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

安乐死（共12篇）

安乐死 篇1

1 安乐死的词源

安乐死一词是中译文, 据考证是经过日本学者的翻译后传到我国。“安乐死”一词最早出自于何处?学界众说分谈, 并无定论。香港浸会大学罗秉祥先生在其《儒家的生死价值观与安乐死》一文中认为中国安乐死最早出于《孟子·告子上》里的一句话:“然后知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也。”兰州学院副院长赵健雄认为::一词“安乐”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净土宗 (佛教流派之一) 唐代到绰 (公元562-645年) 所著《安乐集》, “安乐”即西方净土之别名, 而人按照佛教规定修行则死后可进安乐世界。事实上唐朝中期 (公元781-847年) 人年老后就有自行去往坟墓安乐而死的人。也即是《大正藏》所记载:“人命将终, 自然行诣冢间而死, 实世安乐”。与这种生死观相吻合的敦煌石窟榆林窟第25窟北壁西侧的自行诣冢壁画。这是一位老人于8位家人告别, 端坐坟茔口。老人甚至安详宁静, 拉着老伴的手托付后事, 而老伴一只手掩面, 又悲戚之色。这表明在我国, 安乐死的思想和行为源远流长。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安乐死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是现代才有的事。由于医学科学技术发展, 这种死亡过程的延长使得现代人相比古代人而言是备受病痛折磨。因此, 允许这些人安乐死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大部份学者主张安乐死一词源自希腊语“euthanatos”, 意思是“无痛苦的死亡”, “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据专家考证, 1605年, 由学者弗朗西斯·培根在其著作《学问之深化》中首创, 英语中才有了euthanasia这个词, 只为消除某人所经历的痛苦而以各种适当的方式导致死亡, 以使该人在其生命终结是能够带有尊严。而euthanasia来源于希腊语中eu和thanatos, 前者指“好” (英文good) , 后者指“死” (英文的death) 。故其字面意思为“好死” (英文为gooddeath) 。对于中国人来说, 安乐死是一个西方社会的舶来品, 它并不产自中国。安乐死这一名词是由已故的北京大学教授甘雨沛和健在的吉林大学教授何鹏二位老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万国刑法理论中移植过来的。

2 安乐死的内涵

至目前为止, 中国国内还未对安乐死的定义达成一致认识, 根据我检索的资料, 安乐死的内涵应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只能是那些身患绝症, 濒临死亡的病人, 且病人在肉体上, 精神上均附有难以忍受的痛苦。

(2) 安乐死实施的客观方面必须以患者本人的意愿及真诚的委托为前提。基于实行安乐死的结果的不可逆转性, 如无法证明患者本人有施行安乐死的意愿, 责任和单位和个人都不能要求对患者施行安乐死。

(3) 施行安乐死的主体必须是有医疗资格的从业人员, 且必须依照严格的法定的医疗程序进行。目的是为了检测实施安乐死的行为, 将其严格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防止安乐死的滥用。

(4) 施行安乐死的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对患者的同情, 帮助, 出于对患者权利和尊严的尊重, 而不能出与其他的动机和目的。否则, 安乐死这一行为将因丧失目的正当性而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由此, 安乐死的基本定义可以概括为:

安乐死是基于人道主义动机, 为解决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治疗的绝症, 濒临死亡病人的极端肉体和精神痛苦, 在病人本人自愿要求的前提下, 由具有医师资格的人提供的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

3 我国安乐死立法应遵循的原则

安乐死的立法原则, 是对安乐死立法尸体与程序方面规制的总体指导性原则, 是一个社会和群体对人类自身价值的认知和反映。一方面, 要使身患不治之症, 痛苦难忍的患者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和尊重, 另一方面, 要防止因安乐死立法带来的滥用违宪, 确保患者, 医生的合法利益不受非法侵犯, 我国安乐死立法应当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3.1 适合法定条件原则

适用的对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肉体和精神痛苦折磨的濒临死亡的绝症病人。必须是有从业资格的医生为消除病人痛苦的一切必要且可实行的措施均已采用过而仍不能制止病人痛苦时, 为达到解除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的目的而不得以实施。

3.2 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衡量安乐死行为合法性的首要价值尺度, 体现了对临终患者的尊重和保护, 是“安乐死”的决定性原则。

自愿必须是真实意思表示之意愿。对于符合法定条件, 可以选择安乐死的病人, 必须是基于自身利益的全面考量而独立作出的自愿选择。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 (尤其是病人的家属和其所在的单位) 强迫、威胁、利诱病人选择安乐死。另外, 自愿原则还体现为病人对于自己的安乐死请求得随时予以撤回, 任何人不得加以阻挠。

其次, 安乐死法中, 对于医生也必须是由医生决定是否接受病人的请求,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鼓动、引诱、逼迫医生接受病人的请求。

3.3 死亡方式有限选择的自主决定权

这是安乐死法的核心原则。权力的实质是对一种利益的合法诉求, 当一个人实在难以忍受不治之症带来的巨大肉体和精神痛苦而觉得生不如死时, 当他认为这种痛苦一变成一种不利时, 人有权选择拒绝这种不利。只有当死亡方式的选择真正成为最佳利益时, 这才被允许用一种合乎人道主义的医疗方式去享有最后的权利。

3.4 严格程序原则

在国外有关安乐死立法中均对安乐死设置了严格的程序。程序本身也具有独立的价值, 它并非仅仅是用来实现实体价值的工具。程序的科学与进步, 也是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值。安乐死程序基本上包括以下程序:安乐死的申请, 医生对申请的确认, 实施安乐死程序, 医生实施后的报告, 专门机构的监督与审查。安乐死关乎生死大事, 必须严肃对待。“安乐死法”应当融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于一体, 以更好的控制权力扩张和约束权利滥用。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在满足法定的实体条件的前提下, 还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来操作。

4 结语

安乐死是否应当合法化是涉及到伦理, 医学, 道德, 法学, 哲学的重大问题。在当今社会中, 安乐死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法律性质遗精日益为人类所接受, 并逐渐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从人道主义, 人权方面来看, 安乐死合法化也有其意义及法理上的正当性。对于中国现状, 我们应当根据实际需要, 吸取西方国家制定安乐死法的经验, 并结合我国的国情, 遵循适合法定条件原则, 自愿原则, 死亡方式有限选择的自主决定权, 严格程序原则, 逐渐构建我国的安乐死法。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要在全方位, 多角度探索之后, 才能逐步的建立。相信不久的将来安乐死法将会在中国建立。

摘要：安乐死一词是中译文, 据考证是经过日本学者的翻译后传到我国。安乐死问题一直被当今社会所高度关注。安乐死合法化在理论上有着坚实的基础, 安乐死法律制度应当存在适合法定条件, 自愿, 死亡方式选择全有限制的自主决定, 严格程序等重要的操作原则。以此为宗旨, 对安乐死的渊源、内涵及我国安乐死应当适用的立法原则进行论述, 以期待促进安乐死在我国的早日立法。

关键词：安乐死,立法现状,立法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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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 篇2

安乐死的含义：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无痛苦的死或安详的死。而在今天国外的临床实践中，安乐死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的，总体上包括5个条件： 1.必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 2.必须是“处于垂危濒死状态”

3.必须是为了解脱病人在精神和躯体上的极端痛苦 4.必须有病人的遗嘱或口头表达以及家属的要求

5.必须用人为方式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从而终止生命。我们对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支持，同样是建立在这些必备条件的基础上的。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原因：

其一，据我所知，那些身患绝症、可能随时死亡、每天接受放疗和化疗的人，他们的身心都处于极其痛苦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尽管仍对生活和生命充满渴望，但是却也对死亡充满无奈和恐惧。当医学上无法挽回他们的死亡的命运而他们又不得不遭受病痛的折磨时，他们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及结束生命的方式，让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安详、无痛的死去。这实质上是出于对病患的一种人性关怀，是设身处地的一种考虑。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躺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时，拿什么去谈什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恐怕剩下的就只有身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灵上的挣扎。对于认为“医学正在进步，实行安乐死是对生命轻易放弃和不负责任”的观点，本身就没有从患者本身出发。我们并不否认医学正在进步，但是至少在较短时间内还无法攻克癌症等不治之症的难关也无法消除病患与日俱增的痛苦，安乐死则可以在病人无法承受时提供一种解脱痛苦的方式。另外，我们不能从生命的长短和是否存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其二，当我们明知道已经无力回天时，实际上对病人在医疗上付出的费用也会给家庭和亲人造成一定的负担。尽管我们不能因此就对重症患者不闻不问，但是当病患本身已经提出要求安乐死已解决自身的痛苦时，在今天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确可以为其他更有希望治愈的患者提供更多生存的机会，也可以为自己的家庭减轻负担和压力。也许在病人离开人世时家人是痛苦的，但是看着病人痛苦的死去却也只能增加亲人的痛。从这些意义上，安乐死并非不负责任。巴金、邓颖超、王选等有识之士也都赞同安乐死的做法。

其三，如果将安乐死合法化进行立法保护，也许会出现社会上担忧的借用安乐死犯罪的状况，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状况，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严格限制安乐死药物的流入社会；规范实行安乐死的程序，在病患、家属和医院之间协调一致后再确定是否实行；经过法定部门的监督公证等。环环相扣，就可以将不法行为最大化的避免。此外，正如之前提到过的，首要前提是病人是患有不治之症且病人主动要求，这样也可防止滥用。考虑到实行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利大于弊，我们坚定地支持实行安乐死合法化。也许未来实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瓶颈，但是就像对于汽车，我们不能说因为汽车会污染环境，就把汽车从社会中淘汰、排斥汽车，因为汽车在带来种种问题时，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而安乐死，在规范使用时，带来更多的是慰藉，带走的是浮躁与苦痛。

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安乐死的地位。2001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我赞同其合法性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的本质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安乐死不具备这一点。其次，由于我国未明确规定安乐死，因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构成刑事违法性。2.安乐死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体现了对患者人权与选择权的尊重。其二，它减轻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也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社会资源。以上就是我赞同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

安乐死不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转换，而是一个死亡由“痛苦”到“安乐”的转变，它并不是倡导损害自己的身体或自杀，而是出于一种真正的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在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延续病人的生命，继续维持病人“活着”的状态，但这样的“活着”是毫无质量、毫无尊严的。对于身患绝症、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而言，运用先进医疗技术延长其“活着”的状态并非延长他的生命，而是延长了他痛苦死亡的过程。

波西﹒布里奇曼在他的《死亡日记》中写道：“一个社会让一个人自己做这件事是不人道的。或许，这是我能够对自己做这件事的最后一天了。

生命是神圣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害他人的生存权，但同时，人选择庄严的死亡方式的权利也不应该被剥夺。生命的神圣是通过生命质量和价值来体现的，一个苟延残喘地活着的人，他的生命质量是低下的，对他人和对社会只能具有很小甚至是负的价值。出于对神圣的生命的尊重，人也应该要有维护生命质量和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安乐死作为一种文明的生死观，它让人们正视死亡，维护了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

对于患者的家属而言，在求医的慢慢长路上，他们照顾一个毫无希望的病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承担相当重的精神负担；同时，当患者进入生命末期时的医药费是非常昂贵的，这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法律制度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甚至向病人隐瞒其病情，自身背负着经济和精神负担。若安乐死能得以施行，在消除病人痛苦的同时也解除了家属的负担。

对于社会而言，在当前我国医疗资源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医疗资源被用于维持已无治疗价值的病人的生命，政府也为此支付了巨额的医疗保险费。而全国还有许多地方医疗制度仍不健全，许多医疗产品的研发需要更多资金，广大农村地区缺少医务工作者和医疗器械，有希望治愈的人被迫放弃治疗，这使大量社会财富被浪费，违背了对生命同等尊重的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来，安乐死的实施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更多人受益。

当然，以上辩护是基于患者自愿接受安乐死的前提，否则，无论病人有无治愈的可能，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置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只有基于尊重生命的安乐死才符合整个人类生存质量提高和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的道德进步。

传统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执行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似乎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现代医疗水平的发展，传统的观念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救死扶伤的确是医生的职责所在，但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也是医生的职责。对于一个患有绝症并且痛苦万分的患者，道德的做法应是解除其痛苦，而非延长其生命来增加他的痛苦。死是人生必然，一些身患绝症而无法忍受病痛的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其愿望和权利，医生按其愿望和权利帮助他实施安乐死，符合人权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

此外，有反对者提出：现代医学是在不治之症不断得到救治的过程中发展的，安乐死的施行将阻碍医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合理。即便安乐死最终实现合法化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患者都会选择安乐死，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安乐死患者会愿意将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这无疑会为医学研究提供不同阶段的病理样本，促进医学发展。再者，如果为了医学的发展而剥夺患者维护生命质量的权利，这显然是不符合伦理学规范的。

