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结（精选12篇）
症结 篇1
日前, 某一线城市举办了一次小学生现场作文活动, 我有幸参与阅卷与评选工作。本人参阅的220篇作文大多来自两所知名学校。遗憾的是, 大部分习作叙述不清, 文句不通, 书写不规范, 表达不明白。不难看出, 这些学生缺乏基本的语文素养。
知名学校学生尚且如此, 普通学校学生更是略逊一筹。
时下, 小语教坛可谓热闹非凡:个人风格展示, 教学流派比拼, 莺歌燕舞, 繁花似锦。对此, 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繁荣的背后不容盲目乐观, 小学生语文知识贫乏、能力欠缺、素养不高绝非个案。
何谓好教师?能培养出一拨又一拨好学生的才是好教师。怎样的课叫好课?教师积极引导, 学生主动探索。教有成效, 学有提高, 这才叫好课。教师的一切努力, 应该体现在学生的长进与提高上。
教育的本质是为了提升人的精神世界, 是为了把学生的潜能变为发展的现实。
教学的主渠道是课堂教学。
不少教师曾努力备课、精心设计, 也巧制课件并认真上课, 课堂教学不可谓不“精彩”, 然而, 其效果却不如预期。症结究竟何在?
窃以为是在“教”字上失之偏颇。大部分教师只是“教过”而非“教会”学生。
叶圣陶有言:“语文课, 即在课堂上教师借课本里的课文做例子, 教会学生说话和写话。”“语文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种工具, 培养他们的接受能力和表达能力。”叶老讲的都是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生学”。
如今, 在“为谁教”“教什么”和“怎样教”的认识上, 我们出了些许偏差。
为谁教?毋庸置疑, 当然是为学生而教。因为学生是主体, 是教学的对象, 是“课堂的主人”。
其实不然, 许多教师是在为自己———或者说为听课同事、同行、领导而教, 似乎课是上给他们看的。上课时, 着意的是展示自己的能力与才华, 恰恰忽略了学生。倘若上得顺风顺水则喜形于色:啊, 这班学生够默契的。反之, 则责备学生:一点儿也不配合。把学生当做道具, 将教学视做演戏, 学生没有练习机会, 能力如何提高?
教什么?当然是教语文———包括思想、观点、方法、价值观等, 具体则要落实在字、词、句、篇的学习和听、说、读、写的实践上。语文课要有语文味。
事实上, 大部分教师是在教课文, 逐字逐句分析, 不厌其烦讲解。要指出的是, 精美绝伦的画面, 惟妙惟肖的音响, 并非真正的语文。课堂上不闻“书声琅琅”, 罕见“议论纷纷”。学生不读书、不动笔, 不用语文手段解决语文问题, 想提高学生语文能力也难。
怎样教?当然要因材施教, 要启迪学生, 要授之以渔。知识那么多, 哪里教得尽?“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而已。”教育虽然着重在“教”字, 最终目的却在受教育者“自求得之”, “今天的教, 是为了明天不教。”“得法于课内, 得益于课外。”要在“教会”上下足工夫。
许多教师不是这样。他们唯恐学生不懂不会, 于是, 舍本求末, 繁琐分析, 无效提问, 把课文讲“肿”, 将学生问累。他们只是“教过”而已, 到头来, 学生依旧不会读、不会写。
语文是一门学科, 语文教学则是一门科学。科学, 需要严谨和规范, 需要按事物发展规律行事, 来不得半点浮夸与虚假。
语文教学要发展, 要进步, 不能故步自封, 一成不变。但是, 这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尽管我为语文教学现状堪忧, 然而对之前景仍持乐观态度。筻
症结 篇2
语文教学的症结何在
语文教学的症结在于对语文本质特性--工具性认识不足,写作教学没有放到应有的地位,语文教师自身素质不高,大众化教学的制约,高考命题难以消除的`缺陷,等等.
作 者：刘志庆 作者单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常州,213015 刊 名：考试周刊 英文刊名：KAOSHI ZHOUKAN 年，卷(期)：2009 “”(12) 分类号：G63 关键词：语文教学 症结 素质教育熊市的症结 篇3
据统计，在次贷危机的2008年间中国股市每个账户平均亏损38万元市值。在欧债蔓延的2011年间人均亏损4万元。“一盈二平七亏”，这是中国股市的老话。如果算上股民投资的机会成本，那多年以来中国股民所投资的股票与“十赌九输”的赌博没有区别。
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在次贷危机中率先复苏，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而股市一直没有复苏呢？股市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但这一全球主要股市的普遍规律却似乎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股市。
无法用经济学解释的A股市场
过去两年间，中国股票市场一直是世界主要资本投资市场表现最差的市场。经受了次贷危机冲击的美国股市从其历史最高点14198点下跌到今年8月底的13090点，国内经济即便从去年年初增长开始放慢，但从2007年至2011年间仍在以8%以上的速度增长。在全球经济危急中，中国经济仍是一枝独秀，是所有主要经济体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是中国股市却连连下挫，上综指数从2007年最高点6124下跌至今年8月低的2047。作为次贷危机发源地的美国，股市恢复到危机前的百分之九十多，而全球经济表现最好的中国，股市仅是历史高位的三分之一。
十余年前，中国的上市公司盈利增长5倍有余，但是如今股市指数却回到2001年年初的水平。十年如一梦，股民们所做的投资在十年之后并没有伴随着所投资公司的发展而获利，甚至是将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赔进了股市。反观与中国发展模式类似的发展中大国印度，股市十年涨幅417％，印尼和巴西更是以967％和428％的涨幅领跑世界。
为什么经济复苏最快，却不能在股市上得到反映？
目前，对中国股市的表现，在经济学界有一种解释是：
在一些以消费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中，经济增长是消费需求增加以及由此带动的投资增长的结果。而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升，并不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中国投资的增加只是一种供应的重复叠加，而不是市场需求增长的结果，且对海外市场的依存性较高。
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一旦海外市场的需求出现疲软，就会导致企业利润的下降。每一轮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完成后都会伴随企业竞争环境的恶化、利润的下滑，这自然会导致股市基本面不断恶化，股价不断下跌。
如果是以消费为经济发展的导向，增加投资是企业的自主行为，由需求决定的，企业增加投资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这自然使得企业利润增长，从而导致股市的基本面的改善。
根据这个观点不难得出，中国股市其实是反映了经济的核心内容——国内市场需求对增长的贡献过低，因此股市更多的是反映海外市场需求是增加还是减少——因为一旦海外市场的需求减少或是增长趋缓，中国企业的利润增长率就将下滑，从而对中国股市产生作用。
另外，还有一种主要存在于中国券商中的观点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目前不到30万亿，其中83%是国有资产。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对证券市场的定位是为国企融资。因为当时中央财政年收入只有几千亿，而一旦开放，以国企为主体的中国企业就要面临全球竞争。
而企业需要资金、技术去面对全球性的市场竞争——这种局面下，就导致了一些盈利能力达不到资本市场要求的国有企业在国资委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打着国有资产证券化的旗号，通过包装得以上市，这就给证券市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这些所谓的蓝筹股、大盘股长期缺乏投资者的关注，投资者也对这些蓝筹股失去了兴趣，股价一直表现不佳，影响了大盘和市值，使得中国股市与中国经济的表现大相径庭。
A股市场是个“分赃游戏”？
“股市低迷的原因，部分是经济，更大部分是制度缺陷。”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的这句话无疑使对这个伤透了无数投资者的心的股票市场的最好诠释。
金融市场建立的初衷应该是一种双赢的设计，企业通过金融市场为发展集资，而公众公司为广大中小投资者提供投资机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股票市场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模式，投资股市的最终目的是取得比现行定期利率及企业债券及国债等债券更高的回报。从更深邃的社会意义上讲，股市是一种藏富于民、共同富裕的手段，是克服市场经济体系下贫富差距悬殊的一种补偿手段。
但目前的中国股市，某种程度上对于政府而言，是一种税收来源（目前，仅以A股市场而言，印花税总额远远超过了上市企业的分红总额）；对于证券公司或投资银行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获取大量的佣金，表现在新股市盈率很高，但大都较快跌得无人问津，但却无人对此负责；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获得巨额的发行溢价或创业利润；但对于中小散户而言，短线操作的“赌博”价值远大于投资长期持有的价值。
这就使得中国股市隐藏着严重的弊端：由于中国企业上市仍然实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特别是A股），使所谓“壳”资源成为莫名其妙的“稀缺资源”，从而使股票市场完全丧失了本来应有的优胜劣汰功能，大量的资金仍然被一些低效且无发展意义与前途的上市公司所占有与浪费，人为地扭曲了一级市场。
同时，因没有强制分红制度，使得市场上业绩好的企业也无法吸引投资者的眼球；另外监管部门重发行，轻监管，使得上市公司侵害投资者的行为屡屡发生，使投资者失去了信心等等，这些制度的缺陷，使得A股市场在小规模投资人眼中，几乎等同于一个“投机”或“赌博”型的资本市场。这一点上，创业板的表现尤为明显——大批创业者在解禁期一过即抛售自己公司的股票一走了之。
前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被称为亚洲明星经济学家的谢国忠曾表示，在中国股市，大多数公司实际上都是在赚股市的钱，而不是替股市赚钱，更不用说为股民赚钱。现代社会是一部大机器，这个机器一直在吸引股民进入股市，这种力量把股民吸引进来不是让股民赚钱，而是要把股民的钱重新分配，分配给一小部分人和企业。大股东都是利用这个市场融资、圈钱，不知道给投资者回报。中小股民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股东和高管们的提款机。一个健康的投资市场，应该是投资者们的市场，投资者拿出钱能得到回报，这个市场就是一个健康的市场。而在这20多年间，中国的股民、投资者在市场上却难说得到了怎样的回报。
中国股市投资人的短线行为是被“逼”出来的
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总额不过29亿美元，但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每年分红都超过海外投资者的投资额。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海外投资者派发了总计600多亿元人民币。海外和香港H股股东在中石油的千亿利润中大获利好。
2007年，中石油回归A股路演，财务总监周明春曾说：“从2000年海外上市至今，公司坚持每年两次分红，累计分红达3055亿元人币，为投资者创造了丰厚的回报，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按照这一说法，回归A股的前六年，中石油平均每年拿出近500亿元进行海外分红。2007年中石油回归A股时，融资额达668亿元人民币，相当于95.4亿美元，是在美融资的2.29倍，但2007年，回归A股的中石油派发给股东的分红不到6亿元人民币。中石油在内地和香港分红水平相差十倍。
假如单纯从市盈率这个指标来看，中国的上市公司中似乎有很多的投资机会，例如当前的银行股，市盈率都只有10多倍，看起来非常低，非常有投资价值。但是不要忘了，中国股市中的市盈率完全不具有实际的投资指导性。中国的上市公司根本不按实际利润率给股民分红，从而使市盈率成为一种“海市蜃楼”，“水中月亮”。只要看一看众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非常好、利润率非常高、市盈率也非常低，但是，股息分红却低得可怜的事实就清楚了。
在目前的中国股市，大概已没有一个股民是冲着分红而入市的。换句话说，中国的股民从主观上和客观上来说，百分之百都成为投机者或赌徒。而这一点，恰好与建立资本市场的初衷是完全相违背的。而且也导致了中国股市中不应该有的资金的单向流动，即货币只是源源不断地从股民账户中流向政府、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而缺乏一个由上市公司通过有效的分红制度向股民回馈的合理机制。
在市场疲软的时候，人们往往把矛头指向新股发行，甚至建议暂停IPO。其实按2011年的情况来看，IPO只占全部资本市场资源的38%。而这些垄断企业不断通过增发来稀释股价，轻松占据市场的资源。今年3月兴业银行增发，一单就是264亿，相当于占了100家创业板企业的资源，而仅在2011年，就有近一倍超募的资金。这就造成了中国资本市场不是以盈利能力来衡量股价，而这正是导致这些企业在海内外资本市场股价有如此大差别的原因——不分红不说，股价还总掉，如何让投资人长期持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指责A股的散户多，都做短线——他们的行为是被“逼”出来的。
