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精选12篇）
在场 篇1
从一定角度来说，戏剧艺术就是人物的艺术，特定的人物关系是戏剧的基础和推动事件的重要因素，又是事件建构中的重要部分。所以剧场的张力主要来源于人物关系和事件冲突。但戏剧作为舞台艺术、表演艺术，必然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要求剧本在事件、时间、人物、地点等方面高度集中，要使所有剧本中提到的人物都登场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没有这样的必要。所以戏剧中的人物从表演空间、时间和表演需求来看，可以分为相辅相成的两类：在场人物与不在场人物。前者自然是显而易见，在场人物在剧作者的安排下活跃于舞台之上，循着时间和秩序次第登场。后者则隐没于舞台之后，无需出现在台前，在舞台上没有言说的权利和表演的空间，其形象通过他人的言说、画外音、人物间的关系来建构。舞台上的主角毫无疑问是在场人物，那么戏剧的审美意义就只能集中在在场人物身上吗?不在场的存在仅仅是为着事件的穿针引线?不在场的意义又何在呢?本文将以曹禺的《日出》一剧为例分析戏剧中的在场与不在场人物，以回应上述疑问。
《日出》是曹禺完成于1935年的剧本，这是作者继《雷雨》刚获得巨大成功之后的第二个生命创造，曹禺借《日出》突破自我，大胆创新，《雷雨》中主线分明、中心人物突出、扣人心弦的情节已经退出《日出》的创作，《日出》中人物依旧鲜明，多种多样的在场与不在场人物编织着人物间的关系网，用散点结构和内在的紧张(主要是由人物关系引起)取代了传统的以一两个中心人物展开主线的模式。《日出》的大胆创新中，出场和不出场人物的设置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一、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
曹禺在《日出》前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1]曹禺要抨击的正是30年代的“原始的蛮性世界”，这个世界“损不足以奉有余”，剧中“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十分鲜明。
金八作为“有余者”兼有不在场的身份，小东西则是在场的“不足者”，两者是这类残酷的社会关系的鲜明写照，他们的对立没有在舞台上直接表演出来，只是间接地通过小东西之口泄露出来。金八是黑恶势力的代表，而小东西则身处最底层，小东西没有任何财产或可以供金八掠去的东西，即使这样，金八仍然要霸占小东西，将其逼上绝路，导致其最终自尽，金八在与小东西的对立中可谓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此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打夯工人作为不在场的“不足者”也和剧中的“有余者”形成了对立的关系。打夯工人可谓是真真正正的无产阶级，是这个人吃人社会的未来希望，他们就像未燃着的柴，只等待着把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烧个一干二净，所以他们是潘月亭这样的“有余者”潜在而有力的敌人，双方的对立代表着社会阶层的矛盾对立，在剧中作者没有明示社会阶层的矛盾，打夯工人并未出场，但是打夯工人嘹亮有力的歌声“充满了警戒和恐吓”，是日出后光明的象征。在他们意识到“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之时，反抗和斗争就会拉开序幕，打夯工人这样的无产阶级“不足者”将会创造历史。金八与潘月亭之间则是在场与不在场的“有余者”之间的对立冲突，李石清在被潘月亭辞退之后愤懑地说：“潘经理，你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你还不及一个穷光蛋呢，我叫一个流氓耍了，我只是穷，你叫一个更大的流氓耍了，他要你的命。”[2]这一个“更大的流氓”，就是金八。一个不在场的人物，却将潘月亭置之死地，压迫者之间的较量也是如此的残酷，金八在与潘月亭的对立关系中，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
《日出》中人物的关系大都靠金钱维系着，就像一个食物链，在场与不在场人物的对立构成了人吃人的社会，两者之间也在互相牵制，制造和加剧着弱势一方的困境。剧中的不在场人物金八暗算着潘月亭、操纵着市场，对立产生的连环效应首先是潘月亭的破产，还间接影响到顾八奶奶和陈白露。而“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则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剧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作者将“有余者”的代表金八设置为一个不在场的人物，几乎所有的在场人物的命运都与他直接发生联系，剧中的明场展开的各种冲突也都牵涉着这个人物。我们在看到第四幕的时候，潘月亭和李石清之间的冷嘲热讽和激烈争斗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然而，在场与不在场人物之间的冲突对立其实更为暗潮涌动和严峻残酷，试想一个不曾出场的神秘人物可以将一船人打翻，无处不在、不动声色、手段阴险，金八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不在场”，也无怪乎人人提到他都为之色变，作者故意“令他无影无踪，却时时操纵场面上的人物，他代表一种可怕的黑暗势力”。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在剧中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金八在这样的对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必然的，假设《日出》中是一个金字塔式的人物关系，金八就是金字塔的顶端，他是一个权力的符号。
此外还有一个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集中于陈白露身上，那就是竹均时代的她和白露时代的她，即过去式和现在式的她。陈白露在第一幕中与方达生交谈的时候，谈话内容泄露出的信息为观众描画了一个竹均时代的她。过去生活在传统乡间的竹均，出身于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教育，带着孩子气的天真纯朴、率性认真。而舞台上这个吞吐烟圈的社交红人、高级妓女则是进入畸形现代化都市的陈白露，寄生在“有余者”身上，在这个龌龊的社会中凭借自己的身体分一杯羹。方达生觉得她变了，她不再是他认识的竹均，像换了个人似的。她的过去和现在发生了断裂，而方达生的到来，则唤起了她心底竹均的意识和回忆，不在场的竹均和在场的白露之间的二元对立折磨着她，她再也无法自我欺骗和麻痹，这时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走过的是怎样的一条路，表面上是因为潘月亭破产，没人给她付账单，她被债逼死。而实际上，她是因为“竹均”和“白露”的矛盾，看清现实的同时被小东西的死刺激，回不到竹均时代的美好过去，而身为白露的她也找不到前方的路，所以只有选择自杀。正如她自己所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生命无可着落，她最终通过毁灭自我来突破重围。
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和传统的在场人物之间的冲突对立比较起来，后者在舞台上的戏剧冲突更加明显、激烈，给观众留下强烈的印象，而前者留给观众的是深远的思索，丰富了戏剧的审美意义。
二、在场与不在场的意义生成
当然，受到戏剧表演的时间和空间的设置，剧作者需要将一些人物处理为不在场，那么这些不在场的存在对于戏剧来说是多余的吗?不在场的意义又何在呢?在场与不在场之间形成了意义生成的体制，两者在交相呼应中获得了各自的意义。
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言说，可以使双方都获得意义。比如陈白露对过去的“竹均”的描述和定义：“出身，书香门第，陈小姐;教育，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履历，一阵子的社交明星，几个大慈善游艺会的主办委员;……父亲死了，家里更穷了，做过电影明星，当过红舞女。怎么这么一套好身世，难道我不知道自己是谁?”[3]这一连串暗含自嘲的话，通过对不在场的竹均的言说，也影射了在场的白露是怎么样一个人，一切已经背道而驰，现在的她必须通过出卖色相才能混得一口饭吃，看似光鲜的社交红人，其实已是行尸走肉，生活在一个鱼龙混杂的肮脏旅馆里，迎合着不同的人，过着黑白颠倒的日子，自甘堕落。她对竹均时代的回忆和缅怀，也是对自己现在生活的否定和厌恶。对“竹均”的言说，也是在言说“白露”;对不在场的言说，也就是说在场是什么。白露的人生意义显现于在场与不在场的言说之间，“竹均”的形象和价值在此得到上升，而“白露”的形象价值相应地下降，在场和不在场之间都获得了意义。
剧中在场对不在场的言说描述还有很多，在场通过对不在场的言说也可以获得自身的意义。对于同一个不在场的言说，也勾勒了在场的不同人物角色，比如在第二幕一开始，王福升和方达生对于不在场的打夯工人的描述就完全不同，砸夯工人歌声响亮，王福升却唾骂歌声没完没了，蔑视他们：“天生吃窝窝头就咸菜的脑袋。哼，我有儿子，饿死也不干这个!呸!”而方达生却认为他们唱得好听，欣赏他们流汗的脸和快活的神情。两者对于打夯工人的言说完全不同，在这个过程中，二人的性格、角色定位也得到了体现，王福升和打夯工人同为“不足者”，却没有这样的自知，以“饿不死的东西”“穷骨头”等轻蔑的称谓来定义打夯工人，他的不自知正是他的悲哀所在，这是一个可怜又可恶的小人物。而方达生对打夯工人的欣赏也并不说明他看清了打夯工人的价值所在，他的感情自然流露，对于自然美、劳动美的赞赏是他的性格所致，他有理想、爱幻想却缺乏行动力，是个“书呆子”式的人物，他自然不能承担起推翻旧社会、重建新社会的任务，但他身上也有其光辉所在。王福升和方达生通过对不在场的个人的言说，是构建自身身份的重要部分，通过这个过程，观众可以管窥这二人的角色性格。
不在场通过在场的言说可以建构起自己的形象，生成自身的意义。对金八的描述就是《日出》中一个重要的部分，金八爷在《日出》一剧中完全没有出场，却是剧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金八隐于幕后，成为一个不在场人物，在戏剧冲突展开的过程中时隐时现，推动着冲突的升级，是一个关键的人物。首先提到金八的是小东西，通过小东西的描述，观众可以得到一些信息，金八是个黑胖子，养着一批地痞流氓，最为恶劣的是他侵犯未成年。而随后在陈白露和王福升、潘月亭的对话中，我们又得知金八是地方上的大财神，有钱有势，连潘月亭这样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怕他。而潘月亭、小东西及剧中一系列人物的命运都和金八密切相关，通过这些人物的遭遇和他们对于金八的描述，一个凶狠阴险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总之，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相互依存，两者之间因为差异和联系构成了意义的生成体制，两者互为他者，而人人都需要他者才能够界定自我、获得意义。自我总是与他者共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之中，他者在建构人物身份的故事中扮演着形形色色的角色。通过他者才能认同人物的身份，他者对某个人物的言说，可以塑造、建构这个人物的身份，而言说的主体也在被言说者的生活中扮演着角色。可以说，在场与不在场人物持续不断地从对方那里攫住自己的身份，不断充实人物，获得意义。
三、结语
通过对《日出》中在场与不在场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多姿多彩的不在场人物丰富了此剧的人物层次，减少了外部戏剧冲突，集中推动了情节发展、矛盾冲突。《日出》中的在场与不在场人物，构成了网状的人物关系，打破了陈旧的人物模式，颇具新意。相应的，《日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散点结构、多声部结构，不在场人物隐于幕后，又使得主题、情节、戏剧冲突得以集中体现而不节外生枝。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丰富了戏剧的故事结构，使文本的阐释空间更加广阔，丰富了戏剧的审美意义。在场与不在场还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都从对方获得自己的意义。从传统上看，我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在场人物身上，这无可厚非，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不在场人物的存在价值，因为不在场人物对于在场人物也是其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加之不在场人物的设置还给观众留下了更多想象和思考的空间，丰富了我们解读剧本的角度和文本解读的方式。
摘要：人物在戏剧中具有重大的作用, 人物及其关系支撑着戏剧, 从空间上来看, 戏剧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在场与不在场人物, 在场人物一般都会得到观众和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而不在场人物的存在其实也应该提到一定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关注。本文以《日出》中的人物设置为例, 来探究在场与不在场人物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在场,不在场,对立
参考文献
[1]曹禺.曹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2]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3]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4]刘勇, 李春雨.曹禺评说七十年[C].北京:文化艺术出本社.2007.
