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推广周活动实施方案

普通话推广周活动实施方案（共7篇）

普通话推广周活动实施方案 篇1

“普通话推广周”活动方案

为推动我校创建市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工作向更高标准迈进，为使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更好纳入我校培养目标，纳入学校常规管理，纳入教师和学生基本功训练，渗透到德、智、体、美、劳和社会实践等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为更好地增强我校师生员工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意识，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迎接今年六月市语委对我校进行的市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的评估验收，学校拟在五月中旬开展“推普周”活动，活动方案如下：

一、领导小组：

组长：张立山

副组长：王庆祥

组员：张顺海宫玺梁兴涛范方荣

二、活动时间：

2010年9月12日—18日

三、活动口号：讲好普通话 写好规范字

四、活动内容：

1、利用升旗仪式，由学生会代表宣读《倡议书》，向全校师生员工发出“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倡议，进行全校总动员。

2、全校每班办一期“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板报。

3、各年级分班开展主题班会活动，具体内容：

（1）讲讲说普通话的重要性，形成主题班会活动方案。

（2）同学们找找在我们身边出现的不规范字。各班写一篇一篇简要的调查总结。

五、活动要求：

1、推普周期间，校内学生与学生间，学生与教师间，教师与教师间，一律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

2、教师上课必须使用普通话，学校组织巡查评分。

3、对校内用字进行普查，教务处、教科室对教师备课本，教师对学生的评语，作业作文的批语用字以及学生的作业本进行用字检查。

4、对学校周边社区进行用字检查，作语言文字规范的社会宣传。

5、每位学生写一篇“说普通话，与规范字”承诺周记。

六、活动总结：

1、学校对各项活动进行评比，选出优秀作品、优秀班级进行奖励。

2、学校对教师上课使用普通话情况，备课本作业评语用字情况进行煲奖。

新城实验学校

“普通话推广周”活动方案

御碑楼小学

普通话推广周活动实施方案 篇2

1. 帮助学习普通话确实是《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目标之一

熟知的, 1958年, 颁布《汉语拼音方案》的人大决议里就写明:汉语拼音方案是帮助推广普通话的工具[1]5。周总理1958年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称:汉语拼音方案是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学习普通话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够的, 学了容易忘记, 必须有一套表音符号, 用来编印拼音的读物和注音的字典, 供学的人随时查考, 不断校正自己的发音, 收效才大。”[1]7这种设想有其历史合理性, 不应该认为有什么失误或不妥。

2. 对《汉语拼音方案》推普作用的一些空洞、夸大言论

周总理上面的话里, 指出汉语拼音方案的注音功能就可以帮助学习普通话, 这是符合实际的。而后来一些人对汉语拼音方案在推普作用的论述就明显有空洞、夸大的特点。如《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摘引王力、周有光两位权威合写的论文中的话时, 引出如下的话:要“在扫盲和推广普通话的巨大任务中充分利用汉语拼音”[2]124, “汉语拼音方案是一种有利无弊的现代化语文工具”[3]8。在《汉语拼音方案》30周年纪念文集里写道:“《汉语拼音方案》是为普通话设计的, …… (汉语普通话) 语音的规范就非得依靠《汉语拼音方案》不可。《汉语拼音方案》为推广普通话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要充分发挥这个工具的作用”[3]102。又“汉语拼音是推广普通话不可缺少的工具”[4,5];“推行普通话必须有拼音的工具”[4,5]。以上论述简明、概括, 也空洞无物, 都缺少实证, 缺少具体内容的描述。

3. 在《方案》发布了二三十年后的许多文集里, 推普的汉字拼音化作用和政治运动色彩依然十分明显

在《汉语拼音方案》25周年纪念文集[1]里, 重新刊发了教育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文件。该文件一开头就说:“普通话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是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需要, 必须大力推广, 逐步普及;汉语拼音是工农兵群众以及中小学生学习文化、学习普通话的有效工具, 是我国文字拼音化的基础, 要大力宣传, 积极推广”[2]91;“汉语拼音是识字和学习普通话的有效工具, 是我国文字拼音化的基础”[2]93;“不利用拼音, 学好普通话就是一句空话”[2]73。在30周年纪念文集里有“在现代社会处处讲求高效率和速度的情况下, 将来采用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却要比方块汉字简便得多, 优越性大得多, 效率也高得多”[4]12。周有光先生在他1978年修订再版的著名汉字改革概论中说道:“现在我们要用拼音字母注下汉字的读音、写下普通话, 广泛地运用汉语拼音作为文字的辅助工具, 将来并使它辅助成为通用的拼音文字”[6]99。在文献【6】中, 难得的收有七篇文章, 分别反映了上海、湖北、福建、广东、山西、河南、云南各地推广普通话情况。这些文章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于推广普通话经验的政论性文章。讲的是如何统一认识、提高自觉;如何大造舆论、创造气氛;如何培训骨干、组建队伍;如何集中时间、精力大抓几次, 再长期坚持, 等等。几乎完全没有具体使用汉语拼音方案进行推普的内容, 没有学术性的分析、说明。

4. 到底怎样利用《汉语拼音方案》具体开展、做好推普工作?

我和许多人一样, 想尽快、尽量详细地知道:到底怎样利用《汉语拼音方案》具体开展、做好推普工作?为什么说《汉语拼音方案》是推普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为什么说它是得力工具?为什么说它是“有利无弊“的工具?翻阅了一批文献后, 意外地发现了如下论述。

在30周年纪念文集里, 一位曹教授引用了吕叔湘先生1962年的一段话:“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几乎限于把拼音字母作为帮助识字的工具这一方面 (连这一点也还做得不够好, 不然不会发生回生问题) , 对于如何利用拼音字母来教学普通话, 还没有认认真真做过工作”。接着这位曹教授说:“现在的情况 (本文作者注:当指1988年, 《方案》颁布了30年的时候) 比1962年要好些, 但总的看, 这个问题无论在指导思想或实际应用中都未真正解决。汉语拼音在学校仍然只起到识字正音的作用, 而没有起到学习普通话的作用。”[3]115

在文献【7】里, 有著名文字改革家周有光先生如下的话:“利用汉语拼音学习普通话, 到今天 (本文作者注:当指1986年) 为止, 认真这样做的, 主要是外国人。外国人学习中文, 现在很少不用汉语拼音的了。”[7]74

此时, 我就难免有些奇怪了:既然没有认认真真做过工作, 为什么说它是“有利无弊”的工具, 是不可缺少的工具, 有力的工具?

