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签字仪式

亚投行签字仪式（共6篇）

亚投行签字仪式 篇1

亚投行举行签字仪式

亚投行“基本大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今日在北京签署。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29日在北京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标志着成立亚投行及其日后运营有了各方共同遵守的“基本大法”,迈出筹建最关键一步。亚投行前五大股东依次为：中国、印度、俄罗斯、德国、韩国、澳大利亚；其中韩国和澳大利亚并列第五。

此次各方签署的亚投行协定有中文版、英文版和法文版,共11章60条,详细规定了亚投行的宗旨、成员资格、股本及投票权、业务运营、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等核心要素,为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

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柬埔寨、文莱、中国、埃及、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冰岛、印度、印尼、伊朗、意大利、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卢森堡、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葡萄牙、卡塔尔、俄罗斯、沙特、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土耳其、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其他尚未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见证签署仪式。根据《协定》规定，此次未签署协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作为中方授权代表签署《协定》并在仪式上致辞。

楼继伟指出，筹建亚投行是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在出访东南亚时提出的重要倡议，这是中国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发展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是多赢选择，得到了各方广泛积极的响应。

楼继伟表示，2014年10月，首批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随后，先后有35个域内外国家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了亚投行。5月下旬，经过四轮专业、高效的谈判磋商，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如期商定了《协定》文本。《协定》签署仪式的举行是亚投行筹建进程中又一里程碑，标志着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入《协定》批准生效和全面做好运营准备的新阶段。

楼继伟强调，各国签署《协定》后，还需经本国立法机构批准。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后，《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下一步，各方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积极推进包括完成各自国内立法批准程序在内的各项筹建工作，确保亚投行如期在年底前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

来自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政府代表、中外方嘉宾共计300余人参加了《协定》签署仪式。

附件：

1、《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主要内容

2、《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全文（中文版、英文版、法文版）

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报告（英文版和中文翻译版）

附件1：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主要内容

一、宗旨

（一）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二）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

二、成员资格

亚投行成员资格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开放。不享有主权或无法对自身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申请方，应由对其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银行成员同意或代其向银行提出加入申请。

三、股本

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分为100万股，每股的票面价值为10万美元。初始法定股本分为实缴股本和待缴股本。实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200亿美元，待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800亿美元。

域内外成员出资比例为75:25。经理事会超级多数同意后，亚投行可增加法定股本及下调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但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不得低于70%。域内外成员认缴股本在75:25范围内以GDP（按照60%市场汇率法和40%购买力平价法加权平均计算）为基本依据进行分配。初始认缴股本中实缴股本分5次缴清，每次缴纳20%。

目前总认缴股本为981.514亿美元，原因是个别国家未能足额认缴按照其GDP占比分配的法定股本。中方认缴额为297.804亿美元（占比30.34%），实缴59.561亿美元。

四、投票权

亚投行的总投票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员投票权组成。每个成员的股份投票权等于其持有的亚投行股份数，基本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12%，由全体成员（包括创始成员和今后加入的普通成员）平均分配，每个创始成员同时拥有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基本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比重约为15%。

按现有各创始成员的认缴股本计算，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

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中方和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均将被逐步稀释。

五、业务运营

亚投行按照稳健原则开展经营。亚投行的业务分为普通业务和特别业务。其中，普通业务是指由亚投行普通资本（包括法定股本、授权募集的资金、贷款或担保收回的资金等）提供融资的业务；特别业务是指为服务于自身宗旨，以亚投行所接受的特别基金开展的业务。两种业务可以同时为同一个项目或规划的不同部分提供资金支持，但在财务报表中应分别列出。

银行可以向任何成员或其机构、单位或行政部门，或在成员的领土上经营的任何实体或企业，以及参与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或区域性机构或实体提供融资。在符合银行宗旨与职能及银行成员利益的情况下，经理事会超级多数投票同意，也可向非成员提供援助。亚投行开展业务的方式包括直接提供贷款、开展联合融资或参与贷款、进行股权投资、提供担保、提供特别基金的支持以及技术援助等。

六、治理结构

亚投行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

理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亚投行的一切权力。理事会可将其部分或全部权力授予董事会，但以下权力除外：吸收新成员、增减银行法定股本、中止成员资格、裁决董事会对本协定的相关解释或适用提出的申诉、选举银行董事并决定其薪酬或支出、任免行长并决定其薪酬、批准银行总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决定银行储备资金及净收益分配、修订本协定、决定终止银行业务并分配银行资产、行使本协定明确规定属于理事会的其他权力。

董事会负责亚投行的总体运营，为非常驻，除非理事会另有规定。其权力包括理事会的准备工作、制定银行政策、就银行业务做出决定、监督银行管理与运营并建立监督机制、批准银行战略、计划和预算、视情成立专门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每个财年的账目等。董事会共有12名董事，其中域内9名，域外3名。