在场 篇2
信仰的在场
信仰是心中的绿洲。
纪伯伦的这个比喻真是恰到好处。把信仰比作绿洲，在茫茫沙漠之中希望可以找寻生命的位置和出口，但往往有的时候现实确实分外的残酷。信仰这东西，就是有这种魔力，明明喜欢它爱它，有时却因为找不到它而耿耿于怀。
前几个月在网上闲逛，看见史铁生的《病隙碎笔》，便也拜读起来。关于史铁生，之前还是有多多少少的了解，知道这位作家在生命最好的时候残废了自己的双腿，在轮椅上坐了三十个年头。也许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抱怨老天太多了，三年前，他又遇上肾功能的衰竭，从今往后又要靠透析维持生命。
想来老天对他也真是不公，一个好的年轻小伙废了就废了，三十年也习惯了，偏偏又要在年逾花甲之时再添上一笔。不过似乎史先生已经看淡了这些。所以才有了《病隙碎笔》。这本书的序是周国平先生作的，恰好又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他在序中写道：读这本书时，我却没有发现一丝病的愁苦和阴影，看到的仍是一个沐浴在思想光辉中的开朗的史铁生。这些断断续续记录下来的思绪也毫不给人以细碎之感，倒是有着内在的连贯性。这部新作证明，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不是一个残疾人和重病患者。便尤其感动了。
对于自己的病，年纪越来越大的史铁生也越来越弄清楚了它的本质，不会像《我与地坛》中写的那样，老是发脾气了，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便是：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能把生病当成工作在完成的，也怕只有他一人。在这个层次上说，他认为自己的病还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十分完美”，能做到这个程度上，大干世界，除了史铁生，还有几个呢?也许，霍金可以是个例外。众所周知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盗火种的英雄，他被称为英雄，被人民歌颂，他也创造了人类并成为先知者。可就顶着这样伟大光环的`他，正因为窃取了火种而被宙斯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每天派一只鹰去吃他的肝。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有“病”。史铁生只不过运气没常人那么好，生得病比较多。但常人也没有他那般运气，因为他们发现不了史铁生所发现的绿洲。
史铁生在自己的博客上提到对于有人讥讽他是活在世外桃源是他自己的自娱甚至自欺，他是这么回复的：在二十一岁那年，上帝已经这样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级童话和永恒的谜语向我略露端倪。可见现在的史铁生对于当时自己的突然病了已经有了最现实的认知。而这个认知，便是史铁生发现的绿洲，支撑他能活到现在的信仰。
信仰这东西，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你最不想放弃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个冠冕的面子。不管这个面子是好是坏，至少都能支撑你活下去。有的时候，人活着不必计较太多，你活着便是最好的。我相信史铁生也许是意识到了，活着的美好，才会在轮椅上度过三十年的漫漫长夜。巴尔扎克曾经说过：没有了希望，一个人就不能维持他的信仰。所以他认为能保全信仰最好的方式便是让自己保持一颗纯洁的内心或者自己拥有自己独有的精神。尚不论证这个公式是否成立，我们用反证法假设，如果你没有自己独有的精神你就不会为自己活，为自己着想，那么你就不会有活下去的希望，没有希望得活下去，你也不可能产生信仰。由此推断信仰似乎也不想绿洲那般充满谜团，只要稍稍注意身边的事情和自己的精神世界，多多少少便有信仰的在场。
《病隙碎笔》中关于信仰提到了一句绝妙的话：所谓天堂既是人的仰望。其实每个人都在以一定的视角仰望着，只不过因为自己精神性姿态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方式去俯视我们所存在的尘世。大自然无穷之大，我们看到的也不是绝对。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最能直接得到的表象而忽略最最关键的细节之处。信仰最微妙的地方就是即使在我们被表面所蒙蔽的时候内心还会有一个声音在小小挣扎，相信世上还有比眼前看到的更加美妙的东西。这不能说是朝三暮四或者喜新厌旧，只能说人的目标不能一成不变也不能具有唯一性。也许现在高中在哲学上我们强调学习“可知论”，但若是对于人生的态度和目标，因为有信仰，所以我相信一定是“不可知论”的强大。因此周国平先生在作序的最后中也提到：凡是坚持走在路上的人，行走的坚定就已经是信仰的成立。
教研，让生命在场 篇3
一、给教师一个探究的支点
每一次教研活动，都应该是在现有优质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高效课堂的努力方向，这个方向的引子，可以是讲座，也可以是示范课。相对而言，示范课更受教师们的欢迎。为了让活动能深入教师们的心灵，教研活动的组织者还应该定一个能照亮整场活动的主题，这一主题就是参与活动的教师们未来努力的方向。譬如笔者最近组织的市级教研活动主题就定为“点亮学生的创新思维”。这一主题是针对信息技术学科的特点和教师们的教学瓶颈提出来的，因为信息技术学科特别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信息技术教师普遍关注这个培养方向，但在教学过程中又深感不易实现，渴望有所突破，这样极具探索空间的主题一下子就吸引了教师们的关注。接下来，应如何点燃教师们探究的热情呢？用好活动的引子尤其重要。笔者选用的引子是一节趣味盎然的Scratch游戏设计课。之所以选用Scratch，是因为该软件易学易用，特别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通过观摩示范课，听课的教师都对Scratch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教师们不仅看到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还感受到了学生灵动的思维、创造的美丽。从教师们听课的神情和操作的热情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引子极大地激发了听课教师探究的兴趣，真正做到了“生命在场”，同时也为下一个环节的开展做好了准备。
二、给教师一个参与的机会
再好的活动，如果只是少数人的舞台，那么心灵即使被搅动，波澜也难以壮阔与持久，这一现象如同“学习金字塔”理论所揭示的，听讲的学习效果是最差的，唯有亲身参与到活动中来，学习效果才能持久，自我效能感才能增强。教师参加教研活动，听完讲座或示范课之后，如果仅仅是少数人与专家或授课教师互动，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要让教研活动深入教师们的心灵，激发教师们深层次的思考，提炼出有益于未来教学的思想，就必须让所有的人都参加进来，让每一个生命都到场。笔者在近两年的教研活动中尝试分组研讨，效果极佳。具体方法如下：随机将来自不同县区的教师分到同一组中（打破区域，更有利于思想的碰撞与交流）；由各小组推选出小组长；给每个小组准备两张大白纸和几支不同颜色的笔；限定时间由小组长组织组员根据活动主题对示范课或讲座进行研讨；各小组展示、汇报研讨的结果了。在这场毫无准备的研讨活动中，每位教师很快就入境，因为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必须认真思考，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每个人的观点都会被记录，每个人都参与到小组汇报的梳理中。这个过程，因为每个生命都在场，因此思想碰撞剧烈，观点不断被刷新，研讨深度让人惊喜。当然，决定研讨精彩程度的除了教师们的投入，还有活动的主题与引子，这两者如若契合了教师们的需求，研讨过程就更加风生水起，研讨的结果就更能照亮教师们的专业发展方向。将参与活动的教师进行分组，不仅适用于评课，也适用于讲座。如在“点亮学生的创新思维”讲座中，笔者在讲座开始前将教师们进行分组，然后在讲座的过程中，将一些开放性的问题交由小组去讨论，如：什么样的教师行为能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创意型的学生会有哪些外显的表现等，通过小组讨论、分享讨论成果这样的环节让每位教师参与其中，“生命在场”让原本只有一个主角的讲座变成了一场每个人都参与的思维盛宴。
