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盈率增长率文献综述（精选9篇）
市盈率增长率文献综述 篇1
1 引言
500年至1500年, 经济的年增长只有0.1%, 在1000年的漫长岁月中, 产出只增长了3倍, 而18世纪的英国却取得了10倍于过去的增长率。这一现象第一次让人兴奋不已, 古典经济学家们首先探讨了经济增长问题, 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为主要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核心工作, 他们是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杰出前驱, 斯密强调劳动专业化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李嘉图则强调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而马尔萨斯则强调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视野都被局限在识别影响增长的因素和说明决定经济增长过程的机制上。
哈罗德1939年发表的《关于动态理论的一篇论文》和1948年出版的《走向动态经济学》, 提出了经济学界的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使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从定性走向了定量, 1946-1947年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发表了二篇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哈罗德和多马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既是对凯恩斯宏观理论的进一步扩展, 又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起点, 从而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开始将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作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2 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开始
1870年以后, 经济学主流关注的重点从供给转向了需求, 经济增长的研究已远离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 哈罗德-多马则开创了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 标志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复兴。
现代经济学的增长模型是建立在Harrod (1939) 和Domar (1946) 的基础上, 按照Harrod-Domar模型, 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的最主要因素有两个: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率。由于假设前提的局限, 在他们的模型中, 资本和劳动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 即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呈现出“刀刃”特征。但Harrod-Domar模型标志了经济学界运用数理经济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始, 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革命:他对资本积累和劳动就业的研究, 对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资本和劳动作为经济增长所必须依赖的两大要素, 显然具有直接的影响。这一模型既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 也是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起点, 同时, 它也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内生化进程的出发点。
Harrod-Domar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意义。这是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经济增长率的起点, 模型中四个外生的参数:资本-产出比、储蓄率、技术进步的速度和人口增长率, 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将这四个外生变量内生化而进行的。
3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准
索罗在Harrod-Domar模型的基础上新引进了三个假设: (1) 总量生产函数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样具有新古典性质; (2) 劳动和资本这二种生产要素在任何时刻都处于供求均衡状态; (3) 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在此基础上索罗于1956年发表的论文《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成了近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的基准点: (1) 自索罗模型开始, 新古典生产函数就成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标准的总量生产函数; (2) 在索罗模型的影响下, 整个经济时刻都处于动态一般均衡状态成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的通则; (3) 索罗模型将给定人们掌握的技术下的劳动生产率内生化, 于是在其模型中引入了那个著名的代表技术水平的变量A; (4) 索罗模型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确立了一个思想传统:它使经济增长理论变成了完全从供给方面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源; (5) 在索罗模型的影响下, 主流经济增长模型都以自己的长期增长稳态来解释形成“卡尔多稳态”的原因。
罗索模型通过假设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解决了HarrodDomar模型中的“刀刃”问题, 但它却不能解决没有外生给定技术进步时产生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 此外模型中的储蓄率也不是通过个人动态最优化行为内生决定的, 更为紧要是的它能解决经济增长中的许多问题却不能解决经济增长本身!索罗模型的缺陷激发了经济学家们构造经济增长数学模型的冲动。其中, 拉姆齐模型通过变分法解决了消费都在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有效折中, 解决了最优化的储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路径, 沿着这条思路的研究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卡斯和库普曼斯在1965年作出的贡献:他们将拉姆齐的消费都最优化理论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从而使新古典模型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
4 将储蓄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理论没有考虑消费者的最优化决策行为, 而是假设储蓄是产出的固定比例, 并且是外生给定的, 从而使这个模型缺乏微观经济基础。于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将资本内生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将储蓄率内生化。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第二步内生化不仅导致了拉齐姆-卡斯库普曼斯模型 (无限斯界模型) 的产生, 而且也导致了戴蒙德的世代交替模型的诞生。
按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储蓄内生化, 首要条件是建立附有对时间的主观帖现率的新古典的效用函数, 在个人效用函数最大化分析中, 重要问题之一是决策的时间范围, 即决策的个人是将未来无限长时间中的效用最大化, 还是仅仅将自己有限的一生的时间内进行效用的最大化, 以前一种时间假定为条件建立的经济模型被称为“无限期界模型” (Infinite Horizon Model) 以后一种时间假设为条件建立的模型被称为“世代交叠模型”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
拉姆齐以数学模型论证了最优消费行为下, 一国储蓄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Ramsey, 1928) , 但由于当时经济数学工具的限制, 拉姆齐推导出的其实是每个时点上的最优储蓄, 而没有依据基本的效用函数指出整个未来时期中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的动态时间路径。此后的30多年中都没有合适的一般化数学工具来求解最优跨期消费行为的动态最优化规划问题, 所以拉姆齐的数学模型在很长时间内不能被融合到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中。当代为动态最优化得出一般解析解的数学分析方法是在汉密尔顿函数 (Hamiltonian)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优控制理论, 这就是前苏联数学家庞特里来金 (Pontryagin, 1962) 提出的最大值原理, 庞特里来金理论出版三年后, 卡斯和库普曼斯将最优化的消费得为分析引入经济增长模型, 并分别发表论文, 提出了分析最优跨期消费行为的动态最优化模型。卡斯和库普曼斯的最优跨期消费模型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储蓄率内生化, 它与索罗模型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如前所述这个增长模型以决策者在时间上无限性为前提, 几乎在这一模型发表的同时, 戴蒙德发表了他的将经济增长模型中将储蓄内生化的以消费决策者生命为时间界限的“世代交叠模型”。“世代交叠模型”中的储蓄率也取决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行为, 整个经济的增长也是在市场均衡状态下进行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代交叠模型”也是一种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将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储蓄率内生化, 另一方面, “世代交叠模型”与无限期界模型有重大的差别:它以不同于无限期界模型的方式将储蓄率内生化, 更为重大的差别是它得出的结论与无限期界模型有极大的差别:在“世代交叠模型”中, 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储蓄行为不一定能达到社会最优的帕累托效率, 而在无限期界模型中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储蓄决策就是达到帕累托效率的社会最优储蓄行为。显然这种差别来源于两个模型对决策时间范围的不同假设。
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中引入了动态最优化方法, 该方法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标准分析工具, 它以代表性家庭和代表性厂商的最优化行为为基础, 使经济增长理论第一次拥有了坚实的微观分析基础。综上所述, 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它所运用的分析方法, 如果说索罗模型在理论方面激发展新经济理论的产生, 那么, 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就是在研究方法上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基础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 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对储蓄内生化的技术处理, 并没有消除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在的不足: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率依赖于外生的技术进步。
几乎在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无限期界模型发表的同时, 戴蒙德的“世代交叠模型”也问世了, 在“世代交叠模型”中, 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储蓄行为不一定能达到社会最优的帕累托效率, 因为模型假设消费决策者仅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期限作为效用最大化的时间界限, 另外, “世代交叠模型”中个人最优的分散均衡可能并不导致稳态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稳态可能不存在, 也可能有多重的稳态增长, 而且增长的稳态还可能是不稳定的或振荡性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长期增长理论, 但它假设技术变化为外生变量并放弃了规模报酬递增。如果外生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 经济增长理论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因为增长理论事实上没有为增长提供一个理论基础, 而是通过假设增长来解释增长, 从政策的角度看, 新经济增长理论假定增长是外生的, 因此没有为经济增长政策提供任何余地。
5 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经济增长理论
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走向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将公认的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全要素生产率 (TFP) 内生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分析技术和经济思想的创新, 尤其是微观经济分析领域综合性的进展, 给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的观念和启示, 经济增长理论因此开始走出困境。新一代经济增长模型的最重要特征不在于其数学模型, 而在于它们以其他领域中最新的理论进展或共识为基础, 重新解释原来被假定为外生的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而使它们不断地内生化。
第一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 仍然在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经济增长, 罗默 (1986) 和卢卡斯 (1988) 等经济学家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建立在阿罗等人的基础上, 对资本规模报酬进行了重新审视。第一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各种形式的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对力资本的收益、从资本投资中获得的外部收益和技术扩散有效地避免了资本积累的规模报酬递减, 从而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当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放弃完全竞争假设转向分析垄断竞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问题时便进入了第二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阶段。第二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企业有目的地进行研究与开发的结果, 研究开发使企业获得某种程度的垄断利润。长期增长依赖于政府制定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种种政策, 因些, 政府可以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影响。
为了使技术进步内生化, 经济学家建立了描述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 其中包括假定知识是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的, 这类学者有阿罗和罗默等, 也有经济学家假设生产过程中存着外部性与非竞争性, 比如罗默认为, 知识在不同的使用过程中是可以分离的, 用于研究与开发过程中的知识具有完全的外部性, 而用于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则具有完全的排它性, 外部性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而排它性保证了知识可以作为一个商品进行生产, 因些, 知识生产的内生性决定了经济增长也必定是内生性的。
目前, 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主要思路有:依靠资本投资的外部性、依靠对知识的直接研究积累技术、依靠生产和积累人力资本对索罗模型中的A进行内生化。
6 小结
通过上述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进展的介绍和评价可知, 目前, 人类对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解在了长足进步, 但是为了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经济增长现象, 经济增长理论仍有许多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首先,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非常强调知识和技术在长期增长中的作用, 但目前对知识和技术的研究还很不深入, 比如, 模型的实证过程中还没有好的办法可以将知识和技术量化。
其次, 世界经济史表明, 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有极大的相关性, 而经济增长的随机模型能对经济增长提供比经济增长非随机模型更好的结论, 但目前研究经济增长的随机模型还没有成为经济学家中的热点。
第三, 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互动的, 制度创新可以将经济运行从生产可能性曲线内部无限地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 而技术进步则可以将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因此, 将制度创新内生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 也是值得经济学家尝试的领域。
最后, 现在的经济增长理论大多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 但这些模型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总显得不那么吻合, 所以, 对经济增长模型的根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或许能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依特, 内生增长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潘士远.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 经济学季刊, 2002, 4.
