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

中共党史学（共9篇）

中共党史学 篇1

一、中共党史学研究的方法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也有不少论著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 根据不同的性质、作用、范围, 党史学方法大体上可分为基本方法、具体方法、特殊方法三个层次。基本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具体方法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 研究党史的各种具体方法;特殊方法是指仅仅适用于党史领域某些专门分支学科或某些领域的特殊方法, 包括数学计量方法、统计方法、图表方法等。有的还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完整有序的、包括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体系, 这个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指导性方法;二是综合性方法;三是各种具体方法;四是技术性方法。除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张静如提出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1989年, 他就提出应注意考察社会心理, 运用全面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法、历史的逆向考察法等等。1991年, 他又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后来, 他又提出可以从人类学、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 可以采用历史比较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数量分析法, 以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分层次研究法、纵横比较法、科学假设法、历史跟踪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考察方法等等, 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 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研究领域、发掘史料、研究手段等等方面进行创新。中共党史研究今后要朝着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即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手段, 都要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需求;研究的内容要正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面貌;要面向社会, 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学的社会功能, 为社会服务。他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研究中共党史, 以及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等主张, 在中共党史学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还有的学者提出, 应该采用系统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党史, 把中共党史放到中国社会国际社会的动态系统及大系统中去研究。

党史学界还探讨了党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 主要有:

第一, 历史比较法。新时期, 党史研究中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逐步开展起来。运用历史比较法, 应遵循合理的原则:一是可比性原则, 即必须搞清楚被比较的对象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若没有可比较的对象, 不能牵强附会;二是要在充分利用和研究被比较各方材料的基础上进行, 不能死板硬套凭历史哲学理论, 要慎重地下结论;三是应当重视被比较对象产生的物质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 在洞识事物本质的基础上作比较, 防止肤浅的历史对比。

第二, 逆向考察法。从作为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结果的现实出发来回顾历史的方法称为逆向考察法。逆向考察法在党史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主要取决于中共党史与现实政治的联系紧密以及中共党史对当前实践的借鉴作用具有更直接的特点。

第三, 系统方法。不少人撰文指出, 在党史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 有重要意义:第一, 系统论的整体性和结构性原则, 要求在党史研究中改变传统的“分析—综合”的思维方式, 而采取“综合—分析—综合”的新思维方式。第二, 系统论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原则, 可以改变片面强调因果联系的传统历史研究法, 而将研究对象作为复杂的网络联系, 从因果、反馈、控制、顺序、线形和网络等多角度加以探讨。第三, 系统论提供了党史研究数量化的中介环节, 便于做出严格的逻辑证明, 同时能够促进国家对党史学规划管理的科学化。

许多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党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在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中共党史师资班上, 郭德宏也曾经介绍了十种中共党史研究易于采用又较为成功的研究方法, 如口述史学方法, 即时史学方法 (美国称为瞬时史学) , 心理史学方法 (又称心态史学方法) , 文化史学方法, 政治学研究方法, 领导学研究方法, 长时段研究方法等等, 并提出应该开阔视野, 不要只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 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 因为中共党史只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 如果从现代中国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 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样。

二、中共党史学研究的特点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特点, 过去主要是强调党性、革命性、阶级性、政治性、战斗性、现实性以及科学性等等, 曾提出要达到党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齐鹏飞提出:“从理论上讲, 主观性与客观性、科学性与社会性、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 政治功能与学术功能、政治价值与学术价值、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统一, 亦即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本质要求和理想境界。

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特点, 郭德宏又从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统一的角度将中共党史学科的特点概括为“五性”, 即历史性、科学性、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所谓科学性, 是指它具有历史科学的特点, 中共党史必须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 存真求实;所谓政治性, 也就是指中共党史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 研究者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 要与政治紧密联系, 并受现实政治的制约;所谓理论性, 即它不仅要求史实的真实和准确, 还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加以分析, 在表述上更具有理论色彩, 并对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点加以研究;所谓现实性, 即中共党史学不同于历史学的其他内容, 大都已经成为过去, 而是同现实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 有的内容甚至仍然是现实问题, 研究它的目的也主要是为现实工作服务, 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张静如也指出中共党史学科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理论性, 但是与郭德宏的解释不太一样。同时,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立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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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静如, 张勇.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9 (3) .

[7]张静如.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J].北京党史研究, 200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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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 (3) .

中共党史学 篇2

从1840年开始，中国逐渐丧失独立的地位，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

1.鸦片战争

1840 年，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社会的发展脱开原有的轨道，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二是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2.《中英南京条约》

1842 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共产党宣言》

1848 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全文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写成。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4.太平天国运动

1851 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 太平天国”。1853 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1856 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 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5.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 年, 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6.《北京条约》

1860 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 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弈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

7.《中法新约》

1883—1885 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8.《马关条约》

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 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9.《辛丑条约》

1900 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 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0.辛亥革命

1911 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11.五四爱国运动

1919 年5 月爆发了“ 五· 四” 学生爱国运动，6 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了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12.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

1920 年春夏之交，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多次召集会议，商讨建党问题。1920 年8 月，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 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推选陈独秀为负责人，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此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3.中共一大

1921 年7 月23 日至8 月3 日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会议在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3 人，代表全国50 多名党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的名称为“ 中国共产党”，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14.中共二大

1922 年7 月16 日至23 日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 号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15.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亦称“ 二七大罢工”。1923 年2 月4 日，京汉铁路沿线三万多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总同盟罢工。7 日，吴佩孚派军队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影响。

16.中共三大

1923 年6 月12 日至20 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 号（现恤孤院路３号）举行。大会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17.国民革命

也称大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1924 年1 月至1927 年7 月之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战争。1924 年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1927 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 清共”，国共合作破裂。

18.黄埔军校建立

在苏联帮助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于1924 年5 月在广州黄埔创立（即黄埔军校）。孙中山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许多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11 月，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健全政治工作制度。

19.中共四大

1925 年1 月11 日至22 日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 个议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20.五卅运动

1925 年5 月30 日，英帝国主义巡捕在上海开枪屠杀游行的学生和群众，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这一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和罢市，形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

21.省港大罢工

1925 年6 月19 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此次罢工由共产党人邓中夏及苏兆征领导，历时1 年零4 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大罢工之一。省港大罢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22.《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23.中山舰事件

也称“ 三二O 事件”。1926 年3 月20 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蓄意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24.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 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以及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北伐战争结束后，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2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

1927 年3 月5 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26.“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

1927 年4 月12 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导致国民革命被迫中途夭折，成为国共十年内战的开端。

