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

非典（精选9篇）

非典 篇1

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水平不断提高, 动脉硬化的发生率持续增高, 其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 直至心肌梗死的发生。心肌梗死是指由于冠状动脉闭塞引起心肌供血减少, 最终导致心肌缺血坏死的病症。该病常见于中老年人群, 发生梗死前常有心绞痛事件的发生。在舌下含服硝酸甘油15min后未见缓解, 胸骨后疼痛, 胸部憋闷, 有窒息性或压榨性疼痛者则需考虑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由于老年人有多种基础疾病, 或者对疼痛敏感度降低, 加上心梗发生时症状不典型, 常常发生漏诊、误诊的情况, 延误疾病的最佳治疗时间, 造成心肌的不可逆损害, 且相关研究表明, 急性非典型性心肌梗死患者约占总患病人数的1/3。

为探讨非典型性心肌梗死的诊断和治疗要点, 对本院2年内符合标准的47例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收治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间确诊的37例非典型性心肌梗死患者, 参考第六版《内科学》对于此病的诊断标准, 其中男性患者21名, 女性患者16名, 年龄在41-83岁之间, 平均年龄71岁。其中出现呼吸系统异常的患者有12例, 主要变现为咳嗽、喘憋, 部分患者出现了呼吸困难, 出现消化系统症状的有14例, 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等证, 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的患者有7例, 主要表现为头晕, 上肢无力、麻木, 甚至出现神志不清等症状, 出现异味疼痛的有3例, 还有1例主要表现为血压下降、汗出等证。既往病史:高血压患者有11例, 冠心病患者有13例, 糖尿病患者有8例, 无上述病史者5例。

1.2 诊断

由于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多不典型, 故确诊主要依据心电图的特征性改变和血清酶学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确诊。以上患者的心肌酶谱如LDH (乳酸脱氢酶) 、CK (血清磷酸肌酸激酶) 、AST (天门冬酸氨基转移酶) 等均明显升高, 并且血清肌钙蛋白为阳性。心电图表现为:无坏死性Q波, 有部分患者出现ST下降, T波倒置, 伴R波进行性降低, 另一部分心梗患者表现为ST段抬高等, 可确诊为心肌梗死。

1.3 治疗

采取常规治疗措施, 确保所有患者卧床休息, 持续性吸氧, 如果从发病到治疗开始, 在6h以内, 在没有静脉溶栓禁忌症的情况下, 可考虑静脉溶栓, 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每2个小时做一次心电检查, 常规治疗可给予抗凝、抗血小板聚集、扩张冠状动脉及营养心肌的药物, 心电监护等。

2 结果

本组患者经过综合治疗后, 治愈有31例 (83.78%) , 死亡6例 (16.22%) 。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是内科常见病, 发病率并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而不断上升, 该病多由冠状动脉狭窄逐渐发展, 最后导致完全闭塞, 心肌供血急剧下降, 心肌因为缺血发生损伤, 如果治疗不及时则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心肌损伤后会刺激迷走神经, 出现上腹部的疼痛、恶性等消化道的症状, 而部分患者由于心排血量下降出现肺淤血, 主要表现为咳嗽、咳痰、呼吸困难及不能平卧等, 还有患者由于心排血量急剧下降而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和血容量不足的情况, 出现头晕、头痛、低血压等。这些患者的临床表现往往都不是很典型, 容易造成误诊, 延误治疗, 故需要临床医师熟练的掌握心梗发生后的心电图的动态变化及心肌酶和血清肌钙蛋白等检查指标的变化来辅助诊断。

回顾这些患者, 分析其病例, 发现发生心肌梗死的多为老年患者, 由于其生理功能减退, 对疼痛的敏感度降低, 心排血量降低时通常会出现脑血量的关注不足, 患者常常出现反应迟钝, 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患者, 往往会掩盖很多的临床症状, 为心肌梗死的确诊增加了难度。