反方：安乐死不应当合法化

从伦理角度讲，每个生命体都有存在的价值,不应该因为个人的意识而将其剥夺。安乐死与这一伦理是相悖的。生活的磨难我们应该勇敢地接受，人是社会型的动物，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亲朋好友的不负责。随着现代社会医学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那些所谓的绝症或许明天就能攻克，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另外，就中国现有的法律来讲，安乐死的实行很可能会触犯“故意杀人罪”。我国法律上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对象是濒临死亡的病人，虽然患者濒临死亡，但这样的病人仍然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他们的生命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安乐死故意的判断上，行为人为他人实施安乐死，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发生这样的结果，行为人的主观上属于直接故意。就这两点来判断，故意杀人罪是可以成立的。

德国格丁根大学曾经做过一份调查，他们对荷兰出现的7000起安乐死案例进行了分析。在这些案例中，41％的死亡者是由家属提出希望结束患者痛苦而实施安乐死的。而其中的11％，患者死亡之前仍然神志清醒，而且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但是没有人问他们愿意选择活着还是死去。我觉得，这差不多就是安乐死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有句俗话：“百病床前无孝子。”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子女因为某些原因，为自己病床上的父母选择安乐死。而且，安乐死的合法化一定是需要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的，这里的合格不单单是专业技术上的合格，更重要的是道德情操上的。一旦遇上一些无良医生，安乐死就成了变相的杀人工具。

1.从生命伦理上来讲，对病人自己来说，生命可贵的，是圣神的，轻易的结束生命，是逃避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在西方的基督教就明确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人都不能夺取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这是对神的不敬。而抛开宗教，生命同样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因为痛苦而结束生命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行为。另外，人不是赤裸裸的活在世界上，他带有社会性。例如，人会有着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自己的死去很可能对于家人亲人是一种莫大的伤害。而对于医生，这样一个救死扶伤的职业，在“救死”不能的情况下，如果选择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这也是与其职业道德相悖的。

2.从法律上讲，人的种种权利中，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根据现行法律，生命权的被剥夺只有在几种极特殊的情况下。否则，是要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而安乐死，恰恰是由于一个人丧失了行为能力，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来实现自己死亡的愿望。在这里，这种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间的界限难以判定。主观上，都是他人出于故意的目的，行为上，都实施了杀害他人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样的，即死亡。但是，两者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被害人的主观意志上。在当前，主观意志是一个非常难以判定的事。特别对于是一些意识不清的病人，又该如何判定他的主观意识呢？

3.安乐死还会带来一些不良的社会后果：比如，老百姓的看病难的问题、群众的医保问题远远都还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今后，是否会形成贫穷百姓因无钱看病和医治，只能被迫选择“安乐死”呢？现在很难下定论。

4.从技术上来说，在当下的医疗水平下，安乐死是否真正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在免除病人痛苦的情况下结束他的生病还有待论证。与此同时，乐死并非晚期重症病人解脱痛苦的惟一方法，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替代技术。协和医院一名麻醉科主任说过，麻醉医学技术完全可以做到使重症患者无痛或减少觉大部分的疼痛。

安乐死不同于自杀，安乐死的完成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协作。病重病危的患者如果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选择跳楼拒食等自杀的方式。而选择安乐死，则使得家人和医生的介入了自杀的过程。所以，能不能帮助他人进行安乐死等同于对于面对自杀者应不应该救助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旦家庭和医生介入了，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医生和家庭是否构成犯罪？医生在医院中面对将死之人有着救死扶伤的义务，现在不仅不履行这个义务，反而以一个终结生命的形象出现。维系家庭的纽带是亲情，但个体的经济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家庭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抛弃其中的成员，那么安乐死合法化就为这类人大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是，安乐死真的是为了结束痛苦嘛？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人一旦死去，便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这时候痛苦与欢乐又有何意义？很多的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因为被病痛折磨怕了，觉得丧失尊严了，但是安乐死并不能解决“痛”的问题。相信现代的医疗技术已经能够使得患者在失去意识的时候接受治疗，这些技术可以代替安乐死在这方面的作用。最后，安乐死可能对于有益于个别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但是于整个社会来说，医疗这方面的收益极小的。反而因此产生的社会文化成本却是极大的。

病人或者家属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的前提条件是病人得了不治之症，这就在法律上造成了一个假象。什么叫不治之症，是医学无能，所以就采取不医治的方式结束病人的生命。由此就产生了安乐死的两种方式。一是消极安乐死，即医生采取不医治的方式放任病人死亡；二是积极安乐死，即医生没有解决病人痛苦的办法所以采取一些手段让病人早死亡。这两者的先决条件都是医生没有办法医治疾病。另一方面，病人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以让自己能够早点解除痛苦，这看似是合理的。但是病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说出这样的话呢？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是否能够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进行很好的控制呢？或者说能否明白自己在讲些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验证的。

第一，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想法能同正常人的想法一样吗？第二，可能病到此种程度患者的意识根本就是不清晰的。从社会角度来讲，实施安乐死后可以节约很大的社会成本减轻社会负担；在伦理学的角度上讲，人总是会死的，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唯独法律的这道最低限的坎没有办法逾越。

还有一个方面，法律考虑的根本问题是安乐死有没有被外用的可能性。恰恰是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即荷兰和比利时，他们的安乐死被滥用的比例极高。有百分之一被滥用的可能性，法律就要采取措施杜绝这种可能性。法律的原则就是要通过制度坚决杜绝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而不是无法杜绝就消极对待。为什么刑法规定诸如追诉时效等等问题，就是为了体现我们的刑法一个坏的方面的可能性都不放过。像是荷兰这类国家，它之所以同意安乐死的合法化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这些国家的人均寿命比我国要高得多，所以对于疾病的忍耐力比较差，因此需要安乐死来减轻痛苦；二是它们是宗教国家，它们认为在宗教的总领之下安乐死被滥用的可能性很低；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此类病人急需治疗是浪费社会资源，因此不如实施安乐死来节约社会成本。因此安乐死得以合法化。但是问题同时出现，例如李利用安乐死来骗取保险金，争夺遗产等等。并且滥用安乐死的用途不完全是谋杀，还可以被医生利用来推卸医疗事故。病人病情恶化也可能是医生在治疗途中出现了医疗事故等原因，为了掩盖真相也可能采取安乐死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并且任何不治之症都是相对的。很久之前的肺结核是绝症，但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现在的肝癌、艾滋病等，他们的存活时间也越来越久。因此在医生不能够预计疾病的可控程度的时候不能够轻易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不然，我们的医生究竟是医人还是杀人呢？

而对于《长眠地中海》电影中的情况，朱老师认为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这个主角瘫痪在床几十年，他很痛苦，没有康复的希望了，但他并没有不久于人世。他的思想自由，没有抑郁症，也一直在家人的照顾和关怀下。所以当他提出希望安乐死时，这个决定是主动自愿的，朱老师认为可以予以批准。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不批准出于更多的为社会的考虑。因为一旦开了这样的口子，将给他人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不批准的原因在第三个问题中将会重点谈到。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申请的过程中设置种种的障碍，让他很难得到一个安乐死的批准。这样对于社会来说，可能相对的，影响会好些。

那么在判定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时，国家可以组织特定的委员会进行判定：患者是否还患有抑郁症，是否遭受家人嫌弃，如果周围的环境可以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他是否会打消安乐死的念头等等。

2赞同什么样的安乐死的实施方式？

朱老师认为首先当然要是自由且自愿同意的，完全由医生实施的主动安乐死或者医生协助式的自杀都可以。然后针对医生协助式的，可以进行一个安乐死非刑事化的举措会比较好。3是否赞同安乐死合法化？

朱老师表示：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是一个好的举措，好的政策。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到癌症晚期，不是怕死，而是怕疼。如果他们不久于人世，给他们一个安乐的，有尊严的死去，肯定比折腾来折腾去，两三个月的痛苦的挣扎的生活质量来得高。她当初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到各个医院询问情况，发现有的人，在她认为是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的，却也实施了安乐死。如果合法化了，就会规范化。但是随着她对生命伦理这一行研究的深入，她就发现，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病人的问题，还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制度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实施安乐死会给社会带来压力。即使社会有了全民医保制度，对于一些病重的，垂危的，没有能力医治的人，也会造成一种压力，好像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死。也会给社会造成一种感觉，好像医学上不值得医治的人，都要去安乐死。但是有的人原本就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一旦安乐死合法化，就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就造成了对价值多元化的抹杀。因此这样的在受到不正当影响下做出的抉择是不合乎伦理的，而外界，如医生、委员会等很难对其加以判断。这就是大多数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地区，医保制度已经健全的地区，仍然不愿意使安乐死合法化的主要原因。

①我们的医保制度不健全，医疗仍旧市场化，个人和家庭要负担很大一笔医疗费用，都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很大一部分人看不起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就等死，或者因病致贫，搞得倾家荡产。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导致人们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捷径。有了全额医保，例如前几年有人提出在上海地方立法，推行全额医保，就可能使安乐死可行。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躺着浪费了医疗资源，自己也很痛苦。

②另外，中国的临终关怀，或者护理机构也不健全。可能导致病患出于对亲人的考虑，不愿造成他们的复旦，而产生实行安乐死的想法。但是此时他们并不是自由且自愿的做出选择的，这就并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却可能实施了安乐死。

③即使在中国全民医保了，也还是有问题。虽然传统文化尊崇孝道，但是在中国农村，仍有许多人老无所养，受虐待的老人。如果现在就将安乐死合法化，那些老人就会很悲惨。他们自己可能会有压力觉得自己不能下地劳动了，成为子女负担了，也可能被子女逼走上一条死路。

④中国医疗机制中可能还存在腐败贪污。可能通过行贿，受贿，使人犯罪，或者使不需要安乐死的，无辜的人死掉了。

⑤更紧迫的问题是要对脑死亡的定义进行立法。4安乐死合法化之后是否会对医疗的探索造成阻碍？

朱老师认为这个不是问题。如果安乐死真正处于由于病人自愿的行为，那么也不是所有人会选择安乐死。安乐死的合法化或非刑事化，并不是安乐死的普遍化，这是两个概念。然后很多人还是愿意采取治疗，与病魔做抗争的。这只是社会支持的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抗争，一种是太累了，就想安安静静的死去了。而且在小范围的人中，特定的情况下，在非常苛刻的条件下，才可以实施安乐死的。我们可以控制一个时间范围，只有两三个月时间可以活的人可以安乐死，而还有两三年可活的人就不能实施安乐死。或者没有疼痛的也不予实施。这时，医学方面依然可以进行研究进步。5对于已经实施安乐死非刑事化的地方怎么看？

朱老师认为她没有进行过课题，然后从她目前的一些了解来看，她认为那些地方做得很好的。例如荷兰，他们又有医保，医疗护理也好。又有非常严格的标准。比如需要自己提出申请，两个以上医师进行验证，需要有一些等待期等等。

采访内容：

1.您是否支持“安乐死”？为什么？

我是支持“安乐死”的。我昨天看过一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节目，说的是浙一医院的医生陈作兵，他也是医学博士，在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时，没有让父亲化疗，而是让他安享最后的人生。肿瘤病人，到了晚期确定治不好了，再给他治疗其实是增加他的痛苦。我们医学不是包治百病的，我们要认清这个挑战，即治不好怎么办，与其花治疗在最后的六个月，为什么不花在以前呢。可以看到肿瘤病人的治疗，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治疗之后他们的生命质量会大打折扣。其实对很多绝症患者来说，他们是强烈要求“安乐死”的。我外公就是有这种情况，因为年纪很大了，在床上不能动也看不到希望，就想“安乐死”，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老人8、9十岁了，治疗只能延缓死亡而已，这种情况我觉得“安乐死”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3.“安乐死”涉及到哪些伦理上的问题？ 我觉得会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随着我们中国人受教育的提高以及医疗知识的普及，我相信“安乐死”还是会得到大家的接受。在中国，宗教因素的色彩不是很重，因为中国大多数人还是不信教的。

5.您觉得“安乐死”在未来的趋势是不是就会被逐渐认可？

我觉得不一定。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中会不一样。一个国家的理念，它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到对“安乐死”的接受。关于“安乐死”，我觉得应该可以看看我前面说的那期新闻调查栏目，看看专业人士是怎么看的。同样地，也是在浙江，一所医院里的肿瘤患者受不了治疗的痛苦，就从十几楼上跳下来，这是因为他痛苦但不能得到“安乐死”，只能跳楼。“安乐死”是有需要的，但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跟上。

6.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怎样才能判断一个人可以“安乐死”？

这个不仅仅需要医生的判断，而且还要得到本人和家属的判断。从医学上讲，能不能治疗，以我现在的水平治疗的效果有多大，可以由一组有水平的教授做出判断，确诊以后可以让病人和家属做出选择。还有一点，医生要如实地告诉病人病情，虽然告诉病人病情很残忍，但是确实有些病我们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告诉病人病情不是残忍，而是一个实话实说的过程。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病人治疗花了很多冤枉钱，治疗的效果却不好，人财两空，这也是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之一。医生应该告诉患者这个病能不能治，治疗的把握有多大，治疗的风险有多大，治了以后有哪些后果，不治有哪些后果，然后让病人和病人家属做一个判断和选择。而我们医院现在更多地是从经济收益考虑的，这是违背规律的。7.如果医生和本人都同意“安乐死”，家属不同意，那应该怎么办？

