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共7篇）
诗史 篇1
“诗史互证”作为系统的理论在明清之际得以正式确立,对后世诗歌理论以及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自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开创了“诗史互证”的方法以来,后世学者不断加以开拓,最终将“诗史互证”作为一种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引入现代学术研究中。
最早注意到“诗史互证”方法的是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清初虞山诗派代表人物。有人可能对他的“遗民”身份表示质疑,但本文仍然将其作为“遗民”看待。第一,他曾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授编修,参加过东林党的活动。崇祯元年(1628年)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后被革职。南明弘光朝,为礼部尚书。大半生侍明和做“遗民”的,虽然晚年仕清,但时间不长,顺治三年(1646年),托病回乡。顺治四年(1647年),因黄毓祺反清案被捕入狱,其在精神上仍然是一位汉臣。第二,失节后他对明朝仍有深厚的感情,精神深处仍然自认是“遗民”。明亡以后,他创作大量诗歌,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激楚苍凉,表现了他对晚年失节是自责的。
他的代表作《钱注杜诗》,系统地运用“诗史互证”方法,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进一步考证杜诗。这是一大创举。它首次尝试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进行打通,是自宋以来,注杜诗的集大成之作。《钱注杜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字词典故的训诂,第二部分是解释诗歌的意思,考证诗歌与史实的关系。以史实阐述研究诗意,又以杜甫诗歌考证唐史,把两者有机结合,将考证本事与发挥作品原有旨意结合,更为致用。相比宋人是新的突破。关于他的创作动机,有多重说法,最为通行的观点认为,钱谦益借本书以表达对清庭的指斥,和对自己降清的忏悔。这里不再深究了。
这部用三十余年完成的《钱注杜诗》可谓作者的“心史”,它可以看作是“诗史互证”理论正式确立的标志,开一代学风。陈寅恪先生说:
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
《钱注杜诗》也有许多牵强之处,而且这种注释的方式对后世的学风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清代相当长一段时期,大凡被认为反映社会现实倾向的,都被以“诗史”论之。注诗走向了附会穿凿的歧途。可见,单纯以史论诗的方法是局限性的。
自清代中叶开始,学者们开始反思这种倾向,以此表达对当时盛行“考据之学”的不满。如毕沅就反对以纯粹“诗史”的眼光看待杜诗,他在《杜诗镜铨》中提倡读诗要复归风雅的传统。
扶轮大雅,抉草堂之精髓,求神骨于语言文字之外,而弃初得之筌蹄也;由后之说,今日杜诗之不可无注,又以风雅夐绝,迷途未远,探浣花之门户,俾端趋向而识指归,为后学示以津逮也。
他同样反对钱谦益的“诗史互证”方法,对“注杜诗”之风提出异议:
宋、元、明以来笺注者,不下数十家,其尘羹土饭,蝉聒蝇鸣,知识迂谬,章句割裂,将公平生心血迹于古人事迹牵连而比附之,而公诗之真面目、真精神尽埋没于坌嚣垢秽之中,此公诗之厄也!而注杜而杜诗之本旨晦,而公诗转而不可无注矣。
有友人株守明人笺注一册,珍为枕中秘本,谓能笺释新、旧《唐书》时事,确当详瞻,此读杜诗之金针也。余应之曰:“如此何不竟读《唐书》?”友人废然而去。
学者钱钟书多次批评“诗史”,如《管锥编》说:
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和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辩者所敢附和也。”
上述观点都反对把诗歌纯粹的当作历史来读,我认为这样的反省是很有必要的,诗歌的“诗史”功能只是诗歌诸多功能中的一种,切不可成为唯一的阅读标准,把诗歌的“比兴”牵强附会于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描述。我们必须注意到明清之际的特殊时代背景,这是一个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史书的年代,缺乏史料,诗歌自然承担起“补史”的作用。并不是每一个时代的诗歌都可作为“诗史”的。后人的这种批评,虽然不免有些极端,也不失为对当时学风的一种匡正。
以上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而言的。需要说明的是,“诗史互证”在钱谦益那里还主要着眼于文学研究,并非系统的史学考证方法,更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文与史的交互。然而,如果抛开文学意义上研究和阅读不谈,单纯将诗歌视为历史研究素材的话,则“诗史互证”的确立对后世有着不可磨灭的开拓性贡献。这里,必须提到陈寅恪先生的贡献。陈寅恪(1890-1969),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继承了钱谦益的“诗史互证”理论,将其系统广泛的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更为重要的是陈氏的“诗史互证”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史互通,在钱氏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其实,单纯就历史学研究而言,把诗歌看成单纯的史料来呈现也是可以理解的。“以诗证史”并非陈氏的创建。早在明代就有人提出所谓的“六经皆史”。六经当然包括《诗经》。如《艺苑卮言》中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也提出:“六经皆史也。”他认为六经乃夏、商、周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他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等命题。近人章太炎指出“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这里,显然都把《诗经》作为史书看。还有一种观点,民国年间,胡适、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周予同等人认为六经是史料,就像周予同所明确指出的,“我们不仅将经分隶于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可见,将诗歌看作历史研究的素材,而非文学作品来研究,已被广泛运用。如顾颉刚通过《诗经》对历史的考辩等等。但这种证史往往是单向的由诗到史,孤立的将文与史割裂开来,未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最终走向了狭隘的“疑史”。
这里要说的是陈寅恪与钱谦益的传承关系。陈寅恪作为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家,很推崇钱谦益的这种以诗歌证史的方法,将其运用在《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著作中。他力求将诗与史合二为一,开拓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柳如是别传·缘起》说:
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