5. 马希文先生批评推广普通话工作缺少科学基础

我第一次读到仅仅靠现今的《汉语拼音方案》来推广普通话是不科学的, 这完全不是从语文学家那里, 而是在天才数学家马希文的文章中[8]。马希文14岁考入北大数学系。他不仅数学天赋极高, 语言天赋同样了得。就读大学时就兼任过世界语教学工作;50年代参加过藏文规范问题研讨;于国内最早提出过计算机自然语言理解的宏大科研规划。1982年起他的几篇关于汉语的语言学论文[9,10,11], 令朱德熙等语言大家们也大感惊讶, 给予高度评价。马希文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了1986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就在这次的会议文集里[7], 我读到了他对当时推广普通话缺少科学基础的议论。他这样尖锐地说:“推广普通话应当有科学的基础。对推广普通话严格的要求应包括语音、语法、词汇等各方面。然而我们今天的研究水平却远远跟不上需要。例如说, 对北京语音四声调值的规定 (或描述) 与实际语音的差别就很大, 连读时音值、音调的变化几乎是一笔糊涂账, 语调重音的问题几乎没人说出个道道来”。马希文明确地指出:“推广普通话应该有科学的基础”;在他指出问题后又说:“我们许多同志辛辛苦苦做了许多工作, 但要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在科学化上下功夫是必不可少的一环”[7]109。另外, 马希文说:“表音文字记录的是语音。如果能把语音忠实地记录下来, 阅读的时候就可以恢复原来的语音。但是, 《汉语拼音方案》只是记下了每个音节的读音, 而且是按照这个音节在某种理想语境 (比如没有上下文的情况) 中的读音记录的。这样, 在阅读的时候, 就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轻重缓急、抑扬顿挫, 不然的话, 只好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读下去, 就和实际语音相去甚远了。可见, 以为表音文字可以机械地阅读是没有根据的”[12]539。在马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中, 专有一节讨论计算机语声处理向语言学提出的问题。这一节里, 他明确地说:当今语言学给计算机语音处理提供的基础太差了。他先说到西方英语等语言的计算机语音合成已经达到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而汉语则发展缓慢。主要原因, 还是对语音学里关于连续语流缺乏研究。汉语语音学的书里所描述的语音往往止于单个音节, 偶尔讨论一下极短的语段 (如研究调值的变化) 。这可以形象地说成是描述个别汉字 (或短语) 的字典读音, 或简称字音。字音不考虑上下文语境, 所以与连续语流中的语音现象有很大差异”。他在这一节里, 具体讨论了音长、音高和音色;谈到句调、节奏、变读等等。该节最后, 他说:“看来, 我们对于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音认识不够, 没有花足够的力量研究北京话的语音。我们花了很大力量做审音的工作, 但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句调、节奏与变读。没有充分研究, 也就无法制定规范;不制定规范, 就放任自流。其结果并不是吸收方言成分来丰富北京话的表现力, 而是使方言和北京话混杂共存以致失去了细致的表现力, 无法用简练的手段传达细致的信息。……这对于推广普通话、统一全国方言来说, 看起来是好事, 其实是坏事。计算机语声处理从另一个角度尖锐提出了问题, 使我们冷静下来, 认真地考虑一下应该怎么做”[13]551—553。他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里还说道:“此外, 应该特别说明。‘推广普通话’是一个标准不明的笼统说法。我们读到过许多宣传某地推广普通话成绩如何卓越的宣传材料, 其中通常没有认真说明那里推广的普通话在音系方面 (姑且不谈音值) 与汉语拼音方案是否真的一致, 比如说, 分不分zh、ch、sh与z、c、s;……;分不分f和h;n和l等等。然而如果没有真正区分这些, 那么这样的推广普通话只不过是到处去制造一些比当地方言和北京话都简单的音系而已, 虽然对各地的交往不无好处, 却无益于推行按北京音拼写的任何方案。这本是极为明显的, 但却有不少人没有注意到。我们应该澄清这一点,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 不应该轻视它, 更不能采取自欺欺人的态度。否则。文改工作将为之付出代价。”[14]489—490

“洋腔洋调”及“民腔民调”原来都是“拼 (音) 腔拼 (音) 调”, 读了马希文先生的几篇文字, 忽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平常当听到一些外国人说着生硬的汉语时, 常称之为“洋腔洋调”;当听到一些少数民族朋友说着生硬的汉语时, 常称之为“民腔民调”。其实这类生硬的、不流利的汉语, 应该称之为“拼 (音) 腔拼 (音) 调”, 这是他们学习汉语时过分地或者单纯地依赖汉语拼音的缘故。他们的汉语, 是汉字串经过汉语拼音方案机械地 (一个字音接一个字音地) 转化出来的, 完全缺乏普通话那种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及恰当的连读变调。

6. 赵元任先生关于汉语语音的一些论述

马希文原来所修专业是数学、计算科学, 随着电脑语文信息处理的进展而深深地介入语言学, 42岁发表语言学处女作[9]。赵元任先生是中国近代伟大的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小学后进入江南高等学堂预科, 没上完三年预科就赴美留学。去美轮船上还想去学电气工程, 领队胡敦复先生劝他学理论科学, 在美第三年选专科时选了数学。读完博士之后在康乃尔大学教授一年物理, 归国后到清华学堂又教物理半年。之后给当时在中国访问、讲学的罗素当翻译, 参加当时的国语统一会的工作, 自此一直从事语言文字工作。赵元任不仅古今中外融汇贯通, 还有横跨文理的特点, 这些成为他的突出优势。赵元任先生民国初期曾经和钱玄同、黎锦熙等在国语统一会共事。他是汉字拉丁化的积极支持者, 是国语罗马字的主要设计人之一。

赵元任1973年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通俗地解释、评价了汉语这个符号系统, 其中包括许多对汉语语音的评价。从赵先生的这些评价里, 完全看不到钱玄同、黎锦熙那样的激烈、偏激。赵先生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心平气和的, 他明确地提出了、充分地肯定了汉语的许多优越性。他说:“论优美, 大多数观察和使用汉语的人都同意汉语是美的。有时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汉字有了字的声调, 怎么还能有富于表达力的语调?回答是:字调加在语调的起伏上面, 很像海浪上的微波, 结果形成的模式是两种音高运动的代数和。”;“良好的符号系统应该易于产生和发送, 易于接收和解释。上面说过, 汉语除了语调之外还有声调, 声调是使汉语特别适合于物理通讯的要素之一”[15];“声调的使用使得同样复杂程度的单位占比较短的时间, 例如英语动词 (混) 是四个音位, 它的过去分词 (浑) 增加一个音位。汉语中指动作的huen4 (混) 使用一种声调, 指状态的huen2 (浑) 使用另一个声调, 并不多占时间。音高模式反正是每个音节都有的,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它而不另占时间。汉语的词有点像蛋卷冰激凌。冰激凌和蛋卷是一次花钱买的, 你可以把蛋卷也吃下去”;“汉语词的简短还可以拿数字系统做例子。……。 (用汉语) 背乘法表, 从‘一一得一’到‘九九八十一’用30秒钟。同样的乘法表用英语来说, 我的记录是45秒钟”[15]78;“大家当然知道, 表示一定数量的信息, 符号复合体的大小是和所有符号花样的多少成反比的。例如有10个不同的符号, ‘十六’这个数字就可以用两位数‘16’写出;如果只有两个符号, 像二进制中的0和1, 那么同样的数字十六就要写成‘10000’这不但是视觉符号的技术处理问题。它同样也适用于口头语言。……日语的音节比较少。所以汉语里的‘我’一个音节, 在日语里用四个音节。‘多谢’ (汉语里) 是两个音节, 在日语里用十个音节”[15]。

7. 汉字文本和拼音文本阅读效率的比较

许多宣传利用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的材料都主张尽量利用拉丁拼音文本 (文稿) , 即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普通话所得到的拉丁文本 (文稿) 。理由是“拼音文本是普通话语音的最好的规范化表达”。我就此做一些思考, 提出一些问题与读者讨论, 向专门家请教。我们先以毛泽东一封短信为例观察一下。

毛泽东一封短信的汉字版:田家英同志: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 包括若干拓本 (王羲之等) 、于右任千字文及草歌诀。此外, 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 (是否郑振铎?) 一询, 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 应开单据, 以便按件清还。毛泽东十月十六日[16]

文本 (文稿) 的三种读法对于一个文本, 有如下的三种读法: (1) 朗读指出声地或大声地读。这种读法自然要经过头脑的语音管道。 (2) 默读指轻轻地、或者不出声地读, 但也要通过头脑的语音管道。 (3) 目视地视读或扫读指仅通过目力视觉, 而不经由头脑的语音管道。

上述毛泽东短信汉字版三种读法实际耗费时间为:朗读:25秒钟;默读:20秒钟;视读或扫读:14秒钟。

毛泽东上述短信的汉语拼音版:Tianjiaying tongzhi:qingjiang yicun gezhong caoshu zitie qingchu geiwo, baokuo ruogan tuoben (wangxizhi deng) , Y uyouren qianziwen jicaoge jue.Ciwai.qing xiang gugong bowuyuan fuzeren (shifou zhengzhenduo?) yixun, kefou jieyue nali di gezhong caoshu shouji ruogan.R uke, ying kai danju, yibian an jian qinghuan.M aozedong 10 yue 6ri.