那应该尊重家属。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即使在国外，“安乐死”也需要一个专家组鉴定。

8.就目前来看，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安乐死”？

“安乐死”在美国 篇3

求死不得的南希·克鲁珊

南希·克鲁珊1983年32岁的时候，在一次车祸中成了“植物人”。现代发达的医学技术虽然没能使她恢复意识，却可以使她“活着”。她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处于一种不生不死的状态。医院对她采取了很多医疗措施，并且先后换了不同的医生施以不同的治疗方案，但都毫无结果。医生们的医治方法虽然不同，结论却都一样，均认为她不可能再恢复意识，只能这样维持一种植物状态。1987年，医生为南希作CT检查，发现她的大脑皮层已呈现萎缩，至此，没有人再认为她还会有恢复意识的可能。于是，她的父母、同时也是她在法律土的监护人，要求医院停止用饲管给她喂食，让她在平静中死去。南希的父亲说：“如果她知道疼，那真是活受罪。她也许早就想让生命结束了。”密苏里州政府不反对南希父母的要求。州政府每年要为南希支付13万美元的医疗费，他们也想把钱花在更需要治疗、更有希望康复的病人身上。医院则表示：可以停止南希的生命，但必须经过法院的裁决。1988年7月，地方法院同意了南希父母的要求，可是地方法院的裁决被它的上级法院密苏里州高等法院于当年11月否决。南希的父母不接受这个裁决，1989年12月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从而成为轰动一时的“安乐死”案件。

帮人自杀的杰克·凯佛里安

身患绝症、意欲求死的人求死不得，可以帮助他们结束生命的人又碍于法理不能下手。于是，光怪陆离的美国就有人想了个办法，发明了一套帮助身患绝症者结束生命的“自杀装置”。

杰克·凯佛里安是退休的病理学家。根据他多年做医生的经验，他自认为安乐死已获得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面临的困难，仅仅一是教会极力反对；：是法院出于法理的考虑不予支持。例如有的法官认为，只有病人在神志清醒的时候立下委托书，才可以执行安乐死。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试想一个因车祸而失去知觉的人，怎么可能在车祸之前立下什么安乐死的委托书呢!杰克医生的“自杀装置”可以解决最难解决的谁来执行的问题。它可以由病人自己动手，使安乐死变成自杀行为，从而避免谋杀嫌疑。在美国，崇尚“自由与个人不受干扰”的基本权利。选择自杀，那是他自己的权利，应该受到尊重，别人过多地干涉就意味着侵犯人权。

有了上述理论上的自我支持，杰克医生开始以心安理得的心情用他发明的“自杀装置”为病人服务。他的第一次服务是让一个女人自我结束了生命。但警方出面进行了干预，再加上舆论的大肆渲染，从而成为1990年全美最轰动的一桩新闻。

1990年6月4日下午，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一个公园里，杰克医生开来了他的一辆小型客货车，车上安装着他发明的“自杀装置”。身患绝症的54岁的珍妮·艾德金斯由丈夫和一位友人陪同也来到这里。杰克医生向珍妮讲了如何使用这个装置。珍妮和丈夫及友人吻别。他们虽然同意她自杀，却不愿意看到她自杀，便先行离去。杰克帮助珍妮坐进车里，看着她启动按钮，“自杀装置”便自动给她注射了一剂有毒化学品，珍妮安然死去。

珍妮住在俄勒岗州，在那里，提供自杀装置要判重罪。在密西根州则不构成犯罪。所以，珍妮和杰克医生选择了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市。杰克医生说： “我们能创造生，为什么不能创造死?”他称赞珍妮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他说，“疾病夺去了她的才华和能力，她在神志绝对清醒的时候告诉我，她想自杀，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密西根州一位检察官表示，“用自杀装置助人死亡，根据密西根州法律，不构成犯罪，因为是病人自己靠自杀装置为自己注射毒剂。如果是医生直接为病人注射毒剂，就算犯罪；如果只是提供方法，那就不算犯罪。”当然，这只是一个检察官个人的看法。查证期间，杰克的“自杀装置”被下令查封。

事情远没有结束

杰克·凯佛里安案件公开后，引起了全美的关注。

密西根州一位政府官员称赞杰克医生是“死亡天使”。珍妮的丈夫称赞杰克医生的“自杀装置”合乎人道，帮助他太太实现了自我了结生命的权利。他还公布了他太太的一份遗嘱，“我患了阿尔兹海默症。我不愿它恶化，我不愿让我的家人陪我承受病痛。”她的儿子对电视台记者说：“妈妈心情平静得令人惊讶。我们不觉得情况有多惨。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是妈妈。”

支持“死亡权利”的汉洛克学会的黛安娜·史密斯说：“庆幸她实现了自己的权利，不幸的是，她必须从俄勒岗州到密西根州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当然，也有反对者。纽约海斯汀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的苏珊·伍尔夫教授批评说：“医生不应该扮演杀人的角色，即使病人有这种要求，即使有种种值得同情的理由——医生不能这样做。”更有人指责杰克·凯佛里安的行为违反了医生宣誓法。

杰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他抗议禁止他使用“自杀装置”的临时禁止令。他说：“禁止我使用自杀机器为病人服务，只会导致更多的以暴力和痛苦的方式来结束生命的索件发生。”法官则说： “法院的角色包括保护公民的生命。珍妮的死亡方式违反了既定的医疗宗旨。杰克的装置，以‘非自然的方式引起死亡’，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死亡更为永久，因此，我们必须慎重。”

安乐死立法的伦理依据 篇4

“安乐死”一词最早源自希腊文euthanasia,原意为“好死”。自1605年由弗兰西斯·培根在其著作《学问之深化》中首次用以指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后,其意义便被固定下来并被人们广泛沿用。[1]拉墨顿大夫在1975年4月贝克斯菲尔德学院发表演说时指出,尽管安乐死曾经意味着“好死”,如今也不再有这样的意义了,而意味着仁慈杀死或谋杀。安乐死一词在词义上存在着模棱两可和混乱,基于这种原因,后人将其细分为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仁慈杀死三类。[2]

(一)听任死亡

听任死亡包含两层意思:当不可能治愈之时拒绝开始治疗;当治疗已不再有助于临终患者之时主动停止治疗。换言之,晚期病患不在接受医疗干预而自然死亡,但不意味着是对患者可以不作为更不意味着医生对病患的放弃。从伦理角度出发,听任死亡首先是对患者个人生命选择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其次医生对患者医疗救助的预判认为,医疗干预在不会有任何治疗效果的情况下,还可能会造成患者更为痛苦的后果,而选择听任死亡,是对患者权利的最大保障,也是医务工作者医德的体现。

(二)仁慈助死

仁慈助死是根据患者主动提出要求,他人采取行动,行动使患者生命结束。晚期病患多数处于受尽病痛折磨,却无力自杀,只能选择求助他人,帮助自己结束生命,从伦理角度出发仁慈助死同样是对患者个人生命选择权利的保障,并且通过行动,帮助患者消除病痛折磨,使患者得以解脱,虽然结果是结束生命,但其行为是包含人道主义情怀的。

(三)仁慈杀死

仁慈杀死是在未经患者允许情况下,他人采取行动,行动导致患者生命终结。这一行动的前提是患者的生命不再“有意义”。这里的“有意义”是指社会、医疗等层面的意义,医助不再有效;晚期病患单纯的耗损医疗资源,不再具备社会层面的意义。但不意味着失去生命本身的意义,生命本身意义应该是生命个体的存活。生命的选择权应该由生命个体本身来掌控,其他任何人的干预都应该视为对个体权利的侵犯。但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剥夺自己的生命(自杀),前提条件是生命受到不可抗力侵害,病痛的折磨难以忍受且不具有治愈前提下可以选择生命终止。

二、安乐死的立法思考

(一)权利保障

“法律总是以规定权利为主要任务,权利总是法律的主要内容。”[3]叔本华在《悲观论集卷》自杀论中这样写道“人生在世,具有把握自己生命与肉体的权力,这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因此,重病患者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同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对他人构成侵害和威胁时,这种权利应该被尊重,应该得到保障,而法律法规的保障是最行之有效的。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个体都想努力的活下去,但当遭受病痛灾难时,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愿意选择死亡,做出安乐死的决定必定是沉痛而坚定的,选择生命的结束方式,同样是对人权利尊重和保护。

(二)立法合理性

《宪法》中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个人有选择生存的方式,同样在特定情况下也具有选择死亡的方式。病痛的折磨侵蚀着人们的身体,同时瓦解着内心,治愈无望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病患直至生命终结,此情况下尊重病患安乐死的意愿,才是对他人格的尊重和尊严的维护。安乐死并不与宪法相违背,且不超越其权限范围。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符合法定形式,安乐死立法是具备可行性的。

(三)立法必要性

安乐死的具体实施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患者本身,还会涉及到医生、亲属,涉及生命终结须慎重考虑。医生、患者家属甚至患者不可随意决定是否实施,必须依靠相关的法律法规,具体的实施细则,法律就必须制定出行之有效,责任明确,符合实际的相关条文,进而规范和约束安乐死。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调节医患及患者家属三方的关系,使得安乐死能够得到法律的真正保障和真正可行。

三、安乐死立法的伦理依据

(一)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

“自愿”安乐死并非患者的真实意愿,而是迫于治疗无效且病痛折磨被迫做出的“自愿”选择。尊重生命、保护生命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准则。对于这些治病无望却又要饱受病痛折磨的人安乐死等同于解脱与自救,而实施安乐死则是对病患自我选择权利的尊重,并且帮助患者脱离病痛折磨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行为。

(二)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

晚期患者医疗对其已经无效,但其家人和主治医院明知无效却迫于社会压力,仍然为患者进行医疗,无异于将医疗用药像丢垃圾一样丢掉,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而且占用了他人的医疗资源,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分配的不合理。而安乐死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将不必要浪费的医疗资源用在可以治愈的人身上,才是做到了医疗资源合理分配。

(三)减轻患者亲属的负担

重症医疗必定带来的是沉重的医药费,而对一般家庭来说,家中有位医治无望的患者无异于钞票焚烧炉,将拉低家庭的生活质量,甚至难以维持生计。安乐死的实施解脱的不仅仅是患者本身,同样解脱的是其家庭。解脱的不仅仅是亲属的经济负担,还有亲属们时刻准备亲人离开自己的难过害怕的心。拥有正常关系的亲属家庭都不希望亲人离去,当面对病患持续痛苦并无治愈可能时,患者少受罪则是对亲人莫大的安慰。经济的负担是可怕的,但内心的痛苦才是最煎熬的。安乐死的实施不仅成全了患者自己同样成全了亲人。

四、结语

安乐死立法问题同样也是符合功利论,安乐死立法不仅保障了患者的权利,同时确保了医生医院方面的责任义务,并且在对待亲属家庭成员经济负担方面进行解放。安乐死立法不仅具有合理性、必要性,最重要的是拥有伦理道德支撑,人们常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伦理道德可以宽容的看待安乐死,法律也必将接受。

参考文献

[l]张毅.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

[2]雅格·蒂洛,基思·克拉斯曼.程立显,刘建译.伦理学与生活(第9版)[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安乐死论文 篇5

总述：“人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古人将生死的价值与国、民紧密联系在一块儿，觉得人活着为他人做了贡献便是有价值，传统伦理道德将人生紧紧束缚。以至于时至今日，人们觉得继续帮一个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人延续生命是对他们负责。这便大大扼杀了病人作为当事人自身的意愿，作为医者、病人家属，都一心想要病人继续活着，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们的“活着”是否有意义、是否有尊严。这就牵扯到了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的话题“安乐死”。其实安乐死实施符合人道主义原则，但其实施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和符合法定的条件。

关键词：安乐死、人权、传统与现代伦理道德、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原意是指安逸地死去，快乐的死亡，尊严的死亡。一般认为，安乐死是对患者有不治之症又极端痛苦的病人，在不违背其真实意愿的前提下，出于对其死亡权力和个人尊严的尊重，为解除病人痛苦而有医务人员实施的终止维持生命的措施使其自行死亡或采取积极措施使其加速死亡的一种医疗行为。

二、安乐死的分类

1.按致死的选择方式，安乐死可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主动安乐死，也称积极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或其他人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死亡，使生命提前结束。被动安乐死，也称消极安乐死，是指终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其自行死亡。2.按安乐死行为对象的主观意愿划分，安乐死可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本人要求安乐死或对安乐死表示过同意的死亡。而非自愿安乐死是指无行为能力的病人因无法表述自己的要求、愿望或同意，而由监护人提出要求或表示过同意的死亡。

三、安乐死的伦理问题及社会问题

在21世纪的今天，安乐死作为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由于它触及医学伦理和生命权等诸多问题，引起了诸多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赞成安乐死，理由是：