临床上容易出现误诊多见于以下几点原因: (1) 患者的首发症状多未出现明显的胸痛, 而是以其他系统疾病症状更为多见; (2) 临床医师对非典型性心肌梗死的临床意识不高, 多认为病情不重或者对异位痛患者转诊的别的科室, 延误了治疗时间, 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3) 患者多为老年人, 反应迟钝, 记忆力减退, 对病史陈述不清; (4) 老年人体质差, 一旦发生心梗, 多容易引起多种疾病并发[1,2,3,4]。

总之, 对于年龄较大的患者, 当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呼吸系统症状、循环系统症状及消化系统和异位疼痛等, 均要考虑急性心梗的可能, 以免发生漏诊、误诊等, 同时还应结合心电检查和血清酶学检查得出正确的诊断结果。

参考文献

[1]陈金美.急性心肌梗死的观察与护理[J].中国当代医药, 2011, 18 (4) :115.

[2]罗正海, 杜威, 刘继宁, 等.急性心肌梗死的院前急救及急诊室处治[J].四川医学, 2008, 29 (4) :401-402.

[3]叶任高, 陆再英.内科学[M].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283-293.

[4]刘振玉.不典型心肌梗死临床诊治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 2010, 5 (3) :119-120.

非典 篇2

非典是什么病？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非典型肺炎是一个新的疾病名称。但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过“非典型肺炎”发生，其英文名为Atypical Pneumonias ,系指一组具有肺火表现，如发热、头痛、咳嗽、咳痰等症状，肺部X线片有浸润阴影等肺炎体征，而病原体并不明确或由非细菌性病原体引发的肺炎，总称为非典型肺炎。既往有因为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军团菌、立克次体等分别引发非典型肺炎流行的记载。1976年美国、西班牙、瑞典、荷兰、英国等先后均有过因军团非典型肺炎暴发流行的报道。因其他病原体引发非典型肺炎流行也曾发生过。但是，并非所有非典型肺炎均表现一样，正是由于其肺炎表现的不典型性，使不同病原体引发的非典型肺炎表现差异极大，严重程度各不相同，传染性也各不相同。

2003年流行的非典型肺炎，由于其病原体为变异的冠状病毒，传染性强，有极为重症类型引发死亡病倒存在，并且易在未作良好防护的医护人员群体中传播流行，所以影响很大，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由于部分患者很快表现出呼吸困难、呼吸窘迫、呼吸衰竭，因此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统称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英文简称为SARS(Serious Atypica Respiratory Syndrome)。

中国为何独钟“非典”？ 篇3

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给这个病定了一个新的名字：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也有人译成症候群，综合症）。英文简称为SARS（发音为萨斯）。于是，全世界都称之为SARS。唯独中国继续称“非典”。

新加坡华文报章现在已经统一了SARS的华文译名，称之为“沙斯”。为什么不是“萨斯”（有些地方如BBC中文网站就用“萨斯”）呢？这里要告诉读者的是，统一译名委员会是经过一番讨论之后，经大多数委员赞同而确定下来的。多数委员认为，对学生来说，沙比萨较通俗，虽然发音稍有不同。从音译的角度来看，萨斯当然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考虑到这里的语文环境，以“沙”代“萨”，相信读者可以谅解。

中国大陆的媒体多用“非典”一词。有人认为，用“萨斯”比用“非典”要科学、准确，也能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一致。但也有人反对“萨斯”，其理由可以归纳如下：

1.中国医生在4月12日从病人器官分泌物分离出两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此病的主要原因。四天之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确认。“这是中国医务工作者对世界医学的巨大贡献。历史不会忘记，语言也必须记录。非典已经成为中国官方使用的标准语汇，也为广大中国人和世界所接受……”

2.认为该病其实应该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可以被各方接受的命名。而且，“疾病的中文名称并不一定要遵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命名，中国的中医源远流长，对很多疾病的命名比西方要早。

3.音译没有太多的理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外国人也看不懂。

我想，这样的观点很值得商榷，也站不住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媒体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字母词，也有不少音译词。比如“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等，都是音译词，大陆媒体不是用得不亦乐乎吗？“萨斯”、“沙斯”也只是遵从这样的音译原则而已。

