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有感（精选6篇）
国富论读有感 篇1
读《国富论》
《国富论》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这本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的的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以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读完这本书后，我认为其主要内容可分为七个方面。
一是“看不见的手”作用。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还认为利己心这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他相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
二是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列举出制造针的例子来说明分工的好处。经由分工，将整个制造程序分为十八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雇佣技艺熟练的好手....‘我曾看到一家很小的工厂中，一共只雇佣十个工人，但每天可以生产48000根针’。分工的发展以及劳动划分为越来越精细的专业化作业，这是正在出现的工厂制度的主要结果。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
三是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负担得起和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以及种种娱乐消费品。但是，自从分工完全确立起来个人所需要物品，仅有极少部分依靠自己的劳动，而大部分却需依靠别人的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支配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物品，但不想自己消费，而愿意以他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物品的价值等于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四是反对殖民地政策。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所以对于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垄断表示反对。殖民地国家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在他看来，对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益无害的。
五是主张“自由放任”。《国富论》最重要的部分是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中讨论俩种制度：一是商业制度；另一种是农业制度。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他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他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另外，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并极力倡导自由贸易。
六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亚当斯密对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对外抵御强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
第七个是讲了教育的重要性。亚当斯密认为教育社会底层民众，国家虽然得不到直接的好处，但总比让民众无知识，不受教育的好。他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靠有利的舆论，因此，公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越多，越有公正的判断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对于教育的推动，不可有疏忽和闪失。
《国富论》在今日中国的意义是很大的。今日的中国已经回归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在今日中国的意义在于以下两点：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性假设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一块基石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失败了？最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就是错误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事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尽量买便宜和好的东西，我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的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其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及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的，而不是政府推动。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而不是政府。市场需要“小政府”，管理的最少的政府救市最好的政府，当然，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限在哪里的政府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中允许政府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有三项基本职责，一是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二是尽可能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三是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
作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我认为亚当斯密的经纪人假设与公平更需要关注。首先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中，利己与利他一致，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紧密相连，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基于经纪人假设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系的思考，我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构建和谐社会。
一是做好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依法建立社会保障管理和监督体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管理与一站式服务系统，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系列基本制度，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组织结构与操作规程，工资报告制度等。建立稳固的组织支持系统，引进高层次人才与加强在职人员岗位培训相结合，提高工作人员队伍素质，强化服务意识，树立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良好的社会形象；建立健全社会监督监管机制。政府对构建社会保障体制具有无限责任，并具有多元角色，是社会保障公共品提供机制的设计者、监督者和提供者。社会保障管理组织必然呈多元发展趋势。在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内，不同质的社会保障计划期监督机构和监管法规均不同。除了政府行政部门监督外，应设立由缴费人、工会，受益人和专家参与的社会监督机构，负责监督社会保障服务质量和基金管理经营运转状况。
