期的阴阳观念。在阴、阳自然义的基础上,扩展了内涵与外延,兼用来指代具有对应关系的两类事物,如天地、上下、男女……以及事物运动变化关系中的刚柔、动静、屈伸、盈虚,并籍此判断吉凶、福祸、顺逆一类人事活动的结果。《易·乾·象》有“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易·坤·象》有“履霜坚冰,阴始凝也。”就是人事活动吉凶结果的判断,分别指时机的有利、不利,环境、条件成熟与否,或能力、修养达到所需求的标准与否。阳指个人的能力有发挥的机会,阴指事态的发展出现不好的苗头。
董仲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宇宙万物及社会人生的切身体验,分别对阴阳的自然义和人文义加以儒学化发展,构筑了阳尊阴卑的天人哲学。
二、自然层面的阴阳含义:阳尊阴卑
董仲舒论述阴阳运行与四季更替关系时说:“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阴日损而随阳,阳日益而鸿,故为暖热……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阳日损而随阴,阴日益而鸿,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于孟冬而始寒。” [1](下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春分秋分时,气候不寒不热,昼夜长短一致,是因为地面阴气与阳气各半,阳气日益增多,阴气日益减少,季节由春到夏;反之,阴气日益增多,阳气日益减少,则由秋到冬,季节随阴阳二气的增减而改变。可以看出,阳气属性暖热,阴气属性寒凉,两者功能相反。在董仲舒看来,阳气暖热故能生育长养万物,属性兼仁爱,阴气寒凉所以刑杀萧条万物,属性兼恶戾。这样阴阳在固有的自然属性基础之上增加了人类社会的伦理含义,仁爱者高贵,恶戾者低贱,因此阳气尊而阴气尊。事实上,董仲舒此说有失偏颇。道家思想中,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宇宙万物因禀受阴阳二气而生成,阴与阳互为作用,缺一不可,两者和谐运转,互济互生,事物才可以发展壮大。道家把阴阳并提,即是把二者看得同等重要。老子在《道德经》中称:“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2] “玄牝”,指阴性,认为阴性为天地的本根,可以化育万物无尽无休。这里阴重于阳,柔胜于刚,静胜于动,因此道家的观念是尚柔重阴。无论贵阳还是贵阴,都出于对外界理解的角度不同,两者不存在孰与优劣的客观标准。因此董仲舒的“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 [3]只是一家之见。董仲舒根据阳气暖、阴气寒,认为两者属性与功能不同,因此阳气贵,阴气贱,是基于儒家的贵阳传统,加上个人的生命体验所得的一家之言,难免片面与偏颇,但其基于“阴尊阴卑”思想基础上的天人感应说,却因符合汉代的实际需要,使儒学获得“独尊”地位,成为汉代的官方哲学。
三、人文层面的阴阳含义:阳德阴刑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 [4] 这段话表达出董仲舒在人文层面上阐释的阴阳思想。
首先,“阳为德,阴为刑”,即“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阴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阴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 [3]这是在自然层面阴阳义基础上阐发的人文义。德为生,刑为杀,这里的德刑指社会人事上的予取。德即是“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 [5] “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阳者岁之主也。” [6]这是董仲舒对刑及刑的作用的认识和理解,刑罚是德教的辅助手段,不能以刑罚治国,“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 [4]阳德阴刑,是董仲舒推阴阳之义的又一重点,是历来儒家仁政主张在新时期里哲学层面上再次阐明,阳德阴刑承袭了儒家一贯的重阳、主事功的主张,提倡人君尊德卑刑,“以此配天”,把儒家的重阳抑阴思想提升到天的高度。
四、“阴”、“阳”思想的理论意义
董仲舒的阴阳理论,深刻影响了汉代以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至今人们仍沿用阴德刑德、阳贵阴贱的习俗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现象及人事的感悟和理解。但实际上,阴阳作为形成现象世界的两类最基本的具有对立属性的细微物质,两者互济互生,功用与属性同等重要。阳可以理解为刚健、事功,阴也可理解为宁静、无为无不为,二者都是化生万物及智慧之道。在道家眼中,阴为天地根,是化生万物的不尽源泉。即老子说的:“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道家贵柔守雌,主静尚阴,认为柔弱胜刚强,无为而天下治。道家思想虽具消极性,但一定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智慧,汉初卓有有效的黄老之治就是一例。哲学是用于服务社会人生的,当现实需要摒弃带消极色彩的旧哲学,建立积极有为的新哲学体系时,适应于时代需要的哲学就受到推崇。董仲舒的哲学因为适应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成为了当时具有独尊地位的官方哲学。
五、结论
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起就积极参与政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从孔、孟、荀至董仲舒其间历经数百年,无数儒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汉代儒学终于独尊于诸子之学,成为汉代官方哲学。这一过程中,董仲舒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董仲舒吸纳诸子百家之学于儒学,创造性地阐发阴阳天道的具体内容,使之推扩到学术、政治、人生各个领域,藉此完成了封建社会初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建设。阴阳之说也是董仲舒对发展儒学而作出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苏兴.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G]//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343.
[2]老子·六章[G]//老子道德经注.[魏]王弼注,楼宇烈,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47.
[3]苏兴.春秋繁露·阳尊阴卑[G]//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324-327.
[4]班固.汉书·董仲舒传[G]//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563.
[5]苏兴.春秋繁露·王道通三[G]//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330.
[6]苏兴.春秋繁露·天辨在人[G]//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336.
Thought Analysis of Yin and Yang in Dong Zhongshu’s Theory
ZHANG Xin
(Shenya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Centre,Shenyang 110044,China)
Abstract:“Yin”、“Yang”is Dong Zhongshu’s an important basic concepts in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ory,it’s said that Dong Zhongshu inferenced Yin and Yang,were confucian leader.The comment affirmed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s Dong Zhongshu had done to Confucianism.Yin and Yang concepts has double meaning in both natural and cultural,deduced directly.the double meaning is the basis of feudal political thought and ethics,therefore,we believe that concepts of Yin and Yang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Dong Zhongshu’sphilosophy.
Key words:Yin; Yang; noble and humble; “unity”; righteousness and punish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