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重墙的强拆（精选3篇）
承重墙的强拆 篇1
近期,南方都市报披露《深圳市城市更新条例》“内部”征求意见稿明确,如果不同意签署搬迁补偿协议的产权人比例不超过5%,则可以向政府申请,由政府出面“征收”或“强制售卖”该5%的物业,随后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分析报道,媒体几乎一边倒地质疑这种做法,归纳起来,其质疑的理由不外乎以下三点:
1、“强制征收”违反上位法,不管是基于物权法的规定,还是基于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征收不动产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由于市场主体实施的旧改都涉及商业利益,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标准。
2、“强制征收”5%的物业是用多数人利益侵害少数人利益,是典型的“多数人的暴政”,既便有95%的人同意实施旧改拆迁,也并不意味5%少数人的利益就可以被剥夺。
3、“强制征收“的做法不具有可操作性,该做法虽然在我国台湾和香港等法域有成功经验,但其有严格的程序和范围,而且主要由司法介入,将该模入引入深圳由政府主导实施,其正当性和可操作性都令人质疑。
媒体几乎一致认为深圳拟采取的这种做法是开历史的倒车,有违“法治深圳”的基本精神,据了解,媒体的报道已经引起了深圳官方高层的关注,但至今为止,并没有看到任何官方对媒体的评论,也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因此,上述分析报道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然而,上述报道非“空穴来风”,实际上,深圳从实施旧改政策以来,始终坚持市场化主导的方向,不过,“拆迁难”的问题一直是旧改项目推进的“拦路虎”,大部分项目都因为极少数业主拒绝签署搬迁补偿协议而难以推进,已严重影响城市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开发商也怨声载道,深圳市主管部门一直试图寻求“拆迁难”的解决方案,已实施多年的《深圳城市更新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其实早规定了当超过90%的产权人签署了同意改造的协议后,对剩余10%的部分,项目实施主体可以申请政府组织实施,不过,该条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目前并没有见到成功案例,因此,政府主管部门要下决心找到“拆迁难的”解决方案,而要解决该问题,首先要解决立法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深圳政府的做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不管消息真假,尽管受到媒体和专家学者的强烈批评,针对5%无法达成协议的权利人实施“征收”,得到了开发商的一片叫好,开发商们开始奔走相告,似乎旧改的春天马上就要到来,“眼中钉”终于可以拔掉,但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媒体的全面否定性评价,导致决策层非常谨慎,上述方案有可能“胎死腹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媒体尽管受到高度管制,却仍然有极强的穿透力和影响力,媒体有时可以左右司法判决,有时会干扰政府决策,其实,细细分析,媒体阐述的理由和引用的观点,尽管斩钉截铁、有理有据,但也有很多漏洞和片面性,就此次媒体关于旧改强制征收的分析来看,至少存在以下问题没有搞清楚:
1、对不同意签署搬迁补偿协议的5%的实施征收,是否必然损害其利益?损害的是其哪种利益?
2、当95%的产权人均同意实施旧改,但由于5%的少数人与项目实施主体无法就补偿事宜达成一致而导致项目停滞,在这种情况下,95%的权利人利益是否受损,如果受损,其是否有救济途径?
3、开发商进行项目之前,常规的做法是先征求产权人的改造意向,而在意向征集阶段通常产权人表签署了同意旧改的意向,只是在协商补偿条件阶段由于少数产权人提出的补偿条件背离市场价格而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政府干预和司法救济,是否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
4、旧改虽然是由市场主体参与,却与公共利益密不可分,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与公共利益有关:(1)改造区域存在安全隐患,有的甚至存在消防和建筑安全问题。(2)改造区域需要配建保障性住房、医院、公益文体设施。(3)改造区域存在政府主导的特殊产业发展用地的需要。因此,旧改不仅涉及商业利益,也涉及公共利益。当“公利”与“私利”密不可分时,应该如何平衡和取舍?