陈寅恪首先将钱谦益的这种“诗史互证”方法运用到《元白诗笺证稿》的写作当中,元白诗与杜诗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同样继承了“美刺比兴”的传统。元白诗的叙事性较之杜甫更强,包含了许多中唐史的素材,可以充分加以考证和考索。如《元白诗中的俸料钱问题》等文,都把元白诗作为唐代政治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其次,陈氏晚年的名著《柳如是别传》又是“诗史互证”的一座高峰。他把钱谦益,柳如是二人的诗词作为分析明末清初史实的的切入口,进一步拓宽了诗史研究的领域。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有比较公允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把《柳如是别传》与《钱注杜诗》相较,不难发现两部书,不仅在学术方法上相近,在创作心境上也如出一辙。《钱注杜诗》是借评杜诗,表达对晚年失节后内心的挣扎,作者内心仍然希望做一个“遗民”,《钱注杜诗》是作者内心这种文化身份的表征。陈寅恪作《柳如是别传》时,已经是风烛残年,双目失明的老人了,一身坎坷无数,作者将《柳如是别传》看做是对其一生学术思想的一个总结,更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诠释。其中亦不乏夫子自道。两部书同是晚年的“沥血”,两人似乎心灵相通,堪称“异代知己”。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陈先生对钱氏“诗史互证”的进一步发展。陈氏的“诗史互证”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诗与史的转换游刃有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他着力做到文史打通,把文学和历史的研究相融汇,把古学与今学相贯通,“为不古不今之学”。
陈氏的学生胡守为评价:
先生倡导的诗文证史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以诗文为史料,或补证史乘,或别备异说,或互相证发;另一种方法是以史释诗,通解诗意。
汪荣祖也说:
其笺诗、证诗所凭借者,乃是历史的眼光与考据的方法;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披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
又如他自己所说:
今之读白诗而不读唐史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
陈寅恪“诗史互证”的科学性还体现在他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态度,较之钱氏更加充分地运用和甄别各种材料。把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诸如心理学、哲学等与朴学的传统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充分尊重中国民族语文及传统历史研究的本土特性,做到在大胆学习西方的同时,知白守黑,始终不忘民族本位,力求“四库兼通,中西融通,文史打通”,陈寅恪的“诗史互证”真正将文与史相交涉,打通了各自学科的界限,又能做到保持两学科自身独有的学科功能,有胆有识,视野开阔,却又不失极精细的考证。陈寅恪的这些努力不仅推动了我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学术与世界接轨,把“诗史互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还为中国现代民族史学的科学化、规范化建设开拓了新道路。《剑桥中国史》这样评价:把中国古代史研究引向现代的开拓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这样的评价陈氏当之无愧。
摘要：“诗史互证”是文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着重对该方法的起源和发展作了总体的梳理,突出了重要的学说,并对其学术价值作了评估。
关键词：诗史互证”,源流
参考文献
[1]方弘毅.柳如是别传探微[J].安徽文学,2013(9).
[2]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D].南京大学,1999.
诗史 篇2
唐肃宗时，杜甫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集为《杜工部集》，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他的诗自唐以来，即被公认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唐代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官僚家族 年少优游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那是一个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他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
杜甫的祖父为唐初诗人杜审言。杜审言很有才华，但恃才傲世。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擢进士第，为隰城尉。后转洛阳丞。武后圣历元年(公元698)，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却在此时得罪同事郭若讷、长官周季重，两人合谋诬陷杜审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并年十三，刺杀周季重，事震朝野。
杜审言因此不死，被武则天召入京师。又因欣赏其诗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员外郎。后因勾结张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诏回。
杜甫的父亲为杜审言长子杜闲，生母为清河东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亲续娶卢氏。杜甫由其姑母抚养长大。杜甫有兄长，早夭;三个同父异母弟及一同父异母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及他们，但杜甫极少提到继母。
杜甫青少年时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结识爱妻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30岁时，回到洛阳，在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筑就陆浑山庄，迎娶了弘农县(天宝年间改灵宝县)司农少卿杨怡之女为妻。司农少卿为主管农业和财政的副部长，与世代为官的杜甫家可谓门当户对。妻子小他十多岁，想来是一位知书达理、聪慧贤淑的女子。
遗憾的是杜甫并没有用他的大手笔为爱妻立传，甚至我们连杨氏夫人的名字也无从知晓，但杜诗中却多处提及她，虽然片言只语，一鳞半爪，但从那饱蘸深情的笔墨中，我们对诗圣背后那个含辛茹苦相濡以沫的伟大女性，还是不由得肃然起敬。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传世之作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和“三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诗史留名千古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5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浅析曹丕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 篇3
