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战

中国共产党抗战（共12篇）

中国共产党抗战 篇1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 之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 妄图侵占全中国。在日本政府的侵略活动中, 有一支非军方势力在侵略中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 这就是满铁。满铁, 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是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成立的“国策会社”, 是设在中国东北执行日本大陆政策的殖民侵略机构。在日本侵华期间满铁参与了大量的侵略活动, 如军事运输、文化宣传、资金提供、情报支持等。这里仅就满铁参与的中国抗战调查, 为日本侵略者制定军事行动和统治政策服务之事简述一二。

一、参与中国抗战调查的满铁调查机构

1. 满铁天津事务所。

天津事务所成立于1935年11月22日, 主要作为满铁“在华北进行扩张和攫取利权活动的中枢机关”。同时, 满铁将北平事务所作为分所, 置于天津事务所管辖之下。

天津事务所成立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日军拟定占领华北后的统治政策及逐步侵吞华北民族资本和民族经济做调查。为此, 天津事务所密切配合侵华日军的特务机关, 向华北派遣社员, 对华北进行全方位、最广泛的调查, “成为日本驻军的当地咨询机关, 参与军方的调查、制定计划等工作”。天津事务所完成了大量的有关华北地区政治经济方面的调查研究, 还将其部分调查研究成果, 编辑出版, 系列丛书主要有:《北支经济资料》、《天调资料》、《北支经济时报》、《北支经济提要》等。

1937年8月27日, 满铁整合、扩充了原有机构, 将天津事务所改组扩大为华北事务局。

2. 满铁上海事务所。

1911年10月, 满铁在上海设立码头事务所上海支所, 经营栈桥、码头及附属仓库业及涉外调查业务。1924年2月, 上海支所改称为上海事务所。1936年, 上海事务所内设调查课。1939年3月, 调查课改为调查室, 负责调查华中、华南方面和中国大后方的各种问题。

上海事务所的调查资料, 主要有中国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的动态、上海的经济状况、江浙财阀情况、抵制日货运动、中国的币制改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等方面的。其调查研究成果, 除上报满铁总社外, 还发表在《上海满铁调查资料》上。如《国民革命日前形势》 (一、二、三) 、《与上海排日排货运动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各种民众团体的剖析》等。

1929年, 满铁北平公所研究室迁至上海, 机关刊物为《北京满铁月报》, 后为《满铁支那月志》。1937年4月, 上海事务所创刊了《上海满铁季刊》, 发表各类调查报告。七七事变后, 上海事务所从事的是“战争对中国经济界影响”的调查。1937年12月25日, 《上海满铁季刊》专门出版了特刊《事变与中国经济界》等五篇相关调查报告。

3. 满铁调查部。

七七事变后, 日本政府各政策部门为了制定适应新局面的政策, 需要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和了解国际情报, 为此向满铁各调查机构提出委托调查。满铁在关东军和日本政府的支持下, 于1938年3月设立了调查部, 最多时多达2000人左右, 预算高达1000万元左右, 是当时日本的最大调查机关。

调查部的调查方针与军方密切相关。驻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曾向陆军省提出过指导性的意见, 陆军省转发满铁, 要求同其保持紧密联系。满铁调查部成立后, 所进行的综合调查中, 动手最早、影响最大、最受重视的是以上海调查室为中心的中国抗战能力调查;其他有日满华通货膨胀调查、战时经济调查、中国惯例调查等。各项调查结束后满铁都留下许多资料, 具有独特的价值。

二、满铁于七七事变前对中国抗战情况的调查资料

满铁的调查机构和日本军方一直是合作关系。满铁的很多调查项目都是受军方委托。而满铁为给日本政府和日军提供战略情报, 不惜动用其下属各地方事务所、各铁路局的相关课室及各地驻在员的所有资源, 并在调查结束后集结出版了大量的调查资料。七七事变前满铁对中国抗战情况的调查资料很多。

满铁总社相关的调查有:《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条约观》满铁庶务部1926年;《济南事变与排日货运动》满铁庶务部1928年;《中国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满铁庶务部调查课1929年;《共产党的现状》满铁总务部1934年;《中国共产党组织问题资料》满铁总务部1930年;《中国动乱和山东农村》满铁调查课1930年;《满洲共产党运动概观》满铁经济调查会1935年;《中国赤色势力的现阶段》满铁经济调查会1936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三次十年史》详细记录了满铁调查机构对中国抗战力量的调查。从调查资料中, 不难看出, 满铁总社的调查重点放在宏观和政治方面。

满铁北平事务所相关的调查有: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驻在军部与冀察政权以及与山西山东政权的交涉情况;冀察政权与南京政府的从属关系;探查冀察、冀东政权的内情;日本势力侵入华北的状况;外国势力和南方势力与华北财阀的依存关系;探查华北各矿山的营业状况;在北平的文化机关调查;在北平的外国势力调查;在北平的同乡及同业团体和南方势力的调查;北平附近的各种工业调查;金融机关调查。北平事务所的调查是以地域为重点, 围绕地域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调查, 具有地域特点, 方便统治者了解当地情况。

满铁天津事务所相关的调查有:华北财政情况;山西省的产业和贸易状况;山西省河川测量报告;关于华北棉花的考察;河北省沧县农村概况;华北种棉地区农村状况;天津、济南地方的制造工业;河北省农业调查报告;中国的酸、碱、氮工业;中国钢铁供需状况。华北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接东北, 可以使日军拥有可靠的后方保障;西有中国红色政权, 对日军构成威胁;南是中国的经济中心, 一旦占有, 会对东南亚军事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日军对华北的调查, 每一项都有深刻的内涵。如山西省河川测量报告, 可以预测红色根据地的经济情况;华北港湾事情和以天津为中心的河川及运河航运概况, 可以为日军水上运输和寻找军舰停靠港口提供参考资料。而粮食、棉花、钢铁都是战争必不可少的军需物质。

满铁上海事务所编辑出版的《上海满铁调查资料》系列有:第1编国民革命的形势其二国民政府1927年5月;第2编最近国民政府的财政设施1927年8月;第3编国民革命的形势其一国共两党从合作至分裂1927年8月;第4编上海市场的货币汇兑和满铁的通货1927年10月;第5编在上海与排日货运动有直接关系的各种民众团体的解剖1928年12月;第6编浙江财阀1929年9月;第8编上海日本棉布加工业的现状1930年3月;第13编危机发展过程的中国币制改革的研究1936年11月。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上海事务所的调查主要集中在财政金融方面。

以上史料, 反映了满铁调查情报机关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前, 对中国综合国力及其他问题所做的调查和情报搜集工作的针对性、地域性和分工协调性。

三、七七事变后对中国抗战情况的调查

七七事变后对中国抗战情况的调查主要体现在“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的设立及其调查成果上。

1.“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的设立。

满铁调查部关于中国抗战力的调查, 是在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开始的。当时, “日本的军事进攻停止, 两国处于平衡状态”。日方需要了解中方情况, 准备下一步部署。各调查机关揣摩到军方的意图, 纷纷各自为战, 开始对中国战时政治、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分析。针对这种情况, 满铁综合课职员具岛兼三郎提出:“与其各自分散地进行同一性质的调查, 莫不如就此制定一个重庆抗战力调查的综合计划。”于是提议进行“重庆抗战力调查”, 很快获得了满铁调查部的批准。1939年6月, “重庆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宣布成立, 由调查部副部长宫本通治担任委员长, 开始调查。委员会的活动起初以大连调查部综合课为中心, 后来, 由于满铁上海事务所在地理位置上占优势, 在业务方面与南京、汉口、广州、香港等地保持着密切联系, 在各地还有派驻机构, 于是调查活动的中心逐渐移至上海。

1940年3月, 调查机构在上海举行第二次中间报告会。会上, 满铁调查部中西功提出, 与日本军队相对抗的并不局限于国民党重庆方面的力量, 还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它所发动起来的民众力量, 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不能忽视。因此, 今后的抗战力调查应以整个中国为对象广泛地展开。经过中西功的提议, 会议决定将“重庆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同时, 将调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正式移交给上海事务所。所长伊藤武雄担任了委员长职务。这一调查自1939年6月份起, 至1941年中期结束, 前后持续了大约两年的时间, 共抽调了30多名调查员从事专门的调查业务,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调查成果。

2.“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成果。

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在1939年10月和1940年3月, 在上海召开了两次中间报告会, 分别提出了各17篇报告, 由该委员会作为报告资料打印。1940年5月底, “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在大连召开了“一年来调查成果的总结报告会”, 决定将一年来的调查成果整理编辑成《昭和十四年度综合报告集》。

1940年8月, 《昭和十四年度综合报告集》印刷成册, 共分五篇十分册, 很快在满铁内部分发, 并呈送军政领导机关。这是满铁调查部搞的所有综合调查项目中唯一印刷成册的成果汇编, 因而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十四年度总括资料》包括:第一分册总篇 (一) 中国抗战力的调查方法及总结论;第二分册政治篇 (二之一) 战时的中国内政;第三分册政治篇 (二之二) 八路军和新四军;第四分册战时经济篇 (三之一) 交通;第五分册战时经济篇 (三之二) 商业、贸易;第六分册战时经济篇 (三之三) 通货、金融;第七分册战时经济篇 (三之四) 财政;第八分册国民党后方经济篇 (四之一) 农业;第九分册国民党后方经济篇 (四之二) 工矿业;第十分册外援篇 (五) 列国的对华援助。

中国抗战力的调查成果除上述汇编外, 还留有许多其他史料, 但后来抗战力调查受到了国际形势的影响。1941年夏季, 德国突然对苏开战及日美关系日趋紧张等形势, 使得满铁调查部调整了工作重点, 抗战力调查明显地走上了下坡路。到1941年后期, 上海事务所在进行“中国抗战力调查”的同时, 又须协作实施“日满华通货膨胀调查”。不久, “世界新形势调查”又被列为调查部所有部门的工作重心。因此, 只有1940年是“中国抗战力调查”最高潮的一年, 其成果和影响也最显著, 此后便开始受到军方的控制, 失去了自主性, 也未再出现类似《昭和十四年度总括资料》的结论性成果。

1941年, 满铁调查部还将所属各调查机构所藏中国方面出版的图书及期刊进行整理, 编辑出版了满铁所藏《中国抗战关系文献目录》, 时间从1938年到1940年末, 共收录了几千册与抗战有关的中文图书。

日本军政各界之所以重视满铁对中国抗战力的调查, 是因为调查以大量的资料为依据, 对中国能否长期抗战, 作了令人信服的科学分析。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根据调查结果向日本决策层提出过一些建议, 如1940年12月, 委员会又在上海召开了“昭和十五年度调查中间报告会”。会议提出21项报告, 涉及西南封锁和西北交通问题, 内地经济状况, 八路军及重庆军政状况, 国际形势等。它指出:“目前中国的民众动员状况以及政府对此的政治民主化程度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基础上, 抗战中国的战时经济极有可能得到恢复和发展。”进一步提出单靠武力政策无法解决问题, 而寻求政治解决的道路才是切实可行的。

又如1941年9月下旬, 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 伊藤武雄提出了1941年度总目标:首先应以弄清重庆抗战机构上的缺陷为第一课题;其次要测定重庆政府的经济重建能力;把握时局特点, 对中国抗战能力的实际状态作出正确判断。

1941年, 中国抗战力调查的重点更加明显地集中在对中国经济分析和考察上, 并且有意识地对中国共产党势力影响下的晋察冀边区经济进行考察。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体制中的地位和影响。

史料与历史都能证明, 当年日本的许多判断及决策, 都来源于满铁提供的信息分析。如今这些调查资料中的有些结论,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总之, 在日本侵华期间, 满铁调查调查机关为日本军方的军事行动和殖民统治, 提供了大量的调查资料和决策咨询,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和实行。

中国共产党抗战 篇2

众所周知，如今的中国早已实现了独立，正在向富强逐步迈进。而在实现独立的过程中有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奋力拼搏，前仆后继，为实现独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期间不仅有大量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参与更是涌现了两大党派：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他们彼此合作共同抗战，但中国共产党因在抗战过程中的英勇表现及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成为了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及方针的正确。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及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一路线和方针揭示了抗战的发展规律和坚持持久抗战，争取全面胜利的战略方针，对全国的抗战指导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一正确方针和路线，中华民族才能在其指导下在抗战中以弱胜强，实现独立。

第二：从胜战比例上看：抗战时主要有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另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负担的敌后战场。虽然国民党担负正面战场，但其打胜战的比例并不大。反而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因使敌人防不胜防，胜利比例很大。据统计：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共作战12.5万次，消灭敌军224.1万人，抗击敌军的64%以上。对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使战争由敌强我弱转为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作用，功不可没。

第三：中国共产党能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抗战是全民族的事，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与国民党的合作，巩固国内团结并坚持抗战，团结各个阶级，为争取国内战线统一作出很大的努力。反而是国民党，在民族危机逼近的时候还只想着打压异己，不但不愿国共合作，还处处抨击中国共产党，缺乏民族意识。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对于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中国共产党能对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科学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了“三三制民主建设”“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等多项措施，使得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反观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希望。

第五：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这里的大后方指的事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把重心放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上。同时还在大后方开展促进团结抗日等方面的工作。除此之外，文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也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西南联大”就是代表。反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公开反对民主联合的建设，仍然想***，严重妨碍了民主建设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意识，为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中国共产党还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为了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期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掀起了整风运动”而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完善自身，更好的带领人民抗战，取得最终的胜利。根据以上六点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他成功的领导者中华儿女走在抗战的艰难道路上。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必能早日富强祖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湖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篇3

