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研究现状

安乐死研究现状（通用6篇）

安乐死研究现状 篇1

安乐死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在塑造自我，优化人生的过程中，一方面追求生的优化，同时也提出了对死的优化，于是安乐死问题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对死亡进行公幵、认真、广泛、深入地讨论研究。我国对其的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近30年来，学界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也是见仁见智，不胜枚举，并伴随“安乐死”热点事件的出现而激烈非常。通过细细检索这些纷纭的讨论，我们将中国学界对于“安乐死”的研究现状总结如下：

①从观点来看，超过八成的学者对安乐死合法化持肯定或积极态度，只有少数人表示了否定或者保留意见。

②从内容来看，学界对“安乐死”的研究基本由安乐死概念界定，安乐死合法性论证以及安乐死立法建构等三部分组成。其中安乐死的概念界定分歧最大，且主要集中于安乐死适用主体，如未成年人、昏迷不醒的植物人或者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或严重残疾的新生婴儿能否适用安乐死？其次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问题，如安乐死与听任死亡、缓和医疗、辅助自杀的区分〖(1)对濒死病人, 尽一切必要的医疗救治后, 为免除濒死病人饱受痛苦煎熬, 而中断无益的或过分负担的医疗装备, 使病人顺乎自然地死亡(注意: 在此状况中, 撤除医疗设备并未导致病患死亡);(2)对临终病人采取减缓病痛的治疗方法, 如给予止痛药, 其目的在于减轻痛苦, 而非以缩短生命为意图, 只是治疗过程中不免伴随缩短生命的危险(注意: 在此状况中, 药物、治疗的给予, 其意图不是为结束病患生命)〗其它的争议如是否以精神痛苦为必要、死亡标准的界定等等，总之, “安乐死”是一个令人迷乱、模棱两可的术语, 而安乐死本身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且对于每种类型, 在伦理上的可责难性是截然不一样的。安乐死合法 性论证部分，学界主要从国内外趋势、伦理道德、法学理论三方面来论证，从国内外趋势而言，安乐死的立法实践已经在澳大利亚、荷兰、美国、日本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国内涉及安乐死的案件也日益增多，民众要求立法呼声很高。而从伦理道德来看，传统的儒家思想、宗教教义以及医德要求是否定安乐死的主要原因。法理方面，有的学者从安乐死的权利基础，如死亡权、人性尊严、生命权等角度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究，而有的学者试图从部门法角度进行论证，如安乐死的合宪性研究、安乐死的非罪化研究、安乐死作为民事权利是否可诉？等等。安乐死的立法建构方面，由于有世界范围内的较为丰富实践，除适用主体外学界分歧不是很大，特别是程序法上相对完善，成果显著，它基本由申请、审查、执行、备案等程序组成，其共同点是机构、人员的专门化和专业化以及风险监控的严格化，典型的如安乐死委员会、安乐死医师和顾问的设置、生前遗嘱和代理人的设立、独立第三方见证，冷静期的设置，“裁执分离”制度，无条件撤回制度、监控执行等等，然而由于安乐死主体界定仍存在较大争议，若申请主体得不到有效限制，则滥用的风险将非常大。③从不足上看：

1、总括：许多讨论只是在浅层次上重复言说，殊少理论创新，而且讨论虽然一直不断，可是针锋相对的争鸣几乎没有，从而不能将安乐死研究向更深更细微的层次推进。

2、关于安乐死的合法性论证，很少有人区分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形式合法性只关注所符合的法律的权威渊源，而与所符合的法律的实质内容不涉，是实证主义法学路线；实质合法性更为追究法律的 正当性与合理性，是自然法学路线）。其次，许多论证面临“二次正当性论证亏空”的问题（即“现代社会制度（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是由某种社会理论来论证的（一次正当性论证），但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某种社会理论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论证（二次正当性论证）。我们发现在安乐死的正当性论证上, 各种正当性论据纷纷粉墨登场, 可是从来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一以贯之地将安乐死论证到底。当生命素质论遭到生命神圣论的反驳时转而诉求个体自决论（心理学上，简单的说一个人可以有不受外界任何因素干扰而做出自己的选择的自由和权力）, 而个体自决论又会遭遇到社会责任论的诘问, 没有一种理论能全部覆盖安乐死问题。一种理论不能独立地支持所要论证的命题, 这反映了“一次正当性论证”的无效。其次, 悖谬的是, 竟然可以从同一论据出发推出不同的结论。如人道主义是支持安乐死的最为有力的论据之一, 但也有论者同样从人道主义出发而反对安乐死。他们认为, 杀人就是不人道, 因为它将活生生的人弄死, 尽管他们有时也承认杀人与谋杀的区别, 但他们还是坚持安乐死是杀人而不是谋杀, 因为它是故意地结束一个没有罪过的无辜生命。又如尊严论也是支持安乐死的有力根据, 可是也有人认为, 生命最后时刻的状态并不能决定人的尊严, 庄严死亡应当在庄严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诚实、体面的一生在结束时, 人们仍然会这么看待你。并非在人生最后的几星期或几天中, 人们才来合成对你的印象并永远记在心里, 他们要记住你的是此前的数十年的生涯!”由此, 尊严论据也会推出两面的结论。一种理论内部包含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 这 种自身的不协调也反映了 “一次正当性论证”的缺失。