摘 要：作为建安文坛领袖人之一的曹丕，他有着非凡的文学才能，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及对文学的创新意识，使魏晋南北朝文学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风貌。他不仅创造了自己便娟婉约的诗歌风格，而且开创了中国七言诗的里程碑，并且其诗歌题材多样化，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深远，也为繁荣建安诗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诗歌在今天仍然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便娟婉约 七言诗 《典论·论文》 建安文学
曹丕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之一，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同时他还是魏朝的开国皇帝。由于他爱好文学，又是魏朝的政治领导人，因此他有着不同于一般诗人的人生经历及创作风格，但也有不同于其他统治者的文学创作特点。总之，他不局限于当时普遍的诗歌创作范本，不断探索、追求创新，创作出与众不同、丰富多彩的作品，发挥出自己的创作个性，同时表现出他对文学创作的自觉性。下面笔者就从四个方面来论说他在中国诗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便娟婉约诗歌风格的创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时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典范。这批作家以慷慨悲凉的主旋律奏响了时代的乐章，但是建安风骨不是慷慨悲凉、爽朗刚健的同义词，它还有便娟婉约的一面。曹丕诗歌风格清丽，感情婉转细腻，音调流转和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大地丰富了建安诗歌的美学内涵。然而，世人对“建安风骨”的认识并不一致。比如涂波认为“《文心雕龙》中似乎反对建安文学以‘风骨为名，相反在刘勰的一些批评话语中，建安文学风貌似乎更应被称为‘风骨的反面”[1]。建安文学从根本上是抒情的、伤感的文学，缺乏骨力，也不以刚健为主要特色，重情而乏理，显然不合风骨之义。曹丕创造的便娟婉约的诗歌风格就是建安风骨的另一面。如《燕歌行》[2]二首风格清丽，感情婉转细腻，音调流转和谐，在建安文学中很具特殊性。
这是一首所谓的“代言体”诗。曹丕站在思妇的角度，以思妇的口吻抒发思妇内心的感受，诗人体情入微，令人叹为观止。作品写了一个思妇在秋夜思念丈夫而不能成眠时的一系列内心情感和行为，极具阴柔之美。前三句写景，寄情于景，同时以景衬情，在第一时间给人一种凄清空寂之感。中间部分以对话和问话的形式抒发了内心强烈的盼归之情。思念之浓，情悲之切跃然纸上，夺人心智。结尾部分再次写景，在景物描写中点出了时间的流逝，思念的强烈。韵律方面，压“凉”的韵，给人冷清之感。犹如一支损曲那样低沉，真正做到了风格清丽、感情婉转细腻、音调流转和谐。创作出与同时代建安文人不同的便娟婉约的诗歌风格。因此真不愧王夫之所评“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3]的美名。“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燕歌行》其一）“耿耿优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仰看星月观云间。”（《燕歌行》其二）。其二是唯抒情在已，弗待于物，不假外物，直抒胸臆，不同其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曹丕用细腻婉约的笔触和明媚清丽的语言，让诗作呈现出一种清绮婉约的阴柔美。曹丕诗歌风格清丽婉约、流转和谐，这一独特的风格为建安风骨创造了奇迹，丰富了建安诗歌的风格，具有开先河的作用。
二、中国七言诗里程碑的开创
建安诗歌，总体上说境界比较开阔，自由通脱。诗歌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受到汉乐府叙事性的影响，又加强了抒情性，并向着文人化的诗歌转变。曹丕在艺术形式上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一首《燕歌行》一韵到底的七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是中国诗史上的“七言之始”，而且还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而且艺术上很完整的文人七言诗。在曹丕之前，就出现过七言诗句，如《诗经》基本是四言体，偶尔出个七言句子，但为数甚少。例“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等，很不成熟。《楚辞》是楚歌体，有七言句，但大多数都带有“兮”字，与七言诗句的格式韵味不同。汉乐府中有一部分杂言体，如《战城南》《东门行》等，其中有一部分七言句，这些对于七言诗的发展显然是有促进作用的，但七言句在那些作品中还不是主体。两汉四年间，今天被人们提到的两首全篇由七言构成的作品，第一首是汉武帝时的君臣联句，即所谓《柏梁台诗》。这首诗出于后代小说，出现很多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篇生编硬凑、堆砌敷衍的诗歌，是没有什么诗味的。第二首是张衡的《四愁诗》。诗味很浓，但东汉张衡这首诗每首的第一句还都带着一个“兮”字，还拖着一个楚歌的尾巴。因此，真正摆脱了楚歌形式的羁绊，使七言形式宣告独立的作品就不能不说是曹丕的这两首《燕歌行》了。以上论说我们可以看到曹丕学习汉代乐府，学习前人诗歌，在形式上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燕歌行》中的七言诗句是新起的形式，句句压韵，而且都是平声，格调清丽婉转，音节不免单调，这为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后来晋宋作家在曹丕七言诗的基础上模写七言，还照此继续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后来再经过南朝鲍照、萧绎、庾信等人的努力，到了唐代卢照邻、骆宾王那种隔句用韵、平仄相压的鸿篇巨制的出现，将七言诗推进了一个更深更新的发展阶段。对于后世七言诗的成功发展，曹丕的《燕歌行》两首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三、诗歌题材多样化的发展
曹丕不仅艺术形式上创新，而且他的诗歌题材多样化。这与他对文学的热爱有关，也与他对诗歌的探索和创新有关。他的诗歌题材丰富，反映的社会面广阔，善于刻画动乱时代人们的种种思想感情，特别擅长思妇诗歌题材的描写，同时他的诗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曹丕还善于总结不同作家不同作品的关系问题，如《典论·论文》就是典型。
曹丕的诗现存约40首，可以将其诗歌的内容题材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第二类是宴游诗，如《芙蓉池作诗》；第三类是冯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如《燕歌行》；第四是游仙诗，如《折杨柳行》。从中可以看出，曹丕的生活阅历和个人气质，他不遗余力地进行诗歌形式的创新，创作出如此多样化的诗歌题材，体现了作者有意识的追求和尝试。同时，也鼓舞了当时的作家群积极创新的潮流，为建安诗歌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曹丕大胆突破诗体形式的创新限制，摆脱作家固有观念，不一味追求句式整饬和严谨，根据自我抒情的需要，往往于作品中奇峰突起，神秘莫测地改变诗体形制，创作出多样化的诗歌题材。
四、建安诗歌的繁荣
