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主义

2024-05-08

托尔斯泰主义(精选6篇)

托尔斯泰主义 篇1

一、引言

哈代与托尔斯泰作为世纪之交最杰出的作家, 对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二者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及其作品中所呈现的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多维视角远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 生态女性主义为我们面对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环境和女性问题不是孤立的, 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缓解环境问题对社会所造成的压力, 从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新的角度去思考引起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原因, 有助于开启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思路。

二、生态女性主义概述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是女性主义面对当前生态危机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思潮。正如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瓦尔·普鲁姆伍德所说, 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一次海啸, 它建立在其它形式的女性主义思想基础之上, 因而它与每一种女性主义都有着部分共识”。国内哈代小说的研究者众多, 不过整体而言研究零散, 浮于表面。国内对托尔斯泰小说的研究侧重于对托尔斯泰女性观的研究,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甚少。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全新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 对两位作家小说中阐释的生态女性主义观进行对照解读, 力图最大程度的对小说蕴涵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予以展示, 并分析它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哈代和托尔斯泰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观比较

西方以男性为中心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亲密关系, 使得二者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从终极意义上讲, 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 即二元对立思维和价值等级制。哈代与托尔斯泰的小说真实地展示了妇女在工业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遭受的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迫及生存困境, 着力讴歌她们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的不屈精神。

(一) 真与美的幻影———《苔丝》与《哥萨克》中的女性与自然

哈代笔下对于自然浓墨重彩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 在其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中, 苔丝一个在英国乡村自然环境中长大的清纯少女, 有着乡村姑娘的纯朴自然, 同时身上又有一种朴实无华的高贵的气质和坚韧的性格。鲁枢元在论述人与自然、艺术的关系时说:“诗与艺术是扎根于自然的土壤之内、开花于精神天空之中的植物。女人比男人更接近自然, 也更接近艺术;穷人比富人更接近自然, 也更接近艺术”。充满快乐、活力、朝气的乡村姑娘苔丝最直观地体现了这种女性与自然内在的联系。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逐渐侵入英国农村城镇, 传统小农经济崩溃, 淳厚乡民潦倒, 女性与自然无疑成为工业发展进程中最大的受害者。苔丝的美与真成为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侵蚀前留给人们的最后的幻影。

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哥萨克》是托尔斯泰在生态女性主义方向上探索的早期成果。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描绘了高加索自然和女性融合化一的生态女性美。罗坚在分析庄子崇尚自然的美学价值时说:“对自然美的追求, 实质上是对社会丑的一种反动。作为自然主义者, 庄子美化自然是为了突出社会的丑恶 (文明的异化) , 赞美自然是企盼人性的复归 (返璞归真) , 回归自然是为了自我解脱 (审美的超越) 。”这一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确认了自然对社会压抑和人性扭曲的拯救力量。托尔斯泰对自然生态的崇拜也同样具有追求人性复归和对抗社会压抑的意义。“那些客厅、那些掺有假发的抹油的头发, 那些不自然地拿动着的嘴唇, 那些遮掩起来的、奇形怪状的瘦弱的四肢, 以及客厅里那些本来不配称作谈话而勉强充作谈话的偶喝私语”。《哥萨克》体现了托尔斯泰身体力行地尝试通过回归自然, 追寻生态女性, 探索疗救社会的门径。

(二) 毁灭与救赎———《还乡》与《复活》中的女性与自然

在哈代的小说《还乡》中, 女主人公尤苔莎在繁华的布达茅斯度过童年, 现代文明的象征在她的性格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并赋予其朦胧的现代意识。她奔放不羁、我行我素、不安现状, 受物质文明的引诱对外面的精彩世界充满渴望, 她本属于自然, 是荒原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可是现代文明对她的诱惑却让她逃离庇护她的自然, 最终只有毁灭。《还乡》展示了一幅自然受到工业文明的无情侵蚀,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 大自然面临生态危机的悲剧性画面。

在小说《复活》中, 托尔斯泰把关注的目光从俄国贵族女性的发展问题转向了最受俄国男权社会漠视的下层女性马斯洛娃身上。马斯洛娃作为一个俄国下层女性的缩影, 一个“当代的奴隶”的女性缩影, 她从一个纯真的少女蜕变到一个妓女的过程,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 她的蜕变实质上是一个沙俄男权社会的奴役过程和阶级歧视, 也是其自身背离女性与自然和谐共存环境所吞下的苦果。