此外，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应该和其他各个成员国一样，遵照世卫的规范名称才对，坚持自己定名，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中国官方实在没有充分的理由要“非典”到底。笔者觉得，如果中国不用“萨斯”或“沙斯”，至少，按大陆现在的流行做法，直接用字母词SARS也比“非典”为好。

（2003年4月）

急性心肌梗死非典型心电图改变 篇4

1 心电图表现“正常”的AMI

1.1

AMI超急性期ST段抬高, 但患者原有慢性心内膜下缺血已有ST下移和T波倒置, 则上述改变可抵消而使心电图表现正常;AMI超急性期ST抬高已开始下降至等电位线, 高耸的T波已开始降低, 但未倒置且异常Q波尚未充分表现出来。有报道AMI早期心电图正常发生率为10%~20%, 这两种ST-T伪正常化通过与以往心电图对照, 或短期观察心电图动态变化有助于明确。

1.2 延迟出现的心肌梗死图形:

部分梗死患者由于就医较早, 正值梗死初期, 病变范围小或呈可逆性, 心电图可无改变, 待梗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心肌梗死图形, 延迟的时间可以是数小时、数日、甚至1周, 有人认为与梗死面积、深度以及心肌对缺血的耐受程度有关。

1.3

原有陈旧性心肌梗死, 本次又发生新的梗死, 梗死的部位正好与原有梗死的对应, 范围、深度也相似, 向量相互抵消, 心电图比原来更正常, 同样若心肌梗死累及多部位, 可能产生向量的互相抵消, 心电图正常。但由于向量的相互抵消, QRS波群往往下降。

1.4

AMI面积过小 (梗死区<2 cm) 不足影响心肌的除极和复极改变, 尤其在常规导联50%以上不出现AMI的典型改变。但若多部位探测或多导联标记或能够提高检出率。

1.5 AMI部位特殊:

如左心室边缘动脉梗死, 因梗死部位限制在侧壁, 心电图缺乏敏感性。另本院曾收治3例中年男性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2例经冠状动脉造影提示回旋支狭窄99%~100%;1例前降支第一对角支闭塞100%, 前者曾有人报道过回旋支闭塞有50%心电图正常。但该2例患者均有较明显的症状, 并伴有心肌坏死标志物升高。介入治疗后症状缓解。

2 q或Q波改变

2.1 非典型小q波

非典型q波 (时间<0.04 s, 高度<1/4 R) , 根据其在不同导联出现、动态变化, 临床有一定的意义。如V1、V2出现q波, 此时不管q波大小均提示前间壁心肌梗死存在;再就是原有q波的导联上q波进行性增宽或加深或原无q波的导联上出现新的q波以及面向梗死区的胸导联上出现小q波, 均提示心肌梗死, 以上若能排除束支阻滞或心室预激, 更能确诊。下壁导联出现q波, 若Ⅱ导联q波宽度达0.02~0.03 s应高度怀疑下壁心肌梗死[2]。有人统计小q波在AMI发病后12 h达80%, 小q波出现时间越短, Q波出现越早, 故小q波的出现是急性心肌梗死早期表现之一;另外对于梗死面积小, 梗死深度小于左室厚度50%, 常不出现典型Q波, 但可见小q波[3]。

2.2 Q波消失

原有Q波消失:新发的心肌梗死与原有心肌梗死部位对应, 可使异常Q波消失, 因此原坏死Q消失可作为其对应面早期AMI的佐证;另室间隔Q波消失, 在急性下壁心肌梗死合并右室梗死的诊断中有一定意义, I导联Q波消失是下壁心肌梗死累及右室的良好诊断标准。

