藻海无边（共6篇）
藻海无边 篇1
《藻海无边》是简·里斯的代表作, 结合了多方面的背景以及其他的文学作品, 作者最终完成了这部伟大的作品。《藻海无边》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学家们的广泛讨论, 大家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解读, 有人偏重于安托外内特的创伤研究, 有人对她的身份危机比较感兴趣。笔者认为安托万内特的创伤经历导致了她的身份危机。而主人公在凭借自己的努力寻找一个合适身份的过程中再次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创伤, 最终被逼疯。
一、《藻海无边》简介
《藻海无边》构思于《简·爱》, 可以说是它的前传, 作者将《简·爱》的疯女人形象进行了重新充填, 丰满了她的人格。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安托万内特的悲惨遭遇的书写, 最终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压迫, 宗法等级的摧残。
对于《简·爱》, 大家也许会更加了解一点, 里面的疯女人形象让人可恨可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疯女人引起了简·里斯的兴趣, 作者通过对疯女人的时代背景的通彻理解, 加上对原著的仔细解读, 历经九年, 完成这一历史巨著。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反抗殖民主义压迫的“新女人”形象。
小说当中大量运用了意象表现的意识流手法, 并进行了多方面的对比, 写作手法细腻精湛, 不管从内容上还是写作水平上都表现了其卓越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二、受伤的飞蛾解读
《藻海无边》的写作手法当中最受人瞩目的莫过于对意象的使用, 一直以来, 无数文学爱好者都执迷于对文中意象的解读。书中的意象包括藻海、花园、花以及绿鹦鹉等等, 本文着重解析的是飞蛾这一意象。
受伤的飞蛾虽然在文中出现的次数无法与其他意象出现的次数相比, 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当主人公刚和罗彻斯特结完婚的那段时间, 有一群群的飞蛾飞到房间里, 扑到蜡烛上被活活烧死的时候, 丈夫还表现出了一丝惋惜的情感, 但是婚后一段时间之后, 他的惋惜感就消失了, 并且“在倾听窗外不停歇的天籁之音的同时, 观赏着源源不断的小飞蛾和小甲虫飞扑进蜡烛的火苗当中”。主人公对于罗彻斯特的这种心理变化很不解, 然而罗彻斯特并不管她的困惑。主人公拂掉桌上的飞蛾, 说道:“不管我相信什么, 还是你相信什么, 都没有关系了, 因为我们和这些虫子一样, 无力改变什么。”他们两个人都像这飞蛾一样, 受着命运的摆弄。对于丈夫而言, 飞蛾扑火就好像他必须要为了财富去娶他不爱的女人, 无法选择。而对于主人公而言, 飞蛾扑火就像她追求光明的梦想, 即便粉身碎骨, 依然坚持不懈, 永不后悔。
三、从创伤角度解读《藻海无边》
就像那受伤的飞蛾一样, 安托万内特一生受尽创伤。仔细分析可以发现, 她的创伤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种族创伤以及婚姻的创伤。
1种族创伤
“俗话说同舟共济, 白人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和他们不是同舟, 牙买加的太太小姐们对我母亲一向不怎么赞成”。由于母亲的血统原因, 安托万内特同时不被黑人和白人待见, 他们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在黑人的世界里, 他们只是一群蟑螂, 黑人们对他们态度非常恶劣, 还放火烧毁了他们的家, 甚至烧死了她的弟弟。即使是朋友, 也对她没有好脸色。在白人的世界里, 他们也备受排挤。她在白人中间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身份, 自己属于哪里, 又为何来到这个世界上。
按照当时的背景来讲, 欧洲人的骨子里有一股自恋情结, 他们觉得自己是救世主, 拯救那些野蛮人, 想要以自己的文化来改造那些野蛮的种族。小说当中主人公与丈夫结婚之后, 丈夫就让她按照白人的生活习俗来生活, 并且还对她进行教育, 让她对有一个混血哥哥为耻。
在这样的世界里, 安托万内特急切地希望寻找一个躲避的港湾, 只求安稳地生活。她想躲到自己的家里, 她想躲进修道院修女的怀抱里, 但是这点要求也实现不了, 他们不会让安托万内特一辈子都躲藏起来, 将她简单的梦想重重地打碎了。
2婚姻的创伤
种族的创伤让她无法躲避, 于是她希望通过婚姻来结束自己的身份危机。她深深爱着丈夫, 可是丈夫只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才娶她, 霸占了她的财产之后, 限制了安托万内特的话语权, 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本质。他具有很强的种族歧视, 他鄙视西印度人, 认为他们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 殖民意识在罗彻斯特的角度直接体现了出来。
罗彻斯特与主人公结婚, 而由于“调和的文化差异”而捉弄, 安托万内特在他眼里只是思想感情方式与自己格格不入的陌生人。更过分的是, 主人公的独立身份还被丈夫剥夺了, 被他称为“伯莎”。主人公用自己的全部心血爱着丈夫, 却像飞蛾扑火一样, 得不到丈夫的爱怜, 还遭到了丈夫精神上的彻底抛弃。绝望的安托万内特被绝望、恐惧所笼罩, 找到解脱的方法, 只有在睡梦中才能得到暂时的安宁。
失败的婚姻让她失去了财产, 更是失去了名字, 这样的双重打击让安托万内特受到的创伤大大加重了, 她曾经也企图反抗, 也骂过罗彻斯特, 但是在那样的殖民统治时期, 女性的话语权太低贱了, 最终安托万内特被逼疯了, 像她的母亲一样。可是在当时的外界看来, 可怜的是罗彻斯特, 他娶了一个疯女人, 终生受她束缚。于是他立即将可怜的安托万内特锁到了阁楼上, 不再过问。
结语
《藻海无边》通过对安托万内特一生的悲惨经历的描写, 解读了她所面临的种族创伤以及婚姻创伤, 展示了一个受残酷殖民主义压迫, 而一心追求幸福的女性形象。这部小说颠覆了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 包括《简·爱》。作者向世人宣布, 殖民地被认为是野蛮的原因绝不是殖民地居民野蛮, 而是因为殖民者的无耻行径和对原住居民的残酷迫害。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飞蛾扑火受尽创伤的安托万内特, 而小说本质反映的是千千万万和安托万内特一样饱受殖民主义残害, 找不到自己归属的殖民地女子。
摘要：《藻海无边》的主人公来自于《简·爱》的疯女人, 作者简·里斯通过对人物进行改写扩充,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受到帝国主义压迫, 宗法等级摧残, 但是仍然勇敢追求幸福的女人形象——安托万内特。作者的写作手法非常细腻, 多处运用意识流手法来象征真实的事物, 本文通过对飞蛾这一意象重点进行解读, 分析主人公所受的多重创伤以及悲惨人生。
关键词：受伤的飞蛾,创伤角度,《藻海无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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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海无边 篇2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藻海无边》；身份认同；原因；蕴意