27.中共五大

1927 年4 月27 日至5 月9 日在武汉进行。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28.马日事变

1927 年5 月21 日晚，驻守长沙的武汉国民政府辖军，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中共控制的组织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员、中国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事变后，许克祥与中国国民党右派组织了“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继续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21 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 马” 字，故称这次事变为“ 马日事变”。马日事变是湖南的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转折点。

29.“ 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

在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北伐时，原先采取“ 联俄容共” 的方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在北伐期间，国民政府内部就容纳共产党与否的问题，于1927 年分成南京及武汉两政府。武汉方面最初仍主张容共，其后与共产党发生摩擦，再加上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人士的表态要求分共，汪精卫于7 月15 日当日，在武汉召集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结束。

30.土地革命战争

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31.南昌起义

1927 年8 月1 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 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32.八七会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 年8 月7 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33.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著名论断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会议上提出。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34.秋收起义

1927 年9 月9 日，毛泽东、卢德铭等在湘赣边界领导工农革命军举行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及时作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决定，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

35.三湾改编

1927年9 月29 日至10 月3 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 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

3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7 年10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37.广州起义

1927 年12 月11 日，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经三天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38.井冈山会师

1928 年4 月28 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会师后，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对巩固扩大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同年12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

39.中共六大

1928 年6 月18 日至7 月11 日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 银色别墅” 秘密召开。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40.古田会议

1929 年12 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初步解决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以及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41.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1 年11 月7 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46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红军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抗日宣言、少数民族问题决议案、红军优待条例、婚姻条例等法律、法令、条例、文件。

42.取得四次反“ 围剿” 战争的胜利

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

43.第五场反“ 围剿” 战争失败

从1933 年9 月25 日至10 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 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 围剿”。这时，王明“ 左” 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所谓“ 正规” 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 围剿” 的胜利。最后于1934 年10 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44.红军长征

1934 年10 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一带出发，开始长征。1936 年10 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分别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45.湘江战役

1934 年11 月27 日至12 月1 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 万多人锐减至3 万余人。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

46.遵义会议

1935 年1 月15 日至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关于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 左” 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47.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48.巧渡金沙江

1935 年4 月28 日，蒋介石下达命令，控制金沙江渡口，毁船封江。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就会被国民党军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1935 年5 月3 日至9 日，红军避其锋芒，仅凭7 只渡船在7 天7 夜间，2 万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49.强渡大渡河

1935 年5 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四川省石棉县，准备渡过大渡河。而国民党军也在这里布置了重兵，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5 月25 日凌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孙继先率领“ 十八勇士” 强渡大渡河，成功突破了敌军的防线，为红军北上打开了一条通道。

50.飞夺泸定桥

1935 年5 月29 日。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在王开湘、杨成武的指挥下，红四团22 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最终成功夺下了泸定桥。

51.一二九运动

1935 年12 月9 日，北平的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52.瓦窑堡会议

1935 年12 月17 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 左” 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53.西安事变

发生于1936 年12 月12 日，所以又称“ 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 攘外必先安内” 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 兵谏”，逼蒋抗日。同月25 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 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54.洛川会议

1937 年8 月22 日至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55.第二次国共合作

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 年9 月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1946 年6 月全面内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56.平型关大捷

1937 年9 月25 日，八路军在平型关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由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战，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战大捷。该战有力配合了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57.《论持久战》的发表

《论持久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于1938 年5 月26 日至6 月3 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1938 年7 月首次出版。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的“ 中国必亡论” 和“ 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作战胜利的战略。该著作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是指导全国抗战的理论纲领。

58.《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新民主主义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创作的政治理论著作，首次出版于1940 年。该书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而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59.百团大战

1940 年8 月至1941 年1 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晋察冀军区、第一二九师、第一二〇师在总部的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八路军参战部队达105 个团，故称“ 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咋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重击了日伪军的反动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

60.皖南事变

1941 年1 月4 日，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 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 日，行至安徽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队8 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2000 余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

61.延安整风运动

中国共产党1942 年2 月至1945 年4 月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教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方针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62.中共七大

1945 年4 月23 日至6 月11 日在延安召开。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七大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 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63.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是在20 世纪中期的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抗战时间从1931 年9 月18 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 年8 月15 日结束，共14 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64.重庆谈判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 年8 月29 日至10 月10 日，经过43 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在1946 年6 月底全面撕毁《双十协定》，但其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常重大的。

65.解放战争

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1946 年6 月至1949 年9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战争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通知，是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

66.孟良崮战役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于1947 年5 月13 日至16 日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进攻作战。孟良崮战役是一场山地运动歼灭战，该战役全歼国民党“ 五大主力之首” 的整编第74 师，一举扭转了华东战局，是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重要转折点。

67.“ 十大军事原则” 提出

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1947 年12 月25 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全文593 个字，毛泽东用精辟的语言，把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原则讲得清清楚楚。人民解放军灵活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瑰宝，并最终依靠这一瑰宝，彻底打败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十大军事原则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68.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是指1948 年9 月12 日至1949 年1 月3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场战略性战役。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69.七届二中全会

又称西柏坡会议，于1949 年3 月5 日至13 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了此次会议。会议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并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七届二中全会为党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70.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是继三大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中下游强渡长江，对国民党军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行动。此役共歼国民党军43 万多人，解放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并于4 月23 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束。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之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7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 年9 月21 日至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事宜的会议。会议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了总原则。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72.开国大典

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天安门举行，被称为开国大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73.七届三中全会

1950 年6 月6 日至9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是当前阶段中心任务，为此要创造三个条件: 土地改革完成，现有工商业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节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初期召开的最重要会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

74.抗美援朝

1950 年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10 月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将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 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1953 年7 月27 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订，历时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75.“ 三反” 运动

1951 年12 月至1952 年10 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76.“ 五反” 运动

1952 年1 月至10 月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77.过渡时期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阶段中的总路线。1953 年9 月25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庆祝国庆四周年的口号中，正式公布了这条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78.万隆会议

1955 年4 月18 日至24 日，29 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万隆会议主要讨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主要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共同抵制美国与苏联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

79.中共八大

1956 年9 月15 日至27 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 年至1962 年）的建议》，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

80.八大二次会议

1958 年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 大跃进” 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81.庐山会议

1959 年7 月2 日到8 月16 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又简称“ 八届八中全会”。“ 庐山会议” 除了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之外，还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82.八届九中全会

1961 年1 月14 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八字方针，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一方针，编制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全会号召全国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

83.七千人大会

1962 年1 月11 日至2 月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 人，因此也被称为“ 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 左” 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84.文化大革命