2014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历史，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抗日救亡共御外侮的局面。长江局、三厅的成立，《新华日报》的创刊，新四军五师开辟鄂南等等，这些与湖北、武汉紧密相关的重大史实，彰显着中共在抗日烽火中的武汉时期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抗日烽火中的“长江局”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不久，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

“中共中央长江局是延安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主要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特别是领导新四军抗战和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进行交涉和合作。长江局的办公地址设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张晓辉教授说。

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从这以后到它正式撤销（正式撤销实际上是1938年1月——整理者注）整整一年时间。期间，长江局所辖十几个省都建立了省工委。由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组成，负责管辖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

不到一年时间内，在长江局的努力下，国共两党高层谈判连续举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南方各省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建立，新四军改编及东进抗日任务圆满完成，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掀起高潮。长江局不仅为武汉抗战新局面的开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为以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对后来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恩来与第三厅

抗战初期，国共再度合作。国内外一些舆论界人士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喻之为国共的“蜜月时期”，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成立，则可以说是这一“蜜月时期”的高潮阶段。“第三厅既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振兴军队政治工作的产物，又是文化人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象征。武汉时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黄金时期。”张晓辉教授解读说。

第三厅在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该厅厅长郭沫若领导下，广泛团结了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爱国和有识之士，“以笔杆代枪杆”，为抗战救亡而呼喊，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里最活跃和最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每当人们提及第三厅，“就对它产生了一种特殊亲切的感情和为之奋发的斗志”。

南京沦陷后，日军主力逼近徐州，并伺机夺取武汉。政治部为了增强人们抗战的决心，决定邀请全国文艺界、电影界、戏剧界、各抗敌协会、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中国分会、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中国妇女慰劳总会等30余个团体组成筹备会委员，共同举办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在抗战宣传周里，第三厅领导所有歌咏团体在武汉主要街道上游行，沿途进行大合唱及化装歌咏等表演，组织爱国画家们采用大布画与木版画街头做抗日宣传等活动，群众抗日情绪高涨。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对此生动描写：“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

而1938年7月7日，第三厅在武汉三镇组织开展的群众性“七七”献金活动，短短五天内，参加献金的达五十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一百万元。《新华日报》报道说，这次武汉三镇的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表现了我全国同胞的忠勇及拥护政府长期抗战的伟大力量”。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徐行撰文《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谈到，“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华日报》在武汉

“一张报纸顶一颗炮弹”，这是朱德总司令当年对《新华日报》华北版的高度评价。而诞生于抗日烽火中，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成绩同样瞩目。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1937年在南京筹办，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刊，同年10月25日在武汉出版最后一期。创刊号的一版头条发刊词道出宗旨：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为创办《新华日报》提供了根本条件。1937年，毛泽东、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提出在国统区“要建立一个日报”。12月21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会见蒋介石时，周恩来重提中共在国统区出版日报问题， 获得蒋介石同意。12月23日，长江局会议通过以陈绍禹为主席的党报委员会组成名单。委员由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伟、潘梓年五人组成。报社设立董事会，由长江局直接领导，成员是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6人。后又决定潘梓年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熊瑾耳任总经理，章汉夫任编辑部主任。1938年1月11日，筹办多时的《新华日报》在汉口正式创刊。

《新华日报》正式创刊后，报社迁至汉口符西一路的大陆里。由于《新华日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很快成了战时首都最受欢迎的报纸。创刊之初每天的销量就达2万份。4月以后达到5万份。总数不仅远远超过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和《时事新报》等，而且也超过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大公报》。

当日寇沿长江而上的正面进攻，发展到进攻武汉以后，《新华日报》即在长江局的指示下作了两种准备，一方面派出同志另辟新阵地；一方面留下一批同志坚持工作。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最后一期。同日，同一期号、不同内容的《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

“《新华日报》在宣传报道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光明磊落的态度，积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英勇抗击日军的战绩，同时也如实反映了国民党爱国将士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事迹，如台儿庄战役、徐州战役、武汉外围战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经常为《新华日报》撰稿；登载国民党高级领导人的抗日言论。《新华日报》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共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路线，反对片面抗战和投降倒退。”张晓辉教授说。

新四军第五师开辟鄂南根据地

近日，由武汉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文化局、长江日报联合主办的“寻找我身边的抗战遗迹暨博物馆见学之旅”活动举行。其中有一站是来到“武汉抗战第一村”姚家山村探访。

“新四军第五师司政机关、鄂豫边区党委旧址”、“李先念、陈少敏故居”、“被服厂”，这些旧址印记着姚家山的辉煌历史。而它们与新四军第五师，这支在鄂豫边敌后成长、壮大起来的英雄的人民军队更是有着不解之缘。

1940年，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前身）进驻姚家山，与前期到达姚家山地区的边区党委负责人陈少敏会合，开始在姚家山开辟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红色堡垒。在这块红色堡垒的外围——鄂南地区，则是武汉会战和日军进攻长沙时中、日两军正面交战的主战场，是鄂南沦陷后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主力和鄂南地方抗日武装跳跃长江南北作战歼敌的根据地。

鄂南处在华中特大城市——武汉的南部前沿，而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水交汇处，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块土地上，李先念师长及其所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派出的十四旅主力，多次跨过长江天堑，直插鄂南腹地，抗击日军侵略，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开辟了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枣宜会战，日军攻占宜昌，并以宜昌为基地，不断向重庆等地实施战略轰炸。值此紧要关头，刚诞生不久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挥师西进，于6月下旬一举攻击了伪军据守的鄂中交通枢纽平坝镇，继而在七八月间连续开辟了京山南山、襄西和天（门）西敌后战场，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火烧到了敌军的后方。

何应钦曾这样评价：“东南的各方游击队，对突入宜昌之敌，时时予以打击，不但使宜昌之敌在侧背上感受最大威胁，而且使宜昌之敌陷入进退维谷之境。”

据《国共两党抗战战绩比较》，截至1943年6月，日军在华中有14个半师团、24万人，新四军抗击了47%。新四军第五师共抗击了日军3个半以上的师团，共约6万人，分别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10%，占全国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总数的17%，占日军在华中兵力的25%，占武汉地区日军的48%。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新四军第五师在华中、在全国解放区战场、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中国共产党抗战 篇4

一、抗战时期《良友》传播概况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在民族存亡危机之际,《良友》与主流媒体一起站在了抗敌宣传的第一线。以抗日主导思想为理念的《良友》与中日战事相关的题材更是数量庞大,众多反映日军侵略的照片有力地控诉和揭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众多反映国人抗战的照片有效展现了全民抗战的英勇气概,它在传播讯息的同时,不断地增强了国人建立抗战到底的信念。《良友》从封面设计到内容选择,都注重了抗战宣传。在封面方面,《良友》封面人物由原来的年轻闺秀、名女演员转向与抗战相关的人物形象;在内容方面,从时事介绍、小说散文、美术作品、戏剧介绍等各方面都转向抗战主题,如刊载了《正气歌像传》、《反攻声中的前线印象》、《拿起枪杆不要苟且偷安》等一系列美术作品,介绍了《郑成功的故事》、《卢沟桥》等戏剧。就是在广告刊载方面,也注重了抗战宣传,如172期上海金蕾烟公司广告词为“秋高气爽,陡瞻世界和平”、一些公司的宣传标语刊出“庆祝胜利”等。一般专题介绍中也注重了抗战宣传,如133期北平名酿“白干酒”之制作,也以“直捣黄龙当与诸君痛饮”为题。在国际时事介绍中, 刊载了《冲绳岛之役日军遭致命打击》等相关报道。以1938年出版的133—138期为例,相关抗日专题分别为14篇、14篇、13篇、11篇、13篇、16篇,占总篇数的60%以上,一直到抗战胜利,《良友》 各期刊载抗战内容均在总篇数的半数以上,可见《良友》对抗战的积极宣传。

二、抗战时期《良友》对中国共产党视觉形象的传播

抗战期间,《良友》刊载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视觉形象, 有效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集中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抗日的先进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史料价值。同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能较具规模的刊载中国共产党形象,既体现出 《良友》一定的左翼倾向,又体现出《良友》的编辑传播策略。

据统计,《良友》在抗战期间刊载了中国共产党视觉形象的各类照片90余幅,其中专题有八路军1篇、新四军4篇、 延安3篇等,涉及毛泽东形象1幅、周恩来形象4幅、朱德形象4幅、项英形象4幅、彭德怀、刘伯承形象各2幅、贺龙、陈毅、叶剑英形象各1幅,从构成的丰富的中国共产党视觉形象中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抗战经历,使大众对中国共产党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起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良友》对八路军的视觉形象传播集中体现在顾廷鹏的 《坚守晋北天险》专题中,有出关迎敌、夜间行军、游击埋伏、 炮兵阵地、运输工作、将领工作等。点题照片为八路军出平型关击敌,前景长城的框架在表现环境中强化了纵深感,八路军战士行军于长城中,S型状态在延伸中注重了气势。专题中的图片为夜间出发前之刹那间所拍摄,图片中战士们持枪整齐排列形象在夜色中更为突出,该图是《良友》所刊载的惟一夜间拍摄的新闻图片,在民国时期报刊中亦少见,以突出 “我八路军健儿,擅长游击战术,常于夜间行军,袭击敌营”。[3]《坚守晋北天险》专题真实、客观的记录了八路军的战斗情形,给大众传达出八路军的战术及实效。对八路军将领的视觉形象传播主要以朱德形象居多,其中难得的是封面形象的刊载。在抗战期间,《良友》封面一改往日刊载时尚女性形象转而刊载与抗战相关人物视觉形象,刊登了蒋介石(第131期)、冯玉祥(第132期)、朱德(第134期)、李宗仁(第135期)、白崇禧(第137期)、张发奎(第138期)、陈诚(169期), 在刊载军事委员会正副委员长之后即刊载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视觉形象,足见对八路军的重视。第134期封面《朱德将军》为俞创硕拍摄的朱德半身像,虚化的背景突出了身着八路军军装的朱德形象,形象生动,画面大气。除了封面形象外,对八路军的视觉形象的展现还散见于《良友》的内页中。 第131期刊载了朱德的全身像,身着军装背手站立于山西民居建筑前,表情凝重,目光炯炯。137期的《二期抗战前夕》中刊载了朱德在洛阳正面带微笑迈步前行,铿锵有力,抓拍出了朱德对抗战的信心。第155期刊载了朱德演讲的图片,一手握拳站立在简洁的会场台上。而第134期刊载了俞创硕拍摄的刘伯承形象,双手抱臂,目光肃穆,沉思之状。第135期刊载的《在晋东指挥部队作战的军事长官》再次凸显了居中的刘伯承形象,凝重目光,手握拳,这与战斗形势联系起来。 第146期刊载了彭德怀与蒋介石迈步合影。还有一些单幅作品介绍了八路军战斗,如149期的《山西大战》、155期的《绥西战区》等,表现出八路军的战斗情况。

《良友》对新四军视觉传播以专题为主,第139期刊载了严速的《上海民众慰劳新四军》、《我所知道的新四军》,第143期刊载了斯诺撰文、吴宝基拍摄的《项英的一支铁军》、吴宝基的《新四军中女子教导队》。《上海民众慰劳新四军》有演说、欢迎标语、街头壁报、所献锦旗等图片。《我所知道的新四军》分“六月十八日开始第一次作战”、“拿三元半一月的项副军长”、“一所理想的大学校,新四军教导营”、“新四军帮助别人,别人也应该帮助新四军”四部分,有教导学兵瞄准射击、 项英马上英姿、教导团、军医处人员、所获战利品、优待俘虏等图片,介绍了新四军改编,提出的任务,胜仗无数;介绍了正进行的“节约运动”,用节约的钱来改进医疗设备为军民服务,呼吁医疗问题的解决。《项英的一支铁军》有青年队列队、 干部合影、军力雄厚、士兵写作日记、隐蔽射击、缴获武器等图片。《新四军中女子教导队》有女哨兵、摩登女子受训、歌咏队、军民联欢、军民合作、小红鬼上课等图片。对新四军将领的视觉传播主要以项英居多,其中项英马上英姿以竖幅构图,手握缰绳立于马上,目视远方,颇具气势。新四军视觉形象传播中注重战斗、训练、宣传、战果、军民等方面。战斗以动态生动的隐蔽射击等为主,是游击战的视觉体现;训练图片从人物排列有序中强调了纪律严明,还刊载了新四军士兵写作日记,以突出士兵文化教育的成果。宣传方面通过街头壁报、标语等表现出新四军的宣传无处不在。战果以缴获的武器、军旗、士兵日记等展示表现出来。军民方面刊载了军民观看联欢、士兵帮助农民耕田等视觉形象。

《良友》对延安视觉形象的传播主要有陈约克的《去延安途中》(140期),《窑洞大学》(142期),韩树功的《延安的文化活动(148期)三个专题。《去延安途中》分“到延安的故事”、 “丁玲的服务团”、“到了延安”三部分,有途中情景、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生上课、出版机关等图片。《窑洞大学》有窑洞宿舍、成仿吾讲话、露天教室、课外活动等图片。 《延安的文化活动》有解放报编辑状况、领导人演讲、学生半工半读、鲁艺校舍、抗大全体大会、小学小先生制等图片,其中毛泽东在抗大演说后与学生谈话之影,生动自然,毛泽东面带笑容于右边,并未在中心位置,以表现《良友》赞誉的毛泽东的群众观念。延安视觉形象传播注重环境简易、人数众多,表达出人们向往的意愿,更多的是形成了一种向往光明、 拯救中国的视觉召唤。乘车骑驴分道前往,山间窑洞露天上课,街头巷尾流动学习,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图片赋予了特定的与时代相联系的一种时尚意味,增强了延安的神圣感,使越来越多的都市知识青年认同、向往延安的救国探真理的学习生活。