上述毛泽东短信拼音版三种读法实际耗费时间为:朗读:45秒钟;默读:30秒钟;视读或扫读:30秒钟。

对上两个文本实验结果的简单比较可见:汉字文本的阅读效率明显高于汉语拼音文本。对于汉字版, 朗读时间最长;默读次之;视读或扫读最快。对于汉语拼音文本, 也是朗读时间最长;默读次之。不经由头脑语音管道的扫读或视读实际上不可能。换言之, 汉语拼音文本几乎不具有字形直接表意功能, 必须经由头脑的语音管道才能读懂。

这里的实验方法完全是作为门外汉的作者本人的杜撰。许多专业人士、专家或大师们极可能会嗤之以鼻。例如, 吕叔湘先生有过如下的论述:“文字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意义, 一个形体必须同一定的语音有联系, 能够读出来, 才成为文字。如果一个形体能够不通过语音的联系直接表达意义, 那就还是图画, 不是文字。代表语言, 也就是能够读出来, 这是文字的本质, 至于写的时候和看的时候读出或不读出声音来, 那是不关乎文字的本质的。”[17]6另外, 在30周年纪念文集里, 有如下的话:“有人认为汉语拼音不是汉语拼音文字, 它在课本里或注音读物里必须紧紧靠着汉字。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利用拼音学习普通话为什么不能脱离开汉字呢?汉语拼音能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工具, 而不作为汉字的拐棍呢?我很同意吕叔湘先生的话。他说:‘用声音表达意义是直接的, 用文字表达意义是间接的。从北京到武汉不必绕广州, 学普通话有标音的符号就够了, 用不着把汉字拉进来。加进来汉字反而分散注意力, 叫做‘徒乱人意’。”[3]116

看来吕先生完全不承认汉字字形有直接表意功能;认为通过汉字文本理解普通话, 就像从北京到武汉绕道广州那样。鄙人以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是错误的;是对拼音文字极度迷信、崇拜, 无视起码事实的认识;是对“语言第一性, 文字第二性”极端、硬性应用。吕先生作为汉语文字学权威, 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也必定是极大的。许多文章宣扬、鼓吹直接使用汉语拼音文本, 排斥、尽量避免汉字文本的使用。这可能正是利用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长期里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本人是语言学的门外汉, 没有能力就此问题进行语言文字学的深入讨论。本人建议认真做些试验观察, 所建议的实验方案另见本文第13节。

8. 拼音文本阅读效率低下的一种可能解释 (其一)

以下给出毛泽东前述短信的逐词对照 (逐词拼音版———汉字版) 版本:

Tianjiaying (田家英) tongzhi (同志, 通知, 统治, 同治, 同质, 铜质, 铜制, 统制, 通志) :Q ingjiang (请将, 清江, 请讲) yicun (已存, 一寸, 一村, 遗存, 依存, 乙村) gezhong (各种, 个中, 歌中) caoshu (草书, 曹书, 糙树) zitie (字帖, 自贴, 紫帖) qingchu (清出, 清楚, 清除, 请出, 清初, 轻触) geiwo (给我) , baokuo (包括) ruogan (若干, 弱杆) tuoben (拓本) (W angxizhi (王羲之) deng (等..) , Y uyouren (于右任) qianziwen (千字文) ji (及..) caogejue (草歌诀) .Ciwai (此外, 词外) .qingxiang (请向, 倾向, 清香, 请降, 清响, ) gugong (故宫, 雇工) bowuyuan (博物院, 博物苑) fuzeren (负责人, 负责任) yixun (一询, 一旬, 依循, 遗训, 医讯) , kefou (可否) jieyue (借阅, 节约, 解约, 阶跃) nali (那里, 哪里, 娜丽) digezhong (各种, 歌中, 个中) caoshu (草书, 曹书, 糙树) shouji (手迹, 手机, 收集, 手记, 首级, 守纪, 收寄, 手技, 瘦瘠) ruogan (若干) .R uke (如可) , ying (应) kai (开) danju (单据, 单句, 丹剧) , yibian (以便, 一边, 一遍, 一变, 异变, 易变) an (按..) jian (件..) qinghuan (清还, 轻缓) .

M aozedong 10 yue 6ri.

以上短信件的对照文本中, 括号里给出与拼音对应的汉字词。同一个括号里列出的多个同音词是搜狗输入法显示出来的。对于单个汉字的拼音, 其括号里仅仅给出一个汉字, 这只是为了简化。在阅读拼音文本时, 读者必须按照上下文判断在多个同音词里选择哪一个。就本信件而言, 粗算它有30多个拼音词, 假定每个只对应2个可以选择的同音汉字词。拼音信件从头到尾的翻译时, 不同汉字词的选择有二的30次方的选择, 而230=1024*1024*1024。这个数目大于十个亿。这么多的判断、选择, 自然使得汉语拼音文本阅读变得很是费力、费时、费猜测了。这里“十个亿”的数量, 可能有所夸大, 是从全文中选择同音词时的情况。实际上可能仅仅需要在上下文临近的句子, 而不是全文中判断、选择。如果仅仅涉及15个或20个拼音词, 那么, 选择数目将是三万二千到一百万, 依然是数量巨大的。

9. 拼音文本阅读效率低下的另一种可能解释 (其二)

《汉语拼音方案》是以西方拼音文字为样板设计的。它的突出特点是以拼音方式准确地表达汉语普通话的语音, 包括声、韵、调。其表音的准确度应该超过英文。这也被许多人看作是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优点。其实正由于它准确、细致地表音, 能够区分声母、韵母 (包括韵头、韵腹、韵尾) 及音调, 它的读音也就必定有一个经由声母、韵母 (包括韵头、韵腹、韵尾) 再加上音调, 一起拼出音来的过程。这个拼出音来的过程带来了一些麻烦。

文集【3】里, 曹教授文中就给出如下的例子。句子:“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大多数小学生在读这句话的拼音文本“wo m en jian she she hui zhu yizu guo”时, 是这样开始读的:“w-o wo”, 即先分别念两个字母音w-o, 再拼在一起wo;整个句子念出来是:“w-o wo m-en m en j-i-an jian sh-e she sh-e she h-uihuizh-u zhu y-iyiz-u zu g-uo guo”。这种念法, 念到后面忘掉前面。而且这样每个音节都先单念字母, 再拼在一起, 读出来根本不像一句话。最好应该做到直读音节, 一下子读出来:“wo3 m en2 jian4 she4 she4 hui4zhu3 yi4 zu3 guo2”。[3]116注意, 这里需要一下子读出来音调的字音!即便如此, 这里仍然读出来的仅仅是字音, 无法顾及语调、节奏、重音、连读变调, 等等。而直读音节远不那么容易, 反而是相当困难的。几十年来小学生语文教学里要不要要求“直读音节”有过多次反复, 一直争论不断。事实表明, 直读带调号的音节 (总计一千二百多个) 并非是一件容易事;未必比直接学两千个汉字来得容易;许多教师认为这是小学生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1 0. 汉字字音属性特点、缺点和优点

关于汉字表音属性, 语文学家间也是有分歧的。吕叔湘先生说:“汉字不是表音文字, 不能看见字形就读出字音来, 因此有注音的必要”[17]13。赵元任先生则说:“通常的说法是汉字不表音。其实汉字是表音的, 但不在音位的层面, 而在语素的层面或者字的层面。既然一个字是一个符号单位, 所以不能指望字的组成部分来标志语素内部的各部分, 换句话说, 汉字并不拼出词里的音位。有相当数量的汉字具有 (或者毋宁说曾经具有) 一定的内部特征, 和音节中音的特征相应。所谓的形声字, 造字的时候表示的音曾经相当接近实际发音, 但是到了现代往往不合。如果说英语的拼写法表音程度达到75%, 那么汉语可以说达到25%。人们学了一千个汉字之后就能猜测新字的读音而且有时能够猜对。开头的一千个字是最难的。”[15]82唐兰先生说:“中国文字的变为注音文字, 而不变为拼音文字, 显然和它的语言有关。一个字既然是一个音节, 有一千多个声音符号 (其中大部分就是意义符号) , 就可以把这个民族的语言统统写出来, 又何须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18]11

吕先生说的:不能看见汉字字形就读出它的字音来。这句话有点毛病。如果说的是像赵元任先生那样的意思:汉字的内部结构各部分与汉字字音缺少规律性关系。那是对的。但是, 对于一个使用汉字的人, 对于他认识的那些汉字, 他一定能够看见汉字就读出它的字音来。汉字的认、读、写、用中, 读是基本的。说认得某个汉字, 一定要记得它的读音才算数。只不过这个“记得”有较大、较多的“死记”、“强记”的特点。这种“死记”、“强记”是个缺点。但只要记得, 就是整体记忆, 无需繁杂的拼音过程, 这在朗读、扫读里都有便捷处, 这又是一个优点。本文作者以为, 用汉字文本朗读, 能够比利用拼音文本朗读, 更好地读出汉语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及恰当的连读变调 (参见实验方案建议的第13节) 。按赵元任先生的说法:英语的拼写法表音程度达到75%, 那么四万个英语词汇里约有一万个 (四分之一) 词需要死记或强记;汉字字形表音程度25%, 那么四千常用字有三千个 (四分之三) 需要死记、强记。这里三千汉字, 比一万英语词还是少得多。