二是要做好扶贫工作，统筹城乡，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村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户增收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户增收项目要俩手抓。在贫困地区，基础条件不改善，生产难以发展；只重视基础设施，不发展农户增收项目，达不到脱贫的目的；按发展观做好扶贫工作，必须探索建立资金管理使用的长效机制。扶贫基金的管理使用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政策性强，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需要广大扶贫干部增强意识，法制观念，切实管好用好扶贫资金，同时建立完善扶贫资金专户管理，封闭运行，公开公示，审核保障等配套制度，式违章违纪现象明显减少。
第三个主要是要解决公平问题，教育是影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形式的投资，他可以间接地对财产的分配产生深远意义的影响。应建立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机制，逐步缩小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差异，这是促进实现教育公平的一个有效的选择。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城乡教育之间，东部地区教育与西部地区教育之间的教育的差距已经出现了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其次，亚当斯密对公平的叙述也对社会保障有着较大的影响。关于公平，亚当斯密叙述到：公平是指在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前提下，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要适度，不造成两极分化。是否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是强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弱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水岭。追求适度公平是以推动社会和谐为己任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关键，底线公平是政府与社会之间责任分工的依据，以此为基础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形成良性调节机制，既增进社会福利又推动经济发展。以适度公平为原则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不是经济增长的负担，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总的来说，读完《国富论》，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国富论读有感 篇2
1 资本的用途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种用法是农业家、矿业家、渔业家的用法;第二种用法是制造者的用法;第三种用法是批发商人的用法;第四种用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亚当·斯密认为, 这四种用法, 已经包括了一切投资的方法。
从关系上来看, 这四种投资方法, 关系非常密切, 少了其中一种, 其他的不能单独存在, 即使单独存在, 也不能发展。这四种投资方法, 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 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
2 四种资本贡献的大小
经营这四种资本的人, 都是生产性劳动者, 但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 随用途的不同而非常不相同, 从而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 也非常不相同。这四种资本贡献的大小, 可以分成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封闭的国家和开放的国家。
2.1 封闭的国家
如果不考虑国外贸易的话, 从等量资本增加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量上来看, 第一种资本大于第二种资本, 第二种资本大于第三种资本, 第三种资本大于第四种资本。
零售商的资本, 只直接雇用了他自己和工人, 他自己和工人就是受雇的生产性劳动者, 这资本的使用, 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 只是他自己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批发商的资本, 直接雇用了他自己和工人, 还有运输货物的工人, 他自己和工人以及运输货物的工人就是生产性劳动者, 所以, 这资本的使用, 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 等于批发商自己的利润和工人的价值以及运输货物的工人的价值。因此, 与零售商的等量资本比较, 批发商的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要大一些, 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 也要大一些。
制造者的资本, 一部分用作固定资本, 一部分用作流动资本, 但大部分分配给所雇用的工人。他自己以及所雇用的工人就是生产性劳动者, 这资本的使用, 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 包括他自己的利润、购买材料工具应得的利润和雇工的工资。因此, 与批发商的等量资本比较, 制造者的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要大一些, 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 也要大一些。
农业家的资本, 一部分雇用工人, 一部分购买工具。他自己以及所雇用的工人和牲畜都是生产性劳动者, 这资本的使用, 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 包括他自己的利润、购买材料工具应得的利润和雇工的工资、地主的地租。因此, 与制造者的等量资本比较, 农业家的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要大一些, 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 也要大一些。
2.2 开放的国家
如果考虑国外贸易的话, 四种资本可以分成为两种:国内贸易资本、国外贸易资本。
国内贸易资本, 购买国内甲地商品运往乙地售卖, 往返一次, 一般可以偿还两个投在本国农业或制造业上的资本。比如, 把伦敦的谷物运到伯明翰, 换回伯明翰的制造品, 因为, 谷物和制造品都是国内商品, 所以, 结果是伦敦的谷物商人和伯明翰的制造品商人的资本都增加了, 从而本国的生产性劳动也就增加了两次, 一次是伦敦谷物商人的, 一次是伯明翰制造品商人的。
国外贸易分为两种:商品的国外贸易和运送贸易。
商品的国外贸易 (出口贸易或进口贸易) , 用本国的商品来购买外国的商品, 每往返一次, 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 能换回两个不同的资本, 不过, 其中只有一个是用来维持本国产业的。例如, 英国的货物运到葡萄牙, 葡萄牙的货物运到英国, 往返一次, 补还一个英国资本, 一个葡萄牙资本。因此, 商品的国外贸易, 只能鼓励半数的本国产业, 鼓励半数的本国生产性劳动。所以, 与国内贸易的等量资本比较, 商品国外贸易的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少一半, 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 也少一半。
运送贸易往返一次, 虽然可偿还两个资本, 但是并非全都归本国所有。比如, 一个荷兰商人从事运送贸易, 他把波兰的谷物运到葡萄牙, 再把葡萄牙的水果运到波兰, 这个过程, 偿还了两个资本, 但并不都是用来维持荷兰的生产性劳动的。其中, 一个是用来维持波兰的生产性劳动的, 一个是用来维持葡萄牙的生产性劳动的, 归到荷兰去的, 只是荷兰商人的利润。如果船舶和水手是荷兰的话, 再加上支付船舶和水手的资本。所以, 与商品国外贸易的等量资本比较, 运送贸易的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要少了一些, 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 也要少了一些。