《良友》对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视觉形象传播主要集中于文化宣传方面。第138期的《周恩来先生的访问》展现了周恩来对抗战充满信心的视觉形象,指出“离开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一种新的希望似乎从门内跟着记者出来,国共合作的前途是充满光明的”,还刊载《艺术家往何处去》中有郭沫若的题句与肖像。第142期刊载了席与群拍摄的《领导战时宣传工作之郭沫若氏》,有演讲、高呼口号、处理公务等图片。第146期沙雁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刊载了周恩来致辞照片与郭沫若照片。第138期《世界学联代表来华聘问》中刊载了隆重的八路军招待会情形,有叶剑英、周恩来等形象。第136期《大时代里中国女性群像》中,刊载了在西北致力于妇女救亡运动的邓颖超等形象,还有丁玲领导西北青年战地服务团形象。《伟大的母性》中介绍了邓颖超等努力于难童救济工作。《良友》对国统区共产党形象传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注重参与各项工作,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为抗日献言献策献力。

三、《良友》的编辑传播策略

《良友》的编辑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是充满着赞扬的,在传播中视觉图片的说明更是充分运用文字直接传达出来。如 “当时雁门关与平型关都非常吃紧,幸而由红军改编的第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次胜仗,晋绥的局势为之一转……除正面采取主力战外,第八路军的健儿则在敌人后方作游击战,晋北的转机已是指日可待”[4]、“目前东南战区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支军队,是叶挺、项英两将军领导下的陆军新编第四军……从六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三十一日,在江南对日作战195次,差不多每次打胜仗”[5]。在提及延安时总是以“圣地”来表述,且在文字表述中满怀期望并带有一定的预见,如“今日的延安和一九二五年时之广州的黄埔军官学校相同,今日中国的大部分领袖都是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学生,而今日延安学生在未来中国所操纵的命运,我们更无法估计了”[6]、 “已成为中国青年梦想中天国之延安,每日必有数百青年,自全国各处,分道奔来,投军入学……此等不畏艰难追求光明之青年,当属未来中国之主人翁”[7]编者政治态度显而易见。 《良友》所刊载的图片说明文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斗争大加赞誉,对延安的文化更是在赞许中进行号召,号召有志青年到“延安来追求拯救中国的真理”。[8]

《良友》的编辑理念是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工作宣传统一于抗战旗帜之中,积极对共产党进行视觉传播,以 “我”为指称,如重点突出“我八路军”等。正是在这个策略中, 使得《良友》在特定的出版与发行环境中能刊载一系列中国共产党视觉形象,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扩大影响力。如有的刊载朱德、彭德怀形象时与蒋介石联系起来,这是全面宣传的前提,也是编辑策略。如在极力宣传八路军的《坚守晋北天险》专题中,还象征的刊载了阎锡山的照片,与专题其他照片明显有着区别。

《良友》的编辑思路体现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工作的深入了解。在传播中,形式多样,图文并茂,单幅与专题作品并重,进行综合一体化传播,尤其是专题注重图片的选择与编辑,以并列关系为内在逻辑结构,每幅作品又是一个个的典型瞬间,多幅作品综合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特点。整个军事图片中注重了游击战术的视觉表现,如隐蔽于芦苇中射击、夜间行军、埋伏射击等;注重了游击战术的成果,如战利品展示、优待俘虏等;在文化宣传图片中,注重了街头壁报的展示、延安的简陋教舍、露天教室、人人向往等。图片中注重符号、能指、所指的联系,从内涵中突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战略。整个图片与说明文字极其一致,更是与深层次传播相一致。

《良友》在传播中注重了区域与领域的传播。《良友》报道以上海区域为主,因新四军活跃于沪宁一带,故对新四军的专题报道较多;注重了领域传播,《良友》对文化领域建设相对重视,故对延安的文化报道较多。

《良友》在传播中,注重传播的效果,将视觉传播与时尚、 趣味联系起来。如在《去延安途中》,刊载了丁玲组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画家贺国去延安途中等,不能说不是《良友》视觉传播的时尚特点,旨在以此为例证明时尚界对延安的向往。还特别介绍了都市里摩登女子都到新四军教导总队来受训,更是将现代时尚与时局联系起来。注重趣味如155期《良友常识测验》中刊载朱德形象,测验题为:这位第八路军将领你知道他是:(一)彭德怀(二)毛泽东(三)贺龙(四)朱德。这样的趣味化宣传是与《良友》刊物的宣传策略相一致的。

《良友》画报在抗战期间对中国共产党视觉形象的传播充分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得到有效传播,成为当代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图片史料,也是民国画报编辑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注释

1[1]上海通讯社.上海通研究资料[M].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2.

2[2]余汉生.良友十年以来[J].良友,1934(100).

3[3][4]顾廷鹏.坚守晋北天险[J].良友,1937(131).

4[5]严速.我所知道的的新四军[J].良友,1939(139).

中国抗战胜利71周年征文 篇5

当我刚刚打开电视机时，就看到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抗战图景，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无论是军人战士还是普通百姓，他们为了保护祖国，都用鲜血和生命妆点了每一寸中华大地。顿时，我的爱国之情就随著图片的变换油然而生了。过了一会儿，我的耳边响起了这样一段歌词：“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强比钢还硬。”这高昂有力的歌词让我回忆起那时我们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把侵略者从我们国土上赶走的那一刻，我们举国欢庆的那一刻。稍后的阅兵式中让我感到最激动人心的抗日老兵，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抗战老兵排成方队出场进行受阅的场面。他们中，抗战老兵平均年龄90岁，最年长的102岁；抗战支前模范平均年龄88岁；英烈子女平均年龄78岁。

这些抗战老兵是从苦难辉煌中走出来的英雄战士，是从弹林枪雨中走出来光荣前辈。令我感到惋惜的是，其中有一些抗战老兵没有能够看到今天抗日胜利71周年。他们在战场上英勇的牺牲了，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中华大地的和平安宁，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感谢所有革命烈士们。其次，令我感到兴奋的场面是：现役新型装备排成方队出场进行受阅。当我的眼前出现一排排庞大的武器时，内心就像小鹿在蹦跳一样，十分激动。

艰苦抗战的中国军队 篇6

当年那场战争是一场弱者对强者的较量，用现在的话说，是典型的非对称战争。除了人口和地域外，1937年，中日两国的工业总产值分别为13．6亿美元和69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5倍；中日两国的煤产量为1∶1．9，钢铁产量为1∶145，石油产量为1∶129。

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自然会在军事实力上反映出来。双方海空军事力量的差距自不待言，仅就陆军的情况看，两军的实力对比就相当悬殊。战争爆发时，日军一个师团与一个中国最新的整编师相比，步枪多1．5倍，轻重机枪多1．1倍，火炮多3．1倍。而且，日军师团编制齐全，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兵、工兵、辎重兵等多个兵种，仅汽车就有528辆、坦克24辆。而中国的作战师则以步兵为主，辅以少量的炮兵和工兵，至于汽车和坦克就更谈不上了。必须指出的是，以上只是中国少数最好的部队与日军的普遍情况，至于中央军之外的其他中国军队，不仅重武器极少，就连普通枪械都不能满足正常的编制数。由于日军具有从单项到整体，从火力、机动力到通信力和补给力的全面优势，中国军队只能凭借数量优势，以几倍于敌的血肉之躯去与日军相抗衡。牺牲之大、战斗之艰苦，甚至作战屡遭挫折也就不难理解了。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中国失去了东部富庶地区，退至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基础的大西南，而且日军又封锁了中国所有的对外通道，致使中国抗战更加艰苦。尤其是1942年左右，不仅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苦熬苦战，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同样十分艰苦。

抗战最困难时期扼守宜昌以西人川通道的老兵曾在台北报刊发文回忆：“从1940年实行粮饷划分，起初每人每日发糙米2两，那不消说是吃不饱的。每到开饭时就打冲锋。于是值星官掌勺，特务长掌称，分均匀后才能开饭。吃什么菜呢?野菜、红薯菜、南瓜花，都算上等菜，豆腐豆芽就是打牙祭。最普通的是野葱、野蒜、野菌、野韭菜等。无论一锅什么菜，顶多用上二两油。这油不能先放入锅内，必要等菜煮熟再放进去，好令那油花浮在菜上，给大家精神上一种安慰。”

“军服的料子，我也不懂得是多少磅的布，反正夏服穿起来是极凉快的，冬服可以从外看到棉花。纽扣是木头削成的，用力稍大就可以折成两半。无论冬服夏服内衣都是短裤，而且不分反正。因为棉裤最容易破的是臀部，一天正穿，一天反穿，岂不是一条顶两条用吗?军毯是用麻绳织成的，只是比麻袋稍厚一点。每三人一条，甚至五人一条。冷天只有身下多垫些稻草。一条毯子盖在几个人身上，好像一块幕布，左拉一下，右扯一下，活动不已。”

“从1940年到1942年，我是没有穿过布鞋和袜子的，恐怕穿过的也是极少数。大家都是赤脚草鞋，也极整齐划一。全连找不到一块手表，卫兵站岗以香火计时，部队集合只有提前到达，反而养成了一种机警谨慎的习惯。那几年中，我们没有用过火柴。有些战友会用打火石取火，而多数人无论吸烟或点灯，都是用厨房中烧着的木材。由于医药困难，战友中凡是有打火针、刮痧、画符、念咒、识百草的技术，都一一登记，预充医师。”

苦熬苦支撑是不得已的，但这绝不是抗战的目的，只有胜利才能使所有的牺牲变得有价值。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结束了单独抗击强敌的历史，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出于打败日本的考虑，决定按照美国的物质力量与中国的人力资源相结合的原则，对中国实施援助，以加强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在这种优势互补的设想下，中国从1943年起着手整军。

鉴于美国援华物资有限，1943年3月，蒋介石决定首先在云南装备和编练一支远征军，用于滇西反攻。新的中国远征军系半美械装备，每个军有1个榴弹炮营，每个师1个山炮营，每个团1个战防炮连，每个营1个迫击炮排和1个火箭筒排，每个营1个重机枪连，每个连配备轻机枪9挺、冲锋枪18枝、60毫米迫击炮6门和火焰喷射器1具，等等。到1944年5月，远征军发起滇西反攻时，已有16个这样的师投入作战。面对凭险据守的日军，远征军屡战屡胜，其攻击能力今非昔比。当面的日军第33军(相当于集团军)全面崩溃，其中绝大部分“玉碎”。

抗战后期，中国军队脱胎换骨的典型当属中国驻印军。该部系中国远征军(第一次)新38师和新22师的残部，1942年的5月退入印度后整编为新1军，经过补充兵员和装备，成为中国当时最精锐的全美械部队。驻印军最初由2个师构成，反攻缅北过程中扩编为新1军和新6军共5个师。每个师12000人，是日军甲种师团的一半多一点，但装备和作战能力却远远超过日军的甲种师团。该军每个师有2个步兵团、1个榴弹炮营、2个山炮营、1个工兵营、1个通信兵营、1个辎重兵营、1个教导营、1个野战医院，以及特务连、搜索连、军械连组成。拥有各种车辆300辆，骡马上千匹，105毫米榴弹炮12门，75毫米山炮24门，105毫米重迫击炮36门，37毫米战防炮36门，81毫米迫击炮36门，60毫米迫击炮162门，轻重机枪468挺，火焰喷射器85具，火箭筒108个，冲锋枪800枝，而且连以上均配备有线和无线两套通讯系统。此外，驻印军总指挥部还直辖3个炮兵团(每个团有重炮36门)、1个汽车团(载重汽车400辆)、2个工兵团、2个化学兵团(后改为重迫击炮团，每团重迫击炮48门)、1个坦克团。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初次作战即让日军瞠目结舌。当时，驻印军先头部队2个连进至印缅边境的于邦，遭到日军第18师团1个联队3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的围攻。在以往抗战的历史上，通常是日军1个大队就可击败中国1个师。但此时不一样了，不到1个营的中国军队竟然在1个月的时间里，顶住了号称丛林战之王日军第18师团1个联队的猛烈攻击，并在援兵到来后，一举击溃了日军。在接下来的反攻作战中，日军再也未能主动进攻。而驻印军则从印度经缅北，一路猛攻，杀向滇西，在中缅边境与远征军胜利会师。

在抗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军队始终处在弱势地位，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谓“血肉长城”就是对这种状况的写照。不过，到抗战后期，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如果不是日本迅速败降，中国新式军队的规模将越来越大；日军也将在中国更多的“玉碎”。