3、国情认识不足：安乐死与一个国家的国情息息相关，许多学者研究讨论了我国的民众观念、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但并不细致，而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医疗政策、法制环境等方面却很少进行讨论和细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许多问卷调查报告，就客观性和可信度而言，存在较大的问题。这里有一段在网上和论文中被广泛传播的所谓安乐死调查的报告:“ 据调查, 我国目前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给200 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 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 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 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 91% 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 85% 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这段话中所说的调查报告, 就客观性和可信度而言, 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1.被调查者对安乐死本身不十分清楚。如前所述, 安乐死是个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语, 当一个人被问到是否赞同安乐死时, 可会能因为这个术语的动听而做肯定答复, 但当问到是否赞同“ 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 “仁慈杀死”时, 可能就犹豫不决, 要做谨慎考虑了。2.有关的调查问卷在设计上存在缺陷。许多调查问卷只给被调查者提供赞不赞成安乐死两种选择, 如果同时还提供诸如临终关怀, 在医生和群体(病友、社会团体等)的支持、帮助下与病魔抗争等其他选择, 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3.被调查者的地域有很大局限性。被调查者主要局限于上海、北京 等发达地区, 而我国幅员广阔, 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关于死亡的观念也不尽相同, 因此, 以地域性很强的群体代表全国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4.被调查者与身临其境的末期患者还是有心理差距。波斯纳举例说, 他母亲在65 岁身体健康时, 看见一位坐在轮椅上非常虚弱的老年妇女, 曾表示, 如果变成那样, 宁愿选择死亡, 可是20 年后, 她真的变成了那样, 却没有表示想死的任何愿望。而且在美国, 有调查显示: 认为可以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死去的美国人比例, 随着年龄增加而直线下降。这些都反映了旁观者与身临其境者的心理差距, 因此, 简单地询问是否赞成安乐死的调查, 其可信度不高。

安乐死研究现状 篇2

安乐死一词是中译文, 据考证是经过日本学者的翻译后传到我国。“安乐死”一词最早出自于何处?学界众说分谈, 并无定论。香港浸会大学罗秉祥先生在其《儒家的生死价值观与安乐死》一文中认为中国安乐死最早出于《孟子·告子上》里的一句话:“然后知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也。”兰州学院副院长赵健雄认为::一词“安乐”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净土宗 (佛教流派之一) 唐代到绰 (公元562-645年) 所著《安乐集》, “安乐”即西方净土之别名, 而人按照佛教规定修行则死后可进安乐世界。事实上唐朝中期 (公元781-847年) 人年老后就有自行去往坟墓安乐而死的人。也即是《大正藏》所记载:“人命将终, 自然行诣冢间而死, 实世安乐”。与这种生死观相吻合的敦煌石窟榆林窟第25窟北壁西侧的自行诣冢壁画。这是一位老人于8位家人告别, 端坐坟茔口。老人甚至安详宁静, 拉着老伴的手托付后事, 而老伴一只手掩面, 又悲戚之色。这表明在我国, 安乐死的思想和行为源远流长。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安乐死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是现代才有的事。由于医学科学技术发展, 这种死亡过程的延长使得现代人相比古代人而言是备受病痛折磨。因此, 允许这些人安乐死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大部份学者主张安乐死一词源自希腊语“euthanatos”, 意思是“无痛苦的死亡”, “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据专家考证, 1605年, 由学者弗朗西斯·培根在其著作《学问之深化》中首创, 英语中才有了euthanasia这个词, 只为消除某人所经历的痛苦而以各种适当的方式导致死亡, 以使该人在其生命终结是能够带有尊严。而euthanasia来源于希腊语中eu和thanatos, 前者指“好” (英文good) , 后者指“死” (英文的death) 。故其字面意思为“好死” (英文为gooddeath) 。对于中国人来说, 安乐死是一个西方社会的舶来品, 它并不产自中国。安乐死这一名词是由已故的北京大学教授甘雨沛和健在的吉林大学教授何鹏二位老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万国刑法理论中移植过来的。

2 安乐死的内涵

至目前为止, 中国国内还未对安乐死的定义达成一致认识, 根据我检索的资料, 安乐死的内涵应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只能是那些身患绝症, 濒临死亡的病人, 且病人在肉体上, 精神上均附有难以忍受的痛苦。

(2) 安乐死实施的客观方面必须以患者本人的意愿及真诚的委托为前提。基于实行安乐死的结果的不可逆转性, 如无法证明患者本人有施行安乐死的意愿, 责任和单位和个人都不能要求对患者施行安乐死。

(3) 施行安乐死的主体必须是有医疗资格的从业人员, 且必须依照严格的法定的医疗程序进行。目的是为了检测实施安乐死的行为, 将其严格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防止安乐死的滥用。

(4) 施行安乐死的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对患者的同情, 帮助, 出于对患者权利和尊严的尊重, 而不能出与其他的动机和目的。否则, 安乐死这一行为将因丧失目的正当性而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由此, 安乐死的基本定义可以概括为:

安乐死是基于人道主义动机, 为解决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治疗的绝症, 濒临死亡病人的极端肉体和精神痛苦, 在病人本人自愿要求的前提下, 由具有医师资格的人提供的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

3 我国安乐死立法应遵循的原则

安乐死的立法原则, 是对安乐死立法尸体与程序方面规制的总体指导性原则, 是一个社会和群体对人类自身价值的认知和反映。一方面, 要使身患不治之症, 痛苦难忍的患者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和尊重, 另一方面, 要防止因安乐死立法带来的滥用违宪, 确保患者, 医生的合法利益不受非法侵犯, 我国安乐死立法应当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3.1 适合法定条件原则

适用的对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肉体和精神痛苦折磨的濒临死亡的绝症病人。必须是有从业资格的医生为消除病人痛苦的一切必要且可实行的措施均已采用过而仍不能制止病人痛苦时, 为达到解除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的目的而不得以实施。

3.2 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衡量安乐死行为合法性的首要价值尺度, 体现了对临终患者的尊重和保护, 是“安乐死”的决定性原则。