三、给教师一个愉悦的聚会
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人的思维会变得活跃，每个人表达的意愿会增强，创新的点子更容易产生。教学研讨活动，尤其需要活跃的思维和不同观点的争鸣，因此，组织者必须为教研活动打下轻松、愉快的底色，而小组合作最容易达成这种效果。因为分了组，每个人就有了归属感，极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战友情”；组员来自不同的区域，距离产生美感与尊重，大家都乐于分享各地的教学情况；有了小组的担当，每个人都有了安全感，敢于畅所欲言；为了小组汇报的精彩，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智慧……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小组合作结束后，在自由组合的餐桌上，小组成员常常自发地围成一桌，继续各小组感兴趣的研讨。“生命在场”的研讨活动不仅让教师们拥有了当下全情付出之后的收获，甚至为教师们找到了专业发展的知音和伙伴。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这是老子说过的话，老子揭示的就是生命在场而后德行出于自然、淳朴、简单、内在、主动的道理。教研活动也是这样，只要能做到“生命在场”，便能促使每个人自发超越自己，促使探究成为教育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事情。
在场 篇4
一、三角关系可能存在的原因
传统而稳固的恋爱关系一般只关涉一男一女两个人,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二元模式,这个二元模式的被打破通常都是因为缝隙的存在导致诱惑的发生。电影中至少是存在着两组缝隙。
让·路易和弗朗索瓦丝虽然最终成为夫妇形成一对稳定的二元,然而开初是有缝隙的,才有了让·路易在穆德家里度过的那一夜。缝隙就存在于陌生到亲密的过程中,他在左右摇摆,捉摸不定的,有摇摆就会有缝隙。电影另外一个缝隙存在于让·路易和他的同伴维达勒之间。让·路易与维达勒看似是两个主体,实则他们代表的是人性之中放纵和克制的两个方面,他与让·路易就像一个主体的两个方面,或者主体与他的影子,如影相随,却有着缝隙。当他们面对一个客体(穆德)时,这种缝隙就会愈加明显。
除了二元之间的缝隙,还因为第三位成员或隐或显的出现使得三角关系产生。电影中穆德前夫的缺席导致了三角关系的更多种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侯麦运用了三人组中第三个成员的缺席所带来的空白重新激起情节,或者说激发出情节的可能性”。穆德的前夫始终只存在于言谈之间,他的缺席同时又凸显了两位女子之间双重的情敌关系。穆德与丈夫离婚,这从体制上解除了各组三角关系的“不道德”,也成就了各组可能存在的三角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电影中最少存在四组三角关系,有的三角关系是明显的,有的是隐藏的。下面我们对这四组关系分别加以分析。
二、四组三角关系
1、让·路易、弗朗索瓦丝、穆德:诱惑与选择
这一组关系构成了整个故事的主体,也是最直接可以被观察到的一组。让·路易与弗朗索瓦丝有着相同的信仰,他被她的外表吸引的同时还有宗教在起作用,他被穆德诱惑却不会选择她,实际上这一组关系在一开始就已经决定结局的,对于让·路易来说,决定是先于行动的,选择先于感觉。
让·路易在与两位女性相处的过程中他的地位刚好是相反的,相对于穆德来说,让·路易是被动的,被穆德诱惑的;在弗朗索瓦丝面前,他又是主动的,他是追寻者。这一组关系中让·路易从主动和被动两方面成为一个完整的诱惑体,同时他渴望着被诱惑,这种渴望也是有诱惑力的,导演并没有试图让他成为圣人。
2、让·路易、维达勒、穆德:赌赛与游戏
这组关系中,穆德是个离婚了的女人,这从社会体制上给予了每个人自由,维达勒与穆德形成一对“伪夫妇”,这组二元更是不稳定,松散而隐藏着的。
推动这组关系发展的是“赌赛”,在他们的交谈中至少三次提到打赌,打赌去听音乐会的时候让·路易会吸引漂亮的女孩;提到帕斯卡的赌赛;在穆德家维达勒又再次打赌让·路易会被穆德诱惑。在第一次关于音乐厅的打赌中,维达勒把让·路易塑造成“诱惑者”,而在关于穆德的打赌中,维达勒又把他塑造成一个经受不了诱惑的“被诱惑者”,交相对应,形成一个完整的诱惑体。
在这场诱惑的游戏中,穆德是诱惑的主体,她以游戏和好奇将诱惑进行下去。而维达勒对让·路易的花花公子形象的塑造一定程度上也是让·路易的自我塑造,他不断在言谈中确立自我。这场游戏让·路易虽不断被攻击,但他并没有吃亏,他甚至比维达勒更像一个战胜者,他之所以拒绝了穆德的诱惑,也是因为他其实是个帕斯卡式的人物,他的赌注下在了弗朗索瓦丝那边。
3、穆德的前夫、穆德、弗朗索瓦丝:缺席与言语
这一组关系我们在画面中实际上并未看见,因为穆德的前夫在电影画面中是缺席的,他只存在于言语之中。穆德与让·路易独处的夜晚就说到前夫的情人,信仰天主教的金发姑娘,但直到穆德与让·路易夫妇在海边相遇,我们才恍然大悟,穆德口中的“情人”就是弗朗索瓦丝。这组关系实际上是建构在言语和缺席之上的。
通常,我们都会把这一组关系只做简单处理,而不去深究它。实则这一组关系反倒使电影在结构上跳出了封闭式叙事而成为关键,故事也因此走向了另外一种开放性。被隐去了的男人和被突出来了的两位女子,在我们回味电影时就感受到了关系的多重性。这一组关系的重要之处还在于它的不成功。穆德说:“为了让他们断绝关系,我什么都做了,这曾是我唯一的善举”,它的最终分裂使这三个人流向了各个可能之地,促成了更多的可能性。
4、让·路易、穆德的前夫、弗朗索瓦丝:欺骗与揭露
故事的最后让·路易夫妇在海边与穆德的相遇,这组关系才凸显在观众面前,尽管穆德曾经对让·路易描述过前夫的情人,弗朗索瓦丝也坦言自己有情人,然而这一组的“欺骗”在电影的最后才被揭露,虽然这种欺骗不是故意的。事实上,来自导演的客观镜头已经透露了故事的蛛丝马迹。
这一组关系是存在于不同时间的,也可以说它是存在于观念中的,这组关系的作用在于导演将观众纳入了建构故事的过程中。这一关系的被揭露,只是在所指层面将故事变的开放,在能指层面,故事依然没有改变,让·路易在突然意识到这一层关系之后,又停顿了几秒,说“穆德是我婚前最后一位女人”,为了他的赌注继续有效,也为了保持住自己作为主体的优势地位,他再次选择了说谎。真相“并没有对事件的结局产生影响,它的意义只是在于有一种返回到观众身上的效用,它将它虚拟的欲望投射到观众那里,也讽刺性地投射了他们的认同”。
三、影片的功用和意义
我们不得不对电影结构的精巧构思发出惊叹,导演将本来复杂的人物关系置于不同的时空之中构成了各自不同又交错的故事。另外,导演在这里讲述了故事的故事,也就是说侯麦讲述了一个故事,而故事中的主人公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可能并没有发生的故事,电影存在来自作者的客观视角和来自叙述者的主观视点两重视点的集合。导演的客观视角表面客观,实际上它时而与叙述者一起撒谎,时而又揭示着叙述者的谎言,使得故事充满了不确定性;叙述者也是立足于虚构的,因为叙述盲点的存在他并未讲述故事的全部真相,使得故事的不确定性增加。对于电影中体现的多重复杂的三角关系,侯麦没有对此进行道德说教,他看到的是人性的复杂,是在体制不再约束的情况下对爱和忠诚的考验。一个故事有意义是因为叙述者的存在,换一个叙述者就会有着不一样的故事,不在场的人为故事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造成了另外一个场景的在场。
摘要：侯麦电影《在穆德家的一夜》在表面一组显而易见的三角关系之下精巧地安排了四组或隐或显的三角关系,每一组又有不同的主题和作用。侯麦对此分析是为了对这些各式各样的人做一个心理层面的分析,观察这些在恋爱中的男男女女摇摆和捉摸不定的内心活动。
关键词：诱惑,道德,三角关系
参考文献
当老师不在场作文 篇5
上课没多久，老师就被一个紧急的广播召唤到会议室开会去了，离开之前留下了一句“安静地写字帖”就匆匆走出了教室。
老师刚走出教室门，所有的同学都“呼”的长长出了一口气，同桌陈有强踢开凳子，推开桌子，开始满教室乱跑。一下抢走这个同学的笔，一下又打掉那个同学的雨伞……
这时，一只马蜂“不识好歹”的`闯了进来，还满教室乱飞。教室一下安静了，大家的眼珠随着马蜂转来转去。终于，有同学忍不住了，大叫：“有马蜂啊!快打死它!”男同学们“英勇上阵”――拿着扫把在空中乱挥。有的同学大声叫道：“安静啦!不要吵了!”有的同学则默默的继续写字帖，有的同学吓的闭住眼睛，小声说：“不要叮我不要叮我。”
马蜂从我头上飞过，我一低头，它转了一个圈，直往高旋转的电风扇飞去。我捂住眼睛，可目光却悄悄的从手指缝里透出，心想：马蜂啊马蜂，可别怪我不提醒你，撞到电风扇你就死定了!