亚投行设立行长1名，从域内成员产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同时设立副行长若干名。

七、决策机制

理事会采用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原则进行决策。简单多数指投票权的半数以上；特别多数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半数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一半的多数通过；超级多数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

除本协定另有明确规定外，理事会讨论的所有事项，均应由所投投票权的简单多数决定。选举行长、增加资本金、修改协定、下调域内出资比例等重大事项均需要以超级多数批准，吸收新成员则采用特别多数原则批准。

除本协定另有明确规定外，董事会讨论的所有问题，均应由所投投票权的简单多数决定。其中，董事会制定主要业务和财务政策、向行长下放政策及项目决定权需不低于总投票权的四分之三多数批准。

八、总部选址

亚投行总部设在中国北京，可在其他地方设立机构或办公室。

九、特豁待遇

银行在各成员境内享有相关豁免权、特权及免税权。

其中，银行的全体理事、副理事、董事、副董事、行长、副行长及高级职员和普通职员，包括为银行履行职能或提供服务的专家和咨询顾问，其以公务身份从事的行为享有法律程序豁免，同时在入境限制、外国人登记要求、国民服役、外汇管制方面也享有豁免和特权。

银行及其根据协定拥有的资产、财产、收益、业务和交易，应免除一切税收和关税，并应免除银行缴纳、代扣代缴或征收任何税收或关税的义务。对银行给付董事、副董事、行长、副行长以及其他高级职员和普通职员，包括为银行履行职能或提供服务的专家和咨询顾问的薪资、报酬和费用不予征税。除非成员在递交批准书、接受书或同意书时，声明该成员及其行政部门对银行向该成员公民或国民支付的薪资和报酬保留征税的权力。

十、生效条件及临时性安排

至少有十个签署方已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或同意书，且签署方初始认缴股本的加总数额不少于认缴股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本协定即告生效。

第5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通过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并非协定的一部分或附件，而是亚投行的一份基本文件。其主要作用是记录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上各方达成的与协定相关、但又不适合放入协定的共同理解，用于今后解释协定时备查。报告正本为英文。

报告规定，在协定生效前（2015年底），各意向创始成员继续以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为筹建亚投行的磋商机制；自协定生效之日起至协定规定各成员批准截止之日（2016年12月31日），将通过临时性安排为尚未成为成员的签署方继续参与银行治理提供机会，允许其作为观察员出席理事会会议，并组成名义选区参与董事会会议，但不拥有投票权；同时重大决定将通过所有签署方充分磋商，并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2016年12月31日之后，上述临时性安排终止。

十一、协定文本

文本分别以英文、中文和法文写成,同等作准。银行的工作语言为英语，银行在做出所有决定和依照协定相关规定进行解释时，应以协定的英文文本为准

亚投行签字仪式 篇2

习近平强调, 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开业, 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 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也有利于改善亚洲发展中成员国的投资环境, 创造就业机会, 提升中长期发展潜力, 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提振作用。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开业, 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具有重大意义, 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的趋势, 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我们期待, 各成员国秉持团结合作精神, 积极加大投入, 推动亚投行尽早开展业务, 尽快做大做强, 壮大多边开发银行整体力量, 为国际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 亚投行应该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 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 以其优势和特色给现有多边体系增添新活力, 促进多边机构共同发展, 努力成为一个互利共赢和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 新老机构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良性竞争, 提升多边开发机构对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应该结合国际发展领域新趋势和发展中成员国多样化需求, 创新业务模式和融资工具, 帮助成员国开发更多高质量、低成本的基础设施项目, 成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应该按照多边开发银行模式和原则运作, 并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好的经验和做法, 取长补短, 高起点运作。

亚投行更深的谜底 篇3

从3月12日英国宣布提出申请开始,亚投行这事就渐渐地整大发了。人们以为原本就是亚洲圈内搞的一个“投资银行”,一下子却成了全世界的香饽饽。各国政要、全球媒体、国际机构,纷纷站台,里三层外三层,把还没成型的亚投行左解构右透析,无外乎要找出几个答案:亚投行这么大魅力靠什么?未来的前景和“钱景”怎样?中国的动机和意图到底是什么?是挑战美国的主导权吗?与现有国际金融经济机构如何相处?等等。

现在好了,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揭晓。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心里踏实了,没加入的该纠结还会纠结,而亚投行已然启航,立章程、定规划、酝酿开行之作……

一个来月,全球发动的大分析大起底,抽丝剥茧功力十分了得,基本让“攸关方”消解了心中疑团,地球人也大概明白,亚投行的吸引力,一不靠强权霸权,二不完全靠“有利可图”的前景,三不靠桌底下交易。

话虽这么说,可有一点还得回过头来再捋一捋:亚投行“磁力”到底靠的是什么秘密杀手锏?