自愿必须是真实意思表示之意愿。对于符合法定条件, 可以选择安乐死的病人, 必须是基于自身利益的全面考量而独立作出的自愿选择。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 (尤其是病人的家属和其所在的单位) 强迫、威胁、利诱病人选择安乐死。另外, 自愿原则还体现为病人对于自己的安乐死请求得随时予以撤回, 任何人不得加以阻挠。

其次, 安乐死法中, 对于医生也必须是由医生决定是否接受病人的请求,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鼓动、引诱、逼迫医生接受病人的请求。

3.3 死亡方式有限选择的自主决定权

这是安乐死法的核心原则。权力的实质是对一种利益的合法诉求, 当一个人实在难以忍受不治之症带来的巨大肉体和精神痛苦而觉得生不如死时, 当他认为这种痛苦一变成一种不利时, 人有权选择拒绝这种不利。只有当死亡方式的选择真正成为最佳利益时, 这才被允许用一种合乎人道主义的医疗方式去享有最后的权利。

3.4 严格程序原则

在国外有关安乐死立法中均对安乐死设置了严格的程序。程序本身也具有独立的价值, 它并非仅仅是用来实现实体价值的工具。程序的科学与进步, 也是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值。安乐死程序基本上包括以下程序:安乐死的申请, 医生对申请的确认, 实施安乐死程序, 医生实施后的报告, 专门机构的监督与审查。安乐死关乎生死大事, 必须严肃对待。“安乐死法”应当融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于一体, 以更好的控制权力扩张和约束权利滥用。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在满足法定的实体条件的前提下, 还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来操作。

4 结语

安乐死是否应当合法化是涉及到伦理, 医学, 道德, 法学, 哲学的重大问题。在当今社会中, 安乐死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法律性质遗精日益为人类所接受, 并逐渐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从人道主义, 人权方面来看, 安乐死合法化也有其意义及法理上的正当性。对于中国现状, 我们应当根据实际需要, 吸取西方国家制定安乐死法的经验, 并结合我国的国情, 遵循适合法定条件原则, 自愿原则, 死亡方式有限选择的自主决定权, 严格程序原则, 逐渐构建我国的安乐死法。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要在全方位, 多角度探索之后, 才能逐步的建立。相信不久的将来安乐死法将会在中国建立。

摘要：安乐死一词是中译文, 据考证是经过日本学者的翻译后传到我国。安乐死问题一直被当今社会所高度关注。安乐死合法化在理论上有着坚实的基础, 安乐死法律制度应当存在适合法定条件, 自愿, 死亡方式选择全有限制的自主决定, 严格程序等重要的操作原则。以此为宗旨, 对安乐死的渊源、内涵及我国安乐死应当适用的立法原则进行论述, 以期待促进安乐死在我国的早日立法。

关键词：安乐死,立法现状,立法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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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 辩论 篇3

安乐死的含义：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无痛苦的死或安详的死。而在今天国外的临床实践中，安乐死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的，总体上包括5个条件： 1.必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 2.必须是“处于垂危濒死状态”

3.必须是为了解脱病人在精神和躯体上的极端痛苦 4.必须有病人的遗嘱或口头表达以及家属的要求

5.必须用人为方式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从而终止生命。我们对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支持，同样是建立在这些必备条件的基础上的。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原因：

其一，据我所知，那些身患绝症、可能随时死亡、每天接受放疗和化疗的人，他们的身心都处于极其痛苦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尽管仍对生活和生命充满渴望，但是却也对死亡充满无奈和恐惧。当医学上无法挽回他们的死亡的命运而他们又不得不遭受病痛的折磨时，他们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及结束生命的方式，让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安详、无痛的死去。这实质上是出于对病患的一种人性关怀，是设身处地的一种考虑。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躺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时，拿什么去谈什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恐怕剩下的就只有身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灵上的挣扎。对于认为“医学正在进步，实行安乐死是对生命轻易放弃和不负责任”的观点，本身就没有从患者本身出发。我们并不否认医学正在进步，但是至少在较短时间内还无法攻克癌症等不治之症的难关也无法消除病患与日俱增的痛苦，安乐死则可以在病人无法承受时提供一种解脱痛苦的方式。另外，我们不能从生命的长短和是否存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其二，当我们明知道已经无力回天时，实际上对病人在医疗上付出的费用也会给家庭和亲人造成一定的负担。尽管我们不能因此就对重症患者不闻不问，但是当病患本身已经提出要求安乐死已解决自身的痛苦时，在今天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确可以为其他更有希望治愈的患者提供更多生存的机会，也可以为自己的家庭减轻负担和压力。也许在病人离开人世时家人是痛苦的，但是看着病人痛苦的死去却也只能增加亲人的痛。从这些意义上，安乐死并非不负责任。巴金、邓颖超、王选等有识之士也都赞同安乐死的做法。

其三，如果将安乐死合法化进行立法保护，也许会出现社会上担忧的借用安乐死犯罪的状况，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状况，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严格限制安乐死药物的流入社会；规范实行安乐死的程序，在病患、家属和医院之间协调一致后再确定是否实行；经过法定部门的监督公证等。环环相扣，就可以将不法行为最大化的避免。此外，正如之前提到过的，首要前提是病人是患有不治之症且病人主动要求，这样也可防止滥用。考虑到实行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利大于弊，我们坚定地支持实行安乐死合法化。也许未来实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瓶颈，但是就像对于汽车，我们不能说因为汽车会污染环境，就把汽车从社会中淘汰、排斥汽车，因为汽车在带来种种问题时，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而安乐死，在规范使用时，带来更多的是慰藉，带走的是浮躁与苦痛。

