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史

中国诗史（共5篇）

中国诗史 篇1

建安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 特别是在文人诗的传统里, 是一个很突出、很辉煌的时代。而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杰出、最具有代表性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他在文学上的成就, 不论是诗、赋还是骈文, 都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人。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说:“邺中诸子, 陈王最高。”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陈思为建安之杰。”那么曹植诗歌的独到之处、对于中国诗史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将用三个部分的内容作一一阐述。

一、慷慨不群, 确立了抒情性在诗坛的地位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者, 吟咏情性也。”而从两汉辞赋的发展来看, 建安以前辞赋的内容以颂扬鉴戒为主, 到建安时代便由颂扬惩戒而抒情化。[1]沈约说得好, 建安诗人“以情纬文”。曹植诗歌除了具备建安诗歌共有的慷慨之外, 他还有个性化的情感特色。

《汉乐府》“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 以叙事为主, 《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 《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即使其中有一些抒情的, 也是代人言情。《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 短语长情”, 又以抒情为主。不过不是游子之歌, 就是思妇之词, 抒发的基本情感主要是游子的羁旅惆怅和思妇的悲怨之情。这也就体现了《古诗十九首》表达的情感还比较单一, 并不丰富多变。而曹植的诗则不然, 他的诗歌表达的情感非常丰富, 不仅有代人言情, 也有抒发自己前期的豪情和后期的悲情。曹植的诗作中间涉及人群的范围很广, 上至贵族子弟, 下到穷苦百姓。如乐府诗《名都篇》以繁盛时期的洛阳为背景, 揭露都市贵族子弟的骄奢生活;《情诗》的“微阴翳阳景”表现了百姓在军役时代所承受的痛苦。可以说, 曹植的诗歌在描绘现实生活的同时, 流露出一种“拯世济物”的慷慨之情。

不过, 曹植的慷慨悲愤之情又是特别的, 体现着自己的个性化色彩。其典型作品则是《赠白马王彪》, 其序云:“……盖以大别在数日, 是用自剖, 与王辞焉, 愤而成篇。”诗中有句云:“鸱枭鸣衡轭, 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 谗巧反亲疏。……自顾非金石, 咄唶令心悲。心悲动我神, 弃置莫复陈。”全诗共分七章以感情活动为线索, 集中抒发了诗人数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诗中痛斥小人挑拨曹王与他们的手足之情, 对任城王的暴卒, 表示深切的悼念。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蕴藏的感情虽然是极其悲愤激切的, 但他却没有一味地直接进行倾诉, 而是通过叙事、写景或议论、哀悼、劝勉等方式宕开去写, 把感情表达得沉着从容, 丰富深厚。[2]曹植在诗中表达的悲情是个性的, 是以整个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为基础的, 情真意切, 格外动人。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陈思天质既高, 抗怀忠义, 又深以学问, 遭遇阅历, 操心虑患, 故发言忠悃, 不诡于道。情至之语, 千载下尤为感激悲涕, 此诗之正声, 独有千古。”正是曹植“慷慨不群”的情感抒发、丰富多变的表达方式, 逐步确立了抒情性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二、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 开一代诗风

钟嵘在《诗品》里盛赞曹植的诗歌“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其中的“骨气”二字颇多歧义。有的人认为指他的诗歌“充满追求和反抗, 富有气势和力量”;有的说是他“为实现雄心壮志而奋斗不息的精神”。换句话说, 前者探讨的是诗歌的一种风格, 后者探讨的是作家的一种人格, 两者都有一定道理, 并且可以相互参照。[3]而所谓“词采华茂”, 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 文采斐然, 工于起调, 善为警句, 锻字炼句, 声色和美。相比之下, 曹操诗骨气高, 然词采质朴;曹王诗词采美, 然“婉妾细秀” (钟惺《古诗归》卷七) 。建安诗人只有曹植华丽其容, 风骨其实, “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 “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 真乃文质相称, 情文并茂。

《名都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之一。它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是善于捕捉典型的事物来表现主题。诗中选择了斗鸡、走马、穿兔、射鹰、平乐观饮宴和蹴鞠击壤等几个场面来写, 不仅在射骑中详写了一箭双兔、迎击飞鹰等细节, 还描写了饮宴中的山珍海味, 生动、逼真地描绘出了名都大邑富豪游乐的特征。另外, 《名都篇》先集中叙事, 最后集中点题的方法也是不同于诗人其他作品的。全诗共二十八句, 二十四句描写贵族少年的游乐场面, 最后四句才表露出诗人主观上憎恶的情感。虽寥寥数语, 却使得全诗的主题显得深刻而鲜明。本诗虽与《白马篇》所叙述的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诗人建功立业的抱负。

建安二十二年, 曹操立曹丕为魏太子。《美女篇》大概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诗中, 曹植借写怨女, 表露他在政治上被弃置的哀怨之情。这首诗是诗人仿乐府之作, 但在艺术上有所创新, 超脱了乐府诗歌的旧痕。因此余冠英先生在评价《美女篇》的时候曾说:“曹植写《美女篇》确实受到了《陌上桑》的影响, 但不是模仿, 而且有所提升。”两首诗各自写了一位女性的居处、采桑、服饰和容貌。内容相同, 风格情调也相近;但叙述的顺序、描写的详略、运用的手法等还是有所不同的。在曹植的诗中, 特别是对桑树树叶的下垂、飘落描绘得异常逼真, 以此来运用景物衬托少女柔媚轻盈的体态。无论是侧面烘托、正面描写, 还是议论抒情, 曹植都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可见, 曹植的乐府诗大变汉辞, 以旧曲翻新调, 不但扩大了文人诗歌的题材, 而且变诗歌的质朴之风为词采华茂。他后期的作品, 不论在反映生活的广度的深度方面, 或在艺术手法方面,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情采并茂, 文质相称。