散户多是A股“快牛慢熊”的主要原因吗？
2012年8月2日证监会公布消息，继年内先后两次较大幅度降低交易手续费和市场监管费后，沪、深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和四家期货交易所联手，再次大幅度降低A股交易经手费、过户费和期货交易手续费。手续费下调旨在降低市场成本，也表明了监管部门努力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但要真正保证股民利益，关键不在降低交易成本，而在加强股市监管。
众所周知，以美国市场为代表的西方成熟股市，其牛熊交替的运行格局一般表现为“慢牛快熊”，而中国股市则相反地表现为“快牛慢熊”。导致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两国投资者结构的重大差别。美国股市是典型的“机构市”，因为它拥有世界最大的共同基金群体。据统计，美国拥有8000多只共同基金，其净资产高达12.22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市场股票总市值的73%，这是美国股市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群体之一。美国股民利用这些具有专业投资知识及眼光的基金为其投资，这样就造就了一个更为理性的投资市场，而长期的投资更让投资者作为所投公司的一分子，与公司共享发展及利润提高所带来的收益。
相比之下，中国股市则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市”。据统计，在2011年的整个A股市场，自然人的交易量占85%以上，而且散户在新股认购中占发行股数的70%左右，在上市首日的交易账户中更是占据99.8%的比例。“散户市”存在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机构投资者力量的薄弱。
力量如此单薄的机构投资者，很难成为股市的支柱，相反，在散户市的大格局中，这些机构投资者最终也沦为了“大散户”，除了追涨杀跌，就是疯狂短炒，无法成为价值投资与组合投资的表率，相反，它们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式的“快牛慢熊”。
在中国股市一疲再疲，一落再落，像一个悬在空中的花瓣，不知深渊在哪里，所谓的股市分析师、“炒股专家”都不敢预测底部在哪里。很明显，亿万股民财富不断受损，大股东的不断巧取豪夺，管理层过去多年对违规行为的有限作为或无所作为，好像如今谁都已经对这个曾令他们发狂追捧的市场丧失了最后一点希望和信心。
因而，新上任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临危受命，上任后不只是“三把火”，而是一把接一把连绵不断，力求挽救濒临崩溃的市场及投资者的信心。郭树清自今年年初以来一再表示，沪深300等蓝筹股的静态市盈率不足13倍，动态市盈率为11.2倍，投资的年收益率平均可以达到8％左右，显示出罕见的投资价值。
而监管部门也在最近不断倡导投资者长期投资，但事实上，投资者们的换手次数依旧频繁，一切以短炒为目标。炒消息，炒题材，炒概念，炒重组，炒政策，只要有任何炒的借口。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有27.35%的投资者平均1个月左右换手一次，25.87%的投资者平均1至3个月换手一次，16.37%的投资者平均5天换手一次或更短，而平均投资周期在6个月以上的投资者仅占14.52%。总的来看参与调查的投资者中，持股时间三个月以上的仅占30.41%，多数投资者持股时间较短。
这与发达市场多数投资者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甚至终生投资的普遍理念背道而驰。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批评了机构投资者追求短期效应的做法，“股市需要长线的机构投资者。”他建议投资者注重在股市操作中加强学习，了解宏观经济形势，了解所投资的上市公司的情况，培养风险意识，评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另一方面，在股市指数连创新低，投资者普遍表明对市场信心不足的情况下，新股上市却展现出与大盘截然不同的一片光景。在2012年8月上市的新股，平均市盈率达到了28.35倍，其中中小板新股煌上煌市盈率达47.62倍，而另一只新股新华龙发行价格7.8元每股，对应发行市盈率22.35倍，开盘便上涨90.77%。而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59%。据统计，新华龙企业毛利率近几年连连下滑，已从7.62%降到6.17%。股市如此低迷，新股却依旧疯抢，更令人不解的是被疯抢的股票并非利润增长很快也非该行业领头企业，市盈率远高市场平均数，更远高于具有极大优势及龙头地位的大蓝筹股数倍。不管是中小投资者也好，媒体也好，总是在抱怨新股定价过高，或者是大股东存在圈钱嫌疑，更有要求停发新股者。但不管有多少呼声，新股不但继续高市盈率上市，更是受投资者追捧，创出几十倍、上百倍的认购率，许多新股都是首日成交升幅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百以上，其中原因相信股民们也都看得很清楚。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股民更偏好炒小、炒新、炒差，这是“快牛”心态的最直接体现。投资者普遍喜欢短线交易，特别愿意追逐热点板块，期待手中股票连续涨停，却无视匀速但稳定的股票。即便像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一年的换手率也要超过200％，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个别股票价格在以一种无视价值的情况下增长，股民又以击鼓传花的方式传递，总会有人接到最后一棒，或许某些股民可以庆幸自己并非最后一棒，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中国股市上，庄家必定不会是最后一棒，那么谁来当此冤大头呢？
股市信息披露不明及黑箱操作、内幕交易等弊端及上市公司罔顾小股东利益也是股市长期疲弱的重要原因。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就曾在他的一篇关于中国股市的文章中提到，“当股市信息浑浊和股民信心缺乏迫使股民随机买股或者均匀分散买股，或者是股民们觉得他们在根据‘信息’选股，但由于手头的‘信息’纯属‘噪音’，因此事实上是在随机买股。这就造成了不分‘好坏’，但同涨同跌的现象。”
找准症结解决难点 篇4
今年2月11日,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省会新闻界迎新春茶话会上提出了“破解新闻宣传‘四难’”的命题, 为新闻宣传全面落实“三贴近”提供了可实践、可操作的切入点、突破口与着力点, 也为新闻从业人员提供了新的视角, 必将激发我省广大新闻工作者围绕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新一轮热情。
结合漯河这几年新闻宣传工作的实际, 我们认为破解新闻宣传“四难”, 首先要认识到“难”在哪里, 具体呈现是什么。经过调研、走访和总结, 我们认为一是难在新闻报道质量的提升上, 以前的正面宣传陷入常态化的宣传态势, 形式不灵活, 大部分按照政务新闻报道的惯例进行报道, 并占用很大的新闻空间, 没有把握好受众的需求, 使受众产生新闻视听疲劳, 效果不好。二是我们的典型宣传在策划、包装和挖掘上没有形成合力, 在一些典型事件、人物和时代流行的元素结合起来。三是舆论监督是新闻工作的老大难。现在的形势是大部分部门和单位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普遍存在对新闻记者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工作中一有什么漏洞或缺陷被媒体发现, 马上封堵, 致使媒体在报道的自由度上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四是在新闻创新上, 由于新闻宣传所处的环境和态势, 新闻活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难就难在新闻创新自由度和原则的把握上。
如何破解“四难”问题, 近期我们进行思考研究, 结合实际, 认为重点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工夫:
在新闻环境上下工夫。解决目前记者编辑想改革但是环境不宽松的问题。我们认为环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领导的环境, 首先是领导要支持新闻改革, 不要以字数的长短来衡量媒体报道力度够不够, 致使新闻走入一个死胡同, 形式僵化, 内容呆板。另一个就是解决新闻采访环境的问题。针对单位和部门对新闻媒体报道不配合、不积极, 一堵二推的现象, 积极采取措施。围绕新闻发言人制度做文章, 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目标考核制度, 以针对性的措施改变这一不利局面。
在会议报道上下工夫。正面报道改革的重点就是会议报道。会议是为推进工作而开的, 要围绕工作挖掘出枯燥的议题与鲜活民生之间的关联, 让老百姓感觉到新闻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或者和自己密切相关, 有效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和关注度。要注重会议后续报道, 捕捉工作推进中的新闻, 做成精品, 用平凡、生动的故事来诠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 打造成展现全市工作的亮点栏目、节目, 只有这样才不会就会议报道而会议报道, 让群众喜闻乐见。
在典型宣传上下工夫。典型是需要培育的, 也是需要包装和推介的, 这需要我们下大工夫, 用先进的人和事来引导社会风尚。漯河市这些年围绕典型宣传活用载体, 用载体推出、包装典型, 坚持月评“十佳市民”, 年评“感动漯河十大年度人物”, 在报纸、电视台大篇幅、多角度报道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 十余年推出了1300余名感动漯河人物, 漯河推出的典型人物靳伟杰、王淑贞先后获得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干河陈党委书记林东风、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成为6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原人物。
大问题, 不管从经济社会效益上, 还是从版面的可读性、栏目的可圈可点性, 都是重在策划。漯河日报策划推出子报《漯河晚报》, 适应了广大读者的需求。电视媒体由原来的录播到现在的直播, 利用这一优势, 漯河电视台策划了一批“直播漯河”、“今日头条”、“时政要闻”、“主播在现场”、“焦点话题”等栏目;漯河广播电台适应时代要求, 策划推出“漯河快报”、“政风行风热线”、“市长热线”等栏目, 内容鲜活、形式多样, 以栏目的多元化适应了时代的多元化, 把新闻第一时间推出, 受众好评如潮。这充分说明目前新闻策划是新闻创新的灵魂。第二是精品的策划。围绕重点工作、重大活动, 实施精品工程, 通过前期运作、系列策划、重点突破, 不断营造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如漯河市的食品博览会、沙澧河开发建设等活动, 经过精心策划, 收到良好效果, 有力地提升了漯河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资源整合上下工夫。新闻资源是需要盘点、整合的。近年来, 漯河市不断探索新闻规律, 在体制和机制上做文章, 相继建立新闻联席制度、新闻重点选题制度等。通过定期召开新闻通气会、月研讨会把握新闻动态;通过新闻选题上报、建立新闻资料库等形式筛选重点, 确定新闻选题, 定向实施宣传突破。以上措施整合了新闻资源, 形成了合力, 有效加大了正面宣传、典型宣传的力度, 创新了新闻工作模式。
“三农”问题的症结及出路 篇5
何伟
发布时间:2008年2月27日
内容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之所以难解决，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现实的原因。我们对待农民所采取的理论、体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乡差别的基础上形成“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确立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这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破除造成“三农”问题的体系，二是扶持农民的造血功能。
关键词：三农，价格剪刀差，惠农政策