答案可能有点“震撼性”:“中国价值观”魅力。

为何说有点“震撼性”?因为,这个答案,可能不以为然者多、不屑一顾者不少、不当回事者众。“中国价值观”好像还没成强气候,一些中国人还会因“不自信”而不愿说,某些西方人还在为“西方价值观”大行其道而奔波,睥睨其他价值观。

而我们敢这样说,是因为现在提“中国价值观”并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

回顾一下,这两年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中国特色新型外交,习近平出访、出席国际活动或国内接待外宾,每次都不厌其烦地阐释全球治理事务的中国主张,有些用词,比如“合作共赢”“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共同发展”“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等,说了一遍又一遍,从不怕重复。

这是在传播塑造“中国价值观”的理念。其背后就没深意?现实中就没效果吗?经过亚投行这一波,包括“一带一路”被数十个沿线国家点赞,已经可以说,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真诚阐释和传播努力没白费。

其实,亚投行及“一带一路”,就是对“中国价值观”的一次测试和“初级验收”。提问可能随之而来。既然说“中国价值观”起了作用,那能不能把“中国价值观”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应该能。因为,习近平的讲话,处处都是这种“中国价值观”的表达,只差加个“中国价值观”总标题而已。不妨一析:

要点一:共同商量来办——协商民主的民主观。

“协商民主”这个概念,都不陌生。官方定性式表述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政治文化。详尽周全的论述,是习近平2014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会议上的讲话。那是一篇干货颇足的讲话。当时,让人印象最深、传播最广的是五个字——“有事好商量”。他说,“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包括哪个层面怎样“商量”,都有细致说法。

如果认为“协商民主”仅仅是就全国政协说事,那理解就有些薄了。多研读一下习近平的讲话就会意识到,协商民主不止是中国处理内部事务的一种民主形式,也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一个民主原则。

最新例证是习近平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演讲。他说,“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共同商量来办”,这话不是第一次讲。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习近平就说过,“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共同遵守。”

应该注意到,习近平在共同商量来办的前面,还特别加上了“只能”二字。在某种意义上讲,协商民主原则是“中国价值观”中的民主观。

再回过头来看看爆炒的亚投行“否决权”问题,会更清楚这一点。当时美国《华尔街日报》爆料,称中国是用放弃亚投行一票否决权来换取英国等西方国家加入,逼得中国外交部和财政部不得不说话,告知全世界“中方寻求或放弃(亚投行)一票否决权是一个伪命题”。

2014年9月16日,习近平主席向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表示,欢迎斯方作为创始成员国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3月23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会晤期间指出,中国倡导建立国际金融机构,不是要颠覆现有金融秩序、也不是另起炉灶。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说,亚投行将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决定,“中国绝不欺负其他成员,将与各国协商决定每一个决策。中国不会借大股东地位耀武扬威。”

金立群当过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当过世界银行执董,当过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在美国的大学进修过,精通英语法语,还翻译过获得美国图书最高奖项“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投行业务专著《摩根财团》。出自他的这番话,意义相当深刻,也可视为对过去国际金融秩序某些“规则”的厌恶。

假如西方媒体不是用固化的“西方价值观”视角来审视亚投行的火爆、懂一点中国协商民主主张的话,就会知道,像美国那样在IMF等机构依仗大股东地位行使“一票否决权”的做派,不是中国人崇尚的“共同商量来办”的行事准则,不是中国“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

要点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相互尊重的平等观。

“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宗教有多复杂不用多说,经济发展参差不齐也明摆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各行其是”,为什么“一带一路”沿线约65个国家有近60个积极参与?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为什么能遍及五大洲?这离不开中国“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价值观。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位列在“习式用典”之中。2013年6月他在墨西哥参议院演讲时就提及过。

这句话,语出中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费先生总结出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意思是,要懂得各自欣赏自己创造的美,还要包容地欣赏别人创造的美,这样将各自之美和别人之美拼合在一起,就会实现理想中的大同之美。

“美人之美”讲的就是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遵循各国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

这是中国处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关系的价值理念,也是在国际交往中遵循的价值理念。中国不仅发现和构筑自身之美,也会发现、欣赏他人之美,不管各国选择什么道路、实行什么制度、采用什么模式,希望在相互欣赏中达到融合相处。这是中国相互尊重的平等观的追求。

常看时政新闻的人知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中国外交高频词,是中国身体力行的一个外交主张。在与各国交往中,始终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再次强调,“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首先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西方有的国家老拿“大国责任”说事。而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的中国,对“大国责任”是怎么认识的?“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为一己之私搞乱地区形势。在亚投行这事上,中国之所以不凭借大股东地位“耀武扬威”,就是这个理儿。