近代以来, 由于强大的拼音文字优越论、汉字落后论的影响, 对汉字的字音属性基本持完全否定态度。著名文字改革家周有光先生的简洁评价可为代表。他曾说:汉字的严重缺点就是“笔画繁、字数多, 不是拼音制度”[6]6;汉字四病是“笔画繁、字数多、读音乱、检索难”[19]190。关于汉字的语音属性, 就这样“二语以蔽之”为“读音乱”, “不是拼音制度”而终结了。这种否定态度, 使得对汉字字音传统中有益成分、可取部分都被忽视了、埋没了。近一二十年里出现了一批极有价值的研究。例如, 葛遂元先生从传统反切中提出了一个仅仅用64个汉字给汉字注音的方法, 包括直音和新式反切。新式反切仅仅是两个汉字的快速连读, 无需先切分声、韵。鲁川先生在他的知识工程语言学[20]里对形声字做了开创性的细致研究。自公元121《说文解字》以来, 形声字一直稳居80%以上。他称声旁为“音元”。他说音元的功能不是“准确表音”, 而是“临近示音”。他利用汉语拼音方案中声母的分组提出了互补的示音声母组, 以总结音元示音的规律性。他的300个常用音元表揭示了形声字的许多规律性特点[20]。

1 1. 计算机能够成功地把拼音文本转化为汉字文本, 这是否表明《汉语拼音方案》具备文字的基本品格?

马希文先生早就注意到这点并明确提出、解释过这个问题。马先生认为计算机能够成功地实现拼音到汉字的转化, 是《汉语拼音方案》有了充当拼音文字的一个必要条件。但马先生接着说: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远不是充分条件。他还举例说:实际上, 汉语的四码电报表达, 比汉语拼音表达更容易实现到汉字串的转化, 但电报码不能用作文字。[14]540利用非常简单、非常机械的方法, 利用电报码表就能实现由四码串到汉字串的转化, 而且还是完全准确、完全自动化的转化。而拼音到汉字的转化, 则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因为这里多了一个同音词智能化选择的问题。该问题在数理语言学中称为“上下文相关”语言的加工问题。这类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 能够实现完全准确的、自动化的转化。即使计算机能够实现完全正确的、自动化的转化, 也不表明它就适宜于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字。因为普通人头脑的速度比计算机的慢得太多了。计算机可以利用自己高速度、大容量的优点, 进行大量的检索, 实验性配对等, 在种种可能的同音词里选择最可能的一种。人的头脑不仅思考速度慢, 它还特别依赖视觉对字形的感知。视觉对字形的感知速度同样无法与电脑的速度相比。

1 2. 能够实现扫读或视读 (指不经由头脑语音管道的) 应该是合格文字的重要基本特征

中国的语文学家, 特别是热心汉字改革的语文学家, 非常尊崇西方的文字理论, 非常迷信拼音文字, 非常强调言文一致的意义及价值;轻视甚至完全否认文字以字形表意的功能。前面所引吕先生的话, 他把利用汉字文本描述汉语普通话, 比喻为从北京到武汉绕道广州, 可为一例。汉字具有突出的以形表意的特点和优点。其实任何文字, 包括一切历史不太短的文字, 都是可供目视阅读的, 都是目治的 (指相对地、暂时地脱离语音的) 。就说英文, 在中国和许多非英语国家, 都有大批“哑巴英语者”, 即不会念出英文, 只能扫读、视读英文的人。英文词汇的大多数, 并不是仅仅记录口语, 而是采取拼装表意形符以构造新词。这是一种与汉字发展方向靠拢的趋势或变化趋势[21]235。

西方的大型辞书里, 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 都肯定文字是“约定俗成的可见符号系统”或“进行视觉交际的代号系统”[21]238。这一点远不像中国的辞书, 那么强调文字仅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由于汉字有大量同音字, 仅仅以拼音见长的汉语拼音, 其字形表意功能就大大弱化, 甚至基本消失了。这使得汉语拼音几乎不可能快速扫读、视读 (自然, 这里指不经由头脑语音管道的) 。这其实是使用者不愿意使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在1950年代, 曾经帮助许多少数民族改造老文字, 试图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傣文、蒙文, 等等。这些新式拉丁化文字, 在表音规范化、言文一致等方面都比老文字“优越得多、科学得多”。如果文字主要是记录语言的, 那么新文字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况且新、老文字都是拼音的, 仅仅是改换字母形式, 这被文改家们看作是很为简易的、最为初级的文字变动。但50年代的新文字几乎都败下阵来。文献【22】提及1950年代许多新拉丁化文字的命运时说道:出自当代一批专业语文学家之手的任何一种新文字都大大地胜过老文字, 而这些新文字在“不太科学”的老文字面签, 竟然显得那么软弱无力,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22]229。我想, 老文字的许多词汇的视觉形式已经深深地记入使用者的头脑里。这个重要实事被文改家们完全忽视了。设想, 民众怎么会毅然放弃已经习惯、熟悉的老文字?怎么会喜欢非得“念念有词地”读出来才看得懂的、明显更费思量的新文字呢?大多数汉语使用者不愿意放弃字形表意鲜明的汉字, 不愿意使用难于阅读、非得“念念有词”才能读懂的、大费思量的汉语拼音, 大体上是类似的。但在顶礼膜拜“语音第一、文字第二”的思潮下, 民众的这种情绪都被视为是“落后的、保守的甚至是顽固的‘重文轻语’的传统劣根”了。

1 3. 建议认真开展一些科学的、可重复的实验研究

汉字与拼音文字, 谁个更优秀, 已经争论了百年, 已经出现了四五次全国性论战高潮。但实际上, 许多基本问题、基本事实并没有厘清, 光凭主观想象, 光凭个人兴趣、义气, 或轻率地、迷信地援引某些著名理论, 迷信地、崇拜地援引名人名言、领袖指示, 使得争论长期无休止, 而问题依旧。一些问题或事实, 其实不难通过不太复杂的实验获得事实真相。此处作者建议认真进行一些实验观察;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验应该不繁杂, 容易进行, 可以重复, 结果易得、鲜明;规模易控, 可大、可小、可成组、可个人。提倡从事实出发, 反对信口开河、人云亦云, 反对把愿望当现实。仅就和汉语拼音与普通话关系较为有意义又简单的两则实验建议如下。

实验1.三种读法 (朗读、默读及视读或扫读) 效率的比较观察 (参见本文7节)

目的:比较汉字文本、汉语拼音文本三种读法的效率。

做法:个人自测。感兴趣的个人可以自测。只要是真的想做此实验, 具体做法可自行设计, 不难得到符合实际的认识。对于扫读可以考虑加入英文文本。

成组的、批量的。为了保障真实、排除干扰, 需要实验主持人与被测试者良好合作, 需要认真的设计、组织, 需要对实验结果数据的科学、细致分析。对朗读、默读 (此时默读必须轻轻的但能够录下音来) 采集录音文本, 以为基本实验数据做后继分析。对于扫读、视读由主持者宣布开始, 被测者报告结束时间;结束后被测者需要立即写出文本内容。写出的内容不正确、不完整的不能作为合格测试。不论测试是否合格, 全部结果都应该完整存档, 以适当方式公开, 使得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 都能够利用该实验数据进行独立的分析、判断。

两种 (当加入英语时为三种) 文本材料应该是同一个内容的不同完整版本。长度以朗读不超过一分钟为限。这样扫读内容才不容易忘记。对被测试者, 文本内容应该是新的。

实验2.两种文本 (汉字版与汉语拼音版) 朗读效果的实验比较

目的:比较两种版本作为朗读稿本的可用性价值。

做法:选择不同文体、风格材料, 诸如政论文、叙事文、抒情文、辩论稿、讲稿、发言稿、谈话稿、新诗、古诗词等等, 给出汉字版本和汉语拼音版本。长度以朗读三五分钟为限。参测者每人以两种版本 (应不是同一个内容的) 作稿本朗读之, 同时录音;录音存档, 以备后继分析、研究。所用文本内容对于被试者应该是新的。对于两种文本, 特别是对于拼音文本, 参试者的第一次读还是第二次读差异较大, 应当一律实施第一次朗读, 故同一个人朗读的两个稿本不应该是同一个内容的。

