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哺（共12篇）
反哺 篇1
0 引言
建国50多年来, 我国依靠农业提供的积累, 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同时, 也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强化、农村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河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 农村居民比重大, 城镇化水平低, 这个问题尤为突出。针对河南省情, 开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措施研究迫在眉睫。
进入21世纪以来, 河南省采取多种措施,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工扶农, 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 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良好局面, 成效显著。如从2005年起, 河南省对全省所有县 (市) 全部免征农业税;对粮农实行直接补贴、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等多种方式, 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加大财政投入, 扶持农村卫生、教育、交通等公共事业发展等, 使广大农民得到了实惠。2010年是我国第11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 在第12个五年计划将要实施的前夕, 针对河南省情, 如何进一步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 实现社会协调发展, 我们将作一探讨, 以期抛砖引玉, 为有关方面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借鉴。
1 鼓励和引导涉农企业、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等参与土地流转, 进行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 实现以工哺农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我国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土地经营制度, 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分散经营, 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低。随着时代的发展, 要求农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生产效益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化经营越来越不适应农业发展的要求。要缩小城乡差距, 实现以工哺农, 我们要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的经营权、收益权、流转权。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新机制, 鼓励和引导涉农企业、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等参与土地流转, 以土地流转为手段, 强力推进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核心的现代农业建设,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增加农民收入。
1.1 推广“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土地流转模式, 通过土地规模经营, 实现企业、农户双赢。
郸城县作为河南省农业大县, 每年有40多万农民工外出打工, 许多地区出现了土地撂荒或半撂荒的现象, 严重影响了土地收益的提高。依托以财鑫集团、金丹乳酸公司、天豫经贸公司为龙头的涉农工业优势, 郸城县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土地流转模式, 引导企业集中流转土地连块成方, 进行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 实现企业和农户双赢。财鑫集团下属糖业公司的主打产品的原料是优质玉米, 每年至少需要玉米30万吨, 而郸城县的玉米年总产量是13万吨左右。为保障优质玉米的供应, 本着“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公司与丁村乡13个行政村3000多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 以每年每亩800元流转土地2万亩。流转土地的农户优先被公司聘用, 成为新型农民。他们在没有任何生产投入的情况下, 每亩每年净收入现金800元, 户均收入近4000元, 之后还可以在流转的土地上出工挣钱, 每个工每天可收入30~50元, 平均按每户出1个工, 每年出工期按60天算, 每工年收入1800~3000元, 其他劳动力可以毫无顾虑地外出务工挣钱, 所以流转土地的农户每年人均收入约增加1000~1500元。所以, 通过企业对土地进行集中流转、规模种植, 保障了企业所需优质原材料的供应, 增加了企业效益, 而且还带动了农民增收, 实现了双赢。
1.2 推行“公司+农户+基地+专业合作社”的运作模式, 实现了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多方共赢。
郸城县天豫经贸公司的主打产品以鲜红薯为原料, 6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保障原材料供应, 同时造福一方百姓, 2008年, 天豫经贸公司以每亩800元租赁了汲冢镇、黄楼两个行政村1500亩成片土地, 委托给专业合作社的种田大户进行种植, 与他们签订最低保护收购价, 并实施统一耕作、统一供种、统一施肥、统一用药、统一管理。为降低种植大户的生产投入, 公司还对种苗实行补贴, 统一预先垫支供应化肥, 购置了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以及灌溉设施等配套农机让他们免费使用。借助这种模式, 一方面, 把地租给公司的农民到公司工作, 能获得不少于2万元的年薪, 种田大户每年每亩有400元的基本利润, 另一方面, 公司也从农产品品质提高、运输成本节约、产品附加值提高上每年每亩取得近500元的利润。实现了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多方共赢的局面。
到2010年7月, 郸城县24家涉农企业已流转土地5.9万亩, 约占全县流转土地面积的28%, 形成了涉及玉米、小麦、红薯、中药材等产业链条, 有效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2 以公司为平台, 充分发挥工业优势, 引导工业资本向新农村建设转移
新密市是全国重点产煤县级市之一, 为了充分发挥工业优势, 引导工业资本向新农村建设转移, 2008年新密市出台了《关于开展“全民共建新农村”活动的意见》, 倡导资源型企业创办或联办一个带动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并出台了兴办农业园十项优惠政策, 如降低各种收费、优先使用土地、简化审批手续等。截至目前, 该市已有310家工业企业参与农业产业开发, 已建成各类农业园区102个。目前, 该市直接和间接从农业园区受益的农民达6万余人, 占全市农民总人口的1/10, 在园区内从事种菜、摘果、餐饮旅游服务的农民月平均收入900多元, 比以前增长了二三十倍。在园区的带动下, 养种植和加工业进一步发展, 农民专业户数同比增长了40%, 新修公路40公里, 新建卫生池6000多个, 村容村貌明显改善。农业示范园已成为新密农民建设新家园、全面奔小康的平台。
3 健全农业补贴制度, 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
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 是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 是工业反哺农业的直接实现形式, 也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大举措。我国从2004年开始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 2005年河南省对全省所有县 (市) 全部免征农业税;2006年又增加了综合直补, 在中国的历史上画上了划时代的一笔。我们要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健全农业补贴制度, 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完善补贴办法, 建立省级直补办、市县级直补办、乡镇级直补办、乡级金融部门、种粮农民各级联动机制, 严格程序、规范操作, 把补贴政策落实到每个农户, 特别要支持增粮增收, 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
作为最早的“家电下乡”试点省份, 河南省还不断增加家电下乡产品品种, 提高产品档次, 完善补贴领取办法, 使广大农民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了实惠。2010年, 河南省将“家电下乡”的家电补贴品种增加到10个、大幅提高“家电下乡”产品的最高限价, 对提高限价部分所对应的下乡产品统一实行定额补贴, 而且将国有农场、林场职工纳入家电下乡政策实施范围。自家电下乡以来, 河南省已累计补贴家电数量559.06万台 (件) , 发放补贴金额12.2亿元, 400多万农户从中受益。
4 打破城乡壁垒, 带动农民增收
4.1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逐步减小城乡差距。
2005年底, 河南省曾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根据《意见》, 5年内, 将推行按居住地进行登记的户籍制度, 即凡有稳定住所, 包括购房和协议租房的外来进城从业人员均可申请郑州户口。但迫于市场的压力, 几个月后却又不得不叫停, 所以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逐步减小城乡差距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要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 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4.2 加大技能培训力度, 鼓励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
我国鼓励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 是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也是平衡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河南是人口大省, 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找到出路, 变人口大省为人力资源大省, 这一点十分重要。通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展职业培训, 提高其职业技能, 帮助顺利就业, 取得较高的收入。同时, 我们应努力打破城乡壁垒, 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拓展农民进城务工的渠道, 建立健全城乡就业服务体系, 保护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合法权益, 逐步解决农民工进城居住、社会保障、子女上学等问题。另外, 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 让日益兴起的外出务工潮流变成回乡创业潮, 从而增加就业机会, 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农民收入。
始终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是被实践所证明的正确选择, 是符合农村实际的, 是深受农民欢迎的, 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我们要在实践中, 进一步探索有效的途径和措施, 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使河南省农业基础地位得到加强, 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进而统筹城乡发展,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参考文献
[1]陈四化, 于学贵.郸城县依托优势探索土地流转新机制, 农民日报, 2010年7月13日.
[2]朴文育.点土成金农民当上“农场主”, 大河报, 2010年7月21日.
[3]陈爱民.有“粮”的河南定可成为经济强省, 大河报, 2010年7月26日.
[4]平萍.贾庆林河南调研: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找到出路, 河南日报, 2009年4月27日.
反哺 篇2
清晨的太阳早早地跳上了天空，给广阔的大地吹来难以忍受的阵阵灼热巨浪，乌鸦妈妈生怕自己的宝贝蛋受不了高温炙烤，于是它就站在鸟巢上张开翅膀，仿佛就像一把打开的遮阳伞，灼热的阳光，晒烤着乌鸦妈妈，使它头晕目眩，但它坚持着，努力着，保护它的宝宝免受伤害。
傍晚，太阳下山了，气温渐渐清凉起来，乌鸦妈妈生怕自己的宝宝着凉，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它们，口喝，疲惫饥饿折磨着乌鸦妈妈，但它仍然不肯离开它的宝宝半步。
一天，天色阴沉，乌云密布，天空中电闪雷鸣，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一道强烈的闪电划破天空，带着巨大的能量瞬间击中乌鸦妈妈身边的另一棵大树，这棵大树立刻被烧毁了。
大地瑟瑟发抖，阵阵烟雾四处散发，森林中的许多动物都被眼前的这一情景吓得惊恐万分，纷纷奔逃。
一只梅花鹿一边跑，一边急切地冲着树上的乌鸦妈妈喊：“快飞走吧!这太危险了。”
奔逃的大白兔也急切的嚷着：“再呆在这里会没命的。”
惊慌中的乌鸦妈妈站起身，紧张的观望着，阵阵浓烟呛得它呼吸困难，眼前的景象使它害怕，它低头看看身下正在孵化的蛋宝宝，犹豫着，自己如果为了保命马上逃离，那这些蛋宝宝失去它的保护，恐怕立刻就没命了，怎么办，乌鸦妈妈决定留下来，就是死也要和蛋宝宝在一起。
这时，一枚蛋内仿佛传来轻微响声，紧接着蛋壳破裂了一小块，裂开了一道缝，渐渐地裂口裂缝越来越大，一只小乌鸦从裂口处伸出小嘴，努力地向外挣脱着，蛋壳晃动着，翻转着，终于，一只小乌鸦出生了。它轻轻地叫着，呼唤着妈妈。乌鸦妈妈抱起它，紧紧地抱着，激动的眼泪流了下来。接着，第二只，第三只小乌鸦出生了，风停了，雨停了，乌云渐渐散去，森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乌鸦妈妈这时注意到还有一只蛋静静地待在窝里，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能抛弃它，乌鸦妈妈决定继续照看它。最后，这只小乌鸦终于出生了，它身体虚弱，腿上有伤，软弱无力的趴倒在窝内，微弱的喘着气，乌鸦妈妈痛爱的望着它，自言自语：“你们都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再苦再累，我也要将你们养大。”
乌鸦妈妈飞向草地，山坡，河边，树林，四处寻找食物，喂养小乌鸦们。一只老山羊对乌鸦妈妈说：“歇一歇吧，别累坏了。”“不行啊，我可不能让孩子们受委屈啊!”乌鸦妈妈一边回答一边又飞出去寻找食物了……渐渐地，小乌鸦们都长大了，它们不忍心继续辛苦妈妈，它们要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自立自强。
小乌鸦们都飞走了，奔向远方，只有那个有腿伤的小乌鸦在离妈妈不太远的地方停下来。
斗转星移，几度春秋，一天，年老的乌鸦妈妈病了。再也飞不起来了，走不动了。乌鸦妈妈孤零零地站在自己家的那棵大树下，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
这时，那只有腿伤的小乌鸦飞过这里，看到它妈妈神情恍惚的待在树下，立刻飞奔到它妈妈身边，搀扶着妈妈问询妈妈的病情。
看见妈妈病成这个样子，小乌鸦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它将自己携带的一块食物喂给妈妈，安慰妈妈安心养病，它承担起照顾妈妈的重任。其它的几个小乌鸦知道妈妈病了，纷纷回来看望它们的妈妈，照顾妈妈，给妈妈送来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食物。
太阳西下，金色的余辉照映在忙碌的小乌鸦身上，散发着特别美丽的光彩。
扩张海外 反哺本土 篇3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否有捷径可言？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所谓成功与失败的悖论呢？过去20多年里，中国出口企业依靠成本优势，生产OEM贴牌产品，创造了“中国制造”奇迹，带来了大量的外汇。福兮？
去年，TCL欧洲遭遇滑铁卢，明基兵败西门子，许多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祸兮？
日本、韩国企业成长为全球性品牌的经验告诉我们，单凭复制别人的产品、企业竞争力注定难以为继。那么，在这个全球竞争的年代，中国企业该如何在全球市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OEM企业该如何拥有竞争力？对于想要海外扩张的企业，该怎样决定进入的市场和时机？
带着种种疑问，《成功营销》记者采访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常驻大中华区的全球副总裁何德高先生。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Flatbread Factor”很有借鉴意义。文中提到了一个例子：一家墨西哥企业利用市场生命周期的发展轨迹，将其多年前在墨西哥市场成功的商业模式复制到今天的中国市场，进而获得成功。当然，何德高先生为不同国家企业做咨询的经验，也让我们能够通过他，一个见多识广、拥有全球视野旁观者的眼睛，来理性正视中国企业全球化营销的机遇和挑战。
海外成功，有利于保持本土优势
《成功营销》：近些年来，中国企业纷纷开始全球化营销之旅，有些企业成功了，当然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凭借多年的咨询经验以及对全球市场竞争情况的了解，您是如何看待这股潮流？
Ron Haddock:我认为中国企业不得不走出国门，它们必须这样做。
审视一下中国市场，你就会发现很多行业领袖都不是中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谁是汽车行业的领导者？是GM汽车，排名第二的是大众汽车；而中国手机市场的前三甲分别是诺基亚、摩托罗拉和三星。跨国公司之所以在中国市场有好的表现，是因为一旦进入中国市场，建立其自己的生产运营能力，它们也拥有了中国企业所具备的低成本结构。之后，再将其设计力量、生产技术、市场营销和分销配送，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带入中国市场，结果中国企业在自己的本土市场并不占据优势地位。
要想扭转这种局面，中国企业不但需要努力培养自身的能力,在本土市场上竞争,在有条件和机会的时候还应该尽可能获取在海外市场上低风险的学习机会,拓展自身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管理能力。在海外市场获得的成功将反过来推动它们在自己的本土市场获得成功。印度公司是这样做的，Tata钢铁公司新近成为全球第5大钢铁公司，它购买了西欧的钢铁企业，有了在西欧市场成功的经验，就更明白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本土市场的地位。
另外，对于许多知名跨国公司而言，它们也不仅在中国市场是行业领导者，在全球许多市场都是如此。我认为其成长发展的经验就是它们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成为了跨国公司。Citibank已在全球150个国家设有自己的银行，它早在100年前就进入了印度市场。众多国家市场的运营经验令其身处某一市场时，都可以吸取之前在其他国家市场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企业现在也应该走出中国，从经验教训中学习成长。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第一次就那么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企业是从上百年的经验教训中成长起来的。
品牌是承诺，贴牌不是
《成功营销》：目前，中国出口产品遍及世界，但大多是为国外品牌生产的贴牌（OEM）产品。对于这些中国企业而言，它们如何才能转变为拥有自己的品牌，凭借企业自身的力量打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呢?