曹丕以其卓越的创作实践和文学主张，谱写出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极为壮美的乐章。他一生积极创作，虽然现仅存约40首诗，可无论是诗体方面，还是诗歌题材上，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杰作。《燕歌行》首创七言歌行体，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典论·论文》总结了文学的发展史，提出了一些有文学批评的见解。曹丕在文中提出了“文气”说，“四科”八体说，文章“不朽”说等著名论断，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文学批评见解，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俭，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4]。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文气”说的产生有其文化背景。汉魏之际，人物品藻的风气极盛，“气”是品鉴人物中最常见的词之一，它的含义包括了人的道德品质、个性气质、才能智慧等多个方面。此期还喜用“气”来形容音乐与言辞。这都影响了曹丕“文气”说的形成。
曹丕提出的“文气”说，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心理和生理范畴，没有理论色彩，不同于前人们所说的气象、气格、气韵、骨气、神气等古代文论范畴，但又是这些文论范畴的重要渊源。曹丕《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气”是从“才”和“性”两方面论述作家的气质、个性及其文学风格的关系。“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显示出各自才能，如“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等，探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导致的。建安七子各自的禀气有别，个性有别，这是天然形成不易改变的，它直接影响着诗文体貌风格的差异。曹丕正是用这个理论武器来论析“建安七子”的才性与文气特征之间的关系的。他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厄》《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5]”他该批判就批判，该推崇就推崇，态度非常明确。建安七子各自禀气不同，个性不一，所以在创作上体现出来的文体风格也不一样。对于曹丕的“文气”分为“清”与“浊”两大类，清为阳刚之气，浊为阴柔之气，文气二分，他为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风格开了先河。
曹丕高度推崇文章，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认为文章是“盖文章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6]。这就是他的文章“不朽”说。是一种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的“立德、立功”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因为传统儒家也讲“三不朽”，“立言”次于“立德”，“立言”也是为“立德”服务的，文学只是用以教化的工具。而《典论·论文》是将文学不朽的价值落实到个体的人格和生命，他所推崇的文体还包括汉儒轻视的辞赋和诗歌，只不过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论述。曹丕如此高度地推崇文章作品的意义，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是非常有利于文学事业发展的。我们知道，曹丕所处的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因缘固然非同小可，但是因有了统治集团曹氏父子的重视、鼓吹和积极参与，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以他们父子为核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诗文作家，形成了所谓的“邺下文人集团”，曹丕在这篇《典论·论文》中所评论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许幹、阮瑀、应玚、刘桢），除了孔融之外，都属于这个集团。其父曹操死后，曹丕继承了曹操的职位。作为帝王，曹丕喜爱文学，他领导着建安文学的发展，这鼓舞了当时更多的文人进行创作，把诗歌发展到了第一个黄金时代。作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他团结周围的大批诗文作家，繁荣了“邺下文人集团”，为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曹丕的这篇《典论·论文》，可以说是他对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结，是他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而创作出的经典散文，代表了建安时代的最高水准，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曹丕作为帝王，作为建安时代的文人，不仅鼓舞着建安文人们创作，而且为建安时代的诗歌发展迎来了一个高潮期，并在此间创作了十分丰富的诗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建安众多优秀诗人中，曹丕是较杰出的一个，他为建安诗歌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曹丕以其独特的地位及其丰满的个性魅力，为中国诗史创造了奇迹，他非同凡响的文学领导才能，少而经典的诗作散文，不仅为繁荣建安诗歌作出了贡献，而且还为中国诗歌史留下了最辉煌的篇章，因而在中国的诗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注释：
[1]涂波：《“建安风骨”辨思——对建安文学接受史的考察》，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第88-93页。
[2]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
[3][4][5][6]孙明君：《三曹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9页，第90-91页。
胡应麟《诗薮》的诗史体系 篇4
关键词：胡应麟,诗薮,诗史,体例
胡应麟是明代复古思潮发展后期的一位学者和诗论家, 因深受王世贞兄弟欣赏而被列为“末五子”之一。胡应麟一生致力于为学、著述, 在文学、史学、目录学、文献学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尤其以论诗专著《诗薮》著称于世。《诗薮》集中体现了胡应麟的诗学思想, 并以浩繁的内容和庞大的规模成为诗论中少有的体系严谨之作。
诗歌发展到明代已历经唐代的繁荣和宋代的变化, 诗体和诗风的发展都已趋于完善, 理论家们此时已有机会对历代诗歌发展进行一个完整的描述和总结。陈国球先生说:“文学史的专籍虽然在近世才出现, 但今人所讲所述, 基本上承受了明人建立的规模, 我们最多是做一些调整的工作, 稍作补漏、扩充而已。”《诗薮》堪称这一方面的奠基之作。
第一、《诗薮》形成纵横交错的诗史架构
《诗薮》全书分为内、外、杂、续编四部分, 共二十卷。内编详述了诗体演变的过程, 外编按照历史脉络描述各个朝代的诗歌发展状况, 杂编主要是考证, 续编讲述的是明代的诗歌发展历程。其诗歌观念和主要理论主张集中于内、外两编。内编从古体和近体的各种诗歌体裁入手, 分别研究了四言诗、古乐府、七言歌行、五言律、七言律、绝句、骚赋等诗体。并着眼不同诗体的历史发展,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诗学观念;外编则自周至明, 以时代先后为次对作家作品加以评论。纵横交织、经纬相成, 胡应麟建构起以格调说为核心的中国古代诗歌史论。