1、人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

2、安乐死是解除了患有不治之症病人的痛苦，维护了他们的尊严。

3、卫生资源能够得到的合理利用。

二是反对安乐死，理由是：

1、生命神圣论：每个人都有生的权利，除国家法律规定之外，任何人不得剥夺别人的生命。

2、医生的职责：医生的职责是“医生”而不是“医死”。

3、医学是发展的：一方面，不治之症是可以被攻破的，安乐死并不一定是解除痛苦的唯一方法；另一方面，医学总是要在医疗实践中才能得到进步。安乐死不利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4、传统生死观：传统生死观认为人如果自然死亡则能够“转世轮回”，安乐死则会成为“孤魂野鬼”

5、传统孝道：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百善孝为先”，人们始终坚守着“养老送终”理念。

6、宗教：传统佛教认为安乐死是一种“杀生”的行为，是神律所不许的。

7、情感：人们虽然知道不治之症的亲人这忍受着痛苦的折磨，但他们在情感上却无法接受加速亲人死亡的事实。

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个人是赞成安乐死的，理由是：

1、生命质量论：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根本质量，如那些极度痛苦的晚期癌症病人，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已经没有必要进行生命维持了。

2、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一方面挽救患者的生命，另一方面在无法挽救患者生命时，要尽量解除病人的痛苦。

3、安乐死是人们生命价值观的升华：现在人们认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涵，人们不再追求长生不老，更追求快乐的生、快乐的死以及对社会有所贡献。

4、安乐死是对患者的尊重：对于身患绝症而又不可逆昏迷的病人，他们在忍受病痛折磨的同时，身上还被插上了各种“管子”——导尿管、鼻饲管等，与其这样活着，不如有尊严的死。

5、安乐死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安乐死给予遭受病痛折磨的人以尊严的、安乐的解脱方式而具有了人道主义的内涵。

6、安乐死对减轻社会、集体、及家人的负担具有现实意义。对社会，可以节约卫生资源；对集体和家人，可以释放他们的经济负担。

四、安乐死的立法

虽然安乐死对患者、患者家人以及社会都是一种很好的解脱，但是安乐死要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只有经过立法，通过法律加以规范才有可能性。

其实，安乐死立法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据历史记载，公园10世纪英国所制定的法律曾规定，因为无法治愈的疾病或因精神错乱而导致的自杀不会受到惩罚；16世纪《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作品中描述，在“乌托邦”这个理想国里患有晚期绝症的人将在医生的帮助下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而医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世界局势

2001年4月10日，荷兰一院（即上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标志着荷兰成为了当今世界第一个将积极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但是，对病人实行安乐死必须满足以下标准，否则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将会受到起诉。

（1）.患者的病情必须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难以忍受的无限折磨、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乐死。

（2）·医生与病人有足够密切的关系，使医生能够确定这个请求是否既是自愿的又是经过充 分考虑的。

（3）·医生与病人讨论过除安乐死以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4）·医生至少应向一个具有独立观点的其它医生咨询。

（5）·安乐死的实施应符合优质医疗实践。

继荷兰之后比利时也取得了胜利，2001年10月比利时参议院批准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帮助患绝症的病人实施安乐死。

其后，日本、瑞士等少数国家和美国的一些州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二）国内形势

我国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但是，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为之立法。也没有一部可供参考的相关法律。

不过，在民间已有部分医生经患者家属同意，私自进行安乐死。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王明成不愿母亲忍受临终前的病痛，要求医生蒲连升对母亲实行了安乐死。结果，二人被病人另一名家属以故意杀人罪告上法庭。1991年5月17日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蒲连生，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病人夏素文注射促进其死亡的药物不构成犯罪。原告不服判决，又提起上诉。1992年6月25日中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中国首例安乐死案件经过6年漫长的审理后，蒲、王二人终获无罪释放。

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2003年6月6日王明成——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之一，因胃癌晚期，不堪病痛折磨，提出为自己实施安乐死，但被西安交大第二医院以我国尚未立法为由拒绝了。王明成最终没能达成自己安乐死的愿望，临终遗言说道，安乐死立法在中国是势在必行的。

至此，此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对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并没有停止。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我个人认为，我国的安乐死立法还面临重重困难，在克服这些难题之前，是不适合进行立法的。这些困难包括：

1、患者意愿方面，安乐死要求患者自愿原则，但是对于一些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病人，如植物人，昏迷的病人等，假如不是患者本身的意愿要求的安乐死，而是家属不堪重负，想摆脱赡养义务，或因遗产继承等方面的原因，谎称病人自己要求的安乐死，这就违背了安乐死本身的性质。

2、医生方面，对于某些动机不纯的医生，他为了掩盖医疗事故，以不受法律的制裁而谎称患者为不治之症，或者医生与患者家属，为了某种利益，同流合污，制造假象对患者实行安乐死。在医学方面，第一，对死亡标准的认定。由于对于死亡认定标准的不同，直接关系到安乐死的适用范围。第二，对不治之症的认定。对于不治之症的认定是实施安乐死的前提条件，但在实践中，在不治之症的认定上存在很大的困难。其很容易让不法分子钻空子，窃机谋取不法利益。而且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医疗水平的不同，在不治之症的认定，都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第三，痛苦不堪的认定。在确定痛苦不堪的认定标准时，我们应考虑所谓的痛苦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是精神上的痛苦或者两者都有。而且不能忍受是指患者不能忍受，还是家属不能忍受，因此对痛苦不堪的认定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3、社会方面，我国人口众多，若没有建立良好的安乐死法律体系，在程序上约束安乐死的执行，安乐死将无法顺利的进行。历史上就有过德国纳粹借安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

安乐死立法所面临的问题远不止这些，我个人还是希望政府及相关人士能够找出解决的办法，让安乐死能够在我国尽早的实现，毕竟这是正义的，符合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冯泽永主编：《医学伦理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日本媒体面临安乐死 篇6

当别人问起我在日本媒体里的工作时，我就会用中文里的—句俗语回答道：“大树底下好乘凉。”

日语中也说（意为别跟有势力的强者抗衡，服从对方为好），但“大树底下好乘凉”更能传递出准确的语义，或许也称得上“大锅饭”。

但是在日本，普通大众对报社记者的印象非常不同。“无所依靠”、“自由”、“反强权”。当然了，这些形容并非完全不靠谱，但也不算准确。这是在日本主流报社工作了23年的我，发自内心毫不掩饰的真实感想。

在日本，报纸为何如此畅销？

每当有来自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的客人到我们报社参观访问时，多少可以用中文交流的我，经常被公司派去当“解说员”。特别是最近，日本外务省有一个项目，邀请中国的意见领袖来日本参观访问，每年我能接到10次左右的接待任务。

对方一般会询问“日本的报纸经营状况如何？”我肯定每次都介绍日本报纸的发行量。

《读卖新闻》900万份，《朝日新闻》700万份，《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新闻》300万份，《产经新闻》150万份。全世界发行量第一的报纸是《读卖新闻》，第二是《朝日新闻》。另外《每日新闻》等也进入世界前10名的行列。日本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报纸王国，日本的报纸是个庞大产业。

不光报纸，传媒集团旗下还拥有电视台。朝日新闻下面有朝日电视台，读卖新闻下面有日本电视台，每日新闻下面有东京放送……当然，随着电视台的不断成长，现在已不像过去那样两者是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但报纸对电视台也保持着一定影响力。现在朝日电视台的社长，就是朝日新闻政治部出身的、我过去的上司。

每当我说起这些，来访的客人们大都目瞪口呆、非常吃惊。然后，他们肯定会问道“为什么在日本报纸如此畅销？”

我很想回答“是因为日本的报纸本身办得好，有意思”，可是，很遗憾实际上并非如此，最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人的报纸订阅习惯，日本的报纸发行量中约90%是居民家中长期订阅的，在报刊亭里出售的报纸只占很小一部分。

日本的报社都有强大的快递配送系统，每天都在为争夺订阅读者而激烈竞争。结果，在日本几乎每户家庭都固定订阅一份报纸，这样的读报习惯根深蒂固。所以发行量跟其他国家相比大很多。

在日本，互联网对传媒的影响也很大，年轻人逐渐远离纸媒，杂志的发行量全线下滑，但报纸的发行量没下滑那么多，这就跟报社的配送制度息息相关了。也就是说，人们已把读报纸作为生活习惯，这个因素或许比报纸内容本身更重要。

比如说，23年前我刚进朝日新闻社时，记得当时的发行量是880万份。那时候公司领导正发起动员活动，力争发行量达到900万份。但后来发行量也没怎么上去，现在是700万份，这23年间减少了180万。180万绝不是个小数目，但换算一下就算每年减少10万份的话，年下降率1%多一点。这与世界范围内报纸衰退的速度相比，肯定是下降非常慢的了。

当然，也有报社受广告收入下降等影响，记者待遇不断下滑。被称为报业“败组”的《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的员工平均年收入大概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万元），而被称为报业“胜组”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以及《日本经济新闻》年薪超过1200万日元。按普通公司白领的标准来说，还是可以说维持着相当高的收入水平。

终身雇佣制让媒体面临安乐死

日本的报社是全球范围内罕见的“对互联网的危机感较弱”的媒体。所以，在全球传媒界看来，那些理所当然的“变化”并没有发生在日本。

这主要原因是在于终身雇佣制。听说在中国的媒体界，人员变动频繁，裁员是常有的事。美国的报业也是，据说甚至有记者为生活所迫居无定所。可在日本，从来没听说过报社裁员、记者下岗的事。当然，和过去相比记者的数量正不断减少。我刚进公司时，1年大概录取100名记者，但现在每年新招聘的记者不到过去的一半。

为什么终身雇佣制在日本的报社里能持续存在？随着在公司上班的年数增加，慢慢地，我了解了其中缘由。

因为大家眼看着一旦报社记者脱离组织成为自由职业者的话，收入就会骤减。而且也没法跳槽去其他报社。记者这个职业，没有能适应其他职业的一技之长。鉴于这种情况，记者一旦进入报社就不会轻易辞职。也就是说，公司内外的落差实在太大，我的前辈和后辈中也有从朝日新闻辞职去做自由媒体人的，但他们后来的工作都不算太开心。结果后来很多人到大学里安静地教书，靠笔杆子做一生自由媒体人的少之又少。那些干得风生水起的自由媒体人很多从一开始就是自由职业者。在日本，自由媒体人和在公司上班的记者之间，差距越来越大。

我在大学里是学新闻的。早就知道在世界各国的媒体中，几乎没有终身雇佣制一说。所以很早以前我就对日本报社的终身雇佣制持批判态度，而且期待着未来某一天，终身雇佣制能画上句号，记者们可以在各家媒体间自由流动，形成开放的媒体生态。记者的“自由”、“无所依靠”的理想生存方式，和公司白领的终身雇佣制之间是根本性矛盾。年轻的时候我曾表示“40岁以后就从公司独立出去单干”。可现在我46岁了，还没独立出去。“现在的报社一直让我做很有意思的工作，社会上的险峻环境我也不是不害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我们这些在日本媒体上班的人就像“温室”里无忧无虑的花草。互联网也威胁不到我们，只要身在组织中，60岁之前能一直领着不错的薪水。

可是，生存在这片土壤中的我们，衰退的阴影也正悄然临近，广告收入下降显著。据说，现在同样的发行量，客户付给报社的广告费不到20年前的一半。原因是，现在读报纸的人不再像过去那样捧着一份报纸把每个角落都仔仔细细啃一遍。

这也同样影响到记者的知名度。过去，报社派驻海外的记者几年后返回日本时，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了。但最近，像我这样常年跟海外报道打交道的人所切身感受到的是，如今驻外记者回国后，对于读者们没人能记住自己的名字很吃惊。认真阅读每篇报道以至于记得住记者名字的热心读者越来越少了。

也正因为这种状况，传统媒体的网络化措施总体上也比较迟缓。《朝日新闻》从5年前开始推出收费网络版，但订阅量增长缓慢。据说现在单独上网付钱看朝日新闻报道的人还不到3万，网络版还在为实现盈利举步维艰。

比这些更让人担忧的是，企业没直面改革，结果导致抱有“在朝日安安稳稳干到退休就行了”的想法的年轻记者越来越多。对写书、跑新闻、做独家报道感兴趣的记者逐年减少。这说明，在前景黯淡、影响力衰退的报社里，人们看不到积极工作的意义，逐渐沦落为把“身在公司就OK”视为唯一目标的“公司内记者”，并且没有任何负罪感。

我刚入社的那个时代有很多明星记者，他们经常告诉我“不写几本书的话就不算真正的记者”。但现在不少年轻人觉得“写书的话或许会被上司盯上”、“累死累活的就算出了几本书也跟升职没啥关系”，不知不觉陷入“思维萎缩”。这些想法的根源在于“缺乏危机感”吧。

日本的媒体跟加拉巴哥群岛很像，处在一个与世界潮流相隔离的环境中，是个未完全进化的社会。作为加拉巴哥群岛现象很有名的案例是日本的手机，和全球化标准相背离、独自按自己的标准行事，所以在智能手机方面落后于世界。日本媒体也同样面临“加拉巴哥化”。企业能否趁实力尚存时给“加拉巴哥化”画上句号，变身为能适应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新媒体？还是坐以待毙、等待迟早有一天要到来的“安乐死”？可以说，日本的媒体正站在这样一个岔路口上。