可那只马蜂还是自不量力的想螳臂挡车，于是，悲剧发生了――那只可怜的马蜂撞上了电风扇，被截成两段。它的身子朝我飞来，在我的惊叫声中，它落了下来，去了天堂。很多人都围过来看那只马蜂，把我位置围的水泄不通……
身体永远在场 篇6
任何一种避孕措施都不能保证100%，女孩意外怀孕了，社会道德不应该再给她一个枷锁，成为一个罪人。
2014年冬天，快从大学毕业的淑婵有了关于毕业设计的最初想法，但几乎没有人相信她可以完成。她要找30位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拍摄裸照，再记录下她们的堕胎故事。她为这个毕业作品取名为《孩子，你是这样离去的》。
身体是亘古久远的战场，福柯说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而对于淑婵而言，身体的意义在于，“女性从孕育，到人的生与死，经历的苦难都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另外，站出来讲堕胎故事的女性本身就已经是坦诚相见了”。
12月17日，淑婵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的招募文字，配图是为朋友小彤拍摄的裸照。照片中的小彤手拿一张B超图。那是一年前她偷偷藏下来的照片，用画框裱起来。在上一年的12月17日，她去一家小诊所药流了一个多月大的“孩子”。那时候小彤22岁，在学校意外怀孕了，男友不敢负责。小彤拍照时的想法是：“在你第一个忌日，我想与你合张影”。
招募信息发布后的第一个晚上，淑婵就收到一个愿意被拍摄女孩的短信。她叫小珊，两人用短信聊至深夜。小珊在手机里记下：“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淑婵”。
淑婵，当她想做这个项目的时候22岁，母亲有些反对。她从小就把女儿往乖孩子的方向教育，甚至严格规定每天回家的时间。一个未婚女孩去做这种事情，母亲心想，被人知道了不太好吧。
一周之后，淑婵先与小珊见了面。1994年出生的小珊，一年前做了人流手术。手术前一天，前男友喝醉了打给她，就说了一句：“不要恨我。”后来也没有勇气陪她去医院。当她进手术室时，陪她的闺密在外面大哭。之后的一年里，她饱受后遗症的折磨。
鬼节的时候，小珊的现男友陪着她，到处买衣服烧给“小孩”。“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不放开TA，TA已经会看着我笑了吧，会知道我是TA的妈妈了吧。”小珊对淑婵说。
肖美丽。摄影_梁莹菲
告别的时候，子宫炎症导致的小腹疼痛已经让小珊直不起腰来。关上电梯的瞬间，淑婵在电梯里大哭起来。
随后她又赶回北京，给已经见过面的“天使”拍照。1990年出生的“天使”是个天主教徒，19岁还是高中生时，意外怀孕。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孩子的爸爸怎能是这个人，我要和他分手！”她并不喜欢当时的男朋友，心里挂念着另一个暗恋了6年的男孩，直到现在，她还保留着他当时送的手链。
她和男友是四处借钱做完人流的。听当时在场的人说，手术后意识模糊的她，抬手给了男友一个耳光。她如今已不记得那天是几号，跟“孩子”有关的一切，她都没有留下。从那之后，她再也不敢去教堂做告解，她相信每一个来到身边的人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孩子不是用来打掉的，是用来生下来的。即便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吃最好的补品，那也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其实是，让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存在过”，“天使”对淑婵说。
拍照的时候，天使手上拿着的，是那根珍藏的手链。
采访进行到将近一个月，淑婵的同专业师姐，女权主义者肖美丽联系到了她，肖美丽是女权行动派里的代表人物，几乎周围每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讨论都有她的影子。1990年出生的肖美丽，曾经从北京徒步到广州，想要打破女生不宜徒步、不宜冒险的偏见;作为同专业的师姐，她和淑婵一样，都尝试用身体来表现女性。
她曾经和朋友打赌，在微博放自己的裸照，看会不会被删除。全白的背景前，鲜艳的红唇，向外平静凝视、有一点点斜睨的眼光，裸露的胸口前用马克笔挑衅地写着“家暴可耻、平胸光荣”。她面对镜头，坦然接受注视的眼光，她明白自己正在被看，但又要把这眼光抵御回去。彼时，她还顶着一头短发，而两个月前，因为不满高校招生的性别歧视，她和朋友一起剃了光头抗议。
几乎就在肖美丽联系她的同时，淑婵的导师也推荐她去找肖美丽，因为“她对女权有了解”。但最初，淑婵并没有把自己的项目和女权联系在一起，她不太了解女权主义的理论到底有哪些。“有的人支持堕胎，有的人反对堕胎，那我到底是女权还是不女权呢？”
她们约在肖美丽的工作室见面。“我当时基本上是听傻的状态”，淑婵说，“身边全是女权主义者”。
女权主义者们首先对她提出了质疑，“你的题目有问题，怎么能说是孩子呢？”淑婵从没想过分歧会从这儿开始。“孩子”在她看来，只是对胎儿很普遍的称呼。
“胎儿不是生命，所以不能用惋惜孩子生命的方式来讲述女性堕胎的故事”，肖美丽说，“你考虑过你的展览中许多参与者都会怀念自己的孩子，会造成‘堕胎恐惧化’吗？”
“堕胎恐惧化？”，淑婵一脸疑惑。
“‘堕胎恐惧化’就是人们过分制造和扩大堕胎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因为堕胎背后还有‘影响女人生殖力、生育质量’的暗示，再往后就是女人的价值与‘生育力”“身体’的绑定。不然，为什么没人讨论扁桃体手术呢？如果一位正打算堕胎的女性看了你的展览，她会作何感想？从你的题目到小彤的案例，都很容易让旁观者滑向不能伤害生命、揪出加害者的负面情绪中。”
“最开始策划这个项目时，我的确是抵触堕胎的，但后来发现它并没有绝对的对错”，淑婵回应。
“你想要讨论堕胎的话题，就必须明确立场，回答它的本质问题：胎儿是不是生命？”
在这个问题上，肖美丽向来立场明确。她曾跟香港作家廖伟棠在微博上争论胎儿是不是人，廖伟棠说：“不知道你是否怀孕过，只要你抚摸过轻轻动弹、会趋光的胎儿，你就不会说出这句话。”肖美丽当时答：“你也没有怀过孕吧？”
而在那个夜晚，那个地点，淑婵给的答案是：“我没办法回答……没办法回答。”虽然她为女权主义者的行为感到振奋，但她始终隐隐觉得，自己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去探索。
在大多数采访对象中，未婚女性都会谈起失去孩子的痛苦，22岁喵喵是很例外的一个，她跟淑婵说：“有时我甚至会觉得，这（堕胎）是我成长过程中比较好的经历”。
她是在18岁时堕的胎，彼时生活一片混乱。和堕胎并行的，还有在医院做癌症手术的母亲，和即将到来的高考。喵喵发现自己怀孕时，本来有点窃喜。但她和男友都认识到无力抚养小孩，于是决定堕胎。这件事情被高考的紧张感冲淡，直到很久之后才会想起来。
因为这件事情，喵喵和男友的关系反而更好了。没有出生过的孩子，变成了他们之间的纽带。直到目前，手术似乎也没有给她带来身体伤害。“我觉得有些女孩之所以因为失去孩子而痛苦，其实是因为没有得到男方对她付出的肯定，因而将其归结为失去骨肉的痛苦”，淑婵说。
她又去重庆和骁红见了面。两人同为1992年出生，聊起来没有拘束。编剧专业出身的骁红，每句话都像抒情散文。
在高考复读那年，骁红爱上了为她补习的老师。老师大她十岁，已婚。上大一时，骁红独自去西藏，遇到另一个男孩，怀上了她的孩子。从怀孕之初，骁红就没有考虑过是否要留下这个小孩，因为“孩子爸爸不是我爱的老师。所以TA生下来一定会秉承那个西藏男孩的幼稚自私。如果是我老师的就不一样了，TA一定会很有灵性、很追求美、很向往自由。”
拍照的时候，骁红抱着一本记录着对老师感情的日记本，上面写着：“太阳和石头永远都是情人。”如果怀上的是老师的孩子，她说克服万难也会留下。
淑婵还遇到过1990年出生的Kym。Kym在美国读书时，通过微信“附近的人”认识了David，并对他产生了爱慕。但David已经结婚了。美国的生活一直不太顺利，在Kym回国前的最后一晚，她与David发生了关系。一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时空的自然断裂，让Kym一直都很清醒，她自己吃了流产药。
被拍摄时，Kym拿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一直在读这本书，“感觉是它为我那段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
毕业展览完成了几个月后，Shelly才找到淑婵。“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卢说。1991年出生的Shelly，在她面前数了数和自己发生过性行为的陌生人，三十多个，大多是通过陌陌豆瓣等认识的。她怀孕了，在手术前仍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最后，是作为妇科医生的母亲亲自给她做了堕胎手术。其实，母亲常常跟她讲不安全性行为可能会有的后果，也告诉过她堕胎可能会有的伤害。但就像一种无法控制的反叛，Shelly需要靠这样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由来已久的压抑。
“她情绪上一直很开心，跟我讲怎么认识这些男生”，淑婵笑笑，“一直讲到她姐姐问，你真的不打算要这个孩子吗，她才在我面前流了泪”。
今年八月，淑婵路过李银河的讲座，听到她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可以把性看成一件美滋滋的事情了，但对性用品的需求是被压抑的”，她又想起了Shelly。
淑婵的项目还在继续，她想可能再做十年也不一定。她印刷的小册子，已经卖了400多份，所剩无几，但母亲始终没有看过她的作品。
她现在特别希望自己可以早点结婚，早点有小孩，女孩们的故事让她觉得这种安全感来之不易。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女孩，她也会想象，她是不是有相似的经历。
她很认同女权主义者们告诉她的：“任何一种避孕措施都不能保证100%，女孩意外怀孕了，社会道德不应该再给她一个枷锁，成为一个罪人，女性应该有自主的生育权。”
生态课堂,让师生生命“在场” 篇7
用一个什么词可以与海南中学划等号呢?也就是海南中学最鲜明的特色是什么呢? 无疑是“生态”。
早在20年前,我与海南中学时任校长一起去南京开会,并且同住旅馆一个房间。晚上躺在床上我问他:你是一位数学教师,听其他学科的课怎么能正确评判呢? 他说:我主要看这堂课的气氛好不好?那什么样的课堂气氛是好课呢?也就是良好课堂气氛有哪些标准呢? 越聊越投机,我们居然半夜起床一起起草了一个申报课题,这就是南通市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立项课题《初中良好课堂气氛的创设研究》。到了“十五”,他们在著名特级教师李庚南的指导下, 又成功申报了省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初中课堂良好状态的构建研究》,并且成为省教科所重点联系课题。“十一五”期间,他们承担了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资助课题《初中课堂生态文化的构建研究》。现在,他们又在进行着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教育生态视角下学校文化的建设研究》。
回望海南中学20年来的课题研究之路,给我们很多启示, 这也成为我在教科专题讲座中经常列举的案例。课堂是一种特殊的生态,生态课堂是教育生态中最主要的组织形式, 而且是师生生命是否真正“在场”的最主要标志。生态课堂更有其理论研究价值———课堂生态与自然生态或文化生态相比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具有自然生态或文化生态所不具有的、独特的人的因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具体而言,课堂生态中人的因素是教师和学生, 师生彼此互为参照构成教师生态群体和学生生态群体, 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形成有机的联系,而且师生这两个课堂生态主体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又受到课堂生态环境的极大影响, 后者以各种方式保持、改变或改造着前者。所以,人的因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课堂生态系统。正是有着这些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而且是全员性、全程性的参与,因此,海南中学的生态课堂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操作性和旺盛的生命在场活力。
生态课堂,就是生活的课堂
传统课堂最大的弊端是把学生作为知识的容器,把课堂教学生活仅仅局限于认知活动中。这样使课堂与生活成了师生面对的两个互不相关的世界。生态课堂的理念必然要求我们的课堂教学引领学生走进火热的生活, 把知识的教学纳入人的动态生成中,让平面式的、沉寂的课堂教学转化为立体式的、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学境界。同时,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利用广泛存在于学校、家庭、社会、自然、网络和种种媒体中的多种资源进行学习, 帮助学生不断扩展对周围世界的体验,丰富其学习经历和人生体验。此外,生态课堂在教室的布置、设施的配备、人际关系的协调、规章制度的制定、氛围和舆论的营造等方面都力求做到有利于外部环境的交流。因此,生态课堂超越了传统的仅由教师、学生和教材构成的封闭的教学系统,使教学从形式、内容、方法等各方面都摆脱了单一孤立的困境,使课堂从时间、空间上得到扩展和延伸,使课堂教学投射出浓浓的生活气息。
生态课堂,就是生动的课堂
生态课堂,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而不是一潭死水、死气沉沉,初中课堂也应该像小学课堂一样“两眼都发光”。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注定要求课堂教学“不在于教师讲授无数个知识点,而在于学生提供更多的为什么; 不在于教师教学方法精益求精, 而在于学生是否在学习过程中有大量的参与和自由表达的机会; 不在于学校安排了多少课程,更不在于基础型、拓展型或研究型之分,而在于学生是否对所学的东西感兴趣,通过学习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吴志宏《呼唤有智慧的教育》)。生动活泼成为生态课堂的基本要求。