[3]潘士远.知识吸收能力与内生经济增长.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2001, 11.
[4]杨小凯, 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5]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99.
市盈率增长率文献综述 篇2
关键词：土地资源 约束 经济增长 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Stieglitz（1974）研究了自然资本（即自然资源）怎样限制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并认为技术进步和人造资本可以对自然资本进行替代，这种替代有利于减弱自然资本的限制；Nordhaus（1992）以索洛模型为基础，将自然资源作为变量，纳入到索洛模型中，构建了有资源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并与无资源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比较，测算出美国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力；Noel（1995）分析了能源不足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并得出在能源不足的情况下，美国经济的增长要比在能源充足的情况下要低的结论；Bruvoll、Glomsroda、Vennen（1999）使用动态的CGE模型，来模拟由于环境阻尼引起的挪威福利的损失情况；并认为环境阻尼是环境约束而使社会所付出的社会成本；Romer（2001）提出了“growth drag”的概念，并建立了基于C—D生产函数的模型，考察了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阻力；Copeland和Taylor（2003）分别分析了土地和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认为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程度，提出了如何最大化利用土地来促进经济增长；Brock和Taylor（2004）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四个简单的模型来理解经济增长和土地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国外关于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研究较少，大部分都停留在对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约束的讨论上，而进一步测算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限制程度的大小的研究很少。
二、国内文献综述
比较而言，国内关于土地资源约束经济增长的研究相对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一）关于概念的综述
关于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是采用“增长尾效”、“增长阻尼”或者是“增长阻力”，学者们持不同的意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学者们在翻译“Growth drag”时，采用了不同的词语罢了。薛俊波（2004）、谢书玲等（2005）、崔云（2007）、雷鸣（2007）、庞亮（2010）、王家庭（2010）等均使用了“增长尾效”这一词；杨杨（2008）、曾伟（2012）、万永坤等（2012）等均使用了“增长阻尼”这一词；王学渊等（2008）、李文杰等（2010）、李娟等（2011）均使用了“增长阻力”这一词。这些词只是在叫法上不同，它们的内涵都是一致的，都表示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而导致经济增长降低的现象，在数值上等于“不存在土地资源约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存在土地资源约束”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差额。
然而，杨杨（2007）认为，用“阻尼”一词比用“尾效”一词更贴切，因为“尾效” 一般是指一种滞后的效果或在当前没有发挥完毕的作用，其在后续阶段还会继续产生影响。本文采用了杨杨的研究成果，将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定义为“增长阻尼”。
（二）关于增长模型的综述
在模型的使用上，专家学者们也持不一样的观点，增长模型的采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使用索洛模型的变形形式作为增长模型，测算资源（土地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尼”或“增长尾效”
有些学者研究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或对城市化进程的约束。余江（2006）利用该模型，考查了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且假定可再生资源的可再生率为一常数；段东平（2010）、王伟同（2012）分别将水土资源和能源纳入C—D生产函数中，测算了水土资源和能源对城市化进程的约束。
谢书玲等（2005）、万永坤等（2012）将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引入C—D生产函数中，分别分析了它们对中国和北京市经济的“增长尾效”或“增长阻尼”。
有些学者专门将土地资源作为变量，纳入C—D生产函数中，分析并测算土地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尼”或“增长尾效”。 薛俊波（2004）、崔云（2007）、曹中强（2008）、葛杨等（2010）、李文杰等（2010）分别研究了不同区域的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然，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杨杨等（2007）、罗黎平（2011）、万永坤等（2012）认为土地资源的增长率并不为零，而是为一常数。其中，杨杨等（2007）、万永坤等（2012）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未利用土地会被逐渐的利用，导致土地增长率并不为零；罗黎平（2011）认为由于土地的虚拟增长和土地的集约利用，导致土地的增长率不为零。
2、采用二级CES生产函数或改进的二级CES生产函数作为增长模型，测算土地对经济的“增长阻尼”
杨杨（2008）采用改进的二级CES生产函数构建经济增长模型，测算了土地资源对中国各省市经济的“增长阻尼”；李娟（2011）基于多要素二级CES生产函数分别构建了有土地资源约束的城市化模型和无土地资源约束的城市化模型，测算出土地资源的约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力；张琳等（2011）、曾伟（2012）分别采用二级CES生产函数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测算土地资源对城市化进程的约束和土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阻尼”效应。
3、使用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测算资源（土地资源）的“增长尾效”
王海建（1999）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将耗竭性资源纳入模型中，构建了R&D增长模型，但缺乏实证分析；于渤等（2006）将能源耗竭和污染治理纳入模型，构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模型；杨新梅（2010）在卢卡斯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水土资源要素，利用汉米尔顿函数，并根据增长尾效的概念，测算出中部地区水土资源的“尾效”；刘耀林等（2011）利用内生增长理论，将资源环境作为变量，纳入内生增长模型，并依据平衡增长解求出资源环境的“增长尾效”。
4、增长模型综述小结
由上述增长模型综述可知，增长模型主要来源于C—D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以及内生增长模型的变形。其中，C—D生产函数和CES生产函数都假定技术为外生，且都假定规模报酬不变；而内生增长模型将技术内生化，将技术进步视为内生变量。此外，内生增长模型重在考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C—D生产函数和CES生产函数重在考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关于变量含义界定的综述
在研究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约束关系的时候，涉及的变量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物质资本）、社会从业人员（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数量。在前三个变量中，学者们的意见较为一致，但对于土地资源数量的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谢书玲等（2005）将耕地面积作为土地资源总量，测算土地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尾效”；刘雄兵（2010）将城市建成区面积作为土地资源总量，测算建成区的土地面积对武汉市经济的“增长尾效”；
李娟等（2011）、万永坤等（2012）以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面积之和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张琳（2011）采用已经利用了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面积之和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杨杨（2008）则是采用除未利用土地以外的土地资源数量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
薛俊波等（2004）、余江（2006）、崔云（2007）、曹中强（2008）、聂华林等（2011）将耕地、林业用地面积和可利用草地面积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
刘耀彬、陈斐（2007）将耕地面积、林业用地面积、可利用草地面积和城市建成区面积之和表示土地资源总量；李文杰等（2008）将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作为土地资源数量的总和；段东平等（2010）将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园地面积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之和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庞亮（2010）选用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城市建成区面积之和作为土地资源投入量。
众多学者之所以会对土地资源总量的界定持不同观点，主要是因为学者们对土地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糊不清以及数据获取较为困难。本文认为，只要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对经济增长有作用或者有影响，都可以将其作为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因此，本文将除未利用土地以外的土地资源总量作为模型的变量。
三、关于研究展望的综述
薛俊波（2004）认为他测算的结果更适用于第一产业的情况，而将耕地、林业用地和可利用草地三者之和代替整个土地资源的数量较为粗糙，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杨杨（2008）认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应分别考虑它们各自对经济增长作用；曹中强（2008）认为土地资源对第一产业作用要比土地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作用大，因此，应分别计算土地资源对第一产业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阻力；罗黎平（2011）虽然提出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虚拟增长会导致土地增长率不再为零，但是没有用实证分析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虚拟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土地增长率。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展望来看，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厘清，特别是不同的土地资源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另外，从学者们的分析结果来看，在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关系缺乏理论上的统一认识，才导致各学者的分析结果迥异。另外，在部分国家或地区，甚至还会出现土地资源约束经济增长的伪命题，因为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土地资源根本不存在对经济的约束问题。
参考文献：
[1]薛俊波. 中国经济增长的 “尾
效”分析[J]. 财经研究，2004，30（9）：5—14
[2]谢书玲，王铮等.中国经济发展中水土资源的“增长尾效”分析[J].管理世界，2005（7）：22—25
[3]杨杨，吴次芳等.土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技术经济，2007，26（11）：34—38
[4]罗黎平.基于土地虚拟增长的土地资源增长尾效模型研究[J].求索，2011：95—96
[5]Stiglitz Joseph E.Growth
with Exhaustible Resource：Efficent and Optimal Growth paths[J].Reviews of Economic Studies，1974（41）：123—148
[6]Nordhaus W.D.Lethal Model 2：The Limits to Growth Revised[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2（2）
[7]Noel D.A.Reconsideration of Effect of Energy Scarcity on Economic Growth[J].Energy，1995（1）
〔本文系2012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土地资源约束对苏南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2SJB790044）阶段性成果〕
市盈率增长率文献综述 篇3
一、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
许多人曾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贫困。比如:Chenery, Ahluwalia, Bell, Duloy&Jolly, Joll (1974) 出版一部有影响的书, 其中提到:“发展中国家十几年的快速增长使1/3人口没有从中受益。”Adelman&Morris (1973) 指出, 发展伴随着贫困人口平均收入绝对和相对的下降。这些早期关于增长与贫困关系的论点受Kuznets (1955, 1963) 影响较大。他们认为, 增长与收入分配成“倒U”型曲线关系, 主要含义是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情况恶化, 但随着工业化的实现逐步改善。在发展中国家早期阶段, 经济增长会导致不平等, 需要很多年贫困才能下降。但是20世纪80年代, 人们对库兹涅茨假说开始提出质疑,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拒绝库兹涅茨假说 (Ravallion 1995;Deininger&Squire, 1996;Deininger&Squire, 1998;Bruno, 1998) 。通过大量研究, 对经济增长如何影响收入分配问题目前已基本上形成统一看法: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不产生系统性的影响。由于收入分配随着时间变化, 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贫困。而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减少贫困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和资产不平等程度。