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安乐死的地位。2001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我赞同其合法性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的本质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安乐死不具备这一点。其次，由于我国未明确规定安乐死，因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构成刑事违法性。2.安乐死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体现了对患者人权与选择权的尊重。其二，它减轻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也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社会资源。以上就是我赞同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

安乐死不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转换，而是一个死亡由“痛苦”到“安乐”的转变，它并不是倡导损害自己的身体或自杀，而是出于一种真正的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在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延续病人的生命，继续维持病人“活着”的状态，但这样的“活着”是毫无质量、毫无尊严的。对于身患绝症、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而言，运用先进医疗技术延长其“活着”的状态并非延长他的生命，而是延长了他痛苦死亡的过程。

波西﹒布里奇曼在他的《死亡日记》中写道：“一个社会让一个人自己做这件事是不人道的。或许，这是我能够对自己做这件事的最后一天了。

生命是神圣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害他人的生存权，但同时，人选择庄严的死亡方式的权利也不应该被剥夺。生命的神圣是通过生命质量和价值来体现的，一个苟延残喘地活着的人，他的生命质量是低下的，对他人和对社会只能具有很小甚至是负的价值。出于对神圣的生命的尊重，人也应该要有维护生命质量和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安乐死作为一种文明的生死观，它让人们正视死亡，维护了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

对于患者的家属而言，在求医的慢慢长路上，他们照顾一个毫无希望的病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承担相当重的精神负担；同时，当患者进入生命末期时的医药费是非常昂贵的，这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法律制度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甚至向病人隐瞒其病情，自身背负着经济和精神负担。若安乐死能得以施行，在消除病人痛苦的同时也解除了家属的负担。

对于社会而言，在当前我国医疗资源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医疗资源被用于维持已无治疗价值的病人的生命，政府也为此支付了巨额的医疗保险费。而全国还有许多地方医疗制度仍不健全，许多医疗产品的研发需要更多资金，广大农村地区缺少医务工作者和医疗器械，有希望治愈的人被迫放弃治疗，这使大量社会财富被浪费，违背了对生命同等尊重的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来，安乐死的实施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更多人受益。

当然，以上辩护是基于患者自愿接受安乐死的前提，否则，无论病人有无治愈的可能，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置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只有基于尊重生命的安乐死才符合整个人类生存质量提高和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的道德进步。

传统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执行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似乎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现代医疗水平的发展，传统的观念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救死扶伤的确是医生的职责所在，但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也是医生的职责。对于一个患有绝症并且痛苦万分的患者，道德的做法应是解除其痛苦，而非延长其生命来增加他的痛苦。死是人生必然，一些身患绝症而无法忍受病痛的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其愿望和权利，医生按其愿望和权利帮助他实施安乐死，符合人权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

此外，有反对者提出：现代医学是在不治之症不断得到救治的过程中发展的，安乐死的施行将阻碍医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合理。即便安乐死最终实现合法化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患者都会选择安乐死，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安乐死患者会愿意将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这无疑会为医学研究提供不同阶段的病理样本，促进医学发展。再者，如果为了医学的发展而剥夺患者维护生命质量的权利，这显然是不符合伦理学规范的。

反方：安乐死不应当合法化

从伦理角度讲，每个生命体都有存在的价值,不应该因为个人的意识而将其剥夺。安乐死与这一伦理是相悖的。生活的磨难我们应该勇敢地接受，人是社会型的动物，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亲朋好友的不负责。随着现代社会医学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那些所谓的绝症或许明天就能攻克，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另外，就中国现有的法律来讲，安乐死的实行很可能会触犯“故意杀人罪”。我国法律上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对象是濒临死亡的病人，虽然患者濒临死亡，但这样的病人仍然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他们的生命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安乐死故意的判断上，行为人为他人实施安乐死，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发生这样的结果，行为人的主观上属于直接故意。就这两点来判断，故意杀人罪是可以成立的。

德国格丁根大学曾经做过一份调查，他们对荷兰出现的7000起安乐死案例进行了分析。在这些案例中，41％的死亡者是由家属提出希望结束患者痛苦而实施安乐死的。而其中的11％，患者死亡之前仍然神志清醒，而且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但是没有人问他们愿意选择活着还是死去。我觉得，这差不多就是安乐死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有句俗话：“百病床前无孝子。”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子女因为某些原因，为自己病床上的父母选择安乐死。而且，安乐死的合法化一定是需要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的，这里的合格不单单是专业技术上的合格，更重要的是道德情操上的。一旦遇上一些无良医生，安乐死就成了变相的杀人工具。

1.从生命伦理上来讲，对病人自己来说，生命可贵的，是圣神的，轻易的结束生命，是逃避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在西方的基督教就明确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人都不能夺取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这是对神的不敬。而抛开宗教，生命同样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因为痛苦而结束生命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行为。另外，人不是赤裸裸的活在世界上，他带有社会性。例如，人会有着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自己的死去很可能对于家人亲人是一种莫大的伤害。而对于医生，这样一个救死扶伤的职业，在“救死”不能的情况下，如果选择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这也是与其职业道德相悖的。

2.从法律上讲，人的种种权利中，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根据现行法律，生命权的被剥夺只有在几种极特殊的情况下。否则，是要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而安乐死，恰恰是由于一个人丧失了行为能力，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来实现自己死亡的愿望。在这里，这种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间的界限难以判定。主观上，都是他人出于故意的目的，行为上，都实施了杀害他人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样的，即死亡。但是，两者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被害人的主观意志上。在当前，主观意志是一个非常难以判定的事。特别对于是一些意识不清的病人，又该如何判定他的主观意识呢？