论安乐死的法律与道德思考 篇7

“安乐死”的词源来自于希腊, 其义包括:“快乐的、有尊严的死亡”和“怜杀”两个方面。虽然国际国内都没有统一的标准界定, 但一般来说, 是指那些在医学上无法救治而濒临死亡的病人, 由本人和其亲属提出, 经过医生的认可, 然后用某种人道的方式, 在尽量减少病人痛苦的前提下结束其生命的行为。2000年和2001年, 荷兰参、众两议院分别通过了安乐死的相关法案, 使荷兰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的国家。这一事件引发了法律界的争议和社会舆论的关注。荷兰作为安乐死合法化的先驱, 与国内开放的社会观念是直接相连的。安乐死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被允许, 它不但涉及到了诸多的法律问题, 也与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认同程度息息相关。在我国, 1986年6月23日, 汉中居民夏素文因肝病被其子送往汉中市传染病医院治疗。因病情恶化, 夏素文提出了死亡的愿望。医院本不允, 后经其子的再三要求, 医生蒲连升先后给病人注射了200毫升的冬眠灵。病人于次日凌晨去世。事后, 医生和病人之子王明成均被告上法庭, 由于之前没有相关案例的处理, 国家也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 因此案件先后经过6年才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两次对此案审判作出批示, “你院请示的蒲连升、王明成故意杀人案一案, 经高法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认为:‘安乐死’定性问题有待立法解决, 就本案的具体情节, 不提‘安乐死’问题, 可以依照刑法第十条的规定, 对蒲、王的行为不做犯罪处理。”1991年4月6日, 汉中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宣告蒲连升、王明成无罪。这就是在我国法律界引起了巨大关注和讨论的新中国第一起安乐死事件。2003年, 王明成也因为癌症入院, 在治愈无望时向医院提出安乐死, 但医院因无相关明文法律规定而拒绝了王明成的要求。父子二人先后因安乐死的缘由引起了法律和社会公众的热议。虽然法律和道德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约束机制, 但安乐死不但涉及到了公民的生命权问题, 而且对于实施安乐死的医生是否有权剥夺他人生命, 即便允许安乐死, 如何从法律上对这种行为的实施进行界定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程。同时, 这种行为又受到了道德的困境:对于病人的亲人来说, 情感上无论如何都希望自己的亲人生命能够延续, 但如果在医学上的确无法救治的病人, 从理智上来看, 使用某种方式结束其生命而不是无谓的承受痛苦, 对病人而言, 其实是符合病人要求的人道主义行为。正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我们在讨论安乐死的问题时, 不但要从法律的角度为根基, 同样要考虑道德的因素。

2.安乐死的法律与道德分析

2.1 安乐死的分类。

一般来说, 安乐死分为积极的安乐死和消极的安乐死两种。前者是指通过某些医学上的手段如注射药物使加快病人的死亡过程, 后者是指通过减少医疗措施, 如对晚期癌症病人不再继续实施化疗、停止药物使病人死亡。对于前者来说, 虽然可以减少病人痛苦, 尤其是某些疾病所造成的极端疼痛, 但由于在观念上病人家属一般很难接受这种方式, 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其视为违法。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 如果医生通过某些方式 (如上文提及的蒲连升案) 结束病人生命, 很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现实中还存在另一种情况, 那就是某些家属来结束自己亲人的生命, 这在法律上构成了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法律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其家属很有可能会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对于后者, 如果确实病人在医疗上已经无法救治, 经由本人或其亲属要求, 停止治疗的, 虽然这种做法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 但法院一般采取默认的态度。而且从感情和文化传统上来看, 这种做法也比较符合人性的要求, 因此在现实中较为多见。一般来说, 对于危重而濒临死亡的病人, 临终前亲属会放弃治疗, 将其接回家中等待死亡的到来。无论是法律还是社会观念上对这种做法一般都持宽容的态度。

2.2 生命权与安乐死问题。

生命权作为社会成员不可剥夺的一项自然权利, 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是享受和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当然, 这种权利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方面, 个人拥有生存权, 因此任何个人或国家均不得非法剥夺、限制、侵害他人健康的延续生命的权利。另一方面, 个人拥有对生命的支配权, 可以对自己的生命进行正当的处分。正如同自杀并非违法一样, 个人同样是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这一点同样是符合人道主义和社会道德的。对于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而言, 疾病不但会给他本人带来巨大的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痛苦, 而且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也是一种煎熬:明知无法治愈, 还要眼看着病人在极度的痛苦中等待死亡。即便从经济和医疗资源的方面来看, 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现有医学水平无法救治的病人身上, 既不能挽回其生命, 还造成了资源的大量耗费。死亡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虽然现在社会观念已经进步和开放了许多, 但作为个人而言要同意亲人放弃生命也并非易事。但对于病人而言, 当他实在无法忍受疾病带来的痛苦时, 生命所带来的不是一种快乐而是一种不利, 换而言之, 活着已经是一种损坏而不是利益, 因此, 放弃这种痛苦而又无法挽回的生命是无可厚非的。社会和个人都没有理由禁止病人按照其本意做出选择安乐死的选择。在一些反对安乐死的观点中, 认为人的生命权不但是一种自然权利而且是一种社会权利, 因此病人个体是无权放弃生命的。但是, 我们知道, 生命权是自然权利, 并非社会授予的政治权利, 国家权力的来源是公民个人部分权利的让渡, 而生命权显然不在其中, 否则社会就可以随意剥夺个人生命。因此, 从生命权的角度来看, 个人是有权选择安乐死的。

2.3 安乐死的对象问题。

既然个人选择安乐死是可以的, 那是否意味着安乐死的行为就可以得到承认了呢?并不是这样简单。如前文所述, 目前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 大多数国家至少对于积极安乐死持反对态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权利和义务总是对等的,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但也没有不承担义务的权利, 生命权也是如此。它并不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处置就没有任何的限制, 同样不能影响到正常的公序良俗和他人的合法权利。对于安乐死而言,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对象选择。病人的生命权显然是个人决定, 但是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个病人在危重时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做出自我判断。1990年, 美国人特丽因心脏病造成了大脑损伤, 经医生诊断为“永久性植物人”, 也就是失去了所有的思维能力。1998年, 她的丈夫迈克尔提出拔掉进食管对其实施安乐死, 但遭到了其父母的坚决反对。后来此事不但在州法院经过了多次的审判, 还惊动了美国参众两议院和总统布什。舆论基本支持了其父母的要求。这个问题是安乐死在法律层次上最为棘手的环节。虽然大多数国家都默认了公民个人可以采取安乐死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但很多情况下病人并没有决断能力或者丧失了表达能力。例如上文提到的特丽, 或者是一些尚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或者已经失去了思维能力的老人。如果这个症结无法解开, 安乐死的实施操作将面临巨大的法律漏洞和道德风险。一旦允许其监护人同意对病人进行安乐死, 很可能会被部分人当做“摆脱负担”来逃避照顾和赡养义务的方式, 这样的安乐死无异于故意杀人。因此, 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都是不可取的。

3.我国实行安乐死的思考

对于安乐死这样具有争议性但又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应当如何解决?考虑到我国的现实状况和社会传统, 应该说在法律法规上应该进行明文立法, 但又不能让这种行为过于随意和泛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虑:严格限制安乐死的对象, 必须由病人自愿提出安乐死的请求, 在医院作出确实难以治愈的情况下, 由亲属和卫生管理部门的人员三方共同签字方可实施。在方式上考虑病人的实际状况, 以消极性的安乐死为主。如果在特殊情况下采用其他方式的, 必须注重人道主义的保护原则。

摘要：安乐死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在进入20世纪之后, 这个问题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律界中得到了高度的关注, 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这种争议涉及领域广, 包括法律、道德、伦理、社会、医学等多个方面。自1986年我国实施第一起安乐死以来, 安乐死在我国也产生了诸多的争论,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发出了各自的声音。安乐死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生命权的问题和它的社会影响。对于安乐死, 我们应该抱有一种科学和人道的态度。可以说, 它既是一个法律问题, 同时也与道德相关。

关键词：安乐死,生命权,临终关怀,法律争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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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家福, 刘海年.中国人权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3]周姗姗.安乐死与生命权保障初探[J].法制与社会, 2007 (2) 。

[4]杨虹.从期待可能性理论看中国安乐死的非犯罪性[J].福州大学学报, 2006 (4) 。

“安乐死”的逻辑形而上学考量 篇8

“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该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指“幸福”地死亡,类似于我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善死。它涉及两方面,其一为安乐、无痛苦地死亡;另一为无痛致死术。目前在我国学界基本上达成共识,即“指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为解除其精神和躯体上的极度痛苦,在病人或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的同意并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的状态下终结生命的过程。1对重度精神病患者、生理疾病极度危险的人以及处于不可逆昏迷中的植物人,实施使其无痛苦地死去的行为。严格意义上是指对身患绝症、临近死亡和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患者,实施促使其迅速无痛苦死亡的一种方式。 由于其中关涉着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 于是便引发了诸多争议。安乐死的根据何在?赞成与反对的依据为何?本文从其各种逻辑根据进行了形而上学的考量, 以澄清其根据,并论证各种支持与反对理论的优势和劣势,进一步确定其可行性的界限。

一、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逻辑之辩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正方指赞成在特定情况下,自杀合理、他杀合法,支持“安乐死”;反方则是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反对“安乐死”。“安乐死”分类形式多样,主要有:根据病人对“安乐死”的接受与否分为自愿安乐死(voluntary euthanasia)和非自愿安乐死(non-or in-voluntary euthanasia):前者是基于病人的自觉、自愿所作的选择;而后者,是指病人并无选择权力或缺乏选择能力,由亲属或医生代为决定;由于这种情况无法确知到底是病人的意愿,还是其他人的强制,从而很难在实践中区分是善意的行为还是蓄意谋害的行为,人们对其争议颇多。根据实施手段的差异,可分为积极安乐死(active euthanasia) 和消极安乐死(passive euthanasia):前者是指采取积极措施,如给患者注射过量的麻醉剂或剧毒药物以加速其死亡进程;后者是指中止或切断维持病人生命的医疗救助物,任其自行死亡。虽然两者导致的结果一样,但前者是以直接干预的方式终结生命,遭致的反对较多;而后者却已得到公众的默认和许可,在医疗实践中逐渐施行。2

在主张自由意志论者看来,人有自主、自由的选择能力,不受超越性之物的控制。而决定论者(又称拉普拉斯信条支持者) 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客观规律和因果联系的理论和学说。它们为“安乐死”提供支持与反对的逻辑根据大致如下:

正方:

(1)如果人拥有自由意志,那么可以进行自由选择。

(2)因此,人可以选择自杀。

(3)“安乐死”是一种自杀行为,而且可以减少疾病带来的痛苦。

(4)又因得了绝症(至少是当前医学技术解决不了的疾病),而且病期非常痛苦。

(5)所以,选择“安乐死”是一种合理的自杀行为。

(6)在1~5的条件下,若果病者本人无法自主终结生命,那么就可以将终结自己生命的权利让渡与他者。

因此,在濒临死亡,且极度痛苦的情况,人可以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安乐死,自愿而积极的“安乐死”。在该情况下,如果自己无法终止生命,就可以将生命终止权转让给他者(亲属或者医生), 施行非自愿安乐死技术。

困境:假定某人P完全符合(1~6)的情况,在T1时刻,他作出选择安乐死的决定,其家人和医生都同意,并得到法律的许可;但是到T2时刻,他有了新的意志:想活下去,哪怕多活片刻;而此时,医生却正在给他注射“安乐死”的药物。他后一意志就无法实现,从而与自由意志产生了矛盾。

反方:

(1)先天综合命题:人皆有一死;且什么时候死不由人为决定,是有某种超验的力量主宰。

(2)病者(绝症患者)与非病者都是人。

(3)病者必有一死。

(4)人为终止生命,减少痛苦是违背规律的。

如此一来,最好无须实现“安乐死”, 顺应自然规律。

困境:“安乐死”这一事项的出现,是否符合某种规律?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如果无法彻底否定,那么其反对的证据就相当有限,这只是一种弱意义上的反对。

二、人性与社会道德逻辑之辩

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不是单个游离的原子,在种种交互关系中,形成一种网状结构。当然,其中也充斥着尔虞我诈、 阴谋诡计、损友扶敌等等阴暗的东西;但是,还有一种接近于高尚的关系,即人们趋于合作,相互帮助,共度难关。基于人性恶者,更容易倾向于选择前者,将社会描绘成一副令人厌烦的图景;而趋于人性善者,则倾向于选择后者,将社会描画成一副值得人留恋的图景。笔者先从性善论和无善恶论的向度,进行简要的论证;然后再从性恶论的向度进行考察。

正方:

(1)人非单个原子,而是处于交互的关系之中;社会人相互关心,合作;致良知,四端之心人皆有之。

(2)病者(绝症患者)也是社会人。

(3)所以,应当关心同情病者。

(4)尽量为其减少痛苦,而患者得的却是绝症(当前医学技术无法解决,并确诊),且非常痛苦。

(5)支持病人选择“安乐死”。使其死得有尊严,又少受痛苦。

困境:绝症如何能确立,难道根据有限的经验就可以断定一个人的生死?关心与同情,何以转化为支持病者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种转换中又如何保证不导向恶?选择“安乐死”很可能是导致恶的出现。

反方:

(1)同意正方1~3的条件。

(2)尽管当前已就诊过的医院无法解决,但并不表示所有的医术都无法解决,或者是延长患者的生命;只要没有死亡,人们都会抱有一种希望和信念:奇迹可能会出现,好运可能会降临。

(3)因此,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延续病者的生命。

于是,反对“安乐死”就顺理成章,因此在死亡降临之前,一切意想不到的都可能发生;很可能寻到了一位民间医生,服用某种不为人知的药而治愈,或者延长生命———而这种信念,在我们这个中医、草医以及各种民间秘方盛行的国度尤为明显。一些稀奇古怪的西医无法医治的疑难杂症,往往被一些民间医生治愈。

困境:这种求生的信念不过是一种概率,如果患者得了当前主流医学技术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寄希望于某种秘方或者道德运气,其成功的几率高不过中500万的彩票奖。难道为了那点渺茫的运气,消耗大量的医疗物资,而使众多的病者忍受超常的痛苦?其中的仁义道德何在?