从本国考虑, 与其鼓励运送贸易, 不如鼓励商品的国外贸易;与其鼓励商品的国外贸易, 不如鼓励国内贸易。
3 国家富强的途径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富强, 而这个国家只有国内贸易 (封闭的国家) 的话, 那么, 这个国家应该先投资农业, 再投资制造业, 最后是批发业和零售业。因为, 等量的资本, 这四个产业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是逐渐减少的, 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是逐渐减少的。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富强, 而这个国家国内贸易、国外贸易 (开放的国家) 都有的话, 那么, 这个国家应该先投资国内贸易, 再投资国外贸易, 国外贸易中应先投资于商品的国外贸易, 再投资于运送贸易, 同样是因为, 等量的资本, 这三个产业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是逐渐减少的, 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是逐渐减少的。
在我国, 有些朝代既以农业为主又重视手工业、对外贸易, 因此, 成为了世界强国。比如, 明朝。明朝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等影响都比较大。
在农业方面, 明朝比较突出的成就是:农作物品种的增加, 农民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自明朝中期起, 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 它们适应性强, 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 也大致于同时引进。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 传统的农业单一经营方式被突破, 多种经营兴盛, 很多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时还往往进行一些初级加工, 或兼营相关副业。同时, 明朝还出现了经营地主。他们与单纯出租土地、坐收地租的传统地主不同, 以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管理为特点, 亲自参与生产过程, 注重集约经营, 改良土壤、水利, 进行认真、细致的经济核算, 以提高生产效率。
在手工业方面, 明朝的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 在世界都享有盛誉。明朝后期, 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 一些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 成为民间手工业。而且, 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 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 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
在国外贸易方面, 明朝最著名的是郑和下西洋。虽然, 郑和下西洋有利也有弊, 但明朝时我国与海外各国的贸易, 通过朝贡贸易、国际贸易和民间互市等方式进行着。朝贡贸易就是官方贸易, 海外各国派遣使臣来中国以“贡”的形式, 向中国皇帝进献“方物” (土特产) ;中国皇帝派遣使臣以“赐”的形式, 赏给海外各国所需的丝绸、瓷器、铁器等物件, 这本身就是一种物与物的交换,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官方贸易。除了朝贡贸易外, 还开展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和民间互市活动。
有些朝代以农业为主辅之以手工业, 不重视对外贸易, 因此, 经济发展缓慢。比如, 晚清。
在农业方面, 晚清的农业政策有:调整管理农业的行政机构;鼓励兴办农会;奖励垦荒;提倡改良农业技术。它在四个方面发挥了作用:促进中国新式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改良、引进农产品种和生产工具以及改进农业技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在手工业方面, 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 棉织业超越丝织业, 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 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清朝商业发达, 分成十大商帮。但晚清时, 西方列强的入侵, 使得我国手工业发展受限, 西方不希望我国商业发展迅速。
在对外贸易方面, 严令制止对外贸易, 并且多次开而复关。清廷多次颁布禁海令, 对外国采“取非系贡献, 概不准贸易”的态度。虽然后来开海禁, 设海关, 但还是严格限制, 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参考文献
[1]钱津.论亚当·斯密对资本用途的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04,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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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法”杂志有感 篇3
倘若领导同志或所谓名人的字，写得的确卓越，够得上法书，我不但不反对这么办，而且双手拥护这么办。但恕我率直，有的写得却实在并不出众，甚至是毫无足观，而刊物却偏要借重，这就很值得商榷了。因为你办的是“书法”杂志，而不是任何其他别的什么东西。我相信，有些领导同志由于工作关系是题过一些字，但却未必就自视为书法家。他们未必就那么不谦虚。我们也不要迷信名人都能写得一手好字，他们可以因其那些方面的成就而有“名”，却未必然在这些方面有其“实”。在“彼”为权威，在“此”就可能并不出众。这就象鲁迅说的，决不要相信，无论什么人一到某种地位，就都能成为“通人”。孔子不是还要以七岁的项橐为师吗？就是因为孔老夫子这位大圣人、大权威，不得不在小孩子项橐的智慧面前甘拜下风。当然，编者难免有其苦衷在，不能完全责备他们。因为如果他们真正敢于有点标新立异，独辟蹊径，而并不这么办，那么被人扣上“脱离政治”、“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之类的帽子，还是很不好受的。这曾经是风气使然。但时至今日，还很浓厚地存在这么一种风气，就未免令人有点不解了。
我不懂外国文，不知道外国的书籍或杂志是否也都这么办。那么我就查一查中国的古书吧。手头正好有一部《全唐诗》，这就只好请教它了。也是打开一看，果然首先映入眼中的正是太宗、高宗以及历代后妃之作，然后才是各家诗人之作，包括我们的伟大诗人李、杜在内。我这才有点“解”了。虽然不是“于今尤烈”，却的确也是“古已有之”。我们不免也承接了这么一点“流风余韵”。《全唐诗》是通政使曹寅奉命主持编辑的，这么做可以理解。可是，难道我们今人不应该比他“解放”一点吗？
读书笔记——读《国富论》有感 篇4
——《国富论》有感
书目简介
《国富论》，原名直译为《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在书中，亚当·斯密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这也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
摘要
《国富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著作之一，通过阅读本书，笔者感受到古典经济学中经典理论的瑰丽，也见识到古典经济学家洞察经济社会的敏锐。笔者重点学习了亚当·斯密提出的资本积累理论，并在学习同时进行批判性思考，对于书中一些观点也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旨在阅读学习的同时，加强自我审思能力。