Ron Haddock: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一家企业只是根据其他企业的要求生产产品，就不可能深入地参与产品的设计和创新。品牌就是一种承诺，产品需要拥有怎样的特性，如何表现才能满足某一细分市场消费者的需求，这其中所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果企业没有参与这一过程，就错过了最有价值的部分。
那些为其他企业生产OEM产品的中国企业，需要发展自己的设计和创新能力。如此一来，它们自己就可以生产好产品，在海外创建确立起其品牌影响力。甚至可以同曾经为之做过OEM产品的企业进行竞争。这里有一个中国汽车企业的例子。上海大众汽车是上汽集团与德国大众汽车的合资公司，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家公司只是生产大众公司设计的汽车。但是现在，它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自主设计，并于去年北京车展上第一次向外界展示了中国汽车合资史后的首个自主品牌产品——“哪吒”(NEEZA)。
中国企业若想要在海外市场做同样的事情，就需要在目标国家市场里拥有自己的团队，设计和创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在美国市场，需要知道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开始研发自己的创新型产品来满足某一细分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并且将这一品牌承诺传递给消费者。创新使产品独特，如果仅靠模仿复制其他同类产品的话，不能做到这点。韩国企业也曾面临同样的挑战。很早以前，三星也曾以低成本复制生产过电子产品，现在它已经是全球知名品牌。三星和LG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创建自己的品牌，不惜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技术创新，而且花费了20年的时间才确立起自己在全球的品牌影响力。
《成功营销》：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时一定要派出自己的团队吗？雇佣当地员工是否更有利于本土化？
Ron Haddock:选派团队深入目标市场至关重要。日本、韩国企业就是通过将团队派到美国市场，了解目标市场，快速及时修补所犯的错误。1950年某日本汽车企业刚进入美国市场时，只在加利福尼亚州派出了一个小团队。第一个产品完全失败，那是一款无法在加州高速公路上跑快的汽车，它们没有爬坡所需足够马力的发动机。但是加州团队从失败中寻找原因，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将信息带回日本，重新设计生产产品，产品有了改善，之后越来越好。20年后，日本汽车比如说丰田已经成为深受美国消费者喜爱的汽车品牌。日本企业大约花了20年的时间，生产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韩国企业用了10年。中国企业如果想要成功的话，也需要做类似的事情。所幸的是中国企业从日本和韩国企业身上吸取了教训，聘请出类拔萃的外国人才为己所用。上汽股份就聘请了通用汽车中国区前CEO墨菲先生，为其海外并购的业务进行管理。不过，聘请当地的职业经理人和派驻自己的团队是需要相互配合的，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公司自有的文化更好地结合。派驻自己的团队，对于总部了解当地的市场并获得成功也是非常必要的。
《成功营销》：您刚才提到生产OEM产品的中国企业需要发展自己的设计和创新能力，那您认为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发展情况如何？
Ron Haddock:企业应该创新产品，而不是复制产品，这对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十分关键。中国企业需要更加富有创造性，要自行设计和创新产品，它们能够做得到。一个明显的风向标就是中国创意产业的兴起，中国艺术社区正在快速地发展起来。
创意需要激发，在中国有很多创意源泉，音乐、美术、文学都可以激发人们的创意，体育也是能够激发创意的。在商业领域，我们称之为创新；私人生活中，我们称之为创造性文化。中国现在需要很多创意。我认为这使得服务行业充满了机遇，娱乐产业在中国有非常巨大的潜力。
成功模式如何复制
《成功营销》：对于一个即将到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它该如何选择适当的时机，进入适当的市场呢？
Ron Haddock:企业的出发点首先是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产品，它能满足消费者怎样的需求；之后需要了解全球不同市场的发展模式，市场生命周期（Market Life Circle）所处的阶段，企业在不同国家的运作方式，以及不同市场的特点和竞争情况，进而再考虑运用怎样的商业模式才能够成功。最后，纵览全球市场，找出当前最适合进入的市场，以确保其成功。
市场生命周期是关于市场如何发展演变的。举个例子，多年前美国汽车行业的利润来源于销售新车，如今70%的利润产生于新车销售之后，包括汽车配件、维修、汽车金融服务和二手车市場等等；而中国情况刚好相反，新车销售贡献的利润最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盈利机会也将产生于汽车销售之后。中国汽车市场生命周期将会从汽车新车销售不断演变发展，如同美国汽车市场的发展演变一样。了解了市场生命周期，企业就可以知道在市场发展的某个阶段怎样做才能获得成功。比方说，现在有些国家的市场对进口中国汽车已经准备好了，但另一些国家更容易接受中国汽车配件产品。
横向比较不同国家的市场情况，明确当地市场发展的阶段，从产品、渠道、企业的商业模式来考虑企业产品适合的市场，以及它将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这样就可以开发出针对全球不同市场的运营模式，最终令自己的产品可以在任何市场胜出。跨国公司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比如说中国的汽车市场成长非常迅速，GM就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很好地抓住了这个市场发展阶段，而对于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市场，则是GM在逐步寻找时机并将在时机成熟时大力开拓的市场。
反哺 篇4
关键词：工业反哺农业,制度贫困,制度反哺
一、工业反哺农业的国际实践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 尽管社会经济与国情存在巨大的差距, 但是都存在工农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失时机地进行工业反哺农业, 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倾向农民的制度安排, 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形成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1.在社会保障制度上, 逐步建立、完善了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1834年, 英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约40%左右, 政府为了协调城乡关系而颁布了《济贫法》;1947年又制定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工业伤害法》、《国民救济法》等许多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 初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法国通过“农业社会互助金”的形式, 实现了全国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险。日本则通过1961年实施的新“国民健康保险法”和“国民养老金法”, 开始将原来未纳入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的广大农民、个体经营者等无固定职业的收入者, 强制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中。到上世纪60 年代, 以农村公共医疗和养老保障为支柱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并开始得到迅速普及。[1]智利等国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农民社会保障体制, 农民所能参加并享受的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三部分。
2.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保护农民权益
各国在农村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措施不同, 但共同的目的就是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和农民收入, 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墨西哥把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小农场所有。菲律宾则是先征收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 然后由土地新主人分期向土地银行交付土地购买费, 银行再付给原地主。[2]日本为缩小工农、城乡差距的主要做法是通过一系列立法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充分保障农民利益, 大力支持农业发展。日本政府早在1951年、1952年就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土地征用法》与《农地法》, 从法律上确立了农民所有制的永久地位, 保障了农民土地财产权, 使他们能通过土地权利分享城市化发展成果。
3.户籍制度宽松, 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在国外, 农民迁入城市几乎不受什么制度的约束, 城乡劳动力呈自由流动的良性循环状态。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无户籍制度障碍, 城市居民对乡村居民也无“乡村歧视”观念和行为, 城市与乡村居民在国民待遇方面是平等的。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动自由, 他们不需要暂住证, 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工, 甚至可以在任何繁华地带支个棚户作为落脚的家。韩国在20世纪50 年代以前还只是一个农业国, 但是后来开始向工业发展, 并成为欧美产业转移的投资地之一。在这个时期, 大量的韩国农民工开始进城。由于韩国不存在户籍的问题, 所以这些农民工可以自由地到城市居住。在日本, 人口流动完全自由, 日本《宪法》规定了其国民享有迁徙的自由。日本实行典型的“户籍随人走”的制度, 这种制度便于人口流动, 农村居民无论走到哪里, 都有自己的合法身份, 都可以落地生根, 都可以享受到当地的各种优惠政策。[3]
4.逐步完善农民工的就业等相关配套制度
印度政府主要是通过立法来规范农民工的就业和服务条件。印度的法律明确规定:农民工工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法案》规定的标准。农民工从居住地到工作地所花费的路费, 雇主给予全额补助, 且保证为农民工提供合适、足够的医疗条件, 当农民工或家人生病时免费提供治疗。假期、工作时间和加班工资以及其他的服务条件, 不能低于当地劳力的水平。美国“外来工”医疗、教育不发愁, 民工患了大病、急病的医疗费可以合法地免掉;民工的孩子也可以和美国的孩子一样, 在他们父母的居住地享受义务教育, 免费读书。巴西农民进城后则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待遇。1990年, 巴西正式建立了“统一医疗体系”, 当农民工在生病、发生工伤事故、产假、入狱、死亡、丧偶时, 社保机构会发放工资、补贴或抚恤金。在日本, 无论工人是来自城市的还是农村的, 都实行终身的雇佣制, 并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险, 减少了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 使大量的农民进城后能够较顺利地成为城市市民。[4]
纵观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的历程, 我们发现在工业反哺农业方面, 这些国家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 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农民在经济发展上得到支持, 在交换中受到保护, 在再分配中受到照顾。由于这些制度安排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目标相一致, 这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其他的相关政策措施, 在工农协调发展上发挥了显著作用。实行适度向农村、农民倾斜的制度安排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需要。已经实行工业化的国家, 在城乡制度安排时, 基本体现了这一原则。
二、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在于制度反哺
什么是制度?按照西方新制度学派的观点,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更规范地说, 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5]诺思在运用科斯的交易费用和产权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没有投入要素的增加而只有制度创新的情况下, 也能产生经济增长。诺思与托马斯 (1999)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 “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 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6]在分析英国的情况时, 诺思更是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6]因此,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的制度安排会促进经济发展, 无效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发展。工业反哺农业作为变革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制定的国家政策, 同样与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如果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 或者不能提供有利于生产要素重新集聚的制度创新机制, 工业反哺农业无异于纸上谈兵, 无法实现。
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 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形成了肯定和否定两种对立的观点。多数学者持肯定的观点, 他们认为, 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持否定的意见。如林毅夫 (2003) 认为, 我国还没有达到大规模反哺农业的阶段, 其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目前的财政还不能满足对农民的大量补贴。[7]其实, 在财政投入不增加的情况下, 如果能进行制度创新, 提供一些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或废除一些无效率的制度安排, 同样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世界银行 (2004) 的一项模拟表明, 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 , 5%和10%的假设下, 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个、3.3个和6.4个百分点。[8]Whalley&Zhang (2004) 在假设户籍制度是劳动力迁移的唯一障碍的条件下, 通过一项模拟表明, 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对于劳动力迁移的障碍, 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9]
世界各国工业反哺农业的经验也证明, 消除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性缺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合理的制度性安排, 让主要的经济贡献者分享财富, 应该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日本在历史上一度工农差距比较大, 1931年农民的收入仅仅相当于市民的32%;农村劳动力大量滞留在农村, 1947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54.2%。针对这种状况, 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工业反哺农业的对策和措施, 及时实施有利于农村、农民发展的制度安排,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到了20世纪70年代, 日本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就已基本持平, 1998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的比重下降到占总人口的5.2%, 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太平洋沿岸城市带, 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准、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均不低于城市居民, 工农差别已消失。为解决工农、城乡发展严重失调问题, 韩国政府于1970年启动了“新村运动”, 走出了一条由政府推进主导的、扩散型的农村工业化道路, 制定了许多政策措施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而法国则在20世纪70年代, 实现了乡村生活方式城市化, 乡村拥有跟城市同等的生活条件, 农业劳动者和乡村居民的家庭在浴室、现代化厨房、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小汽车等方面与城里并驾齐驱。
我国“三农”问题为何如此突出?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何难以提高?学术界主要从农业的弱质性、农业为工业贡献资本积累及政府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偏向等方面做解释。其实, 深入探究可以发现问题的实质, 更深层次的东西是制度问题。农民群体 (包括农民工) 之所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 其权益遭受多方面侵害, 根源在于制度贫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7》中给人文贫困下的定义是:人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 而限制了人的选择。换言之, 要消除贫困, 就要尽可能地给人们提供选择的机会, 就是要使人们除了获取实物和服务的能力之外, 还有实现长寿、身体健康、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以及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机会。而我国农民恰恰很大程度地缺少这种机会的选择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农村自然环境恶劣、历史上经济发育滞后等等都影响着农民选择权的发挥。但是我们也遗憾地看到, 迫使农民放弃选择或降低农民选择效率的诸多因素中, 来自政府的制度障碍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村贫困的实质是“制度贫困”。[10]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人为地把居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排斥农民的劳动就业制度阻碍了农民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 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流入城镇, 城乡劳动力资源难于优化配置;不完善的农村土地制度造成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 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市民的转变;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向城市居民倾斜, 而最需要得到救济和保障的农村居民却得不到保障等等。正是这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失去了致富的机会。因此, 工业反哺农业最终要归结到对农民的制度反哺, 制度反哺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工业反哺农业不仅仅是增加财政投入, 重点在于改革和消除所有歧视农民和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制度, 通过提供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 促进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