中国共产党抗战 篇7

中国的漫画艺术是在近代城市新兴媒体孕育下, 产生的一种新型的视觉艺术形式, 1904年3月17日, 近代城市文化的发源地上海首次出现了漫画这一摩登的名词, 是日, “《警钟日报》以“时事漫画”的栏目刊出漫画, 漫画名称在中国报刊上开始出现。”处于草创期的中国漫画散落于各种类型的报纸和刊物中, 数量较少且未能形成独立的画种, 因此并不具备深远的影响力。1918年, 沈泊尘创办了中国第一部漫画专门刊物《上海泼克》。1919年, 接踵而至的新文化运动则与漫画产生了紧密的互动, 相较于传统的文字单一叙述, 图文并茂的漫画更容易被数量庞大的市民阶层所接受, 借由新文化运动的契机, 漫画家的身份从被“旧文化”边缘的他者转换为引领“新文化”的启蒙者。《世界画报》、《解放画报》等漫画杂志相继创刊, 上世纪20年代, 上海呈现出了短暂的繁荣, 稳定、宽松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为市民文化消费提供了日益丰沃的土壤, 以报纸、刊物为代表的城市新兴传媒得以急速发展, 而借由纸质传媒向大众广泛传播的漫画也逐渐成为被城市市民阶层普遍接受并消费的通俗文化产品, 及至抗日战争爆发前, 上海的漫画专业刊物已达17种之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月13日, 淞沪战役全面打响, 上海城区顷刻沦为一片废墟, 都市商业漫画赖以生存的民营资本于战火中付之一炬, 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漫画艺术的创作面貌, 一方面, 在高涨的民族救亡旗帜的感召下, 中国漫画艺术创作家们全身心地汇入到抗击军国主义侵略这一民族主题的洪流中。另一方面, 抗战的爆发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国共双方的漫画艺术家们分别在各自的政治区域内, 用不同的视觉艺术形式表达着抗战救亡这一共同的主题。

一、国统区:激情的民族话语图解

淞沪会战爆发后, 虽然《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群众漫画》《漫画生活》《中国漫画》等漫画期刊相继停刊, 但抗战的民族热情却把漫画创作者迅速聚拢在一起。上海沦陷后, 他们依旧采用纸媒作为主要表现的表达介质, 并利用墙壁画、版画、宣传海报等更加丰富的载体形式进行抗战漫画的视觉表达。

1937年8月14日, 由中国漫画艺术家们自发组织的漫画界救亡协会就在上海宣告成立, 漫画界救亡协会汇聚了国内最顶级的漫画艺术家, 成员有鲁少飞、丁聪、叶浅予、王敦庆、张乐平、张正宇、张光宇、汪子美、华君武、蔡若虹、盛特伟、陶谋基、张文元、高龙生、张仃、万籁鸣、董天野、黄嘉音、黄尧、江敉、窦宗洛、廖冰兄、陆志庠、黄苗子、胡考、江栋良、朱金楼、沈振黄、陶今也、陈烟桥、沈逸千、张严、张英超等, 协会由鲁少飞负责, 会址设于霞飞路40号上海时代图书公司。9月20日, 漫画界救亡协会会刊—《救亡漫画》宣布创刊。每五日推出新刊, 每刊选登四到五十幅漫画及相关类型的评介文章, 总编辑王敦庆在创刊号封面的下方位置发表了题为《漫画战》的抗日檄文, 而封面的主要部分刊登了由蔡若虹绘制的一则名为《全民抗战的巨浪》漫画作品, 这幅漫画构图讲究, 蔡若虹把上半部分的中国人民绘制成一股强大的浪潮, 正在将下半部分那个孤立无援的鬼子兵溺毙, 直观的视觉语言表达出漫画家对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救亡漫画》为爱国漫画家们提供了一个为抗战宣传和动员的平台, 一直坚持出版到上海沦陷前夕。11月10日, 鲁少飞代表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在上海交通部电台作题为《抗战与漫画》的广播讲演, 号召“漫画家当前的最大任务, 要唤起我们有无限制力量的民众, 使他们坚决地认识此番全面抗战的意义”;淞沪战事的恶化迫使漫画界救亡协会经由南京撤往武汉, 《救亡漫画》则被改版为《抗战漫画》月刊继续发行, 总共出版一十二期, 武汉沦陷后, 《抗战漫画》在陪都重庆又出版复刊号, 出版三期。虽然后期因为缺乏办刊经费等诸多原因, 在出版完第十五期后, 《抗战漫画》最终宣告停办, 但它却是抗战时期唯一全国发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抗战美术刊物, 其他如张仃主编《抗战画报》《抗战画刊》, 黄新波主编《漫木旬刊》, 赵望云主编的《战地画刊》 (原名抗战画刊) , 赖少其等主编的《漫画木刻月选》等地域性漫画期刊要么只发行寥寥数期, 甚至有的只出版了一期便宣告停刊。

从题材上看, 《抗战漫画》全面涉猎了抗战从城市到乡村, 从战场到后方, 从平民到士兵, 从纪实到科幻的每个角度, 以全景的视角直观地表达了抗战的同一主题;从技法上来说, 宣传海报、速写、版画、壁画、国画、年画、装饰画等各种画法在抗战漫画创作中均有涉猎。从表现手法上则有讽刺性漫画、新闻纪实性漫画、故事性漫画的多形式表达。

叶浅予创作的漫画作品较趋于写实, 《抗战漫画》创刊号封面, 是一个头戴德式钢盔的国军士兵的正面特写, 作者以极富夸张的光线造型赋予士兵面部, 以红与黑的大面积着色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饱满的构图给予画面力量感与稳定感, 从视觉表现形式上流露出了作者强大的自信, 叶浅予的另一幅作品《杀了那个孩子吧, 让他饿死不更有意思吗》以现实的表现手法揭示了侵华日军的暴行, 画面后方两个面目狰狞的日本士兵正在微笑着谈话, 其中一人手持沾满鲜血的匕首, 画面前方则是被他们杀死的母亲和正在母亲身旁嚎啕大哭的幼儿, 对比色的运用鲜明地突出了角色特征, 而以日军的对话作为漫画题目则直观化地阐释了日军的惨无人道, 宣泄了作者对战争暴行的强烈谴责。廖冰兄则依旧延续着讽刺漫画的方式表达抗日主题, 《抗战漫画》第十二期封面《他又占领了一块地方了》以幽默诙谐的视觉表达形式讽刺了日军的得不偿失, 画面中酷似小丑形象的日本军官从头到脚裹着绷带, 面容沮丧, 他正骑着胯下那匹瘦骨嶙峋、垂头丧气的马穿过中国的土地, 《扩大春耕运动》则以连环画的形式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春耕生产, 抵抗侵略。作品中的老人、青年、孩子、农作物和日本兵都被简化成幽默诙谐的卡通造型, 人物动作夸张, 造型生动, 充满了稚趣。漫画家梁白波所作《到军队的厨房去》《责任均匀的解释》《新的长城》多是以女性的视角动员广大女性为抗战贡献力量, 画面表现上多以生活场景的形式进行表现, 绘画风格上并不注重还原比例与结构, 装饰感比较强。沃查的《总动员》和赖少其《今天是破坏与凄凉, 明天是自由与解放》则属将漫画艺术与木刻 (版画) 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战争期间, 印刷材料和设备经常或遗落或损毁, 而漫画作品的线条比较简练, 对木质雕刻工艺要求普遍不高, 将漫画艺术和木刻 (版画) 工艺结合起来, 通过木版制版来大量印发漫画作品, 有效地解决了印刷出版的设备局限, 而版画特殊的视觉表现力也大大地延展了漫画视觉表达语言的形态。

除了常见的单幅漫画外, 上海商业漫画的多格创作形式也被延续了下来。抗战爆发前由张乐平创作的《三毛系列》和叶浅予的《王先生系列》《小陈留京外史》在沪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多格漫画作品, 《逃到帕米尔高原去》的主角依然是《小陈留京外史》中的小陈, 叶浅予以六格漫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描述了小陈面对日军侵略一路逃亡, 最终死在帕米尔高原的故事, 借此讽刺了国难当头, 市井小民的自保心态。胡考所作四格漫画《日本武装侵华之发展》则以新闻纪录的形式普及了国内外的战争形势。陆志痒《你愿意做亡国奴吗?》赤裸裸地呈现了日军在占领区犯下的累累罪行。此外, 丁聪所作《从东北归来的战士》、陶谋基《侵略者四题》、沈振黄《莫躲避责任》等都是抗战多格漫画的代表作, 多格漫画把相互关联的画幅和对应的文字解说组合成完整的卡通故事, 使漫画以富于戏剧化的叙事语言呈现给观者, 是抗战多格漫画独有的特征。

《抗战漫画》是抗日战争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纸质漫画杂志, 这本期刊上刊登的漫画作品仅是抗战时期中国漫画视觉表达的冰山一角, 在残酷的战争岁月中, 为数众多的街头壁报、宣传单、漫画宣传单并没能留存下来, 但通过报刊资料上仅存的少量照片和文字描述共同反映出彼时身处国统区的爱国漫画家们, 利用手中的画笔自由地抒发慷慨激昂的视觉话语, 直观地表达着对侵略暴行的愤怒, 即便在八年抗战中最为灰暗的时刻, 国统区的抗战漫画依然从视觉话语的表达上折射出漫画家们对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 诚如战争伊始, 王敦庆在《救亡漫画》的《代发刊词》所说, “自卢沟桥抗战一起, 中国的漫画作家就组织‘漫画界救亡协会’, 以期统一战线, 准备与日寇作一回殊死的漫画战……《救亡漫画》的诞生, 却是我们主力的漫画战的发动, 因为上海是中国漫画艺术的策源地, 而这小小的五日刊又是留学上海的漫画斗士的营垒, 还不说全国几百个漫画同志今后的增援, 以争取抗日救亡最后胜利。”。

二、延安:从亭子间到工农兵的话语转换

延安的抗战漫画创作活动起步比较晚, 这在很大程度上囿于延安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 陕甘宁边区的地理地貌以黄土高塬群和绵延的山区为主, 这一带土地表层支离破碎, 干旱少雨, 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偏僻的地理位置使这片土地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 红军三大主力突破重重封锁, 会师陕北, 为土生土长的陕北农民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上海、武汉相继沦陷后, 华君武、蔡若虹、张仃、张谔、胡考这些上海亭子间的漫画家, 出于对革命圣城延安由衷的向往, 从战火纷乱的国统区历尽艰难辗转到达了陕北, 继续从事抗战漫画的创作, 世代生活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农民群众首次接触到了漫画这一新奇的艺术形式。在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前, 延安的专业画刊有《前线画报》《抗敌画报》, 还有综合性文艺刊物如《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草叶》等, 此外, 文艺作品展览也颇为频繁, 相对宽松的文化言说环境为漫画家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 华君武创作的《日本侵略者进攻海南岛威胁英法》《这就是所谓“独占东亚”》《一双魔怪的脚》, 张谔《怀着炸弹和敌人摔跤》, 丁里《希特勒吞吃捷克》《侵略者的贪欲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王良《抗战到底, 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日寇的奸谋诡计》等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来到延安的漫画家们依旧延续着都市漫画的创作风格, 绘画形式以西画为主, 讲求人物造型结构。

这一时期, 画家们通常通过暗喻、讽刺的形式来表达主题。然而, 在农村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陕北根据地, 亭子间的视觉表达形态却很难被农民所理解。华君武晚年曾回忆道:“到延安后, 洋的一套吃不开了。我在鲁艺办过漫画墙报, 在学校外面的天主教堂也办过墙报。我发现在鲁艺的知识分子中我的漫画还有些知音, 一挂到鲁艺大门外的桥儿沟街头, 农民都一扫而过, 不感兴趣。”揭露社会现实阴暗面的讽刺漫画是都市漫画的创作传统, 漫画家们也把这种表达方式从亭子间带到了陕北, 1942年2月15日, 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讽刺画展就以讽刺漫画的表达方式抨击了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不良之风, 引发了各界巨大的反响。

文艺界复杂的局面最终导致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发酵, 1942年5月23日,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明确了艺术首先服从于政治, 艺术标准应当放在第二位的评价标准, 在此基础上, 讲话指出了艺术要本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最终目的, 知识分子要在这个过程中放下架子, 竭尽所能地把农民能看得懂的通俗语言形态运用在文艺作品的创作中去。经历了讲话的洗礼, 怀揣着理想主义的延安漫画家完成了从思想启蒙者到被启蒙者的转换, 画家蔡若鸿找出他在延安创作的两幅漫画, 一幅是讽刺老红军待人接物不礼貌行为, 一幅讽刺统一战线, 并痛斥自己这是他“生活中的污点, 发誓一定要改正错误”发誓改正错误的蔡若虹从此不再进行讽刺画创作。华君武则检讨:“我曾经轻视普及, 我长久住在城市里, 受了坏影响, 所以我到现在还不能不说是眷恋马蒂斯所给我们的情调:一群金鱼, 一扇百叶窗, 一条人行道和自来水管子。到底这些我要喜欢些, 心理上长久地存留对农村生活的厌恶。”对于身在延安的漫画家们来说, 这是一次意识形态上的涅槃, 他们在抗战漫画的创作表达上开始适应工农兵群众的观看喜好, 抽象化的都市语言变成了喜闻乐见的乡村俚语, 如“卸磨杀驴”“黄鼠狼给鸡拜年”成了漫画创作的新主题, 与之相对应的画面风格和文字解说也更加简洁和直白, 漫画家们通过通俗的视觉表达, 把革命圣地延安描绘成了一座充满了勃勃生机和鱼水亲情的世外桃源, 而被延安漫画所丑化和抨击的, 除了日本军国主义, 还有一个秃头、小胡子、时而着长袍时而着军装的蒋介石, 其生动的形象意义下, 所指的则是国民党反动派以及那个光怪陆离、污秽横流的重庆。

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中国漫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原本处于自由创作的都市漫画在短时间内被聚拢在民族救亡的同一主题之下, 战时的宣传和动员成为抗战漫画的首要任务, 为此, 漫画家们走出上海的亭子间, 奔向朴实的乡村、激战的前线和坚守的后方, 漫画作品的表达也从思想启蒙的维度跨入到民族救亡的宏大叙事域。而通过对比两个区域中的抗战漫画的视觉表达形态, 不难看出, 相较于国统区慷慨激昂的直观性表达, 延安抗战漫画则更为复杂地指涉出工农兵意识形态对艺术的成功改造, 而由延安抗战漫画所呈现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微妙关系, 在时至今日的诸多红色经典动漫作品中仍旧清晰可见。

参考文献

[1]华君武.从亭子间到根据地[N].人民日报2002-5-23.