当认真拷问上述问题时,就会发现旧改”强拆”的问题绝不是仅仅《物权法》、《立法法》和《国务院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问题,还涉及行政法和与市场调节有关的其他部门法;不仅仅法律问题,还涉及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如果仅仅拘泥于上位法和下位法中法条的辩论和逻辑的论证,看似理据充分,实则毫无意义,根本无法解决现实难题。
无论如何,简单肯定或否定旧改强拆的做法都可能是错误的、片面的,那么,旧改“强拆”的正当性到底何在呢?政府帮助多数人针对少数人的“暴政”的权力来自何处?如果存在这种权力,如何正当地行使这种权力呢?私权和公权的边界如何界定呢?
要分析旧改“强拆”的正当性和政府在旧改中的权力边界,首先要弄清楚旧改的本质特征,以“拆旧建新”的旧改方式其有以下基本特点:
1、客观上确有拆旧建新必要,《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对拆旧建新的范围做了相对明确的规定,主要有三类:(1)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亟需完善;(2)环境恶劣或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3)现有土地用途、建筑物使用功能或者资源、能源利用明显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影响城市规划实施。
2、允许原权利人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置换的补偿方式。
3、多数权利人同意改造,且改造计划和规划需经政府批准。
4、在与原权利人达成一致协议形成单一权利人后,与国土部门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拆旧建新”方式的旧改并不是简单的剥夺原权利人的产权,而与其采取现金或新房置换的方式变更其权利形态,而变更权利形态的对价是完全按照市场价格来商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多数人按市场条件达成合意,而少数人提出了超越正常市场预期的条件而使得项目陷入僵局时,这种僵局不仅使得多数人可期待的利益难以实现,也使得旧改中公共利益无法实现,那么,政府进行有限度的干预是必要的,这种干预与传统意义的行政强制拆迁存在本质的区别。
尽管政府通过“强制征收”方式干预搬迁补偿协议存在必要性,但毕竟政府的此类行为牵涉到私人的基本财产权利,因此,除了必要性之外还要考虑其正当性,且需谨慎控制权力的范围,避免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侵害私人权利。政府通过“强制征收”的方式干预旧改的正当性,既包括程序(形式)的正当性,也应该包括实体(实质)的正当性,其正当性考虑的因素应该包括:
1、适用“强制征收”的旧改范围必须严格控制,不能扩充至所有的旧改项目。
2、原权利人在改造意向征集环节表示同意实施旧改。
3、项目实施主体在向政府提出“强制征收”的申请时,需有充分证据表明其按照市场价格和与多数权利人同样的标准与少数权利人进行数次的协商,但少数权利人提出的补偿条件明显背离市场标准。
4、政府主管部门在实施征收之前应该通知少数权利人与多数权利人享有同等的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的选择权,并向权利人送达项目实施主体提交的申请材料,允许权利人提出申辩。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如果少数权利人仍然无法与项目实施主体达成协议,也就是无法通过市场手段解决的情况下,政府强制介入就具有正当性。媒体之所以批评旧改中“强制征收”,主要是基于公共利益原则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但如前所述,旧改中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旧改中“征收”也不是无条件地征收私人财产权,因此,完全否定旧改“强拆”是错误的,但无条件对少数5%的权利人实施“强拆”也是欠妥的。
要解决旧改中“拆迁”的难题,需要市场和政府两条腿协同配合,市场主体应该遵循市场规律和商业逻辑,充分尊重市场价格机制的前提下平等协商,不能漫天要价,也不能恃强凌弱。政府则首先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谨慎运用“强拆”的手段,运用行政强制手段时要充分考虑程序和实体的正当性。
政府通过“强制征收”的方式干预旧改的正当性,既包括程序(形式)的正当性,也应该包括实体(实质)的正当性。
承重墙的强拆 篇2
一、设计
在净跨为6米两间房的隔墙上打开5米宽的一个洞, 洞顶荷载为2t/m, 洞顶上面设计一榀型钢——砼结构组合梁。梁的总高度不小于50cm, 梁的下缘落在一砖缝中。两根角钢设在梁下的两角处, 长度为5.5米。为方便施工, 角钢可分段设置, 在接口处用钢板相焊接。梁上的每个洞中设置一段角钢, 角钢通过一块钢板与主角钢焊接。梁腰设6根穿墙锚栓, 每根锚栓与三块连板和两根主角钢连在一起, 形成封闭矩形。在距洞边10cm的主角钢上向内打一膨胀螺栓, 在同一竖直面内, 穿过梁底的钢板向上打一膨胀螺栓。洞内填上C30砼。设计图1。
二、施工