1966年，英国女作家简·里斯的《藻海无边》问世，将《简爱》中的“疯女人”化身为小说中的安托瓦内特，她是一个混血的白种克里奥尔人，在白人和黑人社会的边缘过着艰难的生活。这本小说被认为是简·里斯的代表作。《藻海无边》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三十年代的牙买加和多米尼加，安托瓦内特出生在一个奴隶主世家，被母亲忽视，被自己认为是好朋友的蒂亚背叛和伤害，被黑人社会排挤和歧视，让她在母亲死后更加依赖自己的丈夫罗彻斯特，可是丈夫只是为了骗取她的钱财，甚至将她囚禁在阁楼里，称她为“疯女人”。针对安托瓦内特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身份危机（陈，2013、阳，2014）和殖民话语（李，2005、臧，2011）两个方面。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出发，深入解读安托瓦内特与黑人和白人社会的身份认同。
一、与黑人社会的身份认同
安托瓦内特（以下简称安）是一个白种克里奥尔人，父亲是前奴隶主，母亲安妮特是克里奥尔人，年轻貌美却不受当地牙买加女性待见。在安妮特嫁给了英国富商梅森先生之后，那些女人更加嫉妒她们母女了。在那时，奴隶解放法案通过，但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仍旧存在且愈演愈烈。安是带有白人血统的混血儿，可是她和母亲安妮特从来得不到当地黑人的尊敬和爱护。当地的黑人对她们只有仇恨，甚至把安妮特最喜欢的马毒死了，她们母女难以与当地黑人友好相处。当地的黑人甚至会当着安的面，直言不讳的辱骂她，称她为“白蟑螂”（里斯，1995：5），让她“走开，没人要你”（p.5），这让安很伤心也很失落，可是她也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来安慰她，当地黑人并不接受她，认为她是像蟑螂一样的害虫，没人喜欢她。
然而这并不是最糟糕的，安自认为她与蒂亚成为了好朋友，那是她的黑人奶妈克里斯托芬朋友的女儿，安以真诚之心待她，可蒂亚却并没把安当作自己的朋友。一天早上，当蒂亚无意中看到安衣兜里掉出来的钱时，便诱使安把钱给她，在蒂亚拿到钱之后，还把安的衣服拿走了，甚至不留情面的嘲笑她，“穷得像叫花子，背时的白人如今只落得是白皮黑鬼罢了，黑鬼比白皮黑鬼还强呢”（p.6），蒂亚的无情羞辱深深的伤害了安。安想要让黑人社会接受她，想要融入这个社会当中，可是现实总是残忍的。当地黑人无情的对她家进行报复，一把大火不仅烧毁了她的家，也带走了她年幼弟弟比埃尔的生命，带走了她的母亲的理智。安无依无靠，在遭受重创时看到了蒂亚，想向她寻求帮助与安慰，想要感受到自己是被关爱的是有依靠的，可是这个昔日的朋友蒂亚一点也不同情她，而是拿一块石头砸向她，“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只觉得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从脸上淌下”（p.20），这一砸，砸碎的不仅是安的心，也让她想要融入黑人社会实现身份认同的梦破灭了。无论她怎么做，黑人社会都不接受她这个前奴隶主的女儿，认为她是异类，是害虫，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矛盾难以调解，殖民主义带来的巨大伤害难以平复，安无法在黑人社会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她无法融入那个社会，她与黑人社会的身份认同失败了。
二、与白人社会的身份认同
安托瓦内特是一个有着白人血统的克里奥尔人，她从小生活在一个奴隶主世家，生活富裕，而在父亲死后家族企业逐渐没落，废除奴隶制之后，越来越少的黑人愿意在她家为奴，安从小都没交到什么朋友，过着孤单的生活。她的母亲安妮特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忧郁的女人，只关心她的儿子比埃尔而忽视安，当安想要为她抚平眉间的皱纹，却被她推开，不愿与安亲近，“又沉着又冷漠，认为我对她毫无用处”（p.3），安爱她的母亲安妮特，同时也渴望得到她的认同和爱，可是安妮特却不愿意将自己的关心与爱分给安托瓦内特，一心只想着儿子比埃尔。当安被蒂亚羞辱后，想到妈妈的怀抱寻求安慰时，安妮特甚至不愿与她说话，对她不闻不问，就连蒂亚都看出来安妮特并不关心安，“蒂亚说得对，她嫌我丢她脸”（p.8），就连安做了噩梦被吓醒之后，安妮特反而责怪安的哭声吵醒了小儿子比埃尔，却不关心受到惊吓的安。母亲不照顾也不关心安，甚至将安排挤在自己的世界之外，安与她同是白种克里奥尔人，可安妮特却不接受安，不把安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安在亲情上也无法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
除此之外，安托瓦内特的继父梅森先生把安许给了英国的一个贵族公子罗彻斯特。安很快便爱上了她，而罗彻斯特只是想利用她得到她的遗产。安年轻漂亮，一开始罗彻斯特对她很感兴趣，但久而久之他发现安的想法与他大相径庭，他无法忍受安与黑人奶妈克里斯托芬之间的亲密关系，看了丹尼尔挑拨离间的敲诈信之后更加厌恶安。最终罗彻斯特与仆人阿梅莉私通背叛了她，并故意让她知道自己出轨的事，想要羞辱她逼疯她，只为得到她的遗产。罗切斯特逼疯了安，称她为“疯女人”，甚至毫无人性的将她囚禁于阁楼里，自生自灭。在与黑人社会和自己家庭的身份认同失败之后，安托瓦内特以为遇到了罗彻斯特就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可是来自宗主国英国的罗彻斯特，掌控着话语权，从小受到来自殖民者的教育，无法接受安这样一个不是纯白人的混血儿，无法接受安有一个发疯的母亲，也无法接受安对当地黑人的态度。在婚后，安托瓦内特也察觉到了自己无法融入罗彻斯特的世界中，无法融入白人社会中，对自己的真实自我感到很困惑，“在你们中间，我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的国家在哪儿，归属在哪，我究竟为什么要生下来”（p.60），即使安托瓦内特有着白色的肤色，但是她仍被罗彻斯特以及牙买加的白人们认为是“白蟑螂”（p.59）、“白皮黑鬼”（p.60），纯种的白人不接受她，不承认她也是一个白人，白色的肤色只是一副“白面具，代表着白皮肤之下身份的虚幻性”（陈，2013：125），白色的肤色对她来说毫无用处，甚至给她造成了伤害，她无法融入白人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她与白人社会的身份认同也失败了。
三、结论
总的来说，在《藻海无边》中，安托瓦内特不仅在黑人社会而且在白人社会都没能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她是一个混血儿，一个带有白人血统的克里奥尔人。可是纯种白人称她为“白皮黑鬼”，而当地黑人称她为“白蟑螂”，她既不能归属于白人也不能归属于黑人，她处于白人社会与黑人社会的边缘地带。安托瓦内特所想要的，只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找寻归属感，找到真实的自我。她把蒂亚当作自己的朋友，可蒂亚却不待见她，在安的家惨遭报复被烧毁以后，蒂亚不仅不安慰她还向她扔石头，砸碎了安想要在黑人社会实现身份认同的梦。安将自己的真心托付给罗彻斯特，可换来的却是算计、背叛与囚禁，罗彻斯特和当地纯白人都不接受安这个有白人血统的混血克里奥尔人，最后她一把火烧毁的不只是庄园，也烧毁了她想要与白人社会实现身份认同的奢望。白人与黑人的种族冲突从未消失，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隔阂一直存在，最终，安托瓦内特以自杀终结了自己悲剧的一生，无法实现身份认同无法找寻到真实自我的一生。安托瓦内特虽然身处边缘地带，又遭受到无法实现身份认同的困境，可她并未放弃，最后的一把大火似乎是对自己惨淡一生的一种超脱与自我解放，让这部小说更加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1] Rhys，Jane.2011.Wide Sargasso Sea [M]. London： Penguin Books.