生态课堂,就是生命的课堂
生命,教育之根。课堂生态系统最大的特点是生态平衡。课堂生态平衡则是课堂教学环境各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达到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使教师与学生和谐共进,生命不断完善,心灵自由舒展,人与环境相互应答,课堂闪现出智慧的火花。按照朱永新教授关于新教育理想课堂的描述就是“知识、生活与师生生命的深刻共鸣”。创设一个民主、和谐的课堂环境是生态课堂的目标之一。而民主、宽松课堂环境的营造需要师生的共同努力。 课堂环境营建的过程,是师生交往、生生交往的过程,是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形成、展开的过程,是教与学交往、互动的过程。在师生、生生间多向交往中师生双方体味对方的思想, 容纳各自的见解, 智慧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激荡中得以启发、促进,并从所展开的平等的、开放的对话中获得新的感受、新的理解和新的生成。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在交往中感到宽松、融洽、愉悦、坦然,没有任何形式的压抑或强制,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主地思考,大胆提出假设,自由发表见解,无拘无束地畅想;在这个过程中,师生进行着情感的交流、思想的碰撞、经验和知识的分享、生命智慧的生成、生命意义的理解,完成着一种生命生活方式的表达。
生态课堂,就是生长的课堂
多样、开放是生态课堂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开放、民主是现代教育评价发展的方向。海南中学的生态课堂关注教学目标分级、教学过程分层、教学评价分类,从而让每一位师生聆听到生命生长的拔节声。生命生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生,二是教师。为了学生的生长,学校要求教师在每一节课上, 一要用睿智静静撑开自由的天。课堂上,教师面带微笑,有着学者的智慧和高超的教学艺术,保护学生的原创力,有“三个允许”和“三个鼓励”———允许学生答非所问,允许学生插嘴,允许学生思想开小差;鼓励学生质疑、鼓励学生有不同思路,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观察方式思考。二要用真诚悄悄欣赏学生的梦。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选课走班”,自由选择、自主参加适合自己发展的课内外活动。三要用宽容轻轻推开理解的门。当学生不留神做了小动作时,教师不是呵斥,而是眼神的暗示;当学生有问题不懂时,教师不是轻视,而是循循善诱……而通过生态课堂, 海南中学的教师成长也是有目共睹: 校长张健被授予海门市教书育人楷模,施俊进、沈烨萍等一批省特级教师、南通市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 周雪镛成为全省初中科技教育的领衔专家, 全国新教育榜样教师殷卫娟在北师大做缔造完美教室的叙事报告……
生命教育呼唤生命在场的教育 篇8
生命教育理论是由被誉为“美国生命教育之父”的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于1968年首先倡导和实践的。他针对二战后学校重视科学教育、忽视伦理道德修养,重视技能培养、轻视生命教育,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滑坡,青少年伦理观念和生命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与威胁,学校中群殴、吸毒、艾滋病泛滥、性危机和凶杀等各种漠视生命的事件层出不穷的现实,对整个教育领域的改革提出了自己建设性的主张。他倡导以生命教育整合中小学教育。他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构建起了生命教育体系,而且在实践层面作了探索,促成了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近年来,我国各地对生命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也呈现出百家争鸣之势。“生命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生命的教育,是旨在帮助人认识生命、珍惜生命、热爱生命、保护生命、尊重生命、升华生命的一种教育活动。通过生命教育,目的就是要使人更好地体验和感悟生命的意义,促进肉体生命的强健和精神生命的升华。同时让人懂得不仅要爱护自己,还要爱护他人,爱护地球上的其他生命,让每个人都充满生命之爱,让教育回归本真。生命教育应当是一种“人的根本转变的问题”教育,以倡导人性的解放为主旋律,以尊重个体生命在民主社会中的自由、平等为前提条件,以培养学生的生命情感、生命判断力和生命热情、生命态度、生命性格等为目标,让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学会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认识什么样的人生更有价值,并为他们从事未来成人生活作好准备、奠定基础。
一、生命教育成为教育主旋律的理性透析
《论语·尧曰》提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可见,在生命教育理论尚未形成的古代社会,人类对生命教育的探索就已经开始,只不过那时对生命教育的需求是潜在的。教育,简单地说,就是生命主体对信息的承载、加工和传播,如果再加上信息的获取和应用,那么教育就成了生命承载乃至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因为有了人,便有了教育。教育就是让人学会生存,就是让人的智慧直面一种环境的真实;教育即生长,就是要使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生长,而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行地灌输进一个容器;教育就是生命的接力,就是让每一个生命个体实现“生命”对话,让人完善自我、成就自我、超越自我,建构新的生命意义。学校作为生命教育的重要阵地,学校教育的价值就是要提升学生的生命质量,使其懂得生命的意义,延伸生命的价值,能正确处理好自己与自然、与他人、与集体、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从而能够成为负责任的社会公民;其实质就是让人既尊重自己的生命,又尊重、珍爱任何生命,提升生命的品质,让人生活得精彩,让社会更加文明进步。所以,我们应让生命的音符跳动于教育的每一个领域,教育的每一个细节理应闪烁生命的灵光。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一些青少年道德观念越来越模糊、道德自律能力也有下降趋势,一些反生命的行为,诸如吸毒、自杀、自残、侮辱与伤害他人生命日益频发。此外,各种威胁青少年学生人身安全的校园伤害、意外事故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因此,人们对生命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肖川教授在《生命教育的温情诠释与追求》一文中进行了深情的诉说:教育因生命而发生,生命才是教育鲜活的家。然而,在应试教育、急功近利日甚一日的今天,教育的真义被遮蔽、被扭曲了,教育的价值虚化了、失落了,教育成为“应试”或“分数”的代名词。教师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真可谓“累并坚守着”、“苦并品味着”、“烦并坚持着”、“痛并忍受着”。学生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没有了童年,泯灭了童真,丧失了童趣。我们的教育被应试和功利的“雾霾”所笼罩。我们盼望教育春天的到来,期盼那个让生命自由呼吸的季节,期盼还生命以尊严、给生命以幸福的良善教育。
二、生命教育呼唤“生命在场”的教育
教育既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还具有鲜明的生命性与个体性。人的生命是教育的基石,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所以,教育必须让生命在场。
1. 教育,应唤醒与激发学生的生命意识,让生命在场
生命教育理论一个最突出的观点就是教育要唤醒人的生命意识。即让受教育者通过体验、感悟来追问自我、认识自我,体味到自我生命的存在与珍贵,感受生命的美好而珍爱自己或他人的生命。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时代的教育,都是为了让人更加完美地存在、发展和有意义,否则,教育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生命教育观认为,教育乃是生命与生命交流的过程。生命教育应遵循生命发展的原则,引导生命走向完整、和谐与无限的境界,保证生命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并促进生命不断超越。教育首先是为了让受教育者获得知识,发展能力,洗礼灵魂,完善德性,使个体生命更加幸福,然后学会去尊重其他生命,使万物生灵和谐共融,使社会更加幸福。教育是生命的教育,学校是生命的学校,课堂是生命的课堂,教学是生命的塑造。教育就要触及人的生命,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否则,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形式的教育原本就是一段生命教育的旅程。
所谓的生命教育就是一种全人教育、社会性教育、个性化教育,目的就在于促进学生生理、心理、个性、灵性、社会性等全面均衡地发展,让学生懂得各种生命互相依存、息息相关,我们不仅要珍爱自己的生命,丰富自己的生命价值,还要珍惜、尊重和善待他人的生命。要自觉地保护环境,尊重与呵护一草一木,维护生态平衡,并让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培养对他人、集体和社会的爱心与善心,使学生的人格获得全面发展。为此,必须让教育触及生命的灵魂,激发生命的意识,使学生学会生存、学会交往、学会尊重,富有爱心和善心地生活。我们要让学校成为充盈生命关怀的温馨家园、流淌自然灵性的生命磁场,成为提升生命品质的发射场和增添生命能量的加油站。例如,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以“生命就是——”的句式引导学生把生命写出来,把生命说出来,把生命画出来,把生命唱出来……让学生体会生命的多彩与伟大,懂得生命需要相互关爱、相互尊重,我们要为学生传递善待生命、呵护生命、珍爱生命的思想情感。
无论哪一门学科,都蕴含着巨大的生命教育资源,都具备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素材。教师要充分挖掘文本中生命教育的素材,揭示生命教育的丰厚内涵,通过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给学生以熏陶和感染,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丰富学生对人生、对自然、对社会的正确认识。教师应善于用自己的爱心去触动学生的心灵,利用好“关键事件”的独特教育作用为学生制造更多的感动,达到“细雨沾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教育境界。要充分利用社会生活中的生命教育素材对学生进行教育。如,在教学中可以适时引进抗震救灾、战胜洪涝灾害、抗击雨雪干旱、舍己救人等生动鲜活的教育情景,把一个个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动人场景呈现给学生,使学生受到感染。也可以把轻视生命、漠视情感的真实案例,如以煤矿瓦斯爆炸、学生自杀事件、食品安全事件、见死不救、地区战争等时事热点,创设为课堂生命教育教学中的问题情景,唤醒和激发学生的生命意识。
2. 教育,应发现与发掘学生的生命价值,让生命在场
生命教育理论主张,生命是具体的、独特的,而不是抽象的,每一个生命都有其长处与不足,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教育就是要对学生的思想、言行、举止进行引导,使他们逐渐规范自我,超越自我,成就自我,从而提升个体生命质量。生命教育,是当代德育新理念的完美诠释,撑起了大教育的一片蓝天。作为教育者,要正确对待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引导他们直面缺点错误,扬长避短,发挥个性特长,彰显个人才华,塑造独特自我。与成人相比,孩子身上某些方面确实还很幼稚,这就好比珍珠,瑕疵或斑点在所难免。但是,恰恰在这种幼稚中,包含着他们成熟的因子;恰恰在这种弱点中,存贮着他们成长的内需;恰恰在这种不完善中,孕育着他们走向完善的活力。同时,也恰恰是他们的幼稚、弱点、缺憾,让我们的教育有了存在的理由,有了实施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现实的教育往往把人生命的丰富性简单化了,制约了受教育者的自由和谐发展。所以,我们要真诚地对待学生成长中的不足,以爱心和智慧激发他们的潜能,发掘他们的生命价值,不能随意将学生的“不正常行为”打上缺点的标记,扣上“孺子不可教”的标签,教师应树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意识,用辩证、发展、可塑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学生,欣赏每一个学生;要善于蹲下身来看学生,不以“完人”的眼光评判学生,不要求每一个学生都优秀。其实,缺点是相对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发现并彰显学生这种潜在优势和价值。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教学一直充当着模具,将学生视为“材料”,习惯于用相同的方法要求不同的学生,用划一的标准评价不同的个体,其结果是:学生的差异被消解,棱角被磨平,个性被扼杀,灵性被泯灭,成为教育教学“模具”中千篇一律的“物件”,这其实就是对生命的漠视。教育不是“雕刻”,而是发现多姿多彩的生命个体的潜在价值,唤醒它的生命活力,让潜藏在生命中的“鹰”展翅翱翔。所以,教育者要善用浓浓的情爱荡涤生命个体头脑中的污垢,让爱心涌动,让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凸显其价值,释放其能量,张扬其个性,使生命更有灵性,更有意义。