全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1966 年5 月16 日至1976 年10 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85.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 年8 月1 日至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扩大)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和批准了1962 年9 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很大部分权力，逐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掌握。

86.中共九大

1969 年4 月1 日至24 日在北京举行。九大使“ 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87.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1971 年10 月25 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 次会议以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被非法剥夺了20 多年的席位得到了恢复。

88.中共十大

1973 年8 月24 日至28 日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修改的党章，继续了九大的“ 左” 倾错误。

89.“ 天安门事件”

亦称四五运动，是1976 年4 月5 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对“ 四人帮” 的全国性的群众强大抗议运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 四人帮 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 四人帮 奠定了群众基础。

90.中共十一大

1977 年8 月12 日至18 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总结了揭批“ 四人帮” 的初步成果，宣告了“ 文化大革命” 的结束，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为动员全党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91.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 年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92.十一届六中全会

1981 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32 年来的功过是非，彻底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 和“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93.中共十二大

1982 年9 月1 日至11 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了“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重要思想。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各项组织制度、党的纪律作了更充分、更具体的规定。

94.中共十三大

1987 年10 月25 日至11 月1 日在北京召开。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今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确定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并在总结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

95.南巡讲话

1992 年1 月18 日至2 月21 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新观点，后来被统称为“ 南巡讲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中国90 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96.中共十四大

1992 年10 月12 日至19 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和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97.香港回归

1982 年9 月，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经过两年多达22 轮的谈判，最终在1984 年12 月19 日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从1997 年7 月1 日起，中国在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权和治权。1997 年7 月1 日零点整，香港回归。

98.中共十五大

1997 年9 月12 日至18 日在北京召开。大会总结了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新经验，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99.“ 三讲” 教育

1998 年到2000 年底，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的以“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100.澳门回归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 年12 月20 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99 年12 月20 日零点整，澳门回归。

101.中共十六大

2002 年11 月8 日至14 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把“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102.中共十七大

2007 年10 月15 日至21 日在北京召开。胡锦涛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大会的突出贡献，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阐述，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

103.改革开放30 年

2008 年12 月18 日，中国召开纪念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30 周年大会，改革开放是20 世纪70 年代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 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1979 年7 月，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

104.中共十八大

2012 年11 月8 日在北京召开。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进方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回答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策立场。

105.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 为民、务实、清廉” 为主题，按照“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在中共全党深入开展。

教育活动指导思想是: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切实加强全体党员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切入点是: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教育活动重点对象是: 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106.“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指的是“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2016 年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 关键少数” 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

107.中共十九大

2017 年10 月18 日至10 月24 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108.意识形态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不断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新时代的一项重大课题。意识形态是系统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的思想体系。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有目的的思想工作，主要通过引导思想观念、凝聚政治认同、推动文化传承等，以建构具有思想吸引力和政治凝聚力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09.十九届二中全会

2018 年1 月18 日至1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号召全党同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本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觉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力奋斗。

110.十九届三中全会

2018 年2 月26 日至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意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11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主题教育，是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的重要内容，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党保持永远年轻的重要法宝，是党始终铭记历史的重要力量，是党不断开创未来的重要基础。

112.十九届四中全会

2019 年10 月28 日至3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号召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13.十九届五中全会

2020 年10 月26 日至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114.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中共党史研究应如何规范 篇3

关键词：党史研究；学术规范；史料；信史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4-0008-010

中国有个成语叫“张冠李戴”，意思是把姓张的帽子戴到姓李的头上，比喻认错了对象，弄错了归属。笔者近来因为教学需要，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段出自张昆弟之口的话，竟被不少学者安在毛泽东的头上，而且用错的人众多。透过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养成严谨踏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充分尊重资料，认真研读、辨析资料，正确解读和运用资料，是党史研究中必须遵守的重要学术规范，是党史成为信史的前提。

一、一段不难读懂的资料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芝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1]

这段话摘自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它传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一）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和张昆弟一起游泳，游泳后一起到居住在岳麓山的蔡和森家，当晚留宿在蔡家。（二）毛泽东和张昆弟在蔡家夜间长谈。（三）毛泽东的谈话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批评中国的国民性，希望中国能有像俄国托尔斯泰那样的人物出现。2.批评中国晚近文化，“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3.阐述自己的革命观，“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四）张昆弟赞成毛泽东的第一个观点，说“余甚然其言”，并回应毛泽东说：“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二、令人诧异的误读率

如上所述，从“中国人沉郁固塞”到“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这一段话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出自张昆弟之口，而不是毛泽东之口，是张昆弟回应毛泽东的话语。这段资料不难读懂，也就不应该弄错。但在众多学者的文章中，这一段话，特别是其中的“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一语，被当成了毛泽东或其他人的，并且还犯了一些其他错误。

笔者根据中国期刊网上的相关文献，做了一个统计，从1979年到2013年，国内报纸杂志上引用张昆弟这段话或其中部分语句的论文共86篇，其中把这段资料错读成毛泽东之语的有67篇，错成杨昌济的有1篇，错误率在79%以上。详见表1。

我们把1979—2013年这34年分成1979—1990年、1991—2001年、2002—2013年三个阶段。（1）1979—1990年涉及这段文字的相关论文13篇，对资料使用错误的6篇；1991—2001年相关论文37篇，资料使用错误的30篇；2002—2013年相关论文36篇，资料使用错误的32篇。从整体上看，该段资料的正确使用率每况愈下。

期刊论文的情况不佳，硕、博士论文对这段资料的使用情况则更差。据笔者不完全检索，近几年来涉及这则资料的硕、博士论文7篇，无一使用正确。详见表2。

三、党史研究应该如何规范

一段并不难懂的资料，却被如此多的作者误用，原因何在？党史研究该如何规范？笔者拟结合一些党史资料，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严谨踏实，认真阅读资料。如前所说，张昆弟的这一段日记不难读懂，但众多学者却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认真阅读资料。不少作者可能根本没有阅读过自己所引资料的前后文，仅仅是看到别人使用了这则资料，然后找到相关的书籍，核对一下页码；有的甚至连这项工作也没有做，完全是照搬他人的资料和说法。结果别人用错了，自己也跟着错。1991年以后的73篇期刊文章中，仅有11篇解读、使用正确，这颇能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浮躁之风。这种风气一日不改，一日难有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认真阅读是学术研究少犯错误的前提，而不认真阅读恰恰是犯错误、甚至犯张冠李戴这种低级错误的根源。

毛泽东曾经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不认真阅读，不仅导致了我们前面所列举的“张冠毛戴”的错误，还在毛泽东研究中制造过“杨冠毛戴”的笑话：