3.安乐死还会带来一些不良的社会后果：比如，老百姓的看病难的问题、群众的医保问题远远都还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今后，是否会形成贫穷百姓因无钱看病和医治，只能被迫选择“安乐死”呢？现在很难下定论。

4.从技术上来说，在当下的医疗水平下，安乐死是否真正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在免除病人痛苦的情况下结束他的生病还有待论证。与此同时，乐死并非晚期重症病人解脱痛苦的惟一方法，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替代技术。协和医院一名麻醉科主任说过，麻醉医学技术完全可以做到使重症患者无痛或减少觉大部分的疼痛。

安乐死不同于自杀，安乐死的完成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协作。病重病危的患者如果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选择跳楼拒食等自杀的方式。而选择安乐死，则使得家人和医生的介入了自杀的过程。所以，能不能帮助他人进行安乐死等同于对于面对自杀者应不应该救助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旦家庭和医生介入了，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医生和家庭是否构成犯罪？医生在医院中面对将死之人有着救死扶伤的义务，现在不仅不履行这个义务，反而以一个终结生命的形象出现。维系家庭的纽带是亲情，但个体的经济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家庭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抛弃其中的成员，那么安乐死合法化就为这类人大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是，安乐死真的是为了结束痛苦嘛？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人一旦死去，便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这时候痛苦与欢乐又有何意义？很多的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因为被病痛折磨怕了，觉得丧失尊严了，但是安乐死并不能解决“痛”的问题。相信现代的医疗技术已经能够使得患者在失去意识的时候接受治疗，这些技术可以代替安乐死在这方面的作用。最后，安乐死可能对于有益于个别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但是于整个社会来说，医疗这方面的收益极小的。反而因此产生的社会文化成本却是极大的。

病人或者家属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的前提条件是病人得了不治之症，这就在法律上造成了一个假象。什么叫不治之症，是医学无能，所以就采取不医治的方式结束病人的生命。由此就产生了安乐死的两种方式。一是消极安乐死，即医生采取不医治的方式放任病人死亡；二是积极安乐死，即医生没有解决病人痛苦的办法所以采取一些手段让病人早死亡。这两者的先决条件都是医生没有办法医治疾病。另一方面，病人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以让自己能够早点解除痛苦，这看似是合理的。但是病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说出这样的话呢？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是否能够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进行很好的控制呢？或者说能否明白自己在讲些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验证的。

第一，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想法能同正常人的想法一样吗？第二，可能病到此种程度患者的意识根本就是不清晰的。从社会角度来讲，实施安乐死后可以节约很大的社会成本减轻社会负担；在伦理学的角度上讲，人总是会死的，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唯独法律的这道最低限的坎没有办法逾越。

还有一个方面，法律考虑的根本问题是安乐死有没有被外用的可能性。恰恰是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即荷兰和比利时，他们的安乐死被滥用的比例极高。有百分之一被滥用的可能性，法律就要采取措施杜绝这种可能性。法律的原则就是要通过制度坚决杜绝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而不是无法杜绝就消极对待。为什么刑法规定诸如追诉时效等等问题，就是为了体现我们的刑法一个坏的方面的可能性都不放过。像是荷兰这类国家，它之所以同意安乐死的合法化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这些国家的人均寿命比我国要高得多，所以对于疾病的忍耐力比较差，因此需要安乐死来减轻痛苦；二是它们是宗教国家，它们认为在宗教的总领之下安乐死被滥用的可能性很低；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此类病人急需治疗是浪费社会资源，因此不如实施安乐死来节约社会成本。因此安乐死得以合法化。但是问题同时出现，例如李利用安乐死来骗取保险金，争夺遗产等等。并且滥用安乐死的用途不完全是谋杀，还可以被医生利用来推卸医疗事故。病人病情恶化也可能是医生在治疗途中出现了医疗事故等原因，为了掩盖真相也可能采取安乐死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并且任何不治之症都是相对的。很久之前的肺结核是绝症，但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现在的肝癌、艾滋病等，他们的存活时间也越来越久。因此在医生不能够预计疾病的可控程度的时候不能够轻易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不然，我们的医生究竟是医人还是杀人呢？

而对于《长眠地中海》电影中的情况，朱老师认为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这个主角瘫痪在床几十年，他很痛苦，没有康复的希望了，但他并没有不久于人世。他的思想自由，没有抑郁症，也一直在家人的照顾和关怀下。所以当他提出希望安乐死时，这个决定是主动自愿的，朱老师认为可以予以批准。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不批准出于更多的为社会的考虑。因为一旦开了这样的口子，将给他人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不批准的原因在第三个问题中将会重点谈到。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申请的过程中设置种种的障碍，让他很难得到一个安乐死的批准。这样对于社会来说，可能相对的，影响会好些。

那么在判定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时，国家可以组织特定的委员会进行判定：患者是否还患有抑郁症，是否遭受家人嫌弃，如果周围的环境可以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他是否会打消安乐死的念头等等。

2赞同什么样的安乐死的实施方式？

朱老师认为首先当然要是自由且自愿同意的，完全由医生实施的主动安乐死或者医生协助式的自杀都可以。然后针对医生协助式的，可以进行一个安乐死非刑事化的举措会比较好。3是否赞同安乐死合法化？