三、承前启后, 定诗歌大势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 “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 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 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 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 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钟嵘《诗品》实际把曹植放在上品的第一位诗人来品评:“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 词采华茂, 情兼雅怨, 体被文质。粲溢今古, 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 譬人伦之有周孔, 鳞羽之有龙风, 音乐之有琴笙, 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 抱篇章而景慕, 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 则公斡升堂, 思王入室, 景阳、潘、陆, 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认为曹植为诗歌立法度, 就如周、孔树人伦一样, 居于圣人的位置。曹植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而曹植能够在世人的心目中留下如此重要的地位, 和他独特的诗歌成就是分不开的。中国诗歌发展, 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 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 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 南北合流, 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 标榜“汉魏风骨”, 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 远继《风》、《雅》、《庄》、《骚》, 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 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 得首推曹植。[4]《诗经》、《楚辞》、先秦散文、古诗、汉赋对曹植来说, 是烂熟于心的, 所以, 在他的诗歌里, 化用诗、史、文、赋的句子, 吸取它们内容和形式的优点为己所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赠白马王彪》中的“自顾非金石”与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中的“人生非金石”十分相似;另外曹植《名都篇》中的“被服丽且鲜”与《驱车上东门》中的“被服纨与素”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 (《与杨德祖书》) , 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 这一点便有体现。

曹植以其出色的艺术才华和独特的个人体验, 在诗歌抒情方式上进行了诸多拓展和创新, 影响到了魏晋南朝时期的很多作家, 有学者更是认为曹植开启了正始之风。如被誉为“正始之风”的阮籍, 其诗中昂扬的气势, 刚健的气骨, 怀才而不为所用的深沉悲哀, 毫不逊于曹植。可以说, 曹植作为建安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诗人, 其诗歌题材广阔、抒情真挚、风格绮丽, 创作既体现时代风采又别具一格, 承前启后, 定下了中国诗歌的大势。

摘要：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杰出、最具有代表性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他的诗歌, “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 不仅推动了建安诗歌由叙事而抒情化, 还确立巩固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地位。他的诗歌, 不但在思想内容上反映了社会现实, 也反映了整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可以说, 曹植, 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 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曹植,中国诗史,建安诗歌,抒情性

参考文献

[1]孙明君, 《三曹与中国诗史》,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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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巍, 《建安文学概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9年。

[6]钟忧民, 《曹植新探》, 合肥黄山书社, 1984年。

[7]马君君, 《悲心思秋, 文以铭志》, 宁德师专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二期。

[8]孙娟, 《百年来曹植诗歌研究述评》, 许昌学院学报, 2006年第六期。

[9]河北师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编, 《三曹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 1980年

论钱澄之诗歌的“诗史”功能 篇2

关键词：钱澄之 诗史 功能

清初的明遗民群体，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很大，都具有较强的实录性。理论上形成了“以诗为史”“诗史互证”的主流取向。他们的诗歌作品更以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想、崭新的方法、复杂的精神体验、厚重的历史感，书写着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如王夫之、钱澄之、黄宗羲等人，他们的诗论、诗歌作品和诗歌研究著作，都值得后人珍视。严迪昌的《清诗史》指出，遗民诗群的哀苦之篇，不但表现了那个时空间爱国志士的泣血心态，而且记录了大量为史籍疏漏的历史事件，具有珍贵的“补史”功能。这是相当准确的。史的作者是人，身处易代，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必然有所感触。时代的丧乱中，官方无心修史，加上南明维持时间很短，所以可以说，明末清初史事，多赖遗民们的诗歌得以留存。卓尔堪编的《明遗民诗选》所录505人的诗，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些人的诗大多具有考索历史的价值。虽然艺术风格不尽一样，也没有严密的创作组织，但大多展现残酷的亡国遭际，具有凄楚飘零的悲剧色彩。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钱澄之。在卓尔堪编的《明遗民诗选》中收录了他百首以上的诗歌，极为难得。

一、《所知录》中诗歌的“补史”功能

《所知录》中收录了作者的大量诗歌，这些诗歌可以视作对录史的补充。《所知录》采用特殊的编年体修史，其特殊之处在于，先以大字标明重大事件，其下注明该事件的详细经过，其间附有大量作者原创的叙事诗，以此作为对史料的补充叙述。这些诗共计73首。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按照“存其纪事之大者”的原则，从《藏山阁诗存》中选录出来的，共有68首。究其原因，在书前《凡例》中作者指出：

某平生好吟，每有感触，辄纪篇章。闽中舟车之暇，亦间为之。粤则闲曹无事，莫可发摅；每有纪事，必系以诗。或无纪而但有诗，或纪不能详而诗转详者；故诗不得不存也。删者甚多，亦存其纪事之大者而已。

《所知录》本着高度的实录精神，纠正各种伪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每有纪事，必系以诗”是《所知录》诗歌的主要特色。开创了“以诗写史”的新体例。本着“以吟咏纪事”的原则，专录南明王侯将相之事迹。如悼念黄道周的《哭漳浦师》，写陈子壮的《吊忠诗》，记述麻河大捷的《麻河捷行》，记述广州失陷、永历朝溃逃的《日于江感事》等。这些诗的作用是“补史”，所谓“无纪而但有诗，或纪不能详而诗转详者”。除了写别人，他还写自己。他希望通过“遭遇之坎，行役之崎岖”“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的描写，记载整个时代的历史状况。他的诗歌被纳入了历史的功能。且看《越东破》：

当今天子高皇孙，鲁国同是至亲藩；改元本非利天下，域内原宜奉一尊。越东君臣殊可笑，誓死不开登极诏；天子洒笔亲致书，相期先谒高皇庙！闽中恃越为藩篱，如今越破闽亦危；往时纷争不足论，与国既失应同悲！昨夜室中诞元子，通侯鹊印何累累！中兴所重在边疆，恩泽滥冒同烂羊。唇亡齿寒古所忌，君不闻元子之诞唇先亡？

此诗真实地反映了南明朝内部的不团结，浙江的鲁王与福建的唐王彼此相争，导致灭亡的结局。1446年鲁王大败，福建的隆武朝廷反而幸灾乐祸，为皇子庆生，大肆行乐。对此，本诗予以了揭露和讽刺，指出这样的行为是不明智的。