[2]蔡若鸿.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工作[J].美术, 1990 (09) .

[3]黄钢.平静早已过去了!—延安鲁艺整顿学风的辩论[N].解放日报, 1942-8-4.

[4]吴建中.老上海漫画图志[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0:250.

中国共产党抗战 篇8

一

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一共8本, 全部由生活书店出版。甚至可以说, 这是一套由生活书店主动策划完成的丛刊。1938年5月1日, 生活书店在汉口《大公报》上刊登了这套丛刊的出版广告:

抗战中的中国丛刊

长江主编

在抗战的进程中, 在前线在后方, 固然有许多可歌的事, 值得我们大书而特书, 然而也有许多可泣的事, 需要我们冷静地实行自我批判。本丛书编辑的旨趣, 就在于联络全国进步的记者, 以客观的立场, 供给各种实际材料, 以供读者研讨。

东线的撤退 长江等著 二角

在火线上 谢冰莹著 一角半

从卢沟桥到漳河 长江等著 二角

沦亡的平津 长江等著 三角

抗战中的西北 徐盈著 二角

淞沪火线上 胡兰畦等著 三角

鲁闽风云 徐盈等著 二角

瞻迂东战场 长江等著 即出[1]

简明扼要地交代了出版宗旨, 只是《瞻迂东战场》并非“即出”, 而是已经出版了。在生活书店1938年7月出版的《徐州突围》一书的书尾, 又出现了该丛刊的出版广告, 只是书名排列的前后顺序稍有变化:

长江主编

抗战中的中国丛刊

卢沟桥到漳河 长江小方等著 实价二角

沦亡的平津 长江小方等著 实价三角

淞沪火线上 胡兰畦等著 实价三角

在火线上 谢冰莹著 实价一角五分

瞻回东战场 长江罗平等著 实价三角

东线的撤退 胡兰畦等著 实价二角

抗战中的西北 徐盈著 实价二角

鲁闽风云 徐盈等著 实价二角[2]

其中, 《瞻迂东战场》改为《瞻回东战场》, 且定价明确为三角。

其实, 具体出书的时间仍与这两次广告排列的先后顺序有异。《沦亡的平津》版权页上标注为“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一”, 出版于1938年1月;《淞沪火线上》版权页上标注为“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二”, 出版于1938年2月;《瞻回东战场》版权页上标注为“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三”, 出版于1938年2月;《东线的撤退》版权页上则标注为“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四”, 出版于1938年3月。而《卢沟桥到漳河》《在火线上》《抗战中的西北》《鲁闽风云》等4本, 则仅标注为“抗战中的中国丛刊”, 其出版时间分别为1938年3月、1938年2月、1938年3月和1938年3月。可以看出, 生活书店两次广告对于书的排列与出版时间的先后顺序并不一致, 每本书的作者署名与在《大公报》上刊登的广告有一些差异。如《瞻回东战场》在《大公报》上的广告作者为“长江等著”, 而在《徐州突围》书尾的广告则为“长江、罗平等著”, 后者与出版时的署名一致。《东线的撤退》在《大公报》上的广告作者署名为“长江等著”, 而在《徐州突围》书尾的广告上署名则为“胡兰畦等著”。可以看出, 在《徐州突围》上刊登的广告因时间在后, 所以与该丛刊出版时的实际署名情况一致。显然, 在《大公报》刊登的广告文案, 是在该丛刊组稿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到齐、清、定时写作的, 大概是这套丛刊在策划时虽然大致的方向已经确定, 但一些细节可能还处于运动状况。标注丛刊具体序列的4本出版于1938年1月、2月、3月, 未标注的4本均出版于1938年2月、3月。也许是因此时形势骤变, 未及仔细定夺所致。

生活书店在《大公报》上刊登广告时, 《“抗战中的中国”丛刊》所有书籍都已经出版并与读者见面数月了。那么该丛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策划的呢?目前虽然还没有更为直接相关的资料证实, 不过, 谢冰莹当年在《在火线上》一书中, 有一篇前言性质的《写在前面》, 文末有这样一段感谢的话:“末了, 很感谢帮忙本书出版的张仲实先生陈因先生和替本书绘封面的川谷先生。”写作时间标明是“一九三七, 十二, 十八于汉口”[3]。这至少说明该丛刊的策划早在1937年12月甚至此前就已经开始了。谢冰莹在文中未向范长江致谢, 反而向生活书店的张仲实、陈因及封面设计者表示感谢, 颇耐人寻味。一般来说, 作为具体作者, 向主编致谢乃人之常情。谢冰莹何以未向范长江致谢?笔者以为, 《“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很可能是生活书店主动策划的一个出版项目, 邀范长江担任主编, 而负责具体编辑实务如组稿等工作的是张仲实等人。由于当时正处战争环境, 出版规划无法按部就班。这应该是丛刊两次广告中有些书的作者署名前后有所变动的可能原因。

二

作为一家经营有道的企业, 生活书店邀请范长江担任该丛刊的主编, 无疑是因为范长江在读者中具有相当高的影响力, 是一面含金量很高的旗帜。这里的含金量当然包括对范长江名字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效益的考量。范长江自西北采访后, 在广大读者中声誉日隆, 《大公报》的销售量也不断上升。新闻纪实类作品因其生动鲜活、富有现场感, 特别能激发各界民众的抗敌热情和英雄主义情感, 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 是抗战初期最受读者青睐的读物, 当时很多出版机构纷纷推出类似丛书以抢占读者市场, 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群众性启蒙读物出版运动。生活书店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对范长江名字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必然会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

另一方面还因为范长江与邹韬奋两人关系友好, 在政治立场上一致, 两人同是救国会的成员, 范长江写的《抗战中的党派问题》被《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拒绝后, 即将该文转送到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去发表。原本脱胎于《生活》周刊“书报代办部”的生活书店, 其宗旨和《生活》周刊一脉相承。生活书店曾宣告“本店以促进文化、服务社会”为宗旨, 并将之作为生活书店努力的总原则。抗战开始以后, 生活书店又提出了“促进大众文化, 供应抗战需要, 发展服务精神”三句口号。这与范长江的思想完全一致。范长江一直主张新闻报道要为国家服务, 他认为新闻宣传的目的, 是为了解决问题, 争取进步。因此, “我们如果只写写战报, 如张家楼李家庄一类的事件, 以为就尽了新闻记者的责任, 那是大错特错。我们必须注意到各部门, 而且要尽量研究各种新的现象, 要求得出正确的答案, 还应当勇敢地使真相能够传布。使我们每一次战争不是白打, 让广大读者接受血的教训, 作为争取下次胜利的桥梁”[4]。因此, 范长江与生活书店合作出版这套丛刊, 实乃志同道合、相得益彰之事。

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 主要的内容都是二次传播, 即将在报纸上已经发表过的战地通讯汇集后重新出版。原因之一是这些战地通讯在发表后, 因受当时媒体发行范围、渠道等条件的限制, 有很多读者难以读到, 传播效果受到不少限制, 有重新出版再次传播的必要;另外, 报纸和书籍虽同为纸质传媒, 都是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 但两者仍然属于两种不同介质的传播媒介, 而传播媒介的介质特点不仅关乎传播思想及知识的延续性、完整性, 还关乎其深刻性与广泛性, 报纸与书籍在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方面, 各有特点, 各擅胜场, 报纸时效性强, 长于传播信息, 但容量有限, 而书籍虽然时效性弱, 但容量巨大, 在传播系统的思想和知识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范长江对报纸与书籍在传播效果方面的差异很了解。他在《西线风云》一书增订版自序中就说过:“我们几位工作朋友, 抱定真切报道的志愿, 分头奔驰各战场, 但是零星发表, 很难给人以系统参考的便利, 我因为有一时期后方工作的余暇, 特按战争经过先后秩序, 编为是书。本书月前在上海出版后销行甚广, 因感一般读者需要之迫切, 乃在汉口重印, 并将山西战争全部材料加入, 欲读者能从本书中, 亲切地看出战争之演变和这些过程中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5]《“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将已经发表过的新闻文本汇辑成书再次出版, 显然是对与报纸有相对区隔的另一种传播媒体———书籍在传播效果方面的刻意挖掘和利用, 属于和《西线风云》同样性质的主动编辑行为。

三

歌颂我军民浴血抗敌的英勇事迹, 揭露敌人的残暴凶蛮, 批判和唾弃汉奸卖国求荣的无耻与滔天罪行, 总结胜利的经验, 反省失败的教训, 是《“抗战中的中国”丛刊》的最主要内容和宗旨。丛刊每本的内容和重点虽异, 但其主旨则一。丛刊中多数是不同作者新闻通讯作品的合集, 只有《在火线上》与《抗战中的西北》分别由谢冰莹和徐盈独著。

在《“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中, 《沦亡的平津》1938年1月出版, 成书最早, 收录《血泪平津》《前线忆北平》《未名湖畔忆离散》《流亡记》《杂话北方》《乱动的北平》《笼城落日记》《古城剪影》《挥泪话天津》《沦陷后的平津》《暴日铁蹄下的北平》《故都归客话“皇军”》《从北平来》等13篇通讯,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报道了北平的沦陷经过。《淞沪火线上》收录了《铁与血的斗争》《英勇的铁鸟》《军中三日记》《钢勇士》《火线上的双十节》《大战东林寺》《战场一角的鏖战》《前线两昼夜》《走向东战场》《在北新泾火线上》等10篇战地报告, 其中胡兰畦的《大战东林寺》叙述生动、具体, 可读性很强, 当时在报纸上发表后产生过较大影响, 受到过范长江的热情称赞。《瞻回东战场》则收录了《忆夜战场》《乍浦到浦东》《南翔归来》《难民的行列》《沪太路上》《从上海到苏州 (一) 》《从上海到苏州 (二) 》《在苏州》《战云弥漫的天堂》《敌机轰炸中的苏州》《无锡三周间》《救亡演剧在常州》《九十六架敌机袭京记》《在桥》《嘉兴六日记》《“天堂”一角》等16篇通讯报道, 其中部分是集体署名的作品, 很有典型性。《东线的撤退》收录了《闸北孤军退出记》《火线上的妇女割杀队》《模范军人———尹团长》《告别上海》《绕行江北》《感慨过金陵》《江行杂感》《上海书简》等8篇通讯作品。

《卢沟桥到漳河》收录了《中原杂感》《卢沟桥畔》《保定前方》《保定以北》《平汉前线》《保定以南》《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保定抗战经过》《漳河安阳的形势》《漳河线的防御战》等10篇文章, 报道了抗战初期河北和河南境内战场的情况。《卢沟桥到漳河》的书名可能前后有变化, 因为该书版权页上的书名标为《从卢沟桥到漳河》。谢冰莹的《在火线上》, 除了《写在前面》属交代写作缘起的“前言”类一文外, 共收录了《中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往那里逃》《血的故事》《血战金家宅》《战地情书》《“绝对不作俘虏”》《伟大的战士》《地狱中的天堂》《一个悲惨的印象》《苏州城的火焰》等11篇通讯。谢冰莹据称是中国第一个女兵作家, 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 抗战爆发后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 赴前线参加战地工作, 写下《抗战日记》等著名作品。《抗战中的西北》为徐盈的个人作品集, 除有《西北大势》“代序”一篇外, 另收录《西兰风霜》《最近的兰州》《死亡线上的喘息》《踏上甘新公路》《宁青消息》《回教徒在甘肃》等6篇旅行通讯, 有《中国的西北角》的风采。《鲁闽风云》收录《今日的山东》《鲁东风云》《三个月来的济南》《金门惨象》《陷落时的金门》《金门沦陷的前因后果》等6篇通讯。

《“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不仅刊有范长江、孟秋江、方大曾、邱溪映、胡兰畦、谢冰莹、老舍、陆诒、徐盈等人的作品, 还有来自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亲身经历的记录, 例如《瞻回东战场》一书就收录了救亡演剧队著名演员王莹的《从上海到苏州》《在苏州》两篇通讯, 该书中还收录了署名“救亡演剧队第四队”的《无锡三周间》一文。这些文章虽然多为片断, 但集合起来就全面记录了抗战初期中国各个战区的战况, 其中充满了血与火、英勇与悲壮, 大多文笔细腻, 现场感强, 犹如一部中国抗战初期的史诗, 具有强烈的感染和震撼力量, 因此, 丛刊出版以后, 社会反响热烈, 应读者要求加以再版, 如《瞻回东战场》于1938年5月再版, 《卢沟桥到漳河》也于1938年9月再版等。

编辑《“抗战中的中国”丛刊》是范长江1937年底至1938年初一项重要的工作, 其编辑宗旨与性质与同时期的《西线风云》类似, 而工作量则有过之。当然, 《西线风云》的集纳成书基本上是范长江一人之力, 而《“抗战中的中国”丛刊》策划、组稿则多有赖生活书店张仲实等出版工作者的协助, 但范长江无疑在该丛刊的出版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且该丛刊共收录了范长江的9篇文章, 除徐盈、谢冰莹外, 是文章数量最多的一位作者。该丛刊的及时出版, 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 激励了无数读者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中去, 从而起到了启蒙民众、服务抗战的巨大作用。

摘要：抗战初期, 由范长江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 包括《卢沟桥到漳河》《沦亡的平津》《淞沪火线上》《在火线上》《瞻回东战场》《东线的撤退》《抗战中的西北》《鲁闽风云》等8部通讯集, 是范长江与生活书店志同道合的合作之举。歌颂军民浴血抗敌的事迹, 揭露敌人的残暴, 批判汉奸的无耻罪行, 总结胜利的经验, 反省失败的教训, 是丛刊的主要内容。该丛刊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有些单本再版以满足读者需要。

关键词：范长江,“抗战中的中国”丛刊,社会影响

参考文献

[1]抗战中的中国丛刊 (广告) [N].大公报, 1938-05-01 (1) .