(三) 批判与审视:哈代与托尔斯泰的超越与局限

哈代的小说在出版之初曾备受质疑, 甚至被指责为有伤风化, 托尔斯泰则是一个被欧洲的批评家几乎完全忽视的主题, 作家所遭受的冷遇恰恰验证了二者独立不羁的思想及其超前的生态主义意识, 他们的小说是为众多社会底层女性鸣不平的“抗议书”, 女性与自然在他们笔下是真与美的化身。

哈代的生态女性主义观中虽然有明显的现代文明批判意识, 他致力于探讨和营造人与自然、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和谐关系, 但是他突破不了现实社会的束缚也没有能力寻求到解放女性和自然的途径。托尔斯泰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带有从政治经济制度出发的社会生态发展的改良意识, 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社会制度, 认为沙俄男权社会制度是危害女性生态发展的根源。

哈代与托尔斯泰的生态主义女性观虽然受时代的限制有一定的矛盾性和局限性, 不过这种矛盾与局限体现了作家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文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 表明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已经上升为一种强大的国家意志。通过对比分析哈代与托尔斯泰作品中自然与女性的命运与位置, 构建女性从“缺席”到“在场”, 从“毁灭”到“重生”, 逐步摆脱“边缘”与“他者”地位的生态女性主义价值观, 这和当下倡导生态文明, 倡导和平与和谐社会的时代脉搏殊途同归, 为构建和完善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指明了方向。

谒托尔斯泰墓 篇2

一座朴实简陋的长方形墓地,安详地躺卧在一个叫图拉州亚斯纳亚·波良纳的离莫斯科只有193公里路程的小镇上,但它却是“世间最美丽,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这就是享誉世界的俄罗斯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墓地。近日出差俄罗斯,有幸与这位最敬仰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作了一次心灵的沟通。

少年时就爱读俄罗斯文学作品,特别是托尔斯泰。聆听他们的思想,稚嫩的心灵总是被一种善良的感情充盈着,让我在葱茏的岁月里感受着油墨的芳香,绿草的清甜,小鸟的欢叫,大地的厚实,生命的韧性;享受着那神魂飞扬的陶醉。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庄园里度过了一生,他的几部传世经典,都是在这座庄园里完成的。他避开了世俗的喧嚣,避开了烦人的交际,安静地和他挚爱的乡亲们在一起,沉浸在他美丽的文学创作中,享受着属于他的艺术人生。

我们参观完隐于密密的白桦林间的庄园,走过他为农奴孩子们创办的学校遗址,沿着一条宛若静静流淌河水的一道绿色地毯铺就的林间小路,来到后山上去看他的墓地。

林间既凉爽又幽静,清晨的风里,夹杂着一点湿润的清新。小路的两旁耸立着许多高大的气度非凡的树木,树下长着低矮翠绿的灌木丛,钻石般晶莹的雨点哗哗落下,刚才还在随风起伏的灌木丛叶子静止不动了,贪婪地吮吸着雨水,小鸟的啁啾伴随着清脆的雨声显得更加悦耳动听。环顾四周,烟雾蒙蒙,树叶重新变换着翠绿的色彩,一种沉浸在忧郁中的宁静,一种俄罗斯乡间特有的美景神韵让我折服。

恭立在托尔斯泰墓地前,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它没有墓碑,更没有任何标识,旁边只有一棵苍劲的大树,这棵树是他生前栽种成活的。他的祖母曾经告诉他说:种下树木的地方,就是幸福的地方。托翁记着老祖母的告诫,嘱咐女儿把他安葬在自己种下的树旁。大树下有块青青的草地,四边用竹片插成相连的护栏,中央有一方隆起的长满了青草的小土堆,就在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土堆里,长眠着影响了世界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的坟墓这样简陋,完全是遵照他本人的意愿。他交待他的女儿:死了之后要像埋葬乞丐那样,用最便宜的棺材,为他做最便宜的墓地。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人格信仰至死不渝,他晚年最大的痛苦,就是厌倦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他说他要放弃一切使他灵魂难以清静的累赘:财产、名声、成就、地位,让自己的灵魂在野草的覆盖下安息。