《哭峡江曾二云老师》之四，则是自况：

昔岁谬叨漳浦荐，主恩特诏试天官；书生不以先容进，国士偏承破格看。一命滥参延郡幕，三年窃戴侍臣冠。同时知己捐躯尽，每念师恩泪未干！

他深情地记述了自己南明入仕的经历，全诗尽显凄婉之情，表露对老师的感念和对自己经历的感叹。这首可以看作是作者自己的“年谱”。以此诗作为对死亡忠臣的纪念。

对奸佞之臣，作者则是鄙夷不屑的，看《黯淡滩》：

方帅穷归应藁竿，更诛马相七闽欢；严州阁老降何事，白首同悬黯淡滩！

本诗对方国安、方蓬年等人降清误国加以鞭笞，出自《所知录》卷一，用于在记述该事件后，表明立场。是典型的“以诗补史”。《所知录》卷一先有详细的记载：

贝勒在延平杀降官马士英、方国安、方逢年，悬其首于黯淡滩。先是，北兵渡江，阮大铖迎降，国安同士英、逢年等走台州。阴计间道归闽，渐可退入滇、黔。乃遣人上疏，言北兵陷浙，势且入关，劝早为防御计；以此输忠，为入朝张本也。已而，贝勒由严、衢入关；及陷延平，追骑至顺昌县获御扛，搜得其疏。贝勒出以示三人，遂骈斩之。

这三人都是朝廷重臣，方国安曾受封镇东侯，冯世英为首辅大臣，方蓬年曾任礼部尚书；威望很高，却背主降清，为人所不齿。诗通过他们被斩首示众时，福建百姓的欢腾，反讽他们年事虽高，却晚节不保，落得如此下场。看似冷淡，实则充满对他们的指责。

日本学者清水茂认为，《所知录》中的诗歌不用典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记述，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历史原貌，“直叙事实，不加粉饰”，不愧为“诗史”。像《悲湘潭》《悲南昌》等篇幅较长的叙事诗，都承担了“诗史”的纪事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诗歌叙事常常不清晰，相对史书的体例而言，反而没有优势。但作者注意在叙事时，融入自己的感情，表明立场，使得这些“诗史”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这些诗与《所知录》中冷静的历史描写构成互补，相得益彰。这无疑发扬了诗歌的美刺传统，拓展了诗歌“证史”的功能。我们不妨把《所知录》中的诗歌看作内容提要，把具体的历史叙述看作对提要的拓展和补充。这样就打通了“史”与“文”的界限。

二、钱澄之诗歌的纪史功能

以“将以训后之人，冀人道之犹未绝”为创作准则，在为“故国”存史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下，遗民们不约而同地通过诗歌实录历史。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自觉地担当起“补史”的功能。“以真为美”也成为钱澄之诗歌的最主要的审美诉求。

钱澄之创作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真实状况的叙事诗。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些作品大多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不加丝毫掩饰。特别是他前期《藏山阁集》中的作品，大半与民生疾苦有关。如《悯荒和韵》其一：

种豆南山又苦蝗，哀哀寡妇哭三荒。劝耕已缺明年种，加派还征隔岁粮。市井揭竿争闭籴，官司传檄急通商。朝廷近日专心计，谁听悲歌云汉章。

明末崇祯年间，自然灾害不断，战争连年。朝廷上争权夺利，横征暴敛；底层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国家内忧外患，急需大量军饷，但广大百姓也已经被赋税、加派搞得焦头烂额。这一切钱澄之亲眼看到，非常焦虑。

又如，《杂感》第八首：

水旱频仍父老嗟，飞蝗又见际天遮。耕农去尽田难认，赋税逋多派枉加。窃恐流亡还伏莽，即令盗贼正如麻。朝廷弭乱须蠲免，终是饥寒且恋家。

国家多事之秋，偏又遇到多种天灾，作者形象而真实的记述，表达了他的焦灼与不安。焦灼之后，作者又表达了他的诉求。作者认为，天灾背后是人祸。连年征战，民不聊生，国家政治几乎崩溃。当权者不思励精图治，反而贪图享乐，横征暴敛。作者情真意切地指明了这一点，表达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理性观照，然而这种善意，一定不会被统治者重视，因此，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作者的无奈。

钱澄之早期的诗篇中，着力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如《官兵行》说：“河边大舰者何为？河下风吹舰上旗。云是新调守江北，行船过客索酒赀。榜人船头快招手，泊船送钱毋多口。勿令指作渡江贼，缚去请功袅汝首。”明朝官兵到处敲诈勒索，稍不如意，便将百姓视同叛贼加以杀害。《大梁行》记述官兵为了邀功，将老百姓与清军一起屠杀，不惜掘开堤坝，放水杀“贼”，结果“水来杀人百万多，隔岸官军奏凯歌”。《九江行》中“水中白骨蔽江来，都门昼闭不敢开”描述了兵士烧杀抢掠之后，竟然逼迫百姓跳入河中造成的惨状。这些都表现了作者对于百姓的同情和对明末黑暗统治的鞭笞。

三、钱澄之“诗史”的历史贡献

钱澄之的诗歌之所以可以实录历史，在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无论叙事还是抒情，都是真切的，完全是作者的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和写作时的切身体会的实录，堪称一部“心史”。作者敢于表现真情，突破礼教束缚，对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而言，这当属十分难得。

明末清初残酷的社会现实、血与火的刺激，使得身处乱世的遗民诗人放弃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变得异常激切。正如《田间集自序》中说的：“吾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又说：“论诗者当论其世也，论其地也，亦曰观其所感而已。吾不知世所为温厚和平者，何情也了。”诗人的一些作品不加掩饰地直指时弊，异常悲愤。这显然是不合时宜，为当世所不容的。有亲友劝他“删其过悲者”。钱澄之疾呼：“吾宁诗不传尔，其悲者不可删也。”《与潘木崖》中也曾说：“拙集本不宜删，删者可存，存者正多可删。”因此他的诗常常以“往往激楚”的面目出现。很多直接记述当时的时政大事，如为记述“南渡三疑案”始末，作有《假亲王》《假后》《假太子》三诗，配合《南渡三疑案》一文，将宫闱内幕，公之于众。钱澄之根据自己的见闻，考证史实，秉笔直书。传闻也加以记录并标明，以待后人论定。