[2]陈李萍.白皮肤、白面具----《藻海无边》中的身份认同障碍[J].当代外国文学，2013（2）：11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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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6]阳洋.伯莎为何会‘疯？—论《藻海茫茫》女主角身份认同失败问题[J].怀化学院学报，2014（12）：85-87.
藻海无边 篇3
关键词：《藻海无边》,镜像手法,身份
英籍女作家简·里斯 (Jean Rhys, 1849—1979) 出身在英国的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多米尼加, 父亲是英国威尔士人, 母亲是移居西印度群岛多年的欧洲移民的后代, 即克里奥尔人 (Creole) 。这种既不是英国人又不是殖民地人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无归属感给简·里斯造成深远的心灵创伤。这种由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痛苦在她的很多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如《左岸》 (1927) 和《离开麦肯基先生之后》 (1930) , 而简·里斯在1966年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藻海无边》 (Wide Sargasso Sea) 则堪称是她达到顶点的代表作。小说一问世, 就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引起批评界特别是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高度重视, 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里斯本人也因此书获得当年英国皇家文学会奖和W.H.史密斯文学奖。
《藻海无边》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和好评, 一是里斯赋予文学名著《简·爱》中罗切斯特的疯妻子伯莎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安托瓦内特 (Antoinette) (以下简称安) , 以安的视角来透视这场婚姻的悲剧。二是在该小说中里斯通过安折射出身为克里奥尔人的里斯本人的身份危机感, 就如同该小说女主人公安在小说中提出的作为克里奥尔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你们中间, 我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 自己的国家在哪儿, 归属在哪儿, 我究竟为什么要生下来……”[1] (P60)
一
随着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大英帝国的日益衰落, 英国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 原先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殖民地的人们迫切要求寻找自己的价值和身份认同, 因此讨论民族和文化的身份认同便成为新一代尤其是来自于前英属殖民地非洲和加勒比海的后殖民理论作家探讨的重要课题。后殖民主义女性批评家斯皮瓦克认为: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事实上更尖锐地体现在第三世界妇女群体上。[2]出生在加勒比海的里斯对此深有体会, 她笔下所刻画的女主人公大多生活在殖民主义所造成的身份危机的恐惧中, 这些恐惧常让她们从梦魇中惊醒, 渴望从母爱那寻求庇护, 而她们为获得心理安慰摆脱恐惧, 经常求助于镜子或他人的凝视来确认自己的身份。文学评论家海伦·蒂芬 (Helen Tiffin) 曾对里斯作品中镜像的功能作出如下评论:“里斯所塑造的女主人公同时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影像, 虽然她不属于任何一个影像, 但这两个影像都在向她挥手的同时又在嘲弄她, 因此她只能是这两个影像扭曲的映射;由于不能发现自己的价值, 她不得不沉迷于镜子和外人的观点, 而这恰恰刻画出她的困境。”[3]由此可见, 里斯通过镜像手法更深刻地刻画出克里奥尔人由于身份问题而遭受的歧视和磨难, 从而控诉了殖民政策给广大黑人及白人殖民者后裔带来的痛苦、仇恨和人格扭曲。
通过仔细分析, 读者不难发现在《藻海无边》中, 作家利用主人公可直接感知的镜中之像, 或者通过他者的凝视建立起来的自我形象互相补充, 给小说女主人公以不断的刺激, 让她的自我身份在这种种刺激下不断建立又不断失去, 以至最后由于无法建立起一个稳固的自我身份而陷入疯狂。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感, 其统一的自我意识是通过镜像建立起来的。”[4]换言之, “镜子”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是一种象征, 一种达到自我认证的媒介。镜子中的影像就是一个人渴望认证的自我, 只有当一个人与那个影像同一起来时, 他才能确立自己的同一身份。
二
安托瓦内特, 一个像里斯一样既遭到英国殖民者的藐视, 又遭到土著人的仇恨的克里奥尔人, 黑人骂她为“白蟑螂”, 白人喊她为“白皮黑鬼”。小说第一部开头第一句话道出了安的身份困境:“常言道同舟共济, 白人就是如此。可我们跟他们不是同舟。”[1] (P1) 首先, 这句话中的“我们”和“他们”就表明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分界线, 从而也为她与罗彻斯特先生之间的互不理解和互相对抗埋下了伏笔;其次, 它也指出女主人公对自己身份的困惑, 这也就预示了安这一生都会为确认自己的身份而苦苦挣扎。
安的双重身份从她一出生就给她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和无归属感, 因此她一生最大的目标似乎就是寻求一种依靠、一个可以庇护她的人。在她小的时候, 她希望从她母亲安妮特 (Annette) 那里得到这种庇护, 但安妮特本人就是一个要不断依靠镜子来确定自我身份的人, 当安回忆起自己母亲时, 她这样说道:“我们习惯了孤独的生活, 可我的母亲仍然有着打算和希望———也许她每回走过镜子前心里就不由怀着希望。”[1] (P2) 安妮特之所以“怀着希望”, 是因为当她看见镜子中穿着华丽衣服的自己时, 她认定自己是一个有着富有的英国丈夫所呵护的“受人尊敬的白人贵妇”, 而不是马提尼人。但在库利布里庄园被黑人烧毁后, 安妮特放弃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听任社会把她定义为疯子。安妮特的悲惨命运给安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 也促使安一生都为确定自己的身份而努力。