托尔斯泰主义 篇3

在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价值中, “真诚”无疑是极具分量的字眼, 在《什么是艺术》这本论著中, 作品的感染程度即接受效果取决于艺术家忠实于自己的程度, 即艺术家的真诚。在这种情况下, 交流的双方都能毫无保留地透过这层交流建立起信任, 并把这种信任上升到一种宗教信仰的相互认同上, 在托氏的大部分作品中, 主人公的态度转变正受到这方面的巨大影响。这种转变无论是在情节还是整个结构上都占据了重要位置, 玛丝洛娃和列文的道德转向中极为明显的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正如“人们奉若科学信仰一样服膺的某些适当信仰能够一时促进诸多态度”1的男女主人公在面临存在主义式的重大抉择时努力能够努力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然而问题在于, 从逻辑的层面上推演其转变的内在动力成为了隐藏在文本肌理中的致命伤口, 这一点也成为了以往道德说教小说的一致通病。“为了态度而引入信仰, 从而这种态度就变得不是更稳定而是更不稳定, 不妨屏除信仰, 态度于是崩溃”2。

在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宣称的那种思想史上的革命那里, 你几乎很难看到托尔斯泰这支现实主义传统所维系的几点薪火了。诚然, 俄国与整个欧洲大陆之间存在实际的隔膜, 整个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现实主义潮流在俄国影响甚微, 福楼拜的客观叙述法和左拉的实验小说的影响还没有传播到俄国, 在对于无所不在叙述者的抑制方面, 对传统叙述原则的强烈反驳背后, 是受到十九世纪机械原则支配下独立人格的流失和被消耗。宣讲式、大声疾呼的声音已经在欧洲大陆渐渐消逝了, 在这种整体的背景下, 俄国文学并没有继续承接这一传统寻求开拓, 而是在得到别林斯基的号召并得到相应的社会革命的基础上, 寻求与这种革命相呼应的新的文学创作范式。这一努力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达到高峰, 两代人之间的不同价值取向被理解为俄国历史上两条不同道路的分界线。在托尔斯泰的《复活》等小说中, 这种类似主题得到一贯的延续。

同时新的特殊的政治气候以及共产主义也容易造成这样一种一元倾向, 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主流文学接受并被奉为圭臬, 俄国的社会活动家们相信通过这样一种哲学的贯彻, 文学可以以它的特殊方式:延续宣传和教育的方式促成社会的变革和民众的思想启蒙, 由此提出了批评家大多围绕人物的典型性展开自己的观点, 批判现实主义很大程度表现为人物在新旧立场上的艰难挣扎, 从中诞生的新人和多余人便是这种典型化人物塑造的最好代表。然而, 在面对更大的危机时, 也就是托尔斯泰面临抉择的危机当中, 这种选择显得尤为艰难, 黑格尔指出, 一个人可以背叛他固有的阶级立场所付出的勇气绝对不会亚于一个人在处于人格分裂时要承受的痛苦。宗教不同于主义的效果正在彰显出来:它仿佛是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手术进行中最佳的麻醉剂, 这无论对托尔斯泰本人还是十九世纪的俄国上层阶级而言, 都是乐于接受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变动期, 至少在十九世纪俄国革命的强大呼声下, 托尔斯泰在他必须要作出人生重要抉择的时刻, 借助宗教实现自我解脱也是不难理解的。

关于真诚问题的大致讨论并不打算局限到此, 在俄国形式主义大力推崇的“陌生化”原则的强烈支配下, 就今天而言, 受到保守倾向教义的支配下的托尔斯泰在创造力上也显得非常平庸, 就整个创作价值而言, 他没有比一个世纪前的歌德走的更远, 必须强调一点, 这个歌德是正处于德国文学史上所谓的狂飙突进时代, 以及斯特拉斯堡求学时代的歌德曾经探索过的路径。

假定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对两位在文化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大家进行一番比较, 会揭示出《安娜·卡列尼娜》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之间正存在着一种平行的类似关系。两位主人公都采用了自我终结的方式消解个人与现存秩序之间的冲突, 前者的显在主题是对现存社会进行直截, 否定的道德评价, 揭露了作为社会之基础的伪善原则导致的人性分裂, 同样的概括也适用于后者, 但两者悲剧的不同之处在于受到主人公观念和阅历的影响。小说的叙述重点放在了引发悲剧的外部环境上, 而对安娜的越轨行为持认可态度, 表面上看, 小说的重心也体现在此。