钱澄之正是凭借这样的不凡胆识实录历史，为后世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他的诗歌不但为“故国”存史，为自己的心灵存史，也是为我们全民族存史。这样独具实录特色的伟大“诗史”，除却记录历史而外，更让我们感受到钱澄之这样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心灵力量。潘耒《钱饮光八十寿序》中这样总结钱澄之的成就：

先生少负隽才，遭时坎坷，浩然独行其志。间关转徙，备尝人世之艰难。中有感慨，发之于诗，其质直真挚，如家人对语，未尝稍加缘饰，而情事切至，使人欲喜欲悲，不能自已。

钱澄之的诗歌，比较全面深刻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字字含情，艺术表现力强，奠定了钱澄之在清初诗坛上的重要地位。清代以后，官方对其作品虽多加禁毁，但他的诗歌文集、著述尺牍、学识人品依然广为人所称道。

与钱澄之同时代的遗民诗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诗都具有较强的实录性。就艺术风格而言，钱澄之的诗歌较为客观真实，而不仅是激切的表达，因此内涵更加深厚。简而言之，顾炎武等人更重主观情感的抒发，钱澄之则侧重于理性深入地思考剖析现实。钱澄之的诗歌与杜甫一脉相承，又有进一步开拓。与杜甫的沉郁顿挫相比，钱澄之的诗歌显得平淡而又朴实，更多客观描述，把主观的热情蕴含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更加深广博大的情怀。钱澄之的诗歌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可谓开一代之诗风。

参考文献：

[1] 赵园.明清之际的思想与言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2] 张晖.中国“诗史”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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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卓尔堪选辑.明遗民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1961.

作 者：方弘毅，东南大学艺术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艺术思想史。

“诗史互证”源流小考 篇3

最早注意到“诗史互证”方法的是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清初虞山诗派代表人物。有人可能对他的“遗民”身份表示质疑,但本文仍然将其作为“遗民”看待。第一,他曾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授编修,参加过东林党的活动。崇祯元年(1628年)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后被革职。南明弘光朝,为礼部尚书。大半生侍明和做“遗民”的,虽然晚年仕清,但时间不长,顺治三年(1646年),托病回乡。顺治四年(1647年),因黄毓祺反清案被捕入狱,其在精神上仍然是一位汉臣。第二,失节后他对明朝仍有深厚的感情,精神深处仍然自认是“遗民”。明亡以后,他创作大量诗歌,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激楚苍凉,表现了他对晚年失节是自责的。

他的代表作《钱注杜诗》,系统地运用“诗史互证”方法,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进一步考证杜诗。这是一大创举。它首次尝试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进行打通,是自宋以来,注杜诗的集大成之作。《钱注杜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字词典故的训诂,第二部分是解释诗歌的意思,考证诗歌与史实的关系。以史实阐述研究诗意,又以杜甫诗歌考证唐史,把两者有机结合,将考证本事与发挥作品原有旨意结合,更为致用。相比宋人是新的突破。关于他的创作动机,有多重说法,最为通行的观点认为,钱谦益借本书以表达对清庭的指斥,和对自己降清的忏悔。这里不再深究了。

这部用三十余年完成的《钱注杜诗》可谓作者的“心史”,它可以看作是“诗史互证”理论正式确立的标志,开一代学风。陈寅恪先生说:

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

《钱注杜诗》也有许多牵强之处,而且这种注释的方式对后世的学风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清代相当长一段时期,大凡被认为反映社会现实倾向的,都被以“诗史”论之。注诗走向了附会穿凿的歧途。可见,单纯以史论诗的方法是局限性的。

自清代中叶开始,学者们开始反思这种倾向,以此表达对当时盛行“考据之学”的不满。如毕沅就反对以纯粹“诗史”的眼光看待杜诗,他在《杜诗镜铨》中提倡读诗要复归风雅的传统。

扶轮大雅,抉草堂之精髓,求神骨于语言文字之外,而弃初得之筌蹄也;由后之说,今日杜诗之不可无注,又以风雅夐绝,迷途未远,探浣花之门户,俾端趋向而识指归,为后学示以津逮也。

他同样反对钱谦益的“诗史互证”方法,对“注杜诗”之风提出异议:

宋、元、明以来笺注者,不下数十家,其尘羹土饭,蝉聒蝇鸣,知识迂谬,章句割裂,将公平生心血迹于古人事迹牵连而比附之,而公诗之真面目、真精神尽埋没于坌嚣垢秽之中,此公诗之厄也!而注杜而杜诗之本旨晦,而公诗转而不可无注矣。

有友人株守明人笺注一册,珍为枕中秘本,谓能笺释新、旧《唐书》时事,确当详瞻,此读杜诗之金针也。余应之曰:“如此何不竟读《唐书》?”友人废然而去。

学者钱钟书多次批评“诗史”,如《管锥编》说:

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和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辩者所敢附和也。”

上述观点都反对把诗歌纯粹的当作历史来读,我认为这样的反省是很有必要的,诗歌的“诗史”功能只是诗歌诸多功能中的一种,切不可成为唯一的阅读标准,把诗歌的“比兴”牵强附会于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描述。我们必须注意到明清之际的特殊时代背景,这是一个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史书的年代,缺乏史料,诗歌自然承担起“补史”的作用。并不是每一个时代的诗歌都可作为“诗史”的。后人的这种批评,虽然不免有些极端,也不失为对当时学风的一种匡正。

以上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而言的。需要说明的是,“诗史互证”在钱谦益那里还主要着眼于文学研究,并非系统的史学考证方法,更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文与史的交互。然而,如果抛开文学意义上研究和阅读不谈,单纯将诗歌视为历史研究素材的话,则“诗史互证”的确立对后世有着不可磨灭的开拓性贡献。这里,必须提到陈寅恪先生的贡献。陈寅恪(1890-1969),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继承了钱谦益的“诗史互证”理论,将其系统广泛的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更为重要的是陈氏的“诗史互证”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史互通,在钱氏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其实,单纯就历史学研究而言,把诗歌看成单纯的史料来呈现也是可以理解的。“以诗证史”并非陈氏的创建。早在明代就有人提出所谓的“六经皆史”。六经当然包括《诗经》。如《艺苑卮言》中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也提出:“六经皆史也。”他认为六经乃夏、商、周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他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等命题。近人章太炎指出“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这里,显然都把《诗经》作为史书看。还有一种观点,民国年间,胡适、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周予同等人认为六经是史料,就像周予同所明确指出的,“我们不仅将经分隶于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可见,将诗歌看作历史研究的素材,而非文学作品来研究,已被广泛运用。如顾颉刚通过《诗经》对历史的考辩等等。但这种证史往往是单向的由诗到史,孤立的将文与史割裂开来,未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最终走向了狭隘的“疑史”。