三、我国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制度反哺的路径选择
相对于农业发展对财政投入的巨大需求而言, 我国政府用于反哺农业的财力是有限的。为了促使农村更好、更快地发展起来, 工业反哺农业的路径选择问题在我国就更为紧迫。相比工业反哺农业的其他路径而言, 对农村、农民进行制度反哺更具有核心价值, 更具有根本性。因此, 政府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工业反哺农业的成功经验, 针对我国农村制度贫困的现状, 通过制度反哺, 增强农民自我发展的机会和能力, 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增强农民的流动性
从国外农民的流动来看, 几乎不受什么制度的约束。国外户籍管理的主要功能是登记人口事项, 证明居民身份等, 户口管理中不存在身份不平等的现象。但在我国则不同, 二元户籍制度一直是进城农民面临各种歧视的基础性制度。现行户籍制度与资源和利益挂钩, 它给予一部分社会成员以优惠, 而对另一部分缺少关照, 从而使城乡居民财富收入差别的程度不断扩大。因此, 拆除城乡户籍的藩篱, 建立统一的全新的户籍制度, 农民发展才有可能、才有希望。因此, 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 首先必须拆除城乡户籍的藩篱, 建立统一的全新的户籍制度, 从制度上疏通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这将有利于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有序转移, 从机制上创造农民收入持久性增长的源泉。现阶段进行户籍制度创新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改变现行依据户籍区别公民身份的做法, 突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分类方法, 实行以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城乡统一的居民身份制度;二是逐步剥离依附或隐含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福利, 淡化户籍制度的社会经济功能, 恢复户籍制度只承担单纯的人口基本信息统计功能, 最终实现对所有社会成员一视同仁的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
2.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 促进农民就业
城市和乡村只是地域上的不同, 城乡居民只有分工上的差异, 而不存在社会地位上的高低、公民待遇上的优劣。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 要促使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就必须保障城乡居民一律享受国民待遇, 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和发展机会。改革开放后, 我国农民择业有了较为宽松的环境, 但农民在城市就业仍然受到制度安排的种种限制, 就业制度城乡分割明显, 严重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 应建立城乡统一、公平、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彻底消除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各种制度障碍。首先要规范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制度, 取消对农民就业的歧视性政策, 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拖欠民工工资的单位, 要依法进行查处,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 加大对农民培训和教育的力度, 大力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提高农村远程教育水平, 以此推动和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最后, 以优惠政策吸引乡镇企业到城镇工业园区集中, 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迁移成本和商品交易成本, 促使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档次, 整体素质逐渐提高, 从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3.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 土地是他们最重要, 甚至是唯一可以资本化的财产, 如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得不到实现和保护, 他们在参与社会竞争的起点上就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世界各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历程说明, 土地产权的变革是农业变革的基础, 如果没有土地产权的完善, 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得到提高, 农民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和土地产权流动性差等缺陷, 使得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益受损, 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因此, 必须深化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首先, 应从《宪法》、《民法通则》、《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上明确村民小组是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及其科学界定权能边界, 严格按照界定的责权利办事;其次, 完善农村的土地财产权利制度, 要稳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最后, 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设立土地流转专项基金, 鼓励农民走向规模化经营, 在政策上对他们进行倾斜, 在资金上加大扶持力度。通过农业产权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必将为农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铺平道路, 为资本向农业的转移创造条件, 进而促进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
4.拓宽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 城市化与农民社会保障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必要保证。这些国家在工业反哺农业时, 都非常重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当前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 世界各国的这一经验借鉴更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目前城乡经济社会条件相差甚远, 农民的社会保障基本处于无助的自然状态, 试图让城乡两种不同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马上并轨, 一下子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可能的。较为妥善的改革路径是城乡宜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城乡分头推进, 创造统一的条件和基础。借鉴城市经验, 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基金, 国家财政应给予大力支持。同时, 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 着手建立不同形式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 拓宽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缩小城乡保障方面的差别。第二步是逐步实行城乡并轨。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 可先行先试, 逐步推进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先选择部分地区进行试点, 作为过渡环节, 为统一并轨创造经验。目前, 应积极将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范围, 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打消进城农民的顾虑, 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才会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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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乌鸦反哺有感 篇5
小乌鸦终于出生了，乌鸦妈妈和爸爸到处捉虫给小乌鸦吃，小乌鸦们整天在外面玩儿，累了就回家，吃爸爸妈妈捉的小虫子，日子过得很开心。
一天，小乌鸦们回到家，看见爸爸妈妈正疲惫地躺在巢里，急忙问：“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了?”乌鸦妈妈含着泪说：“孩子们，爸爸妈妈老了，再也飞不动了，不能给你们捉小虫子吃了。”小乌鸦们懂事地说：“爸爸妈妈，你们等着，我们去捉虫子给你们吃。”
从此，小乌鸦们出去捉虫子，小心的把虫子喂给爸爸妈妈吃。爸爸妈妈看着懂事的孩子，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展会反哺城市经济 篇6
源自“周市”
欧洲是当今展会的发源地，早在中世纪，欧洲就有以米、油、鱼等为主要易货物品的每星期都开设的“周市”。现代意义上的展会最早诞生于德国，但是因为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领先一步，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则成为近代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现代展会，也是旧的贸易集市向现代大规模展会过渡的一个转折点。
地处欧洲中心，德国因为其交通的便利及工业的发达，成为世界上展览行业最发达国家。据统计，全球150个最重要的专业展览会中，有120个在德国举行。德国人的严谨工作作风也是其展会受到全球瞩目的原因——大部分在德国举办的展会，在会后参展商都能收到展会的数据分析资料。大多数德国企业都认为展会在提高公司知名度、展示新产品及增加新客户方面的作用最强。甚至有人做了这样一个换算，参展商在展会上每花费1欧元，都可以带来40欧元左右的合同。
相比于欧洲，北美市场由于有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容量，展览也在这一地区得到长足发展。同时因为其“小政府大社会”的现状，美国出现了拉斯维加斯、波士顿、纽约、旧金山和新奥尔良等多个著名的展览城市。在这里，美国会展行业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工，80%的展馆由政府所有，20%的由私人拥有。展馆的所有者与展会的组办方完全分开：前者只负责出租场地和设备；后者一般没有场地，需向前者租完所需硬件后再自行组展。
随着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展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在客观需求的推动下在此加速发展。虽然行业水平还不能与欧洲、北美相比，但是展览规模上已经开始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仅以2012年落幕的北京车展为例，1125辆参展车辆、120辆全球首发车、23万平方米，足以笑傲全球所有其他A级车展。放眼整个亚洲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因为其独特的贸易、交通及政策优势而成为跻身全球前十的展览城市。
开展之本
在什么样的城市、举办什么样的展会？这在展会行业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会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大可在接受《氏族》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两个条件：生成条件、接待条件。
“生成条件一般来说包括两点，第一需要有相关产业的积聚，第二个是举办地居民对所展览产品有一定的消费力。”刘大可认为，这是传统意义上办展会的硬件要求。简单的说，世界上最好的印刷机械展览在德国的海德堡，是因为那里是全球印刷机械工艺最先进的地方；而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展在义乌，同样也是因为那里的小商品行业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数最大最全。同样，消费力也至关重要，高端的奢侈品展，在北京、上海举办都没有问题，但是转移到宁夏、甘肃等地，也许门可罗雀——绝大部分居民很难有这个消费需求。
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发达的展会城市，都不一定具备以上两个条件，尤其是缺乏产业支撑。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为例，二者在质或者量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产业并不多，但却都是组办方在亚洲办展的第一选择范围。究其原因，无不是因为他们极为便利的贸易条件——港口优势、机场国际性和签证优势。以上海和香港做比较，就会发现，上海在交通、港口和机场等硬件设施上都不输香港，但是仅仅签证这一件事，就缓慢了其成为国际展览城市的脚步。不管是走进来还是迈出去，海关政策都会让在上海的大规模人员、物资流动成为展览组办方和参展商的一个不小负担。
有了生成条件，接待条件同样是关键。能否负荷短时间内大批外来人员的衣食住行，是对一个地方举办展览的能力的重要考量。“当然，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生成条件为主，接待条件为辅。生成条件满足了之后，接待条件可以后天人为增强。但千万不能主辅颠倒，那样就会出现类似鄂尔多斯鬼城那样的尴尬现象。”刘大可对于这两个条件的先后顺序尤为强调。
谁是主角？
去过展会现场的人非常清楚，那里更像是一场擂台赛，你方唱罢我登场，参展商与现场观众的交流沟通直至最后成交是展会举办的最大目的。说白了，展会的举办就是为了增进贸易。
然而，任何一场戏中，终归要给个主角归属。刘大可认为，毋庸置疑，展会的主角就是参展商和买家。“没有参展商，展会没有收入来源，没有物品可展，这是基础；没有买家，展会也办不下去。”
说到展会收入，一个展会的组办方主要从以下几个渠道有进账：出租展位、广告赞助、注册费用、设备租赁及门票收入等。可见，除了门票，其他几项基本都需要参展商来买单。当然，这并不足以构成其成为主角的理由。
“一个展览的最大作用是让参展商找到更多的客户，让客户在同一时空内集中看到更多的供应商。”刘大可认为，即使没有展览，客户也可以找到供应商，只是需要多花点时间精力，但是如果一个展览能把行业内顶尖的优质的供应商都聚集齐了，那这个展览就首先成功了一半。因为客户们会闻风而动，他们大多数会不请自来。也就是说，主角登场了，配角自然会到位等候。
著名品牌代理商在2012年举办了第一届耀莱奢华品牌博览会（以下简称“奢博会”），虽是第一届，却在业内引起不小轰动，原因就在于他们坚持“品牌是绝对主角”理念。耀莱集团会展传媒部总监郭颖在接受《氏族》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坚持请最好的品牌来参加耀莱奢博会，因为定位金字塔顶端人群，我们将这部分人群生活中需要的方方面面的物品都展示出来，大到豪车，小到雪茄，任何一个品牌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些品牌是这次奢博会的绝对主角，我们只做好幕后服务工作，为品牌提供最好的服务，品牌只需要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产品。”
不仅是展会
市场经济衍生出的服务业，尤需以经济效益说话，展会自然也不例外。有数据显示，在除去运营、营销及邀请等费用后，国际会展业堪称高收入、高盈利产业，平均利润率在25%以上。
而事实上，对于举办城市而言，一个成功的展会的经济效益远超过其本身。在展会期间，举办地的饭店、宾馆、交通、物流及旅游等其他产业皆会因此而兴盛一时，迎来他们的“黄金周”。
所谓“一方会展，八方受益”。这所谓“八方”中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旅游业。人们所熟知的瑞士达沃斯和中国海南的博鳌均是由于举办了全球要人聚集的世界经济论坛而名扬天下，成为现在的旅游胜地。而在有“展览之都”之称的香港，每年1000万以上的游客中，有30%的人是因为要参加各种展会而来。2012年3月，香港的三星、四星级酒店在“展会经济”的推动下，价格分别上涨了18.3%和15.5%。
与展会同被称为“朝阳产业”的物流在展会期间同样会赚到开怀。不管是展会开始前后，参展商品的运输包装搬运等，还是每天展馆现场的餐饮运送和设施存储等，都需要物流行业的绝对支持。尤其是一些高端展会上，展品的高昂价格下，参展商会提出各种严格甚至苛刻的物流条件，这使得物流业必须满足各种要求不断提高物流的质量，从而促成了整个物流行业的良性上升态势。
除此之外，房地产业是展会行业催生出的新的幸运儿。这往往发生于旅游业被展会带动起来之后，游客数量增多，商业房产首先受益。有了在这里从商的人，民用房地产自然也会因为这些人的到来、增加而水涨船高。
“反哺”渗透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 篇7
在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中国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下, 三农发展面临巨大的资金需求, 但农村金融产品不足, 金融知识薄弱, 惯有“两高一低” (交易成本高、风险高、回报率低) 的突出问题, 农村金融覆盖面很低, 大量的农户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贷款资金得不到保障, 无论从信贷约束还是总市场的角度来看, 农村金融存在的缺口问题相当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其重要原因是农村地区在资金上的严重“贫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概括成“钱、粮、人、地、权”五个字, 但解决这五个方面的矛盾依赖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而资金又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 农村资金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业税收、农村存款上存等形式大量投入城市, 为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建设输送了宝贵“血液”, 同时绝大部分农民工投身于城市建设和发展, 商业银行又相继收缩在农村的网点和业务。近年来, 国家度重视三农问题, 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反哺要求, 加大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引导金融资金用于农村, 金融部门努力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 加快涉农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 比如邮政储蓄银行的设立则旨在改变其作为农村资金外流“抽水机”的角色。尽管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一点成效, 但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近期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设立, 为建立多种形式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进行了有益探索。对于城市、工业和商业银行的反哺责任和农村金融改革创新都成为当下的热点和焦点。
一、当前农村金融的现状和主要特征
从1979年2月, 农业银行成为从事农村金融业务的国家专业银行, 标志着农村金融体制的初步成立, 1984年后, 农村信用社建立了县级信用联社, 调整农业银行与信用合作社的关系;同时多种农村金融组织、金融形式应运而生。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1997年11月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确定了“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 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 自此农村金融陷入一个僵局, 出现存款难、贷款难、支现难、转账难的局面, 形成了农村信用社“独户挑重担”、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的局面, 但农村信用社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