对于中国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杨（昌济）先生下了许多的功夫。譬如对儒家三纲之说的非难，他除推崇王船山“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的重个人独立精神以外，特别看重谭嗣同《仁学》对这方面的批判。他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即父子兄弟之间也不可互相倚赖。因此在一个时候，研读《仁学》和船山学说，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泽东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0页endprint

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仁学》，是受杨昌济的影响。杨昌济特别看重谭嗣同的《仁学》，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发动心力的精神。他时常给学生讲读《仁学》，一个时候，研谈《仁学》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泽东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这段话，出自杨昌济的《论语类钞》[2]，这是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修身科的讲义（2）。无论是李锐还是陈晋的著作，都没有对这段引文加以注释。但仔细读这两段文字，不难发现，他们都没有说这段话出自毛泽东之口，而是根据毛泽东等人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杨昌济恰好给他们讲修身一科，讲《仁学》的相关思想，而推论毛泽东等学生的笔记和日记中应该“常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这种推论虽然稍嫌大胆，但还在情理之中。

李锐、陈晋的这种推论，被一些学者不慎误读，在他们的著述中直接把这段话安在了毛泽东的头上。表3是“杨冠毛戴”的部分文章和书目。

认真阅读资料，还要认真分析资料，尊重资料的差异性，不能采取“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态度。

比如关于1922年8月的杭州西湖会议，因为缺乏直接的文献记录，所以研究这次会议只能根据当事人事后的一些回忆录。出席该会议的有马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7人，对这次会议留有回忆的有陈独秀、蔡和森、马林、张国焘。依时间顺序，回忆的基本情况如下：

1.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远东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3]169-170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1923年6月）

2.第三，一九二二年九月西湖会议。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在此会议以前曾讨论过此问题，一九二二年C.P.第二次全国大会时，国际代表主张马上加入国民党，而有一部分不赞成加入，有一部分在理论上赞成，但关于具体方法，会议的结果要中央解决之，所以我们决定用C.P.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信致国民党，请求联席会议，但中国政治问题而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孙中山不承认有C.P.的党，故因此未作。

……西湖会议的经过，结果一方面两党联合，另一方面设法个人加入国民党，经过数月后才加入（和森、秀松）。

……此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1）[小]组织问题；（2）对国民党的态度。

……在西湖会议上已经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守常亦在）。[3]485-493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

3.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3]521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

4.这时，我们安排在杭州西湖召开一次会议。这是一九二二年初，主要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我记得还有瞿秋白，另外还有一个多半是湖南人的学生，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杭州会议上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看法。有一两个反对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对最力的是张国焘。这些反对者的论据，围绕着国民党的价值问题，它变成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来自国民党领袖的可以预料的反对的问题等等。陈独秀同意了我所提出的观点。没有一条要求作补充说明的明确的反对意见。

（问到他关于这次会议的叙述与陈独秀的有出入时，马林回答说：）

如果陈独秀的叙述是真实的，那么，第一，在杭州会议后一个时期，这问题曾经有许多机会可以在莫斯科讨论。中国同志也可能与越飞一起提出这个问题，他是在同年稍后来华的。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这种周章。第二，这儿不会有什么“服从纪律”的问题。我一向深恶痛绝这类措施。何况，我并没有从共产国际得专门指示。我手上没有任何文件。[3]547-549

——伊罗生采访马林的记录（1935年8月）

5.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

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3）

——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

从研究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些内容互有差异的回忆录呢？endprint

首先，人对亲历事件的记忆，是一个随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模糊的过程。所以，通常情况下，所有回忆录都是离事件的发生时间越近，真实性越大，反之，可信度越小。也就是说，以上这些回忆的可靠程度按时间顺序来排列是：陈独秀（1923）、蔡和森（1926）、陈独秀（1929）、马林（1935）、张国焘（1971年版）（4），除非有日记等材料的帮助，否则，张国焘的回忆录最靠不住。

其次，要探究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事件回忆不同的原因。比如陈独秀1929年的回忆与1923年的回忆有明显的差别，如何看待这种差别，哪一年的更可靠呢？陈独秀的第一次回忆是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三大”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使全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3]182。当时陈独秀的身份是中共的最高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马林又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三大”，如果陈独秀和盘托出西湖会议的真相——中共中央集体反对国共合作，接受国共合作完全是因为尊重国际纪律——肯定会对正在召开的中共“三大”产生不良影响。陈独秀的第二次回忆是在1929年12月，此时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已经彻底失败，陈独秀先是被共产国际解除职务，接着在1929年11月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党籍，所有的顾虑都没有了，再也用不着避讳遮掩了。所以，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第二次的回忆更可靠一些。

第三，可以利用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一些回忆中的错误和不实之处。比如马林的回忆，从时间上看，应该有可信度，但从他对与会人物的回忆看（5），显然他把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混在一起了。从《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和《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3]121-122可以看出，马林在回答伊罗生关于他与陈独秀的回忆相矛盾的话语有许多不实之处，也就是说，马林在回忆中撒了谎。马林之所以这样回答，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此时大革命已经失败，如果中共是在马林以“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的胁迫下，“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勉强同意加入国民党的，那么马林对大革命的失败就应该负重大责任，而这显然是他不愿意也不能接受的。

第四，可以利用一些相关资料，印证某人回忆的可靠性。比如蔡和森，根据各种资料印证，他参加了西湖会议，且1926年在其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及了这次会议。1930年年底或1931年年初，他专门撰写长文《论陈独秀主义》，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却对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关西湖会议的叙述未置一词。1929年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时，张国焘在中共中央任要职，但当时他对陈独秀的相关叙述一言未发，他在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也从某个侧面证实了陈独秀叙述的准确性和马林谈话的不可靠性。这些都可以作为陈独秀第二次回忆比较可靠的证据。

如上所言，在对1922年8月杭州西湖会议的几个回忆版本中，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的叙述最可靠，其可信度远远超过马林和张国焘的回忆，但长期以来，在党史研究中，特别是在李大钊研究中，这则资料被极端忽视。不少学者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片言只语，称“在李大钊的劝解和疏导下，西湖会议终于通过了共产党员有条件加入国民党的决定”[4]，“西湖会议的决定，成为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中，李大钊发挥了重要作用”[5]。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类似的说法很多，笔者不再多加列举，也不想谈论这些说法合理与否，但显然，它们对陈独秀的回忆都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党史就很难跳出纪念史学和谴责史学的泥淖，摆脱过去那种为革命伟人脸上贴金、向坏人头上浇粪的套路。党史研究如果不把学术化作为自己的正轨，党史就不可能成为信史。