3. 教育,应开通与指引学生的生命航道,让生命在场
台湾大学孙效智教授指出,生命教育是指“深化人生观、内化价值观、整合行动力”的一种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理想与实践的教育。人总是以自己的信仰为精神支撑,以自己的思想为行动先导,以自己的能力素质为现实条件去选择行为。思想信念一旦偏离正确轨道,人生的航船就会触礁。没有思想和灵魂的生命是无价值、无意义的。初中阶段是学生至关重要的“灵魂发育期”,是形成思想品德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基础教育工作的核心阶段,基础教育的价值与归宿就是要注重初中生感性心灵丰富与细腻和理性思维自主与开放的培育。教育者要结合教育内容,使学生具有自我改变的愿望和自我发展的动力,加强对学生思想信念的教育,开通与指引学生的生命航道;要多给学生一些尊重与包容,善于运用言语表达、情感交流、组织管理等科学手段,促进他们的思想转化、行为规范和信念确立,让每一个学生活在希望中,活在自信中,活在成功中,这是我们的追求与责任。
课堂作为生命教育的主渠道,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生命活力是其重要任务。教师要结合教材内容,挖掘生命教育资源,加强对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挫折教育和意志教育。要使学生懂得,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遇到多大挫折,都不要轻易放弃生的希望,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强者,为生命的存在开通一条宽阔的航道,放飞生命的翅膀,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去追求心中的梦。要让学生感悟,“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的道理,学会“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与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热情相拥,不断去追求生命的质量,完善生命的意义。在教育过程中,要体现一种教育原理——以欣赏的态度唤醒学生的人生信念,激发学生的人生斗志;要诠释一种教育理念——教育尽管不能让受教育者都“成名成家”,但教育应该唤醒学生们的斗志,为他们点亮“成名成家”之灯,指明“成名成家”之路,为他们在“成名成家”的奋进中加油鼓劲,为他们一生的成长奠基。
4. 教育,应关注与完善学生的生命世界,让生命在场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教育的目的是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关注人的生命质量,根本目的就是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分数和升学。教育绝不是一堂又一堂“黑色墨水”换取“红色分数”的鏖战,而是在孩子们生命中铭刻的记忆,因为那是他们郑重而庄严的成长。生命教育观强调每个人的生命中都蕴藏着深不可测的无限潜能,教育就要注重开发生命潜能,使受教育者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能量。教育只有把学生看作是具有丰富个性、潜能巨大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被灌输的“容器”,才能回归它“自然”的本位。新课程构建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新三维目标,引领着教育的人性化回归。教育只有尊重和遵循生命教育规律,教育者只有顺利完成生命的接力,才能真正体现其真实意蕴。在生命化的教育过程中,教育载体是“有生命”的,是与学生的生命体验与感悟相匹配的,教育者应保证学生“有生命”地学习和生活。生命化课堂的建构,倡导通过活动、情境创设、社会实践等来理解生命、感悟生命、丰富生命、释放生命,通过流淌情思来流淌生命,通过激荡创造来激扬生命智慧。
没有生命就没有教育。因为教育关注了生命,便有了生命的教育。陶行知先生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从本源上讲,教育就是孕育生命、完善生命的过程,就是丰富人的知识、发展人的思维、强健人的体魄、完善人的品格的生命历程,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生命化教育。为此,教育应成为生命的栖息地,增强学生对自己、他人、自然、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教师要用生命之水来浇灌学生们的生命心田,滋润学生的生命心灵,提升学生的生命品格。如若离开了生命意识的培养,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违背了教育的本质规律。教育者既是教育者,亦是受教育者。教师要用自己的执着与奉献、热情与智慧架起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每一个在这座桥梁上经过的生命都被注入人类文明的新鲜血液,又带着这种新鲜血液去创造人类历史新的文明,孕育更有意义与价值的生命个体。关注生命,呵护生命,是教育者一生的责任,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心血!
浅析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篇9
对于法律政策的制定者而言, 未成年人问题一直是个难题。为了顺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体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特殊保护,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围绕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 在第五章对此进行了规定, 即刑事诉讼中“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相比较1979年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可以”通知, 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 合适成年人替代制度模糊。根据刑诉法270条合适成年人的范围中可以看出替代人员规定过于笼统, 缺乏明确的选择标准和适用位阶, 增加了被滥用和适用形式化的风险。比如说何为“其他成年亲属”和“代表”?以及“其他成年亲属”和“基层组织”有没有具体的范围?再如, 这三类替代人员在适用上是否存在顺位关系?选择上有没有统一的标准、根据何者的意愿确定?以上这些问题在270条中均没有体现, 明显忽视了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性, 容易导致实践运行混乱。
第二, 缺乏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措施。刑诉法第270条中存在着较多强制性规定, 如“……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等。“应当”表明办案机关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是没有自由裁量权的, 但是该条款中并未规定违反这些义务的处罚措施。此外, 270条中明确规定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可以提出意见。然而对提出的意见办案人员是否应在规定期限内改正或给予答复, 以及办案人员对意见不予理睬或不纠正违法行为的是否给予处罚等均未规定。这种对违法行为制裁措施的缺失, 导致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刚性不足, 容易被虚置。
二、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完善措施
(一) 完善合适成年人在场替代制度
基于保护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 学者们对完善合适成年人在场替代制度纷纷进行了讨论, 提出了建议, 如谢登辉教授认为, 在一般情况下合适成年人之间可以按照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老师、未成年组织代表及未成年人所在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的代表的顺序来确定合适成年人的到场。
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 虽然国外一些国家, 如英国的合适成年人在法律适用上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我国实践中合适成年人因身兼数职或被动到场等情况, 难以及时到岗、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现象普遍存在, 且针对聋哑、少数民族等有特殊需要的未成年人, 在限定的范围内真正能满足条件的人数较少, 无法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因此, 严格限定其范围显然是不合理的, 有必要进行扩展。至于到场顺序笔者认为, 办案机关有自由裁量权, 但应在保护未成年人最佳利益, 充分尊重未成年人和该合适成年人的意愿的前提下。这样合适成年人到场后, 能够很快与未成年人建立信任关系, 缓解其紧张、恐惧情绪, 保证讯问程序的顺利进行。同时与合适成年人被动到场的情况相比, 自愿到场的合适成年人会更加积极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对讯问过程进行监督, 及时纠正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 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二) 确立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制裁措施
制裁作为法律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 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保障, 对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 凡是发现办案机关提取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 存在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规定的, 都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 且不适用补正规则。之所以不适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主要是基于审讯和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性, 警察作为执法系统的一部分, 最终可以导致犯罪嫌疑人被指控为有罪, 任何由警察来进行的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 都将会蒙上一层强制性的色彩。在这样的背景因素下, 外加审讯环境本身的强制性, 对未成年人来讲, 很可能出现判断力下降、精神混乱的情况, 从而影响供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基于这种特殊性, 办案机关在没有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在场情况下获得的有罪供述均应排除。关于于合适成年人对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提出意见却不被接受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增加相应的救济措施, 如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或者赋予合适成年人拒绝签字的权利。
摘要：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是保障未成年人最佳利益的重要方式。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制度的规定十分模糊, 且相关配套制度缺失, 导致司法实践中运行混乱, 有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对该制度的具体实施细则做进一步的完善, 以更好的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关键词：合适成年人,未成年人,最佳利益
参考文献
[1]蔡勤.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研究[D].苏州大学, 2007.
[2]谢登科.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出路——基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2015, 36 (3) :110-115.
[3]梅文娟.英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及其借鉴[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4, 1:65-71.