与中国古代诗话松散、随意的普遍特点不同, 《诗薮》线索明晰, 逻辑性强, 分别从体裁和时代的维度对古代诗歌进行了分析, 提出重要的“体以代变, 格以代降”的诗史观。明代李攀龙的诗论中就隐约透露出史的观念, 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更分别研究了四言诗、古乐府、七言歌行、五言律、七言律、绝句、骚赋等诗体。但是他们都没形成《诗薮》这样连续清楚的历史脉络和视角, 止于对诗歌的零散体会和发挥, 体制上也随意缺乏内在的连贯性。相较之下, 胡应麟对文学现象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和思考是具有开创性和弥足珍贵的。
第二、清晰细致的诗歌发展脉络
《诗薮》外编以朝代顺序分卷, 分别叙述周、汉 (包含魏) 、六朝 (细分为晋、宋、齐、梁、陈) 、唐上、唐下、宋、元的诗歌史, 续编又补叙了明代的部分, 对每一阶段都以一章的篇幅进行详尽的描述。
胡应麟特别标榜周、汉时期的诗歌, 认为周汉的诗歌能够绝去斧凿的痕迹, 浑融一体, 成为古诗最完美的典范。
汉代以后, 魏诗有意而为、渐重俳偶, 到六朝就已经形成文盛质衰的局面了。胡应麟说:“晋宋之, ……淳俳偶愈工, 淳朴愈散, 汉道尽矣。”
虽然说“汉道”已尽, 但诗歌发展到唐代又经历了一次复兴。胡应麟从诗体和诗格两方面分析了唐诗的面貌:“盛唐而后, 乐、选、律、绝, 种种具备。”又说:“诗至于唐而格备, 至于绝而体穷。”在唐代, 各种诗体均已具备且发展完善, 诗风也酝酿成熟。唐诗风格蕴含更为全面, 精粗利钝、雄逸纤绮种种具备, 是最接近完美均衡的, 所以胡应麟认为唐诗达到了近体诗成就的极至。
基于盛极而衰的道理, 其后的宋代诗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黄、虞而上, 文字邈矣。声诗之道, 始于周, 盛于汉, 极于唐。宋、元继唐之后, 启明之先, 宇宙之一终乎!盛极而衰, 理势必至, 虽屈、宋、李、杜挺生, 其运未易为易也。”宋代诗人变唐人之所已能、发唐人之所未尽, 形成与唐诗大不相同的面貌, 但正是这些改变使宋诗在胡应麟眼中成为“野禅外道”。
在《诗薮》的框架体系中, 元代在宋代的衰败之后酝酿着第二次复兴, 给予元诗高于宋诗的肯定。究其原因在于元人纠正了宋诗的方向, 提供了使诗歌重新兴盛的契机, 使明代诗歌能够与汉唐并称。
然而, 实际上诗歌的发展是一个具体而微、绵延不断的过程, 所以胡应麟不止标识出诗歌史发展的框架和主流, 也描述出诗歌发展中的渐变和潜流。
在胡应麟看来, 即便梁、陈这样的朝代也是文学史上不可超越的部分。比如汉代诗歌, 既有商周遗留的风气, 也启发了魏晋的变化。六朝诗歌成就不高, 但已酝酿着向唐诗格律的转变。不只是朝代之间, 唐代诗歌的各个阶段也存在着以后变化的源头。由初唐到盛唐是格律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中唐到晚唐是格调渐衰的过程。宋诗的特色已潜伏在盛唐杜甫的诗歌里, 自杜甫以后诗歌才有句法可寻。胡应麟认为, 古诗浩繁、作者甚众, 虽然风格题材各有不同, 但支流原委、谱系总是暗存其中的, 时代风格的转变可以具体到每一位诗人。
《诗薮》杂编卷三至卷六还以朝代为次序叙述北魏、北齐、北周、五代十国、南宋、辽、金的诗歌和诗人。这段时期是诗歌史上最不引人注意的部分, 也不是胡应麟论述的重点, 但这段历史的叙述使诗歌史能以一个鲜活具体而完整的面貌展示出来, 从而更符合诗歌发展的原貌。正如陈国球先生所说, “他企图在对往代诗人或诗篇作最全面的探讨, 所以于人所忽略的地方, 他就特别照顾到”, 其目的无疑在于使整个诗史完整地联成一脉。
近代文学史也基本延续了这种划分。但比对于今天的文学史, 胡应麟更关照到不被注意的时期和作家。这反映了文学发展的细节, 也保存了大量的诗人诗作。
第三、《诗薮》的诗歌理论充实以大量的诗人诗作
需要注意的是, 胡应麟认为诗歌形成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原因在于诗体的发展和更替。诗体的更替以及由诗体决定的诗歌的特色使历代诗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每一种诗体的发生变化以及各种诗体的更替构成了诗歌的变化发展的具体过程。胡应麟用追源溯流的方法研究了各个诗体萌生、发展、成熟和衰败的全过程。对每一个诗体他都首先概括地陈述它的发展过程, 然后在全卷各个部分做详尽的分析, 在引用大量诗歌资料的基础上对诗人、诗作予以评述, 这使文学史以一个丰富、具体的面貌呈现出来。
《诗薮》内编基本上每一卷介绍一种诗体, 包括杂言、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绝句。比如七言律诗, 胡应麟总结说:“余遍阅六朝, 独虞子山‘促柱调弦’、陈子良‘我家吴会’二首, 虽音节未甚谐, 体实七言律也。”到唐代:“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 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 一变也。高、岑、王、李风格大备, 又一变也。杜陵雄深浩荡, 超忽纵横, 又一变也。”此时七律已经发展成熟, 而胡应麟又继续探讨钱起、刘长卿、大历十才子、白居易、张籍、王建、李商隐、杜牧、皮日修、陆龟蒙等人, 描述出从成熟完美又渐趋委弱的过程。胡应麟对每一诗体的发展过程都采用了这样的研究模式和方法, 充实以大量的诗人和诗作, 以具体的形态展现变化。
胡应麟就这样通过时间与诗体两条线索, 建构了经纬交错的诗歌史。
钱谦益《列朝诗集》评《诗薮》:“大抵奉元美《卮言》为律令, 而敷衍其说”。然而比较两本著作可知, 胡应麟在坚持复古派立场的基础上, 予以明代复古理论以系统的总结和完善。其诗歌理论的历史意义姑且不论, 《诗薮》的体制及其诗史观念对于现当代文学史的创作具有深远的启蒙意义。自六朝《文心雕龙》以来, 中国文学批评一直以诗话的形式出现, 虽不乏真知灼见, 但缺乏宏观的观照。而《诗薮》, 以庞大的体系疏理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 将诗歌作品赏析与诗歌发展史相互支撑, 成为古文论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 为后世诗歌研究提供了大体的架构和丰富的材料。胡应麟结合时代、诗体对诗人、诗风的分析点评也大量为近代文学史所引用。从这个意义上看, 胡应麟的《诗薮》不但在诗歌理论上集七子派之大成, 也是明代诗论家对中国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大成。
参考文献
[1]袁振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
[2]胡应麟:《诗薮》,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
[3]陈国球:《胡应麟诗论研究》, 香港华风书局, 1986年9月。
[4]王世贞:《艺苑卮言》, 齐鲁书社, 1999年7月。
[5]牟世金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年。
杜甫咏马诗的诗史性特色 篇5
我们可以将其咏马诗视为他“诗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想就以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为界，试着将其咏马诗分为安史之乱前、中、后三个时期来谈一下它的诗史性。
一、安史之乱前
安史之乱前，大唐帝国正处于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封建秩序井然，到处呈现着“太平盛世”的景象。此时的诗坛也受其大环境的影响，展现了一种阔大、雄放的风格，即所谓的“盛唐气象”。诗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好环境中，如沐春风，再加上年少气盛，所以此时的咏马诗也是意气风发，充满了豪情壮志。