再看看有的西方大国主导的一些国际组织,往往把责任与垄断划等号,用各种实力获取规则上的否决权,用否决权体现垄断地位,并常把经济活动与输出自身模式捆绑在一起,以此来管制、约束、干预别国内政。不同价值观下的“大国责任”,意义和结果不可能一样。

“中国价值观”下的相互尊重,不仅体现在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上,还体现在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上。中国主张不同文明要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某种意义上说,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不仅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共赢大平台,也是倡导文明宽容、主张文明互鉴的共享大舞台。

要点三:不是独奏是合唱——开放包容的发展观。

中国经济总量大了,位列全球第二;可是人口太多,人均GDP7000多美元,列名全球80名之后,决不算高收入国家,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中国人不是心胸狭窄之人,不会只顾自己发展。始终不忘“穷兄弟”,是中华文明骨子里的东西,会把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置于重要位置。

就以中非关系为例,习近平说过:对待非洲朋友,讲一个“真”字,绝不因为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而发生变化;开展对非合作,讲一个“实”字,始终向非洲朋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加强中非友好,讲一个“亲”字,通过深入对话和实际行动获得心与心的共鸣;解决合作中的问题,讲一个“诚”字,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以妥善解决。

习近平还讲过,“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从“一带一路”就看得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为主要内容,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亚投行也是,决不搞排他性的标准、规则、体系。

再挑剔的国家恐怕也不太好意思否认,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应者云集,与“开放包容”密切相关。习近平表示过,“一带一路”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能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能给世界创造新的发展契机。亚投行亦如此,既有域内国家,也携手五大洲;既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也会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展开密切合作,互补共进、协调发展。

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又重申,“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决心不会动摇;坚持共同发展,理念不会动摇;坚持亚太合作发展,政策不会动摇。”这“三个不动摇”是对开放包容发展观的再次宣示。

要点四:正义和道义也是利益——合作共赢的义利观。

“零和游戏”在西方世界一直是畅销品,因为他们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把你输我赢当成竞争的不二法则,把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视为“自由市场主义”的理所应当。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则不然,重利又重义。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君子义以为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014年7月4日,习近平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时,引用这些中国古语来表达中国的“义利观”:在国际合作中,不应当把谋取财富当作唯一的利益,也应当把正义和道义作为利益;用不义的手段得到的富与贵,对于我就如同天上的浮云;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面对企业界,他希望中韩两国企业家以义为先、以信为重、以诚相待,共同开创中韩互利共赢合作美好未来。

习近平为什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要大讲“命运共同体”?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还在被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旧秩序所左右。这不光是中国,而且是广大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不想看到的国际秩序。

新型国际关系是广大国家的共同追求。“新型”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合作共赢”——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说,“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他还说,这种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不仅适用于地区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域外国家开展合作。

不管周边国家是不是由于各种因素总有些这样那样的猜忌,但中国在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上,合作共赢的义利观没有变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相助”“亲仁善邻”“邻望邻好”正在中国大地复兴,而对外关系上的睦邻、安邻、富邻方针所折射的就是这种文化价值。“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强调的是自己的发展要更好惠及亚洲国家。像亚投行、“一带一路”、丝路基金等,都是以亚洲国家为重点,联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应该称得上用行动和事实去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要点五: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的和谐观。

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讲和合。在新世纪,于国内,构建和谐社会;于国际,主张和谐世界。“和”的最高境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中国孜孜以求的天下大同理想。

习近平2014年4月1日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曾以茶和啤酒来阐释“和而不同”的理念。他说:“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得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则强调‘多元一体’。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是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等,是天下普遍通行的法则。只有“和而不同”,才能催生新事物,世界才能发展。只有用和谐思维方式,做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有机统一,才能创造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世界。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中国的和谐价值观由国内治理而推及国际事务,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合”思想基础上中国外交理念的体现。中国主张“和谐世界”,主旨是创造“普遍发展、共同繁荣与持久和平”的世界。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公平、有效和民主的多边主义,通过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共同发展,力促文明、文化、制度的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等等。习近平说过,“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否则,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

列举这五个方面,并不足以概括“中国价值观”的内涵,只能说是透过亚投行、“一带一路”这样的新载体,人们开始正视到“中国价值观”的价值。

西方价值观体系总是过度地、一味地纠结在“利益攸关”上。似乎只要“利益攸关”,别人就该为你的利益而改变,就应与你打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保持一致,就可以用“利益”作筹码来改变别国的制度、发展道路。而“中国价值观”,则超越于“利益攸关方”,着力筑造“命运共同体”。

从“利益”层面走向“命运”层面,是一种境界升华。“重利轻义”的国际关系,最终结果往往是利益的大冲突。休戚与共才能天下大同,心系“命运共同”就能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不断兼顾各国福祉共享的增长。只注重“利益攸关”,免不了强权霸权,少不了损人利己;走向“命运共同”,会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关切,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情怀。