文字文本、录音及参试者个人情况简介三者一起组成一件实验记录。参试者应该是熟练掌握汉语拼音方案的人。参试者应当有一定数量, 一批实验数据是可以再补充的。实验数据都应该完整存档, 以适当方式公开, 使得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 都能够利用该实验数据进行独立的分析、判断。

1 4. 结语与讨论

(1)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推普价值

应该承认《汉语拼音方案》是推广普通话的有用工具, 其基本的或主要的功能是给汉字注音或正音。说它是“有利无弊”的工具, 太过头了;说它是有力工具, 也甚是勉强。因为汉语普通话的语音还有语调、语气、节奏、轻重音、连读变调等等属性。所有这些汉语拼音和汉字相比都并没有明显优势。

(2)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对于规范汉语语音的价值

基于前述同样的原因, 说 (汉语普通话) 语音的规范就非得依靠《汉语拼音方案》不可, 靠它足以解决全部问题或主要问题, 这种估计也过高了。可以说它是有用工具, 甚至不妨说是有重要性的工具, 但绝不是仅靠它就能解决语音规范的主要问题。

(3) 不应该忽视台湾经验

台湾的国语推广和大陆的推广普通话实际上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台湾的国语推广, 无论从质量上还是速度上看, 都是很成功、很出色的。应该说:整个中华民族的语文现代化经验比大陆或台湾地区单独的经验更丰富、更接近真理。台湾的经验给“汉语拼音方案是推广普通话必不可少的工具”提供了一则反例。

(4) 捧杀可能是《汉语拼音方案》面临的主要危险

在《汉语拼音方案》25周年、30周年、45周年、50周年纪念文集里, 不断地、反复地、过分地宣扬《汉语拼音方案》的优点, 在拒绝必要完善性修订的条件下, 一味地、一厢情愿地要求继续发挥、扩大应用、不断扩大应用, 完全脱离了网络时代的新情况、新条件, 脱离了群众;必定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当汉字网络通讯已经高效实现的时候, 依然鼓吹使用汉语拼音电子邮件;在电脑化喷绘十分普及时还要求把“歼10”写成“Q 10”, 是非常落伍于时代的做法、想法。怎么能得到公众的支持呢?

(5) 翻阅几本新世纪出版的推普教材见到的

普通话推广周活动实施方案 篇3

构建特色活动课程是学校特色化办学的突破口之一。近年来，学校针对生源特点和寄宿制校本实际，探索实施“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帮助学生适应和融入新生活，让星执学子“快乐学习、快乐生活、快乐成长”，进而促进了学校特色的发展。

一、课程构建：基于“快乐衔接”

星执是一所全寄宿制中学，学生来自于经济能力较好的家庭，由于从未离开父母独立生活，难免存在适应新环境难、自主料理生活难、集体生活难、学习快乐难等系列问题。如何帮助学生尽快适应新生活，提高综合能力，为学生的未来生活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成为学校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学校着手开发以“体验快乐、传递快乐、感悟快乐”为核心的“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以实现中学和小学的有机衔接，走读与寄宿生活的有机衔接的新目标。

课程面向初一新生，以学生自愿参加为原则。每年九月开学前一周，学校实施系列体验课程，让学生感受新的校园环境，认识新的老师和同学，体验独立生活和自主管理，体验集体相处和团结合作，体验中小学课程的衔接等，引导学生认识新学校、融入新集体、体验新课程，学会解决寄宿生活中遇到的新问题，快乐融入崭新的星执生活。

据此，学校统筹安排“体验周”七天的课程。第一天是新生报到入学活动。学校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及开幕式，为新生展示“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成果，引领学生参观校园、熟悉班级、自我介绍等，以初步了解课程。第二天到六天，每天清晨有体育锻炼，上午是个性化授课，下午则开展团体竞赛活动课程和快乐自助餐；晚间则安排校园俱乐部活动、电影名片赏析和3D电影欣赏课程。第七天，举行成果展示和闭幕式，邀请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感受“体验周”给学生带来的变化。

“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建设注重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服务，让学生在活动体验中激发兴趣和潜能；强调教学目标的针对性和学生的主体性，充分给予学生解决问题的机会，实现多元发展。其开放性的课程形态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学生很快融入了活动中，在新的环境中快乐地生活和学习。

二、课程实施：关注“快乐体验”

学校组建了“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实施组委会，根据制定的实施方案，组成领导小组、课程组、活动组、宣传组、安全保卫组、后勤服务组等机构。每个小组都设有组长和副组长，各组之间团结一致，分工合作；设置一周作息时间表、活动课程表和教师工作安排表，实施岗位责任制，实现岗位分工、职责清晰。同时，学校以班级为单位，以快讯的形式面向家长轮流报道每天活动课程的实施情况以及学生的感受、启示。每天活动课程结束后，各小组进行总结和反思，明确下一步工作要求与质量提升目标。

严谨的领导和指挥，周密的课程布置和计划，及时的反馈和调整，保障了活动课程实施的弹性和质量，为学生创设了快乐的体验过程。

1.序列化的课程设置，关注多元发展

“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着眼于学生个体和班级整体的发展，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形成了序列化结构。课程包括趣味活动课程、个性展示体验课程、中小学知识衔接活动课程，以及多项活动课程。趣味活动课程重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把学生想家、想父母的情绪转移到生动活泼的活动课程中来，从而激发学生对学校的热爱；个性展示体验课程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既让学生充分展示自我，又增进师生、生生之间的了解和尊重，帮助学生融入班级和学校大家庭，组成新集体；中小学衔接课程，将知识融会在生动的活动实践中，激发学生对初中学习生活的热情和兴趣。

序列课程关注学生的多元发展，以知识性、趣味性、创造性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学生在实践体验中逐渐学会生活自理，学会团结协作，学会尊重理解和包容，以积极快乐的心态步入初中新生活。

2.灵动自主的学习方式，注重提升能力

活动课程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实现生动、活泼的发展。为此，“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设计丰富多彩、灵活多变的活动方式，引导学生以不同的学习方式开展学习。

动手操作式。这类课程包括陶艺制作、动漫设计、手工制作、烹饪实践等主题，课程实施遵循理论指导——动手体验——总结反思的流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教学中，由教师辅导学生设计方案、动手操作，引导学生在操作中明白道理，提高动手能力。

例如，学生在烹饪实践课上学做吉列猪扒时，先由老师介绍食材的选择技巧、配料的使用度量，以及烹饪过程和注意事项等；之后，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动手烹饪，享受动手实践的快乐；最后，学生展示自己的作品，并在课后写下感悟和收获。有学生在收获中写道：“看着这块自己精心制作的金黄色猪扒，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涌上心头。”“从饺子到南瓜饼，从蛋糕到吉列猪扒，我已从一个在锅前手忙脚乱的人变成了一个小小烹饪能手。”

合作竞技式。这一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互助合作的习惯，让学生愉悦身心、增长才干。趣味水上和陆上运动会、海底捞“月”、旱冰体验等活动课程，在实施中都注重采用合作竞技的方式。课程开展前，教师先做要领指点和示范演练，并借此增进师生情谊。

例如，在开展水上划船比赛时，每组比赛由两支队伍进行比拼。每支队伍的6个队员坐在一个大型泳圈内，徒手划水，在5分钟内先划到对岸的队伍为获胜方。比赛时使用的泳圈很大，若用力不均就会失衡或停滞不前，因此需要学生通力配合，动作协调。这一活动让学生充分体验到合作的意义，激发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nlc202309040224

自我展示式。这一活动方式为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让学生充分享受展示才华、收获成功的喜悦。主题班会、流行健康舞展示、文藝晚会演唱、演奏、舞蹈表演节目，以及影视欣赏与品评等课程，都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例如，主题班会课程均由学生自主设计方案，经班主任审核后召开；由学生主持、组织实施，并由学生自己评价课程效果。教师则从旁指导，以扼要讲解、指导欣赏、组织讨论、共同品味等方式参与课程实施。