当前农村金融需求的主要特征: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研发、农产品流通渠道及设施投入的季节化。根据数据统计, 目前在部分地区新建立起来的村镇银行, 全国2 860个县, 3万多个镇, 仅有150余家村镇银行, 而且基本锁定县域资金, 存在明显的“汤水效应”。村镇银行在绩效方面表现为:总体盈利水平偏低, 经营风险状况良好, 资产规模对绩效有积极作用;绩效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而且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对村镇银行盈利能力有负面影响, 而对经营风险影响并不明显;发起机构对村镇银行盈利也有影响, 有其他法人参股的更利于提高盈利能力和降低风险。
但是村镇银行目前处于一系列的两难境况:服务三农, 还是放弃三农 (仅有47%的贷款涉农林渔牧) ;定位为政策性银行, 还是商业银行 (目前无法建立两者的通道) ;是独立机构还是分支机构;股权分散还是一股独上;是村镇银行或是县域银行等。
二、农村金融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目前农村金融改革存在主要的问题可概括为几个不平衡:其一, 改革进度不平衡,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农村后于城市, 经济体制改革是农村先于城市;其二, 服务网点覆盖不平衡, 全国银行业机构网点约17.2万个, 平均每万人1.3个, 而农村银行网点约2.7万个, 平均每万人0.35个, 而且农村人口分散;其三, 资金投入不平衡, 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款比为46%, 而全国平均存贷款比约为60%;农村人均贷款余额不足城市人均贷款余额的十分之一;其四, 业务发展不平衡, 城市金融创新快, 品种丰富;农村金融创新不足, 品种少, 服务方式单一, 结算手段落后。
造成当前局面的原因为:首先, 改革仅偏重于机构调整, 忽略了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和金融机构网点分布, 近年来各大金融机构为了集约化经营出现撤销农村网点、现金库和工作人员, 使农村出现存款难、贷款难、支现难、转账难的局面;其次, 商业银行的经营目的和经营策略导致农村信贷供需矛盾日益激化, 商业银行远离反哺责任;再次, 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式和审批程序与农村借款主体的现实状况不相适应;最后, 农村的信用担保能力低, 方式少, 农村保险公司发展落后。
三、农村金融改革方向与银行业反哺
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属于供给抑制型, 体系为选择合作制与商业化共存模式。农村金融改革首要问题是确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制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和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监控、激活三农金融业。
目前金融改革的几个重点方向:一是由城市金融改革向农村金融改革推进;二是弥补农村金融监督机构的空白;三是由大型企业金融向微小企业金融;四是利率和汇率的价格机制深化改革;五是强化反哺责任。农村金融改革应是一种新型的“普惠型”的模式, 满足农村多元化、多层次、大覆盖面的和可持续化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些具体措施落实包括:强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反哺责任, 由商业银行发起或控股成立村镇银行;建立和规范新型的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多元化的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建立良好的金融环境和信征体系, 规范的安全运营环境和监管措施。
四、农村金融改革的建议
1. 加强有效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
为建立多样化、有序分层的农村金融体系, 创新监管模式, 实施中央和地方的分级监管, 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监管权, 适当放松金融市场准入, 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通过立法使民间借贷法制化, 并将其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
2. 积极创新农村金融服务。
首先是金融服务创新, 积极探索完善金融服务三农的区域合作模式;拓展服务手段, 推广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咨询等业务。其次是金融产品创新, 设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贷款、农田水利改造专项贷款、大型农业机械按揭贷款及租赁业务;探索发展订单农业, 农业生产资料购买贷款、科技兴农推广贷款等品种;开发农产品专业市场和电子化信息网络市场的贷款, 以仓储、配送、分销等为内容的物流服务贷款品种。最后是推广农户联保, 达到信用增级和风险控制的目的, 完善担保机制、拓宽质押范围, 加强农村金融知识的普及和宣传。
3. 进一步理清农村金融格局。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期分批逐步建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机构, 向农户提供小额农户贷款、种养业贷款等形式的农业产业化贷款, 增加农村助学和消费信贷的投入;加快政策性银行改革, 完善政策性银行运行机制, 扩大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 发挥农业综合开发等政策性专项贷款职能。改造农发行, 突出政策性金融业务, 增加财政投入, 处理农发行的不良资产;实行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集中, 实行独立核算和分账管理。
4. 发挥货币政策作用。
对农村金融机构, 尤其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继续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 增加可运用资金, 提高信贷支农投放力度;改善支农再贷款政策, 发挥支农再贷款作用, 同时择机改革农村利率价格机制。
5. 发挥财税政策作用。
鉴于农业贷款的“两高一低”特点, 通过对发放农业贷款、农村保险的机构或贷款 (投保) 对象, 提供财政贴息、保费补贴等方式合理补偿, 调整部分税收起征点;提高风险覆盖能力, 逐步使农村成为商业可持续领域。充分运用农村金融机构优惠税收政策消化历史包袱, 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
6. 发挥监管政策作用, 完善保险体制。
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 适时适度放宽资金、机构和业务准入门槛, 吸引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 构筑城市资金流向农村的渠道。建立信用保障体系和政策性农村保险体系, 实行多户联保机制和信用积分机制, 建立合理的信用积分与授信度、利率价格挂钩机制, 实行相互担保, 风险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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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反哺农村激励机制探析 篇8
关键词：农村建设,人才引进,激励机制
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就在人才资源, 然而农村人才资源的短缺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瓶颈。而更为严重的是, 农村缺少吸引优秀人才、留住优秀人才和发挥优秀人才作用的良性机制。如何吸引、留住优秀人才、激发人才资源的活力, 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作用, 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加强人才激励机制的建设是关键环节, 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人才资源现状
1、农村自有劳动者整体素质偏低, 外来人才少
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人才资源的支撑, 这些人才一部分来自农村本土, 即产生于农民, 另一部分则要从外部引进, 如大学生“村官”、科技特派员、农业专家和科研人员等。但从现有情况来看, 农村本土的劳动力资源虽很丰富, 但很多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农民都大量流向城市, 这使得农村现存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还比较低, 包括文化知识水平和文化知识的使用能力都非常低。要提高这一部分劳动力的素质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同时也必须有一批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来起带动作用, 因此, 建设新农村的当务之急是引进一批优秀的人才, 以逐步带动农村人才整体素质的提高。虽然近年来出台了不少政策鼓励人才下乡支持农村发展, 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很多优秀人才都不愿意选择农村, 更不愿扎根农村, 农村现有外来人才的存量还是相当少的。
2、农村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且仍在持续
农村的劳务输出被称为脱贫致富的新型产业, 实践也证明劳务输出是南部山区贫困村农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因此很多农村特别是偏远和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力度还在逐年加大, 稍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农民基本上都实现了劳务输出。全国政协委员邵国培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现在每次到农村去, 都痛感农村空了, 青壮年走了, 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妇幼。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 只有进城的单向流动, 这种人才状况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长远来看, 农村劳务输出将使城乡经济差距越拉越大, 农村人才的流失严重阻碍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 对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 吸引并留住人才, 构建一支稳定而健全的人才队伍来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不容忽视的。
3、农村人才结构不合理
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自然条件等影响, 农村所需的人才类型有一定范围限制。《农村·农业·农民》杂志执行总编认为, 中国农村最需要的人才有四类:财富型人才、知识型人才、营销型人才、市场管理型人才。本文也赞同这一观点, 但本文认为财富型的人才不仅要有丰厚的资本还要有投资的意愿, 而知识型人才不仅仅包括具有农业技能的专业人才, 还包括金融、保险、医疗以及法律等专业的人才。从目前的情况看, 很多激励措施都鼓励农业技术人才和农业经济管理人才下乡, 特别是管理型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 到2008年底, 全国在任大学生村官总人数已达到13万人以上, 而金融、保险、医疗及法律专业方面的人才却很少。这种不合理的人才结构是不利于农村经济和谐发展的。
农村外来人才少, 优秀人才难以引进且流失严重, 一些行业专业人才缺乏, 究其原因还是激励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一方面由于没有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 很多优秀人才不愿意到农村, 更不愿意留在农村扎根;另一方面由于激励措施没有到位, 使得有些人才根本没有激情施展自己的才华, 导致人才对农村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能充分显现。因此, 我们必须构建良好的人才激励机制, 把农村人才的激励工作提到战略高度, 吸引并留住更多优秀的人才, 为农村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我国农村人才激励的具体措施
美国心理学家维克多·弗隆姆 (Victor H.Vroom) 的期望理论 (expectancy theory) 认为, 人是有思想的、有理性的, 人们的需要、目标、期望决定了激励的程度, 也就是说, 只有当人们有需要, 并且有着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时, 积极性才会比较高, 激励水平也比较高。因此, 要让优秀人才“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 就要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 满足他们的需求, 才能较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1、构建内容丰富的精神激励
(1) 给以情感上的温暖。一些优秀人才来到农村会有心理上的落差, 首先得给他们情感上的温暖。一方面, 他们来到农村之前, 各级领导要给他们以鼓励, 到了农村之后, 各级领导也要经常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表示关怀, 定期或不定期的找他们了解一些情况, 包括所取得的成绩或者遇到的困难, 特别是要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另一方面, 要给他们一个温暖的生活环境, 让他们觉得身边的每一位都是他们的亲人, 自己就是农村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通过各方面的关爱来稳定他们的情绪, 让他们觉得在农村工作是快乐的。
(2) 强化责任感。较强的责任心是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因, 强化责任感可以通过外部施加压力来实现, 比如制度监管, 但是这种从物质上、精神上多方面进行约束的方式, 是一种强迫人们尽职尽责工作的手段, 容易给人们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 最后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于支持农村发展的这一相对特殊的人才群体, 要他们能自我驱动强化自身责任感会更好。首先, 要给他们充分的权力, 有了负责任的权力, 再给他们压担子, 他们自然就不会抗拒了;其次, 帮助他们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帮助他们规划好未来的人生蓝图, 让他们明确自己的发展目标, 这样就可能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
2、构建个性化的环境激励
(1) 提供良好的工作平台。农村的工作环境和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异, 特别是初次来到农村的人才, 可能会因为对农村的诸多问题不了解, 对很多事情无从下手, 或者说心有余而力不足, 最后只好撒手不管。因此, 对于来到农村工作的人才, 特别是农业技能型人才和投资型人才, 首先必须有一个能让其充分发挥才能的舞台。对于农业技能型人才, 他们不仅要发挥自己的技能优势进行农业生产或科研, 还要带动全部农民提高农业技能, 这没有大量的具有规模的农业项目、实验基地以及农民们的广泛配合是难以实现的。而对于投资型的人才来说, 大量的农业项目和政府的相关配套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2) 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根据马斯洛 (Abralana Maslow) 的需要层次理论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 人才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层次的需求。任何人都是需要得到尊重的, 对于来到农村的人才, 本身心理上可能就有一定的落差, 就更需要被尊重。来到农村, 主要工作对象和工作伙伴是农民, 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农民的问题, 农民们虽然淳朴善良, 但也不乏蛮横不讲理的群体, 不能让优秀人才初来乍到就受挫。因此, 良好的工作氛围尤其重要。首先, 营造心情舒畅、和谐融洽、奋发向上的工作氛围是必要的, 特别是要增强农民群体对引进的优秀人才的凝集力、感召力和这些人才对农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其次, 要尊重人才的意见和行为方法, 用他们自己认同的目标、理想、信念等精神因素激发他们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3) 营造温馨的生活环境。思想轻松, 工作才能愉快。农村的娱乐设施相对比较少, 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也许只能独自在家里“自我放松”, 这对于工作减压可能没有太大的帮助。对于在农村工作的人才特别是只身一人在农村工作的人才, 家庭的温暖和组织的温暖是同等重要的, 因此, 经常组织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娱乐活动非常有必要。农村作为一个天然的大生态园是很多城市工作人员可望不可及的, 那么来到农村的这些人才正好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的现有资源开展一些原生态的娱乐活动。
3、构建有竞争力的薪酬激励
(1) 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农村难以引进并留住优秀的人才, 除了农村没有好的发展前景之外, 最为关键的原因还是很多农村的贫困让优秀人才望而却步。为了吸引大量的优秀人才到农村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薪酬水平的高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首先, 对于初次就业来到农村的人才, 其薪酬水平要和邻近城市工作人员的平均薪酬水平相当。其次, 对于职称高的、经验丰富的人才, 其薪酬水平应该比原来工作单位的薪酬更高, 同时还要略高于同级别的城市工作人员。人才来到农村, 在工作生活环境、发展前景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 用物质来弥补也不愧为一种好的选择。
(2) 确定适当的加薪因素。影响工作人员加薪的因素无外乎个人基本素质和资历、他人评价及行业标准、员工工作表现等三大类。要想在最大程度上激励优秀人才为农村发展作出贡献, 必须确定适当的加薪因素。首先, 工作年限即资历应该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农村吸引人才难, 而留住人才则更难, 随着在农村工作年限的增加, 薪酬水平要体现出大幅度的提升, 这样才可以吸引人才扎根农村为建设新农村服务。其次, 广大农民的评价也可以作为是否加薪和加薪多少的重要依据, 但对于来到农村工作的这些人才, 一方面不能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以尽可能扩大加薪面和加大加薪幅度为原则, 不一定非要评价为优秀才能加薪, 只是不同等级的评价加薪的幅度应该不同;另一方面, 对于无所作为的应该果断的予以辞退, 不能因为人才的缺乏和难以引进就姑息。最后, 工作成绩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工作积极性高、工作成绩突出的人才不仅要给予特别的奖励, 还要大幅提升薪酬水平, 以激励他们长期为农村经济发展而努力工作。
要使大量的人才流向农村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加强对农村如何引进和留住人才的研究, 通过激发人才到农村工作的热情, 激发他们在农村工作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他们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 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注:本文获得湖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的人才战略研究” (项目编号:08C488) 的资助。)
参考文献
[1]斯蒂芬·罗宾斯: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2]加里·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 (第10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岳永安:反哺农村, 当从人才开始[J].农村.农业.农民 (B版) , 2005 (11) .