建设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总揽世界大势提出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价值观”的魅力所在。怎么迈向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十多天前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讲了“四个必须”: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人们总说文化有超强的力量。那么,文化是什么?字典上讲,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其实,我们欣赏文化人类学新进化论学派的说法——文化是人类利用能量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越是先进,人类人均利用的能量就越多。我们还很赞赏一位中国学者的说法:作为人类利用能量的一种机制的文化,经过漫长的进化之后,终于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点。

亚投行、“一带一路”可视为“中国价值观”乃至中国文化接受国际社会检验的一次实践。应当讲,“中国价值观”与得到国际社会追捧的亚投行一道,实现了一次给人启迪的升值。

其实,亚投行及“一带一路”,就是对“中国价值观”的一次测试和“初级验收”。提问可能随之而来。既然说“中国价值观”起了作用,那能不能把“中国价值观”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7000多美元

中国经济总量大了,位列全球第二;可是人口太多,人均GDP7000多美元,列名全球80名之后,决不算高收入国家,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

亚投行争端解决机制发展建议 篇4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为“亚投行”,AIIB) 是中国政府在2013年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其致力于支持亚太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区域多边开发机构。目前,亚投行已有57个意向创始会员国,其中50个国家已正式签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亚投行协定》)。目前, 亚投行并没有正式开展业务,虽《亚投行协定》中对于亚投行法律地位、组织结构、决策机制及争端解决都做出了规定,但协定中的制度设计仍有缺陷与不足。亚投行是否能够在众多多边区域性机构中脱颖而出,长远发展,正取决于亚投行整个制度框架是否能够博采众长、不断完善、扬长避短。

(一)《亚投行协定》对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

根据《亚投行协定》的规定,第四十六条及第五十条分别提到了诉讼和仲裁的相关事项。对于诉讼,协定并没有进行完全的司法豁免,而是为避免 “银行为筹资而通过借款或其他形式行使的筹资权、债务担保权、买卖或承销债券而引起的案件,或者与银行行使这些权利有关的案件,银行不享有豁免权”这一规定可能会使银行落入“缠诉”的危机而给出了两大限定。一是,在同一条中,对于管辖法院做出了比较严格的限定,对比《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七条第三节“银行在司法程序中地位”可知,亚投行对于管辖法院的限制,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几乎一致。除此之外,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又限定了成员国提起诉讼的可能性,认为成员应采用 “本协定、银行细则及各种规章或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中可能规定的特别程序”此处“特别程序”可理解为非诉讼以外的争端解决方式,笔者认为可包括协定中提及的仲裁,或者多元化纠纷解决(ADR)的其他方式。协定第五十五条就明确规定了一种ADR的方式即仲裁。第五十五条内容丰富,涵盖了仲裁管辖、仲裁员的选任、仲裁做出裁定的表决方式、仲裁结果效力和特殊仲裁员设置。

只有“银行与已终止成员资格的国家间发生争议”或“银行通过终止银行业务决议之后银行与成员之间的争议”才可由仲裁庭管辖,以提交仲裁。之后仲裁员的任命也有限定,即一名由银行任命,一名由涉事国家任命,而第三名仲裁员地位特殊,故其任命比较特殊,双方约定或者由“国际法院院长或银行理事会通过的规章中规定的其他当局指定”,第三名仲裁员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可以处理全部的程序问题。仲裁结果以简单多数得出并为终局裁决。

综上可知,亚投行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内部与外部的初步划分,内部成员与银行出现的相关争议不可进行诉讼,而是需要通过如仲裁的特别程序进行。但与非成员发生的争议,并不属于仲裁的管辖范围内,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适用诉讼的方式解决。

(二)亚投行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问题

亚投行所建立起的争端解决制度还存在较大不足。仲裁一般分为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明显亚投行内部的仲裁设置并不属于常设的机构仲裁,因其并没有一套自己的仲裁程序进行仲裁。亚投行协定只是大致说明,程序问题由第三名仲裁员处理。 但目前我国关于仲裁的法律规定并不承认临时仲裁的存在,引入临时仲裁也颇具争议。所以亚投行内部的仲裁不算常设仲裁,也非临时仲裁,定性模糊。除此以外,争端解决机制并没有包括投资者与成员国之间投资争议的解决,这使亚投行的争端解决制度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此局限性可能会影响亚投行未来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但这一制度的设立也需要考虑许多问题,如对于其他仲裁机构的态度需要明确。

(三)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展的作用

对比世界银行来看,只有拥有从融资途径到担保机构再到独立的争端解决机构这样完整的制度体系才能够保障区域多边开发机构的长远发展。建立独立的争端解决机制以解决与亚投行有关仲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明确的制度规则可使成员国与银行之间的争端能够更加有效率地解决;其二是可以给予成员国更强的制度保护。建立独立的投资者与成员国的争端解决机构的原因在于,亚投行内部如果没有统一的争端解决机构,成员国会倾向于选择其他的第三方仲裁机构,由此可能出现不同仲裁机构对同一问题理解不同,出现裁决不一致的现象。对于这两种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方法来说,建立常设独立的仲裁机构更加有利于争端解决机构的独立,故需要借鉴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以观其利弊。目前,世界银行体系内的争端解决机构有两个,一个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中的争端解决机构,一个是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也就是所熟知的ICSID。