（二）尊重史料，避免割裂史料，更不能故意歪曲。史学首先是史料学。对于历史资料，我们要抱着尊重、尊敬的态度，不能随意割裂。党史是一门很严肃的学科，这种严肃不是指它的意识形态性，而是指它的客观性、科学性。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党史要成为信史，成为科学，就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屈从某一时段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要求，人为地歪曲历史，断章取义地对待历史资料。换句话说，党史研究如果不能尊重史料、实事求是，党史也就不可能正确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新中国的前30年，“左”的错误不断，甚至酿成了“反右”和“文革”那样巨大的历史悲剧，这与当时国内的学术、文化“过分政治化”，缺少相对独立性，是有一定关系的。“文化的独立或自主使得文化又成为影响社会甚至政治的重要力量，这是现代社会所共有的，也是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共有的。只有获得自主，文化才可能与政治建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只接受政治的影响。”[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界许多重大问题都有和过去不一样的说法，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颠覆。这种现象显然是和新中国的前30年党史研究在政治过分的干预下，没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直接为意识形态作注释的工具联系着的。抚今追昔，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实事求是、尊重资料、尊重客观事实，是党史研究少犯、不犯错误的前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贺信 篇4

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第七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之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曾与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两次合作, 编辑出版了一至四卷《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书籍, 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全面回顾、记录了建国以来, 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光辉历程。

我国城镇集体工业是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中, 经过手工业合作化建立起来的,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 城镇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历史证明, 城镇集体经济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为发展经济, 繁荣市场, 安置就业, 增加财政收入, 扩大出口创汇, 保持社会稳定, 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和各级联社作为城镇集体企业联合经济组织, 为推动我国集体经济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 总社和各级联社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 着力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 积极推进集体企业深化改革, 探索多种形式的新型集体经济,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许多城镇集体企业焕发了青春与活力。

党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推进集体企业改革, 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坚持平等保护物权, 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 互相促进新格局。”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希望这次大会以后, 总社和各级联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积极推进城镇集体企业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促进城镇集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谱写我国集体经济新的历史篇章。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中共党史小常识 篇5

1.党旗:中国共产党党旗旗面为红色，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

2.党徽: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图案为金黄色

3.党的生日: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的《论持久战》的演说中谈到：“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后来，中共决定从7月1日至7日“为抗战周年纪念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周”。7月1日晚上，隆重举行了“延安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大会”。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这是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作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指示。

4.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著作全文翻译成中文传入中国的人——陈望道。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5.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最早的党内机关刊物。该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16开本，秘密发行全国，最高发行量5000份，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必读材料之一。到1921年7月7日停刊，共出６期，李达任主编。在中国第一次竖起“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以大量篇幅刊载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材料，对各地建党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6.第一个系统完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李大钊。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是中国人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完整的介绍，它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先进青年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7.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1926年8月4日发布。这个通告发布于大革命的高潮中。当时，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党的中央执委扩大会议确定，应当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但一些投机分子乘大革命之机混入党内后，继而发生侵吞公款、化公为私等贪污行为，败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为此党中央发出这个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制止党内腐化现象的发生。

中共党史学 篇6

据不完全统计，国外美、俄、日三国以及英、法、德、澳、加、韩、印、越等国，从1990-1999年出版和发表的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百余种，论文数百篇，其中有些是资料性质的，其数量与80年代比，没有显著的增多，但质量比过去均有所提高。因国外的学术信息和书刊评论"姗姗来迟"，以费正清的《中国新史》（China：ANewHistory）一书为例，199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英国《中国季刊》（TheChinaQuarterly）刊登书评，1995年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始编入新书目录，至于见到外文原始资料，往往更需时日；即使完全通过国际互联网掌握快捷信息，对90年代的研究状况作出全面评价也要在该年代结束后一两年。仅就已见到的国外论著来说，大多数属客观论述，也有少数歪曲史实或违背历史真实。现将有关情况概述如下：

在研究的目的方面。往往受到中国情况的变化和研究者所在国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的影响和制约。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受了国内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制裁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和考验，美国的研究者就1989年政治风波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等问题，日本研究者则研究当时中国会否步苏联后尘的问题。近1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加之党史资料大量发布，吸引不少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有的研究者从所在国实际需要出发，研究所在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同样，国外的华裔学者和在外攻读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亦多选择较易获得国外资助的中外关系、冷战、教会在中国等课题。当然也有个别比较远离政治的研究者能够继续坚持研究自己固有的课题或进行有关的考证。

在研究的内容方面。大致涉及以下范围：（1）研究重点多数国家转移到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涉及的课题有：对"八九"风波和苏联解体后中国依然屹立的原因，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实际效果，改革开放时期和改革开放前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建国5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等，其成果如美国出版的齐希圣（译音）著《觉醒的政治---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北卡罗来纳，1991）与R．麦克法夸尔编《中国文化大革命（三）》（夏普出版公司，1996），俄国出版的Б．T．库利克等著《走在现代化和改革道路上的中国》（莫斯科，1991）、В．Я．波尔加科夫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莫斯科，1995），日本出版的近藤邦康等著《中苏改革比较研究》（东京大学，1993）、毛里和子编《市场经济化的中国》（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95）等。（2）对于整个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以及对该国有关的重要对外关系问题仍为研究者重视的课题。比如美国出版的张纯如著《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哈波·柯林斯基础图书公司，1997）、哈里·哈丁著《1972年以来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布鲁斯学院，1992），俄国出版的К．В．舍维廖夫著《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莫斯科，1994）、Ю．М．连诺维奇著《苏中关系中的"空白点"和"疼痛点"》（莫斯科，1991），日本出版的北村稔著《第一次国共合作之研究》（岩波书店，1998）、《施存统与中国共产党》（东方学报68，1996）等，法、德学者合著的《20世纪的中国》（法国，1989）等等。（3）对有些重要史料、档案的整理和出版乃至史料学亦予以重视。这方面美国翻译出版了S．R．施拉姆编《毛泽东革命理论文献（1912-1949）》（夏普出版公司，1992），以及郑超麟的回忆录（乔治·本顿译，纽约，1997）和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夏普出版公司，1990），俄国出版了内容丰富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档案文件集（俄、德合作编选，莫斯科1994开始出版，已出至3卷，拟出5卷）和齐赫文斯基的在华回忆录，日本利用档案搞清了建党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活动情况等。对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1987年建立后10多年历史和成就，《中国季刊》于2000年3月亦以17页篇幅详细介绍《北京抗战馆的民族主义、历史和记忆》。（4）还有的刊物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央情报局顾问黎安友等策划、衍生、编修的李志绥的所谓《回忆录》（ThePrivateLifeofChairmanMao，兰德出版公司，1994）为根据，不顾其违背历史真实，开展国际性笔谈，曲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我国虽另有专书如林克等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据实批驳，但仅有中文而无外文版，且印数有限，无法走向世界，国内外学者和读者很少知道。