十七大报告的主体目标是“为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报告提出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途径，以及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蓝图，并要求在2020年完成这一宏伟任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里程碑，是惠及十三亿人们的福祉，不论对它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不过在不到十三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一目标，可谓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民状况有所改善，但“三农”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仍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三农”问题为什么这样难解决，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现实的原因。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照搬苏联的，我国的“三农”问题就是这一模式造成的。我们对待农民所采用的理论、体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乡差别的基础上形成“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确立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这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体制上，依据两种所有制理论建立起来的两种所有制体制，在社会资源占有、使用以及收入分配上，城乡是不平等的，农民除了占有集体土地外就一无所有，使资源分配体制化。在制度上，计划配置资源、财政收入及分配、社保、医疗、教育等等都是向城市倾斜，使二元结构制度化。在政策上，农民是二等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户籍、社会地位等等方面都与城市有差别，享受不到同等公民待遇。
在两种所有制理论的指导下，对“三农”问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具体差距表现在：
1.经济上的差距
出现四个剪刀差，即价格“剪刀差”、农民工工资“剪刀差”、征地价“剪刀差”、教育、卫生“剪刀差”。价格“剪刀差”。从1950—1994年，在45年间，国家从农民净拿走(减去国家支农投入)20100亿元。民工工资“剪刀差”。据全国政协代表计算，一个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4 000元，而工资充其量在8 000元，一年贡献为16 000元。他们把青春和血汗留给城市，年老回农村，一无医疗，二无养老，仍是一个二等公民。地价“剪刀
差”。从1979—1997年，在18年间，国家从农民拿走了2.7亿亩土地，其差价近10万亿元，而把4 000万农民留给农村，他们耕田无地，做工无岗，经商无资本，养老无保障，成为“四无”农民。教育、卫生“剪刀差”。教育、卫生的优势资源均在城市，城乡存在着重大差距。高考录取分数，城市大大低于农村，而培养一个大学生占家庭收入比重，农村大大高于城市。城市大学教育几乎普及，农村大学生是凤毛麟角。农村的卫生、医疗条件大大落后于城市。
2.知识上的差距
在信息时代我国城乡知识差距可能比旧社会还大，在城市电脑几乎普及，小学生都能上电脑。在农村只有少数地区、少数人能用电脑。如果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城乡知识差距可能比经济上的基尼系数还大，这是农村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3.政治上的差距
在全国所有群众团体中，唯独农民没有自己的农会组织。在选举人大代表上，农村所占比例也大大低于城市。
由于这些差距的存在，城市发展了，富起来，现代化了，而相比之下，农村却贫穷又愚昧。“三农”问题在我国，从理论到体制，从体制到制度，从制度到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使原有的城乡差别雪上加霜，究其原因，两种所有制理论是“三农”问题的症结。
二、应从惠农到还债
在对待“三农”问题上，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惠农政策，可谓是空前的，农民都感谢共产党。但这种感谢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必须在观念上有一个转变，应从惠农、恩赐农民，转变到还债上。根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今年7月9日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文章称，“仅仅以上工农产品剪刀差、土地、工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也高达30万亿！”
根据农业部农研中心的材料，披露了目前国家支农的情况。
一是支农的力度不够。从1966年到2006年，国家对“三农”的投入，从774亿元增加到3 397亿元，增加了3.4倍。而同期国家财政收入，从3 661亿元增加到20 450亿元，增长到了4.6倍。支农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21.1%，下降到16.6%。支农投入慢于中央财政增加幅度。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中央财政支农支出，2002年为120亿元，2005年为148亿元，占当年中央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由1.2%降低为0.9%。令人奇怪的是近三年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是徘徊下降的，2003年为527亿元，2004年为542亿元，2005年为513亿元。即便在增大的财政投入中，有些不是直接用于“三农”，如大江大河治理、“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对于国有企业农产品政策性价格补贴以及造林支出等等，这些费用都不是直接用在农民身上。将这些扣除，真正用于“三农”的大体上在1 500亿元左右。
二是多取少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仍大于国家的投入。第一项贡献是农民交纳的税费。虽然国家减免了农民的四税和三提五统，但农民和其他公民一样要交
纳各种税费，据有关权威人士测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负担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车辆购置税、生活消费中的增值税、营业税、存款利息税等，2003年大体为4 788亿元。第二项贡献是土地差价。仅2005年国家从土地差价中拿走了2 655亿元，而同期全国支农支出和农业支出分别为1 644.9亿元和867.3亿元，国家拿走的都超过支农支出和农业支出。第三项贡献是农民工。凭借样本调查和宏观数据，进行一些粗略估算，2005年农民工提供的国家财政收入为3 300亿元，占国家总财政收入的10%左右。这一估算与北京市调查结果相接近，在其地方财政收入中至少占1/5(见2006年2月1日《工人日报》)。虽然近几年国家对“三农”的投入有所增加，但农民每项贡献都大于国家的支出。
三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近日说：“2004年和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22∶1，去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 172.5元。”虽然从2004年、2005年、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三年都超过6%，是1985年以来首次。但据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预测，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突破3.3∶1。以上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论相对数还是绝对数，近几年仍在继续扩大。
从以上数字来看，任何一项国家的收入都超过了国家的支出，多取少与的现象并没有根本改变，并且差距还在扩大，这应是不争的实事。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树立起对农民还债的思想，才会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应从输血到造血
目前国家对支农的投入基本上是属于输血，有的属于撒胡椒面，如粮补，是平均分配。这种支援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三农”问题。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破除造成“三农”问题的体系，二是扶持农民的造血功能。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村，首先打破了两种所有制的体系，冲破城乡分离、工农的割据，就地实现了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就地实现了农村向城镇的转化，就地实现了农民向居民的转化，大大缩小了城乡差别。但这只限于少数农村，绝大多数农村还做不到。所以国家除了向农村输血之外，应把重点放在扶持农村的造血功能上。目前农村造血最缺乏的资源有两种：一是资金，一是知识。这两种资源我国目前并不缺乏。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4 000亿美元，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使大量资金和知识闲置，这是一种巨大浪费，应派上用场。
1.在资金上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一方面表明我国经济实力雄厚，综合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过量外汇储备也有副作用。一是资源浪费。因为货币只有在流通中使用，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一书中，讽刺主人公把钱埋入地下，是土地主，守财奴。我们看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二是大量外汇储备在国外我们也是吃亏的。我国外汇储备大多采取美元形式，一旦美元贬值，会给我国造成巨额损失。我们用外汇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再用这些钱向中国投资，两方获利大不相同。据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讲：“两者资产收益差异大体在2-3倍。”三是大量外汇储备，使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施加压力，以各种借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我外贸出口，压制我国人民币升值。目前我国政府已注意到这些问题，逐步使外汇减持。在减持中，能否拿出一定数额来用于农村，一方面把减持的外汇派上用场，另一方面也向农民还债，作为造血功能的基金，促进新农村建设，早日实
现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2.在知识上
目前应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新农村建设。一方面充实农村知识，还能发挥他们的才能，农村是他们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也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就可以使大学扩招。目前大学停止扩招是我国一个重大损失。我国现在万人大学生拥有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印度比也有很大差距，大学不扩招就不能提高我国公民的大学教育程度，城乡知识差距就很难缩小。
将资金和知识相结合，就能形成巨大能量。各村应因地制宜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创建造血功能，这是落实科学发展的举措，是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央应大力领导和扶持。为了推动这一工作有成效的进行，应当在现有体制外，在各地政府支持下，组织社会机构来执行，其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可效仿世界银行贷款或联合国扶贫基金的办法，政府不要介入。
这一建议可谓一举多得，对缓解“三农”问题会大有帮助。
民间投资下滑症结 篇6
根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今年1-6月，民间投资名义同比增速仅为2.8%，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8.6个百分点。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民间投资增速一直处于下滑状态；今年以来，下滑势头更加严峻，并显著低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一时间，民间投资增速下滑问题成为经济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国务院派出九位部长带队的督察组赴全国各地进行专项调研督查，相关部委也纷纷跟进，提出促进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这些举措无疑是有益和值得鼓励的。不过，在积极分析原因并以政策应对的同时，也应当保持定力，客观面对民间投资增速下滑。
民间投资下滑的根本原因
造成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宏观经济大环境下，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投资回报率下降。