[4]梁田庚:扎实做好农村人才培养工作[EB/OL].http://www.agri.gov.cn, 2008-11-25.
延伸纸媒价值,产业反哺报业 篇9
一、紧紧抓住主业, 着力打造纸媒品牌
包括纸媒在内的传统媒体, 要生存和发展, 必须明确其核心竞争力所在。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视阈内, 有一类经济学理论试图解释这种竞争力, 比如说注意力经济、影响力经济、受众经济、舆论经济、意义经济等。这类经济理论研究, 建基在这样的经验上:传统纸媒的经营模式多是“受众-广告”二元市场式的, 有了核心竞争力, 就有了良好的广告收入, 就能实现纸媒的正常运作。
单从概念解析上来看, 二元市场结构只能涵括进传媒经济学的领域内, 而纸媒依托于核心竞争力 (注意力、影响力、品牌、意义等) , 经营模式还应该有更多的作为空间。摆脱固有经营模式的视角, 就要超越纯粹的货币经济模式, 而看到媒体的真正价值, 它确是商品, 然而是文化、符号意义上的。是商品, 它就能构筑品牌;是文化, 也就能构筑意义。两者结合, 就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纸媒品牌, 它具有经济价值, 也更有品牌价值。
有一个疑问不能回避:在今天的新媒体环境下, 纸媒的品牌营销策略还能行之有效吗?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 从最火热的社交工具微博、微信来看, 受众最愿意关注的仍然是那些品牌纸媒账号, 新媒体的延伸反而成了加分项目。而在新媒体环境中的自我进化, 同时也表明这些品牌纸媒, 已经开始摆脱纯纸媒产业的经营模式, 并试图在延伸出去的产业平台上获取效益、反哺报业。
这种变化, 可以这样来抽象化:从纯纸媒产业, 充分向纸媒价值平台转换。面对各种新的传播形态的挑战, 原有的经营模式已经滞后。经营模式的创新难度很大, 比经营模式更难创新的是具有纸媒价值平台的认识理念。然而当前的纸媒价值平台发展, 过多地依赖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这就意味着, 形成创新和批判的理念认识, 更多的还是要从经营模式的改变切入。传统纸媒试图通过微信挣钱, 有的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表明的就是广告经营的业务范围扩大, 这也是根据变局求生的一种方式。
从纯纸媒到延伸纸媒价值平台, 并不意味着应放弃纸媒或者减缓纸媒分量。应充分认识到, 从纸媒延伸出的价值平台中, 纸媒仍然是根基。这一点, 主要是由纸媒具有的特殊属性所决定, 纸媒不仅是人们获取新闻来源的主要方式, 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 而且它的准入门槛和专业性, 使得暂时找不到新的替代品。此外, 纸媒经过多年的打造, 已具有良好的人才构建体系, 使其具有良好的主业优势。
大众报业集团董事长、总编辑傅绍万在《破译报业腾飞的密码》一书中, 用“一心一意干报业、风吹浪打不动摇”提及主业。在判断纸媒产业仍有生存空间的前提下, 傅绍万认为“报业经营就是经营报业, 经营影响力”, “所有多元都由主业生发而来, 多元利润还要再次反哺主业”。大众报业集团在纸媒衰退中的逆势上扬, 在过去的2013年再被佐证, 该集团在2012年实现利润7亿元, 在雄踞全国报业集团榜首的基础上, 2013年利润达到7.3亿元, 与总收入双双实现新的增长, 再创历史新高。
紧紧抓住主业, 就是树立纸媒的品牌意识, 用主业的影响力去抓取更多的资源, 进行更多元化的产业拓展。大众报业集团一方面针对山东报业“散乱小”的问题, 实行兼并、重组、整合策略, 最大限度地进行市场扩张、资源整合;另一方面, 始终坚持强化纸媒有别于其他媒介的特色, 致力于打造纸媒价值平台。有主业的品牌价值, 有市场扩张和整合能力, 这就为向多产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众报业集团良性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就是紧紧抓住主业。抓主业, 就是看到了传统纸媒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品牌, 纸媒具有不同凡响的核心竞争力。由品牌的内核出发, 既可以外向延伸、四面扩散, 不断扩大既有经营模式的业务范围;也同时意味着可以整合渠道、抓取资源, 不断进行产业延伸, 甚至进行与纸媒无关的多元化经营。然而所有的渠道和资源, 都来自于纸媒本身的品牌塑造, 这就意味着纸媒无论怎样转型, 都不能忘记极具传播力、影响力的“媒”。经营好“媒”, 就是坚守正业、主业。
二、以品牌为前提, 进行产业延伸
纸媒纯粹依靠广告经营风险太大, 一旦面临产业的冬天, 就很有可能惶恐。在过去的报业黄金年代, 纯纸媒过度囿于广告经营模式, 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 一系列报网融合、手机彩信的尝试应运而生, 再加上目前移动互联网的新挑战, 各种传播形态的你争我夺, 纸媒原有的广告经营份额早已被强力切割。因而, 如何把纯纸媒的品牌影响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困扰着很多传统纸媒。在寻求新的出路的尝试中, 不少纸媒单位在打造纸媒品牌的同时将纸媒价值平台延伸, 使我们看到了自身继续发展和往别的产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在经济学视域下, 品牌经济是生产力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以品牌为核心整合各种经济要素, 带动经济整体运营的一种市场经济高级阶段形态。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纸媒品牌, 与维系读者忠诚度的关系更为强烈:品牌是信誉、是市场、是财富, 更是难以估量的无形资产。有品牌, 可以短时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 但迟早能够完成转换。没有品牌就不可能有受众的忠诚, 把内容搬到新媒体上也不一定有人认可。
进行纸媒品牌的延伸, 毫无疑问, 其基础性的工作还是要继续把纸媒品牌打造好。如今, 许多报纸遭遇危机, 不仅是受市场外部环境的影响, 更是因为于自身来讲, 缺乏品牌塑造意识、缺乏市场竞争意识。而已经打造成品牌的优秀纸媒, 不仅在纯纸媒市场上遥遥领先, 在新媒体环境下也具有先发优势。尽管纸媒面临较大的困境, 但要看到新媒体环境的内外有别、地域和行业有别, 有一些地域、行业乃至特殊群体的纸媒还处于市场培育期, 因此其经营的空间仍然很大。即便老纸媒单位, 通过自身改革、资源整合和体制、机制创新, 也仍然能使平面媒体具有吸金能力。大众报业集团在济南, 《齐鲁晚报》占据绝对优势;在青岛, 《半岛都市报》占据了平面媒体70%以上的广告、发行份额;在淄博, 《鲁中晨报》一报独大;在潍坊、临沂, 通过产权联结, 实现和两地报业集团联合办报, 已形成控制性市场。[1]
在打造纸媒品牌的基础上, 应积极将品牌价值延伸到其他领域。
其一, 积极介入新媒体, 推动报网融合。这里并非单指顺势开通微博、微信等, 这只是传播工具的变更, 而并非盈利模式的改变。向新媒体延伸应根据互联网用户的特点, 找到自我发展的道路。杭州报业集团都快网络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19楼网站, 打造成了既是贴近城市市民的生活社区网站, 又是具有社会化属性的网络媒体, 为杭州市民提供了专注于本地生活消费 (柴米油盐、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 和情感问题自由交流的平台。广东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则积极寻找合作伙伴, 与腾讯网合作成立大粤网。无论是跳出“就新闻做新闻”传统思路的杭州19楼, 还是与技术端、渠道商进行有机合作的大粤网, 都比那些一般性的报网互动网站发展势头好。同样, 在当下最热门的社交工具微博、微信上, 一些品牌纸媒已经开始介入广告经营, 获取了一定的效益。虽然是二元市场的旧有经营模式, 但在新媒体环境中, 依托品牌纸媒原有的影响力依然有一定的吸金能力。尤其是微博、微信中影响力非常靠前的媒体。
其二, 整合资源, 向相关业务平台延伸。一些纸媒单位通过资源整合愈做愈强, 成为集团式的信息供应商;而在这个基础上, 创新运营寻找赚钱的路子。在多个事业中从事自己的生产、运营活动, 也表明纸媒价值平台有更大的商业价值。以英国的第一大报《金融时报》为例, 凭借强大的全球品牌优势, 它不仅在主业领域保持优势, 而且通过系列的调研服务、图书、年度报告、会议, 甚至还有手机和掌上电脑服务等相关行业业务, 转换和延伸了《金融时报》的品牌价值。[2]这一转换路径, 就是把强势的纸媒品牌资源转化为平台上的经济回报。从发展趋势来看, 《金融时报》若干年后有可能停办纸质版, 因为由纸质版派生出来的电子版已被市场认可, 而又能节省纸张、印刷和发行成本。从传播力和效益来看, 停掉纸质版更合算。这不能说不是纸媒品牌的功劳。如果没有多年来对《金融时报》纸媒品牌的打造, 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 也就不可能顺利往新媒体转型, 也不可能有今天快速向相关行业的拓展。在国内, 我们也已经看到传统纸媒在报纸印刷、报刊发行等上下游产业中延伸商务印刷、物流配送等业务。
其三, 除主业上的线下延伸外, 有的还延伸到了非相关多元化产业。比如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立足报纸主业多元发展, 先后成立了大河大图书公司、大河锦江饭店、河南瑞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 在非相关多元化产业发展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三、多元化经营, 用产业反哺报业
通常我们所说的纸媒价值, 在看得见的资产和收入外, 更大程度上指向的是品牌溢价。而品牌知名度对于纸媒来讲, 既代表着支柱性的广告收入, 更有可能代表着一系列优质的政府、企业和市场资源, 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多元化的产业拓展, 是反哺报业的可行之路。
品牌纸媒进行多元化经营, 首先要理清抓住主业和多元化经营的关系:前者累积资源, 后者反哺前者。纸媒只有真正地成为信息供应商、创新运营商, 才会有更多的多元化运作空间, 以大众报业集团的三四五发展思路为例, 它充分体现了这种依存关系。所谓三四五发展思路, 一是指培养三大支柱品牌, 即政经权威大报《大众日报》、整合集团资源的齐鲁报系、立足青岛的半岛报系;二是指构建济南、青岛、鲁中、鲁南四个区域“发展高地”, 通过跨地区办报实现报业集团的横向扩张;三是指发展五大产业集群, 即广告会展业、印刷业、发行物流业、网络文化业、商用楼和宾馆餐饮业。[3]
虽然报纸要抓住主业, 但并不意味着报业积累的品牌溢价可以闲置而不开发, 也不能不去充分利用摆在面前的政府、企业、市场资源。除了进行印刷、发行等上下游产业延伸外, 品牌纸媒还可以考虑多线条、多产业发展。以大众报业集团在全省的产业布局为例, 规划建设中的全省东中西三大文化产业园区, 占地约2500亩;占地上千亩、坐落在蓬莱海滨的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已经连续两年招生。利用品牌影响发展起来的会展业, “天一”会展已成为山东最有影响的会展品牌。与山东省国资委下属企业联合成立的山东省文化产权交易中心, 搭建起文化产权交易的重要平台。[1]此外, 发行物流板块、楼宇经济板块、网络文化板块和印刷板块, 共同支撑起集团产业发展的未来。
如今媒体跨界进入的领域越来越宽泛, 包括证券、基金、创投、彩票;地产、酒店、物管、出租车;影视、演艺、音乐厅、票务;旅游、度假村、创意园、艺术收藏品;教育、艺校、培训、出国留学;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安全食品直销服务, 等等。纸媒单位进行多元化运作, 难免会触及所涉领域不专业、经营人才匮乏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 多元化经营甚至跨界经营, 其最主要的资源优势依然得益于纸媒的品牌溢价, 因而多元化经营在相关领域的发展要加大力度, 而非相关领域的介入则要拿捏有度。不能盲目跨入那些超越自身能力的产业, 一定要实事求是去做, 不熟悉的不做、不擅长的不做, 优势在哪个环节就做哪个环节。上世纪90年代, 媒体在发展非相关多元产业中就出现了过分跨界而导致经营失败的一系列案例, 而且因非主业受挫把主业也拖累了。
纸媒经营困境, 是世界性的难题。纸媒真的完全没有出路了吗?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当前, 不乏唱衰纸媒的声音, 但也有一些品牌纸媒在向价值平台转型的路上, 证明了纸媒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在我们国内, 有一些纸媒的市场培育仍有空间, 而纸媒所具有的较强的意识形态等特殊属性, 使得纸媒存在的意义重大。在可预期的视野内, 党报不会死, 创新能力强的市场化报纸也不易死, 基于这些判断, 不应该轻易地放弃纸媒。尽管技术变迁所引发的传播革新带来纸媒的困境, 但纸媒价值平台却极具生存价值。在未来, 纸媒的价值平台很可能是集信息供应商、创新运营商于一身, 同时又是以品牌溢价抓取资源、进行多元化产业延伸的一个综合体。
多元化产业有了良好效益后, 应反哺报业, 继续推进纸媒品牌建设。之所以要强调“产业反哺报业”, 一是基于当前阶段、特殊国情的要求, 也就是巩固主流舆论阵地的需要;二是纸媒自身价值必须不断打造和提升。作为一家报业, 不管由多少产业组成, 其起支撑作用的依然是报纸品牌。只有真正具有品牌优势的传统纸媒, 才能更好地向价值平台延伸;只有真正具有了品牌溢价, 才能抓取更多资源, 进行更多产业运作。因此, 在纸媒价值平台延伸的路径上, “品牌”两字贯彻始终。
摘要：在纸媒经营越来越困难的背景下, 纸媒正在尝试通过相关多元经营甚至非相关多元经营摆脱困境。必须明确的是, 纸媒的多元经营起支撑作用的是纸媒品牌的打造, 只有把自身品牌价值提升, 才能延伸价值, 并在新的产业平台上获取资源。而且, 新的产业平台在获取效益之后, 也要以产业反哺报业。
关键词：主业,纸媒品牌,产业延伸,反哺报业
参考文献
[1]傅绍万.多点支撑、打造品牌——报业战略布局和资源整合的山东案例[J].中国记者, 2011 (7) .