3 R波异常

3.1 胸前导联R波递增不良或逆向递增

正常从V1~V4 R波是逐渐升高的, 若R波递增不良或递增顺序发生变化而呈发生反向递增, 在排除左右室肥大、心室预激、左右束支阻滞等情况下, 提示心肌梗死。

3.2

相邻的两个胸前导联R波振幅相差大于50%, 同一导联R波振幅进行性下降。提示有小面积心肌梗死及内膜下心肌梗死存在。

3.3

V1、V2导联R波振幅增大提示正后壁心肌梗死, 加做V7~V9可确诊。

4 碎裂的QRS (f QRS)

f QRS是心电图上QRS波群呈三相或多相波, 典型者呈RSR‘, QRS时间<120 ms, 在R某部出现明显异常切迹及顿挫, 但要排除束支传导阻滞图形[4]。多见于急性非ST抬高型、非Q波型心肌梗死, 在这类心肌梗死中心肌呈非均质性坏死, 坏死区有岛状存活心肌, 其除极活动由于缺血导致传导缓慢而延迟产生非同源性除极, 形成不规则皴裂QRS波。f QRS是特殊类型的AMI, 是诊断AMI的特殊的心电图指标之一, 众多研究表明f QRS发生率明显高于病理性Q波, 两者特异性相似, 但前者敏感性明显高于后者。f QRS对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价值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5,6]。

5 缺血性J波

近年来, 缺血性J波的概念一出现, 立即受到了临床的高度重视。它见于冠状动脉阻塞性病变或功能性痉挛引起严重的急性心肌缺血事件发生时。缺血性J波是心肌缺血时伴发的一种超急性期的心电图改变。缺血性J波可以在急性心肌梗死单独出现, 不伴有ST-T的改变, 而且可能是心肌梗死早期的惟一心电图改变[7]。缺血性J波代表心电极的不稳定性, 急性心肌梗死时出现J波表明预后差, 可发生严重性室性心律失常, 而导致患者猝死。缺血性J波诊断并不困难, 主要是大多数临床医师未意识到或重视。

6 ST段改变

6.1 ST非典型抬高

一方面抬高形态非弓背型, 另一方面抬高幅度较少0.1~0.2 m V, 临床意义非常大, 尤其在急性心肌梗死早期, 此时多数患者已有临床症状, 给予有效干预, 可以有效地预防梗死面积扩大或演变成Q波型心肌梗死。

6.2 ST段压低

6.2.1 普遍ST段下移

除AVR外, 其他导联ST段普遍下移, 是急性非ST抬高型心肌梗死常见的心电图表现, 若发生于老年人尤其老年人及并发糖尿病患者多见, 冠状动脉造影多提示冠状动脉病变较严重呈弥漫性或三支、多支病变, 远期预后差。

6.2.2

急性ST抬高型心肌梗死对应导联ST压低, 可以为急性ST抬高型心肌梗死早期表现, 要注意多导联监测。

6.2.3

急性ST抬高型心肌梗死早期ST压低:部分患者在急性心肌梗死超急性期先表现ST段压低, 伴或不伴T波高尖。

6.3 ST段平直延长

当ST段在基线上的时间≥0.12 s, 且伴有T波矮小对称及升支较陡时, 称为ST段平直延长[8]。多见于心肌缺血, 同样具有定位及有对应导联改变的特征。当除外低血钙等其他因素后, 可认为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也是急性心肌梗死的最早征象。

7 T波改变

7.1 单纯T波改变的AMI

T波受多种因素影响, 缺血只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 临床不能仅靠T波倒置来诊断AMI, 但并非绝对, 在个别病例中根据T波形状及有规律的自浅而深倒置, 以后又逐渐恢复等一系列变化结合临床仍能诊断AMI, 对这种只影响T波而不影响QRS波的现象有不同的解释, 有人认为R波产生来自心室贴近外膜约1/3~1/4厚度的心肌, 而心内膜心肌激动来自不同方向的除极, 其电位影响相互抵消, 故不参与QRS形成, 只有T波改变。

7.2 AMI早期改变

在急性心肌梗死1~3 h常可出现异常高大的两支不对称的T波, 持续12~24 h, 之后可出现典型的AMI图形[9], 此型临床也不少见。

8 P波改变

AMI早期突然出现Ⅱ导联P波高尖 (>0.25 m V) , 临床不少见, 产生的原因与AMI乳头肌功能不全引起的急性左心功能不全导致的继发性肺淤血有关, 但要排除肺栓塞[10]。