二、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看亚投行争端解决机制

(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简介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简称“ICSID”)是解决投资者与成员国之间争议解决的机构,该机构在国际投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十分值得亚投行借鉴的,尤其是其独特的规则设计。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是由1965年《华盛顿公约》建立的专门处理国际投资争议的国际性常设仲裁机构,属于世界银行的内设独立机构,其宗旨在于以调解和仲裁的方式,解决国家与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议。 在ICSID创建的初期,其处于较为边缘的状态, 1979年之前只受理九起案件,上世纪八十年代共25起。但在进入21世纪之后,ICSID在国际舞台上作用越来越明显。笔者认为,除去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以外,ICSID独特的仲裁体制是其得到肯定与重视的主要原因。

(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亚投行争端解决机制的启示

1.正面启示

(1)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

ICSID的灵活的争端解决规则主要体现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管辖权确立、仲裁员确立与仲裁法律的选择上都极大体现了这一点。其中管辖权的意思自治最具特色,也是之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ICSID受理案件的必须条件是经过当事人书面同意,ICSID才有受理案件和进行仲裁的权利,没有这种书面同意,则其无法取得管辖权。在实践当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在双边投资协定或区域贸易协定中事先约定情形,并对“投资”做出界定, 以进一步将意思自治渗透进入仲裁的管辖当中。现参考不同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对于ICSID管辖权的约定就十分不同。如1986年中国与比利时与卢森堡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将管辖限定于“有关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的补偿额的争议”。但在2009年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却没有这样的规定了。虽可能出现争议,但也充分体现意思自治。

(2)增强仲裁程序透明度

仲裁不同于诉讼,因其十分重视保密性。一般情况下,仲裁过程保密,除非出现额外情况。但随着国际投资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对于仲裁透明度的渴望也日益增强。2004年开始, ICSID就开始尝试程序透明的改革,其集中体现于2006年生效的《ICSID仲裁规则》。其中有两项十分值得亚投行借鉴,其一是披露裁决书的内容,即“秘书应该且立即公布裁决书中法律推理部分的摘要”;其二为对法庭之友的开放态度,即“ICSID”接受第三方提交法庭之友陈述书的自由裁量权。

2、负面启示

当然ICSID体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也有其内在的制度缺陷,亚投行若想借鉴ICSID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争端解决机制,首先应明确其缺陷所在,以其作为负面启示,以避免在未来的制度构建中重蹈覆辙。本文讨论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 即同条款的判决解释不一致和缺少外部仲裁监督机制。而这两个问题最终的解决途径将会是上诉机构的设立。

(1)判决不一致问题

ICSID前秘书长Antonio R. Parra认为,“实质性同一争端不同的裁决是十分有可能的。”因每个仲裁庭的仲裁员组成不尽相同,且每个仲裁员对于条约条款的理解也不同,所以便可能出现对同一或类似案件情况出现不同判情况。如在著名的SGS案中,同样是对“保护伞条款”进行解释,在SGS vs. Pakistan一案中,仲裁庭对于“保护伞条款”做出了狭义解释。但在SGS vs. Philippines一案中,仲裁庭反对SGS vs. Pakistan一案中仲裁庭对“保护伞条款”所做的解释,认为东道国对于合同义务的违反足以构成违反BIT。但是判决的不一致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和东道国对于行为的预判,严重影响投资者与东道国双方的利益。

(2)缺少外部监督问题

除判决解释不一致以外,缺乏外部监督机制也是一大问题。目前,ICSID存在内部的监督机制,也就是通过撤销仲裁来实现,但这种撤销也仅局限于程序不公而出现的不公正裁决的情况,对于实体问题并未涉及。在五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1仲裁庭的组成不符合规则的; 2仲裁庭显然超越其权限范围的;3仲裁庭的仲裁成员有腐败行为;4仲裁行为严重违反其程序规则;5仲裁裁决未陈述其所依据的理由。仲裁裁决的撤销由ICSID专门的委员会依照公约对仲裁庭的裁决进行审查。

内部化监督的制度初衷是为了维护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和独立性,避免外国法院的干预,但不论是上文所述的裁决不一致所产生的不公平现象还是ICSID可能出现的错误裁决,都是外部监督机构缺失的结果,故建立上诉机构是十分必要的。

摘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中争端解决可以分为两种,即与亚投行相关的争议解决和投资者与成员国之间的争议解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对前者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投资者与成员国之间的争议解决则完全没有提及,故这种制度缺失亟需弥补。就现有制度而言,与亚投行有关的争端解决机制并不完善,如其内部设置的仲裁的定性就存在问题。鉴于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亚投行的长远发展的重要性,本文试图指出与亚投行有关的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内部仲裁机制问题,并建议借鉴ICSID的成功经验,以建立适合亚投行的争议解决制度。

关键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争端解决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王岩,宋连斌.论临时仲裁及其在我国的现状[J].北京仲裁,2005(54).