[2]抗战中的中国丛刊 (广告) [M]//.徐州突围.汉口:生活书店, 1938.

[3]谢冰莹.写在前面[C]//.在火线上.汉口:生活书店, 1938.

[4]范长江.战时新闻工作的真义[C]//.范长江新闻文集 (下)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803.

浅析抗战时期中国革命歌曲的意义 篇9

一、革命歌曲唱出了民众的声音

抗战期间,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除了疯狂的烧杀掳掠、强抓壮丁、奸淫妇女外, 还进行毒气战、细菌战以及虐待劳工、战俘等, 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在抗日救亡歌曲中多有控诉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以及这些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活困苦、流亡他乡、无家可归的苦难境地。此类歌曲有《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保家乡》、《流浪之歌》、《有家归不得》、《九月的夜》、《流民三千万》、《嘉陵江上》、《思乡曲》、《上海农民歌》、《铁蹄下的歌女》、《国难歌》、《新凤阳歌》、《你问我的家乡吗》、《离家》、《莫提起》、《忘不了》、《黄河之恋》、《白云故乡》、《长城谣》、《黄水谣》、《黄河大合唱》等等。

《松花江上》是1935年, 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张寒晖创作的。1931年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 张学良电报命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要保存实力, 不与日本关东军产生正面冲突, 消极对待其挑衅, 致使中国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 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在西安, 音乐家张寒晖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了几十万东北军士兵和人民流亡的场景和悲痛的声音。他到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 与他们攀谈, 听他们对失去故乡、失去亲人的思恋, 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在此基础上张寒晖创作出了《松花江上》的歌词, 并写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

“西安事变”爆发之前, 西安的一些爱国志士去临潼请愿途径十里铺, 张学良将军前来劝导这些爱国志士不要去临潼, 怕有危险。这时, 有人唱起了《松花江上》这首歌:“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 流浪……”歌声凄凉悲壮, 肝肠寸断。张学良将军心情沉重的对大家说:“请大家相信我, 我是要抗日的, 我在一周之内, 用事实来答复你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首《松花江上》, 对张学良将军下定决心抗日和“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7年的除夕, 周恩来同志在发表的《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也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 真使人伤心断肠。”上个世纪60年代, 周总理还指示要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由此可见, 当时这首歌曲在中国民众当中的流传程度和对老百姓心理起到的积极作用。

《大刀进行曲》充满了对侵略者的愤怒之情和满腔的仇恨, 体现了中国广大的抗日民众在抗战期间的英勇斗争和牺牲精神。“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意味着全国抗日战争吹响的号角, 面对着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 无畏的中国军队奋起杀敌、浴血苦战, 誓死保卫家乡。日本侵略者把主要作战对象定为人员较为齐整、装备相对齐备的国民党军, 同样, 国民党军也就担负起了抗击日军进攻的正面战场。后来, 日本侵略者对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也积极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 有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斗争, 使得中国人民最终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大刀进行曲》反映了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的这段历史。

二、中国革命歌曲的意义

历史是一种灵魂, 是当时精神的给予。推动历史学研究的动力, 是来自于当代人的情感, 因为历史的生命来自于我们对认知事物的理解与探索。过去的文献、遗迹、事实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关注, 正是因为这些产物还符合当代人的生活需要。在这一点上, 其在音乐史上的表现尤为明显。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同时也激起了绝大部分音乐创作者的爱国情绪, 激励着他们创作出大量高质量的革命歌曲, 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去真实的反映中华民族不愿做亡国奴、奋起反抗的革命呼声。作曲家们创作每一首抗日歌曲的具体起因不尽相同, 创作的时间创作和创作的地点也各不相同, 但正是因为这些作曲家们有着强烈的国家责任感, 才能成为历史再现的宣传者与时代精神的歌颂者。

时至今日, 一些抗日救亡歌曲一直是人们传唱的经典歌曲, 因为它们的境界已经超越了艺术本身, 是中华民族灵魂的体现, 是伟大民族精神的体现。像聂耳、冼星海等一大批音乐革命家的曲目至今仍被传唱, 且影响广泛。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旋律简洁、朴素、明朗, 节奏鲜明 , 大众性强。这些作品由于创作在抗战时期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 作曲家们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他们将听到的看到的融汇到自己的艺术作品中, 使它们成为音乐的武器。通过这些作品去揭露, 去呐喊, 去表达广大民众对抗日救亡的迫切愿望, 因此作品成为了历史与时代精神的宣传载体。特殊的时期使艺术家们把对入侵者的仇恨转化为更富有内涵的创作源泉与激情的创作灵感, 从而使这些歌曲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感, 这正是中华民族抗日民族音乐渊源流传, 并对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真谛所在, 富有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结语

任何外力都阻止不了这些抗战时期歌曲的流传, 因为他们是与每个中国人内心流淌的血液共存的歌曲, 都有其特有的故事与背景, 都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都是抗战历史的见证。中国近现代不同阶段的每一首抗战歌曲, 每一个音符都浓缩了共产党艰苦的奋斗历程, 见证了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黎明的光辉历程。抗战时期的歌曲是中华民族近代音乐史上极为绚丽的篇章, 题材具有集中性、作品数量众多、创作的速度飞快, 流传范围广泛、演唱者的热情高涨, 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超过了中国文明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状况, 堪称历史之最。这些抗战时期的革命歌曲已经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回忆, 让历史从不同的角度去再现不同阶段的社会变迁和革命者的精神风貌。作为后人, 我们应该在这些革命歌曲中体会到历史与现实的差异, 同时也感受到两者产生的共鸣, 从而形成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摘要：中国现代历史走了一条充满血与火的战争之路。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战争, 举国上下同心协力、万众一心, 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 赢得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胜利。在中国现代革命战争的不同时期, 始终在革命战争的空中回荡的和终为革命军队和人民高唱都是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音乐和革命歌曲。在中华民族近代音乐史上, 抗战时期的中国革命歌曲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且极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当时受其大环境以及国情的影响, 作品创作的速度飞快, 创作题材也非常集中, 作品数量多如牛毛, 在老百姓间流传的也非常广泛, 歌咏规模非常浩大, 无论是歌唱家还是普通民众的演唱热情都非常高涨, 这些现象在中国民族近代音乐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也超过了中国文明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时期, 堪称历史之最。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近代革命歌曲,救亡

参考文献

[1]冯长春.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思潮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2005.

[2]余文博.新音乐运动之研究[D].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2007.

[3]苗向阳.抗战歌曲及其对八年抗战之影响[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6, 01:63—66.

[4]谢霓.民族的呐喊——抗战歌曲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J].大众文艺2011, 02:25.

中国共产党抗战 篇10

一、美国邀请中国学者赴美考察之缘起

卢沟桥事变后, 平津失陷, 淞沪、忻口会战后, 南京失陷。日本军队肆意破坏、蓄意掠夺中国的教育机构, 给中国教育事业带来巨大损失, 大批高校被迫内迁到相对安全的中国西部地区, 随迁的大批知识分子颠沛流离。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不顾民生多艰, 操控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命脉, 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教会大学都深受影响。内有金融危机, 外有侵略者的无情打击, 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 专家学者生活窘迫, 他们中有些人选择从事一些与专业不相干的兼职赚钱养家, 放弃了学术研究。

费正清是著名中国学家, 战时在美国情报协调局工作, 负责在中国收集情报, 亲眼所见学者们过着潦倒的生活, 而许多人都是他的老朋友。他由衷表示:“教授们如此赤贫, 使我为之震惊”, “他们在顽强地战斗”, 但长此以往, 学者们必将在“思想和行动上都逐渐软弱下去。”学者、教师和学生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 依靠政府微薄的资金过着贫穷的生活, 他们除了服从之外, 别无选择。费正清的夫人、文化关系司官员费慰梅形容重庆“是一个贫民窟, 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1]153当时英国也在和美国争夺对华文化交流的机会, 费正清趁此机会写信给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等人汇报情况, 希望能够引起美国的重视, 给予中国学者实质性的帮助。费正清在信中表示:“这里的英国人比美国人活跃得多……西南联大的原清华教授们, 都是美国留学生中的精英, 在中国学术界处于顶尖, 而现在却在精神、肉体两方面都处于饥馑状态。”然后他又对中国学者之于美国的利益进行了具体阐述。费正清表示中美之间“思想融通和技术交流同等重要”[2]478, “这些在美国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 无论思考、言谈、教书都和我们一致, 他们是美国在中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部分利益。”[3]195

个人情感驱使着费正清的良知, 但是要打动美国的对华政策制定者, 必须要凸显出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他在信中突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之于美国的重要性, 以及英美对中国文化利益的争夺。同时, 他还强调了西南联大中清华大学的作用, 因为那里有他的好友金岳霖、林徽因夫妇等人。这封书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加上费慰梅的积极运作, 美国国务院制订了具体方案, 决定邀请中国学者赴美考察。并于1942年10月4日初选了中国的六所大学。

二、赴美中国学者与中美文化交流

中国学者在美国均取得了显著成就, 他们或潜心钻研、或与美国各个机构结成科研团队、或实地考察、或为撮合两国间专业学术交流而努力。

第一批赴美学者共6名, 他们是西南联合大学的金岳霖、武汉大学的刘迺诚、浙江大学的张其昀、中央大学的蔡翘、云南大学的费孝通和四川大学的萧作梁。1943年8月5日, 第一批学者到达美国华盛顿后, 张其昀被安置在哈佛大学, 蔡翘、金岳霖、费孝通和刘迺诚参加了芝加哥哈里斯基金所主办的中国问题讨论会。讨论会记录被公开出版, 名为《自由中国之呼声》, 主要内容是与会学者的发言记录。如:刘迺诚对战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展望;蔡翘对中国人民缺乏营养的担忧;金岳霖提出的世界性国际秩序计划;费孝通论及昆明的社会问题等。这些问题都触及了战时中国或世界的一些要害。

费孝通是最活跃、成果最为丰富的人物。在美期间他致力把既有成果译成英文, 并积极和纽约、芝加哥, 剑桥大学的美国科研团队接触, 双方都乐于通力合作。在美国他公开出版了两本书, 一本是《局限于土地的中国》, 是他在农业方面的研究成果;另一本是在城市调查基础上写就的《中国进入机械化时代》。他还为同事和协助研究的学生争取奖学金。此外, 费孝通还为昆明的报纸每周写一次《美国来信》。这一系列信件后来合订成书用中文公开出版。

1944年, 第二批学者踏上了赴美考察的征途。他们是南开大学陈序经、南京大学校长陈裕光、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中央研究院的汪敬熙、西南联大的杨振声、岭南大学容启东。代表人物是萨本栋, 他在美逗留期间, 撰写了《交流电动机基本原理》, 该书得到了美国同行们的一致好评。后来萨本栋还将该书赠送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本, 他在扉页写出感言:“在你们的不懈努力下, 中美人员交流事业产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对美国科研机构管理模式很感兴趣, 回国后他致力于采用美国模式发展中国的科研工作。同时, 英国邀请萨本栋、汪敬熙、杨振声三人进行文化项目合作, 他们于1945年7月4日出访了英国, 在此期间传来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 他们所乘飞机还掠过日本国土以示庆祝。

1945年夏, 二战刚刚结束, 第三批学者如期赴美。他们是福建协和大学郑作新、复旦大学林同济、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北平研究院严济慈、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北平师范学院院长袁敦礼。与前两批赴美学者不同的是, 他们从头至尾经历了这场残酷的战争, 饱尝了生活的艰辛。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未遭战祸的美国却是如此朝气蓬勃, 这里的一切都令他们震惊。如果说前两批学者希望得到相对舒适的科研环境, 那么第三批学者的特点是:希望深入研究美国的社会制度。陶孟和回国后作了报告, 他认为“美国拥有令人称羡的生产力。战时美国动员了所有人力资源发展国内战争工业。战争一结束, 美国就立即将其转换到和平时期的工业范式。”[4]115这个报告向中国公众传输了同时代美国的信息。袁敦礼在美国逗留了11个月, 系统分析了美国的社会组织。他认为初次到达美洲的欧洲人并未生活在部落宗族式的环境中, 他们属不同血统, 必须彼此间通力合作方能适应新大陆的环境。所以他们建立了一套合理的社会组织机构。另外, 他还发现中国的教育目的仅是传授知识, 而美国的教育则赋予学生“自力更生的能力”[5]。中美教育体制的差异堪称云泥之别, 中国式教育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及主观能动性的培养。

历史的时针指向1946年, 冷战逐渐拉开帷幕。战后世界风云变幻, 美苏不仅谋求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霸权, 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也积极展开竞争, 苏联频频邀请中国文化名人访苏。中国文化界名人郭沫若、物理学家丁西林等已成功访苏, 影响很大。美国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遂一次性邀请了9名中国学者, 他们是湘雅医学院院长张孝骞、齐鲁医学院院长侯宝璋、中央研究院竺可桢、西南联大刘承钊、金陵女子大学刘恩兰、文学家老舍、剧作家曹禺、漫画家叶浅予及夫人舞蹈家戴爱莲。美国邀请这些国际知名学者的意图, 无疑是为抗衡苏联。