在研究的方法方面。总的来说，国外研究中很注意研究方法的改进。诸如数量分析法、比较研究法、逆向考察法、心态史学法等，都在不断地使用和综合使用，而且各国也略有不同。90年代开始以来，美国学者强调从跨空间、跨行业和对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角度，来系统地理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各种关系和变化。为此，美国学者着力追求和开拓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论。俄国重视利用新的档案等原始材料，来说明和校正中共党史和中俄关系史中的重要问题和疏漏，并把重视史料利用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日本学者大多重视实证的方法，力图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共党史研究架构。其他国家多分散、个别地进行研究，难以形成自己方法论的主体特征。

在研究的趋势方面。大体可以归纳以下几点：（1）普遍地重视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其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研究占有颇大的分量。这种倾向比80年代更为突出。至于一般的党史问题包括分期问题、事件和人物评价，亦在注意之列。（2）国外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改革开放后来华进修过的国外青年学者和中国在外攻读博士的留学生的论著，占有相当的比重，比80年代有大幅度地增加：华裔学者和中国留学生作为第一作者或与外国学者合作作为第二作者的论著，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3）综合性的亚洲史、中国史、近现代史的刊物分量比过去略有增加，而专门发表中共党史论文和信息的《中共研究通讯》（CCPResearchNewsletter，美国出版）在创办４年（1989～1992）后却因资助中断而被迫停刊。美国的《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China）刊物仍在继续出版，部分刊登有关中共党史文章。（4）国外讨论中共党史问题的会议和活动极少举行，而与之有关的民国史、抗战史、中外关系史会议经常召开，也邀请中共党史研究者与会。有的国家如意大利等研究力量较少的国家也努力争取筹备和参加这类会议，以提高该国学术在国际上的地位。

在研究的不足方面。从国外学者的感受和国内学者见闻所及，国外研究似存在以下缺陷：（1）研究容易受到本国的外交政策、国际环境、中国国内形势和本国国内形势的左右。两国处于敌对情况下往往提供的研究经费多，正常的情况下反而减少（如美国）。这使国外中共党史的研究时张时弛，仅能停留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附属学科地位，难以形成比较稳定、独立的专门学科。（2）中国的目前情况，使国外研究者不易受到80年代所提供的基层调查和利用材料的方便，以致他们慨叹"访问者收费太高"；且因以前与之合作的国内研究者不少出国或下海，有的国外学者感到难以找到"能干的中国搭档"（哈里·哈丁：《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载D．香博编《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夏普出版公司，1993），致使研究工作难以扎实地进行，作出高质量的成果。（3）研究者对中共党史的阐释，多从其价值观出发，强调一定的模式，诸如从集权主义、多元化或从制度结构模式来考察。90年代强调进行综合的研究，以形成完整地说明中共党史的新的模式。但若拒绝运用马克思主义（极少数学者这样做了），这种模式方法往往导致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至于心态史学法倘不从实际出发，也有的成为主观臆测甚至不惜违背历史真实，均有损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科学性。（4）国外研究者还缺乏不同形式的、有效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９０年代国外专门的中共党史国际研究会议，甚至没有召开过。就是中国召开的中共党史会议，也几乎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国外学者参加。中国与外国在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和隔膜本来就影响他们学术的进步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如果没有或削弱交流与合作，就难以克服制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不利因素。

通过上述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情况的初步分析，围绕确定有关的研究选题，似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一）90年代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确实有了颇大的进展。国外学者吸取我们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和资料进行他们的撰述，而我们评述他们的撰述并取其所长丰富我们的研究，已经形成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我们应该看到，国外撰述中"金玉"与"败絮"同在，特别是他们插手泡制违背中共党史真实的所谓"著述"并广为传播尤应引起我们重视。国外政治影响中共党史研究，而中共党史研究亦影响国外政治。据去年５月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民意测验，美民众将中国视为对手的人有所增加，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中国对美国不友好。这固然由于美国新闻媒介的负面报道所致，但与某些歪曲当代中共历史状况的读物占领国外文化市场和误导作用不无关系。

（二）国内学术界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信息了解和成果评析９０年代初开始重视。后因某种原因，原有刊物如《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等却又先后停刊。尽管学界掌握外语者日多，而能十分熟谙用之于对外交流者仍属寥寥。已出版的有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的专书或文章内容均较粗略，以致人们难以准确认识国外研究的实际，造成有的歪曲中共党史真实的国外著作及其中译本竟在国内长期流行，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此建议，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评析工作应当加强。可以确定适当的选题鼓励学界了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情况者进行评析。比如说，《剑桥中国史》有关中共党史部分的评析，《中国季刊》（1960～2000）与中共党史研究，《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与中共党史研究，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考察与成果评价，都应该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写出有质量的论文或专著。

21世纪已经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里将继续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将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和繁重任务。我们在进行中共党史研究时如能重视对国外研究情况的了解和成果评析，无疑会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会带来益处。

中共党史学 篇7

一、要实现中共党史研究资源的网络化

从西方来看, 欧美国家的史学网络资源比较发达与宏富。相关的网上论坛、在线图书馆、BBS站点、FTP站点尤其是新闻组与邮件列表等, 无不使人大开眼界并进而折服于网络时代信息获得方式的多渠道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便利。然而, 与欧美相比, 我国的史学网络化资源却比较贫乏, 很多史学网站的内容是普及性的, 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 此类网站很少, 且在形式上也比较单一, 内容多是探幽或猎奇性质的, 学术品位不高。当然, 我们对近年来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也无意抹杀, 如甚得学界好评的“超星数字图书馆”、“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学术期刊网”和“JSTOR” (Journal Storage) 等史料搜集检索类数据库的筹建与运营, 但在原始文献资料数据库的建设方面, 还相当薄弱, 这对我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者在资料检索上带来的妨碍是可想而知的。因此, 也难怪我们所津津乐道的网站却提不起多数研究者的兴趣来。此外, 史著评介类专门网站在我国大陆仍付阙如, 欲关注新近学界新书出版情况除了有关学者撰文在相关期刊上进行评介外, 只能到诸如党委、政府网站、中国图书网、人民书城等综合性网站中去寻踪觅影。至于党史类网站诸如网上论坛等多是流于通俗、偏激, 很多无学术性可言。面对这种境况, 有些学者便将目光投向了海外。然而, 海外网站对于中国大陆学者的应用也有许多限制之处, 比如文字编码不统一 (这在中文类网站也是如此, 大陆与台湾就有大五码与小五码的区别) , 会员资格受到限制, 服务器连接也不够通畅等。