首先, 年幼的安想从岛上的黑人那获得身份认同。安一家人居住的库利布里庄园周围都是黑人, 蒂亚 (Tia) 是一个与安托瓦内特同龄的黑人姑娘, 两人经常在一起玩耍, 甚至互换衣服穿, 这种看似和谐的童年伙伴关系给暂时驱除了安的孤独, 也让她产生一种幻觉, 认为自己就是和蒂亚一样的人, 因为蒂亚“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只剩下她了。我们曾经同吃, 同睡, 同在一条河里洗澡。今后我要同蒂亚在一起住, 我要像她那样”。[1] (P20) 但库利布里庄园的一把火彻底粉碎了她的这个梦。安全家出逃的那天晚上, 当她看见蒂亚和她的母亲站在路边, 安的第一个冲动是跑向蒂亚, “我朝她跑去, 我跑进一看只见她手里有块带尖棱的石头, 可我没看见她扔。我也没感觉到, 只觉得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从脸上淌下。我瞧着她, 只见她放声大哭时一张哭丧脸。我们互相瞪着, 我脸上有血, 她脸上有泪。就像看到了自己。像镜子里一样”。[1] (P20) 对安来说, 蒂亚就是她在镜中的自我, 蒂亚的眼泪就是她的眼泪。但是, 由于她们的社会地位的不同, 那种眼泪的体验是不同的。换句话说, 无论安与蒂亚是多么的亲近, 她永远不可能跨越殖民地社会中种族和文化的界限, 她也不可能穿越镜子坚硬的表面与蒂亚达到完全的同一。
当安从殖民地黑人那获得身份认同的尝试失败后, 她又渴求像她母亲一样, 通过嫁给一个富有的英国丈夫把自己从“白蟑螂”转变成她最喜欢的画《磨坊主的女儿》中那个纯正的英国姑娘, 一个“一望而知的十足的英国人”。这样她可以在英国白人那获得身份认同, 以摆脱无限的孤寂。当她遇到从英国来的罗切斯特时, 她感到异常兴奋, 蜜月中的安“整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 [1] (P52) 认为幸福生活指日可待。但罗彻斯特结婚后占有了她的财产, 并把她带到了英国, 在旁人看来, 安进入了“真正”白人的强大空间, 但她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就被关进了桑费尔德庄园的阁楼中幽禁起来, 并用安母的名字 (伯莎) 来称呼安, “名字可大有关系, 正如过去他不肯叫我安托瓦内特时, 我就看到安托瓦内特和一身香味, 漂亮衣裳。连同镜子, 都从窗口飘出去了。”[1] (P113) 罗切斯特正是通过把安移居到英国, 一个她认为像梦境般的地方, 并拿走她的镜子, 从而象征性地剥夺了她建构身份的任何机会。尽管如此, 她还是曾努力寻求借助其他镜像来确认自己的身份, 因此当她同父异母的兄弟理查德·梅森来英国看望她时, 她想借助他的眼睛作为镜子来确认自己的身份, 但“现在我才想起他不认识我了。我看见他瞧见我, 两眼先朝这个角落看看, 在朝那个角落看看, 没找到想找的东西。他瞧着我, 当我是个陌生人似的跟我说话。你碰到这种事的时候, 你怎么办?”理查德没认出安, 从而安无法从理查德的眼里看到那个来自于库利布里庄园的安。安分别在黑人与白人那获得身份认同的努力都破产了, 甚至于最后她还失去了自我———安托瓦内特的名字, 从而最终陷入了癫狂状态。
三
在为安的悲剧扼腕叹息之余, 读者也不难发现一个让人欣喜的细节:安已经逐渐摆脱镜像, 重建自我身份。“这里没有镜子, 我不知道现在自己变成了什么模样。我想起过去对镜看着自己刷头发, 自己的眼睛也迎面看着自己的情景。我看见的那个人是我本人, 可又不大像本人。好久以前我还小的时候, 非常孤独, 我还想去亲亲她呢。可是镜子挡在我们中间———冰硬的, 我呵出的气把那镜面蒙住了。现在他们把一切都拿走了。我在这地方干什么, 我是谁啊?”[1] (P124) 这段话特别重要, 不仅仅是因为它再次提出了身份问题, 更重要的是从这段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已经意识到自己对镜子的依赖, 否则她不会有这种很强的失落感。而“亲吻那个镜子的女孩”的举动就表明她非常想去拥抱或者成为真正的自我。那“冰硬的”、被“我呵出的气蒙住了的镜面”让安已经隐约意识到, 她寻找英国的归属的愿望彻底破灭, 而这次她曾梦想过多次的回归并未带给她自我的完整, 而是死亡。而这面镜子也恰恰象征了最终毁灭安的那个冷酷无情的英国社会。虽然安没有找到她自己的镜中形象, 但当她认出在她和英国之间有一面无法穿越的墙时, 她便义无反顾地踏上独自去发现自我身份的征程。
小说中安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镜中形象是在她一生中做的最后一个梦中。在最后一个梦里, 她想象自己摆脱了格莱斯·普尔的看守, 走出幽禁她的阁楼, “我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 有人在追我, 一边哈哈大笑。我不时左看右看, 可总不敢朝后看, 因为我不想看到人家说在这个地方闹的那个女鬼”。[1] (P119) 但安还是看见了她:“就在这时刻, 我看见了她———那个鬼。这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四周围围着一个镀金画框, 可我认识她。”伊丽莎白·贝尔指出这个“四周围围着一个镀金画框的女人”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安不久前看见真正的安托瓦内特“从窗口飘出去了”, 因而她就成为罗切斯特强加于她的那个“伯莎”;此刻她在镜子看见了那个鬼, 通过把他人强加于她身上的形象具体化, 她重建了自我。[5]因此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安已经从对镜子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了, 她最终看清了镜中的自己, 而且认出了自己。接着在她放火点燃桑费尔德庄园之后, 她看见了“库利布里的池塘”和蒂亚, 于是她大声喊着“蒂亚”的名字跳下去。这里出现的“池塘”意象和前面提到的“镜子”意象是不同的, 从那喀索斯神话原型的象征意义上来看, 镜 (画) 中之像和水中之像都是主体自我身份的映像。不同之处在于, 池水更具有渗透性, 不像镜子那样冰冷坚硬, 会阻碍主体进入其中, 与自己的身体合为一体。[6]无疑, 安意识到, 只要跳入池中, 她就能将撕裂自我、导致她疯狂的双重身份融为一体, 就能找到原本的自我和身份的归属。在做了这个梦之后, 安说:“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会被带到这儿, 我得做些什么。”[1] (P120) 然后她就拿着蜡烛出了自己的房间, 下了大厅。这个细节暗示了, 安在烧毁庄园的时候, 不仅会获得她的被罗彻斯特剥夺的权力, 而且会破除阻扰她寻找自我归属的障碍。而只有通过死亡, 她才能完全摆脱镜子的羁绊, 真正由自己来决定建立起自己的身份, 这不能不说是安的一种觉醒。
四