1. 经济增长速度
快速的经济增长为战胜贫困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Bruno (1998) 使用国际上日人均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对2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贫困的增长弹性为-2.12, 也就是, 经济增长10%会引起贫困减少21.2%。20世纪90年代, 经济学家们估算贫困的增长弹性是在-2.0~-3.0之间, 也就是, 经济增长10%引起贫困减少20%~30% (Adams, 2003;Bruno, 1998;Ravallion&Chen, 1997) 。Bhalla (2002) 。把人均GDP的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 估计贫困的增长弹性为-5。Adams (2004) 以样本的收入均值的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 运用60个发展中国家的126个样本, 估计贫困的增长弹性是-2.79。
部分学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 采用不同的数据考察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的关系, 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战胜贫困的可靠保证。汪三贵 (2008) 、胡兵 (2007) 指出,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农村贫困减少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为大范围的贫困人口的减少作出了巨大贡献。汪三贵进一步指出,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按照官方贫困线和收入指标来估计, 农村贫困人口已有大幅度下降, 从1978的2.5亿减少到2007年的1 478万, 减少了2.35亿, 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年均下降9.3%。李石新 (2006) 提出, 1985—1996年中国农村贫困减少70%得益于经济快速增长。
2. 资产不平等程度
资产不平等程度也是造成不同部门增长减贫效应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别是土地分配, 当差距缩小时, 经济增长对于贫困减少的效应更大。Ravallion&Chen (2007) 提出, 在中国, 其土地分配相对公平, 农业增长的减贫效应是工业和服务业的4倍。Dorosh, Niaza&Nazli (2003) 提出, 20世纪90年代, 巴基斯坦尽管农业GDP有了显著增长, 但农村贫困率仍没有下降, 原因在于土地分配不均。
目前, 经济学界越来越一致地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减少贫困, 但减贫效果受到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如果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则会使贫困人口从增长中获益少于非贫困人口。
二、农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农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即直接增长贡献和间接增长贡献。
1. 直接增长贡献
现代发展经济学家大多数都认为农业的角色和农业发展绝对是国家建设和健康发展的主要部分 (John&mellor 1961) 。Irz&Roe (2000) 的部门增长模型表明:第一, 在较大的农业经济体中需要农业增长来平衡人口增长和避免马尔萨斯陷阱;第二, 农业生产力相对较小的变化就会对工业化和整个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指出, 尽管农业的份额相对下降了, 但它的绝对数仍在增加, 同非农部门有更加复杂的联系 (Kuznets, 1968;Kalecki, 1971;Mellor, 1976;Singer, 1979;Adelman, 1984;de Janvry, 1984;Ranis, 1984) 。Bhagwati, Srinivasan (1975) 指出, 没有率先发展农业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不高、收入分配也很不平衡。郭熙保教授指出, 要使农业部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只有保持农业持续、顺利、健康的发展才有可能。如果在农业基础还很薄弱, 草率的削弱农业, 盲目追求工业化, 那不仅会损害农业部门, 而且会严重的制约非农业部门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2. 间接增长贡献
首先, 农业直接影响非农业的增长。保罗·贝罗赫 (1974) 对40个发展中国家1950—1970年工业和农业的增长率进行比较研究, 发现农业增长与工业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农业每次衰退发生之后, 紧接着便是制造业下降;同样, 每次农业增长加快, 也能导致工业增长加快。Timmer (2002) 使用65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农业部门1%的增长率可以产生同时期非农业部门增长率增长0.2%。Tiffin&Izr (2006) 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说明了农业增加值是构成原因的变量。我国学者对我国农业增长与工业增长的观察也表明:我国每一次经济形势恶化都始于农业产出下降, 每次经济调整成功也都以农业发展形势好转为条件, 农业波动成为工业波动和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根源 (牛若峰, 2000) 。
其次, 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市场联系。库兹涅茨教授1961年发表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 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具有的几种“贡献”, 即产品贡献 (粮食和原料) 、市场贡献、要素贡献 (包括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 , 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取收入的贡献。这四个方面的贡献是农业部门对其他经济部门的贡献 (Johnston&Mellor, 1961;Ranis, 1990;Delgado, 1994;Timmer, 2002) 。许多早期的分析学家强调农业有向更重要的工业部门转移剩余的能力 (Rosenstein-Rodan, 1943;Lewis, 1954;Scitovsky, 1954;Hirschman, 1958;Jorgenson, 1961;Fei&Ranis, 1961) 。吕耀 (2009) 测算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国民收入的积累有1/3来自农业, 在工业化初期甚至达到40%以上。
第三, 农业部门的乘数效应。运用现代计量和模拟技术计算一个部门增长率对另一个部门增长率或部门对整体增长贡献的乘数效应的实证分析, 既有跨国研究也有针对一个特定国家。农业有重要的乘数效应, 能够渗透到经济的其他部门运用SAM方法, 分析华盛顿农业及加工食品出口对华盛顿经济的影响, 结果表明农业对非农相关服务行业, 比如批发零售贸易、商业服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银行及保险等有重要的间接及引致效应。对农业乘数效应的传输渠道取决于投入与产出的可交易性, 农业雇佣份额, 消费方式, 收入和财产的分配效应。
第四, 农业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既是城市化的原始动力, 又是城市化的基础, 良好的农业基础在城市化初期起关键作用 (闫观渭、赵欢, 2008) 。我国农业的进步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条件 (陈莞桢, 2006) 。我国农业在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作用非常突出 (吕耀, 2009) 。农村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由农村迁向城市是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张聪群, 2006) 。
三、农业增长与收入分配
Mellor (2001) 指出, 如果土地和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 那么土地拥有者会消费进口或资本密集型产品, 而不是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国内制造品和服务。Janvry&Sadoulet (2000) 提出过去30年中拉美农村贫困减少了, 但由于土地拥有水平的不平等性, 农村贫困减少是由于农村贫困人口迁移到了城市, 城市贫困增长而农村贫困下降了。大量证据表明, 穷人与整体经济增长的联系弹性在许多方面取决与增长的部门, 以及经济的最初情况, 特别是资产和收入的分配 (Timmer 1997, Ravallion and Datt 1996, 2002) , 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农业技术对于提高这种联系弹性有重要作用。
摘要：反贫困是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之一, 而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途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广为关注。目前, 对此问题的探索已经获得了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
市盈率与增长率关系的探讨 篇4
关键词：市盈率；增长率；Gordon模型；回收期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1-0067-06
一、市盈率的概念
市盈率是股票价格与公司收益的比率，可以按照每股股票的口径计算，在公司股票全流通或同股基本同价的情况下，也可以按照股票总体的口径计算。用公式表示为：
市盈率P/E=每股价格P/每股收益E=股票总价格/总收益 （1）
如果已知或可以估计市盈率，就可以根据每股收益估算股票价格，即：
股票价格P = 市盈率P/E×每股收益E （2）
由于可以将股票价格与收益简单地联系起来，市盈率可成为股票价格确定的依据，也是投资者选股决策的依据，并得到广泛的应用和研究。
从公式（1）和（2）可以看出，市盈率代表投资者愿意为每股1元的收益支付多少元的价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市盈率代表股票卖得贵贱。然而，简单地认为低市盈率股票被低估，高市盈率股票被高估的观点并不正确，用于股票之间的相互比较和选股决策也容易出现失误。在依据市盈率选择股票的时候，投资者必须考虑公司的未来前景以及相关的风险。因此，将市盈率的高低与股票的高估低估等同起来是幼稚的想法。在我国不规范的股市上，庄家正是利用人们这种幼稚的投资心理进行选股和股价操纵的。
那么，决定和影响公司未来收益与风险的因素都是什么呢？一般而言，这些因素应该包括反映公司目前和未来各个方面特征的因素，包括公司目前状况、公司资源、能力、战略、组织与前景等。不难想象，这些因素最终都会反映在每股收益的增长上。具体表现为增长率高则市盈率高，增长率低则市盈率低。为什么有的公司市盈率只有10倍左右，而有的公司市盈率高达上百倍；为什么百度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盈率曾经高达2 000多倍。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公司盈利的增长率中寻求答案。
增长率与市盈率之间这种方向性的关系已为投资大众所普遍认识。在此基础上，一个更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两者之间确切的数量关系是什么，如果能得出确切的数量关系，就真正可以通过市盈率判断股票是否被高估或低估，即股票定价的合理性。
这是实现价值投资的前提，也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二、投资决策的标准
投资决策的标准似乎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问题，因为投资决策的标准实际上直接影响以至决定着资本市场的均衡，从而也决定着证券的价格。
在实业投资中，可以按照回收期本文中的回收期都是非贴现的回收期，这也是通常意义上的回收期。、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多个标准做出投资与否的决策。一般而言，净现值由于直接反映投资带来的价值增值，成为最有说服力和最可信赖的指标。在证券投资中，由于投资规模上的灵活性，相对指标具有可比性的优势，一般以内部收益率（即期望收益率）为决策标准。具体而言，如果期望收益超过要求收益即期望收益率超过要求收益率，但通常都省略“率”，直接称为期望收益和要求收益。，即有超常收益，说明应该投资（买入）；如果要求收益超过期望收益，即有超常损失，说明不应该投资（不买入或卖出）。前一种情况买单数量将超过卖单，推动证券价格上升，直至最终期望收益等于要求收益；后一种情况卖单数量将超过买单，迫使证券价格下降，直至最终期望收益等于要求收益。可见，投资者的决策以及决策的标准决定着证券的价格。
有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也许会觉得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的投资是按照“低进高出”的原则进行的，因此，是证券价格决定投资决策。实际情况是，证券价格影响/决定了收益从而影响/决定了投资，而投资又进一步影响/决定了证券价格。所以，价格、收益、投资三者相互依存和决定。按照经济学基本原理，供给和需求决定了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又会影响供给和需求，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市场均衡的过程。但从本文研究的目的出发，在此不考察整个循环均衡的过程，只就证券投资决定价格这一部分进行研究。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价格、收益、投资三者相互依存和决定，这似乎不关回收期什么事。然而，稍做分析即可得知，如果说内部收益率是使净现值为零时的贴现率，那么回收期就是使内部收益率为零时的期数。所以，回收期与收益有密切的关系。既然收益的大小决定投资与否，回收期也就对投资与否有决定意义。虽然现实中投资者并不直接以回收期为依据进行投资决策，或者还没有意识到回收期的意义，但这些都不妨碍回收期对投资决策有重要的决定意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依据回收期决策也就是依据收益决策。
本文在此无意更正投资者原本习惯的投资决策标准，之所以提出回收期的标准，是因为从回收期标准中可以获得从收益标准中难以获得的新发现。当然，回收期本身也是受投资者欢迎的标准之一，投资回收期短往往说明收益高、风险低，任何投资如果回收期过长都会被投资者拒绝的。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投资者心中会有一个回收期标准，只不过有的投资者的标准是清晰的，有的投资者的标准相对较为模糊。