总体来看, 面对网络时代的到来, 我们开发属于自己的网络化资源责无旁贷, 这在中共党史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尤为重要。其实, 很多研究人员已感觉到, 我们的党史研究资料相当丰富, 无论是官方典籍, 还是民间书簿, 党史学者们都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它们进行搜集并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以此来解读历史最深处的东西。我们通常所说的史学资料已经相当泛化, 这对于史学资源极为丰富的我国来说更是一大挑战, 尤其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 要想在学术研究上走在世界的前列, 就必须赶上国际上的学术研究步伐, 学术资源网络化就是其中较为关键的一步。因此, 我们加快建立完善的党史网络资源已势在必行。对此, 我们要向西方取经, 要克服资金短缺等困难, 逐渐建立起史料索引类、史著评介类、史学讨论与研究类等多种类型的网络化资源。我们必须认识到, 文史资源上网是推动网络化时代党史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同时对充分发挥党史的教育功能也具有重要作用。

二、要提高中共党史研究人员的上网能力

电脑的应用与网络的出现给党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很优越的外部环境。研究人员通过上网在搜集整理研究所需的史料及相关成果的同时, 不但可以了解国内外的学术研究动态与研究前沿, 借鉴新的党史研究方法与研究理念, 而且还能够加强党史研究者或者党史爱好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可以说是一举而多得。但是, 由于研究者没有很好的掌握高等统计学与电脑知识, 我国目前的党史研究者在此方面的行动却不尽如人意。笔者发现很多学者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水平上。另外, 以笔者个人为例, 我们这一代是接触电脑较早的一代, 在大学也受到过一定程度的正规学习。但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很多同学在电脑知识上还是较为欠缺的, 虽然在“网上冲浪”的能力绰绰有余, 但是要利用电脑来进行正规的学术研究, 比如说计量史学研究, 那便很困难了。好在党史资源的网络应用不那么艰深, 但是也存在一个知与不知, 或者知而不能为用的情况。即使我们知道一些重要的史学网站, 而我们在正规的学术培训中却很少学习如何应用它。这也并不奇怪, 当我们翻开我国文史的核心期刊时, 又有几篇论文的注脚上是标明了此则信息来自网络呢?其他的不论, 就这两项便是我们在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处。因此, 由于诸种主客观方面的限制, 目前我国中共党史研究人员的上网功用很有限。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 笔者认为, 在大力建设我国史学资源网络的同时, 还必须有一些相应的举措, 如: (1) 开设培训班或研讨班。先组织一些热衷于此并小有成就的青年学者或计算机专家, 为一部分党史研究者进行相关网络知识的培训, 先把一部分人员的头脑武装起来, 以期收到由点及面、由核心向四围拓展之效。 (2) 如有必要, 出版国内外一些重要史学网站及其实际操作应用的小册子或文章。比如陈爽的《网络文史信息检索、浏览与存储技巧》、刘作奎的《怎样利用网络研究世界历史》等文便是典型, 但明显文中作者在技术操作方法说明上仍存在一些大而化之的弊端。 (3) 在校生的课堂教育与演练。由专门教师负责向学生传授相关的专业应用知识, 让学生掌握一些重要的操作技巧与方法。总之, 网络时代的党史研究者们不应视网络为畏途, 应当抓住一些可以学习与利用的机会, 积极培训, 主动摸索, 才能赶上新时期的学术研究步伐。

三、要提倡中共党史研究人员的“通识”素养

网络给党史研究者带来了检索资料的便利, 它使我们不必再为了梳理一些历史资料而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皓首穷经。所谓“网络中大大小小的电子数据库包罗各种典籍、正史杂传、古今类书、诗文合集、官私档案, 学者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检索便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找到相关的资料”。但我们不能忘记, 网络只是手段而已, 快速简便的资料查询方式的确可以大大缩短我们搜集史料的时间, 但它却不能给我们带来解读史料上的优势。史学家应该是思想家, 而不仅仅是材料家。党史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如不更新, 将难以应对这一新的研究对象。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史学者, 要对史料具备深刻的解读与理解能力, 而要作到这一点, 就必须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一个长时段的通盘了解。换句话说, 一个党史研究者需要具备“通识”, 这才是专业党史学者与业余史家的分水岭。否则, 如果简单的认为党史研究就是一味地层累史料或者只进行低水平操作, 那不是任何人只要能在上网的前提下都能达到的吗?况且, 即使有人还在信奉“史学即史料学”, 那么他还要进行史料的考实, 因为网络不会分辨真伪。因此, 对于党史这门研究主体性很强的学科来说, 党史工作者要做的就是把通过网络检索所节省下来的精力都投入到更深层次的分析比较和理论思索中, 从而提出属于你自己的“识见”。而欲如此, 就必须有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 党史研究者自身仍不能放松对基础事实的记忆与理解, 只有博闻强识, 才能融会贯通, 才能做到所谓的真正“通识”。正如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所提倡的, 我们要的是有思想的学术, 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则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用来思考的时间。

四、要建立健全中共党史研究网络学术规范及学术监督体制

网络时代的中共党史研究还存在一个学术规范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由于信息资源更新速度迅捷所带来的资料引用上的障碍, 这也是网络资源被很多研究者所排斥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 史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要言出有据, 而网络资源的快速更新却给我们出了一个致命的难题, 我们在某个网址上某时某刻所引用的材料, 不久这个网址就可能因为信息的更新而被屏蔽或者更改, 这便对编辑们核对史料出处带来了困难, 也给一些投机分子带来了可趁之机。这个问题不解决, 网络上的资源便不能被直接引用。目前, 国外的一些办法虽然可以借鉴, 但仍不能解决资料援引上存在的问题。其二, 网络化也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一些弊端。比如学术抄袭与低水平操作便是一个例子, 如果说前网络化时代搞学术抄袭还要剪刀加糨糊, 那么进入网络化时代只需剪切粘贴就可以了。因此, 我们党史学界现在亟需建立一套完善的学术规范与学术监督机制, 以维护党史研究的正确导向, 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

总之, 我们加快中共党史资源网络化建设, 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研究。因此, 我国的党史研究者也要积极的投身于这一行动之中, 主动摸索相关的网络操作技巧, 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带来便利。当然, 作为一名专业党史工作者来说, 网络仅仅是自己研究的一个手段而已, 要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 仍主要靠自身的学识, 这是我们应该必须明确的。网络时代是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一个很重要的依托和载体, 我相信, 在众多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探讨下, 中共党史研究将获得更大的进步。