纵观本书，亚当·斯密从“何谓财富”出发，解释了他对财富的理解和定义，阐述了他的财富观和货币观，由此推翻了当时“重商主义”的错误前提，为自己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石。《国富论》开篇第一句即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而在亚当·斯密以前，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金银，重农主义则认为金银不是财富，土地生产物才是财富。可以说，亚当·斯密第一个正确地认识到，人类生产性劳动创造的生产物，包括金银在内，都是财富，人类劳动则是财富的源泉。以这个概念作为开始，亚当·斯密衍生出了“如何创造财富”的研究，他提出生产力是由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所组成的，并进而细化分析。最后，他回答了“如何维护财富”的问题以及提出了“如何分配财富”的原则，提出了市场机制的重要价值，并最后衍生出对正确政府职能的探讨。这个写作过程以“财富”为源头而顺序衍生的，讨论了财富从产生、扩大、流通、实现社会价值等一系列活动的过程，并在这些过程中提出了对财富活动的规律性认识。
关 键 词 财富分配 正义 劳动 资本积累
一、选题的意义
“怎样才能实现财富的增长”是经济学最为古老的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人们所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在书中，可以说斯密一直围绕着资本积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这一中心话题。相比交换和分工而言，资本积累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因此想要真正理解亚当·斯密的有关资本积累的思想，还得从最基础的开始。资本的积累必然引出财富的分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必然形成一种财富分配的原则，而对于如今的社会，我们必须要从亚当·斯密所认知的财富分配对现代社会的意义窥探出新时代财富分配的正义性的意义。
二、财富的分配原则
从第一篇第八章开始，到第十一章，斯密论证了财富的分配原则
对于劳动者，斯密指出，“凡依劳作而生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许多场合，工资还得多少超过此种限度，否则，他将无从赡养家室，无从延续劳动者族类至一代以上。”[1]指出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一个健康奴隶的劳动，约有倍于其生活费的价值；一个最低级劳动者的劳动所值，也不能在一个健康奴隶以下”[2]。而劳动工资的多寡，斯密认为，决定于对劳动的需要，以及其他必需品的相对价格。（在此，劳动工资指的是劳动的货币工资）接着，斯密指出工资增长是社会能够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能够促使人们勤劳地劳动，有助于降低产品价格。
资本利润论——斯密认为“资本的增加虽然会提高工资，但同时却会减低利润。”[3]对于资本所有者，斯密认为，资本是用来组织并计划生产的，因此理应得到利润。通常，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只获得最低工资，因此，资本相应得到的利润就占多数。而实际上，“高利润率，比之高率工资，尤有抬高生产物价格的倾向”
资本的利润和劳动工资不相等，斯密认为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职业本身的性质。这一个原因，又有以下几个情况而定，第一，劳动工资，因业务有难易程度尊卑污洁的区分，劳动工资就不同。这里，斯密用了纺织行业的缝工与织工，以及铁匠与泥匠的工资差别论述，劳动技艺难的工种工资较劳动技艺简单的工种要多，易污行业比洁净行业的工资更胜一筹；第二，劳动工资因为劳动本身需要前期的投入不同而使得劳动工资有差异。这里，斯密讲了机械师，技工和农事从业者的工资差别，显然，机械师行业需要一定的门槛要求，就是进入这一行需要一定的成本，因此，这些成本理所应当地反映在所得工资上；第三，劳动的业务的安定程度也有区分。这里举列了木匠和泥匠之间的工资差别，木匠因为较为安定，所以日工资反而较少，泥匠的工作因为受顾客的临时要求以及自然天气的影响，所以安定程度稍差，所以其工资也就略高；第四，负责业务的大小不同，造成劳动工资有多寡之别。这里说了医师和律师的高工资的缘故；第五，因成功希望不同。就是说工作都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或者成本，往往工作并不一定轻易得到。在此，斯密举出了鞋匠和律师的从业成功希望的不同。
二是因欧洲政策不同而不同。第一，会限制某些职业的从业人数，一些欧洲政策实施严格的行会制度和长期徒弟制，这样就会对一些行业的进入门槛设置严格规限。第二，增加某些职业的竞争程度，一些政策通过设置奖励金、补助金和奖学金来吸引人们从事该行业，比如说牧师。一些候补牧师的工资甚至不如泥水散工的工资优厚。第三，对一些劳动 [1][2]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林出版社，2013.59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林出版社，2013.60 [3]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林出版社，2013.77
２ 资本的自由流动加以限制。
土地地租论——地租作为为了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自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完全不与地主为改良土地而可能投入的资本成比例，完全不与地主所能收取的成比例，而是与农民所能支付的成比例。同时，地租构成商品价格的方式与工资和利润不同，斯密认为：“工资及利润的高低，为价格高低的原因；地租的高低，则为价格高低的结果“随着国民财富的增进，地租部分将不断增加。
三、斯密的分配论对于现代的意义
第一，斯密在论证分配论中，在涉及到劳动的时候实际上是从劳动价值论延续到劳动力市场，其中涉及到劳动的自由流动，以及劳动者的最低保障工资等，这些对于加快市场改革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在市场化的改革中，我们尤其要注意劳动市场的建构，保证一个自由流动的劳动市场，这样对分配的公平上能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论及劳动工资的不同的时候，斯密涉及到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在论述工资的差别构成，斯密的人力资本论述，包括对于从业人员的培训，进入成本，流动机制等都进行了论述。
第三。，斯密在论述工资差异和资本的利润差异的时候，涉及到了劳动和资本对生产的贡献的专题。他指出劳动的分配可能会比资本的分配少。这样财富的分配，尤其是初次分配，就与可能涉及到公平的问题。也就是财富分配不均或者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第四，对于第三个问题，斯密有自己鲜明的主张。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决不能把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看做是对社会的不利，同时，如果一个社会有较高比例的成员生活在困厄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能真正地繁荣幸福。
最后，需指出的是，在论及财富分配的理论时，斯密是从传统的微观意义上讲的，并没有进一步论证，财富分配对国民财富的进一步影响。
比如，资本所得，劳动所得，以及土地所得对增加国民财富的促进作用。就是财富增长的具体路径，以及在此路径上可能产生的各种可能性还有影响，都没有过多涉及，而这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四、分配正义的再理解
(一)初次分配:尊重劳动,鼓励创造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也正是人类不断创造财富,不断分配着财富的历史。科技的不断进步,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带来的物质的极大丰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在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如何切好这块蛋糕,也就是如何进行合理的财富分配。如何使财富的合理分配既可以做到与劳动者的劳动价值相匹配,又可以促进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从而不断的增加社会财富。
财富的分配应该体现人的劳动价值,更加应彰显出人的尊严。财富是劳动所创造,而劳
３ 动是人的劳动,因而以人为本才应该是财富分配的应有之意,这恰恰也是体现了公平正义的要求。