这里要说的是陈寅恪与钱谦益的传承关系。陈寅恪作为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家,很推崇钱谦益的这种以诗歌证史的方法,将其运用在《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著作中。他力求将诗与史合二为一,开拓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柳如是别传·缘起》说:

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

陈寅恪首先将钱谦益的这种“诗史互证”方法运用到《元白诗笺证稿》的写作当中,元白诗与杜诗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同样继承了“美刺比兴”的传统。元白诗的叙事性较之杜甫更强,包含了许多中唐史的素材,可以充分加以考证和考索。如《元白诗中的俸料钱问题》等文,都把元白诗作为唐代政治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其次,陈氏晚年的名著《柳如是别传》又是“诗史互证”的一座高峰。他把钱谦益,柳如是二人的诗词作为分析明末清初史实的的切入口,进一步拓宽了诗史研究的领域。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有比较公允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把《柳如是别传》与《钱注杜诗》相较,不难发现两部书,不仅在学术方法上相近,在创作心境上也如出一辙。《钱注杜诗》是借评杜诗,表达对晚年失节后内心的挣扎,作者内心仍然希望做一个“遗民”,《钱注杜诗》是作者内心这种文化身份的表征。陈寅恪作《柳如是别传》时,已经是风烛残年,双目失明的老人了,一身坎坷无数,作者将《柳如是别传》看做是对其一生学术思想的一个总结,更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诠释。其中亦不乏夫子自道。两部书同是晚年的“沥血”,两人似乎心灵相通,堪称“异代知己”。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陈先生对钱氏“诗史互证”的进一步发展。陈氏的“诗史互证”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诗与史的转换游刃有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他着力做到文史打通,把文学和历史的研究相融汇,把古学与今学相贯通,“为不古不今之学”。

陈氏的学生胡守为评价:

先生倡导的诗文证史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以诗文为史料,或补证史乘,或别备异说,或互相证发;另一种方法是以史释诗,通解诗意。

汪荣祖也说:

其笺诗、证诗所凭借者,乃是历史的眼光与考据的方法;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披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

又如他自己所说:

今之读白诗而不读唐史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

陈寅恪“诗史互证”的科学性还体现在他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态度,较之钱氏更加充分地运用和甄别各种材料。把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诸如心理学、哲学等与朴学的传统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充分尊重中国民族语文及传统历史研究的本土特性,做到在大胆学习西方的同时,知白守黑,始终不忘民族本位,力求“四库兼通,中西融通,文史打通”,陈寅恪的“诗史互证”真正将文与史相交涉,打通了各自学科的界限,又能做到保持两学科自身独有的学科功能,有胆有识,视野开阔,却又不失极精细的考证。陈寅恪的这些努力不仅推动了我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学术与世界接轨,把“诗史互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还为中国现代民族史学的科学化、规范化建设开拓了新道路。《剑桥中国史》这样评价:把中国古代史研究引向现代的开拓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这样的评价陈氏当之无愧。

摘要：“诗史互证”是文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着重对该方法的起源和发展作了总体的梳理,突出了重要的学说,并对其学术价值作了评估。

关键词：诗史互证”,源流

参考文献

[1]方弘毅.柳如是别传探微[J].安徽文学,2013(9).

例谈张问陶题壁诗的诗史意义 篇4

关键词：张问陶 题壁 意义 诗史

张问陶题壁诗的影响很大，尤其集中在《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又称《宝鸡县题壁十八首》）。据笔者统计，清代有关张问陶的清人所撰史料笔记及诗话有十八种提到张问陶的题壁诗，其中十七种是有关《宝鸡县题壁十八首》。这足见其题壁诗，尤其是《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在其诗文创作中的地位以及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

张问陶这组题壁诗的创作目的在其最后一首诗说的很清楚，即“风诗已废哀重写，不是伤心古战场”。张问陶在另一首诗中则说：“治乱难言归讽喻，文章入妙戒新奇。”张问陶题壁诗区别于以往诗人题壁的特色便在于以大型题壁组诗抨击社会现实。这首组诗有着良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功用，有着重要的价值。

刘洪生在《唐宋题壁诗词的思想价值》一文中指出，题壁诗的思想价值有落第的不平、迁滴的悲辛、看破红尘、求仙求道的思想、别离之悲、丧乱的感怀、对江山风物的喜爱、翻案、弃妇闺怨之情、悼亡、留言、嘲讽奸臣。[1]而张问陶题壁诗则侧重表达丧乱的感怀以及嘲讽诸将、讽喻君王，具备强烈是诗史意义，尤以《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为代表。张问陶《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的诗史意义大致可以分为四点：一是指陈军事，讽喻君王；二是补史实之缺，正史实之误；三是传播原作，引发和作；四是留传后世，形成题壁文化。

一.指陈军事，讽喻君王

张问陶的题壁诗歌的价值主要包括一是指陈军事，讽喻君王。通过其同时代人的评述便可知其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影响颇大。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载：“其《宝鸡题壁》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传颂殆便。”[2]郭则沄《十朝诗乘》：“船山《宝鸡题壁》诗颇讽刺时帅……责备深严，不留余渖，可谓南董之笔。”[3]言其《宝鸡题壁》诗讽刺时帅，秉笔直书。

张问陶《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其第一首引入，可算总论。二至七首主要责备诸将之无能与腐败，例如其二“豺虎纵横随地有，貂蝉恩宠愧心无”，其三“大帅连兵甘纵贼，生灵涂炭已三年”。其四最为明显，有“不战岂能收杀运，无功先已负君恩”之句。