[2]世笑瑾, 范以锦.转型中的传统媒体盈利模式浅析[J].新闻传播, 2013 (5) .
反哺 篇10
一、文献综述
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1986年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卢卡斯1988年的“论经济发展机制”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增长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通常把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称之为外生增长理论,而把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的增长理论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1.关于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
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研究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Barro(1990)[2]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通过将公共支出引入到具有固定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中,表明公共支出内生地改变了私人的投资回报,由此改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在公共支出尚未达到最佳规模前,公共支出的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当公共支出规模超过最佳规模后,如果继续扩大公共支出,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一般认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公共支出需要以公共收入为基础,因此降低私人储蓄来源,从而降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私人生产力,又刺激了私人储蓄。两者作用的强弱要看公共支出对私人支出的补充和替代作用的大小(杨继,杨卫,2003)[3]。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Ram(1986)使用115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分析表明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4];Easterly&Rebelo(1993)分析了28个国家1870-1988年的数据,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支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5];相反地,Landau(1986)使用了65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0的有关样本[6],Barro(1991)以98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5-1985年的数据[7],分析说明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A.Onofri和L.E. Fulginiti(2008)[8]在AK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世纪美国农业部门的数据,考察了公共研发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文中提出了三个假设进行检验:一是总投入(包括公共的和私人部门的)具有规模递增特性,二是公共投入增量对私人资本的长期需求具有正向作用,三是公共投入增量对私人成本具有负向作用。参数估计表明不同的估计方法和数据结构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最大似乎估计的结果最多支持第一个假设。贝叶斯估计可以满足以上三个假设,特别是第三个假设,因为两种数据的贝叶斯估计都能够支持第三个假设,即公共投入增量对私人成本具有负向作用。因此,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公共支出与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一样,成为在长期内能够有力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
2.关于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作为公共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并不确定。有学者认为转移支付能够通过富人向穷人和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两种途径的财富转移,提高资本的税后回报率,从而达到了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效果[9]。这位学者还利用75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证明转移支付与人均收人有确定的正向相关关系[10]。但是,Greiner & Hanusch(1996) 在引人公共支出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在分析政府消费对社会福利,继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强调转移支付增加会导致公共投入偏向非生产性,从而降低了私人投资的边际产出,进而使经济增长下降[11]。
本文沿袭了内生增长理论中将公共支出作为内生因素,研究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总体影响的基本思路,但是对于转移支付有不同的认识。在既有相关文献中的转移支付发生在经济系统内部,是指财富从经济系统内的一部分向另一部分的转移,转移支付来源于该经济系统自身。本文研究农业的内生增长,所指的转移支付是农业系统外的国家财政向农业的财富转移,转移支付来源于工商业或城市,而非农业自身或农村地区,具有实质性的反哺意义,转移支付量的大小显示反哺力度的大小。对于转移支付有不同的认识,是本文对内生增长基本模型进行扩展研究的基础。
二、内生增长模型的一个扩展研究
考虑一国某一地区的典型农户,假设其具有无限的生命期,并假设其家庭规模长期保持不变,即不考虑人口增长。设典型家庭的决策是最大化消费总效用,即max U=∫0∞U[c(t)]eρtdt,ρ为时间偏好率,即时效用函数取跨期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形式,即undefined为跨期消费替代弹性。
不做严格意义上的界定,本文假定公共支出形成公共产品,并且,农村公共产品可以分为消费性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和生产性公共产品(道路交通、水利灌溉等)两类,前者直接影响农户效用,后者并不直接影响农户效用,但是可以通过提高农业产出,进而提高农户消费水平间接影响农户效用。本文所考虑的公共产品主要是后者,即生产性公共产品。一般情况下,生产性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但是具有竞争性,即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使用会减少其他人的使用量,从而产生拥挤效应。根据Barro&Sala-i-Martin(1992)的设定,可以构造一个包含公共产品的拥挤模型。
设典型农户的生产函数为:undefined
其中y为典型农户的人均产出,k为典型农户的人均资本量,G为该地区的生产性公共产品的总量,Y为该地区的农业总产出。当G一定时,由于拥挤效应,农业总产出的提高会减少单个农户的公共产品使用量。
假设undefined,即y=Akf(τ)。
假定f(0)=1,当τϕ 0时,f(τ)ϕ 1,即公共产品的投入会增加农业产出,进一步假定undefined。
在以上假设条件下,该生产函数可以认为是AK模型的一个简单扩展。对于给定的undefined保持规模报酬不变,从而意味着经济将产生内生增长。
对于某一典型农户而言,由于既是农业生产劳动力的提供者,又是农业生产收入的所有者,在此情形下,分散决策与中央计划决策者的决策问题是一致的。如果不考虑忙时农户外雇部分劳动力,也不考虑家庭中部分成员的外出务工收入以及家庭所接受的转移支付(事实上,主要劳务收入和转移支付是外生决定的,即使考虑这部分收入也不影响模型的结论),那么在标准的AK模型假设下,农户的预算约束为y=c+k&+δk,其中δ为资本折旧率,k&为人均资本增量。
考虑这样一种供给机制,政府和农户共同承担公共产品的供给费用,政府承担份额为β,0≤β≤1,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典型农户的预算约束将变为:
此时,典型农户在平衡路径上的人均消费增长率为:
undefined
由(2)可知,
由假设条件可知,undefined,因此,在该机制下同样存在一个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水平τ**,满足以下条件:
undefined
可以证明:在τϕ 0时,对于任意给定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τ,随着政府承担份额β的不断增加,人均消费增长率γ不断增大,即较大政府承担份额对应较高的人均消费增长率。如图1所示。
(4)式给定人均消费增长率,公共产品混合供给水平τ是政府承担份额β的严格递增凸函数,即政府承担份额β的增加会导致公共产品供给水平τ的加速增加。如图2所示。
三、实证研究
本部分主要分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与上述理论分析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采用的基本数据如表1所示。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假定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由国家和农户混合供给,其中国家供给是国家财政(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出资。根据表1,国家供给量=转移支付=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业各税;农户自身供给包括两部分:一是农户以税收形式的出资,集中于国家财政,二是农户以“一事一议”等方式的出资,集中于集体经济。根据表1,农户自身供给量=农业各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
(一)国家出资份额与公共产品供给水平
依照以上数据处理的原则,农村公共产品中国家出资份额β=转移支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显示拥挤效应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第一产业增加值。整理计算后,β与τ的统计特征见表2所示。根据分析其对应关系,可以看出二者具有反向关系,并且反向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非常显著的。
表3和表4是对变量β与τ长期稳定关系的检验,也就是对其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协整性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描述。非平稳经济变量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均稳关系称作协整关系(张晓峒,2001)[12]。在检验变量是否具有协整关系之前必须要首先进行变量平稳性检验。本文对变量平稳性的检验采用ADF法。ADF方法的数学模型可以表示为:ΔXt=α+βT+γXt-1+δ1ΔXt-1+δ2ΔXt-2+…+δpΔXt-p+εt。由表3可知,变量β与τ经过二次差分之后就变成了平稳序列。根据上文分析,有β～I(2)和τ～I(2)。将 τ= -0.255*β + 0.187 的残差记为RR,变量RR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的结果,可知残差RR是平稳的,说明β与τ之间有长期稳定的关系。
注:D2β表示变量β的2阶差分。c、t、k分别表示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及滞后项,选择标准参考易丹辉(2002)。
Granger(1988)[13]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是无效的。上文已经证明了变量β与τ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那么β与τ之间是否存在着Granger因果关系呢?对此,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这一问题来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注:滞后阶数取2,根据AIC准则确定。
由表5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将拒绝零假设“βdoes not Granger Cause τ”,而接受零假设“τ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β”,说明二变量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即β是τ的Granger原因,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中国家出资份额(β)是引起公共产品供给水平(τ)变动的一个原因。
(二)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影响关系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中国家供给(即转移支付,用Y3表示)和农户自身供给(即农业各税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之和,用Y2表示)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用Y1表示)影响的关系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总体性影响符合一般性直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对应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上升,根据表1计算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对应关系如图3所示。
如果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分成国家供给(即转移支付,用Y3表示)和农户自身供给(即农业各税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之和,用Y2表示),考虑这两部分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用Y1表示)的回归关系,用以考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结构性影响,那么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β与τ的对应关系似乎有所印证。利用EVIEWS6.0对数据进行检验,其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变量LY1、LY2、LY3经过一次差分之后就变成了平稳序列。根据上文分析,有LY1～I(1)、LY2～I(1)和LY3～I(1)。
注:LY1表示变量Y1的自然对数,D1LY1表示变量LY1的1阶差分,其他类推。c、t、k分别表示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及滞后项,选择标准参考易丹辉(2002)[14]。
本文采用EG两步法对LY1、LY2、LY3进行协整检验。首先用传统的回归方法估计,获得如下模型(括号中的数字为对应系数的t统计值):
(13.89) (5.85) (-15.76)
记式(6)的残差为R,对R的ADF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回归模型残差R是平稳序列,这说明变量LY1、LY2、LY3之间的协整关系成立,亦即表明LY1、LY2、LY3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既然变量LY1与LY2、LY3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那么LY1与LY2、LY3之间是否存在着Granger因果关系呢?同理,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这一问题来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注:滞后阶数取2,根据AIC准则确定。