科斯定理下的律师在场权 篇10
一、律师在场权的概述
(一) 、律师在场权的概念
律师在场权是指在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特定诉讼行为时律师有权在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有权要求律师在场。通常对律师在场权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律师在场权是指刑事诉讼中, 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 辩护律师享有在场的权利。1从狭义上说, 律师在场权特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 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 在侦查机关每次讯问时辩护律师均有权在场, 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辩护律师在场。2由于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具有特别的意义, 也是当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亟须加以完善之处, 因此本文所涉及到的律师在场权都是侦查阶段的律师在场权, 即狭义的律师在场权。
(二) 、律师在场权的内容
我国的审判机关是通过抗辩攻守式的控辩模式来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 这种模式的最重要前提是从诉讼程序启动开始到案件终结, 控辩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必须是公平的, 这样才会保证双方有真正对抗的空间, 才会通过实现程序正义来赢得实质正义。但在现实诉讼中, 公诉机关的表现却广为人所诟病:非法羁押、刑讯逼供、律师的“三难”问题愈演愈烈 (会见难、通信难、阅卷难) , 等等。3因此, 为了实现真正的程序正义, 达到法治昌明的预期目标, 律师在场权的设立已经刻不容缓。笔者认为, 律师在场权应该知情权、帮助权、监督权、异议权、申诉权、签字确认权等。只有由这些权利构成, 律师在场权才会起到其应有的诉讼保护之效能。
二、科斯定理
科斯认为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 那么他们就可以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它包含两个定理:第一定理是在存在外部性条件下, 假定交易成本为零, 产权是明确界定的, 则无论产权在谁一方, 交易双方都可以使资源获得同样的有效配置。第二定理是若交易费用大于零, 则不同的产权界定会造成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这个定理的意思是说, 不管原始的产权边界是否清晰, 只要不存在交易费用, 最终都可以通过双方协商找到产权边界, 从而使双方的权利达到一种均衡状态。4“根据科斯定理, 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5
如此看来, 科斯定理的核心作用就在于:只要是法律活动, 不管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 它都是想充分发挥对稀缺资源的分配作用。因此, 所有法律都应力图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也就是效率的最大化, 而科斯定理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三、科斯定理论证律师在场权设立的必要性
前文提到的科斯定理, 是一条与交易成本和产权紧密联系的经济学法则。科斯定理的作用在于对现有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因为现有的资源是有限的, 是稀缺的。既然在这个世界上, 交易成本为零是不现实的事情, 因此, 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就必须要考虑交易成本, 因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衡量资源优化配置程度的标尺。而且假如你要向穷人和富人各捐赠一百元, 富人可能都会嗤之以鼻, 而穷人定会觉得如救命稻草, 对你感激涕零。因此, 同样的资源, 同样的产权, 配置给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就决定了在使用科斯定理的时候, 一定要努力实现两点:一是要努力降低你的交易成本;二是要将你手中的资源尽量配置给最需要它的人。
科斯曾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科斯定理, 即农场主和牧场主之间就牧场主的牛偷吃农场主的庄稼而造成的损失进行谈判的例子。在此基础上, 笔者试用这样的方法来分析侦查机关和被追诉人一方的关系。一种状态是:着眼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权, 即侦查机关的侦查权胜过被追诉人应有的合法权益。在这种状态下, 因为侦查机关的侦查给被追诉人带来了损害, 侦查机关和被追诉人方就会权衡。此时, 设定侦查机关行使无限的侦查权 (有越权、滥用权力的可能) 和有限的侦查权 (在法律的权限内行使) 的收益分别为A和B。如果, A大于B, 侦查机关就仍会越权行使侦查权, 反之则会依法办事。而此时, 被追诉人一方就会考虑是否应该选择“拒不交代”还是“缴械投降”, 这两种损失为C和D。他也会权衡这两种作为的结果, 看哪种损失小就会采取哪种办法从被追诉人一方的角度, 只有他“拒不交代”的损失大于他“缴械投降”的损失, 即C﹥D, 他才会有激励去“缴械投降”。这是交易目的实现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另一种状态是:着眼于被追诉人的刑事辩护权, 即被追诉人的刑事辩护权 (包括律师在场权) 应得到充分的保障。在这种状态下, 因为被追诉人的刑事辩护权会影响侦查机关的侦查讯问, 因此双方同样会有一个权衡。此时, 设定被追诉人行使充分的刑事辩护权所和不充分的刑事辩护权所带来的收益分别为E和F。被追诉人会根据收益大小做出选择。同样, 侦查机关是行使完全的侦查权还是为了保障被追诉人的刑事辩护权而有所限制的行使侦查权, 这二者带来的损失分别为G和H, 他也会做出恰当的选择。
这两种状态都是在利益驱动下的权衡。在其中一方拥有某项权利的时候, 另一方会根据收益或损失情况做出购买还是不购买的决定。通过购买, 进行交易, 权利就会发生转移, 也就实现了资源配置。
由于科斯定理的功用在于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而要想对资源进行配置, 那必须就得有你我之分, 这就是产权的概念。根据这样的原理, 我们把“产权”扩大至“权利”也无妨。因此, 我们这里所谈到的侦查权和刑事辩护权也可以适用之。想到这里, 就联想到一则经典的公私权对抗案例, 就是威廉一世与小磨坊主的故事。由于公权力的强制性和强势性, 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 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弱者的利益。作为刑事辩护权的一项重要内容, 律师在场权应该进行明确的规定。因为只有这样, 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才能降低交易成本, 出现诉讼经济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樊崇义等著:《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203页。
[2]陈昊天:《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探析》, 绥化学院学报, 第27卷第3期, 2007年5月。
[3]李蓓蓓:《论我国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构建》, 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2007。
[4]李铮:《30天让你精通经济学》,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6.10, 第20页。
薇拉必须在场 篇11
——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洛丽塔》是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的代表作，因为奇特的内容、精妙的手法和语言，以及巨大的争议而风行世界。2013年恰逢《洛丽塔》诞生60周年（完稿于1953年）。在网络主导当下生活的E时代，“洛丽塔”这三个字又被赋予了更为广阔的内涵，“萝莉”、“小洛丽”所有这些泛指未成年美少女的词汇无不源自于它。
1958年8月，《洛丽塔》历经波折终于在美国出版时，上市三周销量就超过了10万册，纳博科夫由此成了20世纪最为耀眼的作家之一。但人们并不知道，他的身后一直站着薇拉，“没有我的妻子，我一部小说也写不出来。”纳博科夫如是说。
她把“洛丽塔”从火盆里救了出来
《洛丽塔》是纳博科夫的“女儿”，但她的生命却是薇拉给予的。
1948年秋天，纽约。某一日的午后，纳博科夫神情烦躁地走出了家门，薇拉发现丈夫的手中还拎着一撂书稿，她大为紧张，悄悄地跟在其后。纳博科夫来到一个垃圾桶边上，蹲下身子，在一个镀锌的罐子里点了一把火，开始把手中的书稿一页页丢了进去。
身后的薇拉惊恐万分，不顾一切从火中捞回了几页，炙热的火焰烫伤了她的双手。纳博科夫站在一旁抗议：“我不想要它了，这是一个肮脏的精灵，我要烧了它。”薇拉大声反对：“走开！我们先保留下来。”
这部书稿就是《洛丽塔》，纳博科夫之所以想烧了它，是因为这部作品在艺术性方面总是达不到他的要求。但是薇拉完全不这样认为，这几年她亲眼见到书稿中的每一个字如何艰难地诞生，这是丈夫的心血，不能被摧毁。
而且，在薇拉看来，这本书还相当有吸引力，它讲述了一个非常体面的中年绅士，如何不道德地爱上了他13岁的继女。在当时的美国，这样的故事如果问世，将如一场飓风一枚定时炸弹，会在道德、制度、价值观等许多方面引起争议。纳博科夫为了写完它，花了整整五年时间。从相识相恋到相爱相守，纳博科夫写的每一行诗、每一篇文章、每一部小说，薇拉都了然于心。任何时候，任何人只要提起丈夫所写的某个片段，她立刻能背诵出下一个章节。薇拉决心让《洛丽塔》问世。
1953年12月底，薇拉带着《洛丽塔》书稿来到纽约的一家出版社，被拒之门外。接下来的一两年内，薇拉连续跑了好几家出版社，他们全部拒绝出版，当时的美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出这样一本挑战人们伦理底线的烫手山芋，有个出版商建议薇拉到国外去碰碰运气。1955年2月，巴黎的一家出版社同意接受《洛丽塔》。
《洛丽塔》一问世，便引起了广泛的轰动，人们谴责它、咒骂它，说它是一本令人憎恶的书，但在文学圈，纳博科夫与众不同的叙事手法，别具一格的文体风格却获得了普遍认可。待1958年，《洛丽塔》在美国正式出版时，纳博科夫凭借此书跃升至一流畅销书作家行列。
纳博科夫把这一切归功于薇拉。
带手枪的女人陷入爱情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用这句话形容薇拉对纳博科夫的感情再恰当不过了。
1923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德国柏林侨民募捐假面晚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和24岁的纳博科夫搭档的是一个戴黑色狼面具的女孩，女孩一边跳舞，一边娓娓评述着他的作品。纳博科夫还未遇到过如此令他着迷的粉丝，听着自己写下的诗句被女孩用银铃般的嗓音念出来时，他沉醉其中，还有一些感动。纳博科夫被她深深迷住，要求女孩脱下面具，她拒绝了：我希望你能从我的谈话中领略我的才能。
后来，他打听到，这个神秘女孩是大名鼎鼎的出版商叶夫谢·斯洛尼姆的女儿薇拉，时年21岁。早在舞会之前，薇拉就已经迷上了纳博科夫。当时纳博科夫用“西林”为笔名发表了不少诗作，是文化圈里的名人。当薇拉在募捐晚会名单上看到纳博科夫的名字时，便极力说服父亲带她一起参加，两人便这样相识了。
“如何才能向你言明，我的欢乐、我的珍宝、我的极乐。我是如何完完全全地属于你——伴随着我的回忆、我的诗、我的脉动以及内心的震颤。”不久，纳博科夫给薇拉写了一封炙热浓烈的情书，两人从此展开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罗曼史。即使后来结成眷侣、罕有分离，两人间的书信往来也不曾中断，52年的婚姻，纳博科夫留下了三百多封情书。