其第八首到十二首主要是表达心系百姓、忧心君王之情。如其十颔联“谁看鸿鹄犹扶耒，人佩刀鞬早卖牛”是写农民早已不耕作了，表现战争对人民生活的破坏。尾联“老师糜饷成何事，宵旰空贻圣主忧”则直接表达对君王的担忧。其十一首联“三川人满欲烹珠，曾问今年米价无？”便表现对百姓生活的担忧。尾联“犹幸未摇根本地，尚留严武在成都”则是对君王的宽慰。

其十五到十八首则是诗人结合自身，有毛遂自荐之意，希望君王任用有能力的人尽早平乱。如其十五“不明赏罚终何益，真举才能傥未迟”有对君王的不满，希望君王举贤任能。尾联“孙吴兵法非天授，谁竭诚谋报主知”，暗指作者愿意竭力为圣上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如第十七“两地有家离聚苦，连营无路梦魂猜”写自己的旅途遇战乱的经历以及对家人的思念与担忧。“几人还唱从军乐，何日真逢拨乱才”则期望“拨乱之才”的出现。

二.补史实之阙，正史实之误

张问陶的《宝鸡县题壁十八首》的创作直接收到杜甫《诸将五首》的影响，如《清史列传》言其“而于诗犹工，尝作《宝鸡题壁》诗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一时传颂焉”。同杜甫《诸将五首》一样，张问陶的《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同样具备补阙正误的诗史价值。清朝的文字狱极其严酷，对于时事士人多不敢言，关于白莲教起义的史料相对是缺乏的，张问陶的这组反映白莲教起义的题壁诗可补史实之阙，或正史载之误。

杨庶堪《论诗绝句百首》论张船山云：“嘉陵江弊雨如垂，寒屋诗人有故基。行到宝鸡问村店，清宵残壁诵君诗。”诗序言“《宝鸡题壁》十八首，当时台谏据以弹劾诸军吏，世多称之”。陈文述《雨夜读云间姚春木公子椿万里集并题张船山太史宝鸡驿题壁诗后》有“何来一卷浣花纸，仿佛开天旧诗史”之句，直接将其比为诗史。

朱克敬《瞑庵杂识》载“张船山《宝鸡县题壁》末章：‘嫠也横行起祸胎，桃花马上看重来。不贻巾帼先逢怒，欲辨雌雄己自猜。黄鹄特翻贞女调，白莲都为美人开。请缨便是秦良玉，可惜征苗失此材。盖指此也。《圣武记》以为教首王林妻，乃据当时奏报耳。”[4]此处便将史实与张问陶的诗歌进行互证以正史实之误。《圣武记》是晚清魏源所撰的一部关于清朝历史的著作，其记载教首为王林妻便与张问陶诗不合，应予以纠正。

邓之诚《骨董琐记》亦云：“张船山《宝鸡题壁诗》第十三首云‘嫠也横行起祸胎，桃花马上看重来。不贻巾帼先逢怒，不辨雌雄已自猜。黄鹄特翻贞女调，白莲都为美人开。请缨便是秦良玉，可惜征苗失此材，为齐王氏而作也。”[5]此处便将史实与张问陶的诗歌进行互证，指出此诗是为白莲教首领齐王氏，即为王聪儿所作。

三.传播原作，引起和作

观壁者有感于先到之人的留题，激发创作灵感，唱和性地进行题写，不但传播了原作，还催生了新的作品。很多人还有意识地去抄写整理题壁作品，以扩大其传播范围。张问陶的题壁诗多有人和韵，尤其是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当时就有很多人进行拟作，拟作使得原作更好的传播，进而其批判现实的精神也得到了传播和延续。潘清《挹翠楼诗话》云：“张船山太史诗纯用白描，《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久已传播人口。”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二云：“嘉庆已未有人抄《宝鸡题壁诗》十八首传观，忧心家国，豪荡感激，始知有船山张问陶先生。”

张问陶《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题壁之后的传播主要依靠身临目睹以及传抄的形式，传抄之后进一步扩大影响。传抄之外还有很多人有感而作，或者和韵而作。崔旭《念堂诗话》载：“船山师《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一时盛传天下。高家堰开有《淮阴题壁》十八首，末云：‘题诗敢拟张公子，聊志飞鸿指爪痕。指船山言也。中云：‘破格用人明主意，及时行乐老臣心。便死难尝沟壑命，偷生真是斗筲才。皆确有所指。”[6]崔旭是张问陶的学生，和张问陶是同时代人，记载十分可靠。

袁洁《蠡庄诗话》记载其偶过淄河店，看见壁上题云“云山分作四时看，五马纷骋太不难。三伏炎风三九雪，笈人无路守金丹。”后注：“一年之中，八次往返于此。岁已将除，题诗而去。船山居士题壁。”见此题壁，其和曰“久把浮云富贵看，出山容易入山难。西湖烟水吴门舫，方是人间不老丹。”其再次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又和曰“摩挲粉壁几回看，太息名缰退步难。我已烟霞成痼癖，先生可有大还丹”。其又记载后来孙湘帆明府路过淄河的时候壁间旧题俱己漫灭，张问陶也已经去世，湘帆于壁上和句云“重来已作断碑看，鸿爪模糊欲辨难。可惜墨花飞已尽，药底谁觅返魂丹”。张问陶的题壁诗从其辞官莱州到其去世，其间有数年时间，多人多次和其题壁诗。

清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二有《雨夜读云间姚春木公子椿万里集并题张船山太史宝鸡驿题壁诗后》，卷五也有《和张船山太史问陶宝鸡驿题壁诗十八首用原韵》。其第一首曰：

蜀栈秦关久太平，羽书飞鸟决云轻。

穴潜青犊妖氛起，峡东黄牛骇浪生。

壮士陇头争保砦，将军霸上久连营。

偶因驿壁传钞句，诸将论功忆此行。[7]

陈文述为其同时代人，其最后一句说“偶因驿壁传钞句，诸将论功忆此行”便点出了张问陶题壁诗对于批判诸将的作用。不管陈氏是有感于其诗而作，还是和原韵，都见出张问陶其人其诗的影响力。