朱老师表示：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是一个好的举措，好的政策。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到癌症晚期，不是怕死，而是怕疼。如果他们不久于人世，给他们一个安乐的，有尊严的死去，肯定比折腾来折腾去，两三个月的痛苦的挣扎的生活质量来得高。她当初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到各个医院询问情况，发现有的人，在她认为是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的，却也实施了安乐死。如果合法化了，就会规范化。但是随着她对生命伦理这一行研究的深入，她就发现，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病人的问题，还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制度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实施安乐死会给社会带来压力。即使社会有了全民医保制度，对于一些病重的，垂危的，没有能力医治的人，也会造成一种压力，好像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死。也会给社会造成一种感觉，好像医学上不值得医治的人，都要去安乐死。但是有的人原本就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一旦安乐死合法化，就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就造成了对价值多元化的抹杀。因此这样的在受到不正当影响下做出的抉择是不合乎伦理的，而外界，如医生、委员会等很难对其加以判断。这就是大多数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地区，医保制度已经健全的地区，仍然不愿意使安乐死合法化的主要原因。

①我们的医保制度不健全，医疗仍旧市场化，个人和家庭要负担很大一笔医疗费用，都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很大一部分人看不起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就等死，或者因病致贫，搞得倾家荡产。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导致人们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捷径。有了全额医保，例如前几年有人提出在上海地方立法，推行全额医保，就可能使安乐死可行。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躺着浪费了医疗资源，自己也很痛苦。

②另外，中国的临终关怀，或者护理机构也不健全。可能导致病患出于对亲人的考虑，不愿造成他们的复旦，而产生实行安乐死的想法。但是此时他们并不是自由且自愿的做出选择的，这就并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却可能实施了安乐死。

③即使在中国全民医保了，也还是有问题。虽然传统文化尊崇孝道，但是在中国农村，仍有许多人老无所养，受虐待的老人。如果现在就将安乐死合法化，那些老人就会很悲惨。他们自己可能会有压力觉得自己不能下地劳动了，成为子女负担了，也可能被子女逼走上一条死路。

④中国医疗机制中可能还存在腐败贪污。可能通过行贿，受贿，使人犯罪，或者使不需要安乐死的，无辜的人死掉了。

⑤更紧迫的问题是要对脑死亡的定义进行立法。4安乐死合法化之后是否会对医疗的探索造成阻碍？

朱老师认为这个不是问题。如果安乐死真正处于由于病人自愿的行为，那么也不是所有人会选择安乐死。安乐死的合法化或非刑事化，并不是安乐死的普遍化，这是两个概念。然后很多人还是愿意采取治疗，与病魔做抗争的。这只是社会支持的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抗争，一种是太累了，就想安安静静的死去了。而且在小范围的人中，特定的情况下，在非常苛刻的条件下，才可以实施安乐死的。我们可以控制一个时间范围，只有两三个月时间可以活的人可以安乐死，而还有两三年可活的人就不能实施安乐死。或者没有疼痛的也不予实施。这时，医学方面依然可以进行研究进步。5对于已经实施安乐死非刑事化的地方怎么看？

朱老师认为她没有进行过课题，然后从她目前的一些了解来看，她认为那些地方做得很好的。例如荷兰，他们又有医保，医疗护理也好。又有非常严格的标准。比如需要自己提出申请，两个以上医师进行验证，需要有一些等待期等等。

采访内容：

1.您是否支持“安乐死”？为什么？

我是支持“安乐死”的。我昨天看过一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节目，说的是浙一医院的医生陈作兵，他也是医学博士，在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时，没有让父亲化疗，而是让他安享最后的人生。肿瘤病人，到了晚期确定治不好了，再给他治疗其实是增加他的痛苦。我们医学不是包治百病的，我们要认清这个挑战，即治不好怎么办，与其花治疗在最后的六个月，为什么不花在以前呢。可以看到肿瘤病人的治疗，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治疗之后他们的生命质量会大打折扣。其实对很多绝症患者来说，他们是强烈要求“安乐死”的。我外公就是有这种情况，因为年纪很大了，在床上不能动也看不到希望，就想“安乐死”，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老人8、9十岁了，治疗只能延缓死亡而已，这种情况我觉得“安乐死”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3.“安乐死”涉及到哪些伦理上的问题？ 我觉得会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随着我们中国人受教育的提高以及医疗知识的普及，我相信“安乐死”还是会得到大家的接受。在中国，宗教因素的色彩不是很重，因为中国大多数人还是不信教的。

5.您觉得“安乐死”在未来的趋势是不是就会被逐渐认可？

我觉得不一定。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中会不一样。一个国家的理念，它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到对“安乐死”的接受。关于“安乐死”，我觉得应该可以看看我前面说的那期新闻调查栏目，看看专业人士是怎么看的。同样地，也是在浙江，一所医院里的肿瘤患者受不了治疗的痛苦，就从十几楼上跳下来，这是因为他痛苦但不能得到“安乐死”，只能跳楼。“安乐死”是有需要的，但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跟上。

6.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怎样才能判断一个人可以“安乐死”？

这个不仅仅需要医生的判断，而且还要得到本人和家属的判断。从医学上讲，能不能治疗，以我现在的水平治疗的效果有多大，可以由一组有水平的教授做出判断，确诊以后可以让病人和家属做出选择。还有一点，医生要如实地告诉病人病情，虽然告诉病人病情很残忍，但是确实有些病我们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告诉病人病情不是残忍，而是一个实话实说的过程。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病人治疗花了很多冤枉钱，治疗的效果却不好，人财两空，这也是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之一。医生应该告诉患者这个病能不能治，治疗的把握有多大，治疗的风险有多大，治了以后有哪些后果，不治有哪些后果，然后让病人和病人家属做一个判断和选择。而我们医院现在更多地是从经济收益考虑的，这是违背规律的。7.如果医生和本人都同意“安乐死”，家属不同意，那应该怎么办？

那应该尊重家属。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即使在国外，“安乐死”也需要一个专家组鉴定。

8.就目前来看，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安乐死”？

英语作文：安乐死 篇4

（2）从生命价值原则出发，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人应该尊重生命，同时也应该接受死亡。