二、安史之乱中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举兵叛乱，繁盛的大唐帝国极端衰落，民族危机严重，人民流离失所，面对国破家亡的处境，作者在此时含泪写下了一首首发人深思的咏马之作。如，《秦州杂诗》之五：
西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哀鸣思战斗，迥立白苍苍。
作者通过写马来道出自己对时局的感慨，忧国忧民，流露了内心无限的失落彷徨，充满了凄凉之感，我们知道作者仍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对其仍存在复兴的渴望。通过这一匹匹马的变化，我们可清楚感受到此时的大唐帝国已支离破碎了，诗人也由颇具浪漫气质的青年逐步走向了成熟。
三、安史之乱后
安史之乱平息后，大唐帝国经过战争的洗礼，国力遭到了严重削弱，那个昔日的“太平盛世”已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凋敝，民不聊生，到处一片荒凉。诗人不由得想到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暗自伤心落泪，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咏马之作――《白马》：
白马东北来，空鞍贯双箭。可怜马上郎，意气今谁见。
近时主将戮，中夜伤于战。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
这首诗是公元770年杜甫在衡州所作。此时，杜甫处境十分艰难，再加上国家连年战乱，民不聊生，他的内心十分痛苦。晚年杜甫笔下的`马，历经风雨，年迈多病，让人看来不免感叹世事的艰辛，此时的咏马之作更多是作者在为自己、为人民、为国家而弹奏的一首首凄惨的旋律。
例谈张问陶题壁诗的诗史意义 篇6
关键词：张问陶 题壁 意义 诗史
张问陶题壁诗的影响很大，尤其集中在《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又称《宝鸡县题壁十八首》）。据笔者统计，清代有关张问陶的清人所撰史料笔记及诗话有十八种提到张问陶的题壁诗，其中十七种是有关《宝鸡县题壁十八首》。这足见其题壁诗，尤其是《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在其诗文创作中的地位以及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
张问陶这组题壁诗的创作目的在其最后一首诗说的很清楚，即“风诗已废哀重写，不是伤心古战场”。张问陶在另一首诗中则说：“治乱难言归讽喻，文章入妙戒新奇。”张问陶题壁诗区别于以往诗人题壁的特色便在于以大型题壁组诗抨击社会现实。这首组诗有着良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功用，有着重要的价值。
刘洪生在《唐宋题壁诗词的思想价值》一文中指出，题壁诗的思想价值有落第的不平、迁滴的悲辛、看破红尘、求仙求道的思想、别离之悲、丧乱的感怀、对江山风物的喜爱、翻案、弃妇闺怨之情、悼亡、留言、嘲讽奸臣。[1]而张问陶题壁诗则侧重表达丧乱的感怀以及嘲讽诸将、讽喻君王，具备强烈是诗史意义，尤以《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为代表。张问陶《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的诗史意义大致可以分为四点：一是指陈军事，讽喻君王；二是补史实之缺，正史实之误；三是传播原作，引发和作；四是留传后世，形成题壁文化。
一.指陈军事，讽喻君王
张问陶的题壁诗歌的价值主要包括一是指陈军事，讽喻君王。通过其同时代人的评述便可知其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影响颇大。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载：“其《宝鸡题壁》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传颂殆便。”[2]郭则沄《十朝诗乘》：“船山《宝鸡题壁》诗颇讽刺时帅……责备深严，不留余渖，可谓南董之笔。”[3]言其《宝鸡题壁》诗讽刺时帅，秉笔直书。
张问陶《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其第一首引入，可算总论。二至七首主要责备诸将之无能与腐败，例如其二“豺虎纵横随地有，貂蝉恩宠愧心无”，其三“大帅连兵甘纵贼，生灵涂炭已三年”。其四最为明显，有“不战岂能收杀运，无功先已负君恩”之句。
其第八首到十二首主要是表达心系百姓、忧心君王之情。如其十颔联“谁看鸿鹄犹扶耒，人佩刀鞬早卖牛”是写农民早已不耕作了，表现战争对人民生活的破坏。尾联“老师糜饷成何事，宵旰空贻圣主忧”则直接表达对君王的担忧。其十一首联“三川人满欲烹珠，曾问今年米价无？”便表现对百姓生活的担忧。尾联“犹幸未摇根本地，尚留严武在成都”则是对君王的宽慰。
其十五到十八首则是诗人结合自身，有毛遂自荐之意，希望君王任用有能力的人尽早平乱。如其十五“不明赏罚终何益，真举才能傥未迟”有对君王的不满，希望君王举贤任能。尾联“孙吴兵法非天授，谁竭诚谋报主知”，暗指作者愿意竭力为圣上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如第十七“两地有家离聚苦，连营无路梦魂猜”写自己的旅途遇战乱的经历以及对家人的思念与担忧。“几人还唱从军乐，何日真逢拨乱才”则期望“拨乱之才”的出现。
二.补史实之阙，正史实之误
张问陶的《宝鸡县题壁十八首》的创作直接收到杜甫《诸将五首》的影响，如《清史列传》言其“而于诗犹工，尝作《宝鸡题壁》诗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一时传颂焉”。同杜甫《诸将五首》一样，张问陶的《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同样具备补阙正误的诗史价值。清朝的文字狱极其严酷，对于时事士人多不敢言，关于白莲教起义的史料相对是缺乏的，张问陶的这组反映白莲教起义的题壁诗可补史实之阙，或正史载之误。
杨庶堪《论诗绝句百首》论张船山云：“嘉陵江弊雨如垂，寒屋诗人有故基。行到宝鸡问村店，清宵残壁诵君诗。”诗序言“《宝鸡题壁》十八首，当时台谏据以弹劾诸军吏，世多称之”。陈文述《雨夜读云间姚春木公子椿万里集并题张船山太史宝鸡驿题壁诗后》有“何来一卷浣花纸，仿佛开天旧诗史”之句，直接将其比为诗史。
朱克敬《瞑庵杂识》载“张船山《宝鸡县题壁》末章：‘嫠也横行起祸胎，桃花马上看重来。不贻巾帼先逢怒，欲辨雌雄己自猜。黄鹄特翻贞女调，白莲都为美人开。请缨便是秦良玉，可惜征苗失此材。盖指此也。《圣武记》以为教首王林妻，乃据当时奏报耳。”[4]此处便将史实与张问陶的诗歌进行互证以正史实之误。《圣武记》是晚清魏源所撰的一部关于清朝历史的著作，其记载教首为王林妻便与张问陶诗不合，应予以纠正。
邓之诚《骨董琐记》亦云：“张船山《宝鸡题壁诗》第十三首云‘嫠也横行起祸胎，桃花马上看重来。不贻巾帼先逢怒，不辨雌雄已自猜。黄鹄特翻贞女调，白莲都为美人开。请缨便是秦良玉，可惜征苗失此材，为齐王氏而作也。”[5]此处便将史实与张问陶的诗歌进行互证，指出此诗是为白莲教首领齐王氏，即为王聪儿所作。
三.传播原作，引起和作
观壁者有感于先到之人的留题，激发创作灵感，唱和性地进行题写，不但传播了原作，还催生了新的作品。很多人还有意识地去抄写整理题壁作品，以扩大其传播范围。张问陶的题壁诗多有人和韵，尤其是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当时就有很多人进行拟作，拟作使得原作更好的传播，进而其批判现实的精神也得到了传播和延续。潘清《挹翠楼诗话》云：“张船山太史诗纯用白描，《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久已传播人口。”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二云：“嘉庆已未有人抄《宝鸡题壁诗》十八首传观，忧心家国，豪荡感激，始知有船山张问陶先生。”