由表8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将拒绝零假设“LY3不是LY1的Granger原因”,而接受零假设“LY1不是LY3的Granger原因”,说明二变量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即LY3是LY1的原因,表明国家供给(即转移支付,用Y3表示)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的一个原因。同理可得,农户自身供给(即农业各税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之和,用Y2表示)也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的一个原因。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内生增长模型的扩展研究表明,反哺有利于农业发展,反哺力度越大,农业增长率越高,如图1所示。反哺对于农业发展之所以具有积极作用,不仅因为反哺所形成的公共支出作为内生因素直接推动农业发展,而且反哺对农户自身的公共支出具有引致效果,从而起到间接推动作用,如图2所示。因此,加大反哺力度对推动农业现代化,继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当β=0时,即没有任何的反哺时,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而言,有可能加大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破产风险,如图1所示。这一结论意味着反哺对贫困地区农村是至关重要的。时磊和杨德才(2006)通过对贵州省的37个样本分析,对这种极端现实情况从另一个角度也有所揭示[15]。
第二,基于我国现实情况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在公共财政框架下,以转移支付形式实施的反哺成效有待改善。一是当前的反哺力度在农业不断增长的情况下逐年减弱,表现为反哺份额在公共支出总量中的比重β逐年下降,如图3所示,这与(6)式所揭示的反哺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意义并不协调;二是具有反哺意义的公共支出与农户自身的公共支出之间的替代关系是不合理的。这种替代关系的不合理性不仅在(6)式有直接的揭示,表现为LY2和LY3的系数均为正的情况下,而LY2*LY3的系数为负,而且在变量β与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拒绝零假设“βdoes not Granger Cause”,而接受零假设“ does not Granger Causeβ”,这意味着并不是农村公共产品过多导致了反哺份额β逐年下降,更可能的事实是,由于反哺欠缺,逼迫农户自身公共支出的增加,以适应农业生产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高的需求。而现实情况正是反映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极其不足,需要增加供给。一项数据显示[16],中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工程失效和报废的逼近3成,导致个别地区可灌溉面积减少近半。直至2003年,中国19.5亿亩耕地中,还有11.1亿亩尚要靠天吃饭。这一结论意味着在进一步加大反哺力度的同时,还需要来源于反哺的公共支出与农户自身公共支出之间形成合理的适配关系。
乡贤反哺汕头潮阳 篇11
从事建筑行业数十年的郑立平，每当回想起家乡道路多年前坑洼难行的景象，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每逢下雨天，路面就会积水难退。开摩托车的民众需小心提防身边驶过的汽车，免得被溅得一身泥水。
由于财政吃紧，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20多条市政干道曾经长时间缺乏维护和建设。2012年，潮阳区领导“有点不好意思地”向热心公益的郑立平表达了请其捐款帮助政府修路的意思。
“刚开始，书记说让我支持800万，剩下的1000多万由政府承担，一块把中华路改造好，”郑立平回忆，“书记修路也是为了百姓，却给我说了很多好话，我也不好意思了！”数天后，郑立平回复区委书记陈新造：“整条路我全包了，按照方案建好送给政府，政府把配合的工作做好就行。”
手续完备之后，郑立平亲自带着施工队，开始对全长1256米的主干道中华路重修，在政府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下，整个改造工程仅耗时54天，中华路面貌一新。
汕头市潮阳区乡贤认捐公益项目之一：笛套文化传承培训基地。
“这种‘自捐自建、政府配合的捐赠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行的创新模式。”正为辖区内几十条破旧道路发愁多时的陈新造，借用中华路项目的经验和效应，顺势全面推动了一场“反哺工程”。
由于操持得力，在接下来的3年里，大批潮阳籍乡贤争先响应，出资出力支持家乡基础设施、教育、文化等公益建设。截至2015年12月底，潮阳区乡贤认捐公益项目达581个，累计捐赠金额超过36亿元，这几乎相当于这个区同期的财政收入。
随着反哺行动的深入，乡贤们的爱心和力量，也已经从支持民生事业发展，逐步扩展到投资兴业参与家乡的经济产业发展上来。借乡贤反哺之力，这种创新管理模式，正在成就潮阳特色经济模式之路。
困中求变
2016年春节后第一周，陈新造去了趟香港，出席潮阳同乡会举办的新春团拜。
拜访旅居外地的潮阳人，是潮阳这个著名侨乡历届党政领导班子的惯例。陈新造2011年7月就任潮阳区委书记后，这种互动更加积极。
“团拜会来了一百多名香港各界的潮阳精英，有许多是勋章获得者和太平绅士，是各领域里的杰出人士。”陈新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逢重要节庆时间，他要么外出参加类似活动，要么恭候返乡的乡贤，沟通感情，邀请大家回乡投资建设。
潮阳区原是一个县级市，在2003年行政区划变更后，分设潮阳区和潮南区两区，归汕头市管辖。
但原潮阳市的经济产业较为集中在现潮南区管辖区域内，而常居人口、尤其是离退休人员则较多集中在现潮阳区辖区，这给潮阳区留下沉重的包袱。
2011年潮阳区新一届班子成立时，全区人口170多万人，占汕头市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但人均耕地0.12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全区公共财政收入10.53 亿元，仅占汕头市的九分之一。
此外，全区经济基础薄弱，民生事业欠账问题严重，而城乡基础设施差的问题尤为突出，城区内市政道路和国道、省道等主要交通干道因年久失修而严重破损。
“我们以汕头市九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来供养四分之一的行政人员，以及支持三分之一人口的公共服务。”陈新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突破财政制约的瓶颈，困难重重。
争取上级政府给予支持，盘活闲置资产进行出售或抵押贷款，使尽了这些传统招数之后，潮阳区财政依然捉襟见肘。“中华路是潮阳的脸面，已经到了非修不可的时候，但财政又实在不够钱，所以试着向立平先生开口。”陈新造坦言，在提倡服务好企业的今天，让企业家帮政府修路，这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没想到立平先生提出整条路他全包了，由他建好后交给政府。”
这令陈新造意外，也引发这位地方官员对企业家内心想法的分析思考。他采取了一个新模式，直接由捐款人按照规划设计承担项目建设，政府积极配合。
“因为有人担心捐献后，钱会用得不到位，企业家会担心这种事情。”郑立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让他们自己来建就不会。
事实上，潮阳区贵屿镇多年前就发生过捐献项目处理不当事件。有企业家捐资在当地建设一所学校，却遭当地村干部请来的承建商反复更改建设计划、追加款项，导致捐献者一怒之下停止捐款，项目被迫烂尾收场。
施工过程中，郑立平经常一大早就到工地监工。据潮阳区政府工作人员透露，由于改造项目中涉及部分管线更换的问题，为了让项目能在2013年春节前完工，郑立平又加大了出资，实际花的钱比原公布预算的2500万元要多很多。
“那条路是自己认捐的，质量肯定要修好，不然会被人骂，那还不如不要干。所以从质量、速度等方方面面都要做得好。”郑立平说。
作为潮阳中心城区的中轴线，中华路全长1256米，是潮阳城区最古老、最繁华的商业街。经改造后，中华路路面拓宽为24米，双向4车道，两侧各设置5米的人行道，并添置了路灯和绿化带，大大改善了周边出行环境。
遍邀乡贤
地处粤东沿海的潮阳，自东晋隆安年间置县至今已有超过1600年的历史。北宋高僧大峰祖师历经8年努力，四方募集，终于在潮阳主要河流练江上修筑起18孔石桥和平桥的事迹，至今仍在当地流传。数百年后，和平桥仍屹立在练江上。
潮阳区和平大峰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卓锦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潮汕地区民众将大峰祖师视为慈善事业的鼻祖，建起“报徳堂”，将大峰请入堂内崇祀，并捐献钱物，大行善举，这成为现代善堂的雏形。
如今，善堂这一融合了潮汕本土文化特色的民间慈善救济机构，不仅遍布潮汕地区，而且跟随潮汕人迁移至海外的脚步，走进了海外潮汕人聚居的地方。
卓锦奎说，全球范围内现有500多间善堂，每年都有海外善堂人士回到潮阳“壮香火”，寻根谒祖，形成了独特的善堂文化。
慈善文化也与潮阳人强烈的故土情结相融合，影响着一代代潮阳华侨华人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改革开放后，大批潮阳籍华侨华人回到家乡探望亲人，并捐资支持家乡建设。在1978年至2002年间，该地共接受来自华侨华人的捐款，有正式登记的就超过5.88亿元，修建了大批学校、敬老院、路桥等公益设施。
出生在潮阳的陈新造至今记得，小时候每逢家乡出现灾情，很快就有华侨赶回来捐款救灾，华侨捐建的学校和医院更是随处可见。
在陈新造看来，潮阳人深受大峰慈善精神影响，又眷恋故土，如果能够调动分散在国内各地的100多万名潮阳乡亲，以及120多万潮阳籍港澳台同胞和侨胞，加上本土这“三个潮阳”的人文优势，“内外发力”，将能为潮阳社会经济建设带来更多动能。
2012年年中开始，潮阳区领导班子，比以往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出去”，联络各地乡贤。“走动只是面上的功夫，大量的工作在幕后的细节处。”副区长张国春说。他那时候还是和平镇的书记，一开始便参与了“反哺工程”的许多工作。
潮阳区公益基金会是“反哺工程”中的重要载体，每个捐建项目及每笔捐款都由这一机构记录存档。作为该项目的亲历者，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民忠认为，“反哺工程”得以成功，前期细致筹备工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2012年6月着手筹建潮阳区公益基金会的同时，潮阳区委、区政府就动员各区、镇、村三级干部做摸查工作。
“了解各镇哪些公益项目比较重要，按先后缓急加以区分，汇总过后分期分批来推介。”张民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会将收集来的项目需求汇集分类，将优先推介项目编印成册子，附上项目介绍，以及相应负责统筹的政府部门，如道路改造项目，就由城管局来负责。
“乡贤会关注募集来的资金会用到什么地方，他们需要了解项目，心中有数了才愿意为家乡捐献。”张民忠说。曾经在统计局、审计局工作过的张民忠将档案编制方法应用到潮阳区公益基金会资料管理上，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档案记录制度。
与此同时，各村支书还会摸查当地有多少外出经商的企业家，集中在哪个城市，从事哪些行业，是否在行业中发挥领头作用，以及他们愿意投资、捐赠家乡的哪些项目等，并将相关信息汇总。
随后，区委区政府率先安排村干部、镇干部作为“先头部队”，带上公益慈善推介项目册拜访外地潮阳籍的企业家，做游说工作。
2012年底，潮阳区委区政府集中组团到珠海、深圳和广州三地向潮阳籍企业家募捐。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乡贤反响十分强烈。在珠海首站，公益基金会募得7000多万元，远超预想的1000万元。
这一年春节前后，仅仅通过珠海、深圳、广州和潮阳本地共四场公益基金募集活动，潮阳公益基金会获得的捐款数额就达到了8.7亿元。
从那时起，每年组织公益反哺募捐活动就成为了潮阳区委区政府常态化的工作，并坚持采用“以项目募集资金、由乡贤自行建设”的模式。每到一地，都得到当地潮商组织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每一场募捐活动，几乎都是认捐声此起彼伏，高潮迭起。
为了让捐建项目得以快速落地，潮阳区委区政府为每个认捐项目安排了相应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逐级负责，跟进项目建设进度。
潮阳区委区政府每年还不定期召集城管、纪检、检察、审计、财政等多个部门举行会议，对各项目施工进行协调，同时排除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的行为，确保项目质量的同时，也避免了慈善“空头支票”发生。
2015年，潮阳区委区政府把公益反哺延伸到扶助贫困家庭、弱势群体方面，在全区发起了“让贫者不再无助”精准扶贫活动，共募集到扶贫资金和物资共计6325万元，对特困人员实施“一对一”帮扶。这项活动得到了包括宗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使精准扶贫活动更加深入人心、更具广泛的群众基础。
截至2015年12月底，潮阳区乡贤累计认捐公益项目达581个，涉及道路建设、教育、文化、环境整治、水利设施和治安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累计认捐金额超过36亿元，其中建成项目达420个，已建成率超过72%。20多条市政道路、潮阳博物馆、潮阳笛套音乐传承基地……一大批捐赠项目建成投入使用，整个城区面貌焕然一新。
陈新造认为，公益募捐活动，募集到的不仅仅是数十亿的款项和潮阳的美誉度，其意义更在于唤起了在外乡贤心怀故土、情系桑梓的情绪，强化了在外乡贤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弘扬了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风尚。
投资反哺
从一名泥瓦工白手起家的陈桂洲，现经营着一家地产开发企业。在得知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潮阳笛套音乐面临“人走艺亡”的传承危机时，他于2004年出资成立东信文艺协会，开始培养笛套音乐接班人。
在潮阳的“公益反哺”名单中，陈桂洲自然是重点发展目标，几经发动，陈桂洲决定斥资8000万元，建造占地面积22亩的耀明书院。这座以陈桂洲父亲陈耀明命名的书院，目前已经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笛套音乐的传承基地。
在2014年建成后，耀明书院免费对公众开放，并免费举办培训班、各类工艺演出，承担起一定的社会功能，2015年被中国侨联评选为27个“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之一。
陈新造说，耀明书院运营至今，每年日常管理运营、教育培训投入巨大，至今都由陈桂洲承担，减轻了地方财政相当大的负担。恰恰是调动社会资源参与社会治理，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实惠，推动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调动社会资源发展公益事业的同时，潮阳区委区政府也将目光投向了产业投资领域。
与许多潮阳人在外经商成功有所不同，潮阳本地经济发展仍较为落后。陈新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他上任后，潮阳经济发展态势有所改观，经济发展指标综合增速连续四年在汕头各区县中保持第一，但仍缺乏一批产业链条比较长的项目，尤其是高新科技项目，这关乎潮阳能否保持可持续的长期高速发展。
而经过多方筹资，潮阳基础设施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同时，推行多年的“反哺工程”也让区委区政府上下加强了服务意识，实行了“一站式办公”和“一条龙服务”制度，为吸引乡贤“投资反哺”创造了条件。
经过多次组织招商团队到乡贤集中的城市宣传推介后，潮阳区委区政府成功邀请了一批乡贤回乡投资，或借助乡贤牵线搭桥招商引资，目前已吸引了总投资额超过600亿元的投资项目。当中包括计划总投资约200亿元的练江新城、20亿元的国美物流城、35亿元的白求恩潮阳医院（养老中心）、20亿元的深圳潮商集团潮尚城、60亿元的中电云信息科技园和60亿元的迪信通海门旅游度假区等。
反哺 篇12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但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十分突出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于城市。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尽快扭转, 不仅制约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也会严重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也是统筹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当前,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那么该如何进一步转变反哺方式, 搭建反哺载体, 创新反哺机制, 增强反哺实效, 切实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作力度, 扎实推进我国新农村建设呢?