传统上，投资回收期多应用于实业投资的评估，在证券投资中应用得很少。稍做分析可知，由于回收期的概念特性，应用于实业投资的评估有其固有的缺陷，除了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问题，主要是不能考虑回收期后的项目收益情况，当比较寿命周期不同的项目时，或者比较回收期后收益情况不同的项目时，根据回收期评估，就难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然而，回收期应用于证券投资的评估恰恰可以避免这样的不足，因为很显然，证券投资的寿命周期是可长可短的，也可以说是连续的，卖出一种证券的同时，可以买进另外一种证券，因而寿命周期基本上是一个不纳入考虑的因素。换句话说，证券投资之所以用内部收益率（年率）评估，正是因为不用考虑投资的寿命周期问题。在不用考虑投资寿命周期的情况下，也就基本上不用考虑能否收回投资的问题，所以，回收期只是衡量投资回收快慢的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回收期即回收快慢就与收益有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按照回收期评估也就是按照收益评估。
例如，如果年收益率是10%，就意味着投资100元，未来每年可以回收10元，从而投资回收期是10年；同理可得，年收益率是20%，投资回收期是5年；年收益率是50%，投资回收期是2年，等等。
容易看出，回收期即是年收益率的倒数，回收期与收益之间显然是一一对应关系。从而，对于投资决策而言，回收期越短越好，正如收益率越高越好一样；同样，收益率指标多好用，回收期指标就多好用，或说回收期指标没有额外的缺陷和不足。
所以，回收期指标如同收益指标一样可以作为投资决策的标准。根据前面的分析，也就可以根据回收期标准确定证券的价格。
三、市盈率与增长率的关系
直接讨论市盈率与增长率的关系并不容易，但显然增长率与回收期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不妨先讨论市盈率与回收期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考察一下投资股票的回收期。注意股票的价格即代表投资额，而每股收益就是属于股东（股票投资者）的收益，无论它是留在公司中使用还是作为红利发放到股东手上。因此，投资股票的回收期就是后续每股收益累加等于当初股票价格所需要的时间。假设每股收益为1元，且在未来保持不变，则股票价格为多少元，投资股票的回收期就为多少年。
根据市盈率的概念，假设每股收益为1元，则股票价格为多少元，市盈率就为多少倍。对照上述两个假设，显然可以得出结论，市盈率就是未来收益不变的条件下股票的投资回收期。
建立了市盈率与回收期之间的关系，市盈率与增长率数量关系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下面尝试用公式表示这种关系。
以g表示公司每股收益的不变增长率，正如Gordon模型这是简化的股票定价的红利折现模型，下面还要讨论到。所揭示的，这也是在分红比例不变条件下公司的红利D的增长率和股票价格P的增长率。
假定投资者要求的回收期为n，则
在每股收益保持不变即增长率g=0的条件下：
根据表1—4，可以判断股票价格和市盈率水平是否合理。例如，在增长率不超过10%的情况下，即使投资者愿意接受20年的回收期，合理的市盈率也不超过63倍；考虑到现实中投资股票还有风险，恐怕很少有人愿意接受10年以上的投资回收期。如果公司预期未来10年中年均复利增长不超过10%，按照表1的数据，则市盈率不应该超过20倍。
联系我国长期以来关于市盈率合理水平的争论，我国股市自建立以来，借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几乎年年接近10%的增长率，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上市公司平均增长不超过国民经济整体水平，年均增长显然不到10%。当然，由于年均接近10%的增长率在全世界都是难得的高速增长，所以也不可能指望我国上市公司未来或长期中会有更快的增长。因此，平均市盈率超过20倍显然说明股市有泡沫，而高达60—80倍的平均市盈率当然说明股市泡沫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股市长期走熊或出现其他问题都是难免的。
表1—4显示出，在公司增长率较高的情况下，随着期望回收期的增加，合理市盈率将快速攀升，这反映出高科技公司或创业公司的特征。如果预期未来10年中年均复利增长达到50%—100%，则市盈率可达到200—2 000倍。这样，就很容易解释传统行业市盈率在10—30倍，而高科技公司则可达到100以至上千倍的现象。当然，在表4中，当投资者可以接受11—20年的回收期，而公司的增长率达到100%—300%时，市盈率就是天文数字，显然说明这种情况很难出现。一方面，连续10—20年保持100%—300%的增长率不太可能；另一方面，投资者愿意接受10—20年的回收期也不太可能。
显然，表1—4的推算是符合并可以解释现实的。其中，表1左半部分是较为常见的情况，而表1右半部分及表2、表3尤其是表4则代表现实中较少出现或很难出现的情况。
四、相关的股票定价问题
到此为止，本文已经解决了市盈率与增长率关系的问题，从而也就解决了合理市盈率估计或判断的问题。从直接意义上讲，这将有助于股票定价的市盈率方法的应用。因为如果没有建立市盈率与增长率的数量关系，所谓市盈率方法就只能依赖于主观估计的市盈率标准我国较为流行的是按照行业确定一个“合理”的市盈率，用于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以及价格走势的判断，这种“主观”市盈率忽略行业内企业的优劣差异，会大大降低市盈率方法的可靠性。。而从间接意义上讲，本文通过研究市盈率与回收期以及增长率的关系得出股票定价的新思路，可以归结为回收期模型。下面从应用角度分别对这两方面做有关说明。
1.关于市盈率方法的应用
在解决市盈率与增长率关系的基础上应用市盈率方法的基本思路如下：
第一，根据投资者的情况估计一个合理的要求回收期。这是一个不分行业的数据，甚至也可以是不分国度的数据，这是由投资行为的本质（收回投资本金并获得合理收益）决定，在自己投资的回收期限方面，假设我国投资者与国外投资者有较大差异是不合理的。所以，这是一个应该由基础研究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正如其他基础数据（如无风险利率）一样，这个数据应该不难获得，并可以在各个行业中广泛应用。
第二，根据公司目前状况、公司资源、能力、战略、组织与前景等预计未来长期的每股收益增长率。这个数据将既体现行业差别，也体现公司差别，而且应该能够反映公司未来长期中平均的增长情况。与要求回收期数据相比，这个数据的估计工作量要大得多。较为容易的情况是业务稳定且有较长历史的公司，可以根据以往的业务和利润增长情况预测未来；较为困难的情况是业务不稳定的高科技公司或新创业公司，这种情况下收益增长率的估计可以尽可能参照同行业类似公司的情况，同时要考虑影响公司发展的若干重要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因素。
第三，有了以上两方面的数据，就可以应用公式（5）求出合理的市盈率。
第四，根据公司上年度的每股收益和合理的市盈率就可以求出合理的股票价格。
2.1关于回收期模型
根据公式（5）很容易得出新的股票定价模型，本文称之为回收期模型：
显然，上述回收期模型所需的数据与市盈率方法完全一致，或者说公式（6）就是市盈率方法的模型表达。这个结果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论证了市盈率就是一定条件下的回收期。
关于回收期模型逻辑上的合理性本文前面已经有充分的论述。下面对照Gordon模型说明其应用方面的优缺点。
Gordon模型也称为红利折现模型，是教科书中股票定价的经典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g与回收期模型中的g含义完全相同；D是指公司上次发放的每股红利；ks是投资者对该股票的要求收益率。
从应用角度考虑，Gordon模型和回收期模型有以下几点明显差异：
（1）Gordon模型和回收期模型的未知数个数相同，都是3个。但Gordon模型形式简单，在获得相关数据基础上，计算自然也较为简单；回收期模型相对较为复杂。但在有计算机的环境中，这方面两者的差距不明显。
（2）Gordon模型的相关数据背后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因此，数据的取得特别是相对准确数据的取得更为困难。例如，D虽然是指公司上次发放的每股红利，但因为g既代表红利的增长率，也代表每股收益的增长率，因此，D最好能代表未来长期中公司红利比例不变情况下的红利水平。所以，D受每股收益和红利比例两个因素的影响，这就比回收期模型中的E要多考虑一个因素。另外两个数据，除了一个共同的数据g，Gordon模型中是要求收益率ks，回收期模型中是要求回收期n。对具体股票的要求收益率ks的估计显然要比一般的要求投资回收期的估计复杂和困难。
（3）Gordon模型对相关数据的取值有范围限制，即必须ks＞g。联系到要求收益率恐怕很少能达到比如说50%，那么，就很难考虑g＞50%的情况。面对知识经济环境中许多收益高速增长的高科技公司的股票，这应该说Gordon模型是一个不小的局限。但显然，回收期模型没有这方面的困难。
（4）Gordon模型应用于高科技公司或创业公司的困难还表现在，对于许多高科技公司而言，特别是在公司初期的高速发展阶段（例如微软当年），往往是多年不发放股票红利，这种情况下估计未来无限长时间的红利及其增长就特别困难。在这方面，回收期模型同样要好得多。
（5）Gordon模型和回收期模型在理论上都可以说是与市盈率方法相通的，但回收期模型与市盈率有明确的数量关系，而Gordon模型本身没有体现出这种数量关系。当然，这方面的差异不能说明两个模型各自的优劣。如果体现出明确的数量关系，说明模型理论上更为透彻；但如果没有体现出明确的数量关系，模型与市盈率方法得出的结果就不完全一样，可以相互印证和修正。
综上所述，回收期模型在理论上优越于Gordon模型。即便回收期模型不能替代Gordon模型，至少可以成为与Gordon模型并列的模型，从而可以起到相互印证和修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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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振荣）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篇5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2)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
Goldsmith(1969)使用金融发展中介资产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利用35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正相关。King和Levine(1993)扩展了Goldsmith的研究,选取了更多的样本数据和更多的金融中介发展指标,并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Levine和Zervos(1998)引入了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King和Levine(1993)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和银行发展指标都显著影响了经济增长。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2)对意大利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金融发展使融资变得更加容易,促进了居民创业的可能性,提高了市场竞争,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
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取得共识后,理论界开始研究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Allen和Gale(2000)认为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导致不同的金融发展模式。以德、日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股权集中,主银行向企业提供融资并参与治理,形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发展模式。以英、美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股权高度分散,融资大量依靠证券市场,形成以市场为中心的金融发展模式。对两种模式的优劣一直存在争论。一般认为:以市场为中心的金融发展模式比较适合创新型企业融资。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发展模式比较适合技术成熟的传统产业企业融资。LLSV则注意到如果一国的投资者受到赋予其收回资金权利的法律的保护,则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LLSV(1998)验证了49个国家法律对投资者保护差异对上述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Coffee(2001)认为,公司行为由社会规范塑造和决定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规范认为大股东不该享受公司溢价,则大股东剥削小股东的行为不被认可,证券市场中小股东的权利得到保护,金融发展较易形成市场中心模式。
King和Levine(1993)利用1960—1989年的77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金融发展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结论;同时Levine(2001)提出了金融发展一体化可以通过长期总产出的增长来改善一国的金融体制,从而促进经济增长;Corrado Andini(2009)利用中位数回归技术证明了Levine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联系;Stefano Vsai Marco Vannin(2005)通过对1970—1993年的意大利不同类别的银行发挥的作用进行比较,认为金融各部门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作用不明显;但是Andrea Vaona(2008)指出:更多的金融机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并且短期的金融期限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利处更大;Andreas Pichler和Kathrina Steiner等人研究了欧洲的金融发展一体化,发现金融发展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Luis A.Rivera,Paul M.Romer(1990)证明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社会的技术进步有作用,而技术进步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