中国文艺界人士在美国均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 英文名字叫《洋车夫》, 《四世同堂》的英文名字叫《黄色风暴》, 皆深受美国读者喜爱。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以及为获取更多的利益, 美国人擅自改动了《骆驼祥子》的结局, 由于中国作家的维权意识较差, 中美之间没有保护版权的法律协议, 美国人伊文·金首先将老舍的作品注册, 获得著作权, 并不经允许删改其作品, 同时继续翻译老舍的另一部作品《离婚》。老舍心怀不满, 据理力争, 金威胁老舍, 要与其法庭见。老舍很不满意美国人对北京话的英文译文, 他认为这样作品就失去了原汁原味的乡土意义。但毫无疑问, 老舍的作品在美国已有相当的影响力。剧作家曹禺在美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他的著名剧作《北京人》在丹佛大学艺术学院和百老汇成功出演。他认为应该向美国多提供一些当代中国的剧本, 这样美国人才能对当代中国戏剧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 美国相关社会团体热烈欢迎了叶浅予夫妇。1947年1月19日, 《国际先驱论坛报》访问了叶浅予, 引用了他的几幅素描。“美国艺术家联盟”在纽约为他举办了个人画展, 戴爱莲也在美国举行了舞蹈专场演出。

在第四批赴美学者中, 最具实践能力和吃苦精神的应属地理学教授刘恩兰。她对中国川西原住民做了深入研究, 认为有必要将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原住民在人类学的角度上作比较研究。1946年她抵达美国新墨西哥州, 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了许久, 还观看了“霍皮人”的蛇舞。不幸的是, 她在1946年10月的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张孝骞的社会活动能力较强, 他和哈佛大学等频繁沟通, 希望某些美国医师来华与中国医学家合作, 建立“一个自由化、国际化的人才交流模式。”[4]117

1946年, 马歇尔赴华负责调停国共矛盾, 文化关系司建议趁此机会邀请解放区的学者赴美考察。马歇尔表示赞同, 征得了周恩来的同意后, 马歇尔与费慰梅等人亲赴张家口。中共对此计划态度较为积极, 并选出四名学者:周扬、欧阳山尊、聂春荣和陈凌风。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 共产党学者申请的护照皆被拒绝。

赴美考察的中国学者追寻着他们的学术研究之梦, 尽管他们在美国发挥了专业优势, 但他们更希望自己的祖国制度完善、繁荣昌盛。张其昀说:“对于外国批评我国之言论, 至为关怀。”[6]他在美国曾与胡适商议, 要让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脱离政治, 恢复学术独立。费孝通迫切希望祖国早日富强, 他说:“我怎能不心急呢!我们这一代处在历史的考验里!”

三、对美国邀请中国学者计划的历史分析

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四批赴美考察的中国学者进行综合分析, 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第一, 美国邀请的都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赴美学者多为大学校长、系主任等学科领军人物, 美国意欲拉拢他们, 借其口宣传美国的社会制度、民主理念;第二, 教会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学者所占比重较大。西南联大60%的教员都有留学欧美背景, 其中清华大学曾是培养“庚款”留美生的预科学校, 而教会大学也是解放前在华传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排头兵;第三, 战时美国对华文化政策的重心是输出民主。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政策, 是由该国的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美国邀请的文科学者数量占有绝对优势, 而这些优秀的文科学者则是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的最佳载体;第四, 战后美国的对华文化政策从输出民主变为文化意识形态的对抗。对外文化政策的转变要以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为基础, 二战胜利就是美国对华文化政策转变的分水岭。第四批赴美学者并不限于科研机构, 美国还邀请了若干文艺界人士, 希冀通过此举拉近中美两国人民的感情。因为中国文艺界人士频频访苏, 在冷战的历史背景下, 对美国是潜在的威胁。

抗战时期中国学者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显著贡献, 但这一切都是美国控制主导, 中国被动响应。1942年1月29日的美国对华关系文件已经表明态度, 对华文化援助的实质即是“提高中国士气”, 让中国在东方战场牵制日本军队, 进而实行“先欧后亚”的军事政策。当然, 对华文化渗透也是政策的一方面。具体分析美国邀请四批中国专家的特点, 截取各时期的横断面和纵剖面, 能够发现美国在战时和战后对华文化政策出现的明显变化, 这种文化价值观的转变, 是与美国对外政策及国家利益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1]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2]Frank Ninchovich, Cultural Relations and American China policy, 1942-1945[J].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9, No.3,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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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hinese Educator on U.S.”]J].The Peiping Chronicle, Aug.18, 1946.

抗战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篇11

作者强调，当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时，怎么能不先了解影响它至深的这段历史！他认为西方国家低估了中国在反轴心国战争中的作用。中国是1937年第一个面对轴心国攻击的国家，比英国和法国早了两年，比美国早了4年。中国政府和人民不顾一切、“抗战到底”，终于战胜强敌，证明新闻记者和外交官一再唱衰中国，认为中国必将灭亡的预言完全错了。直至珍珠港事件，中国有4年多的时间是孤军奋斗、力抗日本。此后4年，同盟国能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节节胜利，有相当大部分基于中国与日本缠斗不休。

作者表示，如果我们希望了解中国在今天全球社会的角色，我们就必须提醒自己，这个国家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进行的悲剧的、巨大的斗争，不仅是为它本身的尊严和生存而战，也是为了全体盟国、不分西方及东方的胜利，迎战历史上最黑暗的势力。

下文选自此书的部分章节。

1939年 5月3日，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晴空万里，天气已经热得令人汗流浃背。中午时分，《新民报》记者张西洛正准备要吃午饭。码头上，苦力忙着从停在长江边的船只装卸箱子。旅客从船上下来，立刻被数十个一拥而上的轿夫给吓坏了。重庆以“山城”著称，如果口袋有几文钱，最好还是让轿夫把你从江边沿着陡坡，抬到上城。

市场上小贩和顾客讨价还价。顾客人数已创下本市有史以来的纪录。1937年11月，在日本发动侵略几个月之后，国民政府宣布它已守不住首都南京而移驻重庆，重庆因而成为临时首都。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向西逃亡，重庆人口为之膨胀。1937年人口未满50万的这个城市，8年之内人口倍增。除了巿场拥挤喧嚣之外，用泥土和金属管搭盖起来的丑陋、草率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英国领事馆在屋顶上张开一面英国国旗表明中立身份，提醒来袭的飞行员

张西洛坐下来正要吃饭，突然间响起警报。他回忆说：“我顾不得吃饭，立刻起身往金塘街报馆的防空洞躲。”张西洛很幸运。他藏身的防空洞是该巿最先进的防空洞，由政府防空局所盖，内有电灯、通讯设备，也备有食物和饮水。城里许多穷人只有草草搭盖的避难所，几乎没法顶挡天降的强震。有人后来回忆自家的情形，“空袭警报一响，全家十几口人只能往桌子底下躲。”

重庆的英国领事馆在屋顶上张开一面英国国旗，表明中立身份，提醒来袭的飞行员。但是即使这些享有外交特权的人士也不能保证安全无虞。不久之前，一架日本轰炸机轰炸自来水厂，把附近的外交官建筑也炸了。

12点45分，天空开始出现黑点，36架敌机。它们迅速变大、变响亮。日本海军可以从中国占领区机场，派出九六型地面攻击飞机，加满油一口气可飞1000公里。

张西洛从防空洞里听着飞机引擎声。起先他听得出来中国空军数量少得可怜的战斗机升空迎战。不久之后他听到炸弹往下投，然后中方高射炮开火。空袭进行了整整约一小时，解除警报在下午2点35分响起。

张西洛走出防空洞，查看损失情形。全城上下，从码头到住宅区全给炸翻了，变成一片废墟。破坏之甚使得幸存的建物变成十分突兀：某个十字路口，几间银行屹立在一望无尽夷为平地的废墟中。即使过了好几个小时，天都黑了，全市仍可听到呻吟、求救的呼唤。张西洛说：“真的不忍听啊！”他采访了伤者和死者亲友，然后赶回报馆发稿。

重庆大轰炸，躲不过的惨烈灾劫 那恐怖的一天只是往后数年的一个缩影

次日，5月4日，张西洛正在公园和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谈话。他们看到一位妇人哭泣，她和丈夫及小孩来不及躲进防空洞，她丈夫当场被炸死，两个小孩负伤。她哭号：“日本鬼子为什么不把我们全炸死啊？我们今后要怎么活呀？”

多年后，有个男子回想那恐怖的一天：空袭时，这名男子的父亲正在和一群工人讲话。一声巨响后，就在他眼前，几个工人“变成血淋淋、飞天的肉块”。男子的母亲提到另一起更惨的故事：在一座大型防空洞，黑暗中大家急着往里躲，许多人一失足跌倒，竟然被活活踩死。

但是，重庆还未躲过灾劫。5月4日下午警报再度响起。傍晚5点17分，27架日本飞机出现，开始再度轰炸重庆。有位幸存者回忆说：“就好像坐在小船上，一直动荡。外头弹片四射，窗子玻璃炸掉落满地……我们听见敌机隆隆作响以及机关枪扫射声。”解除警报响起，已是下午7点，张西洛所属的报馆依然屹立，可是它四周的建筑物全毁了。

5月4日空袭出动的飞机没有前一天多，但是攻击的目标更广、造成的伤亡更大。5月3日，死亡人数有673人，1608户房子被摧毁;5月4日，死亡人数达3318人，3803户房子被摧毁。许多国家的外交官、新闻记者和商人得以目睹重庆惨遭破坏。

5月3日和4日的惨烈空袭只是重庆往后数年频遭痛击的例子之一。轰炸最密集时期是1938年5月至1941年8月，大约有218次空袭动用燃烧弹和爆裂弹，造成1.1885万人死亡（大多是平民）。空袭警报成为重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位小时候在重庆长大的男子数十年后回忆说：“我这一辈子都记得耳朵里一直响着空袭警报声响;我这辈子只记得美丰银行楼顶的红色空袭警报汽球。”

有些中国人从灰烬中看到希望 我们活着，我们斗争，我们胜利！

坐在重庆山顶黄山别墅里的蒋介石最有理由提防死亡和破坏的到来。他在5月3日的日记写下：“敌机四十余架，今日来渝，军委会附近投弹，市民死伤甚大也。”次日，他情绪更加激动，写下：“敌机今日傍晚来渝轰炸，延烧，实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所见之惨事。目不忍睹，天父有灵，盍不使残暴之敌速受其灾也。”

可是，有些中国人从灰烬中看到希望。中国伟大的作家老舍在空袭时就住在重庆。他和许多文化界人士一样义不帝秦，不肯住在日本占领区，来到郊区北碚落脚。他从北碚远眺，可以看到市中心的火光。老舍明白日本人选这一天空袭的象征意义。在他这一代的作家和艺术家心目中，“五四”有着高度特殊的意义。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反帝国主义的示威运动，这一天成为广泛的自由思潮的象征。这股新思潮预见中国将以“科学和民主”重建文化，这两个灯塔将拯救中国脱离政治积弱。中国的知识分子绝不会看不到1939年5月4日，正好是那一场传奇反帝示威的整整20年之后的重庆大轰炸的意义。

老舍说：朋友们，继续努力，给死伤的同胞们复仇……争取自由、解放的五四，不能接受这火与血的威胁;我们要用心血争取并必定获得大中华的新生！我们活着，我们斗争，我们胜利，这是我们五四的新口号！

中国8年抗战付出的可怕代价和重要作用 被西方国家长期低估了

大部分西方人很少听过重庆轰炸事件。即使中国人本身，事件也已湮没数十年。可是它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大故事的一部分，或许还是最不为人知的一部分。数十年来我们对这场全球冲突的了解，没有赋予中国适当的地位。如果中国被提到，它也只是小角色，在美国、苏联和英国扮演相当重大角色下，它只是个跑龙套的。

事实上，中国是1937年第一个面对轴心国猛烈攻击的国家，比英国和法国早了两年，比美国早了4年。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7日）之后，美国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中国留在战局”。中国把大量日本精锐之师牵制在大陆，这是同盟国整体战略的一个重点。由于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远比其他同盟国弱小，它自己做主的力量小得很多。可是战争依然标示中国从全球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受害人，进展到以主权国家之姿踏进世界舞台，具有更大的区域及全球责任的重大一步。

外在世界也不曾完全了解，从1937年至1945年的8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付出的可怕代价。1400万条人命、难民大规模迁徙，中国刚萌芽的现代化全毁于战火。

中国因为抗战的伤亡人数迄今仍在计算中，但是保守的估计，死者至少1400万人（大英帝国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人数各皆超过40万人，俄国死亡人数超过两千万人）。中国难民人数可能超过8000万人。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绝大部分毁于战火，如铁路网、公路建设，以及在20世纪头几十年建立的工业厂房：富裕的珠江三角洲损坏了30%的基础建设，上海地区有52%基础建设受损，以及南京80%的毁灭性破坏。

中国的抗战打垮了两个帝国——英国和日本 创造了两个新帝国——美国和苏联

谈到这场战争一定免不了人民灾劫苦难的故事：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本军队攻陷南京后大肆烧杀奸虏。1938年6月炸毁黄河河堤，替国民政府部队争取了宝贵时间，然而中国也付出惨痛代价，同胞死伤数十万人。这场在中国的战争打垮了两个帝国——英国和日本，另外创造两个新帝国——美国和苏联。

中国的抗战是在毫无胜算之下坚忍不拔、奋战到底的英勇故事。中国政府和人民不顾一切、抗战到底，终于战胜强敌，证明新闻记者和外交官一再唱衰中国，认为中国必将灭亡的预言完全错了。