3.立足发展的评价，提高综合素质

“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立足学生的多元发展，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为此，学校将其纳入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番禺执信中学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表》，从生活实践活动、文学艺术才华展示活动和科学实践三个领域开展评价。每个领域再细分相应的综合素质指标和基本要求，分为优秀、良好、合格或需努力四个等级；采用自评、互评、师评相结合的方式，最后由教师填写等级和建议，并作为总评。

例如，生活实践活动领域的综合素质包括生活能力、个人素养、团队意识、交往能力、文明礼貌，其中，生活能力的基本要求包括“学会独立生活、生活自理、适应集体生活”等；交往能力包括“善于与老师、家长、同学交流沟通”等。文学艺术才华展示活动领域包括审美能力、组织领导能力、舞台表现能力、心理素养、合作意识等综合素质，科学实践与社会实践活动领域则涵盖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动手制作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宣传策划能力等综合素质要求。

“体验周”活动课程实施前，学校先下发评价表开展前测；课程结束后，再实施一次测评。例如，2013年8月的课程评价，参评总人数为520人。在前测中，16人综合素质评定为优秀，246人评定为良好，占总人数的50.38%；活动课程后，263人综合素质评定为优秀，212人评定为良好，占总人数的91.35%。评价结果显示，通过“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的实施，绝大多数学生都在不同方面取得了进步，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交往能力、创新能力、展示自我的能力和团队意识、合作意识等进步明显，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升，为全寄宿制学习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家长从中感受和看到了孩子的进步与成长，对学校更充满了信心。

三、快乐成长：促动学校新发展

作为星执特色办学的试点和突破口，“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的实践与探索促进了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引领学校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实施以来，初一新生稳步迈入了新生活。没有学生在和父母通电话时哭泣了，也没有学生吵闹着要回家了，更没有人因为不适应新环境而转学；学生学会了整理内务，合理安排学习和业余时间……更可喜的是，学生在“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中寻找到了学习兴趣和个性发展方向，以饱满的实践探究精神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

每年，在星执艺术节、科技节上，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如在广州市青少年网球锦标赛男子甲组双打中，李格贶、伍绍丰同学勇获第一名；而获得广东省传统武术项目锦标赛一等奖的黄振科同学，获得全国少儿美术书法大赛特等奖的吴厚铧、吴煜坤同学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学校科技长廊中，上千件优秀科技作品见证着学生的创新与发展；艺术节上，学生舞狮队、管乐队的精彩表演更受到家长和来宾的高度赞扬。综合素质的发展也带来了学生学业成就的提升，在2013年度中考中，学生取得了总分番禺区第一，五个单科第一的好成绩。

课程的实施也带动了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促进了教师的快速成长。“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的实践性和创新性特征，以及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注重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服务的理念，让教师的育人理念得到了更新和洗礼，更深刻领悟了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在“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实施基础上，老师们逐步探索开发了校园俱乐部活动课程、烹饪实践活动课程、德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等，并编写了校本教材。目前，学校正在着手打造“毕业生体验周”特色活动课程，把“快乐初三”的口号落到实处，让初三学生学得轻松，学得快乐，学得高效。如今，“教有特色”已成为教师的共识，大家自觉投身特色活动课程建设，追求教学方式的特色化、教学风格的个性化、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努力实现“教有专长、教有特色、教有研究”的成长目标。

朱永新教授说：一所学校之所以被认为是教育的成功典范，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学校在各方面都非常强大或者综合实力超越一般的学校，而在于它们独树一帜，在某一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使学校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特色赢得了教育的成功。特色活动课程的探索让星执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以其标新立异的个性理念和内涵丰富的课程特色，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学子。在“体验周”这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星执特色化办学之路越来越宽广。

（作者单位：广州市番禺区星河湾执信中学

广东广州 511430）

责任编辑 毛伟娜

普通话推广周活动实施方案 篇4

一年一度的推普周即将来临，菖蒲中小学为了进一步增强全校师生的语言规范意识和推广普通话的参与意识，推动全校语言文字工作向纵深发展，特制定活动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依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广泛开展推广普通话活动，进一步增强我校全体教师的语言规范意识，积极参加普通话培训和普通话活动工作，提高师生应用普通话的能力和水平，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二、活动意义：

通过本次推普周活动，进一步浓厚校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氛围;养成“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的校园用语用字良好习惯，大力推行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

三、活动时间：

2019年9月16——2019年9月22日。

四、活动主题：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

五、活动组织机构：

健全学校语言文字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推普周的组织、宣传、安排、监督实施、检查评估等工作。组长：副组长：组员：推普员：全体语文老师

六、活动内容及安排：

(一)宣传动员，营造氛围。

1、利用电子屏显示“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说地地道道普通话，做堂堂正正中国人”;推广普及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等宣传标语，形成推广普通话、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良好氛围。

2、利用横幅、宣传画等张贴物作为手段，形成说普通话，用规范字的良好氛围。（二）活动安排

1、利用晨会讲话，开展一次以“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营造共有文明校园”为主题的国旗下讲话。（全体师生）

2、开展一次签名宣誓活动。

3、开展一次硬笔字书法比赛。督促学生规范用字。将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纳入学校教育教学之中。

4、开展一次“啄木鸟纠错”（查找校园内不规范用字）活动。自查校内不规范用字，并一一做好记录并向学校反映，督促及时纠正。（全体师生）

推广普通话人人有责，要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中华语言，乃华夏之根，民族之魂，江山之势，国人之本！希望全校师生都积极投入到“推普”活动中来，让“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的文明风尚在校园里不断延续下去，为建设和谐校园、文明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

推广“普通话周”活动计划 篇5

瓜州县西湖乡四工小学

本校对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广使用普通话，规范社会用字，日趋显得迫切而重要。根据上级通知要求，我校认真组织全校师生认真开展了此项活动。现将本学期活动工作计划如下：

一、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

学校十分重视推普工作，有健全的组织机构，有明确的责任人，学校成立普及普通话领导机构，吴吉忠同志担任组长，赵金凤同志 任副组长，班主任为推普小组成员，各班在学生中设立推普小组长，推普监督员。

二、制定具体的推普制度

(1)领导带头使用普通话，语文教师是推普骨干，要求在教学中不但使用普通话，而且在平时要有普通话口语水平。

(2)把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列为合格教师的条件之一，是评选优质课、评选先进教师、先进教研组的条件之一。也是评估教师业务能力和评定语文教师职务的一项依据.(3)把经常推广普通话列入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评比内容，把在校园使用普通话作为学生行为规范评定中的一项要求，也是文明班评比的条件之一，把按要求掌握和使用普通话作为评定三好学生的条件之一。

三、创设良好的宣传环境

提高师生的认识水平。在校会上宣传推普的重大意义。

五、开展形式多样的推普活动

推广普通话活动周周总结 篇6

为了增强全校语言文字规范意识，促进语言文字应用规范化，在全院师生一如既往的支持下，我们本着求实、创新的精神，从本院实际出发，各系精心计划，认真组织，开展了全院、全系推普周系列活动。

一、活动主题

充分认识推广普通话对消除方言隔阂，增进社会交往、经济建设，维护国家统一方面的重要作用。确立了本次推广普通话活动周的主题: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营造共有精神家园。”

二、具体活动

1、在校园内通过横幅标语、广播电台等，营造浓郁的推普氛围，提高师生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2、进行“说普通话从我做起”手抄报设计比赛

系团委和各部组织全系各班进行“说普通话从我做起”手抄报设计比赛。系里进行专项评比，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学习和讲好普通话的积极性，全系手抄报设计比赛各班将评出板手抄报设计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4名。

3、班里规定“说普通话日”违反者表演节目

在每周选择一天作为“说普通话日”,在这天班级每个人必须要说普通话，班内同学互相监督，若有违反者表演节目。

4、进行“我心目中普通话最好的主持人”为主题的班会。

班里的同学每个人说出自己认为说普通话最好的主持人和大家进行分享。可以分析他们的语言特色，进行学习。

雍正推广“普通话”缘何失败？ 篇7

当这句话以字正腔圆的京字京韵，从一个年老的驻防旗人的口中发出来时，坐在学堂里的大多数福建学生的反应是将其当成一个笑话，此时已经是1905年，帝国的立宪改革已经推行了3年之久，尽管朝廷设定的教育大计仍然以忠君为本，但大多数19世纪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只要稍涉时事风潮，便不难将自己定位为新时代的“国民”，对这些新晋“国民”来说，在第一堂“官话课”里听到的第一句讲词竟然是“主子”、“奴才”这些陈词滥调，自然会引起一番哄堂大笑。但很快证明，这件事一点也不好笑：一个叫林白水的人起而反对这种教授方法，“便捉将官里去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警告，告诫那些胆敢藐视朝廷设立的“官话课”的人将会遭到怎样的下场。