一、工业反哺农业的内涵
一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要由农业哺育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 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放到国民经济整体格局中去考虑, 改变农业“弱质”地位, 进一步提升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二是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利地位, 使更多的资源投向农村和农业, 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 形成农业新的生产能力。
三是国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使公共财政由原来的支持城市为主转向更多地支持“三农”。
四是加快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实现农业现代化。
五是企业直接反哺农业。通过促进农业的工业化, 发展乡镇企业, 以乡镇企业的利润补充农业生产和农业基本建设。
二、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或路径选择
(一) 政策反哺
依据工业反哺农业战略实施的需要, 调整扭曲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农业发展政策, 制定科学的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 并使这些政策法律化, 以保证工业反哺农业在法制的框架下进行。
(二) 资金反哺
以国家公共财政投入为主, 通过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资, 以政府投入吸引和带动全社会对农业投入。同时建立政策性的农业贷款制度, 以反哺农业为目标, 增加对农业投入的金融支持。另外还有民间资本的投入。
(三) 技术反哺
主要是完善现代化的农业科研、技术开发、教育及技术推广体系, 建立涉及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不同学科领域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体系和农业技术的教育推广体系, 推进农业的机械化程度, 把大工业的成果、自然科学和技术引入农业生产过程, 提高农业的发展能力。
(四) 人才反哺
加快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 尽快改变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要由农民负担的状况, 建立和完善农村基础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在农村教育中的责任。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力度, 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 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培养人才。
(五) 产业反哺
在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 农户与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银行等独立经济组织通过市场经济活动建立宏观一体化的反哺。
(六) 组织反哺
通过建立农业行业协会或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使分散农户成为市场主体, 克服家庭经营的现实弊端, 发挥分工优势, 提高农业产业的组织化。通过产业型组织的分工协作, 完成农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的任务, 以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七) 企业反哺
企业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主体之一, 通过市场途径, 遵循市场规律, 对农村地区或农业进行投资、生产、经营, 为农村、农业带来资金、技术、先进的营销与管理手段等现代生产要素, 并带动当地农业实现种养、供产销、农工贸一体式的发展, 进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八) 制度反哺
就是从制度建设入手, 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 改革户籍制度, 让外来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改革就业制度, 构筑城乡一体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
三、当前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的问题
(一) 只注重经济反哺, 忽视政策反哺
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 人们关注的是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经济反哺”措施, 却恰恰忽视了“政策反哺”的重大作用。经济反哺虽然效果直接明显, 立竿见影, 但也有局限性, 比如财政支持主要用在医疗、教育、社保、救济、扶贫等方面, 属于公共产品, 农民不能由此致富;财政分摊到8亿农民头上十分可怜, 农民难以凭此富裕起来等等。
(二) 财政对农业和农村投入总量明显不足, 结构不尽合理
财政预算内支农资金近年来虽在增加, 但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和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农村资金短缺, 农民贷款困难, 依然是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 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失衡问题仍严重
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制约, 我国公共产品投入重城轻乡的现象十分突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在生活、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差距明显;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社会保障覆盖面、享受养老金的标准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方面, 城乡差距均较大。
(四)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 使得反哺效果不佳
在我国,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 缺乏能够参与和影响政府政策制订、监督政府反哺农业政策实施、并且能有效进行自我保护的农民组织, 使得反哺效果不佳。
(五) 反哺和支持的机制还不完善, 支持农村发展的合力尚未形成
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农业信贷资金投入规模不能满足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对资金的需求。部分地方和企业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 进展不快;部分企业和村在帮扶上存在短期行为, 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数村集体经济发展缺乏内动力, 缺少有效载体和发展空间, 许多村债务包袱沉重, 化解难度较大。
(六) 鼓励和吸收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的有效机制有待完善
近年来, 我国虽然出台了许多“重农惠农“的政策措施, 但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投资农业,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缺乏相关配套措施, 表现在建设用地、土地流转、税收优惠、资金倾斜、银行信贷、电力等方面, 缺少切实可行的扶持政策。另外, 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农村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薄弱, 农村人才、技术资源等纷纷流向城市, 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建设缺少生产要素资源, 这也是制约社会资本投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因素。
四、思路或对策
(一) 以工促农方面:公共财政要重点向“三农”倾斜
工业反哺农业是一种政府行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 必然要求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当前要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 加强对农田水利设施、科技推广、农业综合开发、农村义务教育及其它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 还要增加对农村医疗、农民培训等支出, 尽可能提供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
1. 加强各类资本投入, 建立“工业反哺农业”支持体系
一是创新公共财政支农机制。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和“三个高于”的要求, 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让公共财政更多地投向农村、惠及农民, 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
二是创新税收制度。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实施有利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税收优惠政策, 继续加大农产品加工税收优惠政策的力度。要把农业补贴政策的重点放在良种推广、标准化生产、小型农机购置、农业生产保险、生产贷款贴息、农户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领域。
三是创新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机制。调整城市偏向的金融制度和资金供给政策,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发挥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 在规范整顿的基础上, 逐渐拓展其业务范围, 积极承担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扶贫贷款等业务。探索农村信用社改革新模式, 做好小规模农业贷款零售业务, 加大农户小额贷款投放力度。积极引导商业银行进入农村, 建立一个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四是发展农业保险。成立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 对农业生产实行政策性保险。进行农业灾害保险立法, 明确保险性质、经营形式、组织体制等, 规定必须开办和投保的险别、险种及保险责任、保额和费率。建立农业灾害风险基金, 对灾害保险免除全部税收。发达地区可建立区域性农业保险公司, 基层也可建立农业合作保险社。
2. 加强公共品投入力度, 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一是突出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力度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确保农民生活、生产不受影响;加快农村公路建设。要按照“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多元投资”的原则, 加快城乡通达的公路交通网络建设, 建管并重, 逐步把农村公路等公益性基础设施的管护纳入财政支持范围;继续抓好农村电网改造。提高农网改造覆盖率, 扩大电网供电人口覆盖面, 并解决农村无电人口的基本用电问题;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继续促进基础通信网络向农村延伸, 解决农村信息化“最后一公里”问题, 向农民和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及时、准确、实用的各类信息。
二是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保障机制。认真落实“两免一补”政策, 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 扩大覆盖面, 还要同步提高农村中小学的公用经费的保障机制。
三是建立健全农村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并建立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农村卫生服务队伍。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和药品监管, 规范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足额、及时向乡镇卫生院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财政补助。加大农村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力度, 优先在农村落实扩大免费预防接种范围的政策。
四是建立健全农村困难群众救助体系。要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 稳定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要继续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医疗救助办法, 既要搞好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衔接, 又要真正缓解贫困群众的就医困难;要加大临时救助力度, 为因特殊原因导致生活暂时出现较大困难的家庭, 提供临时性生活救助;各有关部门要对低保对象在医疗、教育、住房、法律援助等方面制定有关优惠政策或帮扶措施, 提供及时、必要的救助。
五是建立提高农民素质的人才培训机制。政府出资, 通过采取集中培训、送教下乡、现场指导等形式, 为农村培养土生土长的实用技术人才;同时建立鼓励城市涉农科技人才、各类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工作的机制, 实施农村“引智工程”,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人才保障。
3. 加快构建“科技兴农”的实施机制
一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继续深化基层农技体制改革, 加强农技人员继续教育, 提高服务“三农”的本领。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和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农业重点实验室。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承担农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示范, 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运转高效、支撑有力的农业科研创新体系和精干高效的成果转化体系。
二是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以农业科技示范户和农业企业科技研发能力培养为核心, 以农民信箱、现代信息为手段,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政府组织推动, 市场机制牵动, 科研、教学、推广机构带动, 农业企业和技术服务组织拉动, 专家、技术人员、示范户和农户互动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立服务组织进村入社, 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新机制, 形成人、财、物直接进村入户的科技推广新模式。
三是加大科研投入。要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科技专项投入, 提高农业科技在国家科技投入中的比重。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实现农业由“资源依赖型”向“科技依存型”的转变。
(二) 以城带乡方面:必须向农村和农民敞开城市的大门
城市支持农村就必须要打破城乡壁垒, 取消城乡分割的一系列制度。以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目标, 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 加快城镇住房、社会保障、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解决进城农民及其子女在购房、就业、入学、社保等方面的政策限制, 真正形成农村人口自愿、平等、有序进入城镇, 努力消除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1. 构建城乡资源整合机制, 形成“以城带乡”发展格局
一是统筹城乡规划管理体制。通过规划引导作用, 进一步整合城乡资源, 积极构建中心城市、中心镇、中心村既相互衔接又合理分工的体系, 同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与农村新社区建设, 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城乡结构。
二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通过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 加大对欠发达山区的支持力度, 促进资源、技术、产品向山区转移, 同步推进发达地区的加快发展与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形成地区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结构。
三是创新城镇化建设投融资及管理体制。运用市场机制, 实施“市场化、产业化、多元化、规模化、一体化”改革, 拓宽融资渠道, 大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城镇建设, 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四是实施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化。从完善城镇功能和加快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出发, 按照集约发展、效益优先的原则, 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城乡产业布局, 以县城和区域中心、资源中心镇为载体, 逐步形成城乡分工合理、区域特色鲜明、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产业空间布局, 形成城乡紧密联系的产业互动链条。
2. 创新农民进城机制,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
一是统筹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 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 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 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 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 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地开展就业竞争。
二是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着力实施“百万农民培训工程”, 积极探索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的对接机制, 把技能培训、就业介绍、就业后管理服务融为一体, 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三是创新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制度是制约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和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一大障碍。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 积极推行“市民化”管理, 促进进城农民在子女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待遇, 使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和待遇, 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3. 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安全阀和减震器,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减低社会分工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保障。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情况, 逐步加大对城乡社会保障的投入, 建立城乡统一、相互协调的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和保障标准;将失地农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放在社会发展首位, 将城乡所有劳动者及困难群众纳入医疗和养老保障范围, 进一步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建成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4. 通过优惠政策引导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
政府要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来引导城市工业企业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带的企业和外企投资于农村。一方面通过政府贴息贷款和一定形式的财政补贴, 增加企业技术改革的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减税或特殊行业免税的优惠政策, 吸引城市工业先进的技术、设备、优秀的人才向乡镇企业转移, 使农村工业具有独立生产某种产品的能力和拥有某种技术, 扩大它的生产规模增加利润。这样在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的同时, 可以使生产资源优化配置, 降低生产成本, 产生规模效益。
(三) 农村自身发展方面:推进农村改革, 优化经济结构
经济反哺是输血, 政策反哺是造血, 但农村自身也需要革新图强。
1. 进行乡镇机构改革
我国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农业税取消后的实际情况, 乡镇机构改革要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 弱化行政管理职能, 强化培育市场主体、招商引资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等调控职能, 推进村镇撤并, 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2. 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机制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给集体土地以完整的产权, 允许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增强农村自我发展的内生性力量。积极探索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资源利用补偿机制, 建立经营性用地市场定价机制及合理的征地补偿安置和利益分配机制, 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 为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过渡创造条件。要完善土地占用审批管理制度, 探索促进农地集中规模经营。
3. 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要保护和盘活现有集体存量资产, 采取资金和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多种形式, 兴办企业、市场或经济实体, 确保集体稳定性财源。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村级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 强化民主监督, 确保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完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 积极鼓励农村企业、农民自愿捐资兴办村民集体直接受益的公益事业, 充分调动农民自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
4.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要通过立法、资金、试点示范等各种政策, 鼓励培育农民经纪人和企业家引导和鼓励农民产前、产中和产后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组合, 建设包括专业协会、股份合作社、各种经济联合体、农工商一体化联合等专业合作组织。同时, 建设农产品销售服务体系, 减少中间环节, 促进农民增收。
5. 发挥龙头企业作用
要着力培植农业龙头企业, 对龙头企业与基地或农户全面推行契约化经营、合同化管理, 组织龙头企业与基地或农户签订产销合同, 明确产销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使双方真正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四) 城乡互动方面:构建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 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统筹城乡发展, 就必须使农村和城市紧密联系起来, 互补互动, 构建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
一是要把工业强县、工业强镇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途径。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和汇合点, 要充分发挥农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优势, 统筹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的发展, 加强城乡工业的分工协作和交流, 推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同步并进, 向一体方向发展, 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是大力发展小城镇经济, 坚持把发展小城镇同调整乡镇企业布局、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等结合起来, 以小城镇为依托, 以产业为基础, 以企业为载体, 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向小城镇集中, 带动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小城镇转移, 引导农村人口到小城镇定居, 加快形成企业集群、产业聚集、人口集中、市场扩大的良性互动机制, 促进小城镇快速健康发展, 带动县域企业集群和产业集聚, 培育县城主导产业,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三是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大市场。城市和农村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两个板块, 城市家庭居民户和农村居民户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两个组成部分, 在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要协调“城乡两大市场和两大经济主体的关系”, 而协调这些关系时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加强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 为此需要解决城乡市场的分割和城乡市场体系的不对称问题, 建立和健全城乡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四是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和农民相结合的反哺机制。反哺工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但政府不能大包大揽, 更不能代替和包办。该由政府承担的反哺任务, 各级政府不能推卸责任;该由市场、由社会承担的任务, 政府要确实移交职能。特别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工业反哺农业是亿万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 农民的主动参与是保证反哺工作成功推进的重要前提。
五是积极探索城乡互促的激励机制。发展经济学家桑加亚·拉尔 (Sanjaya Lall) 把激励有效性作为工业化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认为成功的工业化是“激励、能力和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农业发展实际上也要从激励、能力和制度上解决先进或适用生产要素、社会保障向农业或农村转移和灌输问题。要健全和完善经济发展各主体之间利益均衡和激励相容的市场机制。现阶段, 工农互动和城乡互促的主要任务是在工农部门、城乡之间建立一个平等获得生产要素的机会和机制, 取消限制农民进入市场获得先进生产要素的体制障碍和政策障碍。
六是构建有利于反哺农业的法律保障和支持体系。借鉴发达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立法经验, 用立法的形式把反哺农业变成国家意志, 以保证对农业的反哺。首先要将扶植支持农业的政策措施落实在法律制度上, 并使专门针对农业的财政、金融、税收、投资、补贴及保险等法律在农法体系中占有重要分量。要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上的事权和财权关系;确定政府农业投入的来源渠道, 规定农业投入的份额、投向、使用原则等, 以切实加强对农业的资金反哺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