四.留传后世，形成题壁文化

谭新红在《宋词传播方式研究》关于题壁的传播效果中说：“在古代，当无数的诗词作品不是像现在这样刻印在书本里，而是墨气淋漓、琳琅满目地题写在屋壁岩石上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道书法、文学与自然完美结合的人文景观。”[8]张问陶本身是一个集诗书画于一身的文人，另一方面他又是政府官员，由翰林院检讨、待诏，直到后来的莱州知府影响不可谓不大。其身份加上其诗书本身的价值，其题壁自然成为当时的一道人文景观，如果当时当地人加以保护或许可以留传后世。

如袁洁《蠡庄诗话》：“张船山先生引疾后，同人饯之于道士谷，先生醉后，留铁如意一枝而去。题壁云云。后掖县翟文泉孝廉，双钩石刻，至今游人拓以携归，亦佳话也。文泉名云升，工隶书。”[9]张问陶的题壁诗被掖县翟文泉孝廉双钩并石刻之后，游人争相拓以携归，成就一段佳话。

此外，从后世文人的和作及评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张问陶题壁诗影响之大。陈衍《戏用上下平韵作论诗绝句三十首》云：“宝鸡题壁一诗豪，枫落吴江张问陶。剩有雨村诗话在，芷塘瘦句落三刀。”此处以一“豪”字概括其宝鸡题壁诗，下句以“枫落吴江冷”之典言其有句无篇，似不确切，但总体而言是赞许的。柳亚子《罗星洲题壁》：“一蒲团地现楼台，秋水菜茵足溯回。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都为美人开。”“白莲都为美人开”是张问陶《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中第十三首句“黄鹄特翻贞女调，白莲都为美人开”。陈衍、柳亚子都是近代人，去张问陶百有余年，其诗中还提及张问陶《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可见其诗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1]刘洪生.唐宋题壁诗词的思想价值[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5，（2）：89-94.

[2]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M].台湾：明文书局，1986.

[3]郭则沄.十朝诗乘[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民国诗话丛编第四册，2002.

[4]朱克敬.瞑庵杂识，瞑庵二识[M].长沙：岳麓书社，1983.

[5]邓之诚辑.骨董琐记[M].上海：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五编，1996.

[6]张问陶.船山诗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陈文述.顾道堂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2002.

[8]谭新红.宋词传播方式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9]胡传淮.张问陶研究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例谈张问陶题壁诗的诗史意义 篇5

张问陶这组题壁诗的创作目的在其最后一首诗说的很清楚,即“风诗已废哀重写,不是伤心古战场”。张问陶在另一首诗中则说:“治乱难言归讽喻,文章入妙戒新奇。”张问陶题壁诗区别于以往诗人题壁的特色便在于以大型题壁组诗抨击社会现实。这首组诗有着良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功用,有着重要的价值。

刘洪生在《唐宋题壁诗词的思想价值》一文中指出,题壁诗的思想价值有落第的不平、迁滴的悲辛、看破红尘、求仙求道的思想、别离之悲、丧乱的感怀、对江山风物的喜爱、翻案、弃妇闺怨之情、悼亡、留言、嘲讽奸臣。[1]而张问陶题壁诗则侧重表达丧乱的感怀以及嘲讽诸将、讽喻君王,具备强烈是诗史意义,尤以《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为代表。张问陶《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的诗史意义大致可以分为四点:一是指陈军事,讽喻君王;二是补史实之缺,正史实之误;三是传播原作,引发和作;四是留传后世,形成题壁文化。

一.指陈军事,讽喻君王

张问陶的题壁诗歌的价值主要包括一是指陈军事,讽喻君王。通过其同时代人的评述便可知其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影响颇大。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载:“其《宝鸡题壁》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传颂殆便。”[2]郭则沄《十朝诗乘》:“船山《宝鸡题壁》诗颇讽刺时帅……责备深严,不留余渖,可谓南董之笔。”[3]言其《宝鸡题壁》诗讽刺时帅,秉笔直书。

张问陶《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其第一首引入,可算总论。二至七首主要责备诸将之无能与腐败,例如其二“豺虎纵横随地有,貂蝉恩宠愧心无”,其三“大帅连兵甘纵贼,生灵涂炭已三年”。其四最为明显,有“不战岂能收杀运,无功先已负君恩”之句。

其第八首到十二首主要是表达心系百姓、忧心君王之情。如其十颔联“谁看鸿鹄犹扶耒,人佩刀鞬早卖牛”是写农民早已不耕作了,表现战争对人民生活的破坏。尾联“老师糜饷成何事,宵旰空贻圣主忧”则直接表达对君王的担忧。其十一首联“三川人满欲烹珠,曾问今年米价无?”便表现对百姓生活的担忧。尾联“犹幸未摇根本地,尚留严武在成都”则是对君王的宽慰。

其十五到十八首则是诗人结合自身,有毛遂自荐之意,希望君王任用有能力的人尽早平乱。如其十五“不明赏罚终何益,真举才能傥未迟”有对君王的不满,希望君王举贤任能。尾联“孙吴兵法非天授,谁竭诚谋报主知”,暗指作者愿意竭力为圣上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如第十七“两地有家离聚苦,连营无路梦魂猜”写自己的旅途遇战乱的经历以及对家人的思念与担忧。“几人还唱从军乐,何日真逢拨乱才”则期望“拨乱之才”的出现。

二.补史实之阙,正史实之误

张问陶的《宝鸡县题壁十八首》的创作直接收到杜甫《诸将五首》的影响,如《清史列传》言其“而于诗犹工,尝作《宝鸡题壁》诗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一时传颂焉”。同杜甫《诸将五首》一样,张问陶的《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同样具备补阙正误的诗史价值。清朝的文字狱极其严酷,对于时事士人多不敢言,关于白莲教起义的史料相对是缺乏的,张问陶的这组反映白莲教起义的题壁诗可补史实之阙,或正史载之误。