张问陶《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题壁之后的传播主要依靠身临目睹以及传抄的形式，传抄之后进一步扩大影响。传抄之外还有很多人有感而作，或者和韵而作。崔旭《念堂诗话》载：“船山师《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一时盛传天下。高家堰开有《淮阴题壁》十八首，末云：‘题诗敢拟张公子，聊志飞鸿指爪痕。指船山言也。中云：‘破格用人明主意，及时行乐老臣心。便死难尝沟壑命，偷生真是斗筲才。皆确有所指。”[6]崔旭是张问陶的学生，和张问陶是同时代人，记载十分可靠。
袁洁《蠡庄诗话》记载其偶过淄河店，看见壁上题云“云山分作四时看，五马纷骋太不难。三伏炎风三九雪，笈人无路守金丹。”后注：“一年之中，八次往返于此。岁已将除，题诗而去。船山居士题壁。”见此题壁，其和曰“久把浮云富贵看，出山容易入山难。西湖烟水吴门舫，方是人间不老丹。”其再次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又和曰“摩挲粉壁几回看，太息名缰退步难。我已烟霞成痼癖，先生可有大还丹”。其又记载后来孙湘帆明府路过淄河的时候壁间旧题俱己漫灭，张问陶也已经去世，湘帆于壁上和句云“重来已作断碑看，鸿爪模糊欲辨难。可惜墨花飞已尽，药底谁觅返魂丹”。张问陶的题壁诗从其辞官莱州到其去世，其间有数年时间，多人多次和其题壁诗。
清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二有《雨夜读云间姚春木公子椿万里集并题张船山太史宝鸡驿题壁诗后》，卷五也有《和张船山太史问陶宝鸡驿题壁诗十八首用原韵》。其第一首曰：
蜀栈秦关久太平，羽书飞鸟决云轻。
穴潜青犊妖氛起，峡东黄牛骇浪生。
壮士陇头争保砦，将军霸上久连营。
偶因驿壁传钞句，诸将论功忆此行。[7]
陈文述为其同时代人，其最后一句说“偶因驿壁传钞句，诸将论功忆此行”便点出了张问陶题壁诗对于批判诸将的作用。不管陈氏是有感于其诗而作，还是和原韵，都见出张问陶其人其诗的影响力。
四.留传后世，形成题壁文化
谭新红在《宋词传播方式研究》关于题壁的传播效果中说：“在古代，当无数的诗词作品不是像现在这样刻印在书本里，而是墨气淋漓、琳琅满目地题写在屋壁岩石上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道书法、文学与自然完美结合的人文景观。”[8]张问陶本身是一个集诗书画于一身的文人，另一方面他又是政府官员，由翰林院检讨、待诏，直到后来的莱州知府影响不可谓不大。其身份加上其诗书本身的价值，其题壁自然成为当时的一道人文景观，如果当时当地人加以保护或许可以留传后世。
如袁洁《蠡庄诗话》：“张船山先生引疾后，同人饯之于道士谷，先生醉后，留铁如意一枝而去。题壁云云。后掖县翟文泉孝廉，双钩石刻，至今游人拓以携归，亦佳话也。文泉名云升，工隶书。”[9]张问陶的题壁诗被掖县翟文泉孝廉双钩并石刻之后，游人争相拓以携归，成就一段佳话。
此外，从后世文人的和作及评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张问陶题壁诗影响之大。陈衍《戏用上下平韵作论诗绝句三十首》云：“宝鸡题壁一诗豪，枫落吴江张问陶。剩有雨村诗话在，芷塘瘦句落三刀。”此处以一“豪”字概括其宝鸡题壁诗，下句以“枫落吴江冷”之典言其有句无篇，似不确切，但总体而言是赞许的。柳亚子《罗星洲题壁》：“一蒲团地现楼台，秋水菜茵足溯回。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都为美人开。”“白莲都为美人开”是张问陶《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中第十三首句“黄鹄特翻贞女调，白莲都为美人开”。陈衍、柳亚子都是近代人，去张问陶百有余年，其诗中还提及张问陶《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可见其诗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1]刘洪生.唐宋题壁诗词的思想价值[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5，（2）：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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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克敬.瞑庵杂识，瞑庵二识[M].长沙：岳麓书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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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史 篇7
一、慷慨不群, 确立了抒情性在诗坛的地位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者, 吟咏情性也。”而从两汉辞赋的发展来看, 建安以前辞赋的内容以颂扬鉴戒为主, 到建安时代便由颂扬惩戒而抒情化。[1]沈约说得好, 建安诗人“以情纬文”。曹植诗歌除了具备建安诗歌共有的慷慨之外, 他还有个性化的情感特色。
《汉乐府》“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 以叙事为主, 《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 《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即使其中有一些抒情的, 也是代人言情。《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 短语长情”, 又以抒情为主。不过不是游子之歌, 就是思妇之词, 抒发的基本情感主要是游子的羁旅惆怅和思妇的悲怨之情。这也就体现了《古诗十九首》表达的情感还比较单一, 并不丰富多变。而曹植的诗则不然, 他的诗歌表达的情感非常丰富, 不仅有代人言情, 也有抒发自己前期的豪情和后期的悲情。曹植的诗作中间涉及人群的范围很广, 上至贵族子弟, 下到穷苦百姓。如乐府诗《名都篇》以繁盛时期的洛阳为背景, 揭露都市贵族子弟的骄奢生活;《情诗》的“微阴翳阳景”表现了百姓在军役时代所承受的痛苦。可以说, 曹植的诗歌在描绘现实生活的同时, 流露出一种“拯世济物”的慷慨之情。
不过, 曹植的慷慨悲愤之情又是特别的, 体现着自己的个性化色彩。其典型作品则是《赠白马王彪》, 其序云:“……盖以大别在数日, 是用自剖, 与王辞焉, 愤而成篇。”诗中有句云:“鸱枭鸣衡轭, 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 谗巧反亲疏。……自顾非金石, 咄唶令心悲。心悲动我神, 弃置莫复陈。”全诗共分七章以感情活动为线索, 集中抒发了诗人数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诗中痛斥小人挑拨曹王与他们的手足之情, 对任城王的暴卒, 表示深切的悼念。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蕴藏的感情虽然是极其悲愤激切的, 但他却没有一味地直接进行倾诉, 而是通过叙事、写景或议论、哀悼、劝勉等方式宕开去写, 把感情表达得沉着从容, 丰富深厚。[2]曹植在诗中表达的悲情是个性的, 是以整个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为基础的, 情真意切, 格外动人。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陈思天质既高, 抗怀忠义, 又深以学问, 遭遇阅历, 操心虑患, 故发言忠悃, 不诡于道。情至之语, 千载下尤为感激悲涕, 此诗之正声, 独有千古。”正是曹植“慷慨不群”的情感抒发、丰富多变的表达方式, 逐步确立了抒情性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二、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 开一代诗风