设立“官话课”，实际上是晚清少数朝廷和民间能够达成一致的政策之一，很多人相信，对一个人心涣散、摇摇欲坠的帝国来说，统一的语言理应是一种很好的黏合剂，就像1903年张百熙和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里所提到的那样：“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包括那位被拘捕关押的林白水，也是一位官话的热切拥护者，他把他对推行官话的满腔热忱都写在他创办的《中国白话报》的发刊词里。

20世纪初的中国正沉溺于一种在后来被称为“国语运动”的热潮之中，而福建学堂里的那第一堂“官话课”则成为了这场热潮中的一盆凉水。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这位旗人的教书方法陈腐老套，更是因为它唤起了一段湮没已久的不愉快的记忆。对帝国来说，这段记忆是它永远正确不败的荣光背后一抹失败的阴影，而对那些脑海深处仍然残存着这段200年前往事的民众来说，它是一个笑话。

皇帝的旨意：推广“官话”

“君心难测”，1728年9月5日，当36岁的许松佶跪在阶下等待皇帝问话时，心头也许会掠过这四个字。这是这名福建福州人第一次进京面圣，许并非科举正途出身，在此之前，他一直跟随父亲出门在外，为各省地方官员充当幕宾和吏胥。

按照帝国铨选官员的一般政治规则，像许松佶这种由吏胥进入仕途的出身被称为“不入流”，往往受到轻视。但从御案上方俯视他的那双眼睛，却恰恰属于一位不愿循规蹈矩的君主——雍正皇帝。在他的眼中，许的短板恰恰成为了长处。在写着许松佶生平履历的引见单上，皇帝对他做出的综合评价是“中上”，他称赞许“人甚明白”，是“有出息人”。但皇帝对他做出的最有趣也值得深味的评语，却是这位福建人“不似福建人”。

雍正将“不似福建人”作为一种好评可能出于两大原因：南海海盗肆虐，侵扰福建沿海，就在皇帝见许松佶的第三天，他还为海贼盗首黄万日行劫海上一案龙心震怒；另一方面，则是福建本地乡音，对深居宫中的皇帝来说，犹如群鸦乱噪，不知所云。因此许松佶虽是福建人却因为胥吏身份辗转数省失去福建特性这一点，才让皇帝倍加赞赏。所以，在称赞许松佶“不似福建人”的评语后面，皇帝接着写道：“言语亦清楚”。

许松佶当然不知道皇帝对他的评语，就像他不知道皇帝的龙颜一样，他更不知道这次引见竟会引发一场波及福建、广东两省的政治运动。许松佶被引见四天后，皇帝突然颁布了一道奇特的上谕，在谕旨里，皇帝首先指出对一名有着“莅民之责”的官员，“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务，而办理无误”，但是皇帝在引见大小臣工陈奏履历之时，却发现“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这显然是对许松佶这位“不似福建人”的福建人那口“清楚”的语言所做出的回应。皇帝更进一步指出，倘使再把这些满口乡音的闽粤官员委派他省任职为官，“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

朝廷的意旨因为语言问题不能通过官员下达到地方，而“官民上下语言不通”的另一个弊端是地方政治将会被一群吏胥把持，皇帝认为这些吏胥会在代为传述这些闽粤官员命令时，“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而反过来，对福建、广东两省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肯定也不明白皇帝派来官员的语言，从而导致“上下之情扞格不通。

在皇帝自诩逻辑圆满的圣明烛照下，闽粤两省难治的病因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听不明白的语言，而治病良方也同样被皇帝发明出来，那就是在这两省推广一种“使人通晓”听得明白的语言。

皇帝的谕旨意味着实现，然而皇帝提供的只是一个理念，实现的方式却需要下面的官僚机构拟定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对朝臣们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究竟哪一种语言才是皇帝心目中“使人通晓”的明白语言。答案毫无疑问只有一个——“官话”。

对清代人来说，“官话”指的是一种与各处土语乡音相对的通行语言，就像清代一本官话教材《正音撮要》中所解释的那样，“除各处乡谈土语、习俗侏漓不计外，其能通行者，是谓官话”，这种解释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国通行各地的“普通话”，但两者之间仍然有着微妙的差别：按照官方定义，现代的“普通话”是全国通用标准语言；但清代的“官话”却具有地域性，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就敏锐地发现“南京的官话与北京的官话不同”，而在明清小说里，我们还能发现“广东官话”、“苏州官话”、“扬州官话”、“蓝青官话”等等，它们都被称为“官话”，但这些说着不同“官话”的人也许彼此之间都听得费劲。

颁布谕旨的皇帝肯定有自己心仪的“官话”，那就是北京的“官话”。在颁布推广官话谕旨的同一年，皇帝还发布了另一道不那么引人注意的谕旨，规定鸿胪寺朝会上唱赞的序班官员，只录用“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生员”。

但皇帝和朝臣都很清楚一点，让那些距离京师万里之遥的闽粤人士各个都操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绝对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在一番权衡考虑之下，在各部议奏的最后方案中，只提到让广东、福建人学习“官话”，但并没有具体提是哪一种“官话”。但为了使皇帝的意旨不致成为一纸空文，朝臣特意拟定了具体的惩治办法，学习官话以八年为限，不然将停止闽粤两省的科举考试。对帝国统治下的读书人来说，没有哪种惩罚比停止科举考试更重的刑罚，这等于是中断了这些人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对1728年的福建、广东士子来说，“官话”真的实至名归，与做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nlc202309080951

在执行皇帝意旨方面，地方永远比朝廷提出的要求更加急进。上谕颁布后的一年时间里，福建各地就先后“奉文设立”了名为“正音”的书馆和书院110所，平均每个县都有一所。而广东更是走在这场钦定官话运动的前列，在每个城乡都设立社学“以训官音”，仅仅在南海县这样的社学就达到112所，番禹县也有47所，“他府州县名目尤繁”，根据一位学者的大致统计，整个广东省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在一两年内雨后春笋般新鲜出炉。

官话运动如潮水般汹涌而来，迅速淹没了福建、广东两省，并且根据朝廷“通行凡有乡音之省，一体遵行”的议奏，这股洪流大有从闽粤向各地泛滥的趋势，在皇帝绝对意旨的推动下，似乎没有哪种力量可以阻挡这场运动蔓延全国。但仅仅上谕颁布的四年后，一名官员就以特殊的方式发出了异议的声音。

官员的疑问：钱从哪儿来？

杨永斌于1732年升任署理广东巡抚，他的仕途从32年前担任广西临桂知县开始，直到一年前才首次升任省级大员。多年仕宦生涯使他深知如何以安全方式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在这一年6月19日写给皇帝的密折中，他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提出他对这场泛滥全省的“官话运动”的看法，而是先详尽讲述了自己如何在皇帝的旨意下严禁私挖矿产和招募流民开垦荒地所取得的成效，而这一切当然都应当归功于“圣天子念切民依，计虑周详”。直到这篇长达数千字奏折的最末，杨永斌才小心地提及这场“官话运动”开展四年来的成果——也就是毫无成果。

按照杨永斌的解释，这当然不是皇帝和朝廷的政策有何不妥，而是这群广东士子不可救药。在密折中，杨痛斥这些广东士子“文艺庸陋犹在其次，而品行卑污，干犯行止有亏之案者，据各属纷纷详革，殆无虚日，且不谙官音者比比皆是”，实乃一群刁民。针对这种状况，杨永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重新修葺省城广州旧有的粤秀书院，将学政每年考试中的优等生拨入书院肄业，再让这些毕业的优等生各回本籍去教授那些“陋劣”之徒，最后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乍看起来杨永斌的奏折与之前颁布推广官话的上谕并无阻碍，但实则却暗度陈仓，将意图隐藏在字里行间。皇帝在上谕中认为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才导致闽粤两省民风浇薄难治，但杨却在密折中指出情况恰恰相反，是因为广东士人品行低劣，所以才导致学艺不精，官话不通。所以比起各地大张旗鼓地推广官话，是不是先提高广东士人的道德素质更是当务之急呢？