而这些在性恶论者看来,过于简化和理想化。社会那么复杂,不可能被几种假设全部涵盖。在自利的动力驱使下,不少人很可能失去理智,为达到私利而不择手段。该理论持有者同样有正反的立场。

正方:假设有一独生败家子,其父得了晚期胃癌;由于其沉迷于女色和赌博, 并负债累累,四处躲债。为了能早日继承父亲的大笔遗产,他就买通医生和律师, 说服其父接受“安乐死”,并强行施行非自愿安乐死,最后使其父提前结束生命。

这种看似支持“安乐死”的情况,但实际却是以此为幌子,实现自己的目的。

反方:假设有一独生道德败坏子,其父得了晚期胃癌;由于其父性格粗暴,在他年少时曾经打骂过他,而他却因此怀恨在胸,迟迟不能释怀;但由于其父强悍而富有,一直没有回击的机会,于是趁此机会虐待父亲,以报多年的怨气。在其父亲申请“安乐死”时,他坚决反对,还伪装成一个孝子(医生与律师都被其收买,听从其指挥),坚决否定对其父施行“安乐死”,以达到报怨泄恨的目的。

这种貌似反对“安乐死”的行为,不过是借此施行某种反道德行为,以实现自利或非正常的目的。

三、正义与效益逻辑之辩

从一种个人与他者资源共享和分配的视域探究“安乐死”的根据,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就是正义与效益。在资源有限的共同体中,分配与效益成为一个焦点。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一是每个人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 基本的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制都应有一种平等权利;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和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3哲学家马赫所倡导的思维经济原则,就是希望用尽可能少的劳动,尽可能少的思维消耗,尽可能简单的方法,尽可能短的时间,对事实做出尽可能完善的陈述,获得尽可能多的思维成果。而这一原则早已不再局限于思维领域,在实践中同样如此,这就是所谓的最大效益原则, 以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获取最大的成果。针对“安乐死”,它们所提供的支持与反对的理由可能是这样的:

正方:

(1)社会处于正义的状态,形式和程序都正义。

(2)患者(绝症)需要使用大量的医疗物资,并且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性。

(3)造成他者无法享有平等的权利和相应的医疗物资。

(4)“安乐死”可以节省医疗物资,减少患者的痛苦,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优化效益。

(5)所以,提倡“安乐死”。

困境:首先,医疗物资是一种异于生存物资的次级物资,它不是最为基本的满足生存所需要的物资;这就意味着,并非每个人都需要某种药,比如,医治癌症的药物,并非所有人都得癌症,在现实中不需要为每个人预留一份,而是为患者提供医治所需的分量。其次,这种所谓的支持, 更多的是从功利和效益的角度来考虑的; 的确,实施“安乐死”可以节省一批批医疗物资,以救助那些非绝症患者;但是,假设一位思想家患了绝症,继续治疗可以多活一年,在这期间他还能进行思想探索,形成一些成果,与对其实施“安乐死”节省的物资所产生的效益相比,孰大孰小,就难以评估了。况且这种外在效益,并不能决定生命权的继续与否。

反方:

(1)社会正义,良性运行。

(2)最大强度地维护每个人的生命权。

(3)患者(绝症)属于该共同体成员。

(4)加大医疗物资投入,提高效益, 竭尽所能维护其生命权。

(5)反对一切形式的安乐死。

困境:弱化了人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在实施该行为的过程中,对他者而言,正义成了问题。外在的正义要求和规则可能会对那些苦不堪言的濒死人群造成不正义的结果。

四、佛教因果轮回逻辑之辩

信仰的视域,更是一个深邃博杂的境遇;大多有一套系统的解释宇宙人生和世界万象的学说。涉及到人的生与死, 也不例外。在此,以佛教为例,分析其对安乐死的看法。

佛教因果报应论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因果关系支配,任何人的善恶行为必定会对自身的命运产生影响,形成相应的善恶报应,并不断在前世、现世和来世轮回。佛教的轮回,即“六道轮回”,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若不寻求“解脱”,就永远在“六道”(即天、人、阿修罗、 畜生、饿鬼和地狱) 中生死相续,没有止息。道教所提倡的六桥轮回:金桥、银桥、 玉桥、石桥、木桥和竹桥也与之类似。

正方:

(1)世间众生相皆有因果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2)患者(绝症)若行善,应当有善报。

(3)“安乐死”可以减少巨大的痛苦, 是一种善行。

(4)对其施行“安乐死”是一种善报, 是前世的果报,来世的因种。

如果超越佛教对不能自杀、杀生的原有解释域,而从一种泛因果报应,即因为患者做了善事,对其进行“安乐死”是一种善报,那么“安乐死”就可以实行了。

困境:宗教是一种基于信仰,而后再理解的东西;(1)的根基以及其与(2)的关系是以信仰为基础,这就缺乏普遍的可靠性,对于非教徒就更没有说服力。

反方:

(1)世间众生相皆有因果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2)患者(绝症)因罪业或业障,才会患如此疾病。

(3)如果对其施行“安乐死”,虽然此生痛苦减少,但是其罪业将在来世遭到报应,而且越来越深重。

(4)“安乐死”涉及自杀和杀生,相关者的罪孽又会加深。

(5)不能施行“安乐死”,顺从因果报应的安排。

而其困境与正方基本一致,并且无法论证“安乐死”不是一种善报。事实上,在佛教典籍中有不少故事就包含了类似“安乐死”的问题,如《摩诃僧祇律》卷四记载: 佛住毗舍离,时毗舍离有一病比丘,婴患经久不治,不时差看病比丘心生疲厌,便语病比丘言“:长老,我看病久不得奉侍和上阿阇梨,亦不得受经诵经思维行道,长老疾病既久治不愈,我亦疲苦。”病比丘言:“当奈之何,我亦患厌苦痛难忍,汝若能杀我者善。”是比丘即便杀之。

病比丘痛苦难耐,便要求伺候他的比丘将自己的生命终止。这个难题交给了佛陀。佛陀并没有对病比丘做任何明确的告诫,而是对伺候者进行了严厉呵责,责其有违修行人之身口意行慈,如此做不能长养善法,非法非律,非佛所教。 并制戒:若比丘亲手断他人性命,此比丘犯波罗夷不共住(重罪不可悔)。后来又因数例,佛陀再次增制戒:亲自手断他人性命,或持刀(或任何方法)帮助自杀者, 乃至教唆自杀、赞叹自杀等,皆犯婆罗夷,不应共住。佛陀的高明之处在于并未讲明其中的种种原因。

五、生与死的意义逻辑之辩

在各种世界文明中,都有超乎寻常的死亡精神,个体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献身。为了自由,生命与爱情都可以放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孔子曾说“: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4孟子接着讲,生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则舍生而取义。5荀子也指出,欲生恶死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有时候生命失去了意义,宁可放弃生而选择死。6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将生和死当作人的本能, 生本能“不仅包括不受禁律制约的性本能本身和具有升华作用的冲动或由此派生的受目的制约的冲动,而且包括自我本能”,7而死本能则是一种“把有机的生命带回到无机物状态”7的本能。

在以生死为最重要标志的人生中, 所形成的人生意义成为其核心,也是一个人区别于他者最为关键的东西。这个相亲相连的意义世界决定了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若有重于生命的东西,则会大义凌然地赴死,从容就义;若没有高于生命的东西,则贪生怕死,使尽一切伎俩保住性命。其为安乐死所进行的辩护和反驳大致如下:

正方:

(1)绝症患者,且痛苦难忍。

(2)生的意义与痛苦绝望的搏斗,后者战胜前者。

(3)死本能冲动,战胜生本能。

(4)选择自愿“安乐死”。

反方:

(1)绝症患者,且痛苦难忍。

(2)生的意义与痛苦绝望的搏斗,前者战胜后者。

(3)生本能冲动,战胜死本能。

(4)拒绝“安乐死”。

二者同时面临的困境就是,患者的意义世界并非确定不变,尤其是在对是否施行“安乐死”所作出的全面分析与评价时,可能在T1时刻各种要素组合成正方逻辑结构,患者作出选择安乐死的判断;但到T2时刻,因为获取到新信息,要素发生变化,重新组合却形成反方逻辑结构,患者作出放弃“安乐死”的判断。并非每个人都有一个坚定而崇高的意义世界。因此所作出的决定,难以固若金汤, 往往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

六、结语

对于“安乐死”,不论是支持方还是反对方,都能提供大量的根据,虽然都无法给出一个彻底必要而充分的论证,但是都具有一定的辩护力,能赢得一定的支持者。也恰恰是这样,才导致纷争不断,战火不息。

当今世界,尽管关于“安乐死”的争议很多,但是有些国家已在争议声中开启了这个潘多拉盒子。积极“安乐死”在荷兰和比利时已经合法化;瑞士和美国俄勒冈州的法律则允许间接或消极的“安乐死”。荷兰在2001年4月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其法案对“安乐死”的适用作了严格规定:(1)“安乐死”必须由患者明确提出并反复要求;(2) 病人精神和肉体的痛苦非常严重,根据目前通行的医学经验,所患疾病必须是无法治愈,且所有可供选择的医疗护理都已尝试过;(3) 主治医生必须与另一位医学专家进行磋商;(4) 医生必须按照司法部规定的医学上认为合适的方式对病人实施“安乐死”;(5)“安乐死” 实施后须向当地政府报告。1这些规定,貌似可靠合理,但是不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经验世界中都有漏洞,规定(1)是一个自由意志设定;规定(2)是一种经验假设和归纳,并将之上升为绝对确定的东西;规定(3) 是寄希望于品格的力量和道德运气,人性被默认为善;规定(4)是理想化人们遵循社会规则,符合正义原则;规定(5) 是诉诸于政府的合法监督与管理。显然, 这些规定的根基的可靠性大打折扣,无法确保安乐死的有效实行。

现实中的众多争议,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上述五种逻辑形而上分析中的正反两方和患者家庭情况、亲友关系、个人现状, 以及诸多随机性与运气性的因素组合而成的不同结构之间的论争。若是所有的正方组合,则形成坚定的安乐死支持者;正方大于反方组合,由于其程度的不同,便形成强支持与弱支持;若两方平衡,其它因素也均衡,则形成中立者;与正方优势相消相长,反方的优势所形成的结果有: 坚定的反对者、强反对者和弱反对者。在这诸多的组合中,会出现哪一种组合结构,不是由赌徒的运气决定的;这种“死亡的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医学技术能否提供精准可靠的技术保证;法律制度能否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与程序设置;形而上学能否提供正确的人价值和意义;社会能否形成所必须的文化观念环境。对具体的共同体而言,在日常生活中能否良性推行“安乐死”,就在于这些条件能否得到满足,并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

摘要：作为死亡的革命——“安乐死”,引发了世界性讨论和争议。而争议主要集中于: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自杀是否合理、他杀是否合法;人是否拥有一种特别的自由意志,即选择主动放弃生命权,甚至是将终结生命的权利交付于他者;在非正常情境中,如何选择死亡。文章从五个方面: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逻辑之辩、人性与社会道德逻辑之辩、正义与效益逻辑之辩、佛教因果轮回逻辑之辩和生与死的意义逻辑之辩,正反两面论证了各种争议的优劣势;并提出这种“死亡的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医学技术能否提供精准可靠的技术保证;法律制度能否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与程序设置;形而上学能否提供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能否形成所必须的文化观念环境。