关于这一点, 我并不想做过多的赘述。我们最好把注意力放到这样一个角度, 即这篇小说吸引我们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透过作者试图营造的层层危机, 安娜的死亡是否促进了个人在爱情和婚姻两者之间“自为存在”的自由选择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 个体与外部权力的关系被理解为“高贵意识”和“卑贱意识”的循环往复。在个体与社会关系失衡的状态下, 处于修正和对抗的冲动实际上逐渐演变为阻止异化的“卑贱意识”, 并努力重新向平衡双方关系的高贵意识进行转变。在这里, 个体的“绝对精神”在为实现自我的“自在自为”的同时, 也成为推进文明的根本动力。

在《安娜》中, 19世纪处于文化和政治转型期的俄国正好赋予“异化社会”以实体概念, 日益堕落的信仰体系和道德沦丧已经深入到这个腐朽社会的肌理中间, 个人需求和社会意志之间的冲突变得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 安娜的肉体——精神双重出轨则是高贵意识向卑贱意识转向中的“中项意识”。当旧的社会伦理观支配下的道德秩序对内在的生命热情造成无情的枷锁。主体在面对这种冲击的压力下转向分裂。在屈服——逃离——主宰自身一系列自发冲动过程中, 主宰自身的冲动实现体现在为刻板保守的机体 (家庭) 中注入崭新活力的激情, 即对过度理智化生活的排斥与弃绝, 这进一步体现在安娜为组建新家庭所抱的强烈希望之上。这一切成为了她希望能够目睹得到的幸福表象。也同样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她生命的灾难性终结。因为这样就等于把个人的“自在自为”同现存秩序的典型化身沃伦斯基相互捆绑起来, 成为两个注定不相容分子悖论式的融合, 新的冲突在所难免, 这样的努力也注定无法得偿所愿。因为这样一种自我意识的确立过程本身即意味着一种矛盾, 在相互对立的两种价值基准错位当中, 隐藏在自我意识深处的冲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因为个体毕竟存在于社会共同体的影响之下, 无时不刻地置身于他者的关系之中。既成的个性也好, 人格也罢, 抽象的观念难免受到他者的影响和支配, 在这种情况下, 安娜的行动更近乎于一种自虐。因为即便主体的自我意识是高度纯粹的, 但在理解过程中纯粹意识就已不复存在了, 而转而屈服于对象的“不纯性”。假如完美的理想的“人际关系”要借助完美的纯粹的自我真诚地相互理解来实现, 那么, 这种理解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正如同一个世纪前因为“自在自为”的理想付出生命代价的维特一样, 托尔斯泰没有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 在一个充满必然性的世界里, 安娜既不能实现自我超脱, 也不能体现反讽, 因此未来注定与她的理解力无缘, 毁灭她的恰恰是她那种超出常情的真诚。对她来说, 现实世界中的自我的封闭实属一种被逼无奈, 而封闭中对自我的质询更加尖锐。使她只有在习惯势力的夹缝中上下求索才能求得生存。在那个时代, 女性总需要和传统势力作部分的妥协。而这种妥协的结果也未必能够时常如意, 在自我的反思过程中个体的意识终究摆脱不了忏悔和颓废, 两种意识相互绞缠, 成为安娜意识内部的基本结构。

同样也是站在19世纪分界线上, 在人类最后的精神堡垒里苦苦支撑的托尔斯泰执著谈论的那种真诚已然不复存在。尽管正如18世纪的歌德所陈述的那样, 他正是借助《少年维特之烦恼》从个人世界的痛苦中脱身的, 从苦海中脱身之后的若干年后他在诗剧《浮士德》中间, 发现实现自我超越的动力来自于建立在不屈不挠意志之上的自我超越。但是, 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古典人格模式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自我”“主体”“心灵”的不一致性、不稳定性, 即:“主体”不是“自我”所能控制的本体, “心灵”不是“主体”能把握的对象, 从这个角度看, 安娜没有充分意识到她选择的生活道路, 由于性别的原因, 至少从自我实现的先天不完满上, 导致这样的选择最终是盲目的, 和大多数现代女性不同的是, 她缺少个人的经济独立, 相比之下, 她所处的外部环境, 只能承担一部分责任, 只能解释, 不能证明这样一种从本质上而言是逃避选择的选择以及它的内在价值。