杨庶堪《论诗绝句百首》论张船山云:“嘉陵江弊雨如垂,寒屋诗人有故基。行到宝鸡问村店,清宵残壁诵君诗。”诗序言“《宝鸡题壁》十八首,当时台谏据以弹劾诸军吏,世多称之”。陈文述《雨夜读云间姚春木公子椿万里集并题张船山太史宝鸡驿题壁诗后》有“何来一卷浣花纸,仿佛开天旧诗史”之句,直接将其比为诗史。

朱克敬《瞑庵杂识》载“张船山《宝鸡县题壁》末章:‘嫠也横行起祸胎,桃花马上看重来。不贻巾帼先逢怒,欲辨雌雄己自猜。黄鹄特翻贞女调,白莲都为美人开。请缨便是秦良玉,可惜征苗失此材。’盖指此也。《圣武记》以为教首王林妻,乃据当时奏报耳。”此处便将史实与张问陶的诗歌进行互证以正史实之误。《圣武记》是晚清魏源所撰的一部关于清朝历史的著作,其记载教首为王林妻便与张问陶诗不合,应予以纠正。

邓之诚《骨董琐记》亦云:“张船山《宝鸡题壁诗》第十三首云‘嫠也横行起祸胎,桃花马上看重来。不贻巾帼先逢怒,不辨雌雄已自猜。黄鹄特翻贞女调,白莲都为美人开。请缨便是秦良玉,可惜征苗失此材’,为齐王氏而作也。”此处便将史实与张问陶的诗歌进行互证,指出此诗是为白莲教首领齐王氏,即为王聪儿所作。

三.传播原作,引起和作

观壁者有感于先到之人的留题,激发创作灵感,唱和性地进行题写,不但传播了原作,还催生了新的作品。很多人还有意识地去抄写整理题壁作品,以扩大其传播范围。张问陶的题壁诗多有人和韵,尤其是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当时就有很多人进行拟作,拟作使得原作更好的传播,进而其批判现实的精神也得到了传播和延续。潘清《挹翠楼诗话》云:“张船山太史诗纯用白描,《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久已传播人口。”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二云:“嘉庆已未有人抄《宝鸡题壁诗》十八首传观,忧心家国,豪荡感激,始知有船山张问陶先生。”

张问陶《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题壁之后的传播主要依靠身临目睹以及传抄的形式,传抄之后进一步扩大影响。传抄之外还有很多人有感而作,或者和韵而作。崔旭《念堂诗话》载:“船山师《宝鸡县题壁》诗十八首,一时盛传天下。高家堰开有《淮阴题壁》十八首,末云:‘题诗敢拟张公子,聊志飞鸿指爪痕。’指船山言也。中云:‘破格用人明主意,及时行乐老臣心。便死难尝沟壑命,偷生真是斗筲才。’皆确有所指。”崔旭是张问陶的学生,和张问陶是同时代人,记载十分可靠。

袁洁《蠡庄诗话》记载其偶过淄河店,看见壁上题云“云山分作四时看,五马纷骋太不难。三伏炎风三九雪,笈人无路守金丹。”后注:“一年之中,八次往返于此。岁已将除,题诗而去。船山居士题壁。”见此题壁,其和曰“久把浮云富贵看,出山容易入山难。西湖烟水吴门舫,方是人间不老丹。”其再次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又和曰“摩挲粉壁几回看,太息名缰退步难。我已烟霞成痼癖,先生可有大还丹”。其又记载后来孙湘帆明府路过淄河的时候壁间旧题俱己漫灭,张问陶也已经去世,湘帆于壁上和句云“重来已作断碑看,鸿爪模糊欲辨难。可惜墨花飞已尽,药底谁觅返魂丹”。张问陶的题壁诗从其辞官莱州到其去世,其间有数年时间,多人多次和其题壁诗。

清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二有《雨夜读云间姚春木公子椿万里集并题张船山太史宝鸡驿题壁诗后》,卷五也有《和张船山太史问陶宝鸡驿题壁诗十八首用原韵》。其第一首曰:

蜀栈秦关久太平,羽书飞鸟决云轻。

穴潜青犊妖氛起,峡东黄牛骇浪生。

壮士陇头争保砦,将军霸上久连营。

偶因驿壁传钞句,诸将论功忆此行。

陈文述为其同时代人,其最后一句说“偶因驿壁传钞句,诸将论功忆此行”便点出了张问陶题壁诗对于批判诸将的作用。不管陈氏是有感于其诗而作,还是和原韵,都见出张问陶其人其诗的影响力。

四.留传后世,形成题壁文化

谭新红在《宋词传播方式研究》关于题壁的传播效果中说:“在古代,当无数的诗词作品不是像现在这样刻印在书本里,而是墨气淋漓、琳琅满目地题写在屋壁岩石上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道书法、文学与自然完美结合的人文景观。”张问陶本身是一个集诗书画于一身的文人,另一方面他又是政府官员,由翰林院检讨、待诏,直到后来的莱州知府影响不可谓不大。其身份加上其诗书本身的价值,其题壁自然成为当时的一道人文景观,如果当时当地人加以保护或许可以留传后世。

如袁洁《蠡庄诗话》:“张船山先生引疾后,同人饯之于道士谷,先生醉后,留铁如意一枝而去。题壁云云。后掖县翟文泉孝廉,双钩石刻,至今游人拓以携归,亦佳话也。文泉名云升,工隶书。”张问陶的题壁诗被掖县翟文泉孝廉双钩并石刻之后,游人争相拓以携归,成就一段佳话。

此外,从后世文人的和作及评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张问陶题壁诗影响之大。陈衍《戏用上下平韵作论诗绝句三十首》云:“宝鸡题壁一诗豪,枫落吴江张问陶。剩有雨村诗话在,芷塘瘦句落三刀。”此处以一“豪”字概括其宝鸡题壁诗,下句以“枫落吴江冷”之典言其有句无篇,似不确切,但总体而言是赞许的。柳亚子《罗星洲题壁》:“一蒲团地现楼台,秋水菜茵足溯回。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都为美人开。”“白莲都为美人开”是张问陶《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中第十三首句“黄鹄特翻贞女调,白莲都为美人开”。陈衍、柳亚子都是近代人,去张问陶百有余年,其诗中还提及张问陶《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可见其诗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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