浅谈安乐死在我国合法的可行性 篇9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可行性

死亡问题, 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的死亡, 作为一个重要法律事件, 必将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许多法律后果。人的死亡, 体现了大自然的普遍规律, 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 而是授死者以安乐。它并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 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几十年来, 由于来自民间对安乐死的呼声日趋强烈, 在赞同与反对两种声音激烈交锋的同时, 西方民间以绝症患者实行安乐死已经屡见不鲜。我认为平静而有尊严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 每个人都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

一、安乐死的定义

安乐死一词来自于希腊语“美丽的死”, 又称安乐术, 或称怜杀。它与恶的死亡, 痛苦不堪的死亡相对立, 它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痛到处死术, 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普遍认为, 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 由于精神和躯体极端痛苦, 在病人和亲友的要求下, 经过医生认可, 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二、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

我国刑法规定表明, 犯罪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其内容是对法益的侵犯。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安乐死不仅不具备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 反而对社会有利, 行为人不仅没有主观恶性, 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然而, 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 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 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到刑法处罚性。而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 所以说安乐死是非犯罪性一点也不为过。大部分学者认为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根据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来看, 安乐死虽然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有某些相似, 但在本质上二者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 不能混为一谈。二者客体不同, 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由于被害人不是必须死亡, 行为人可以采取规劝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发生, 但行为人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 反而主动促使其发生, 所以实施安乐死只是对病人进行人工的生命终结。二者主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论其杀人的动机是为情仇或其他, 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 行为人都具备主观上的罪过, 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 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 其直接目的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的不堪忍受之痛苦, 因而主观上无罪过, 因此,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 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因此, 除刑法理论上应对其正名以外, 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停止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 以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三、各方学者的不同观点

在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安乐死不能合法化。其理由是, 生命的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社会, 个人对生命的义务实质上是对社会的义务;尽管医学研究突飞猛进, 今天的绝症也许明天就能攻克, 但是轻易放弃对生命的挽救是不负责和不道德的。并且其中有一些法律漏洞使不法犯罪分子更加猖獗, 比如给谋杀, 逃避赡养, 摆脱医疗失误提供了方便。

另一些学者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的观点是安乐死可以合法化, 但我国条件尚不满足。他们强力呼吁对安乐死的立法, 并且着重研究怎么实施的问题。如果不使安乐死合法化, 对那些求生无望, 只能在病痛里忍受无谓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的人们是不人道的。是不符合法的精神的。安乐死应该从生活世界迈入法律世界。给安乐死立法, 制定安乐死的严格条件, 从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安乐死的适用主体, 安乐死的适用主体之承诺及公示, 安乐死方式之法定性, 执行安乐死主体之法定性, 安乐死之法定程序, 控制程序, 监督程序等多方面进行规范立法。这样才能真正限制安乐死的滥用, 杜绝其危害犯罪行为的发生。现代文明社会, 既鼓励人们敢于战胜困难乐观向上, 又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

四、安乐死的合法化的根据

1987年4月, 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有王群等三十二名代表提出101号提案, 建议制定《安乐死条例》, 这标志着安乐死从那时起就被涉及到立法机机关议事范围之内。无论是从生命质量还是人格尊严, 还是从是从个体还是从社会效果方面看, 安乐死都有存在的正当化根据。

极大争议。尽管“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 但社会快速发展与高科技的进步, 使我们更加容易容纳外来信息以及接受不同的价值观, 促使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现代人普遍认同了病人基于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结束痛苦, 是一种对自我对家人对社会的尊重, 这样坦然面对死亡的勇敢行为是符合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的。

作为医生, 虽然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但在我国刑法中却仍是以“故意杀人”来定夺。当今社会媒体的介入, 使得安乐死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人们争议的焦点已经不是在安乐死是否符合人们对生命质量的追求, 因为答案是绝对肯定的。既然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无人可免, 为何不再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

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 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 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 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 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 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五、安乐死在我国合法的可行性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 是应顺社会要求的。社会上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 我认为其立法工作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 安乐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而我国通常认为实施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加大对生命以及人格权保护的力度, 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现阶段, 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 这更说明了立法的紧迫性。

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是比较妥当的措施。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济, 政治, 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 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 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 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综上所述, 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 无论以情理分析, 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 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

对于安乐死这一话题, 我国应该明确, 只有自愿才能体现它是权利主体积极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 才是高呼人权的标榜法治的国度里给予人权的真正尊重。只有给安乐死立法, 才能规范现实中的安乐死行为, 才能区别于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相近似的相关行为, 有效打击违法犯罪, 切实维护法制程序。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

[2]游伟主编:《华东刑事司法评论》。

[3]陈兴梁:《刑法哲学》。

[4]黄进副主编:《法学评论》。

[5]冯国荣主编:《东方论坛》。

[6]作者郭春孚:《经济与法》。

[7]刘锡钧副主编:《道德与文明》。

[8]石化东:《安乐死的立法历程及其合法化探究》。

从生死观谈安乐死的对象及权力 篇10

生命论是围绕如何看待人的生命而确立的理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 逐步形成了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及生命价值论三种基本观点。

生命神圣论认为, 生的权力是人的基本权力,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它是神圣的, 至高无上的, 不可侵犯的。该理论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人的生命, 重视保护人的生命, 不允许对人的生命和死亡有任何触动和侵犯, 不允许对人体有任何改变和修补。

生命质量论认为生命不是绝对神圣的, 应通过生命质量评价来衡量生命价值, 认为有价值的生命才是神圣的。无质量、无价值的生命并不神圣。这个观点就要求我们在医疗工作中不仅要解除患者的病痛, 维护和延长患者的生命, 更需要促进患者生命质量的提高, 争取使人处于最佳生命质量状态。

生命价值论是以人具有的内在与外在价值来衡量生命意义的一种道德观念。生命价值论为全面认识人生命的存在意义提供了科学的论证, 帮助医疗卫生人员在竭力挽救患者生命的同时, 也对那些濒于死亡的患者做出生命价值的判断。借助现代技术, 挽救有价值的生命, 是具有道德意义的, 而延长一个无价值的生命, 增加社会不必要的负担, 是不具有道德意义的。

正是人们对生命的态度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发生着改变, 才有了安乐死的提出。也正是因为人们对生命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理解才使得安乐死这个问题充满争议。那究竟什么是安乐死呢?它的目的又是什么?

安乐死 (euthanasia) 一词源于希腊文, 本意是指“无痛苦、幸福的死亡”。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概念已与其本原意义相去甚远, 通常是指身患绝症的患者, 在治愈无望、生命垂危又极度痛苦的情形下, 自愿要求尽早结束生命, 在此前提下, 所实施的尽可能保持人的尊严与安详的死亡处置方式, 西方称之为“无痛苦致死 (Mercy Killing) ”。

一般来说, 安乐死被分为主动与被动, 但安乐死倡导者的公认原则是:患者倘要尽早结束生命必须是其自愿的。既然是自愿的, 笔者认为就不必分“主动”与“被动”了, 只是安乐死的实施者在接受患者自愿结束生命的要求时所采用的2种不同的死亡处置方式而已。

说到安乐死的目的得从当代医学的目的说起。“治病救人”是医学的宗旨这毋庸置疑, 但随着医学的发展, 各种相关的新问题就随之产生。疾病是否都能被完全消灭或治愈?致病因子是否可能被完全消灭?如果答案是否, 医务人员如何面对不治之症, 又如何处置濒临死亡者?这些问题近几年来在国际医学界掀起了对医学目的的大讨论。到1997年国际医学组织基本达成以下几点共识: (1) 预防疾病和损伤, 促进和维持健康; (2) 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痛苦; (3) 对疾病的照料和治疗, 对不治之症的照料; (4) 避免早死, 追求安详死亡。不难看出当代医学的目的已不仅限于治病救人, 而是转向更具现实意义的以解除患者痛苦为目的。那么, 安乐死正是要使人无痛苦、幸福的死亡, 正是尽可能保持人的尊严与安详的一种死亡处置方式, 于是, 安乐死无疑就成了完成这一目标的一条重要途径。但什么样的患者需要以这样的方式解除痛苦呢?这个问题又对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带来一些新的争议。

一般来说, 安乐死的实施对象为三类人:第一类是植物人;第二类是脑死亡者;第三类是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极度痛苦者。

植物人通常是指丧失意识活动, 但又能保持自主呼吸、血压等活动的患者, 其维持状态短至数月, 长者可达数年。多数医生认为, 真正的植物人是不可能苏醒的。因此, 主张实施安乐死者认为, 为了维持不可能使患者苏醒的奢望, 而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是不值得的。然而, 我们知道, 人的痛苦无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 都必须是在有意识的条件下才能产生, 而植物人是没有意识与知觉的, 其所带来的痛苦是给予他人和社会的。对这类人群实施安乐死则有悖于医生解除患者本身痛苦的目的, 更何况屡有植物人苏醒的案例, 这更陷主张安乐死者于伦理谴责之中。

脑死亡者有3条判断标准: (1) 不可逆的深度昏迷; (2) 自发呼吸停止; (3) 脑干反射消失, 脑电波 (EEG) 消失。但有2个例外, 体温过低 (<32.2摄氏度) 和刚服用过巴比妥类药物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但由于对脑死亡的确定, 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游移范围, 再加上临床诊断技术要求高, 在仪器的使用和掌握上有相当的难度, 脑死亡能否真正被确定实属不易。另外, 若患者真已经脑死亡, 这时的患者早无痛苦可言, 安乐死的目的、动机何在?尽管这时实施安乐死对器官移植利用价值较大, 但就安乐死实施本身已失去了意义。正应了那句格言:要死得其所。

那么真正需要实施安乐死的, 也就只有第三类人群了。然而对它的争议就在于谁来当生命终结的审判官, 痛苦的界定是什么, 死亡能解除痛苦吗等。

要想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又必须回到前文提到的生命论问题了。若你是一名生命神圣论的维护者, 自然不会把“生命终结的审判官”的角色给医生, 甚至是自己。这种观点的存在有其深厚的宗教根基。尤其在西方, 基督教以信仰上帝为主旨, 任何自杀、安乐死与堕胎等处置生命的方式都是不被允许的, 都是违背上帝意志的罪恶行为。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宗教的冲击, 一些教条、教义也逐渐在宗教改革中有所松动。早在尼采时代就提出过这样的论断:人们会不顾宗教提出的要求而问道:为什么对一个感觉自己力量正在减少的年事已高的人来说, 耐心等候他缓慢的衰竭和寿终正寝比十分有意识地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更受到赞赏?在这种情况下, 自杀是一种自然而很可以理解的行为, 这种行为作为理性的胜利完全该唤起敬畏:当时希腊哲学的为首者与最正直的罗马爱国者都往往是自杀而死。相反, 胆战心惊地去看医生, 以最痛苦的生活方式一天又一天地继续艰难度日, 没有力量接近自己的生活目标, 这种生活方式相比之下要不受尊敬得多。宗教有丰富的借口来逃避自杀的要求, 这样, 就讨好了那些迷恋生命的人。当然,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境界, 罗马爱国者的武士精神。但至少在天赋人权的今天, 我们应该把将自己生命终结的权力交还给自己。反对者提出这样一个论断:人没有选择出生的权力, 也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力。因为死亡是必然的, 不会因为你不选择而永生。这点也许是对的, 但人是可以选择不痛苦, 结束痛苦, 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结束痛苦的。这是人维护尊严的权力。

怎样界定痛苦?不痛苦等同于死亡吗?笔者认为痛苦的感觉是主观的, 人的可忍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同时通常很难把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痛苦截然分开。我们不需要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在肉体上已经疼痛到了极限。中国有句老话“哀莫大于心死”,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死了, 是没有价值的了, 这种内心的痛苦是远大于肉体上的痛苦的。我们的人道思想不能总停留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层次上。当一个人自己失去了对于生存的信念, 死亡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快乐。我们之所以对这种想法有怀疑是因为我们只关注生的态度, 而总是忽略死亡的意义。生命完整的意义不仅存在于充实的生活、发展中, 还包容于生命的终结、更替与繁衍中。圆满的死亡, 对活着的人是一种鼓舞与允诺, 不要忘记“死是生的本质意义”。

当然安乐死最具争议的地方是患者何时提出并在什么情况下实施安乐死, 并且有效。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理论上应在患者意识清醒之时做出决定, 但是让没有经历过死亡前折磨痛苦的患者如何抉择, 更别提当人通过死神的考验, 重获生机时, 那种对生命的珍视更加强烈, 对生的渴望便会超出以往及任何没有这种经历的人。这时他是否还对以前自己提出安乐死的要求持认同态度呢?基于此, 当今医学提出了针对安乐死的方法, 它并不急于实施安乐死, 而是采取一种消极治疗, 以减轻患者的痛苦, 直至其死亡。这种方法更人道, 也更易于被人们接受, 是未来安乐死的发展方向。

列宁临终前希望安乐死 篇11

相信很多人都读到过列宁在临终前还听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读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以自勉，为其与病魔斗争的不屈意志所感动。当听到不堪病痛折磨的列宁要求获得毒药以结束痛苦时，一定很惊讶。但这却是真的，而且仔细想想应该也不难理解。