诚然，督察组调研报告中提到的融资难、审批繁琐、成本高等问题的确存在，也的确是不利于民间投资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并不是造成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才是民间投资不积极的根本原因。对此，要有客观认识。
一个普遍存在的观点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贷款难、融资难”，从而影响了投资积极性。这个说法表面上看似乎是对的，但实质上是个伪命题，至少可以说是避重就轻。即便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所谓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也是存在的。
就像没有人觉得自己不缺钱一样，在调研采访中，所有的企业都会抱怨贷款难、融资难。但这些“说出来的问题”往往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证明这一点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对于那些反映融资难的企业，不妨追问一个问题，“如果给你发放100万或者1000万、1亿贷款，你可以用来做什么？”笔者发现，对方的回答通常是支支吾吾、无法说出明确的市场前景良好的投资项目。这样的企业当然会贷款难。笔者在调研时就发现很多银行追着优质民营企业，求着对方贷款，希望对方能尽量多贷一点额度。换句话说，问题的本质在于“难以找到好的投资机会”，而不是“融资难”。
不光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事实上，经营不善、低效益的国有企业也面临着所谓的“贷款难”问题。我们看到，不论是国有企业投资还是民营企业投资，在过去几年增长速度都是持续下滑的。
认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客观、勇敢地面对现实。由此至少衍生出两点政策含义：其一，面对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形势，需要密切关注，妥善应对，但切忌揠苗助长；其二，应当充分尊重商业银行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身份，避免用行政手段干预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更不能简单地把所谓“贷款难、融资难”的板子打在商业银行身上。
为什么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
实体缺乏投资机会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方面：一是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大环境使得投资机会缺乏，这背后既有人口结构、收入分配等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也有前期投资过度、产能过剩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二是房地产行业定位失当，造成大量储蓄资源“脱实向虚”，流向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用网络语言简单概括就是，民间投资下滑是因为民营企业都去炒房子了。三是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常常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针对这三方面原因，经济政策应当对症下药。
其一，针对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大环境，应坚定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逆周期调控。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储蓄和消费结构；另一方面，实施更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投资，消化吸收剩余产能，减少失业，尽可能降低产能浪费和社会不稳定因素。货币政策应当灵活地加以配合，在防控宏观风险的前提下，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其二，针对资金“脱实向虚”问题，必须对房地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及时、果断地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再定位”。房地产既具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属性，也具有投资保值增值的金融属性，但说到底，房子是给人住的。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高回报在短期内会引发资金由实体经济流向这些部门，但这个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过高的房价和过度金融化的房地产市场既不利于房地产市场本身的健康稳定，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其三，针对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问题，应继续深化、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硬化预算约束，严肃财经纪律。特别是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一定要规范和强化其市场运营主体的意识和责任，避免政企不分。如果国有企业在融资、户籍、土地审批等要素资源的获取上先天地比民营企业具有优势，那么即便面对同样的市场机会，两者也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这对民营企业不公平，也不利于国有企业走出襁褓，真正成长壮大为具有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意识的现代企业。
总而言之，面对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要做到双管齐下：一只手要采取逆周期调控手段加以缓冲，另一手要借此机会坚定地推进关键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在改革中为经济增长积聚长期能量。逆周期调控和结构性改革，两者都不可或缺，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特产难“特赚”的五大症结 篇7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民族众多的国家, 自然土特产也琳琅满目。特产在以前是一个区域性产品, 大多数在本地销售, 至多以礼品形式被带向外地。但目前中国特产正在发生变革。
让我们先看一下消费环境的变化。消费者的需求多样化, 不仅送礼送特产, 自己消费还热衷消费名优特产。特产一般在当地都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 给人的感觉是传统工艺和安全放心, 特别是在食品领域。伴随高速和高铁的发展, 中国市场正在成为一盘棋, 旅游和商务进一步推动了特产消费。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和快递业的兴起, 也进一步为特产发展提供了基础。面对良好的市场环境, 特产难“特赚”存在五大症结。下面就从营销角度探讨破解的方法。
症结 1产品老旧——创新化破解
土特产一般在本地都有悠久的历史, 从原料、生产到消费都离不开本地的环境。但社会在发展, 消费环境和消费需求在发生改变, 刻舟求剑无疑自掘坟墓。产品不创新等死, 创新找死。特产企业在产品研发上始终游弋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有效的方法是, 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适度创新, 创新的关键是是否以消费者需求为标准, 满足其需求。事实证明:诸多中华老字号倒闭, 大多因为没有与时俱进。
症结 2区域禁锢——全国化破解
云南普洱、东北木耳、新疆大枣、龙口粉丝、北京烤鸭、台湾小吃等等无数种产品都从区域特产走向全国, 甚至成为了百姓常态消费产品。一些地方政府或企业组织牵头, 到外地进行集体推广。推广形式比如, 开展会、办论坛、做广告。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称心如意的全国特产。借助电子商务更便于地方特产加快全国化的步伐。
症结 3渠道狭窄——连锁化破解
个体小规模的特产店已经难以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连锁性特产店是未来趋势。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车站码头机场、星级酒店等特殊渠道, 可以造就一批特殊渠道型连锁店。海参、名茶、海洋食品等高端产品, 已经初步形成了专业型特产连锁店形态。连锁超市凭借产品线宽、店面位置和规模优越、品牌档次高等优势, 正在猎取高端客户和集团客户的优质市场。但连锁型超市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 他们同样要面临淡季和高房租等威胁。连锁特产店应当“变坐商为行商”, 这才是持续发展的王道。
症结 4模式落伍———电商化破解
淘宝、京东等大型综合性商城的发展如雨后春笋, 新专业特产购物网站几乎每天都有上线。电商推动了地方特产全国化, 也让中国特产市场扩容。无论是专业的特产商家, 还是厂家都应该借助网店, 与传统渠道争夺市场份额。没有电商的特产, 也就没有未来, 这不是危言耸听, 已经正在变成现实。
症结 5推广乏力——参与化破解
上海楼市的“症结”与“解药” 篇8
一、上海楼市的症结所在
本轮上海楼市与国内其他主要城市一样,都是去年330 楼市新政刺激政策之后出现强烈反弹复苏,但多数城市反弹势头有限,上海则在2015年3月之后一直都处于高位运行,在全国所有城市中独占鳌头。
1.上海楼市成交量领跑全国
数据显示,上海2015 年新房成交量在一线城市中都遥遥领先,当年累计销售新建商品住宅22万套,是第二名北京11万套的2倍,而广州9.3万套,深圳6.4万套,在规模上都相去甚远。上海2015 年新建商品住宅套数较2014年大涨了35%,仅次于深圳59%的增幅,而广州增幅为28%,北京仅增长了14% (见图1)。
然而,上海和北京的新建商品住宅成交数字都要小心剥离保障房的份额。在2015 年上海销售的21.7万套新建商品住宅中,有9.7万套是面向特定对象限制性销售的保障性住房,只有约12 万套是市场化的纯商品住宅,占比仅为55%。北京在2015 年销售的10.9 万套新建商品住宅中,则有8.4万套是市场化的纯商品住宅,占比为78%,比重远远大于上海。也就是说,如果以市场化的纯商品住宅来看,上海的新房供给量仅比北京多出不到50%。2015年上海市场化的新建纯商品住宅销售套数较2014年增长了46%,北京则增长了26%,在这个市场上的反弹力度仍然小于上海。
由于上海新房供给中保障房比重过大,在接连政策刺激下产生的大量井喷的需求无法从新房中得到满足,只能转而从二手房市场得到实现。2015年上海二手房销售36万套,较2014年同比增长了100%,二手房销售面积达到302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06%,量价齐升下,二手房交易额涨幅更大,同比增长了143%,达到7670亿元。上海二手房的市场规模已经远远大于即使包括保障性住房在内的一手房市场,后者的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分别为2280万平方米和5379亿元,虽然在2015年也都出现巨大增长,增速分别为39%和72%。如果包括商业地产,上海2015 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额6813亿元,同比增长22.5%。
2.上海楼市库存急剧减少
伴随销售大幅升温,上海楼市待售面积去化迅速,急需补库存。图2显示2月末上海纯商品住宅库存只有6.2万套,去化周期不足6 个月(过去6 个月销售了6.6万套),严重低于警戒线(12 个月为宜)。上海纯商品住宅库存明显告急。2015年上海房地产开发投资为3468.94亿元,仅比上年增长8.2%,其中住宅房地产投资1813亿元,仅比上年增长5.1%。而房地产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分别为2.8%与-6.4%。房地产新增供给后续乏力,乃至出现了下降,意味着未来短期供应不足,这些信息进一步造成市场恐慌和加剧抢房潮。
3. 上海楼市成交量放大推动房地产信贷大幅增长
急剧放大的住房需求与住房消费信贷总是相互推动。2015年上海房地产信贷呈现几个特征:个人房贷快速增长,尤其公积金一马当先,但房地产开发贷款出现萎缩。2015 年底,上海市中资商业银行本外币房地产贷款余额13890 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占同期中外资商业银行机构本外币53387 亿元贷款余额的26%,超过1/4。但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是出现萎缩的,下降1.5%,年末余额5409亿元;只有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大幅增长,增长23.7%,年末余额7951亿元,并占同期住户贷款的2/3,和占个人消费贷款的近八成。同时,由于政策的推动,公积金贷款增加更快,2015年上海市公积金贷款比上年增长37.7%,年末贷款余额2770 亿元,与商业个人购房贷款之比达到3:8,创下近年来最高。