综上所述, 简·里斯的作品主题主要是边缘女性的身份寻求和生存, 并且多巧妙地运用镜像手法来体现这些边缘女性身份认同的痛苦。《藻海无边》也不例外, 她根据其作为克里奥尔人的自身体验, 在这部小说中重塑了克里奥尔人寻求自我身份的心路历程。安作为一个克里奥尔女性, 只能在黑人和白人两个相冲突的文化之间夹缝中生存, 这就注定她一生都要为了获得身份认同而苦苦挣扎, 而由于她依赖镜像这样一个外在的构想来建构身份认同, 因此在失去镜子之后, 她最终陷入疯狂。在小说结尾安纵身跳入火海, 看似悲剧性的一跳, 但却是小说的高潮, 这一跳恰恰就是作者里斯向和她有着相似命运的边缘女性们指出:只有打破外在镜像, 才能真正建构自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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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海无边 篇4
一、卡伦·霍妮的神经症人格理论概述
卡伦·霍妮被视为女性心理学的开拓者, 年轻时随弗洛伊德的嫡传弟子卡尔·亚伯拉罕学习精神分析。卡伦·霍妮反对弗洛伊德的人格生物本能决定论, 而是主张社会文化决定论。霍妮在 《女性心理学》 (1923-1937) 一书中极力反对弗洛伊德“生理结构就是命运”的观点, 即人的主要人格特征是由基因决定的。对她而言, 人格特征更多地是由文化而不是生理决定的, 即使女性会面对男性时会感到自卑, 这种自卑也是来自于文化上而不是生理上, 并由此而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神经症人格的起因, 表现形式, 治疗方法的一整套完整的理论。霍妮的理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反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阶段, 提出自己对于精神分析的新观点, 即女性心理学的观点;第二阶段霍妮将研究基础从生物学视角转向了社会文化视角, 由于她的观点与传统的精神分析观点背道而驰, 曾一度被精神分析界所抛弃;第三阶段为霍妮理论的成熟阶段。霍妮认为人们为了解决自己的不安全感, 无力感和无价值感所产生的焦虑并对抗这些焦虑而建立的防御措施, 以及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作的种种努力, 最终导致心理紊乱产生了神经症;而且, 神经症只不过是对社会文化所规定的正常行为模式的偏离。“在我们的文化中, 如果有人因别人提到他已故亲属的名字而大为恼怒, 我们一定会认为她是神经病, 但是在吉拉里拉?阿巴切文化中这种人却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霍妮认为神经症产生的根源源于社会文化的矛盾当中。神经症患者一方面对爱怀有病态的追求, 另一方面, 又总是逃避爱, 无法获得爱;一方面他们对别人充满了敌意, 另一方面又总是倾向放弃自我成全他人。对于父母不能给儿童安全感的这种行为霍妮称为基本罪恶, 长期缺少父爱和母爱的儿童会产生基本敌意, 这种基本敌意渗入到整个人的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后, 会使人感到世界内的一切事物, 包括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潜伏这危险。基本敌意所产生的压抑会使人陷入焦虑, 霍妮称这种焦虑为基本焦虑“这是一种在内心不知不觉中累计并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和无助之感, 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依无靠、被抛弃、受威胁的体验, 一种置身于一个充满欺骗、妒忌、怨恨、背叛、和荒诞的世界中的感受。”
二、安托瓦内特神经症人格的表现
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从小缺少母亲的关爱, 又生活在一个对混血人种百般刁难的社会, 使一个本该处于阳光下生活的花季少女终日胆战心惊, 郁郁寡欢的过活, 在艰难生活的同时又必须去消除和解决各种矛盾, 最终导致自己在焦虑中深陷泥淖, 无法自拔, 最终只能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实现对真我的追求。
安托瓦内特的孤独感和无助感贯穿了整部小说, 在其父去世后, 门庭冷落, 很少有人再来拜访, 仿佛她的家就是她完整的世界。她的母亲安妮特继丧夫、破产等打击后, 更无法顾及安托瓦内特的存在, 无法给安托瓦内特作为母亲的安全感和母爱, 而是把精神全部寄托在她的儿子身上。母爱的缺失促使了安托瓦内特基本敌意的形成。亲情的缺失造成了安托瓦内特内心的孤独, 情愿与否, 她都要习惯生活在这种孤独当中。她需要朋友, 哪怕她唯一称得上的朋友的蒂亚欺骗她, 叫她“白蟑螂”, 对蒂亚与安托瓦内特友情的描写更突出了安托瓦内特生活的悲惨, 可能连作者简?里斯都不忍心再欺凌这个弱小的女孩, 最后还是为她们的友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在同黑人们一起烧毁安托瓦内特的家的时候, 字里行间还是可以体会出蒂亚有一丝丝不情愿的。
母亲的改嫁更加加深了安托瓦内特同年时期的孤独, 母亲是为了寻求一个依靠, 一个可以带着她离开这种地狱般生活的人, 所以她总是问梅森什么时候走, 然而对这里一无所知的梅森先生并不能体会安妮特水深火热的生活环境, 安托瓦内特也并没有得到任何可以依靠的感觉, 而是对周围的人更加的害怕, 甚至睡觉的时候还需要拿着棍子来保护自己。梅森先生的到来是一种希望, 但也是一切悲剧的开始, 最后安妮特的精神支柱———比埃尔被害死了, 安妮特疯了, 在目睹母亲疯了依然被凌辱之后, 安托瓦内特自己的内心也封闭了。在修道院的日子, 她远离曾经在她生活中出现过的所有人, 对任何人不爱也不恨,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她只有她自己, 也很少再提及她的母亲。
三、 安托瓦内特神经症人格的根源
《藻海无边》 中的伯莎, 即安托瓦内特出生在加勒比地区奴隶制废除时期, 在这种大背景下身为白种人的安托瓦内特一家却过着连黑人都不如的生活, 对周围的人来说, 以“白蟑螂”的生物形态苟活。社会的排挤, 文化的压迫, 生活的窘境都促使了安托瓦内特神经质性格的形成, 该神经症由紊乱的人际关系诱发, 实际根治于特定文化固有的矛盾之中。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孤独产生的原因有许多, 产生孤独感的因素非常复杂, 比如事业上的挫折, 缺乏与异性的交往, 失去至亲父母的关爱, 夫妻感情不和, 生活里没有朋友等等。小说开篇第一件讲述的事情就是安妮特的马莫名其妙的死了, 后来才得知是被人毒死的, 由此来引入安托瓦内特一家生活的环境。会不会是她们做错了什么或者她们性格上的缺陷才使得其他人如此刻薄的对待他们?事实上, 她们什么也没有错, 如果硬是要给她们按上一个罪名的话, 那就是生错了皮肤的颜色, 是高贵的白色, 但并没有配得上这高贵肤色的“白色”血统。社会文化定义她们是有罪的, 那她们就只能而且必须是有罪的。