在梁的下部, 按图打7个200×300的洞。在梁的下角一边 (砖缝处) 用切割机挖去砖缝的砂浆后, 将角钢分段嵌入砖缝中。同样方法设置好另一侧角钢。把膨胀螺栓从角钢的侧边打向墙内, 膨胀螺栓距离为400mm, 角钢两头各打一膨胀螺栓。将6根φ14穿墙螺栓设置在梁高的35cm处, 螺栓两头与两块钢板的上头相连, 钢板的下头与主角钢焊接。按4-4剖面的位置见图5, 用钢板与两角钢相焊接, 再用膨胀螺栓向上打入砌体内。用C30干硬性砼将梁洞填实。
公共伦理视域下的强拆分析 篇3
2010年9月10日, 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因强拆发生一起自焚抵抗事件, 拆迁户三人被烧成重伤。2011年4月22日, 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学林办事处横石村, 58岁的农民汪家正为阻止强拆也选择了自焚。2011年5月6日,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发生了恶性拆迁案件, 在强拆过程中, 民警和综合执法人员被动迁户用长刀捅成重伤。
在当今中国, 强拆引发的悲剧越来越多。一些地方发生暴力拆迁事件, 甚至出现了流血事件。如何解决拆迁事件反映出来的问题, 不仅关系到公民财产权益的保护, 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因城市化是体现国家发展程度和地区经济现状的重要标志, 我国各地都较为重视城市扩张和旧城改造。然而, 由于主管部门的法律意识淡薄、急功近利、打造形象工程等, 本应改善居民生活的民心工程, 却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 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深思。
2. 强拆现象的公共伦理视域分析
2.1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伦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主体以寻求自身的利益为目的, 在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经济价值。经济活动领域以其巨大的物质能量和经济价值并通过货币。财富等具体价值形态, 显示出其优越于伦理价值的意义。在社会的转型期, 由于社会利益多元化, 利益矛盾尖锐化, 新旧伦理观念、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互相冲突, 加之对干部的公共伦理教育滞后, 出现了许多问题。强拆悲剧就是由此引发的。
2.2 公共权力价值观被扭曲
公共权力价值观是公共管理主体对权力的意义和指向的伦理把握, 是个人对于权力所进行的价值评价、判断、选择的内在主体尺度, 也反映着公共权力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人民利益是公共伦理的基础, 公共伦理的准则、权力运作的评价尺度只能是公共利益, 而不能是个人利益、某个小团体的利益。
在城市的强制拆迁中, 由于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勾结腐败, 或者开发商的巧取豪夺等原因, 被拆迁人的权利被漠视, 一些地方政府无视或者轻视被拆迁人的私有财产权, 以公权意志辗压公民微弱的个人意志[1], 就是从自身利益出发, 不顾民众死活, 以小部分的经济利益代替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2.3 公共权力被绑架
公共权力是公共组织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 体现国家意志和公共意志, 是我国社会和组织正常运转的资源配置、社会关系调整的决定力量, 也是公共组织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基础。
城市拆迁, 一项为民解困的德政, 眼下却有一部分演变成以营利为目的、着眼于土地投机、与民争利的“坑民工程”。由于拆迁补偿太低, 双方矛盾加剧, 以至于达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地步。公共权力已然被绑架。当前我国的相关立法未完善、司法为未独立、问责未落实, 部分地方政府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前公然绑架公共权力, 构建官商利益链。主观放大公共权力的强制性、功用性, 忽视了其公共性和服务性。
2.4 公共责任被推卸
公共责任是公共组织在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 对其所实施公共管理行为的必然结果所负有的责任, 实质是公共管理主体对社会利益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城市房屋拆迁工作是一项政策性、群众性、经济性都很强, 非常复杂又十分难做的工作, 它涉及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关系, 直接关系到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和拆迁单位的经济利益。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工作的成败直接影响国家城市规划战略的推进, 也是社会、民心稳定的重要因素。公共管理主体对于拆迁纠纷不断产生、强拆悲剧层出不穷负有主要责任。如今, 政府在拆迁中职能错位、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监管力度不够、司法保障薄弱、拆迁评估不规范、拆迁补偿标准低等问题频出, 严重侵害城市居民的合法权益, 引发群众大量上访, 影响社会稳定, 相关部门却频频推卸责任, 部分地方甚至要将拆迁事宜交给企业进行, 无疑是在推卸责任。