摘要: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参照媒介, 从个人理解出发, 以《安娜·卡列尼娜》的文本为基础进行再发掘, 从古今不同的真诚观为切入点审视托尔斯泰主义并对其当下性作出明确认定。

关键词:真诚,信仰,冲突,两种意识

参考文献

[1]赵小琪.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A.I理查兹, 杨自伍译.文学批评原理[M].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2

[3]陈惇, 孙景尧, 谢添振.比较文学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托尔斯泰的忧郁 篇4

从“疯人院”到修道院

托尔斯泰早就想离家出走了。1884年是第一次,但走到半路,他就感到自己尚缺乏力量,不得不返回家中。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难过极了……真不该不走。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对自己小国寡民的庄园主生活感到羞耻,“这一切如何了结”?

早在1880年代初,他就希望能按福音书的指示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分给穷人,并身体力行,开始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实行平民化,布衣素食,体力劳动。“有个时期我曾经以自己的才智、门第自傲,现在我知道了,如果说我身上有什么好的东西,那就是一颗敏感而又能够爱的善良的心。”

他在《忏悔录》中说,“我们这种富豪的、博学的人们的生活不仅使我反感,而且失去了任何意义。”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家产和版税,统统分给穷人,以求得良心上的安稳。他的这一决定让他的妻子大为恼火,二人之间龃龉不断,托尔斯泰的耳根再也难以清净。

“这一切如何了结?”他认为“一切时代的优秀分子”都应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人的生而不平等、人类尊严感的丧失、人性的罪、政治的恶……这一切如何了结?他不认为“暴力抗恶”是一个可选择的道路,暴力本身即为恶,其最终导向的结果仍然是一种恶。

托尔斯泰于是强调“道德的自我完成”,他在1908年的日记中写道:“是啊,需要进行自我修养——我在八十高龄的今天所做的,正是我十四五岁时怀着特有的热情所做过的同一件事: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以克服自我为中心并劝人为善,“要想使人们的状况好起来,必须使人们自己好起来……而为了使人们好起来,必须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

他成了一个悲天悯人的、宗教教主式的人物——看到冬天里的乞妇,那乞妇又冷又饿,“而我穿着暖和的短羊皮袄,一回到家就大吃鸡蛋!”他感到痛楚、羞愧;看到街上的雏妓被带进警察局,“而我却在一间干净舒适的房间里躺着看书、喝无花果泡的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对此无法忍受,内心深受煎熬。但人们在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里照样过他们的日子,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世界很正常,发疯了的只能是托尔斯泰,他说:“我知道,我是疯子。”“我在这疯人院里难过极了。”

最终,托尔斯泰选择了飞越人间的疯人院,离家出走。他希望自己的老年能够像印度人一样离开家庭到森林里去。他在出走那天夜里写道:“我的做法与我这种年纪的老人通常的做法一样,即抛弃俗世生活,以便独处,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度过一生最后的时日……”他要像一头自由的野兽,为自己寻找一处干净的死亡之地。他逃到奥普京修道院后,因已被革出教门,他怕自己不被接纳。站在修道院院长居室的台阶下,他脱帽伫立,不敢贸然进去,先请人传话:“请您说一声,我是列夫·托尔斯泰,也许我不能进去吧?”院长迎出来,张开双臂说:“我的兄弟!”托尔斯泰扑到院长怀里痛哭失声……

“耻之于人大矣”

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人物吗?作为精英集团的一部分,我们如今的知识分子还能在穷人面前以富贵为耻,在暴力面前以怯懦为耻,在专制面前以枷锁为耻,并在自我的心灵和头顶的星空下深深忏悔自己的罪责吗?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从心,耳声,也就是说,“耻”是跟心和耳朵有关的。古人称耳环为“羞耻”,左耳环叫“羞”,右耳环叫“耻”,最初的耳环就是用来规范女子走路姿势的。

人若无耻会怎么样?顾亭林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若无耻,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因此管子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顾亭林以为:“四者之中,耻尤为要”,而“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知耻方可后勇,只有苦苦追求,深深自责,才能完成人格的自我完善。摇笔弄舌是简单的,振臂高呼也不难做到,难的是要对自己采取行动。