我国学者谈儒勇(2004)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大特征,金融发展理论的最主要目的在于论证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刘湘云、杜金岷(2005)提出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罗梦霞、杨林(2011)选取代表性的指标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长短期之分,各个金融发展要素在长短期的作用不同。吴拥政(2010)利用中国中部6个省共82个样本地级市区2000—2006年的数据,得出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是显著的结论。曾慧(2010)的《FDI、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差异》一文利用中国29个省份1987-200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结果显示:在全国范围内,金融发展本身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其水平还未达到推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要求。在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对FDI经济增长效应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却没有成为推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陈晓红,万光羽,曹裕(2011)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考察各地区的金融机构效率与经济水平的相关性。研究表明: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总体上带动了所在地区金融机构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提高。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东西跨度大,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而金融的发展则呈现出很明显的区域性,因此不同的区域划分对于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影响不同。郑长德和刘兴容(2008)的研究分析支持了这一观点;邱力生和杨慧芳(2008)的研究表明区域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东部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张楠、孙阳阳(2011)《山东省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中应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单位根检验方法、协整关系检验方法、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和脉冲响应分析,得出了金融总量的扩张和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金融市场深化由于存在时滞的影响。陶黄勇(2011)选取广西1995—2009年的贷款以及存款总量、短期贷款中的商业贷款及GDP作为指标,采取协整分析等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结论表明:长期来看,广西地区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均呈正相关关系。黄德权(2010)则采用回归分析法,分析广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结论:广东省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之间相互联系,互相促进发展。蒋团标、喻微锋(2010)通过对广西与江苏1978—2007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金融结构指标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陈燕生、曾海鹰(2010)通过山东省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在经济增长中金融发展的作用与地位并发现山东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影响资本投入总量、结构及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汪振(2010)通过对1985—2008年间甘肃金融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不协调,应调整金融结构,吸收并留住更多的资金以促进当地发展。
2 简短评述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是循序渐进的,国外学者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并且他们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使用跨国数据比较多。中国学者在结合我国国情,对中国省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研究成果大部分停留在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层次,实证分析所用到的金融发展数据也基本局限于银行贷款,对证券市场稍有涉足,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应该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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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imitris K.Christopoulos,Efthymios G.Tsio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panel unit root and cointegration test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73(2004)55-74.
[7]Dr.c.co kun kucukozmen.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a cointegration approach.advisor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pplied mathematics financial mathematics finance iam589term project,FEBRUARY2009.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国外文献综述 篇6
史密斯 ( Gold Smith,1969) 曾指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是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关于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功能,理论界有两大阵营,一部分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有一部分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金融发展会带来经济的不稳定,这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
2 早期理论综述
古典经济学家最早认识到与货币密切联系的各种金融活动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肯定了审慎的银行活动能增进一国的产出,增进产出的方法在于使无用的资本变为有利,使不生利的资本生利。这就是目前人们所普遍接受的“金融中介资本分配和再分配职能论”。约翰·穆勒继承了金融信用媒介论,指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是促进了资本的流动,使资本在生产中得到更有效利用,有效资本的增加带来了社会总产出相应的增加。熊彼特第一个将金融中介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强调金融交易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他认为银行的信用创造和信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引擎的关键。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大量学者深入研究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格利 ( Gurley,1955) 和索肖( Shaw,1960) 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储蓄与投资》两篇论文,通过建立一种由初始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步演进的金融发展模型,证明了经济发展阶段越高,金融的作用越强。他们的理论已经涉及金融制度变革等金融发展的深层次制度性问题,为后续金融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3 20世纪90年代后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的含义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早期的发展金融学认为金融发展主要体现为金融“量”的扩张。麦金农也认为,金融发展的双重表现是金融总量的增长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自由化是金融结构动态调整和优化的过程。因此,下面我们从金融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3. 1 金融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发展了早期理论,将金融发展纳入罗默 ( Romer) 和卢卡斯 ( Lucas) 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从多个角度肯定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方向,有大量文献展开了研究。他们发现,在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得到的其他结果则是复杂的: 对于大多数国家二者存在双路因果关系,而对于样本中最平穷的两个国家则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统一的因果关系,如考尔( Kar,2011) 实证研究了因果关系的方向,实证结果存在很大的国别差异,样本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共同的因果关系方向。同时他也认为,可持续的稳定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加剧市场的竞争度,提高市场效率,这最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以上学者都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由于计量方法不同或数据期限的不同,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还有一些学者从经济与金融发展的收敛性、金融发展变量的弹性系数扩展了研究。
3. 2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金融结构是指银行相对于金融市场的比例。早期的文献大多把金融发展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强调金融服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开始从银行、股票市场、投资机构三个方面考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大多数学者都承认银行相对于金融市场在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莱文 ( Levine,1997) 就指出金融中介在经济增长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关于如何更好地发挥银行的优势,学术界普遍认为政府应当加强同业竞争,削弱银行的垄断力,认为银行产权的高度集中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实证结果却不是一致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政策应该立足促进同业竞争,采取适度的宏观审慎的防范措施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以此来使经济增长达到更高水平。
3. 3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认识到金融自由化的意义,逐步放松金融管制,纷纷踏上了金融自由化之路。大量文献研究了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的结论却不尽相同。卡尔德隆 ( Calderon,2003) 和刘( Liu,2003) 认为,金融深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工业化国家更大一些。马斯腾 ( Masten,2008) 发现了同样的结果,他以欧洲国家为样本,发现发达水平较低的国家从金融深化中收益更多。艾肯格林 ( Eichengreen,2011) 等分析了资本账户自由化对工业增长的影响,当控制了金融危机、本国金融发展和金融机构的扩展后,金融发展对工业增长的主要影响是为正的,且统计显著。这一期间也有许多不支持金融自由化的研究。
4 结束语
金融及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金融过度发展也会为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埋下伏笔。金融发展不能因咽废食。我们应该以经济学为基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找到合理的理论解释,同时也应吸取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增长。
摘要：本文回顾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早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对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归纳总结,集中讨论了三个方面:金融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并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主要关系和未来发展趋势。
市盈率增长率文献综述 篇7
索洛 (1957) 在《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一文中, 首次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将人均产出增长扣除资本集约程度增长后未被解释的部分称为技术进步率, 后人称为“索洛余值”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但由于索洛本人采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测算方法有着明显的缺陷, 后经丹尼森、乔根森等一批经济学家的努力, 成功地发展了“索洛余值”的测算体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作为经济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工具, 曾经广泛运用于一国整体经济、工业、农业等领域的测算, 后有学者创造性地将此测算方法运用到金融业领域的测算中。国外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从参数法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 到非参数法 (DEA的Malmquist指数) 逐渐过渡, 并在非参数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三次较大的创新发展。而我国学者对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简单模仿国外研究手段的阶段, 在国外研究工具上进行自主创新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将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具体阐述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量手段的变迁发展过程, 最后对该领域的研究加以评述, 以使国内学者对该课题的发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二、国际:从参数法到非参数法的发展
(一) 运用参数法进行的研究