罗切斯特的出现是安托瓦内特迷失自我的开始, 神经症人格的人总有一种被抛弃, 被背叛的感觉, 当罗切斯特得知她的妻子安托瓦内特真实种族身份之后, 对她的冷落, 疏远, 甚至与仆人通奸等等, 都是将安托瓦内特一步步逼疯的原因。安托瓦内特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也充满了矛盾, 为了得到一个英国人的身份, 她牺牲了纯洁的爱情, 拒绝了混血人桑迪的追求, 坚持嫁给英国人罗切斯特, 在安托瓦内特的潜意识里, 与英国人结婚, 就可以彻底改变自己低下的身份, 被大众社会所接受, 进而不再孤独。但现实并未如安托瓦内特所愿, 她的婚姻还是走向了破灭, 为了留住她的丈夫, 她甚至在他的酒里下了春药, 可悲的是, 罗切斯特却认为那些白色粉末是会夺取他生命的毒药, 在他的眼里, 安托瓦内特是“白皮黑鬼”, 是疯子的女儿, 总之不会是一个爱他的人。
安托瓦内特渴望爱情, 渴望被爱, 但对她来说现实永远都是残酷的, 无论在哪里都摆脱不了她身上“白皮黑鬼”的烙印, 社会文化的压迫, 母亲的缺失, 丈夫的抛弃都构成了她神经质人格形成的根源。在安托瓦内特精神崩毁之后, 支撑她活下去的就是她做过的那场梦, 她深知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 最后付之一炬, 烧了桑菲尔德庄园———那个囚禁她的牢笼, 在封闭的世界里, 她开始意识到母亲的悲剧所在, 一味地忍让、顺从并不能得到任何人的尊重, 一场大火是对社会, 对伤害她的人反抗, 更是安托瓦内特精神的重生。
摘要：简·里斯是英国最早运用意识流手法被誉为继弗吉尼亚·伍尔夫后现代主义最伟大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笔下的人物与作者本身紧紧相连, 在她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里斯自己的人生缩影。其代表作一经发行便备受关注。通过对《藻海无边》中安托瓦内特的生动刻画, 可以看出简·里斯对《简爱》中阁楼里的疯女人的无比同情。本文试图运用卡伦·霍妮的神经症理论来分析安托瓦内特神经症的表现, 以此来挖掘造成安托瓦内特神经症性格的根源。
关键词：简·里斯,安托瓦内特,神经症理论
参考文献
[1]霍妮.女性心理学:爱和性的研究[M].许科, 王怀勇, 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2]简·里斯.藻海无边[M].陈良延, 刘文澜,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藻海无边 篇5
一、安托瓦内特身份的迷失/寻求
安的身份寻求历程则要追溯到她的童年。作为英国殖民者的后裔, 她同样也是克里澳人, 复杂的血统使得她的身份更加模糊, 难以确认。黑人奴隶嫉恨地叫她“白蟑螂”, 白人统治者鄙视地称她为“白皮黑鬼”。身受两种主要文化的排斥, 安的身份寻求之路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异常艰难。
安的少女时期是在一所修道院中度过的, 这段时期里她的生活虽然相对平静, 但不安全感和对外界的恐惧仍时时刻刻萦绕在她脑海里, 挥之不去。再加上从小所受到的天主教教育的她在修道院里也是受到排斥的。这种文化、宗教上的差异使得她本就不明晰的身份更加复杂。尽管修道院是她的“避难所” (68页) , 但同时也是一个“死亡之地” (68页) , 她仍然会被噩梦惊醒。因此, 安在这段时期的身份寻求依然是徒劳的。
婚姻生活是安最恐怖的梦魇。丈夫对她的感情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恨, “我给她的快乐还不如不给。我不爱她。我对她只有欲望没有感情……她对于我来说是那么陌生, 她根本无法理解我的想法和感受” (58页) 。不同的种族、文化和社会背景成为罗切斯特伤害妻子的借口。他甚至将安的名字改成了“伯莎”这个典型的英国名字, 安痛苦地认识到这也是一种“巫术”, 目的是要把她变成另外一个人, 一个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玩偶。罗切斯特还有意与女佣偷情借此伤害安, 逼她走向了情感崩溃的边缘。倍受煎熬的安借酗酒等极端行为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却被丈夫指责为“疯子”。从爱恋到伤害, 从伤害到怨恨, 从怨恨到绝望直到最后的疯狂, 安的生活一步步走向毁灭, 身份的迷失在此时亦发展到了顶峰。罗切斯特看到“她眼中的恨意全无, 我迫使她驱走仇恨。恨意不在时她的美丽也消亡了。她只是个幽灵, 一个灰白天幕下的幽灵。除了绝望她一无所有” (110页) 。罗切斯特成功地行使了他在父权体系语境下的权力, 强迫安接受自己被扭曲的性别身份和文化身份, 并最终导致安的疯癫。
二、安托瓦内特身份的宣告与建立
在故事结尾, 安的第三个噩梦成为了现实。她用一场大火结束了一切。吉尔伯特与格巴在《阁楼里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一书中指出, “男性主人公罗切斯特是权力的中心, 他为了金钱和欲望娶了后来成了‘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伯莎……而这个疯女人又正是简·爱的另一面, 伯莎最后将桑菲尔德烧毁, 是简·爱反抗罗切斯特男性中心位置的潜在欲望, 也是女性毁灭男权的象征” (张岩冰, 80页) 。在此我们可以将此观点拓展到安本人的身上, 某种程度上, 她的行为也是一种对强加于自身扭曲身份的拒绝接受与反抗, 从而宣告并建立自己的真实身份。由此可知, 所有生活在殖民统治下的女性都与安一样面对着来自帝国主义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 她们对自身身份的寻求与建立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双倍的。
三、结论
史蒂芬格林布拉特曾说,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被动地反映历史, 它同样可以积极地参与到历史的形成过程之中”, 《藻海无边》这部作品则是基于现实却又高出现实的艺术再创作, 并且为读者重读经典作品《简爱》开辟了新的视角, 激发读者反思并质疑那些被理所当然地接受并欣赏的所谓“真理”和“常识”。《简·爱》的作者勃朗特作为一位欧洲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 她的观点与立场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明的色彩。而里斯则是以一个牙买加女孩的视角为读者描述了“异域”的文化和生活, 塑造了许多与“传统”价值标准和“经典”文学史中的不同人物形象。事实上, “经典”作品本身也是一种处于文学语境下被中心化了的权力概念。
参考文献
[1]Foucault, Michel.“Michel Foucault:‘Lecture:7 January1976’”.Twentiety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Ed.Zhugang.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129-135.