“正义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意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基本行为准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对正义的追寻过程就是人类社会由落后到发达、由不合理到合理的无限发展过程。”[4]
正义是财富分配所必须遵循的要求。然而正义内涵如何界定呢?通常来说“正义是一种道德规范、准则,通过对人的行为的限定,使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达至合理、均衡,这种合理、均衡既体现在利益相关方自身的价值目标,也符合一定社会的客观尺度。也就是说在生存、受教育、劳动等基本权利上追求绝对平等;在非基本权力上,追求比例平等。”[5]
财富分配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要寻求正义,“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着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都是平等的。”[6]而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财富分配也正是建立在这种每个人可以享有社会财富的机会和权利的平等的道德要求上才可以实现分配的正义。这样的分配正义还需要社会的制度与规范加以保护,保护各阶层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渠道获得自己应该分得的社会财富。而这种分配的正义更多的应该是体现在对社会救助的层面中,体现在多弱势群体的关注,对强势群体的约束,减少二者的收入差距,生活水平的差距。进而实现社会的正义。
“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了千百人为自己劳动,目的只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婪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7]
这就是在阐述亚当斯密关于分配理论中最著名的是“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而“看不见的手”就是斯密口中自由市场的机制。在斯密的观点中认为市场有着完善的调节机制可以通过自身的调节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是一个“守夜人”的作用。在收入分配的中也积极的主张政府要放权,主张政府与市场主体分开,让社会的市场机制进行充分的市场调节,在斯密的眼中每个人都具有自利性,可以在市场中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优化的资源分配。
斯密的这个观点也再次证明了其自身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分配正义观,主张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主体意志的自由,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在国民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初次分配是基础。整个国民财富的公平性也是建立在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础上,社会的再次分配是建立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初次分配中注重公平与正义,才能有效的保证社会整个财富分配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初次分配中,为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积极主张运用市场调 [4][5] 何建华.正义分配论[M]：人民出版社，2007.31 张振超.财富分配正义研究[D]:苏州大学，2010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5.444 [7]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20
４ 节的杠杆去进行分配的调节,让资本,技术等要素充分的参与收入分配,合理拉幵收入的差距。减少政府在第一次收入分配中干预功能,让市场自主调节。
(二)二次分配:保护劳动、调节差别
在之前我们谈到斯密是崇尚自由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的过度干预。但是斯密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一方面,斯密意识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基础,如健全法律和秩序,产权保障等。这些制度性基础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政府的努力也是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也不是万能的,它不能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更好地去实现经济的繁荣。因而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存在是必须的。而使政府可以进行有效的服务就必须有必要的经费。而必要的经费一大部分要来源于税收。
斯密对于税收的看法,认为其不仅可以为政府提供必要的运行费用,还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消费和收入。斯密认为,“一切赋税归根到底都来自社会上的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收入。依他之见,征收工资税,就必然得高货币工资,实际上由资本家支付,而资本家总是设法把它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如果资本家转嫁不出去,那他对劳动的需求就会减少,从而使国家的年总产品减少。征收利润税,若对利润中的利息部分征税,一是极难确定借货资本的数额,二是容易引起资金外流。若对利润其他部分征税,资本家无力负担,或者歇业不干,或者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对地租征税不会影响财富的生产和大多数人的收入。”[8]通过以上对于斯密税赋观的分析,可以看出斯密把征收赋税不同类别中的关系梳理的十分清楚,在征收赋税时都努力把其的值放到最大。
斯密把这种税赋的征收当做是政府的强制手段,这种有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正是通过政府强制力保证实施,并通过把值的调大,努力提高再次分配的效率,很好的兼顾了公平。
“对奢侈品所课之税，除这商品本身外，其他任何商品价格，皆不会因此提高。对必需品所课之税，因其提高劳动工资，必然会提高一切制造品的价格，从而减少其贩卖与消费的范围。”[9]通过分析以上的两种比较。斯密主张对高附加值的奢侈品征收高税赋。因为高税赋所带来的奢侈品价格大幅度的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也不会和其的大幅度提高存在直接的关系。
而“一种重税，有时会减少所税物品的消费，有时会奖励偷运，其结果，重税所提供政府的收入，往往不及轻税所提供的收入。当收入减少是由于消费减少时，唯一的救济方法，就是减低消费品的税率。”[10]斯密通过比较发现了消费与税赋之间的直接关系，因而主张用税率去调节消费，再用消费再调节收入。这已非常明白的说明斯密已清醒地认识到税率的高低对消费和收入产生的重要作用，而且已十分明确地主张用税率的高低调节消费和收入。
而政府的本身有着“经济调节,市场的监管,社会的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能, [8][9] 张振超.财富分配正义研究[D]:苏州大学，2010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M].郭大力,王亚南：译林出版社，2013.405 [10]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M].郭大力,王亚南：译林出版社，2013.415
５ 因而在国民财富的再次分配中政府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在这一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政府主要依靠了其行政的强制力等手段,运用税收的杠杆,建立健全社会的保障机制体制,合理的财政政策不同地区的财富转移政策来调节高低收入者的贫富差距,进而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