参数法主要包括索洛余值法、增长核算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 (SFA) 。前两种方法假设所有生产者都能实现最优的生产效率, 从而将产出增长扣除要素投入贡献以外的部分全部归为技术进步的结果, 这两种方法较为传统。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是由Aigner、Lovell、Schmidt和Meeusen、van den Broeck (1977) 分别独立提出的, 该方法的主要优势是打破传统方法中关于技术有效论的假设, 允许技术无效率的存在, 并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分解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和技术效率的变化, 这种方法比传统法更接近于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Bauer等人 (1993) 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对1977-1988年间美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进行度量, 发现其增长率在0.1%—3.35%间变化。Kumbhakar (1990)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在技术无效的前提下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素分解为技术效率、规模经济、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以及技术进步等四个方面。另外还有Schmidt (1980、1986) 、Kumbhakar (1988、1990) 、Battese和Coelli (1988、1992、1995) 、Kalirajan (1993) 等学者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针对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的影响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二) 运用非参数法进行的研究
(1) 传统型非参数法。参数法需要假定一个具体的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 但由于假定的数学表达式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 难免出现“生搬硬套”的情况, 而非参数法无需假定投入产出之间的函数关系, 仅依靠分析实际观测到的数据对生产单元进行相对有效性的评价, 这是非参数法的一大优点, 另外参数法往往只能处理单输出的情况, 对于多投入多产出的情况处理起来则非常复杂, 而非参数法却是分析多投入多产出相对有效性的有力工具。其三, 对于无效单元, 参数法仅能说明无效程度的大小, 而非参数法除了指出每项产出的改进目标外, 若采用投入导向型还可以指出每项输入的减少程度, 以使生产单元到达相对有效性。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 非参数法比参数法更具有优越性。非参数法主要包括指数法、数据包络法和Malmquist指数法。Malmquist指数最初由Malmquist (1953) 提出, Caves et al (1982) 首先将该指数应用于生产率增长的测算, 后来与Charmes et al (1978) 建立的数据包络法相结合, 于是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应运而生, 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领域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Berger et al (1992) 利用Malmquist指数测量了挪威银行业在放松管制期间的生产率增长情况, 研究发现放开管制前的生产率是下降的, 而放开管制后却是增长的。E.Grifell、Tatj’e.E.et al (1999) 运用DEA的Malmquist指数探索了西班牙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把潜在的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机构效率变化、技术变化和规模经济变化。Wheelock, D.C, Wilson, P.W (1999) 运用Malmquist指数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美国银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发现在此期间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生产率是负增长的。Howcroft、Ataullah (2005) 运用DEA方法测算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商业银行1992年至1998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发现在政府的政策实施期间两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都是最高的。 (2) 创新发展后的非参数法。首先有学者发现运用Malmquist指数或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进行研究时, 将不良贷款和正常贷款混合在一起, 直接用总贷款额作为产出项来研究时会高估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减弱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于是大量学者更新研究观念, 开始将不良贷款从总贷款额中独立出来研究。如Drake and Hall (2003) 是继Berger and Humphrey (1997) 关注不良贷款问题之后, 将不良贷款作为一项投入指标引进DEA模型, 但是此法遭到了质疑, Hirofumi Fukuyama et al (2002) 认为不良贷款作为贷款的副产品, 只有在贷款行为发生后才有可能产生, 所以更严谨地说, 不良贷款应该作为一项“非理想”产出项, 而不是作为投入项来考虑, 之后的学者几乎统一了不良贷款作为产出项的意见。接着有学者发现, 运用Malmquist指数或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进行研究时都是基于传统技术距离函数, 这种函数只考虑投入或者产出某一方面的变化情况, 两者不能同时兼顾, 甚至出现分别运用投入导向型和产出导向型对同一样本进行研究时, 结果却截然相反的情况。另外现在的产出项有“理想”产出和“非理想”产出之分, “理想”产出需要扩大, “非理想”产出希望缩小。若继续运用传统技术距离函数来处理这种较为复杂的产出项时, 大致有三种思路:其一, 增加“理想”产出的同时增加“非理想”产出;其二, 减少“理想”产出, 同时也就减少了“非理想”产出;其三, 干脆不生产, 就不会有“非理想”产出, 但也不会有“理想”产出。很显然传统的技术距离函数不能满足既增加“理想”产出又减少“非理想”产出的要求。于是大量学者进行积极探索, Chung and Grosskopf et al (1997) 在研究瑞典纸浆厂的生产率时, 考虑到这种“理想”产出需要扩大, 而对空气造成损害的废气和悬浮固体等“非理想”产出需要缩小的情形, 首次使用了方向性技术距离函数, 可以既扩大“理想”产出, 又缩小“非理想”产出, 从而在技术上解决了这个难题。此方法后经印度学者Surender Kumar (2006) 加以完善, 他运用方向性技术距离函数研究了41个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1971年至1992年间具有环境敏感性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将二氧化碳 (CO2) 作为“非理想”产出, 运用DEA模型构建了可拆分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之后有学者认为, 银行业作为特殊的生产性企业, 不良贷款属于“非理想”产出, 而且处理这种“非理想”产出的技术也日趋成熟。典型的有Park和Weber (2006) 考虑到不良贷款这种“非理想”产出, 运用方向性技术距离函数估计了1992年至2002年间韩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认为韩国银行业在研究期间技术进步超过了技术效率的下降, 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增长态势, 这也佐证了韩国银行业改革取得的成功。Hirofumi Fukuyama and William L.Weber (2008) 同时运用了两种方法 (一种是方向性技术距离函数法, 一种是较为传统的线性规划法) 测算了2002年至2004年间日本银行业的无效率值和不良贷款这种“非理想”产出的影子价格, 得出这两种方法测算的银行无效率值是相似的, 不良贷款的影子价格略有偏离。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方向性技术距离函数测算的科学性。除了不良贷款的问题外, 学者发现另一缺陷, 那就是假设所有评价单位的技术水平都是相同的。但是在相同技术水平的假设下并不能正确地反映现实中不同技术水平条件下各银行的生产率状况。现实中往往存在着多群体多效率的状况, 为了解决现实中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 Hayami (1969) 在研究跨国间农业生产率差异时, 首次提出共同生产函数 (Metaproduction Function) 的概念, 接着有大量的学者不断发展和完善了共同边界生产函数。如Sharma and Leung (2000) 运用共同边界生产函数模型来测量半集约式和集约式鲤鱼养殖业在南非国家间技术效率的差异, 结果显示尼泊尔半集约式的平均技术效率是0.68, 印度是0.79;孟加拉国集约式的平均技术效率是0.48, 巴基斯坦是0.62等, 该文献还比较了各样本国基于自身生产前沿技术测算的效率值和基于共同边界生产函数测量的效率值之间的差异。Battese、Rao and O’Donnell (2004) 采用共同边界生产函数研究了印尼1990年至1995年间在五个不同地区的大中型服装公司的技术效率值, 以及基于组群边界与共同边界间的技术落差比 (TGR) 。O’Donnell、Rao and Battese (2006) 运用共同边界法研究联合国中97个样本国在1986年至1990年间的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同时运用了参数法和非参数法来测算共同边界下的农业生产率增长情况。Rambaldi、Rao and Dolan (2007) 运用共同边界生产函数法测算69个国家在1982年至2000年间的生产率情况, 提供了共同边界下Malmquist指数的分解式, 并测算出基于组群边界的生产率和基于共同边界的生产率情况。Dong-hyum Oh.Jeong-dong Lee (2007)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58个国家1970年至2000年间基于共同边界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该方法同时测算了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变化, 结果显示亚洲国家正试图走向前沿技术水平, 欧洲国家已经率先走在世界前沿技术水平。
从上述阐述中可以看出共同边界起初用于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工业、农业等领域的测算, 随着共同边界生产函数理论的不断完善, 有学者将该理论引入银行业的效率与生产率的测量中, 但主要局限于研究效率方面, 尤其是技术落差比率方面。例如:邱郁芳 (2006) 基于共同成本边界模型考察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六国 (地区) 的银行业绩效, 发现日本银行业的生产技术最高, 如果各国和地区间的技术水平都处于共同边界面上, 生产成本可减少28%。Huang et al (2007) 基于共同边界方法评价了16个欧洲国家商业银行在1994-2003年间的成本效率和技术落差比, 结果发现欧洲市场的金融部门总体效率回落到之前的水平, 并且与技术落差呈现负相关关系, 而且技术落差的缩减程度远远落后于技术效率的恶化程度, 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少量银行在推动共同成本边界的外延。Bos et al (2007) 利用单一边界和共同边界分别考察了1993年至2000年间欧洲主要银行市场上5000余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效率, 通过比较发现:传统的边界方法会低估样本国的成本和利润效率。Naceur et al (2009) 使用共同边界生产函数法考察了1993年至2006年间埃及、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四国银行在金融改革过程中绩效的改善情况, 结果显示: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银行效率表现较好, 埃及和约旦的银行技术落差比较低, 而且约旦银行表现出逐渐追赶潜在边界的趋势。Kontolaimou et al (2010) 以所有权不同为标准对欧洲合作银行进行了组群划分, 并利用共同边界生产函数法对其经营效率进行评价, 对技术落差进一步分解后发现, 导致技术落差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产出而不是投入。
三、国内:从简单模仿到自主创新
(一) 简单模型阶段
国内学者对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研究相对较晚, 而且主要集中于Malmquist指数或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这种非参数法的角度。张健华 (2003) 利用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51家银行1997年至2001年间的生产率进行分析, 实证结果发现:我国银行业从1997年起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上升阶段。朱超 (2006) 以13家中国商业银行为样本计算出Malmqusit生产率指数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 发现2000年至2004年间中国银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袁晓玲、张宝山 (2009)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15家银行1999年至2006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 发现样本期间中国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下降趋势, 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国有商业银行的生产率。蔡跃洲、郭梅军 (2009) 同样以Malmquist指数对中国11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2004年后中国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略有下降, 其中技术变化指数下降较为明显,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略有提高, 进一步研究发现宏观调控和货币信贷政策等影响了技术进步的变化。张健华、王鹏 (2010) 根据产出导向的传统距离函数, 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技术效率的提高是考察前期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主要原因, 而技术进步在考察后期贡献突出。
(二) 自主创新阶段