钟嵘在《诗品》里盛赞曹植的诗歌“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其中的“骨气”二字颇多歧义。有的人认为指他的诗歌“充满追求和反抗, 富有气势和力量”;有的说是他“为实现雄心壮志而奋斗不息的精神”。换句话说, 前者探讨的是诗歌的一种风格, 后者探讨的是作家的一种人格, 两者都有一定道理, 并且可以相互参照。[3]而所谓“词采华茂”, 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 文采斐然, 工于起调, 善为警句, 锻字炼句, 声色和美。相比之下, 曹操诗骨气高, 然词采质朴;曹王诗词采美, 然“婉妾细秀” (钟惺《古诗归》卷七) 。建安诗人只有曹植华丽其容, 风骨其实, “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 “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 真乃文质相称, 情文并茂。
《名都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之一。它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是善于捕捉典型的事物来表现主题。诗中选择了斗鸡、走马、穿兔、射鹰、平乐观饮宴和蹴鞠击壤等几个场面来写, 不仅在射骑中详写了一箭双兔、迎击飞鹰等细节, 还描写了饮宴中的山珍海味, 生动、逼真地描绘出了名都大邑富豪游乐的特征。另外, 《名都篇》先集中叙事, 最后集中点题的方法也是不同于诗人其他作品的。全诗共二十八句, 二十四句描写贵族少年的游乐场面, 最后四句才表露出诗人主观上憎恶的情感。虽寥寥数语, 却使得全诗的主题显得深刻而鲜明。本诗虽与《白马篇》所叙述的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诗人建功立业的抱负。
建安二十二年, 曹操立曹丕为魏太子。《美女篇》大概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诗中, 曹植借写怨女, 表露他在政治上被弃置的哀怨之情。这首诗是诗人仿乐府之作, 但在艺术上有所创新, 超脱了乐府诗歌的旧痕。因此余冠英先生在评价《美女篇》的时候曾说:“曹植写《美女篇》确实受到了《陌上桑》的影响, 但不是模仿, 而且有所提升。”两首诗各自写了一位女性的居处、采桑、服饰和容貌。内容相同, 风格情调也相近;但叙述的顺序、描写的详略、运用的手法等还是有所不同的。在曹植的诗中, 特别是对桑树树叶的下垂、飘落描绘得异常逼真, 以此来运用景物衬托少女柔媚轻盈的体态。无论是侧面烘托、正面描写, 还是议论抒情, 曹植都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可见, 曹植的乐府诗大变汉辞, 以旧曲翻新调, 不但扩大了文人诗歌的题材, 而且变诗歌的质朴之风为词采华茂。他后期的作品, 不论在反映生活的广度的深度方面, 或在艺术手法方面,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情采并茂, 文质相称。
三、承前启后, 定诗歌大势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 “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 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 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 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 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钟嵘《诗品》实际把曹植放在上品的第一位诗人来品评:“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 词采华茂, 情兼雅怨, 体被文质。粲溢今古, 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 譬人伦之有周孔, 鳞羽之有龙风, 音乐之有琴笙, 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 抱篇章而景慕, 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 则公斡升堂, 思王入室, 景阳、潘、陆, 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认为曹植为诗歌立法度, 就如周、孔树人伦一样, 居于圣人的位置。曹植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而曹植能够在世人的心目中留下如此重要的地位, 和他独特的诗歌成就是分不开的。中国诗歌发展, 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 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 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 南北合流, 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 标榜“汉魏风骨”, 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 远继《风》、《雅》、《庄》、《骚》, 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 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 得首推曹植。[4]《诗经》、《楚辞》、先秦散文、古诗、汉赋对曹植来说, 是烂熟于心的, 所以, 在他的诗歌里, 化用诗、史、文、赋的句子, 吸取它们内容和形式的优点为己所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赠白马王彪》中的“自顾非金石”与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中的“人生非金石”十分相似;另外曹植《名都篇》中的“被服丽且鲜”与《驱车上东门》中的“被服纨与素”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 (《与杨德祖书》) , 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 这一点便有体现。
曹植以其出色的艺术才华和独特的个人体验, 在诗歌抒情方式上进行了诸多拓展和创新, 影响到了魏晋南朝时期的很多作家, 有学者更是认为曹植开启了正始之风。如被誉为“正始之风”的阮籍, 其诗中昂扬的气势, 刚健的气骨, 怀才而不为所用的深沉悲哀, 毫不逊于曹植。可以说, 曹植作为建安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诗人, 其诗歌题材广阔、抒情真挚、风格绮丽, 创作既体现时代风采又别具一格, 承前启后, 定下了中国诗歌的大势。
摘要：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杰出、最具有代表性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他的诗歌, “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 不仅推动了建安诗歌由叙事而抒情化, 还确立巩固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地位。他的诗歌, 不但在思想内容上反映了社会现实, 也反映了整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可以说, 曹植, 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 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曹植,中国诗史,建安诗歌,抒情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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