2.5 公共利益被损害
公共利益是以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表现出来的利益, 是社会公众所必需的、个人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总体和根本上是一致的, 脱离了公共利益的个人利益, 往往流于一己私欲, 在理论上演变成为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没有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 则异化成为虚幻的公共利益, 异化成为专制主义、极权主义, 实质上是放大了的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强拆不顾个人利益, 片面强调“集体利益”, 就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 就是部分政府部门的利己主义。
3. 消除强拆的对策构思
3.1 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过去, 我国推崇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近年虽改为了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但始终离不开一个“快”字。凡事欲速则不达, 要求经济快速发展, 就难免会出现问题, 强拆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更出现“没强拆就没新中国”的观点。
政府的低价征地并高价出售这一征地过程, 是由法律保障政府独家垄断获取经营土地暴利的生意。如今我国房地产税费和土地财政已占当地财政收入的50%以上。依靠土地来推进经济的发展。这种主要依靠“土地财政”建立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将数十年后的公共财政收入提前收了, 一旦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结束, 可供开发的土地日益减少, 未来的公共财政状况将会面临严峻考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应认清自己不是经济主体, 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共组织, 不应一味追求经济利益, 而应兼顾伦理价值, 出台相应政策, 保障经济在符合公共伦理的前提下发展。
3.2 健全相关法规制度
强拆事件层出不穷, 屡禁不止的直接原因是我国相关法律的不完善与法规的不合理。
我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转让权的界定不清晰;以及房屋拆迁条例的不完善和不合理, 致使拆迁监管空缺, 拆迁权力所属不明, 存在行政强拆现象;公共利益范畴不明, 致使地方政府借用公共利益强行征地却又用于商业用途, 从而牟取暴利;拆迁补偿机制不完善, 仅规定补偿上限而无下限。
我国应完善相关法规, 建立完善的城市房屋拆迁政策体系, 明确公共责任, 包括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合理的拆迁规模确认程序、拆迁人的市场准入制度、拆迁补偿和安置政策、拆迁纠纷的仲裁制度以及对拆迁人的监督机制[2], 并修改已有法律中的不合理成分, 克服法规内部矛盾, 取消行政强拆权力, 由法院对拆迁进行仲裁和监督。同时, 应出台政策, 保证地方司法独立, 避免公共权力被绑架的现象。在房屋拆迁过程中, 运用行政裁决、听证制度、司法救济三条途径对拆迁纠纷的处理, 充分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 防止公共利益遭到损害。
3.3 提高政府服务意识
政府应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观念, 坚持人民本位, 反对政府本位;坚持公共权力运作中兼顾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坚持行政过程中法理为主, 兼重人情。真正做到人民政府为人民, 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在城市拆迁改造过程中, 政府部门应从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出发, 不盲目追求经济利益, 制定合理的拆迁补偿和安置办法, 实现和谐征地、拆迁、再建的城市化和发展进程。在征地拆迁实施过程中, 应以服务为理念, 沟通为手段, 让群众认识拆迁目的和意义, 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公平、公正、公开地分配补偿, 有效化解群众思想上的担忧和不满, 从而获得群众的支持, 实现和谐拆迁。
参考文献
[1]何永强, 城市拆迁问题的伦理思考[J].云南: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