浅析亚投行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篇5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东南亚时,提出要筹建亚投行,为亚洲地区的发展注入活力。此举立刻得到众多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2015年12月25日,经过800多天的精心筹划和多方努力,亚投行正式成立了。2016年1月16日,亚投行正式开始运作。作为新生事物,亚投行既有宝贵机遇又面临一定的挑战。

2 亚投行的机遇

2.1 亚洲经济极具活力

来自世界银行官网(http://www.worldbank.org)的资料显示,近年来亚洲经济体的GDP增长速度都很快,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其中,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中国GDP增速分别为9.5%、7.8%、7.7%、7.3%,印度为6.6%、5.1%、6.9%、7.3%,柬埔寨为7.1%、7.5%、7.3%、7.1%,老挝为8.0%、8.0%、8.5%、7.5%。可见我国和这些国家GDP这几年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在2011年至2014年这四年中,美国GDP增速分别为1.6%、2.3%、2.2%、2.4%,法国为2.1%、0.2%、0.7%、0.2%。由此可见,和上述亚洲地区国家形成对比的是,美国GDP增速这几年来一直保持在2%左右的较低水平,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地区的GDP则增速极缓。亚洲地区近年来的发展态势,为亚投行的成立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

2.2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

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包括新建设资金需求和维护资金需求两个方面。来自世界银行官网(http://www.worldbank.org)的资料显示,亚太地区在2010到2020这十年期间,总需求资金高达79 917.09亿美元。其中,能源、运输、公路这三方面的需求居于前三位,资金需求分别为40 886.39亿美元、24 661.23亿美元和23 405.32亿美元。东南亚国家总投资需求巨大,为12 446.15亿美元。需求位于前三的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这三个国家,资金需求分别为4 503.04亿美元、1 880.84亿美元和1 729.07亿美元。以上数据说明亚太地区基础建设方面的资金需求极大。亚投行正是为了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而成立的。

2.3 中国实行“一带一路”战略

为了顺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特点,中国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一带一路”战略,这是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是为了加强亚欧非各国的互联互通建设,构建国与国之间的全面合作互助关系,形成一个互利共赢的局面。亚投行在国家层面上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契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然包括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亚投行可以参与其中提供资金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开展,能够让中国与沿线各国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提高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这样一来,就会为亚投行吸引更多的潜在需求国。

3 亚投行面临的挑战

3.1 域内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

世界银行官网(www.worldbank.org)显示,域内国家中GDP在世界上排名前50的国家有中国、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泰国、阿联酋、马来西亚、新加坡、以色列、菲律宾、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2015年GDP总量较高的国家是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分别为103 856.6、21 172.8、15 980.7亿美元。然而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则相对较小。在东盟各国中新马泰三国经济水平较高,基础设施的配套也相对成熟,与此相反的是,老挝,越南等国经济相对落后,不在这前50之列,基础设施也很不完善。由于各国的现状差异,亚投行对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会不同,并且各国由于经济实力不同,能够投入到亚投行的资金数量也会有所不同,这就会导致亚投行对于各国话语权的分配很难保证绝对公平。

3.2 各国金融市场化水平差异大

区域内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到亚投行运营的成败,各国金融市场起步的时间各有先后,开放程度也各不相同。完善的配套金融体系会促进亚投行的业务更加顺利地开展,而封闭的市场也会阻碍亚投行的运营。以东盟各国为例,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市场发展水平较高,市场氛围也较为活跃,而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金融市场则比较封闭。配套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将会阻碍这些国家贷款还款的进度。

3.3 区域间不良冲突难解决

亚太地区经常发生的政治冲突和领土争议不仅会阻碍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不利于亚投行业务的展开,而且也会导致各国关系的紧张,阻碍国家间的经济往来。恐怖事件的频繁发生也会将刚刚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毁于一旦。根据美国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报告》,从1970年以来这四十多年,恐怖主义的严重程度正在加重,伤亡人数几乎增长了100倍之多。而亚太地区是恐怖主义的高发地区。这些恐怖事件的发生无疑会给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增添难度。