进入新年以来房地产消费信贷扩张继续加快,开发信贷有所复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2016 年1 月份上海市货币信贷运行平稳》报告显示,1月份全市个人住房贷款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当月增加346.3 亿元,环比多增139.9 亿元。其中二手房贷款增加191.5 亿元,环比多增111 亿元。同时,房地产开发贷款止跌回升,1月份全市本外币房地产开发贷款增加135.5 亿元,环比多增227 亿元,但主要贡献来自地产开发贷款,当月增加378.7亿元,环比增加373.7 亿元,开发商拿地热情有所增加;住房开发贷款却减少313.2 亿元,环比多减209.6亿元,短期内住宅开发商并无积极进场意愿;当月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减少332.9亿元,环比多减少313.5亿元,显示政府对保障房住房供应有所缩紧;当月商业用房开发贷款增加68.8亿元,环比多增79.4亿元,显示上海商业地产复苏势头较强。
4.上海房价增长迅速
从价格上来看,自2015 年以来,上海房价增速在四大一线城市中仅次于深圳,明显高于北京和广州。2015年全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为23590 元/ 平方米,如果剔除保障性住房之后的新建纯商品住宅销售均价则为32284 元/ 平方米,二手房成交均价为25396 元/ 平方米,这几个价格分别比上年增长了24.2%、18.8% 和17.7%。北京2015 年二手房成交均价只出现5.8%的增幅,市场化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涨幅也只有8.08%,从量价两方面的整体上都比上海房地产市场要平稳很多。
从销售类型上看,在2015 年随着2010-2012年高价拿地的地王们趁市场火热而集体入市,独栋别墅、联排别墅等高端住房的比重明显增加。2015年上海销售一手独栋别墅957套,联排别墅7481 套,不仅远高于2014 年水平,也比楼市历史第二火热的2013 年分别多出23%和48%。
二、上海楼市“高烧”的原因
第一,持续的货币增发,造成资产价格空前膨胀,房地产成为吸纳货币增发的最主要资产池。1月全国人民币贷款新增2.5万亿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比上月环比增加1.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 万亿元,增幅巨大。其中,新增的贷款中有6000 亿元是贷款给了住户,主要是按揭贷款,也是创下历史新高。1月末全国M2高达1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相当于2015年全国GDP67.7万亿元的210%,也比美国12万亿美元的M2高出近一倍,同时还是2010年末中国72.6万亿M2规模的近2倍(1.96 倍),2005 年末30 万亿的4.8 倍,基本上与同期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幅度差不多。如根据中原二手住宅价格指数,上海现在的二手房均价就是其基期2004 年5 月的4.61 倍,是2010年12月的1.9倍。房价涨幅与M2涨幅的走势一致性系数非常高。房价上涨从这个角度说就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正是因为房地产这个资产池大量吸附了超发的货币,才没有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当前中国城镇住房存量面积约250 亿平方米,按照5400 元/ 平方米来估计,市值约为135 万亿元,与M2 规模正好几乎相等,并正好相当于中国2015 年GDP的两倍,全国性面临很大的风险。这种现象被称为货币超发效应。
第二,中央政府为加快全国去库存,一再实施楼市刺激政策,给购房者盲目信心。给三四线城市楼市加补药的同时,却让上海、深圳这样已经“高血压”的一线城市受不了了。信贷、首付、利率、公积金、契税等接二连三的政策刺激,以及近期央行行长公开提出要给住房按揭贷款继续加杠杆、房地产市场需要逆周期调整等表态,给购房者造成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觉得房价只会涨不会跌,一旦房价跌政府一定会救楼市。这种现象被称为刚性托底效应。
第三,股市不振和实体经济萎缩,出现全面的资产荒。在货币持续超发的背景下,大量民间闲置投资资金没有去处,也不能出国,就都转入楼市。这就是股市与楼市的跷跷板效应。
第四,外地大量避险资金进入上海楼市。二三线城市楼市全面下行,愈发促使外地资金为避险而涌入上海等一线楼市,称之为避险效应,进而引起虹吸效应,即三四线城市的资金都涌入上海等一线城市,当地购买力严重流失,愈发加大这些城市的楼市去库存难度。
第五,上海未来住房供应紧缩的预期强烈。2015年末上海市“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量,规划建设用地总量实现负增长,就是到2020年要守住3185平方公里的红线,比原来的规划目标减少41 平方公里。未来5年,上海新增建设用地只有约60平方公里。这个严格控制土地的计划,造成购房者形成上海未来新增住宅用地趋零、新建住宅越来越少的预期,由此进一步加强上海房价只会涨不会跌的信念。这是供应紧缩效应。
第六,二胎政策的放开。去年底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很多父母为迎接新生家庭成员有扩大住房面积的改善性需求,中国父母也向有为子女成年后协助备置住房的强烈动机,在房价未来越涨越高的预期效应下,这些具有一定刚性的需求都提前释放了。这种俗称“丈母娘效应”。
第七,中介场外配资的推波助澜。以链家为代表的中介公司、P2P、小贷公司等大举为购房者提供从首付款到资金周转的全方面融资信贷,大大降低了购房者通过信贷融资买房的门槛,而且逃过了银行对按揭贷款风险的严格监管,形成了中国版的次贷。各类新型金融产品,五花八门,监管者应对不暇,反应严重滞后,但这些场外配资的金融产品都对房价上行起到了强大的杠杆效应。
第八,上海在执行限购限贷政策过程中存在一些漏洞。部分区县房管部门对限购管控不严,对购房时候打擦边球的现象睁一眼闭一眼,银行更加对限贷执行不力,鼓励了购房者作假逃避限购限贷管制,即存在跑冒滴漏效应。
第九,房价存在自我放大和自我增强机制。一旦房价出现上涨势头,就会很快产生马太效应和羊群效应,跟风买涨不买跌,并且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快速放大,即存在资产价格自增强效应。
三、化解上海楼市“症结”的“解药”
面对突如其来的楼市暴涨,政府有关部门反应不够灵敏,坐失了在房价出现暴涨苗头就及时干预的最好时机。这可能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统计部门上报的销售价格及结构包含大量保障性住房,价格信息和成交信息具有迷惑性;二是去房地产库存是去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来的国家战略,不少市场人士猜想国家希冀以一线城市楼市火旺来带动三四线城市楼市复苏,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市有关政府部门有些顾虑,不敢出手及时冷却上海的楼市热。
上海的地方调控政策虽已于3 月25 日出台,但当前上海已经明显失去了行政干预的最佳时机,政府必须要勇于担当、敢于出手,不能再贻误战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第一,要对中央政府明确建言,在地区楼市加速分化格局下,对楼市政策决不能再搞“一刀切”,必须差别化政策。应允许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短期应急性的市场管制政策。
各个地区楼市发展极不平衡,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房价指数上涨程度差异较大,并且有着更加扩大化的趋势。同时,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交易量和库存情况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如果按照同样的楼市政策对待不同发展情况的楼市,将会导致差异的进一步扩大,甚至会一方面在房地产供不应求城市加速形成楼市泡沫,而另一方面通过“虹吸效应”让房地产供过于求的城市残留购买力流失、加剧去库存压力。政府一定不能让对三四线的去库存政策,成为一线城市的“火上浇油”的理由。
第二,政府要加大信息公开和信息透明,配合以权威访谈缓和市场情绪。各国各个历史时期楼市泡沫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点:盲目乐观的预期。乐观预期与楼价高涨之间形成自反馈,并不断推进这一过程,刺激房价泡沫化。政府通过加大市场信息的透明公开,使投资者能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做出理性的住房消费和投资决策,促进房地产市场朝着稳定和健康的方向发展。通过权威访谈可以缓和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并通过影响投资者的预期来稳定未来房地产市场。
第三,及时主动出台一系列短期应急措施。包括严格加强限购,加强全市住宅房屋信息联网,严格禁止跨区购房逃避限购管制;不排除进一步缩紧限购,比如即使本地户籍,如果已经有两套住房,只允许置换,不允许新购住房;如果需要,争取央行和财政部国税局授权,临时性提高上海区域内按揭贷款的首付额度和重新提高二手房交易契税。
第四,严厉打击为购房者变相加杠杆的场外配资。向央行争取授权,在上海至少临时性暂停中介、银行、P2P、小贷公司等机构参的首付贷、高杠杆放贷等跨界新金融产品,迅速查明相关金融产品的实际运用情况。这点深圳已经先行一步,深圳市金融办于3月4日发函,对相关金融提供者发出警告和加紧盘查。
第五,向社会公布新增一系列住房和土地供应计划。包括缩短动迁安置房的再交易上市时间,加快工业园区用地的退二进三,加强市区用地资源整合,提高用地效率,包括在部分地段提高住宅建设的容积率。对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土地利用计划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根据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形势有所调整和变通,并及时公布。仿效深圳,上海也需要慎重考虑和加快施行通过围海造田增加建设用地的可能性研究。
第六,优化房地产市场结构,加快房地产发展模式转型。鼓励房地产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优质房屋租赁,化解刚需的购房恐慌,丰富住房市场供应品种。加快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的REITs建设,化解房地产投资给金融体系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也给个人投资者提供优质资产,破解资产荒,获得资产投资的更多出路,改炒房为投资于中长期的房地产股票、房地产证券产品。
“城市病”的症结与治理 篇9
一、城市病的表现
所谓“城市病”, 是对城市问题的一种形象说法。也就是说城市同人一样也会生病。它是存在于城市发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和矛盾, 这种矛盾只有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才会凸显出来。如今,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 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根据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6-2010 中国城市价值报告》, 六大城市病正给中国城市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 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安全形势严峻等将是
“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 “城市中国”如何健康前行显得极为重要。城市化在让人类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 也使人类受到“城市病”的困扰, 全球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更加重了“城市病”的流行, 使人类深受其害。目前世界城市人口的2/3以上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他们中的贫困人口约有15 亿, 至少有6 亿人没有足够的住房, 11 亿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仅因饮水不洁每年就造成1000 万人死亡。
二、城市病的症结
(一) 城市病的罪魁祸首是“丁字形”城市化
我们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建设存在着误区。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 基本上是在走其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有关城市化, 人口流动的国际经验是:城市化率低于50%, 以从农村进入城市为主;超过50%, 以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为主;超过70%, 人口流动以从城区进入郊区为主。在城市化建设的初期,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由于小城市没有足够吸引力, 基本上是以进入大城市为主, 这是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一个先天不足。而当城市化率接近50%的时候, 甚至在超过50%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口流动都将“以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为主”, 这样一来, 大城市建设又要在城市化中唱主角。