（3）有利于卫生资源的公正分配

Mercy killing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e world of medicine.As the picture given above depicts, a late-stage cancer patient is terminally-ill, asking the doctors for mercy killing.But the doctors look deeply embarrassed, feeling helpless because they are at a loss what to do about it.The picture really sets me thinking.It implies that people differ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the mercy killing.Some people think that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can relieve dying patients of unbearable pain and suffering.They maintain that as long as a doctor prescribes a drug for a legitimate medical purpose, he has done nothing illegal even if the patient uses the drug to hasten death.Others are strongly opposed to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They contend that a doctor has no right to give a patient sufficie nt medication to control his pain if that may hasten death.They conclude that

it is illegal for doctors to help the dying end their lives.As far as I’m concerned, doctors have a duty to help dying patients to alleviate their pain and suffering.I also agree that doctors deserve to be punished if they prolong the needless suffering of their terminally-ill patients.In short, I am in favor of mercy killing.(207 words)

译文：

安乐死是医学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正如上面所示的画所描绘的，一位晚期癌症病人病入膏肓，请求医生们实施安乐死。但医生们看上去十分尴尬，感到无能为力，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幅画确实发人深省。它暗示，人们在对待安乐死上看法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医助自杀可以减轻垂死病人不堪忍受的痛苦。他们主张，只要医生开药是为了合法的医疗目的，那么即使病人使用这种药物加速了死亡，医生也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其他人则强烈反对医助自杀。他们坚持认为，医生无权给病人开足以控制痛苦的药物，如果那样做会加速死亡的话。他们的结论是，医生帮助垂危病人结束生命是违法的。

关于安乐死的看法 篇5

尽管安乐死至今还没有在多数国家合法化，但人们对给予病情危重而又无法治愈的病人以死的权力和自由以摆脱残酷的病痛折磨的做法，愈来愈多地采取同情的态度，认为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①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②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

③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

④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⑤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

⑥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持否定态度的则认为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安乐死”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立法，一个前提基础必须具备，即在最后选择这种结果的时候，应该保证这些公民是因为难以摆脱疾病给身心带来的痛苦，而不是因为丧失治疗机会而产生的心理绝望使然。如果国家没有能力向百分百的患病公民提供这种救治机会与兜底的福利制度，“安乐死”的立法就缺乏足够的社会立法基础。否则，这将可能意味着一种不道德的人性灾难。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从历史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势在必行,只不过是时间与实施细则问题。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过去难以存活的不正常婴幼儿可靠先进技术存活下来，当然,其生活的质量是低下的,他们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一般说，如果发现出生不久的婴儿有严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现代医学确实无法补救，且这个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目前或今后的生活质量，在此情况下，如果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时，医生可以接受监护人的意见停止其生命的维持措施的话，我认为是剥夺了这些婴幼儿生命权。哪怕他们智力是底下的，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剥夺智力底下群体的生命。因为不可能说因为智力底下而成为了社会的负担的人就活该去死，否则将重蹈覆辙纳粹的罪过——安乐死的再次提出，并大肆宣传和广泛推行，发生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实际上，纳粹分子是在安乐死的借口下，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我认为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已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甚至无法进食，每天承受着心灵和肉体上的折磨，那么，让他安静祥和地离去又有什么不应该呢？安乐死是最大限度地展示出病痛、生病垂危、死亡这一生命过程的应有尊严。它保证了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所作出的队生命的自主和自决的权利。

如果不让安乐死合法化是因为它颠覆了一直以来的伦理，让子孙扣上不孝的罪名，那我认为这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子孙只是为了赢得一个美名，而让自己的亲人生不如死地生活着煎熬着，难道这还是一种孝道吗？所以，我认为在伦理上考虑安乐死不能合法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但安乐死的合法化确实是一个艰辛过程，因为它要尽可能地将各种情况都考虑在内，要颁布尽可能详细且严格的实施细则，否则它将成为“故意杀人”的工具。但绝对不能因为它有被“故意杀人”利用的可能就放弃安乐死合法化的进程，就像不能因为水果刀能杀人就不允许市场上销售水果刀一样。路是要走的，不能因为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就不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要披荆斩棘地前行。

安乐死伦理分析综述 篇6

序言

生死自古至今便是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古人云：“生为大，死亦为大。”生死在哲学史上也是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人们有了干预死亡的能力，也就有了现代安乐死的问题，并引发了大量争议。我国也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第一例公开的安乐死事件1，由此引起的争议延续至今。

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体弱多病，而且存在众多经历过巨大痛苦的患者和家属。安乐死虽然在中国不合法，却有着一定的需求。如果安乐死始终处于私下进行的状态，得不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必将不利于缓解人们的死亡焦虑，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发展。

关键词： 安乐死

伦理争论

伦理实践

一.安乐死的概念

据考证，“安乐死”一词是中文与日文对euthanasia的共同译名。2Euthanasia原是希腊文中的一个复合词，有前缀Eu-与thanasia组成，Eu意为“优良的”，“好的”，thanasia表示“死亡”之意，两者合起来则是“好的死亡”，“优化的死亡”或者“无痛苦的死亡”。