中国共产党抗战 篇12

1. 关于另类英雄的特点

笔者姑且将中国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划分为完美英雄和另类英雄两大类。这种划分虽然有些粗略, 但是却能反映出观众观影过程中的直观印象。

1955年的电影《平原游击队》让李向阳这个人物家喻户晓, 1974年对这一经典进行了翻拍 (1) 。1960年的电影《林海雪原》也让杨子荣、少剑波等英雄大放异彩。还有1955年的电影《董存瑞》, 1963年的电影《红日》, 2001年的电影《平原枪声》让董存瑞、沈振新、马英等一系列英雄闪耀在观众心中。“高大全”应当是对以李向阳为代表的这类完美英雄的精准概括。相比完美英雄, 以李云龙为代表的另类英雄可就陋习缠身了。我们不妨把他们看作走下神坛的英雄。其实第一个走下神坛的并非李云龙, 而是2001年上映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这个人物打破了银幕上公式化、概念化的英雄形象, 成为了独特鲜活的“这一个”。而李云龙则是真正让另类英雄深入人心。他们与传统的英雄一样, 对祖国满心赤诚、对打仗得心应手、对战友有情有义, 但他们明明又那么不同。

1.1 就自身而言

完美英雄英勇无畏而又足智多谋, 同时又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平原游击队》中, 当松井率部包围李庄时, 李向阳泰然自若, 他判断松井必然还会使用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于是设计使得日军和伪军自己人打自己人, 克敌制胜而不费一兵一卒。同时, 他深谙毛泽东思想, 用“持久战”的观点来教育和鼓舞同志乡亲, 话语精炼, 令人信服。

另类英雄的军事指挥才能与勇气和传统英雄是共通的。但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 脾气火爆, 浑身上下草莽气十足。如《亮剑》中的李云龙, 他总吹嘘自己上过私塾, 其实没什么文化, 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李云龙讲话, 特别是在战场上, 几乎没有不带脏字的, 如果不是他穿着军装, 你会误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土匪。

1.2 就为人处世而言

对待战友、百姓, 完美英雄亲切友善, 待人接物彬彬有礼, 和蔼可亲。李向阳将此展现得淋漓尽致, 小兵郭小伟入伍不久, 战斗热情很高, 但由于未经锻炼, 本领不佳。李向阳让他先练急行军, 一边亲切地帮他整理行装, 一边微笑着教导他“咱们游击队不光会打, 还得会走”。而对敌人则恨之入骨, 恨不能食肉寝皮。电影《林海雪原》中, 杨子荣与小炉匠在众土匪面前争锋相对, 都欲置对方于死地, 最终杨子荣凭着机智沉着的对答、辩白, 将小炉匠逼得哑口无言, 并亲手杀死了这个敌人的走狗。

而另类英雄们都是性情中人, 他们对不入眼的人, 即使是战友也不与之和谐相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 当石光荣误以为胡毅也在追求褚琴时, 就和他较上了劲儿, 两人比赛骑马, 石光荣故意吹了声传达室递骒马时的口哨, 胡毅的马六根未净, 不再听主人的呦喝而前刨后蹶, 把马背上的胡毅可折磨得够呛。如若遇到旗鼓相当、意趣相投的人, 即使是死敌也会惺惺相惜。当然, 他们在原则问题上还是争锋相对的, 但感情上总沉浸在一种由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的遗憾中。如《亮剑》中的楚云飞和李云龙。抗战时, 两人一致抗日又明争暗斗, 互相欣赏也互相算计, 是对手亦是朋友。内战爆发后, 两人各为其主, 解放军攻打黄维兵团时, 二人兵戎相向, 两败俱伤, 病床上的楚云飞惦念着李云龙的安危, 李云龙也没有忘记楚云飞。

1.3 就大局观念而言

完美英雄克己奉公, 坚决服从上级的统一指挥, 为了集体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1955年电影《董存瑞》中, 董存瑞为了完成炸毁敌人暗堡的任务, 抱着炸药包冲到桥下, 在找不到支架的情况下, 他毅然用手托起了炸药包, 用自己的牺牲换来战斗的胜利。而另类英雄们则有些任侠使气的意味, 不断上演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戏码。《亮剑》中, 日军山本部挟持李云龙的新婚妻子秀芹占据了平安城, 李云龙未经请示就擅自发动了战役, 牵一发而动全身, 使得大部队不得不调整了整个战略部署。

1.4 就感情问题而言。

传统影视作品很少涉及英雄的感情问题。在《平原游击队》中, 我们不知道李向阳的妻子姓甚名谁。而且, 《红日》中虽然刻画了将军沈振新的妻子黎青, 但是两人聚少离多, 经常通信互相鼓励, 共同树立胜利的信心, 更像革命战友。当然, 战争环境是很大的原因, 但是这也反映出创作者着实不肯在此处多费胶片, 因为他们觉得儿女私情会让英雄的光辉形象打折扣。

而另类英雄的感情世界可就丰富得多。他们勇于追求自己中意的女子, 英雄亦有侠骨柔情, 革命的年代亦有爱情的萌动。广场上褚琴活泼的舞姿和灿烂的笑容吸引了石光荣, 他马上就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 手段虽然生硬, 却有着一股憨直质朴之气, 婚后两人吵吵闹闹, 却终是相濡以沫。

以上是从两类英雄人物给人的直观感受上进行的对比分析, 笔者发现这两类英雄同而不同。但这一现象体现出英雄人物塑造理念怎样的转变呢?

2. 关于另类英雄的塑造

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思想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 影视行业打破以往公式化、概念化的古板模式讲求创新, 因此, 银幕上出现了一大批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 抗战题材影视作品的突破更是引人注目。笔者认为在另类英雄风行银幕的旋风中, 除了欣赏英雄形象本身的变化外, 更应关注塑造英雄人物理念的嬗变。

2.1 使性格更加丰满

鉴于影视与文学关系密切, 有互通之处, 此处借用福斯特在其著作《小说面面观》中的观点。福斯特将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扁平人物着重突出人物某一种典型性格, 而圆形人物则不然, 多面的性格要使人物丰满、立体得多 (2) 。因此, 传统英雄是扁平人物, 他们是被当作楷模而塑造的, 似乎是神坛上的神像供人膜拜。那么他们唯一要做的, 唯一能做的就是高大全。但这未免使人物显得单薄而缺乏深刻性, 高高在上而让人难以接近。

创作者们赋予了新的英雄们更加丰满的性格, 有优点, 亦有缺点, 性格中那些否定性的东西经编剧和演员创造性的发挥似乎令人印象更加深刻。李云龙虽粗俗却是真性情, 姜大牙虽粗野却透着憨厚, 石光荣虽霸道却显得天真。这些饱满的人物走下神坛, 走到人们中间, 他们不再是仅供瞻仰的人物, 人们敬佩他们的卓著功勋, 却也可以笑侃他们的粗言俗语、陋习丑态。这是英雄人物塑造上的突破。

2.2 使生活更加真实

使生活更加真实, 笔者认为主要从世俗情境、世俗感情和世俗语言三个方面体现。影视人物必须有一定的情境为之提供活动的舞台和因由。传统影片的情境设计非常简单, 要么是英雄向围坐的战友宣传共产主义, 要么是英雄在战壕里沉着指挥战斗, 要么是英雄来到群众家中, 军民鱼水情深。图片化的情境中, 英雄人物的言行也受到制约, 生活气息也不够浓郁。创作者们以此为突破口, 加入了更多生活气息浓厚的情境, 让英雄们走近百姓。《亮剑》中, 李云龙表扬张大彪在对抗坂田联队的战役中表现突出, 请他喝酒, 说着将自己的一碗酒递到他的手中, 张大彪一饮而尽, 李云龙心疼地抢过碗, 大声说:“你小子也太实在了, 给你喝你就喝光了, 客气话不会听啊!”张大彪一本正经地说:“团长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做人要实在吗?”李云龙听罢笑骂道:“你个小兔崽子!”这个情景充满了琐碎的生活气息, 很好地反映了李张二人融洽的上下级关系, 这远比李向阳亲切地握着区委书记老张的手说:“我们是革命的好同志!”要传神动人得多。

爱情是世俗感情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其实侠骨柔情不会遮盖反而会增加英雄形象的感染力。自私狭隘等一些世俗感情的加入也是值得关注的, 这里不仅是指在塑造英雄人物这一个体上, 而是展开到英雄人物成长的大环境中。同志们之间不再一团和气, 也有不和谐的音符出现, 这个不和谐的音符不是那种是非易断的忠诚还是背叛的敌我矛盾, 而是人性灰暗的一面。例如《历史的天空》中, 麒麟山的领导层在处理“不听话”的姜大牙的问题上意见不合, 万古碑提出秘密处死姜大牙, 以防止他日后不服管束而惹出乱子, 因为他不满姜大牙一直纠缠自己的意中人董闻英, 不好直说, 便想借机除掉他, 如此人心险恶, 不和谐却也真实。

关于世俗语言, 不管是那些粗话、脏话还是那些顺口溜、俏皮话都让人觉得活灵活现, 风趣幽默, 大大不同于以往影片中那种教条式的、朗诵式的语言。

2.3 使配角更加鲜活

新中国初期的文化事业一直受“三突出 (3) ”观念的影响, 不仅文学作品, 影视作品也是如此。英雄的光芒太亮了, 以至于把其他人物都遮盖了, 本来是“群英会”却变成了“独角戏”。创作者们希望通过加强配角的塑造来克服这一点, 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英雄身后的女人和英雄的对手。英雄身后的女人不再默默无闻, 她们有思想、有个性, 她们是橡树身边的木棉, 作为一棵树的形象和丈夫站在一起。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与石光荣拌了一辈子嘴的褚琴, 《亮剑》中大胆示爱的秀芹, 优雅真诚的田雨都令人过目不忘。英雄的对手也不再实力雄厚而头脑简单, 他们拥有卓越的才智和丰富的内心,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敌人。如《亮剑》中的楚云飞, 《历史的天空》中的石云彪, 《雪豹》中的竹下俊, 让人在敌视中不得不夹杂着一丝敬佩和同情。

以上分析的三种方面虽然着力于不同的范围和层次, 但都体现出抗战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理念中现实性的加强。

3. 关于另类英雄的思考

自2001年《激情燃烧的岁月》播出以来, 以另类英雄为主角的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 风行全国。观众们激动地称他们为草莽英雄, 由此我们就可以说, 这些另类英雄就是时代所呼唤的、观众所追寻的吗?这些另类英雄的塑造理念就是创作者们应该奉为圭臬的吗?笔者认为应该持谨慎的欣赏态度。

另类英雄的出现带来了正面人物塑造的突破, 使之走出了程式化、脸谱化的困境, 其优点毋庸置疑。李云龙、石光荣、姜大牙、李大本事 (4) 等为观众所津津乐道, 使观众们铭记历史, 在浓厚的兴趣中接受爱国主义的熏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背后所蕴藏的思想隐患。

首先, 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 人们总说, 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我们对那些从前建构在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东西进行重新审视, 重新判断, 不再为主流思想马首是瞻。于是那些完美英雄遭到了质疑, 甚至反感。因为观众已不再满足于顺从地朝神坛膜拜。另类英雄应运而生, 他们走下神坛, 他们去掉身上的光环, 似乎只是身边那个有两把刷子的普通一员, 人们摸摸下巴, 笑道:“有点儿意思。”这意味着崇高性的消解, 人们在解构英雄, 解构一个时代给我们建构的信仰。当一个人失去了需要无条件顶礼膜拜的意念, 他们的内心将会无限膨胀, 当代学者邓晓芒说中国处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而这是令人担忧的。

其次, 早在《荷马史诗》中, 我们就看到了阿基琉斯, 一个暴躁易怒、温柔善良又极度自尊的个人主义英雄。西方文明一贯强调自由与个性, 而中华传统文化历来是强调集体主义的。农业使人们不得不抱成团, 安土重迁, 用集体的力量向土地要粮, 生息繁衍。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让人们讲求孝悌忠信, 依赖氏族宗亲, 张扬个性并不被看好。新文化运动以来, 西方思想涌入, 随后的五四运动, “文革”中的“破四旧”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艺术, 西方思维在中国人中逐渐显化, 本文所探讨的越来越有个性的英雄就是一个虽微小却很实在的注脚。当今时代不是五四时期, 我们不会再大声宣称西方文明优, 中华传统劣, 但是我们却在不自觉间做着判断与选择, 长此以往, 着实令人担忧。

英雄是人类自开化以来就一直崇敬与追寻的, 它是精神的依靠, 心中的永恒, 当它在人们的意念中固化下来后, 人们便开始在现实中寻找、再造英雄。可是言不尽意, 意不传神, 现实中的或者再造的英雄始终不及心中的那个英雄, 始终无法承载心中那份沉甸甸的崇高情感, 于是英雄成为了一个可以走向而无法走到的概念。反映人们精神追求的影视作品将这一点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丰富多彩、不断发展的英雄形象, 展示着人们的追求, 也展示着人们的思考。虽然我所截取的中国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英雄人物形象的嬗变只是天地一隅, 但是一叶知秋, 这一趋势是值得关注与探讨的。

摘要：如何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一直是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创作中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李向阳和李云龙这两个英雄人物的对比为切入口, 兼顾同类题材其他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人物, 共同探讨了中国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英雄人物塑造理念的嬗变以及笔者对此进行的思考。

关键词：抗战题材,英雄人物,塑造,嬗变

参考文献

[1]卢蓉.电视剧叙事艺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2004年;

[2][英]爱.摩.福斯特.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

[3]胡智锋.影视文化前沿——“转型期”大众审美文化透视.[C].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