所以, 从城市化建设之初到现在, 我们的城市化建设都基本上以大城市为主, 对小城市、郊区、周边农村的建设, 哪怕是进行一些还账式、补偿式的, 都被认为是逆城市化之举;城市化建设不仅把优势的公共资源集中到大城市, 就是大城市自身, 也对小城市、郊区, 以及周边农村形成掏空效应。农村大量人口流向城市, 一方面给城市的承载力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另一方面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在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 教育程度较高, 能力较强的农村精英流向了城市, 造成农村人才匮乏, 甚至连合格的劳动力都短缺的现象。知识、技能的缺乏必将制约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的实施。
于是, 城市化建设就成一个“丁字形”结构:大城市很大, 而小城市、郊区, 以及周边农村很小;大城市人满为患,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而小城市、郊区, 以及周边农村因为没有优质的公共资源, 又无法分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丁字形”城市化结构造成的后果, 一方面是城市资源被大城市吸走, 下端的人享受不到城市化的好处, 另一方面是大城市出现城市病, 上端的人感觉不到城市化带来的幸福。
(二) 资源过度集中是“城市病”症结
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 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 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这就造成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 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 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 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人们不断涌向大城市。尤其是那些渴望发展的高校毕业生, 即使没有户口、编制, 即使房贵路堵, 也要往前冲。因为只有一线城市集中了全国几乎所有优势资源———才是最有可能孵化年轻人梦想的所在。与个人事业发展相比, 与作为这座城市的居民所享有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相比, 交通堵不堵、房价高不高, 这些生活成本恐怕并不是最重要的, 也并不能削减大家对大城市的涌入热情。即便前一阵“逃离北上广”叫得很响, 涌入一线城市, 却依旧是年轻人的主流选择。
(三) 空间结构规划发展不合理
空间结构规划发展不合理, 是造成“大城市病”的直接原因。空间结构, 是决定城市发展潜力和发展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自身内部的空间结构, 二是对象城市所处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从城市自身内部空间结构来看, 合理的空间结构不仅可以改善环境, 还可以扩大城市容量, 有利于人口、经济增长。从对象城市所处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来看, 如果一个地区的城市体系发育比较成熟, 大、中、小不同阶层等级和空间网络分布结构比较合理, 各城市相互依存, 各司其职, 彼此之间的福利差异比较小, 就不易产生“大城市病”。相反, 如果城市体系发育不成熟, 核心城市“一城独大”, 优势明显, 而其他城市条件落后, 对核心城市形不成反“磁力中心”, 这样就难免加剧核心城市的“大城市病”。当年上海市民“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套房”的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三、城市病的治理
(一) 确立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理念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词。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首先, 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就不要偏差, 要清楚城市是为谁而建, 为什么目的而建的。我们的城市发展是否就是为了经济增长为了GDP?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 一个是经济功能, 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 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GDP, 怎么赚钱怎么做。在一味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 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公共绿地越来越少, 房子越建越多。我国有很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 为了招商引资, 不惜一切代价。这样作, 人们是否还有幸福可言?城市的发展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美好, 如果由于城市化而导致居民的生活痛苦指数增加, 或者由于发展汽车工业而导致居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 为购买住房付出更多的代价, 那么, 这样的城市化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在我国, 进入21 世纪, 人们开始认识到人是城市的主题和核心, 城市发展的最高也是最终目标, 应该是安全、健康、方便、舒适等多个方面综合提供优良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成为培养人、塑造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美好家园。
(二) 制定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许多城市都在爆发短视的、透支子孙资源的、杀鸡取卵的野蛮开发冲动, 以牺牲人的生命健康和长远利益为代价, 换来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进入现代社会, 自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改造的那天起, 城市开发始终没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一直是在一个低级的水平上重复和模仿, 这也导致了城市越庞大, 越是疾病缠身。坚持科学发展观, 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是城市发展的思想和灵魂。
1.要注重集约和环保,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 没有发展, 一座城市就缺乏可持续的基础。发展又必须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环境、生态, 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 中国香港陆地总面积1104 平方公里, 采取紧凑型、高密度发展模式, 在过去100 多年的开发建设中, 只占用了24%的土地, 而66%的土地被森林、湿地和郊野公园索保护, 还有10%是水体。根据香港的规划, 到2030 年只需要增加2%的建设用地就能满足发展需要, 未来发展的空间巨大。中国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 依照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 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建设决不能走城市蔓延的路子, 应采取更加紧凑的模式, 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
2.要注重文化传承, 充分展示城市特色与历史。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是浅薄的。历史反映了一座城市的特色, 更是她的宝贵财富。好的城市建设不仅要展示她的存在, 而且要能够让人走进并回味她的历史。法国与中国一样拥有非常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从法国每年接待超过7000 万的游客这一比法国总人口超过1000 万的事实来看, 历史文化遗产在法国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
3.完善城市化布局与形态, 发挥中小城市的作用。治理“城市病”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而应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从源头上减少“城市病”的发病率。中国人口众多, 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发展的道路。中国城镇化应该是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即以大城市为依托, 以中小城市为重点, 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政府财政要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投入, 通过对中小城市和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城市建设的加快, 努力实现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均衡发展, 而不是唯北京等大城市论。
参考文献
[1]向春玲.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及其治理[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14 (4)
[2]陆铭.重思“城市病”[J].中国经济报告, 2013 (2)
煤电矛盾的症结在于解放电价 篇10
1 煤电企业在挣扎
在煤炭持续涨价的情况下, 燃煤电厂严重亏损, 发电企业为了生存, 采取了堤外损失堤内补, 大办煤炭、大办多种产业, 进口煤炭。
(1) 发电企业办煤炭。发电企业办煤炭的主导因素是电煤价格不断攀升而电价由政府严控、煤电企业严重亏损, 电力企业为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逐步进入煤炭行业。到2010年, 五大发电集团已控制煤炭产能2.45亿吨, 煤炭年产量达到1.78亿吨, 2012年达2.5亿吨, 在煤电盈利能力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 煤炭已经成为五大发电集团的利润增长点。据测算, 到2015年, 我国煤炭年需求将达38亿吨, 五大发电集团煤炭产能将达5亿吨, 为其电煤需求的25%~30%。
(2) 发电企业办多种产业。发电企业进入煤炭行业之后, 为了煤炭运输需要修铁路、装车点、码头甚至航运公司。此外还进入煤化工、电解铝和天然气生产领域, 这些领域一方面为了配合煤炭和电力生产,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取利润, 以弥补燃煤电厂的亏损。
(3) 煤炭进口。由于国内煤价已高于国际煤炭价格, 电力企业参与进口煤炭。我国自2009年成为煤炭净出口国以来, 煤炭进口逐年大幅增加。全国煤炭净出口量由2009年的1亿吨, 快速增加到2012年的2.65亿吨左右, 约占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7%。
上面提到的3项措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燃煤电厂的亏损, 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煤电矛盾带来的困难。特别是一些燃煤电厂, 为了减少亏损, 主动燃用劣质煤, 虽然可以减轻燃料费用负担, 但对发电设备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煤电企业的挣扎给燃煤电厂带来沉重的负担和极大的损害。
2 煤电矛盾的原因何在
我国缺少油电、气电, 主要靠燃煤电厂, 煤电装机容量占总容量的70%左右, 煤电年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80%左右。政府为控制电价就得控制煤价, 煤价放开、电价控制住, 于是煤炭企业大盈利, 煤电企业大亏损。所以煤电矛盾的实质是煤价和电价的矛盾, 是国家如何管理煤价和电价的矛盾。