1910年11月20日,列夫·托尔斯泰,这位俄罗斯19世纪的良心,黄金时代的缔造者,死在他出走的途中。

死前,托尔斯泰说:“其实……我爱很多……他们怎么……”这是他最后的话,我们可以试着将其补充完整。

《列夫·托尔斯泰》教学手记 篇5

笔者以为, 这样的问题不解决, 语文新课程改革就不可能顺利地推进。于是我尝试性地上了几节与传统课程有别的新课型, 在教学实践中, 受到学生的欢迎。下面以《列夫·托尔斯泰》 (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 一课的设计与实践为例, 介绍这种课型, 敬请行家同仁批评指正。

《列夫·托尔斯泰》是著名作家茨威格写的一幅列夫·托尔斯泰的“肖像画”, 也是第一单元的精读课文。作者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托尔斯泰独特的外貌特征, 更为我们揭示了托尔斯泰深邃的精神世界。这样一篇文采斐然、内涵丰富的美文, 老师读来还有一些难度, 又该如何带领学生走进去, 并能有所领悟呢?

仔细阅读全文, 想找一个切入点, 可全篇文章似一泓清丽委婉、汩汩流淌的泉水, 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口, 思索良久还是没有好的点子。到了这个时候, 我忽然想到:为什么老师总是忘不了做主宰者, 忘不了做好套子让学生来钻呢?既然如此, 何不从学生那里找点灵感呢?毕竟学习的主体是学生!

上课伊始, 没有多说什么, 让学生尽情而随意地读起了课文。因为阅读可以培养学生的语感, 促进学生与作品进行心灵对话, 增强理解沟通的能力, 提高审美情趣。待学生的读书声渐渐平息之后, 我让学生自由谈起了自己的感受。

“我似乎感觉到作者要赞美老托的眼睛, 但我不明白作者为什么在开头又极力写他的丑陋不堪呢?”

“文章词汇丰富, 大量使用修辞, 语言很美, 但读了两遍, 我仍是一头雾水。”

“这篇文章的描写很吸引我, 写的不俗, 但作者究竟要表现什么, 我看不出来。”

从学生自主进入文本后的反应来看, 真正能读懂文本的并不很多。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对托尔斯泰了解不够;二是对委婉含蓄、意韵深远的语句理解有困难。正在同学们七嘴八舌谈论之际, 一个平时调皮的男生突然举手, “老师, 别学课文了, 给我们讲讲托尔斯泰的故事吧。”这位同学可能是出于好奇, 想找点感兴趣的东西, 但它何尝不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呢?同时也说明解决问题的内部需求使学生自身产生了强烈的内部驱动力, 这种驱动力是影响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效果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内驱力调动起来了, 问题的解决就会近在咫尺。

立即派课代表到资料库拿来有关托尔斯泰的声像资料, 演示给学生。由于有了真正的需要, 学生听得、看得格外认真。对托尔斯泰有了全面的了解, 才有了研究文本的土壤。于是, 我又让学生读起了课文。“重读课文你有了哪些新的感受, 还存在哪些问题?”让学生再次亲近文本, 细心体味, 独立思考。经过这一环节, 学生对文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还不能说读懂、读透。在心求通而未得, 欲言而不能之际, 组织学生小组合作探究。这样做充分尊重和提高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符合“以学生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 并且在学生有了“需要”之后进行, 是有价值、有成效的。在学生讨论的同时, 我参与到各小组的讨论之中, 及时了解学生讨论的深度和广度, 也顺势提出新的问题, 新的任务, 把小组讨论不断推想高潮。“演员”和“导演”密切合作, 在较高层面上把握了文本。在学生合作研讨渐近尾声时, 适时让小组派代表交流研讨成果, 并提出仍存在的问题。

“领悟到了人物肖像描写的方法, 即抓住特征, 使用修辞, 恰当选用词语。” (例句省略)

“‘这道目光就像一把锃亮的钢刀刺了过来, 又稳又准, 击中要害。’这句话我认为是说托翁目光犀利, 有深刻的洞察力。”

“‘托尔斯泰这对眼睛里有一百只眼珠。’我理解就是说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 对社会观察全面而深刻, 目光锐利。”

“我感觉到课文后半部分是赞美托尔斯泰的眼睛, 但我不明白前半部分为什么渲染其奇丑无比, 普通平凡呢?” (师生研讨)