随着国外研究手段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融合方向性技术距离函数和共同边界生产函数的研究理念, 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我国学者在引入这种较为先进的研究手段的同时, 并根据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 选取符合我国国情的指标进行研究, 只是文献并不丰富。柯孔林、冯宗宪 (2008) 采用定向技术距离函数处理不良贷款这种“非理想”产出, 研究了2000年至2005年间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得出平均增长率为4.8%, 而且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作用。王兵、朱宁 (2011) 同时采用了方向性技术距离函数和共同边界生产函数法, 研究了我国银行业2004年至200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发现我国银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而言是进步的, 纯技术进步是推动全要素进步的主要动力, 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化进步都不明显等结论。
四、结论与评述
市盈率增长率文献综述 篇8
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和讨论, 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本文从国外、国内两个角度将近五六十年内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进行梳理, 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夯实基础。
一、国外研究概况
1.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 (1960) 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演讲掀起了西方学界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高潮, 奠定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石。美国1960年经济学年会上, 他在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 并详细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舒尔茨统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德国、丹麦、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数据发现, 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的增长比投入的自然资源、实物资本和劳动力人数的增长要快得多。此外, 他还发现遭受战争重创的国家如西德、日本等, 在经济领域都奇迹般地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而另一些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 (地区) 如丹麦、亚洲四小龙等, 也同样实现了经济的巨大成功。以上都说明除了自然资源、实物资本这些已知要素外, 一定还有更重要的生产要素被遗漏或者忽视了, 舒尔茨提出这个要素就是人力资本。
舒尔茨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人力资本, 但是人力资本的取得是有条件的, 它的取得需要有所投入, 比如时间、资金等。人们投入时间和资金获得个体的知识和技能, 拥有特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才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资源。此外, 人力资本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本, 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超过了所有其他生产要素对经济的贡献率。舒尔茨利用美国1929-1957年间的数据, 采用收益率法, 测算出人力资本投资中, 特别是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这一数据足以证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2. 加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
加里·贝克尔在舒尔茨的基础上应用微观分析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 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 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静态均衡模型。其代表作《人力资本》 (1964) 作为研究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起点, 赢得了西方学界的一致认同。
贝克尔从微观的角度, 包括家庭和个人, 分析了正规基础教育的投入和产出问题, 探讨了在职培训的经济效益, 也研究了个人人力资本投入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并且, 他提出了孩子教育成本、家庭时间分配、家庭中非市场活动等新概念。他提出的关于基础教育、在职培训等方面的成果都具有创新价值。
3. 阿罗的干中学模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西方经济学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 形成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这个理论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将人力资本视为内生技术变化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它修改了古典模型中的生产函数, 将知识和人力资本等要素加入到了新古典模型的生产函数中。
阿罗 (1962) 是最早尝试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经济学家, 他认为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在不断的工作和学习中积累获得的, 人力资本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在阿罗的“干中学”模型中, 技术或知识的进步是通过学习获得的, 而学习又来自于实践经验, 即生产或投资活动。该模型中的生产函数可用表述为:
其中, Y为总产出, A为技术因素, K为资本投入, L为劳动投入。阿罗认为人们对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积累的知识和技术是非独占性的, 即大家都可以共同享用。这就是知识的外部性, 正是由于这种外部性, 使得整体经济产出表现为收益递增。
阿罗虽然将技术进步内生化, 但是他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将技术进步定义为人类活动的副产品, 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此外, 他认为知识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小于1, 虽然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可以抵消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而产生的产出减少, 但是没办法改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 总产出无法保持长期持续增长。
4. 罗默的收益递增模型
罗默 (1986) 吸收并发展了阿罗的思想, 他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中提出, 知识的收益递增特性会导致经济的长期增长, 1990年他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 提出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知识积累导致的技术进步。
罗默的收益递增模型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 Yn为n厂商的产出, K为社会上的一般生产知识, Xn为n厂商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和, Kn为n厂商的特殊专业知识。罗默的模型首次将知识纳入到生产模型中, 并且将知识分为一般知识和厂商专有知识。此外, 一般知识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专有知识却能使得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收益倍增。因为专有知识使得资本和劳动的收益实现递增, 进而改变了资本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 使得长期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罗默的收益递增模型比较真实的反映了现实社会情况, 因而, 其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最重要代表人物。
5. 卢卡斯的收益递增模型
卢卡斯 (1988) 将贝克尔和阿罗的观点结合在一起, 把之前独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加入到经济增长理论中来并提出经济增长要内生化, 得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模型, 首次提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原始动力, 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中, 卢卡斯解释了人力资本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其公式如下:
其中Y (t) 为t时期的总产出, A为当期的技术水平, K (t) 为t时期的资本投入, H (t) 为t时期的总人力资本水平, h (t) 为t时期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该产出模型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人力资本的外部溢出效应会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 进而使得产出具有递增效应。
此外, 他还强调人才会从人力资本收益率低的国家流向收益率高的国家。这就导致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现象, 发展中国家要想留住人才, 必须大力投资人力资本,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并且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
除了上述科学家外, 还有许多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研究并做出突出贡献,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森 (1985) 运用新方法测算出教育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完善了之前舒尔茨的结论。
二、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开展的比较晚, 因此, 研究成果也较少, 大部分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上。
在定性分析方面, 大部分作者主要阐明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如赵曙明、陈天渔 (1998)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人力资本投资》一文中指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赵曦 (1997) 系统性地研究了我国的贫困问题, 他指出我国大部分贫困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 即教育投入的资金和资源都及其不够。
在定量分析方面, 我国学者做出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如周天勇 (1992) 采用舒尔茨的教育收益率法测算1953年—1990年间我国的人力资本贡献率, 得出中国人力资本的平均增长速率为13.43%,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2%。沈利生、朱运法 (l999) 利用行业数据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构建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 得出教育和职业培训投资对经济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沈利生 (1999) 等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一文中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得出教育经费支出的投入产出比大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产出比, 前者大约为后者的一倍, 因而加大教育投资, 减少固定资产投资不仅不会使经济增长放缓, 反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吴建国 (2002) 也同样认为,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比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导致的国民产出会更多。吴华明 (2012) 根据卢卡斯模型估算出我国近三十年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和对经济的贡献度, 得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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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盈率增长率文献综述 篇9
益贫式增长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 它关注经济增长、不平等和贫困三者之间的关系。[1]国际上对益贫式增长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开始盛行, 许多学者对该领域积极探讨, 其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本文对益贫式增长的定义、思想及理论基础的研究成果归纳和梳理, 并进行简要评述。
一、对益贫式增长定义的讨论
国际上对如何定义益贫式增长有很大争论, 大致可归为两类:绝对益贫式增长和相对益贫式增长。[2相对益贫式增长认为穷人收入的增长率超过平均收入增长率的增长才是益贫式增长, 换句话说, 增长偏向于支持穷人, 穷人的收入增长超过了平均水平, 不平等 (至少是在穷人和非穷人之间) 必定下降, 这种不平等的减少对穷人来说具有内在价值, 他们的福利不仅依赖于他们自己的收入, 还依赖于与社会其他人之间的差距。
就绝对益贫式增长而言, 有两种不同的“绝对”。一种是要求穷人的绝对收入高于平均收入 (或者富人收入) 的“强绝对”益贫式增长。根据White和Anderson (2000) 的实证研究, 要达到这个要求相当困难, 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是, 这个定义最近得到了一些支持, 部分研究者认为, 如果过多考虑相对益贫式增长, 只关注相对收入不平等, 可能会忽略绝对收入不平等的扩大。[3]
另一种“绝对”是大多数政策讨论关注的重点, 它认为益贫式增长就是穷人的增长率大于零, [4]称之为“弱绝对”益贫式增长。Ravallioon和Chen (2003) 认为, 如果增长能够降低Watts贫困指数, 那么这种增长就是益贫式的, 这样关于贫困减少的所有问题最终归结为穷人的收入增加, 而不是与非穷人收入增长的对比。
对弱绝对、相对和强绝对益贫式增长具体含义的区分可以用一个表格直观反映 (见表1) 。
资料来源:OECD发展中心第246号文件。