[2]Greenblatt, Stephen.“Introduction to The Power of Forms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Selective Readings in 20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y.Ed.Zhang Zhongzai, Wang Fengzhen and Zhao Guoxin.Beijing:Foreign Education Press, 2002:597-601.
[3]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
藻海无边 篇6
在众多的“疯女人”形象中, 本文将以20世纪英国女作家简·里斯的《藻海无边》和张爱玲《金锁记》为例, 结合其他同类文学作品, 从多个角度对中西方“疯女人”形象进行细致的解剖和对比。
西方19世纪最为大众所熟识的“疯女人”形象出现在《简·爱》中那个被禁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在这部小说中, 仅有六次着墨的伯莎被塑造成一个邪恶、放纵的魔鬼般的存在, 长期以来被视为爱情绊脚石的反面形象接受。但是自《藻海无边》做翻案文章开始, 不断有人对“伯莎”的形象做出新的解读。同样颇负盛名的还有吉尔伯特、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小说以《简·爱》的情节架构为基础, 敷衍出“疯女人”安托瓦内特的前世今生和故事原委。《金锁记》则着力刻画了一个乖戾、扭曲的“疯女人”曹七巧。这个在生命的荒原上始终以一种雄强的生命力奋力抗争的女人, 最后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
这两个极具艺术张力的女性形象是绝无仅有的。虽然隔着时代、国家、文化、情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我们仍然可以从“疯女人”这个贯通点上寻找到这两个文本存在的内在共性。
一、女人你真的“疯”了吗
伯莎、安托瓦内特和七巧在各自的文本中都以被人视作“疯女人”而存在。而在《简·爱》和《藻海无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文本中, “疯”与“不疯”之争却贯彻始终。因而, 如何对女性的“疯”设立一个认定标准值得商榷。
细究以上三个文本, “疯”的结论大致都是从外在表征、言语行为和思想情感三方面来判定。
1. 外在表征:披头散发、衣着肮脏、面目可怖是疯癫的几个符号, 构成外界判断的物质外壳。
这种外貌描写屡见不鲜。如“看着这个布满血丝、头发蓬乱, 算是我妻子的陌生人用污言秽语大声骂我, 真像是场梦。”[1]93又如《李尔王》中埃德加说:“我要用污泥涂我的脸, 用毯子裹我的腰, 把头发缠成结子, 而且用我完全暴露的赤身裸体, 来抵抗寒风和气候的袭击。”[2]
2. 言行举止:一为言语上的歇斯底里和举止上的粗暴;二为被外界所不能理解的“疯言疯语”。
在《藻海无边》中描写道:“接着她就把我浑身上下都骂遍了, 骂我的眼睛, 骂我的嘴巴, 骂我的身体的每个器官。”193又如《金锁记》中“她端起盖碗来吸了一口茶, 舐了舐嘴唇, 突然把脸一沉, 跳起身来, 将手里的扇子向季泽头上滴溜溜掷过去, 季泽向左偏了一偏, 那团扇敲在他肩膀上, 打翻了玻璃杯, 酸梅汤淋淋漓漓溅了他一身。七巧骂道:‘你要我卖了田去买你的房子?你要我卖田?钱一经你的手, 还有得说么?你哄我──你拿那样的话来哄我──你拿我当傻子!’”[3]55这两个对着自己爱的男人破口大骂的女人无一例外地被指认为“疯女人”。
3. 思想情感:脱离常规, 常常有着竭力的反抗和挣扎。
《金锁记》中描写了七巧众多的出离言行:她毫无忌讳的谈吐;她探问儿子儿媳的私密房事却又以玩笑的形式公诸于众;她帮长安裹脚、让她沾上鸦片, 一步步走向毁灭……所有这些反常甚至变态的思想行为都让她走向了众人眼中的“癫狂”。而安托瓦内特一些怪异的思想也同样不被理解, 如“后来有天夜里, 她悄声说, ‘现在, 趁我还感到幸福。如果我死得了。你愿意这样做吗?你用不着杀我。只要说声死吧, 我就死了。’”[1]53
“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 凡言行脱离规范的人, 都可视为‘道德迷乱’, 也就是疯子。”[4]212于是这些不肯遵从社会对其角色期待的女性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顺从女性的行为规范, 在四处的压抑中发疯, 要么反抗传统而被定性为疯子, 被虐待和监禁。
究其内核, 中西方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实际上大同小异。从《藻海无边》中可以清晰的看出这种规范:女子被要求血统优越、家产雄厚、温柔、无私和顺从。因为当时的殖民主义种族歧视思想, 安托瓦内特实际上是被黑人和白人双方都鄙视的, 但因为丰厚的嫁妆而被虚情假意的罗切斯特利用和玩弄。同时又因为她性格中的缺乏安全感和反抗精神, 在遭到丈夫的欺骗和背叛后还要被诬蔑为“疯子”永远被锁在阁楼上。而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便是贤妻良母、三从四德。所以像七巧这样一个离经叛道的女性形象便不可能被当时的社会伦理所接纳。
然而, 只要稍经分析,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不论是安托瓦内特还是曹七巧, 她们都是心智清醒着的。安托瓦内特那些表象上的歇斯底里是对丈夫背叛的合理反应, 而对死亡的极度害怕是因为她的生活经历带来的安全感的匮乏。而《金锁记》中用肯定语气把曹七巧定性为疯子的人, 仅有姜季泽和童世舫, 他们都是对曹七巧或她的女儿心有所求而不得的男性。
这两个女人同时因为以上这些由“常人”脑中构拟和总结的疯癫诸项而被社会驱逐。但我们不禁要发问:难道“疯癫”真的能仅通过物质外壳诊断吗?还是包孕着更可怕的隐秘呢?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写道, 在中世纪最早被隔离的是麻风病人。当时欧洲人对这种传染病的解决方法是将他们集中安置于“愚人船”上, 任其自生自灭。麻风病的隐退留下了流放的习俗和结构。在此之后, 接替麻风病人的是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实际上这种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 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统一。”[5]5权力话语通过其作为统治阶级的便利将一种巨大的恐慌注入社会意识中, 以一种规模化的强势围剿这些反叛权威者, 并标榜自己行为的正义性。
二、女人你何以“癫狂”
对比以上两个文本, 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人在五个方面的异中之同。
1. 社会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殖民主义的迫害在安托瓦内特的心中涂抹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在一次她的黑人女仆阿梅莉又唱起“白蟑螂”的歌时, 她和罗切斯特坦诚了自己的痛苦:“他们把这些早在他们给人从非洲卖给奴隶贩子之前就在这里的人统统叫做白蟑螂, 可我又听到英国女人把我们叫做白皮黑鬼。所以在你们中间, 我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 自己的国家在哪儿, 归属在哪儿, 我究竟为什么要生下来。”[1]60这种社会的不公为之后事情的发展种下了难以规避的恶果。