在西方，最早提出安乐死定义的是美国生命伦理学家科尔（Marvin Kohl),他于1974年将安乐死定义为“无痛的导致快速死亡”3-一年后美国生命伦理学家科尔与科兹（Kort&Kurtz）共同提出另一定义“一种理解为解除痛苦而导致或允许无痛死亡的方法或行动”4。《韦氏国际词典》则认为安乐死是“用无痛的方法使由于不可医治的情况或疾病而遭受痛苦的人死亡”。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比彻姆认为，以上虽然考虑到了疾病和遭受痛苦的因素，但是没有考虑到安乐死的理由，因此无法将谋杀及其动机排除在外。因此，比彻姆和戴维森（Beauchamp&Davidson）提出了包括四个形式化条件和五个内容条件的安乐死定义。四个形式化条件包括逻辑上，词源上，与下位概念的区分以及安乐死定义在价值上的中立性，五个内容则包括动机和原因方面，遭受痛苦及证据方面，死亡理由和死亡手段方面，涉及无痛苦的内容方面以及与人工流产的区别。

在我国，《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将安乐死解释为：“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的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5”翟晓梅博士则认为，无痛和快速都不是安乐死的必要条件，安乐死应为那些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毫无救治可能，并且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患者，患者的死亡是在有行为能力的患者本人的真诚请求下，首要目的和理由是在于终止临终患者的痛苦，而由医生实施的死亡过程中主动的医疗措施。6祝世讷等人认为“安乐”是“死亡”的状语，而非定语，进而将安乐死定义为“安乐死是死亡的优化状态，即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消除死亡痛苦，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7颜青山教授在考察了以上所有定义之后，提出了包括四个条件的安乐死定义：第一，必须是描述的，而非价值的，即具有价值中立性；第二，必须具有普遍性，即能够客观描述各个历史阶段所有被称为安乐死的现象，包含安乐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意义；第三，在词源上，必须考虑包括“安逸的死亡”或“无痛苦或减少痛苦的死亡”。即认为安乐死只是一种死亡方式，表明是对这种状态的事实判断，也就是说，在死亡时，应尽量选择无痛苦的方式，这些方式要么是减轻痛苦，要么本身就是无痛苦的；第四，与其他概念（如自杀，他杀，自然死亡等）的冲突可以通过新的次级分类来解决。即定义安乐死的目的不是为了与其他死亡方式相区别，而是为了正确描述各种安乐死现象。8

二.安乐死的伦理争议

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是安乐死中首要的伦理争论。神圣生命论否认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认为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违背神的意愿而随意结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由于西方的宗教传统，生命神圣论的观点颇为流行。生命质量论则肯定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重要性，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价值，当社会价值被破坏时，人的生命质量就失去了意义，人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很显然，生命质量论还逻辑的蕴含了另外两种被称为生命尊严说和生命自主权说的观点。因为当人由于自己的社会价值遭到破坏而选择结束生命时，事实上就是违背了生命神圣论所认同的“神率”而做出的选择，同时这种追求生命质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做是维护生命尊严，如中国儒家中的“舍生取义”和西方的“为真理而献身”。

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对安乐死的反对与支持主要反映了两种医学伦理原则，即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间的矛盾。救死扶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议价的根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在被封为医务人员操守准则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中就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在充分肯定该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法则，强调医生必须以保护生命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伤原则的人们认为安乐死违背救死扶伤的原则，是变相剥夺他人生命，有悖于医生的职业道德行为。减轻痛苦原则也是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一天重要原则，医生的职责除了治愈疾病还包括为病人减轻痛苦。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为患者治疗疾病是减轻痛苦，当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遭受极其痛苦折磨时，使其结束痛苦无痛死亡亦是减轻痛苦，是人道的行为。婴儿任由那些生还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又濒临死亡的患者饱受病痛与医疗手段的折磨，医生却无动于衷，这才是不人道的，才是有悖于医生职业道德的。因而现代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挽救生命”，还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现对病人的深层伦理关怀。

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的分配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可治愈病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或者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患有不可治愈病症或植物人等的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治的人。反对安乐死的人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的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将自愿安乐死限于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自愿谋求死亡的绝症病人，认为患者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因此必须尊重他们安乐死的意愿，才能体现对患者的伦理关怀，但是也有学者出于境遇伦理学的考虑，主张人总是处于一定的情境或境遇之中，并从这种情境或境遇出发作出自己的伦理决策，从而对患者的安乐死意愿的真实性提出诸种质疑：第一，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活着总比死要好。第二，自愿难以确定，一个患者在因疼痛发作或因服用药物而精神恍惚或抑郁时表示的意愿是否可以算数？很可能在疼痛缓解或意识清醒时有放弃他的安乐死请求。第三，患者受到医生诊断的影响，有了某种绝望的愿望，但如果这种诊断是错误的，这又意味着什么。因此，应当谨慎对待安乐死，不可轻易肯定其价值，也不能武断的否定其价值。

在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与父母都拥有对自己生存权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疾病的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总之，安乐死起源于国外并在一些国家被法律允许，但在我国尚处于讨论其伦理道德的阶段，由于我国的传承的历史文化让这一行为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不断改进，我相信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随之转变，当有更多人对安乐死所带来的伦理道德的进行讨论，我们会看到一个符合大众和时代的结论。

引用

1.1986年，陕西汉中人夏素文因肝癌晚期住院。其子王明成不忍看她遭受病痛折磨，要求蒲连升大夫为她实施安乐死。事后，王明成和蒲连升以谋杀罪被逮捕，事情本身也引起了巨大争议。五年后，最高人名法院改判他们无罪。

2.罗秉祥：

《儒家的生死价值观与安乐死》，在《中外医学哲学》，1998年第一期，第36页

3.颜青山：

《挑战与回应：中国话语中死亡与垂死的德性之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4.颜青山：

《挑战与回应：中国话语中死亡与垂死的德性之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5.见《中国医学百科全书》，1998年，第930页

6.翟晓梅：《安乐死的概念问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三期，第86-92页。7.祝世讷 冯秀云

梁中天：《安乐死纲论》，载《医学与哲学》，1998年第七期，第343页。

8.颜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