摘要：面对网络时代的到来, 探讨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进行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实现中共党史研究资源的网络化、提高中共党史研究人员的上网能力、提倡中共党史研究人员的“通识”素养、建立健全中共党史研究网络学术规范及学术监督体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以期我国以网络时代为依托的中共党史研究获得更大的进步。

关键词：网络时代,中共党史,研究,思考

参考文献

[1]陈爽:《网络时代与文史研究》, 《文史知识》, 2002年第1期。

[2]王淑梅:《数字化时代的史学文献研究评议》,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3年第5期。

[3]罗宣:《网络时代史学研究手段的革新——试论学术性数据库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 《史学集刊》, 2003年第4期。

[4]陈爽:《网络文史信息检索、浏览与存储技巧》, 《文史知识》, 2002年第2期。

中共党史学 篇8

刘少奇, 原名刘绍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激励了青年刘绍选的革命决心。他认为作为炎黄子孙不能碌碌无为, 虚度光阴, 而应当少有奇志, 于是改名“少奇”, 并于1920年起正式使用。从此, 刘少奇的名字, 就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 其名除刘少奇之外还有化名几十个:刘九书柜、刘士奇、刘祥、周先生、吕文、刘之启、胡服、陶尚行、赵之启、赵子琪、成秉真、之启、莫文华、潭少连、K·V、老戴、老许、刘校长、阿刘等。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 “邓先圣”是邓小平父母为他起的本名。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 其父母给他起名“先圣”, 是希望他能够像圣人一般生活成长, 日后光宗耀祖。五岁时, 邓小平被送到设在本村的私塾进行启蒙教育。私塾先生认为“先圣”这个名字对孔圣人有欠恭敬, 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希贤”, 希望他将来成为贤人。就这样, 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了好多年, 从邓小平少年学习到留学法国和苏联, 一直到1926年回国到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职, 他使用的都是这个名字。1927年, 邓小平到位于武汉的中共中央工作。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等反革命运动, 白色恐怖遍袭全国, 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武汉也未能幸免。为适应白色恐怖环境下秘密工作的需要, 他从此化名“邓小平”, 随党中央机关在汉口与武昌之间经常转移, 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 “邓小平”三个字就成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响亮的名字之一了。

另外,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有化名。毛泽东的化名很多, 他在高等小学读书时, 因仰慕梁启超 (号任公) 的犀利思想和泼辣文笔, 便以“子任”为笔名, 其意为以天下为己任。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 一次毛泽东写信给杨怀中老师, 署名“毛学任”。杨怀中问:“这是何意?”毛泽东答:“学梁任公”。杨怀中随即拿出一部《胡文忠公全集》送给他, 要他学习胡林翼 (字润芝) 。毛泽东反复阅读此书后, 改字为“学润”。杨怀中说:“司马卿崇拜相如, 改名相如。你既尊敬胡林翼, 就改字润芝好了。”于是毛泽东又改字“润芝”, 或写成“润之”, 有时还写作“永滋”、“咏滋”、“咏芝”或简写成“润”, 这大多为近音所致。1947年3月, 国民党反动派向陕北、山东等地发起重点进攻。为了诱敌深入, 在运动中寻找歼敌良机, 党中央决定将中共机关撤出延安。毛泽东说:“我们不可能固守一城一池, 今天放弃延安, 就意味着将来解放南京、上海, 解放全中国。在胡宗南的强大攻势下, 现在守延安则失延安, 暂时离开延安则得延安。”这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李得胜”的谐音, 即“离得胜”, 意为现在离开延安, 则今后得到延安, 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因毛泽东曾化名“李得胜”, 他还以《论语》中“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为两个女儿取名李敏和李讷。这就是毛泽东女儿姓李的由来。

中共党史学 篇9

那么，谁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秘密党员呢？ 是从旧军阀阵营中走过来的朱德。他也是我党隐蔽战线最早的“卧底英雄”。

朱德少年时代在下田劳作之余读过私塾，二十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朱德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

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朱德意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寻找中国共产党。同时，他也打算外出学习，去“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1922年7月初，朱德买好去德国的船票后，就北京找好友、时任北京《民报》主笔的孙炳文。孙炳文与陈独秀认识且有工作上的来往，他将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情况介绍给朱德。

这年8月中旬，朱德和孙炳文同到上海，寻找共产党。他们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孙中山对朱德的来访十分高兴，希望他回云南去重整滇军，再讨陈炯明，并愿先付十万元军费。他们坦率地把出国考察革命真理的心愿告诉了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他的要求。孙中山也表示赞同。几天之后，朱德跟随孙炳文悄悄走进上海闸北一所简陋的小屋，即党中央的处所，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任的陈独秀。朱德坦诚地叙述自己的经历，并满腔热情地提出了入党的申请。但陈独秀认为像朱德这样从旧军队过来的人申请入党，还需要考察，同时朱德也没有要孙炳文和他作为入党介绍人。所以，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朱德不免有些失望。

然而，朱德并没有放弃，他对于加入共产党的要求非常强烈。1922年9月，朱德到德国留学后，找到了周恩来并提出入党申请，周恩来也没有立即答应他的入党要求，而在同他作了彻夜长谈，听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经历及对共产党的认识之后，周恩来对他有了深入了解。两个月之后，周恩来和张申府一起介绍朱德入党。但朱德的党籍对外是保密的，这是陈独秀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党很难接受一个像朱德这样曾在旧军队身居高位的人入党，在群众中将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同时，他考虑到朱德的党籍对外保密更有利于革命。所以，对朱德采取了“秘密党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陈独秀的一个创举，为日后中共历史上吸收秘密党员开了先河。

朱德的党籍起初的对外保密，确实有利于党的工作，在策反旧军阀易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7月，朱德从苏联回国。他一到上海，陈独秀就在上海闸北区党中央处所会见了他，同他做了两次交谈后，立即委以重任，并以秘密党员身份派他到四川军阀杨森处做统战工作，争取杨森支援北伐。与此同时，朱德在上海逗留期间，陈独秀又要他利用在滇军中的老关系去调查军阀孙传芳的实力。接着，朱德又赶往四川，经他努力，原先想勾结吴佩孚的杨森，终于宣布易帜，并于是年11月2日发表通电，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长。这时，朱德才以公开的党员身份任党代表。朱德在旧军阀中秘密工作的这段经历，使他成为了我党最早的“卧底英雄”。

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其任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人民军队最高领导职务，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