为什么我国计划经济年代没有煤电矛盾?为什么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煤电矛盾?原因在于计划经济年代的煤价、电价都是政府定价, 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都是收支两条线, 企业不存在盈利问题;市场经济国家煤价、电价都随行就市, 不管煤炭企业或者电力企业都有合理的价格和利润, 即使石油、天然气、煤炭涨价, 也没有油电矛盾、气电矛盾和煤电矛盾。
煤电矛盾明明是个定价问题, 可是这几年都说是个体制问题, 把它说成是“市场煤”和“计划电”的矛盾。似乎是因为煤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趋前, 已经改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业, 而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滞后, 还停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业。既然是“市场煤”和“计划电”的矛盾, 总不能把已经前进了的煤炭行业拉回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以适应电力行业的落后状况, 只能是电力行业加快改革赶上煤炭行业。但是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的难度实在太大,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已经10年了, 市场化改革的进展仍然很慢。
实际上, 我国的煤炭行业和电力行业市场化程度相差无几, 都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之中, 煤炭行业和电力行业都是由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 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价格具有调节市场供求的作用, 通过价格信号能够有效地引导资源配置, 即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上涨, 然后企业扩大生产增加供应, 同时需求相应下降, 供求达到平衡;供过于求时, 价格就会下跌, 然后需求就会增加, 供应相应减少, 最终也达到供求平衡。现在看来, 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在我国电煤市场上“失灵”了。前几年煤炭价格连续多年上涨, 价格甚至超过市场经济国家, 供应增加相对有限, 发电企业严重亏损甚至资不抵债, 电力企业由于承担着保障电力连续供应的社会责任, 不能因为亏损而停止发电, 煤价虽高但是电力企业不可能弃煤而去选择石油、天然气, 因为油、气的价格更高, 所以在煤价高企时电煤需求不能减少, 煤炭供求始终保持了“紧平衡”甚至十分紧张的状态。从2012年开始, 由于欧美经济危机波及我国, 经济下行, 电力需求下降, 电煤需求随着下降, 电煤价格下跌, 燃煤电厂并没有因为煤价下跌而增加需求;相反由于水电站来水充沛, 火电大发以及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增加, 使燃煤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下降, 减少了电煤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 煤炭供应也并未减少, 使煤价维持在较低水平。
电煤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灵”的状况?原因在于我国的所谓煤炭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 “计划”色彩很浓, 发电行业没有把电煤涨价传达到终端电力用户, 而用户也没有因电煤涨价而减少电力消费, 使电煤消耗变成刚性。煤炭行业的“计划”色彩表现在:一是煤炭市场的准入是政府管制的, 企业不能随意进入煤炭开采行业。二是煤炭产能乃至每个煤矿的产能都是政府相关部门核定的, 企业不能随便扩大和减少。三是煤炭这样的大宗商品, 其流向和流量不仅受需求影响, 而且还受到铁路运力的制约。铁路运力不足, 造成要用长途汽车运煤, 抬高了煤价, 即便市场有煤炭, 也不一定能运得出, 电厂也不一定能拿得到, 煤炭中间环节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收费, 又进一步抬高了煤价, 再加上中间环节的掺杂作假, 亏吨亏卡出现变相涨价。四是这些年地方政府整合煤炭资源, 众多小煤窑被关闭, 煤炭产能布局变化, 使得电煤供应渠道受到影响。五是随着煤炭市场的整合, 煤炭生产日益集中, 煤炭企业可以选择供煤或不供煤, 议价能力大幅提高, 相对而言, 发电企业不能不发电或不买煤, 不具备议价能力。六是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需要, 明确规定了能源消费总量的约束性指标, 煤炭供求紧平衡格局将长期保持。七是煤炭生产省 (区) 财政、GDP、就业等方面对煤炭的依赖性增强, 地方政府对煤炭市场的干预力度越来越大, 不少地方还在煤炭上附加征收了多种基金和收费等, 也推高了电煤价格。八是因为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 在调节电煤市场的机制失灵的情况下, 缺乏“看得见的手”来调控煤炭市场。
煤炭行业和电力行业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 煤炭、电力、运输都还存在计划与市场双轨制, 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在生产经营中的自动调节作用受到抑制的情况下, 单方面放开煤价、运价, 对燃煤发电企业是极不公平的。从煤炭企业放开煤价来看, 重点电煤合同、电煤价格双轨制是不合理的, 但是煤价放开、电价管制, 比重点电煤合同更加不合理。正如五大电力集团公司对电价并轨的意见是“重点合同电煤价格并轨, 将进一步加重发电企业的经营负担。”从解决煤电矛盾来说, 应当先解决好煤电价格不同步的矛盾, 使燃煤电厂有一条生路, 再去解决电煤价格并轨。电煤价格并轨不能解决煤电矛盾, 只会激化煤电矛盾, 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3 煤电价格联动是个好办法
自2003年以来, 我国经济运行中资源约束矛盾加剧, 煤炭、电力供应紧张, 价格矛盾突出。国家发改委为理顺煤电价格关系, 促进煤炭、电力行业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 经国务院批准, 决定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于2004年12月印发了《关于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揭开了煤电价格联动的序幕。这是政府干预煤炭市场并且较为完善地解决煤电矛盾的办法。该意见并不是仅仅讲煤电价格联动, 还包括电煤价格监测、适当调控电煤价格和加强对电煤价格的监督检查。
应该说, 煤电价格联动是个好办法, 至少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是个好办法。可惜的是煤电价格联动办法中存在明显的缺点, 主要问题有4个:一、不是以到厂煤价实行煤电价格联动, 而是以电煤综合出矿价格 (车板价) 为基础进行联动, 因为车板价不包括中间环节的各项基金和收费, 与实际到厂煤价差距较大。二是要求电力企业消化30%的煤价上涨因素, 对电力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太苛刻, 发电企业负担太重。像香港实行的煤电联动 (香港称为燃料价条款, 不仅是发电用煤, 还包括发电用油、发电用天然气价格的变动) , 每年一个电价标准, 煤电联动时发电企业不承担煤价上涨因素。三是要求各类用户中, 居民电价、农业电价、中小化肥电价一年最多调整一次, 而在实际执行中对这几类用户往往不调整, 结果是在原来交叉补贴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了交叉补贴, 使电价扭曲更加严重。四是联动机制中规定要确定电价联动周期。原则上以不少于6个月为一个联动周期, 而且变化幅度要超过5%, 这个规定又要求发电企业承担相当数量的涨价因素。香港实行的煤电联动, 建立了一种煤电联动基金, 燃料涨价时, 发电企业可以随时从基金中得到补偿, 燃料减价时, 发电企业应当把多得的燃料费退回基金, 这样发电企业可以实时得到补偿, 而用户的电费只须每年调整一次。
煤电价格联动办法出台后, 出现了各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煤电价格联动是计划经济的办法, 市场经济的办法应当是在电力行业中引入竞争机制, 通过竞争确定发电厂的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 输配电价由政府按市场经济规律核定价格。要知道靠竞争性电力市场定价是件不容易的事, 拿最早进行电力竞争性市场改革的英国来说, 在第一阶段采用强制电力库模式, 没有成功;在第二阶段采用以合约交易为主, 辅以不平衡电量交易, 即NETA模式, 也有不少问题;在第三阶段将NETA模式推广到电力市场进程缓慢的苏格兰地区, 建立统一的英国电力交易与电力输送制度, 也被否定了;第四阶段要彻底转向低碳绿色的智能电网, 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难度实在太大, 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进行竞争性电力市场改革这么难, 从计划经济转型的中国电力工业的竞争性市场化改革更难, 要等电力竞争性市场化改革来解决煤电矛盾, 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 我国的煤炭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 供求关系调节价格的作用“失灵”, 如果实行煤电价格联动, 就可能出现煤炭、电力轮番涨价, 影响下游各行各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正好说明, 一个不完全的煤炭市场, 政府不能放任不管。我国目前的煤炭企业, 基本上还是国有企业, 政府管制还是起作用的, 不能由此来否定煤电价格联动。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 煤电价格联动会推高销售电价, 指煤电企业由于电煤涨价提高上网电价, 销售电价与上网电价联动, 必然要提高销售电价。为了使煤电联动不影响销售电价, 建议采取半联动方式, 即只提高上网电价, 不提高销售电价。建议对不提高销售电价部分给予补贴的办法, 一是不调高销售电价给电网公司造成的损失由国家财政补贴来消化。二是不调高销售电价给电网公司造成的损失, 从煤炭企业征收特别收益金来补贴。对于这种方法, 有人提出, 本来是燃煤电厂因电煤价格上升而亏损需要补贴, 为什么要转一个手, 补贴电网公司呢?从煤炭企业征收特别收益金来补贴, 那么不如叫煤炭降低电煤价格不是更为简便易行?从煤炭企业征收补贴经费或者令煤炭企业降低电煤价格, 煤炭企业必然有意见, 因为电煤价格高除了车板价外, 还有运输和地方政府等中间环节收费, 据说这部分费用要占到煤价的30%~60%, 怎么电价涨价造成的问题全要由煤炭企业来负担?这次取消的重点煤合同、取消电价双轨制就说明, 叫煤炭企业降低电煤价或者叫煤炭企业拿钱补贴煤电企业亏损不可行。再说石油、天然气、煤炭、薪柴涨价, 非要控制销售电价不涨价, 必然会造成电价与其他能源的比价失调, 电价比其他能源价格便宜, 于是出现了一哄而起的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以电代煤、以电代柴的高潮, 造成电力的浪费。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 煤电价格联动, 配合适当调控电煤价格, 加强对电煤价格的监督检查是解决当前煤电矛盾的最可行的方案。煤电价格联动是许多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用的办法, 也是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电力工业所采取的办法, 煤电价格联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煤电矛盾最有力的措施。
4 电煤价格并轨
2012年12月25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自2013年起取消重点合同, 取消电煤价格双轨制, 发改委不再下达年度跨省区煤炭铁路运力配置意向框架。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自主衔接签订合同、自主协商确定价格, 鼓励双发签订中长期合同。还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继续实施并不断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专家指出, 这种对一方有利, 对另一方或几方不利的事, 在推行时要兼顾各方, 为各方都留下生存发展空间, 电煤并轨方向是对的, 但要协调各方利益。
我国的煤炭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 所以不能把电煤完全交给市场去运作, 政府应当依法管理。在这样的认识下, 国家发改委2004年印发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中, 除了规定煤电价格联动办法外, 还提出了加强电煤价格监测工作, 适当调控电煤价格和加强对电煤价格的监督检查。当前电力企业主要担心改革不配套, 担心煤价一涨再涨, 而煤电联动一再落空, 因为2004年规定的煤电联动执行不久就废止了。