我们看到了政府在市场调节以外的重要作用,然而政府的这种强制的调节的力度不易过大过激,否则就会损害市场调节机制在初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影响到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因而在再分配中,政府需要起到重要的过程中,政府要更加注重调节的“度”,既要兼顾公平促进正义,又不能损害第一次的公平正义。为了第二次可以很好的进行分配注重公平,打破垄断行业,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就需要运用制度的保障,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保证权利使用的阳光化,促进正义公平。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更多应该把政策的杠杆倾向于真正贫困的继续帮助的弱势群体,进一步完善社会的保证机制,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体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关注人的价值、关心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能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社会的过度时期,贫富的差距的不断增大,是的社会矛盾仍然存在。以前的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因为政府在进行二次的分配中还必须注意运用行政的手段进行矛盾干预,分配政策的倾斜减少矛盾,并注重环境方面的投入,加大环境的保护力度,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促进社会的可持续绿色发展。在二次分配中,我们应该努力做到:保护劳动,调节差别,减少矛盾。
(三)节俭廉洁“小政府”
在斯密整个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于“自由制度”的崇尚。而与自然的自由制度相匹配的国家机关就是“廉价政府”,或者说“小政府”。近年来许多的思想家基于国家设立有限目的和国家权力全面干涉私人活动的重商主义时代的惨痛经验,以及憎恶强制权力的优良文化传统,无一例外的认为:“国家”应该单单的拥有最小的权利,并且行使最小的职能。“廉价的政府、最小国家、或者如德国学者拉萨尔所宣扬的夜更人国家等概念都形象的表达了这个社会的通念。一句广为传颂的政治格言:“最好的统治就是最少的统治”
“廉价的政府论在政治上要求缩小、限制国家权力;在经济上则强调缩减并节约国家经费。质言之,廉价政府论要求尽可能低廉的费用来维护私人的财产。关于廉价政府学说,可以分为两种基本观点。即绝对廉价政府和相对廉价的政府。斯密所持的是相对廉价的政府观。”[11]
“文明国家的政府支出,一定比未开化国家政府的支出大得多。„„文明国家必须维持海陆军,必须把某些地方设防起来,必须建造公共建筑物,必须设置法官、收税人员等。如果不这样做,社会秩序就会发生问题。”这很明确的表明出斯密主张相对的廉价政府。
[11] 李非.富与德—亚当斯密研究[M]:广州人民出版社，2009.84
６ 斯密认为,和平不会随着财富和道德的发展而自然出现,故需要幵支军费和司法经费以维持和平。相对廉价的政府致的是虽然政府的财政规模绝对额有所增加,但国民所得增加的更为迅速。从近代来看,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民所得的增加作为分母,而以国家税收的总额、经费为分子,则比率不断下降,即被视为廉价政府的实现。研究斯密财政学的日本学者中谷武雄认为:“斯密的廉价政府理论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斯密不关心现在政府支出的多寡,以及其占国民所得的比重大小,而是站在长期的立场上,关心起经费支出是否可以减少其他经费在将来增大支出的必要性。在斯密看来,通过整体的改革,应由国家提供的服务特点是可以通过节俭将来的费用支出。若有助于节欲未来支出,则现在的投资才有必要。”
斯密眼中的廉价政府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以低廉价格供养的政府,实施公平的税制,做到合理适度的征税,这样既不会伤及经济,侵蚀资本,也不损害国民的利益。国家本身要厉行节约,不铺张浪费,有效的利用财政资金尽到一个守夜人的责任,其他的让“无形的手”去引导。
五、资本的概念与意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中说道：“他们所有的资财，若足供他数月数年之久，他自然希望在这资财中，有大部分可以提供收入；他仅保留适当一部分作为收入未曾取得以前的支费，以维持他自身。他的全部资财，于是分成了两部分。他希望可以提供收入的部分，称作资本。”[12]这里，我们可以大致抽象出亚当关于资本的基本定义：即人们资财中可用于获取利益的部分。
紧接着，书中又说明的资本的类型——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可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物品，然后卖出去以取得利润。这样使用的资本，在留在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对于投资者不能提供任何收入或利润。商人的资本不断以一个形态用出，以另一个形态收进；而且也只有依靠这种流通，依靠这种继续的交换，才有利润可图。这样的资本可称为流动资本。
资本又可用来改良土地，购买有用的机器和工具，或用来置备无须易主或无须进一步流通即可提供利润的东西。这样的资本可称为固定资本。
当然，这是亚当·斯密从个人角度出发而说明的资本的含义。那么对于国家或社会而言呢？“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总资财，即是住民全体的资财，所以，亦自然分作这三个部分，各有各的作用。”[13]这里说到的三个部分分别是留供目前消费的、不提供收入或利润资财、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因此，从作者的思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等式：
国家财富=留供目前消费资财+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
而在这个等式之中，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需要通过资本来加以补充，因此，增加国家财富，无法依靠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而是需要通过资本的积累。自然而然地，我们会产 [12][13]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林出版社，2013.241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林出版社，2013.243
７ 生这样一个疑问，如何增加资本？
六、资本积累的途径(一)分工促进资本积累
从根本上而言，资本积累靠的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如何提高生产力水平，在前面一节业已提及，即劳动分工以及分工引起的机械的使用。这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具有伟大意义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合乎逻辑,而且符合厉史发展状况。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吸收了这一正确观点。”[14]
分工简化了劳动的动作，劳动者技艺大大增进，并节省了劳动转换的时间，在一定条件下还利于机械的创造和使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分工日趋细密时，就会有更多人从事发明适合于各人各行劳动生产的机械，而这些机械也就更利于被发明和使用。当然，不论是劳动者劳动，还是机械生产，都需要一定的资本作为前提以用于支付劳动者的薪资和机械发明的费用。因此需要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亚当·斯密在书中也写道：“按照事物的本性，财之储蓄，必在分工以前。预蓄之财愈丰夥，分工亦能按比例愈细密。分工越是细密，每个工人所能制造的材料，定然越是增加。每个工人所担任的作业，既渐趋简单，便有各种新机械发明，使作业更为简便而迅速。”[15]所以，分工和资本积累并非是单向的作用关系，而是双向的促进。分工的细化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机械，因此需要更多的资本；而反过来，分工细化后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也会进一步推动资本的积累。