曾要求获得毒药结束痛苦

由于多年的流放、牢狱、革命、战争，列宁的身体一直不好。而1922年的遇刺最终击垮了列宁的身体。1922年5月，51岁的列宁第一次中风，右侧部分瘫痪，开始减少政务。12月第二次发生中风后，他被迫停止政治活动，把权力移交斯大林为首的“三驾马车”。

列宁在第一次中风时就提出过由于担心致残失语，无法继续工作，要求提供毒药，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列宁又不止一次地向斯大林、克鲁普斯卡娅、秘书福季耶娃等人提出过索取毒药的要求，被列宁直接要求执行这一任务的是斯大林。但由于政治局委员们都反对这样做，要求未被执行。

20世纪90年代，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出版了他的三部曲之一《列宁政治肖像》，提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其中有当事人的回忆，也有解密的档案文献。沃尔科戈诺夫直接引用了两份档案文件来证实此事。第一份是1923年3月21日斯大林致政治局委员的信。全文如下：

绝密 致政治局委员们

星期六，3月17日乌里扬诺娃同志（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极端秘密地通知我，“弗·伊里奇请求斯大林”，要我，斯大林，负责为弗·伊里奇弄到一份氰化钾并交给弗·伊里奇。在同我谈话时，娜·康还说，“弗·伊里奇遭受极大的痛苦”，“难以继续活下去”，她坚决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鉴于娜·康特别坚持，也鉴于弗·伊里奇要求，我同意了（在同我谈话期间，弗·伊里奇两次把娜·康叫来，并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我无法予以拒绝，就说：“请弗·伊里奇放心并相信，在需要的时候我会毫不动摇地执行他的要求。”弗·伊里奇确实放心了。

不过我要声明，我没有力量执行弗·伊里奇的要求，不得不拒绝这一使命，不管它多么人道和必要，谨此通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们。

约·斯大林 1923年3月21日

信上有政治局委员们的批语：阅。认为斯大林的“犹豫不决”是正确的。需要严格限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交换意见。

斯大林没有署日期的绝密便条

此前，斯大林给当时实际掌权的“三驾马车”的另两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了一个便条，便条没有署日期，但可以推定是1923年3月17日。

绝密 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刚刚给我来电话，秘密地告诉我，伊里奇的状况“非常糟糕”，他病情发作，“不想、不能继续活下去，要求氰化钾，一定要”。她说想给他氰化钾，但“没有勇气”，因此要求“斯大林支持”。

斯大林

收信人对此作了批语：

决不能这样做。费尔斯特（列宁的医生）提供希望——怎么可以呢？就算没有这种希望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格·季诺维也夫

列·加米涅夫

女秘书的相关回忆

1967年3月20日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贝克采访了列宁的女秘书福季耶娃。福季耶娃从1918年起就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同时又是列宁的秘书。福季耶娃关于列宁索要毒药的回忆最为生动：

这是在1922年夏天的哥尔克，列宁请求斯大林给他弄来毒药——氰化钾。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事情发展到失语，那我就服毒。我想手头拥有毒药。”斯大林同意了，说：“好的。”

然而，列宁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知道了这次谈话，表示坚决反对。她说，这种病常会有各种转机，即使失语也是能够恢复的。

总而言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得到毒药。但又一次中风后，他再次派我到斯大林那里取毒药。我打了电话，到他家里。斯大林听我说后表示：费尔斯特教授给我写道：“我没有根据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会恢复工作能力。既然有这种诊断，我不能提供毒药。”

我什么也没有拿到就回到弗拉基米尔身边，转告了同斯大林的对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发脾气，怒骂起来。他大喊大叫道：你们的费尔斯特是招摇撞骗分子，用支吾搪塞的话来敷衍我。我还记得列宁说的话：

——他写了什么？您亲眼看见了？

——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看见。

最后，他对我喝了一声：滚吧！

我走了，但最后还是顶了一句：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而是著名学者。数小时后，列宁给我打电话。他平静下来了，但很郁闷。

——对不起，我发火了。当然，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我是在气头上说的。

中国安乐死实施的不可行性分析 篇12

(一) 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一词源于古希腊文euthanasia, 原意是“快乐的死亡、尊严的死亡”之意, 当时人们所理解的“安乐死”并没有为了消除或减轻痛苦而对死亡过程进行干预的现代意义。该意义仅表达了人们对在身心安泰之中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 从容告别人生的向往。

在我国安乐死的概念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结合刑法学界学者们的一些研究及安乐死的本质特征, 将其定义为:安乐死是指患有现代医学所确认的绝症且濒临死亡的病人, 由于难以忍受极度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 在病人真诚自愿的要求下, 由医生或者护士等专门人员, 采取适当的措施提前病人的死亡时间, 使其平静、安乐死去的行为。

(二) 安乐死的历史发展。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是从19世纪开始的。自20世纪三十年代始, 西方的一些国家就开始对安乐死问题进行讨论。

1936年英国上院曾审议过英国安乐死协会递交的立法建议, 但此项立法建议未获通过。1969年英国提出了自愿安乐死法案, 但法案也未获通过。

1950年4月14日, 东京的地方法院在一个安乐死案件判决中指出, 为了解除患者躯体上的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 属于刑法中的紧急避险行为, 不应受到惩罚。

1993年荷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议案, 明确承认如果医生遵循了可证明安乐死合理的三个条件, 并且通知了验尸官, 那么他们可被免予起诉。2001年荷兰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除了上述几个国家之外, 安乐死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备受瞩目。在法国, 任何危害生命的行为都要负刑事责任。在德国和瑞士, 安乐死可以不按谋杀来处理。在前苏联和波兰的刑法中, 对安乐死做出医学特殊规定, 以同情受害人及应受害人要求为动机的杀人, 是减轻处罚的理由。

从安乐死在近代的发展可以看出, 其争议是相当大的, 安乐死合法化的运动虽然轰轰烈烈, 但是由于其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只有少数国家对安乐死进行立法认可, 绝大多数国家, 则是予以反对和禁止的。

(三) 安乐死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1、安乐死与帮助自杀。

进行自杀是自己对自己实施的、有意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帮助自杀是指给意图自杀的人提供帮助的行为。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行为的主体和对象均不同。

安乐死的实施主体是医生或护士等专门人员, 而帮助自杀的实施主体可以是任何人, 并没有任何特殊性;安乐死行为的适用对象是患有绝症、濒临死亡且痛苦不堪的病人, 而帮助自杀的对象则没有这样的限制, 可以是意图死亡的任何人。

(2) 行为的前提不同。

安乐死是在病人已患有现代医学所确认的绝症, 且已经濒临死亡, 即死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这种前提下所实施的;而帮助自杀, 则多数是由于自杀者的要求, 自杀本身就为文明社会所反对, 帮助自杀更是各国刑法所禁止。

(3) 行为的后果不同。

由于安乐死是在死亡已成定局的时候实施的, 其实施的后果是让病人不再受病痛折磨, 平静、安乐地离开人世;而帮助自杀则剥夺了他人的生命, 因为自杀是行为对象死亡的唯一原因, 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他人丧失了生命权。

2、安乐死与故意杀人行为。

安乐死与故意杀人行为在客观上都产生了死亡的结果, 但二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 社会危害性不同。故意杀人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是性质很严重的犯罪, 有着很强的社会危害性;而安乐死行为则是让濒临死亡且痛苦不堪的病人加速死亡, 就单个实施得当的安乐死行为而言其没有社会危害性。

其次,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分析, 二者也有很大的不同。犯罪构成共有四个要件, 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从犯罪主观方面来看, 故意杀人行为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而安乐死行为并没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只是人类面对不可治愈的疾病时所作的无奈选择。从犯罪客观方面来讲, 故意杀人行为表现为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而安乐死行为则是正常医疗行为的一部分。

最后, 安乐死与故意杀人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也有很大的不同。故意杀人行为目的是剥夺他人的生命, 动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有仇杀、情杀、谋杀、谋财害命、毁灭证据等等;而安乐死实施的目的是帮助濒临绝境痛苦不堪的病人提前死亡, 动机往往是为了减轻病人不堪忍受的痛苦。

如果将安乐死简单地按故意杀人来处理显然是不科学的, 所以很多国家在实践上都给予这种“仁慈杀人”以同情和宽大的处理, 或者在立法上对安乐死做出医学特殊规定。笔者认为, 无论是这种宽大处理还是特殊规定, 主要是从安乐死行为本身不同于故意杀人行为这方面来考虑的, 并不是默认其合法。

二、安乐死合法化的基础

安乐死合法化运动首先在西方国家拉开帷幕, 这并不是一种偶然, 西方国家人们的思想观念、良好的经济基础, 是滋生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土壤。

(一) 思想观念。

在崇尚上帝的西方人眼里, 死亡是灵魂皈依天国的过程, 且有头戴花环的天使护卫。生者对死者的悲痛多内敛在对其生前的缅怀之中, 并祈祷其灵魂的安息。所以, 身患绝症、医治无效而在巨大痛楚中苦苦挣扎着死去, 这对死者和生者来说, 都是对人的尊严和死亡过程的亵渎。正是由于这种对死亡的理解和对死者的尊重, 以及人们对天堂的向往和追求, 奠定了人们接受安乐死的思想基础。

(二) 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能否实施安乐死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荷兰是安乐死合法化的第一个国家, 其医疗体制方面就有很大特色, 至少有三个因素与其他国家不同:

1、荷兰的医疗服务在全世界来说, 可以说是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

95%以上的公民有私人医疗保险。长期疗养也包含在保险范围内, 而且涵盖没有私人保险的少数人民。

2、缓和医疗非常进步。

几乎每一家医院都有疼痛控制及缓和医疗中心, 与之相较, 其他国家的类似中心少而昂贵。

3、荷兰的家庭医师制度推行得很不错。

荷兰大部分的病人与医师都有长久的友谊关系, 这些都是其他许多国家所不及的。

正因为有这样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 才在经济上对其进行安乐死立法做出了保障。如果国家贫穷, 大多数老年人不是靠社会而是靠子女赡养, 那么安乐死很可能给那些不愿赡养老人的人以可乘之机;对于那些无人赡养的老人, 生病后安乐死可能成为他们自杀的另外一种方式。另外, 医疗水平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三、我国现阶段安乐死合法化的困难

安乐死也许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个进步,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也算是合理的要求, 但如果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作为一个立法者, 即使他自己也希望能在濒临绝境痛苦不堪的时候实行安乐死, 但是却不一定会同意进行安乐死合法化的立法。因为他不只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待安乐死的问题, 而是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他要考虑的不只是自己的利益, 更要考虑该法律管辖之下的人民的利益。

(一) 不具备安乐死合法化的思想基础。

安乐死与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不符。安乐死是一种外来的死亡文化, 我国则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家, 忠孝礼仪更是历代相传的道德准则, 特别是“孝”在传统文化中有着很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的传统中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即便是父母身患绝症, 也总是想尽办法医治, 尽可能地延长其寿命;到最后实在是回天乏术, 人们也坚持认为只要活着就有机会, 也总是期盼着奇迹的出现。安乐死其实是一种提前死亡的文化, 而受我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们, 则是希望尽量将死亡的时间推迟。所以, 大多数人对安乐死依然不能接受。相比之下, 安乐死更为理智, 但是法律却不得不考虑老百姓的感情。

(二) 不具备安乐死合法化的经济基础。

中国九亿农民, 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衣食无忧?生死大事毕竟关乎每个人, 所以说, 只要“三农”问题不解决, 就不应该妄言安乐死合法化;中国十四亿人口, 又有多少人享受到了医疗保障?医疗体制改革失败, 普通老百姓生病不敢上医院, 都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这种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因为病痛难忍提出安乐死无疑于因贫困而要自杀。即使是像荷兰那样医疗体制相当发达的国家, 安乐死的实施也存在大量的问题, 哥伦比亚《一周》周刊发表文章说:安乐死惊曝“变相杀人”黑幕, 荷兰大批老人病患者担心被害纷纷逃命德国。老年人越来越不相信为他们治病的医生, 甚至对他们自己的亲属也越来越不相信。他们单独或结伴穿越边境, 逃往国外——主要是德国, 以免受“安乐死”。荷兰的情况给我们敲响警钟, 如果我国现阶段让安乐死合法化, 情况只会更加糟糕。所以, 我们应加大医疗保障的覆盖面, 保障每个人都能接受好的医疗救治, 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命质量进一步提高, 才能使每个提出安乐死的人都仅仅是因为“濒临绝境、痛苦不堪”, 才能使生命权得到真正的尊重, 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因为安乐死而造成的悲剧。

由此可见, 无论是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还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 还不符合安乐死合法化的要求, 所以在现阶段进行安乐死合法化的立法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在目前这种国际大环境之下, 安乐死问题又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 比较妥当的方法是明确地承认安乐死非法, 但是不归到谋杀罪类。可以在刑法中增加新的罪名如“非法安乐死罪”以对安乐死行为进行规范, 以法律来指导实践, 解决法律无明文规定从而给实践带来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