3.4 来自域外国家的反对

亚投行作为国际经济大舞台上的一个全新的角色,对于一直占据有利地位、掌控话语权的美国而言自然是从起初的丝毫不重视到后来的尽力阻挠。美国在表面上一直以亚投行是没有必要的作为说辞,认为已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已经足够。同时又质疑亚投行的运作是否透明,规则是否公平以及亚投行是否能够达到环境方面的高标准等等。美国一直对他国进行鼓动,告诫他国加入亚投行要三思而后行。然而亚投行的影响力和规模超出了美国的想象。随着英法的加入,越来越多欧盟国家都投入到亚投行的怀抱中。事实上,当作为域外国家的英国第一个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亚投行时,美国财政部长立刻公开指责英国“迁就中国”,同时又向其亚太地区的盟国提出了直接要求,让他们切勿立刻加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尽管日本仍然与美国你呼我应,但也在文件中声明不排除今后会加入亚投行。但是美日长期以来的敌对态度不会在短时间内转变,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亚投行发展存在的宝贵机遇和面临的严峻挑战。亚投行必须抓住发展机遇,妥善应对挑战,才能长久、稳定、健康地发展。首先需要建立公正透明的治理体制,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如在亚投行中适当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更多地为发展中国家谋福利。其次,要规避融资过程中的地缘政治风险,从根源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从而实现互利共赢。最后,在融资模式上,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机制以防范风险,例如采用PPP模式充分利用私人资本助力基础设施建设。

摘要：作为新生事物,亚投行既有宝贵机遇又面临一定的挑战。本文主要从亚洲、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三个层面分析了亚投行的机遇,同时指出了亚投行面临的若干挑战,并提出了亚投行稳定发展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亚投行,机遇,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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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世军,李理.日本、韩国外国劳工制度比较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65-68.

[3]沈铭辉.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PPP合作模式:中国的角色[J].国际经济合作,2015(3):33-38.

亚投行签字仪式 篇6

安全高亚靠调洲美“事国重务,返中经亚的济太话”靠语以中权国来和。,地中自位美国日国在益趋重,“安美经中”似乎成为了一些亚洲国家越来越现实的选择。而身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国的菲律宾,在是否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问题上出现反复,无疑具有代表性。

菲律宾是作为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然而,菲律宾政府6月28日决定暂不签署亚投行协议——暂缓加入。菲律宾财长财务官罗伯特?谭表示,菲律宾不会在29日北京举行的《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上签字。他在上周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会观察该签字仪式并参加部长级会议。”

这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本月早些时候所说的“菲律宾对加入亚投行‘非常、非常谨慎’”有关。6月3日,阿基诺三世在日本访问时表示:“我们对财政责任的理解应该基于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如何,可以负担得起的济援助不会受制于我们两国间变化不定的政治关系和领导的支持。”

人们注意到,最近夹在中美之间的菲律宾态度不断出现反复。美国和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被视为亚投行的竞争对手,在南海问题上频频对华挑衅的菲律宾,过去几年中多次表达了加入TPP的愿望。

但由于美国国内反TPP的声音强大,也让菲律宾出现犹豫。今年3月30日,菲律宾贸易与工业部长多明戈曾表示,本届阿基诺政权明确放弃参加TPP的方针,理由是“一些必要的法制整顿工作来不及完成”。

不过 , 随着近日 美国国会 通过TPP“快速通道”法案,多明戈又“及时”表态称,前述报道是“翻译错误导致的误解”,尽管菲律宾在加入TPP上面临许多困难,但“以某种方式与美国签署一个协定对菲律宾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菲律宾在是否加入亚投行上,与加入TPP一样,也出现了反复。不过,这次反复或许是美国在背后操作的结果。由于美国对中国主导亚投行很不舒服,巴不得菲律宾来搅局亚投行。

众所周知,中国跟美国正在博弈两个东西在台面上,一个是TPP,还有一个就是亚投行,这亚投行本来是一个形势一片混沌的,没想到3月12日英国突然宣布要加入亚投行,之后整个形势就急转直下,其创始成员国达到了57个。至于菲律宾,如果真的要与中国作对,暂缓加入,甚至退出,也无关紧要,因为要加入亚投行的国家还有很多。

其实,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属于自我错位型,往往是蚂蚁扮大象,害的是自身。就现在而言,菲律宾不根据国内经济需要,作出暂缓加入亚投行的决定,这说明,菲律宾而在关键时刻,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仍然没有摆脱殖民地从属心态。

然而,菲律宾搅局亚投行,将把中国彻底得罪了。菲律宾或许将错过一个计划中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盛宴”。中国政府正勾画在港口投资数以1000亿美元的前景,这些港口沿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线展开。这条贸易路线蜿蜒穿过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北非直至威尼斯,为途经地区带来贸易和就业岗位。

但“一带一路”显示其路径明显绕过菲律宾。难怪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感到是孤单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将跳过菲律宾”。这位一向亲美的外交部长的感叹,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菲律宾被中国抛弃了,菲方不会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即便马尼拉是亚洲的大港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