既然劳动分工是资本积累的深层次的途径，那么必然也有较为明显或直接的资本积累的方式。
(二)财富分配促进资本积累
亚当·斯密认为，“固然，无论在哪一国，土地劳动年产物，到底都不过供国内消费，给国内居民以收入，但其收获，无论出自土地，或出自生产劳动者之手，都是一出来就自然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是用来换还资本，补充从资本取出了的食料、材料和熟货；别一部分，则以利润形式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以地租形式作为地主的收入”[16]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当·斯密将国家生产的财富去向分为两部分，一是换还资本，二是作为利润和地租。
就土地生产物而言，在过去的欧洲，由于封建地主占有绝多数土地，因此几乎所有的土地生产物最后都归于地主所有，而在过去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土地生产物中仅有极小部分用以补偿耕地所用的资本，绝大多数作为地主的利润或地租。而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已与过去发生巨大变化，在全部土地生产物中，地租所占的比例很少超过三分之一，有时还不到四分之一。但以数量计，改良的土地的地租，却大都已三倍或四倍于往日； [14][15] 李荣昌.亚当·斯密的资本积累理论评价[J]:上海经济研究，1986-05-01.19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林出版社，2013.239 [16]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林出版社，2013.287
８ 但是在年生产物中取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和往日年产物的全部比较，似乎就有三倍或四倍之多了。因此，在农业日益进步的时代，就数量说，地租虽是日增，但对土地生产物的比例，却是日减，也就是说，资本对于土地生产物的比例，大大增加。
就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物而言，古代欧洲贸易很少（相对于17、18世纪而言），制造业简陋，所需资本极少。可是它们所提供利润却相当大。“古时利息率，罕有在百分之十以下的。这可证明他们的利润，至少也足够提供这么大的利息。现在呢，欧洲各进步国的利息率，已罕在百分之六以上；最进步国的利息率，且有时低至百分之
四、百分之三百分之二。”[17]而作者生活的时代，制造业迅速发展，涵盖生产生活各方面的制造所需要的资本也越来越多，但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同一商品相对与过去所能提供的巨大收益在减少，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利润也就相对减少。从利息率来看，也证明利润对于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物的比例，是下降的，也就是说，资本对于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物的比例在上升。
既然作为用以支付地租和利润的资财的比例下降了，那么上升的即是用以补充资本的部分的比例，也就达到了资本积累的目的。所以，在亚当·斯密看来，这种国家财富分配方式的变化是促进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也反映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下，传统的以土地生产物为财富来源，已越来越失去其号召力。而地主所占财富比例的下降，新兴资产阶级所占资本比例的上升，也反映出不同阶级实力的变化，也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必有一场阶级利益斗争的较量。这也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三)节俭的美德促进资本积累
虽然亚当·斯密认识到了分工及机械的使用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原因，但对于资本积累的直接方式，亚当·斯密有着他独特的观点：“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追加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投下来雇用追加的生产工人，亦可以借给别人投下，而分其利润，得利息为酬。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会的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18]
斯密认为，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所以节俭可以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则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而在现在看来，亚当·斯密的这个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因为，无论怎样节俭，节省的作用是有限的。光靠节省不能省出足够用来雇佣他人劳动的资本，况且他们会用于其它消费或者交税。那么，大量的资本到底是怎么来的？允许这“工资-利润-地租”三位一体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怎么来的？对此，忽略下层社会历史的斯密没有办法、或不愿意给出解 [17][18]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林出版社，2013.290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林出版社，2013.292
９ 释，毕竟，在资本起源的说法上一个小小的矛盾，并不会妨碍他对于产生了经济大发展的商业社会的礼赞。这也足以显示出，作为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难以突破其阶级瓶颈和时代局限而真正认识资本的本质。
七、结语
对于经典著作，我们应是心怀敬畏，虔诚地学习其中伟大精妙之处；也应心怀大气，宽容地看待作者的局限之处。虽然《国富论》在一些基本观点上已被证实是错误的，比如分工应是早于交换出现，而非亚当·斯密认为的交换早于分工，比如资本积累依靠节俭等等，但是更多的，是他提出的经济理论对后人的无限启发。
同时《国富论》对我们中国，仍有启迪意义。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认了市场在经济社会中的巨大作用，这无疑是向亚当·斯密的致敬；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日，中国改革该向何处去，如何调控流通中的货币，如何处理人口压力与资源问题，这些问题，虽不能从《国富论》中直接寻求答案，但我们可以寻求像亚当·斯密那样的思考。
经济1202班 1205060432
甘子君
国富论有感 篇5
——“看不见的手”和分工理论
1.斯密及其作品
说起亚当·斯密，我们总会想起他遗留给后人的两部巨著：《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正主要是这两部作品塑造了斯密在西方经济学中如同孔夫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出版于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标志着斯密已建立起其自己的一套哲学与经济思想理论体系，也正是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的研究兴趣开始逐渐从早期的道德伦理学转向政治经济学，并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这个新兴学科的研究最终写出了《国富论》，从而为他在西方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
1776年，乾隆皇帝65岁，“乾隆盛世”即将结束，清王朝正在有盛转衰。而同样是在1776年，后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英国的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诞生。而《国富论》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它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和市场机制方面的论述。
2.“看不见的手”