对杨永斌来说，答案毫无疑问是后者。不过，道德原因永远不会是最根本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则不会出现在密折中。皇帝钦定的官话运动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不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士子，而是一个更现实的原因：钱。

杨永斌在密折中暗含了这一点，在提出重修粤秀书院时，他特意提及会将流民垦荒所收的千余石官租用于粤秀书院的“膏火之资”，也就是作为书院的转向资金来源。尽管皇帝在批复同意了这一奏请，但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如果没有来自皇帝亲自下达的旨意，地方上连兴办一所学校都面临着无钱可用的窘况。

有清一代的财政制度在集权程度上位居列朝之冠，从制度上讲，地方征收的所有赋税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只有朝廷才有权对其进行调拨分配。雍正的父亲康熙在位末年甚至规定，官员动用任何款项之前都必须得到户部批准，即使是地方上的常规开支也要上报中央逐项审核批准。如果严格按照制度规定，那么即使广东下属县里的一所官学要添置一张桌子，都必须要有北京旨意的同意。

严格的财政制度使地方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灵活手段，开辟正规渠道之外的源流来弥补地方经费之不足，比如对新垦土地隐匿不报，或是加派额外杂税，这些灰色收入当然是非法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些灰色收入维系了帝国地方治理的正常运行。

杨永斌这样从基层县令一直做到省级巡抚的官员当然对此心知肚明，但这些官员的不幸之处在于他们恰恰遇到了一个最难缠的对手：雍正皇帝。雍正出名的充沛精力和以察察为明的鲜明个性，使他治下的地方官员进行暗箱操作的难度大大增加，所以，那些四年前奉旨大张旗鼓创办的正音社学必然面临经费来源严重不足的问题。无论是创办还是维持一所社学，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注入。而皇帝四年前颁布上谕时，只是把推广官话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推给地方，却没有为其提供配得上它浩大声势的专项资金，在帝国严格的财政制度下，是没有多余资金用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新兴地方教育机构的。

因此，在只有政策精神，却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就只有乞灵于他们早已谙熟的灰色手段。在广东，维系每所正音社学的资金是每年12两，如果按2000所计算，那么每年则需要支出24000两，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广东官员想出的办法是挪用地方存留库项，但中央划拨地方支出的存留款项中并没有正音社学一栏，所以只能借用地方正规官学的银两来完成皇帝额外派给的政治任务。尽管这种挪用公款的行为肯定不合规定，但既然皇帝和中央政府将自己非正式的需求置于各省仅有的存留库存之上，就不能责备地方官员难以恪尽职守。

而在福建，除了动用公费之外，同时也将原先地方正规官学经营的学田收入划给正音书院，在永安县，原先的义学被改造成正音书院，义学所属的学田自然也转入书院之手；而在浦城县，则干脆将祭祀朱文公祠堂的祠田拨入正音书院中。福建全省兴建的一百余所正音书院中，有半数是旧房改造再利用建造起来的。对地方官员来说，这些在皇帝谕旨号召下仓促建立起来的书院，在缺钱少粮的状况下能存活下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但奇迹不能持久。当杨永斌在奏折中写到“粤人狃于积习，历今四年，仍未能渐移”时，就已经在暗示皇帝这场“官话运动”已经走到了它的瓶颈。他巧妙地提醒皇帝，是应该重新审视“官话运动”的现状和它的将来了。

而对皇帝来说，他要思虑的还不止这些，1732年应该被认为是雍正的失败之年，他那些早年推行的极富个性的改革措施在这两年里弊端凸显，无论是火耗归公、欠赋清查还是皇帝为整顿各地风俗而特设的观风整俗使，都已经到了难以推行的地步，与这些困境相比，“官话运动”的失利只能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烦恼。在杨永斌奏折的最后，皇帝以宽慰的口气批复道：“皆属是当，嘉悦，览焉，勉为之”，仿佛终于找到台阶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三年后，雍正皇帝去世，他还来不及见到闽粤两省官话运动培养的第一批人才进京引见。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对已死的雍正皇帝，还是福建、广东民众，都是一种幸运。

nlc202309080951

朝廷的态度：不承认失败

1777年1月8日，距离雍正皇帝雄心勃勃开展的推广官话运动已经过去了49年，皇帝也已经由雍正变成了乾隆，乾隆接见六旬老臣陈汝捷，证明官话运动彻底失败。陈汝捷生于1718年，正是福建人，十岁时就应该赶上那场大张旗鼓的官话运动，49年后面见皇帝，陈汝捷的官话仍然相当“费力”，“应对每形艰涩”，这也是引见时导致皇帝疑心的直接原因。

同样的语言问题过了半个世纪又摆在了雍正的继任者面前，但乾隆得知真相后，并没有再次掀起大规模的推广官话运动，他唯一做的只是在陈汝捷的引见单上用朱笔注明：“中材，只可止此，水师派”，两年后陈因为功绩卓著升任福建全省陆路提督军门。他糟糕的官话水平并没有影响他的仕宦生涯，而与此相对的雍正皇帝那道独出心裁的推广官话的上谕却被一步步埋入遗忘的深渊。

这一埋葬的过程从乾隆皇帝正式即位的第一年就开始了。乾隆元年恰好是雍正当年规定的八年期限的最后一年，福建、广东的士子面临一场决定他们未来命运的语言考核，倘使考核不合格，这两省将会被取消科举资格。而最终的考核结果也证明确实不合格，“偏方士子溺于士俗，转瞬限满，而问以官话，多属茫然”。但朝廷最后的决定却并非严格执行雍正停其科举的严厉惩罚，而是决定“于八年之期，再为展限”，把最后期限再次延长到三年之后。

尽管在最后，中央仍然警告闽粤两省士子“倘嗣后仍延乡音教书之师，不肯学习官音，则三年之后，师生皆停考试，以示明罚”。但仅仅一年后，朝廷又下达新的决议，在这次新的决议里，不仅再一次承认官话运动徒劳无功，“通晓官话者寥寥无几”，更下令将原先从邻省派送教习官话的教职全部撤回。甚至连最终期限也被彻底取消了，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不必勒定年限，以俟从容之化”。

到1777年乾隆皇帝接见陈汝捷时，昔日轰轰烈烈的官话运动已经成为了一场遥远的记忆，那些少数仍然试图收拾这场失败运动残片、打算重整旗鼓的人，也在皇帝严厉的命令下被迫罢手。就在皇帝为陈汝捷糟糕的官话忧虑的两年前，一位叫汪新的福建学政上奏皇帝，希望恢复官话运动时每年对福建士子的官话考核，但皇帝在他奏折上的批示只是冷冷的“所奏毋庸议”。

而在民间，学说官话则成为了一个笑话，在乾隆年间流行甚广的笑话书《笑林广记》里，专门收录了一则官话的笑话，兄弟二人学了一二官话后，便在父亲面前故意炫耀，当父亲问弟弟哥哥去哪儿时，弟弟用官话回答说：“撒屎”，而这句话在土语里听起来像是“杀死”，结果让父亲大为悲恸，直到其兄回来，方才转悲为怒，小儿子分辩自己是“我自打官话耳”。父亲则骂道：“这样官话，只好吓你亲爷罢了！”

官话运动留下的记忆大都只剩下笑声，而官方则试图忘记这场失败的运动。直到20世纪初，新的“国语运动”兴起，才让人多少想起曾经有过这样一场失败运动。但这场国语运动和之前由皇帝的一条旨意引发的官话运动完全不同，它并非由中央通过层层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推广，而是由民间兴起自下而上地逐渐扩散。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所思考的也不再是如何让皇帝能听懂臣民的语言，以便朝廷更好地统治；而是如何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通过统一的语言，让全国民众意识到自己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

1912年，进入新的共和国的国民，拿起新的第四册国文课本的第一课看到的是：

“中华，我国之国名也。自我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以及于我。我为中华之人，岂可不爱我国哉？”

（摘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