“课文最后指出他可以任意支配整个世界, 又为什么说他肯定缺少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呢?” (师生研讨)

“我明白了‘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的道理”

我又鼓励学生给老师直接提问题, 学生的思维活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问题略)

从学生的发言, 我知道学生们读懂了托尔斯泰, 让我更高兴的是, 他们的情感也在对文本的理解中得到升华。

课改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在教学中真正要做到这一点不是那么容易的。听听学生的意见, 根据学生需要及时调整教学进程, 就能较好地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 使老课堂的一潭死水活起来。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 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教师把主动权交给学生, 就能激活学生学习心理的潜在因素, 激发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真正有效的学习都是自主学习, 而自主学习的真正源头是学生的问题意识。只有不断唤醒、强化并深化学生的问题意识的教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我深感以教师的问题主宰课堂的接收式教学方式的最大不足是严重阻碍学生的问题意识, 因而不利于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探究意识。尝试在语文阅读教学中使用“自主—探究”式课堂学习模式, 亦即改变以教师的问题主宰课堂教学的格局, 代之以经过筛选、梳理、整合的学生的问题统领教学活动, 进而引导学生进行深入一步的探究。多年的的教学实践证明:这种想法不仅可行, 而且在实际教学中, 学生学习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被充分激发, 探究意识明显增强, 自主学习的能力显著提高。

运用“自主—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的前提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主要步骤和方法如下。

一.注重初读, 唤醒学生的问题意识

“唤醒学生的问题意识”, 就是要求教师想方设法引导学生在预习读书阶段发现问题, 并带着自己的问题走进课堂。让学生带着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教师、教材上的问题走进课堂, 并不是排斥、拒绝教师、教材上的问题, 而是为了把学生“沉睡”的问题意识激活, 培养学生自我发现问题的能力, 把学生从被动地接收问题转化为主动地发现问题。

注重初读的意义不仅在于让学生能提出问题, 还在于逐步培养学生以探究的眼光看待教材的意识。这是唤醒学生的问题意识的前提条件。

二.注重交流反馈, 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

通过自读时的自我反馈、课前和课堂的生生反馈 (同桌之间、邻座之间、小组之内) 师生反馈, 构建充分的反馈渠道, 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通过自行筛选, 舍去自己可以解决的和没有探究价值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问题会更趋“精化”。对“问题”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甄别、疏导和整合。

教师应为这种反馈创造必要的条件。创设民主和谐的氛围, 让学生人人敢想敢说。

三.提高问题质量, 深化学生的问题意识

提高问题质量的要求必须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的提问;引导学生把“顺向提问”和“逆向提问”结合起来。“顺向提问”是指顺着作者、教材、教参的思路提问, “逆向提问”是就教材、教参的不足甚至错误大胆质疑。鼓励学生思维的“进攻性”, 决不唯唯诺诺, 不惟书不惟上, 不安于书本上给的答案。

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独特性, 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对学生的长远发展有深远的意义, 将使学生终生受益。

托尔斯泰小时候 篇6

托尔斯泰从小就喜欢阅读和写作。他们家有写记事簿的习惯,托尔斯泰7岁的时候就主动承担起这项任务,让记事簿上留下了他稚拙而又端正的字迹。他还学他哥哥的样子,自编了一本手抄的杂志,取名为《儿童娱乐》,在里面写了几篇关于小鸟的故事。

托尔斯泰不停地写啊、记啊,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字里行间。词语不够用了,就到书籍中去寻找。他常常一头钻进家中藏书丰富的图书室,不知不觉就忘了吃饭、睡觉,那图书便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天堂。晚上,托尔斯泰常常坐在橡木桌前,桌子上放着厚厚一叠精装书。淡淡的烛光里,托尔斯泰贪婪地阅读着法国的古典小说、古希腊的神话……

两年过去,书籍给托尔斯泰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充实了他的知识,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情感和想象力。9岁的时候,托尔斯泰开始写新的笔记,把他的祖父——一个身经百战的上校所经历的各种奇事和形形色色的场景生动地记录下来。这些字写在用灰色纸订成的笔记本上,虽然很简单,但很朴素、清新。就这样,这篇题为《祖父的故事》的笔记,成了托尔斯泰没有出版的处女作,也可以说成了他文学创作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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