在斯密的理论里，他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每个人都是自利的，那么，社会的福利怎么得到保证？斯密论述到：“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其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说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因此，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每个人在追求自己个人私利的同时，也就无意识地促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一论断在今天看来是过于简单了，但是，对于当时收到限制的产业资本的成长而言，对于那些政府和计划的信奉者而言，斯密所代表的古典传统仍然是值得借鉴的。
而自私就代表人性之中的丑恶吗？我们必须意识到，自私是保证“看不见的手”正常运作的前提条件，但是它并不代表着人性的丑恶，甚至我们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它视作社会进步的标志。因为这里所说的自私，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品
行不好，而它更多地表现为人的一种天性。它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私自利并不完全等同。如果只是关注自己的利益，时刻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将其放在集体或者国家利益之上，那就是斯密所说的自私自利，而我们现实生活中说的自私自利更多地与损人利己联系在一起。
2.分工理论
《国富论》的另一方面就是揭开了国民财富增长的秘密，而解开这个秘密靠的就是他天才般的关于分工的论述。他讲到：“有了分工，同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起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有一种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很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做很多人的工作。”
在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分工是增长的源泉。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更大的产量。更大的产量就会带来更高的工资，并增加人均收入，提高消费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财富的增长，并随之带来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积累又进一本促进分工。斯密就是这样从分工入手，找到了解释经济增长的起点，并且将经济增长描述成了不断循环的过程。
此外，他还指出了市场的范围会限制分工的程度。“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的经典论断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斯密定理”，该定理为鼓励市场开拓和国际贸易的政策找到了基础。我们不得不钦佩这个定理的远见性。比如在中国，宋代以前开放一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和经济繁荣的原因。从宋代开始，中国趋于保守。明代海禁以后，中国彻底放弃了全球化的机遇。鸦片战争是的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而中国再次主动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则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3.浅议斯密理论一个方面
仍然记得一部名叫《美丽心灵》的根据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剧中的主人公纳什正是凭借对斯密相关理论的批判，从而极大推动了博弈论这一广泛应用于生物、军事、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学科的发展，并提出包括纳什均衡在内的一系列定理，使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由此可知，经济个体并非时时都是“利己”的，例如当年格兰仕进军微波炉市场，并非表现为与业内其他厂商“和睦共处”以获得大家都能接受的利润，而走的是以价格战这一主要手段快速进入国内、国外市场并最终蚕食到了巨大市场份额、提高品牌认知度的线路。
读鲁迅《立论》有感 篇6
人是有智慧的高等灵长类动物。人不会像动物那样对周围环境和发生的大小事件只是被动接受。人有思维，会思考，对客观事物或问题，或多或少总是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人有语言，有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的能力，还有通过语言与同类交流思想和感情的欲望。当人类不停进化，社会不断进步，以至发明了文字之后，人们也开始使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了。人类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立论的条件，需要和能力。
然而，中国人是最怕表态，最怕站队，最怕“立论”的。
赵高指鹿为马，就是典型的逼人立论的手段。到底是鹿是马，只要是视力正常，智力健全，具备基本常识的人，都不难得出答案。但关键在于，这绝不仅仅是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要向一个拥有野心和势力的残暴强权者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选择站队的重大抉择。正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顺从强权，固然能保全性命与前程，但实在是有违良心；遵从良心，反对强权，就必须要有牺牲性命的觉悟。而不表态立论的人，若不是自身拥有足够的地位和实力能加以牵制，或是让人忌惮到无法逼迫的明泽保身之辈，就只能是被视为墙头草加以消灭以防后患的炮灰了。
上下五千年，无数血泪铸就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旦“立论”，就意味着将自身乃至整个家族的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赌桌上，买定离手，不可更改了。押对了，飞黄腾达；押错了，血本无归；两边押注，立场不坚定，左右不讨好，犹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边都不押，难以独立生存。所以说，立论，难！
鲁迅《立论》中老师讲的故事更有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
“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这其实在生活中是经常发生的。人们最通常的做法是说些好听的、祝福的话，哪怕是“善意的谎言”也好。将心比心，大喜的日子谁也不想触霉头，何必惹人不痛快，给自己找麻烦呢？
但小孩子大多还没有被成人世界的人情世故磨光了棱角，所以《皇帝的新装》里才有了唯一的真话。
鲁迅《立论》中纯洁而善良的“我”，心存道德良知，胸怀美好愿望，向成人提出了让自己纠结的问题：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两不得罪，又保全自身，这问题成人是怎么解决的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he！he，he he he he！’”
“这孩子呵！”——怎样？您可以自己想。
“您瞧！”——瞧什么？您想瞧见什么就瞧见什么。
“那么……。”——那么啥？您想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
“阿唷！哈哈！Hehe！he，he he he he！”——打什么哈哈？我什么都没有说，也什么都说了。
我给出了基本的句式，留给您去填上最让您满意的内容。
我没有说慌，也绝不会遭打，更不会被跨省。
我们只是平凡的大多数，趋吉避凶成了本能和生存法则。有人说：“别跟我谈理想，戒了。”所以，真理、道德、良知，在生存的现实面前那就是浮云啊浮云。
所以，群众表示情绪稳定，淡定围观，悄悄路过，被采访也只会说：“我是来打酱油的”。
如果哪天网络实行实名制，我想，还有多少人会出来“立论”？恐怕都成了万年潜水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