最开始, 某个国家处于一个初始状态, 穷人人均挣100美元, 富人人均挣500美元。
第一年, 穷人的收入增长了3%, 而非穷人的收入增长了2%, 这种增长在弱绝对和相对意义上是益贫的。
第二年, 穷人的收入增长了1%, 非穷人增长了10%, 则增长仅在弱绝对定义下被称为益贫的, 它说明增长的成果很难惠及穷人。
第三年, 穷人收入增长6%, 而富人增长9%, 与第一年对比显示了弱绝对定义的优点, 穷人有着比第一年更高的收入增长, 称这种情况为弱绝对益贫式增长, 相反, 这种情况在相对定义里称为“反贫困” (用这个定义第一年较低的增长率被称为益贫) 。
第四年, 穷人不仅享受了收入增加的好处, 而且他们的绝对收入增加额超过了那些非穷人 (20对15) , 这种情况是弱绝对、相对、强绝对的益贫式增长, 因为在绝对意义上穷人获得的收益比富人多。考虑到这样的状态要求穷人的收入增长率是18% (与非穷人收入的2%相比) , 因此这描述了实现强绝对益贫式增长是多么的困难。
第五年, 收入下降, 富人下降的比例 (绝对数) 比穷人多, 这种情况不能称为弱绝对益贫式增长, 在相对意义上 (或者是在强绝对意义上) 可以称之为益贫式增长, 或者说是一个益贫式收缩, [5]这种情况更好地说明了相对的概念不总是包含弱绝对定义。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以看出, 不同概念的内涵实际上集中在三个中心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 我们关心的是穷人的绝对收入变化还是不平等本身, 如果是后者的话, 益贫式增长的弱绝对概念就没什么意义。
第二个问题, 经济增长和不平等减少之间是否具有权衡替代的关系。即使我们仅关心穷人的绝对收入, 相对的概念也具有优点。收入不平等的下降加速了贫困的减少, 但是有可能被伴随着这种不平等下降的任何增长的下降所抵消。基于这一认识, 相对定义存在的意义将取决于增长和不平等减少之间是否具有权衡替代的关系 (高速增长是以高度的不平等为代价, 不平等的降低伴随着增长的下降) 。如果这种权衡替代的关系不存在, 就有办法降低不平等而不损害平均收入增长 (甚至提高) ;如果这种权衡替代的关系存在, 即不平等下降是以经济增长下降为代价的, 相对益贫式增长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不平等的下降可能会导致增长下降 (因此贫困下降速度更慢) 。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政策的使用。当研究者仅关心贫困下降的速度时, 弱绝对益贫式增长是有意义的, 但是当研究者希望判断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所提供的机会是否对穷人更有益时, 使用相对益贫式增长的概念更加合适。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各国政府在寻求实现益贫式增长的有效路径时, 应充分考虑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 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 应思考过早强调公平是否会影响效率 (即增长) , 进而对脱贫产生相反的作用, 即减贫的时段性和可持续性。相关政策应从经济发展前期关注绝对益贫式增长在某一时期之后转向相对益贫式增长。
二、益贫式增长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益贫式增长思想的萌芽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Chenery和Ahluwalia (1974) 的“增长中的再分配”模型可以被认为是整个益贫式增长讨论的开端以及“涓滴假说”批判的顶点。Chenery (1974) 等人的研究报告《增长中的再分配》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历程, 认为在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穷人获得的好处很少或者是没有获得好处, 而另一些国家则相反。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化发展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 他们在这一阶段减贫效果并不理想, 而且收入不平等在上升。Chenery (1974) 等人在研究中提出的“增长中的再分配”思想与近年来的益贫式增长的思想类似。他们认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由于第一产业和工业中相对较小的现代部门产出增加较快, 收入分配会变得更加集中, 随着经济继续增长, 增长所带来的收益会在更大的范围扩散, 但是由于穷人不能获得土地、资本、教育和其他公共资源, 大量劳动力没有任何技能, 无法就业, 穷人的收入增长受到限制。Chenery等人提到在增长过程中这种收入分配集中的加剧趋势并不是必然的, 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 通过提高教育和对劳动力快速增长的需求以实现现代部门就业的增加, 土地的再分配和公共支出的增加会直接抵消穷人最初的不利状况, 而政府所采取的能够使目标群体受惠的积极的政策工具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 减贫成了国际中心议题, 世界银行1990年的世界发展报告认为, 华盛顿共识政策 (1) 无法解决贫困问题, 而华盛顿共识中所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的过度收缩, 经济没有实现快速增长, 穷人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该报告提出了减贫的三大策略, 即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改进的社会服务和安全网。它强调增加穷人的财产、就业和收入, 让穷人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 重视劳动密集型增长和小农户农业。报告认为如果经济增长能够充分利用穷人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那么经济增长对减贫的效果会更好。世界银行2000/01世界发展报告再一次强调减贫, 与1990年的报告类似, 世界银行对全球贫困开出了三个处方, 即机会、安全和赋权。机会主题与1990年报告中的改进社会服务 (对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 有很多共同点。安全主题与1990年报告中的社会安全网有很多共同之处。[6]虽然在这次报告中没有提到“益贫式增长”这一名词, 但是它强调了增加穷人在经济增长过程的机会, 而这些穷人通常是被排斥在市场之外的。世界银行保留了华盛顿共识中的不少老议题, 但是补充了贫困监测和分析、扶贫目标、效率和资源流动的公平性、效率和公共支出的公平性。Maxwell (2001) 称之为“新新贫困议程”, 它与华盛顿共识相比更加务实, 包括了增长、健康和教育的社会服务、安全网、良好的管理。
1997年英国国际发展白皮书中首次出现“益贫式增长”这一术语, 随后它相继出现在1999年亚洲开发银行报告、2000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益贫式增长盛行的初期,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要实现快速减贫, 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较低的不平等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而21世纪初期新的跨国分析表明, 快速的增长对贫困减少起到的作用最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增长对贫困减少起到相同的作用, 因为增长的模式也是十分重要的。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比较关注哪种形式的增长模式对穷人更有利, 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贫困减少。
在21世纪初, 随着一系列关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的跨国宏观经济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正统的发展经济学家尤其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对以下观点达成一致: (1) 持续的经济增长总体上能够降低贫困, 总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决定贫困下降程度的主要因素; (2) 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将会降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 而较低的初始不平等会带来随后较高的增长; (3) 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比其他国家更好, 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模式对穷人十分重要。
在关于益贫式增长的讨论中, 人们普遍强调益贫式增长是“扩大穷人的机会和提高穷人的能力, 以便穷人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 并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7]而实现益贫式增长则需要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以及确保穷人能够在经济增长中得到机会的政策, 这一点在许多分析中不断被强调。[8]总体来说, 益贫式增长的思想认为, 即使是在总体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情况良好的国家, 也会有相当比例的穷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被边缘化而无法逃脱贫困, 因此经济增长对减贫是必要的, 但合适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样重要, 我们需要发现哪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对穷人更有利、对减贫更有利, 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实现这种增长模式。
三、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基础——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们跨国和跨时间的实证研究表明, 经济增长、不平等和贫困之间没有稳定的关系, 收入分配的变动太小、太慢, 不能依赖它实现显著的贫困下降, 减贫的主要力量仍在于经济增长。这一点在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如Kraay (2004) 认为, 在贫困的短期变动中, 大约有70%的变动由平均收入的增长解释, 在中长期贫困变动中, 大约97%的贫困发生率的变动由收入增长解释。此外, 当贫困发生率转向贫困深度时, 增长对减贫的相关性下降。
Lopez (2008) 总结了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的一致看法:增长是贫困下降的基础;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的改善, 与增长本身相比, 更有利于减贫;高度的初始不平等阻碍贫困下降;贫困本身有可能成为减贫的障碍。假如经济增长不以收入分配的恶化为代价, 那么穷人就有可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
益贫式增长的概念根源于试图将较快的经济增长和较低的不平等相结合的努力, 它认为合理的益贫式增长战略应该同时关注经济增长和和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 这个认知来自于经济学家对增长和平等之间权衡替代关系的讨论。但是学术界对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看法。争论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权衡替代关系有很长的历史了。在1955年的文章中, Simon Kuznets发现了基于国家跨部门的人均收入和不平等之间的的倒U模式:当人均收入上升, 不平等状况先恶化然后改善。主要的驱动力被认为是由于劳动力从贫穷而又低效率的传统部门转移到更有效率和差别大的现代部门所发生的结构变动。这种看法得到许多研究支持。[9]但是如果用高质量的单个国家的数据检验, 库兹涅茨倒U曲线则面临着挑战。比如, Fields (1989) 、Oshima (1994) 、Deininger和Squire (1996) 对假说进行了广泛的检验, 找到了对单个国家不存在倒U曲线的证据。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表明, 很少有证据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会导致不平等的上升。实际上, 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十分稳定的, 这给库茨涅茨假说的验证留下很少的余地。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 尤其是到90年代,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平等上升了 (至少是轻微的) 。一些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 不平等上升是高增长国家的一个明显特征, 如越南、中国、乌干达、孟加拉共和国, 而不平等下降的国家增长缓慢或是负值, 如赞比亚、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 这些研究很含蓄地认为高速增长的代价是高度不平等。[10]如果在不平等上升的国家减贫步伐加快, 那么这个代价是值得付出的, 但是其他的研究对此提出质疑, 特别是Ravallion (2005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70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表明增长和不平等变化之间没有重要关系, 增长不一定以收入分配的恶化为代价, 这样穷人就有可能从经济增长获得受益。
通过对经济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关系长期的研究, 目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贫困下降的基础, 从理论上讲, 经济增长似乎与不平等没有关系;与增长本身相比, 增长伴随的收入分配的改善更有利于减贫, 高度的初始不平等阻碍贫困减少;贫困本身有可能成为减贫的障碍。[8]上述关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为益贫式增长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既然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不存在权衡替代关系, 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可能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下降, 那么益贫式增长的概念就能成立, 合理的益贫式增长战略应该同时关注经济增长和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 以实现有效减贫。
四、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简要评价
国际上对益贫式增长的研究时间不长, 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对益贫式增长内涵的理解不同, 对如何定义和测度益贫式增长也存在争论, 但是目前已经能够形成基本的、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国际研究机构和众多学者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益贫式增长实践和理论的长期探讨, 在益贫式增长的实现路径、政策等方面取得了不少共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