2011年, 国家发改委除了未采用煤电价格联动之外, 提出了与2004年类似的意见, 即依法调控电煤价格、适当提高电价和试行阶梯电价。在依法调控电煤价格中, 除了规定2012年电煤调价幅度外, 提出3项措施:一是全面清理整顿涉煤基金和收费。二是适当扩大煤炭生产运输能力。三是开展专项检查和联合督查。2011年, 国家发改委为适当疏导煤电价格矛盾, 确实采取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措施, 特别是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2.5分, 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3分, 对于抑制能源过度消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缓解电力企业经营困难、保障2011年迎峰度冬电力供应有一定积极意义。
不要以为从去年开始经济发展速度下降, 煤炭、电力供应缓和之后, 就可以把电煤完全交给市场去运作, 事实并非如此。从今年煤炭交易大会来看, 虽然今年煤炭供大于求, 煤价没有上涨的理由, 但煤炭企业仍然要求上调。煤电双方博弈并非公平博弈, 煤电自由博弈的时代并未来到。但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中, 与2011年适当疏导煤电价格矛盾的意见相反, 在取消重点合同、取消电煤双轨制的同时, 只接受2004年意见的煤电价格联动部分, 不采纳适当调控电煤价格和加强对电煤价格的监督检查, 也没有采纳2011年适当疏导煤电价格矛盾中提出的全面清理整顿涉煤基金和收费、开展专项检查和联合督查。
公共资源交易改革症结 篇11
中央党校政法部肖立辉教授在会议总结发言时强调，应当进一步整合实务部门、学术界、企业界的优势资源，处理好制度与人、制度与技术的关系，促进公共资源交易中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本刊就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制改革问题，择要编发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局长丁贵桥：
改革部级协调机制迫在眉睫
目前我国现行的公共资源监督管理体制存在难以解决的固有弊端。具体表现在，第一，没有打破同体监督体制，难以阻止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问题。第二，没有形成权力制衡、过程监管机制。第三，没有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第四，没有建立独立权威的监管机构，不能统一交易规则、交易市场、监督执法。
因此，改革部级协调机制，构建职能明确、监管有利的权威的专门机构显得迫在眉睫。我建议参照全国物价管理系统的模式，在国家发改委内成立公共资源的交易监督管理司局，领导全国的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活动。其主要职责为：研究部署全国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工作，审议有关公共资源交易的工作法律法规，确保公共资源交易规则和管理制度的统一，研究决定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工作的重大事项，协调管委会成员单位之间的关系，处理重大争议。
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马壮昌：
行使监督权摆脱部门利益羁绊
用市场方式取代行政方式，配置公共资源，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举措。由于配置机制不同，原来集于部门一身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便分离开来了。目前基本共识是，决策权体现在制定规则，确定交易目录和重大事务的协调上，监督权体现在行政监管和过程监管上，执行权体现在落实规则，组织和服务交易活动上。
然而，目前的“一委一局一中心”模式只是行使了监督权的一部分，过程监管、行业监管仍然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手里。组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行使公共资源交易过程的监督权，就能够摆脱部门利益的羁绊，使监管到位。因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本身并没有掌握任何一项公共资源，这样就能从制度上避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把各部门对于公共资源交易过程的监督权收归到一个新组建的部门，可以解决“多龙治水”的局面。
目前各地改革的实践中，有的地方把行业监管权和过程监管权统统集中起来，交由一个部门去行使。它的意图是想使监督更加到位，更有利更高效。作为一种尝试未尝不可，但要全面铺开，却是不可能的，原因是这种做法突破了国家现行的法律框架，改变了行政主管部门法定主体地位和主体职能。一旦发生法律纠纷，也难以得到解决。
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局长高天森：
创新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新体制机制
云南省采取“两分离两分开”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新体制和运行新机制，即在部门之间“两分离”、系统内部“两分开”。
“两分离”，第一，管办分离。将具有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审批权的部门所办的各类有形市场分离出来，统一整合，组建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现了项目审批职能与交易平台职能的分离。第二，管采分离。将分散在财政、卫生、国土资源等部门的政府采购、药品集中采购、矿业权产权、出让拍卖等代理职能分离出来，组建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实现了项目审批职能与交易代理职能的分离。第三，组建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赋予其管理两个中心、监督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和指导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相关工作的职能。
“两分开”，第一，纵向分开，即监督管理与交易服务分开。第二，横向分开，即交易平台与交易代理分开。第三，局和两个中心的内部职能处室在系统内部建立起网格化风险防控体系，从组织机构上保证其规范、廉洁运行。
云南省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办主任张洪安：
建立“一委一办一中心”的管理体制
目前昆明市实行行政管理审批权、交易服务、监督分离，建立“一委一办一中心”的管理体制。我认为应该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机制，按照管理、服务、监督分离的原则来进行。
以此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全闭合管理和监督体制，整合优化了监督执法资源，有效解决了现存问题。建议在国家层面整合分散的监管资源，建立独立的综合监管机构，实现监管机制的创新，实践倒逼和呼唤着整合《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尽快制定出台《公共资源交易法》及电子化交易相关法规制度。
青岛市委党校文史部主任赵立波：
理顺部门监管与集中监管关系
从现实考察，将长期在部门封闭运行的公共资源交易职能、权限相对集中，是制约改革推进、导致各地模式不一乃至“各行其是”重要原因。因而，理顺部门监管与集中监管关系、重新划分监督管理权责成为改革难点、各方争议焦点。
理顺部门监管与集中监管关系：一是打破部门分割、部门利益传统格局。二是在推进市场化前提下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可以探索建立统一监管模式。组建专司监管职能的机构，履行相关公共资源交易过程的统一监督管理职责;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加强与其协调和衔接，做好交易前、交易后的管理和监督工作。三是可设计由行业主管部门、行政监察部门、交易管理机构三方共管的体制，交易管理机构履行交易现场监管及综合协调管理职责，行业主管部门履行公共资源交易的审批核准备案、交易过程、履约实施、行政执法、行政处罚等环节的监管，而纪检监察部门行使行政监察、违法违纪案件查处等职责。
找准问题症结提高德育实效 篇12
德育从根 本上说就 是育人 ,德育的目标在于育德, 德育的主体是学生,德育包括 知、行、情三种道德成分, 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学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忽视对学 生的情感 教育。学校经常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但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其症结就在于这些教育没有针对青少年的心理和情感需要来进行, 对于他们在情感问题和人际关系上的困惑,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也缺少 针对性的 指导。
2. 受传统道 德思想的 影响。中国传统道德对德的知行非常重视,但不重视行为个体,无视人的自主、自由的意愿,传统道德思想是轻视道德情感的。
3. 受榜样的人格化 倾向或典型化倾向的影响。 榜样作为具体的形象, 对激发学生道德情感具有很好的效果, 历来受到德育工作者的重视,但是,对榜样的宣传却存在典 型化或非 人格化倾 向。例如, 好的榜样人物时时刻刻都想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只想着埋头工作,无私奉献一切,永远想着他人,从不想自己,这似乎成了不食人间 烟火的“圣 人”,由于榜样教育的这种现象, 恰恰削弱了榜样在道德情感方面的作用。
二、对策
1. 转变观念 ,理念创新 。中学德育创新, 首先要确定“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 ,加强人文 教育 ,把人作为 德育的主 体和根本 ,把人的发展 作为德育 的根本出 发点,充分认识和把握人的本性,遵循人的认知规律, 充分引导和满足人的正当欲望, 善于理解和把握人的心理变化, 取得信任和教育的主动权 ,真正实现 “通其情、达其理、导其行”的目的。
(1) 健全家庭 教育是学 校德育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家庭教育的重点在于孩子非智力因素的开发和提高, 但是多数家长却把精力重点放在智力因素的培养上,以致造成孩 子任性、懦 弱、懒惰、自私、冷漠等不良性格特征。 因此,学校与家庭、社会的有机结合,使“三位一 体”的教育 平台真正搭建起来, 德育不能孤立地单方面地进行,只有多角度、全方位的教育才更具实效。
(2)注重教师的躬亲示范。教师师德要在身教中体现, 教师的言行,具有鲜明的示范性,学生由于处于身心急剧发展、心理素质正在形成的阶段。因此,学生对教师的言行极易学习和模仿, 教师要对学生全面负责, 必须正视自己的言行。
(3)丰富德育活动 ,让学生在良好的氛围中成长。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独生子女、单亲家庭日益增多的青少年群体来说, 德育活动还需要更新观念、开拓思路,使活动更加贴近学生实际, 更加具有实效性。如,组织学生参加公益劳动,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服务;走出校园,深入社会,参加社会实践, 锤炼他们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的能力等, 从而使这些活动更具有实效性。
(4)丰富内涵 ,内容创新。中学德育工作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调整充实。把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中学德育的核心内容,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引导广大中学生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加强思想教育,引导中学生了解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界限, 增强识别和抵制封建迷信及各种伪科学的能力, 使中学成为学习科学知识、宣传科学思想传播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的场所;加强法纪教育,引导中学生积极学习有关的法律法规, 要教育他们做一个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同时要树立学法、用法的意识,维护自己和他人合法权益,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2. 拓展渠道 ,形式创新 。
(1) 德育应从 平面式走 向立体式。传统德育实行的是校园层面的德育, 称为平面式封闭性德育。我们不能总把学生放在“净土”或真空中,而应该放到更广阔的空间中去磨炼。因此,现代德育追求开放性,力求实施多渠道、多层面、全方位的立体式德育。
(2)德育应从包办式走向自选式。德育若能唤起学生自我思考自主选择的意识, 那才是真正成功的德育。因此,德育工作者应该为学生提 供营养丰 富的“自 助餐”,让学生“自己动 手”选择 ,改变过去教师“一人掌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