1925年4月15日，两人结婚了。彼时的纳博科夫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有大批女性拥趸，薇拉只是个无名小辈，她居然俘虏了纳博科夫的心，质疑之声四起。其中，最夸张的一个桥段是，薇拉拿着一把手枪威逼纳博科夫：“娶我，否则我就杀了你。”当纳博科夫听到这则传闻时，放声大笑。人们至少说对了一点，薇拉真的拥有一把手枪，一把点38口径的勃朗宁手枪。
薇拉从没用这把手枪真正开过火，有一次却用它捍卫了自己的爱情与婚姻。
时间大概发生在1937年，那年纳博科夫在巴黎认识了一个叫伊丽娜的女人。一头金发的伊丽娜充满激情，言语幽默，和当年的薇拉一样，对纳博科夫的作品有独特的鉴赏力。伊丽娜的出现，让纳博科夫多情的细胞又活跃起来。他不停地给伊丽娜写信，倾诉着对她的思念。待薇拉发现纳博科夫的婚外情时，伤心不已，但她更多的是自责，觉得自己是因为过于照顾孩子而冷落了丈夫。
薇拉一方面竭力挽留丈夫出轨的心；另一方面找到伊丽娜，说她们应该像骑士一样进行决斗。伊丽娜接受了战书，答应如果她在较量中失败，就不再纠缠纳博科夫，而如果薇拉战败，必须在一个月内和纳博科夫离婚。决斗的地址选在了象征浪漫爱情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下面。
据说就在这两个女人拿起手枪的那一刹那，纳博科夫出现了，制止了这场闹剧。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已不得而知，但最后的结果是伊丽娜离开了纳博科夫。
婚姻生活里的AB面
如果把婚姻比作一枚硬币，丈夫和妻子各是其中的一面，A面和B面对婚姻的理解有时候大相径庭。
十多年前，有个叫史黛西·希芙的美国作家写了一本有关薇拉的传记，里面说婚姻对纳博科夫来说是港湾，但对薇拉而言是事业，纳博科夫是薇拉终其一生，悉心经营的一份事业，其经营理念就是“爱和奉献”。
nlc202309030744
在《洛丽塔》让纳博科夫声名大振之前，他一直在康奈尔大学讲文学方面的课程，薇拉是他的助手。上课的时候，薇拉就坐在纳博科夫左边的一把椅子上，她的目光从不离开他。偶尔，他掉下一节粉笔，她就立刻拾起来。他需要某个页码或一句引语，她立刻提供。在课上，她从不讲话；在课后，她负责擦黑板。
除了俄语，薇拉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但是在和纳博科夫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里，她所有的聪明才智全部奉献给了丈夫。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照顾孩子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养家糊口的责任全部由她一力承担。她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助手、司机、护士、纪纪人等，她帮他打字，替他去出版社签合同，做他的新闻发言人，甚至为他打伞……纳博科夫越来越依赖薇拉，即使遇到一只特别的蝴蝶，他都要让薇拉也看一眼。他认为，所有重要的时刻，薇拉都必须在场。她把一切“世俗”阻挡在了门外，为的只是给纳博科夫创造一个相对宁静、舒适的创作空间。
《洛丽塔》功成名就之后，随后而来的版权纠纷、法律问题、道德问责倾泻而下，薇拉同样挡在了纳博科夫面前，依旧为他开辟利于创作的纯净空间。因为，她懂得他，知道他是一个如果双手断了，还会用嘴来创作的天才疯子。嫁给这样一个作家，薇拉是有信仰的，她的信仰就是纳博科夫的作品。薇拉的父亲曾经和她说过：“除了你，没人能受得了纳博科夫对文学的狂热。”
在薇拉的庇护下，纳博科夫创作了《微暗的火》《说吧，记忆》《阿达》等一系列作品，在上世纪70年代，被封为“小说之王”，声望达到顶峰。人们也慢慢关注到了一直站在纳博科夫背后的薇拉，有评论家直言不讳，纳博科夫的成功离不开薇拉。但在任何公开的场合里，薇拉从来只说一句话：丈夫的创作与自己无关。
1977年的一个早晨，薇拉像往常一样叫纳博科夫吃早饭，却发现丈夫已经离她而去。她伤心地对儿子说：“我们去租一架飞机掉下来吧。”对她来说，失去了纳博科夫的人生也像是终结了。余生的岁月里，她全心致力于丈夫作品的完善和维护工作。
1991年4月，薇拉离开人世，她留下遗嘱，要把骨灰加入到纳博科夫的骨灰中。纳博科夫墓碑上的字变成了“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薇拉·纳博科夫”。至此，死亡让他们更加完美地融合了。
纳博科夫曾在1923年11月，致信薇拉：“你进入了我的生活，不是偶然光临的来客，而是像进入了一个王国，那里所有的河流都在等待你的影子，所有的道路都在等待你的脚步。”而薇拉也用她的一生构成了深爱丈夫的明证。
（编辑 李婉莉 njlwl@163.com）
协同软件中的在场状态探测与识别 篇12
虚拟环境中的场况识别
场况是指虚拟环境中有多少人及每个人的在场、在线、动作状况和标志情况。在场状况是指成员注册登记、登录状况, 也包含每个成员的登入时间、频度、时长及其统计讯息。好友列表、分组以及各个成员的级别、权限和资料信息情况均属于协同沟通系统中成员的场况信息。
场况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成员自己设定和填写的, 虚拟性和匿名性得到尊重, 其真实性由登入者自行裁量决定, 因而系统环境不能保证。另一类是由系统探测识别并按照一定的规则计算统计生成的, 其真实性由系统环境按一定规则保证。比如成员的级别和权限以及线上行为统计等信息。
系统在技术上可以保证探测到成员的在离线状态, 但为保证成员匿名的需要, 特别允许成员设定“显示为脱机”和“隐身”。在线是指每个成员是否登入的实时状态。成员在线时, 动态标志用来指示该成员的在线活动状况。MSN系统中是有空、忙碌、离开、显示为脱机等状态。在腾讯QQ中则表示为我在线上、忙碌、邀请 (Q我吧) 、 (短时) 离开、离线、请勿打扰、隐身以及音、视频设备的可用状况。在线信息也可以称作线况信息, 对于他人 (可能是被协作者 (参与者和旁观者) 也可能是协作发起者) 而言线况信息的作用是很大的, 决定了协作行为的发起、持续、拓展、限制和终止。如果说它决定着协同的效率应该不算过分。
场况信息和线况信息以英文Presence&Status来表示。在中文似乎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表示方式。这些信息对于系统是有意义的, 用来协调和管理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更重要的是对于组织的意义, 对企业管理特别是信息化的企业管理意义非常重大。
最明显的意义在于通过信息和信息行为的管理实现组织行为管理。企业行为管理一直以来都是管理的难题, 特别是成员行为管理。这些信息的方便取得, 使得组织可以实现对成员信息行为的识别和评价, 进而可以实现合理程度的管控。当然, 管控仅仅是一个方面, 甚至是比较小的一个方面。大的方面是成员间协同效率会因此而得到极大的提高。整个企业组织的效率瓶颈实际上一直是信息不对称, 从决策到运营, 直至行动的效率都系于此。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场况、线况信息以及交互过程中传送、存储、处理的信息, 综合起来就极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数据在场技术的作用
数据 (信息) 在场技术是协作技术的一大进步, 其意义重大但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比如, IM即时通讯一开始只是一种瞬时 (及时) 信息沟通工具, 留言功能的增设意义是重大的。大家应该还记得当时的情形, 腾讯的QQ已经具备了好友不在线时的留言功能, 而当时微软的MSN还不支持好友离线时的留言功能, 只是提供了“发邮件给不在线的好友”的替代方案。这让用户感觉很不方便, 许多用户因此而被腾讯QQ“黏住”。
随后, 即时通讯 (IM) 进步就是数据 (信息) 在场技术的另一个进展, 发送离线文件。这标志着即时通讯系统为系统使用者之间维持了一个短时的 (由系统设定时间不能太长) 协同信息区, 该区间存放数个文档。文档可以是各种格式——文本、图片、音频文件、视频文件等。
目前, 大家喜欢用即时通讯系统来传送文件而不是使用电子邮件, 特别是大文件就更加体现出优势。电子邮件系统是受到服务器存储空间限制, 不允许附带大容量的附件。虽然目前很多邮件服务商都增大了允许的附件大小, 但还是难以满足客户传送超大容量附件的要求。另外, 电子邮件系统的非实时性使得及时性传送需求不能保证。顺便提一句, 电子邮件系统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协同离线性——发送信息一方无法预知对方何时会收到信息, 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收到, 收信的一方是否在场、是否在线一概不知。在即时通讯系统里, 至少对方的在场状态信息是由系统提供并有技术保证的 (比如至少在列表中可以看见并可见其一些资料) 。数据信息在场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是在即时通讯系统中维持一个不限时长的协同工作区, 它的首个商用形式出现在中国——王志东的点击科技公司推出的竞开协同之星GK-Star。
实际上, 我们如今讨论的协同技术和协同软件都是基于计算机网络的, 其基本工具便是基于计算借网络媒介的沟通系统, 如电子邮件、讨论组、即时通讯等。考察这些技术你会发现它们具有很强的个人—社会化特征, 它是个人之间的社会化的应用, 行为是个人的, 场景是社会化的。自发、自组织性是其基本特点。在这个意义上, 它对于组织或企业的缺点就很明显, 自愿、自发的协同很难有效实现组织目标, 因此, 组织协同——对协作行为的导向、规范、管理是组织 (或企业) 协同所必不可少。竞开协同之星把个人间的社会化协同沟通架构于企业组织中, 使其具备了组织管理的可能, 使后继协同软件厂商如致远软件能够在其基础之上实现组织级协同管理平台开发。而GK-Star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维持的不限时长的协同工作区则实现了团队 (组织) 数据信息的在场, 只要组织 (团队) 成员能上线, 无论是PC机、智能手机或者其他终端, 那么他就拥有了他工作和业务管理所需的所有信息——在场、在线, 包括成员场况——有谁、有多少、在线、离线还是忙碌等等。可以说到了GK-Star作为协同软件中的基础构件——沟通引擎就基本上成形了。
在协同软件平台中, 与沟通引擎同等重要的是工作流程引擎。在一般的OA、项目管理等管理平台中, 都使用了工作流引擎。工作流引擎早已发展得相当成熟, 已经成为标准化的程序构件, 通常已经不需要应用系统软件开发商自行研制, 只需使用商品化的标准工作流中间件即可。在大多数应用系统中的情况就是如此, 可以根据应用环境的不同和业务性质的不同来定制工作流的属性, 基本上可以满足各种场景下的业务流程操作和管理。在以组织协同为目的的协同管理软件平台中, 问题有些不同。为了协同的目的, 流程和操作必须有所调整以适应协作的需要。调整的依据是什么?其中很重要的部分便是场况、线况信息, 是参与协作的团队 (在很多情况下是动态的团队和虚拟的团队) 和个人的场况和线况。为此, 必须构建能够实现这种调整的机制。这就意味着协同管理平台软件厂商不能满足于使用标准的工作流中间件, 而是必须对标准的工作流进行改进。比如, 致远软件就研制开发了自己独有的二元化工作流程引擎。仅此一项创造就使得致远软件的工作流操作和管理具备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该公司推出的协同办公系统软件在市场上销售处于领先地位, 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
组织级管理软件中场况信息的应用
在组织级管理软件中, 场况、线况信息的情况更为复杂。在个人—社会化的协作和沟通过程中, 所谓场况、线况都是个人的。在M S N、Q Q及B l o g、W i k i、S n s等Web2.0技术和应用中其管理和开发应用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而在组织 (企业) 中, 每一个成员都被赋予了固定的和动态的岗位职责, 具有相应的组织中的位置和角色。这些情况必须被一并考虑并得到有效的处理和管理。这些信息演变为每一个成员的场况、线况信息的重要且刚性的组成部分, 这在处理上由于前述的场况、线况信息存在极大的不同, 而不能采用同样的机制来处理。
领先的协同技术开发商如致远软件是将管理模型嵌入到工作流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从本质上来考察组织级协同, 其基本要素是流程、规则、状态和信息。每一个成员只要能够随时随地的能够存取和操作这些信息和数据, 协作的前提和条件就完全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