曹七巧出身麻油店, 因为姜家二少爷几近残废才娶了这么一门门不当、户不对的亲。这个原委在文章一开头便经由两个丫头之口揭露出来:“小双道:‘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 是个残废, 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老太太没奈何, 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 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 是七月里生的, 就叫七巧。’”[3]38言语中极尽蔑视, 讽刺意味不言而喻。这种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的毒素无孔不入, 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处处摧折着人性。
不论是种族歧视、殖民主义或是等级制度, 其内核都是父权制社会为了独霸话语权投注于意识形态的男性主义价值观的产物。
2. 生活环境的孤立
安托瓦内特在父亲死后跟随母亲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 卑微的出身使他们处处受排挤, 无人问津。她自认为的唯一的朋友———黑人蒂亚在一次和她玩耍时骗走了她的金币, 拿走了她唯一的新裙子。在被黑人围攻的那晚, 她还曾经寄希望于她能给予自己最后一点温暖, 可是终究被一块迎面扔来的石头化为了泡影。当她终于爱上罗切斯特并且相信自己也可以拥有幸福时, 却被谎言和背叛再次隔绝成孤立的个体。
麻油店出身的七巧在姜家完全被当做一个笑话。众人的嫌恶和一个残废无能的丈夫让她在这个家族中始终处在孤独的困境中。而本因作为后盾的娘家人寄托在这个嫁进高门的姑奶奶身上的也只有捞油水心态, 这种里外无所依靠的境况也能让七巧不断咀嚼着虚无绝望的人生苦味。
3. 性格中的逆反与抗争
安托瓦内特和七巧都是性格刚烈的女性。如果说安托瓦内特在彻底死心之前还表现出软弱和无措的话, 那么在用酒瓶威胁罗切斯特, 彻底发泄出内心集聚的痛苦之后, 她便爆发出性格中勇于抗争的一面。七巧性格中的逆反意味则更加浓烈。她以一种咄咄逼人、毫不妥协的姿态跃然纸上, 任何人的厌恶、中伤和冷落都无法阻挡她来势汹汹的表达欲望。而这种行径显然是男权社会不能容忍的。
4. 真情之于金钱的毁灭
安托瓦内特的生父和继父都资金雄厚, 所以她对金钱的态度一直是淡漠的。可是当她知晓丈夫的起初的虚情假意为的仅是骗得三万英镑的嫁妆时, 她才被击溃了。当时的英国法律规定, 女子在出嫁之后, 所有的财产归丈夫所有。这种不对等的条款将妇女的权益完全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注定了女性的悲剧。罗切斯特为了巩固财产选择了让她成为了众矢之的的“疯女人”, 而自己则成为那个被人怜悯的受害者。金钱对爱情和亲情的腐蚀、男权中心的法律共同促成了她的悲剧。
七巧同样也是近乎被父兄“卖”入姜家的, 为的就是钱。从她每次哥嫂上门虽然自己也不算宽绰但是仍然给一家老小都送上好东西的恻隐之心, 到最后含泪想着哪怕跟对自己有点真心的凡人生活的悔恨, 把她逼入枷锁中的既有自己的心魔更有社会的压榨。
5. 自我身份的异化
安托瓦内特的异化体现在内外两个层面上。外部的“被异化”从罗切斯特把她叫做“伯莎”开始。她极力反抗这种企图:“伯莎不是我的名字。你用别的名字叫我是想法把我变成另一个人。”192但在终年的囚禁下, 她却在内部抹杀了自我的身份, 将自己认作桑菲尔德庄园里的疯子, 最终走向了死亡。
同样, 《金锁记》中从外部揭露了金钱对人的异化, 而七巧则让我们看到了其自我内部的他者化。她在男权社会狭小的空间中顽强地存活, 并且最终以“寡母”的身份, 利用男权社会的游戏规则建立起了异化的自我主体。七巧看似成功的突围却恰恰是对男权文化的又一次巩固。
三、“疯女人”的突围:
在高压的社会意识形态围城中, 这些被禁锢的“疯女人们”试图进行顽强的突围。《藻海无边》以男女主人公为第一人称交替叙述的形式进行, 赋予了安托瓦内特重新言说的权利。亮点在于, 书中从未出现男主人公的姓名, 只以“他”或者“那个男人”作为称呼, 显示出女作家的一种暗示性的反攻。同样, 七巧也是《金锁记》中占绝对优势的叙述人, 任何人都阻止不了她表达的欲望。与此相对, “那些掌控社会话语权的男性在她面前却集体失语了:僵尸般的姜二爷无力反抗妻子的怨恨、指责与不满;做贼心虚的姜三爷、心有愧疚的曹舅爷, 不敢与曹七巧正面交锋;懦弱无能的长白更是生活在母亲的威严与庇护之下, 其他男性姜大爷、姜老太爷则完全缺席。”[6]
两位女性作家在话语权上的争夺显示了女性对男性话语垄断的反击, 武器便是“疯女人”形象系列。“疯癫”在这里既是一种标识, 也是一种隐喻。格巴和吉尔伯特指出, “疯女人的形象吸纳了女性作家的愤怒与不平, 并在这恐惧不安的形象中为她们自己以及笔下的女性角色创造出‘阴暗复本’。通过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 女性作家得以展露自身独特的力量和声音。因此, 疯女人形象也就成为女性创作主体的一种复杂微妙的女性文学书写策略。”[7]因此, 有部分批评家提出“伯莎是简一直试图压抑的狂暴而秘密的自我的”猜想未必不存在可能性。
一种文明要想巩固其统治地位, 必然会掌控社会意识形态, 对挑战自身权威和危害其利益的行为加以惩处。而要想让被处罚的对象有口难辩, 使其“疯癫”无疑是绝佳的手段。作为一种隐喻, 疯癫者的存在即是对既存文明规范和社会制度的一种抗争, 进而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和病态。而独成一体的众多“疯女人”形象则意指更加鲜明, 对肆意玩弄、贬损和践踏女性的男权社会群起而攻之。正如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中所说的那样“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 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 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5]268
参考文献
[1][英]简·里斯.陈良廷, 刘文澜, 译.藻海无边:《简爱》前篇[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2][英]莎士比亚.杨烈, 杨东霞, 罗汉, 译.莎士比亚精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320.
[3]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选:倾城之恋金锁记[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37-75.
[4]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5][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
[6]刘传霞.他者与自我:从蘩漪到曹七巧[J].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 (10)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