9 根据心律失常诊断急性心肌梗死

急性心肌梗死 (AMI) 病理性Q波是初始向量改变的结果, 故凡改变初始向量的心律失常均可产生掩盖心电图改变。

9.1 室性心律失常

窦性激动的QRS-T能反映心肌的异常, 室性异位搏动的形态也同样因心肌的病变而发生改变。在急性心肌梗死后, 由于心肌缺血、损伤和坏死使缺血部位心肌的传导发生改变, 室性早搏的形态也发生变化-异常Q波出现[11], 以室性早搏形态诊断急性心肌梗死必须以QRS主波向上的室性早搏作诊断, 室性早搏必须呈q R, QR或QRS型。其从室性早搏中诊断心肌梗死早在1943年Dressler首先发现, 以后杂志均有报道。但对于基层医院还未开展肌钙、肌红蛋白的测定、血清心肌标记物的检查, 仅有心电图机, 从室性早搏中获得临床线索对早期诊断心肌梗死很有帮助, 特别是心电图尚未出现急性心肌梗死图形及心肌酶在正常范围时, 可根据单纯的室性早搏的形态获得早期诊断的信息。尽管从室性早搏中诊断心肌梗死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 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注意动态观察心电图, 结合酶学检查以及其他临床资料综合判断, 提高根据单纯室性早搏Q波诊断急性心肌梗死的临床价值。

9.2 其他类型的心律失常如房颤、房室阻滞等

如急性下壁梗死发生房室阻滞及房颤, 可能与右冠状动脉堵塞影响了房室结动脉供血, 或左旋支的心房旋支供血障碍并有心房梗死、心房肌缺血、乏氧而电生理异常有关。由于不典型急性下壁心梗心电图病理性特征性改变出现较迟, 心肌酶检查也不能及时得到反映, 因此不能依据1~2次心电图或心肌酶检查而排除AMI, 要动态观察心电图、心肌酶改变, 结合临床症状做出诊断。另外左束支阻滞可掩盖前间壁心肌梗死;心室预激可掩盖心肌梗死初始Q波;持续性室速时梗死图形可被远离梗死区的室速所掩盖;心肌梗死合并完全性房室阻滞时位于远端的室性逸搏心律可掩盖梗死Q波等。

1 0 小结

“非典”的法律思考 篇5

李洪奇

时下，非典型性肺炎在我国一些地区肆虐流行，严重威胁着疫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党中央、国务院果断领导，采取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外交、法律、行政、科研和医疗措施，团结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抗击“非典”，志在赢得这场历史性战役。

正当我们被医务人员的英雄故事所感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感空前高涨的时候，依法防疫，理性反思，科学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医疗卫生立法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等构成的医疗卫生法律体系。在传染病的预防、治疗和控制方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做出了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最高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了政府、医疗卫生机构、医务工作者和一般公民在传染病防治中的职责权利，将传染病分类管理，列明甲、乙、丙三类共41种法定传染病，对各类传染病的预防、疫情报告和公布、控制、监督以及法律责任做出了详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为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或者由国内传出，实施国境卫生检疫，保护人体健康，做出了具体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了医务工作者及时报告传染病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

《医院工作制度》和《医院工作制度的补充规定》等卫生部部门规章对医院感染管理制度、隔离消毒制度和防止院内交叉感染做出了详尽的规定。

本作者试图从法律的角度，分析“非典”流行的人为因素及相应法律责任、阐释依法防疫和依法行政的重要性。

关键词：

非典型性肺炎（AP），重症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法律责任

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 AP），是一种由新病原体引起的急性呼吸系统感染疾病，传染性很强，一些患者的免疫系统和肺组织遭到破坏，病情进展迅速，预后不良。引起非典型性肺炎的病原体通常有：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立克次体、腺病毒以及其他一些不明微生物。医学研究初步断定本次“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及其变异株。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非典”为“重症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我国卫生部已将“非典”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

防治传染病的原则是“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此原则也在我国医药卫生立法中得到从分体现。然而，从11月广州出现首例“非典”病人以来，疫情却相继在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和地区蔓延，暴露出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不足和弊端。

“非典”流行固然有比较复杂的医学原因，但不容忽视的是疫情发展中的人为因素。

一， 医务工作人员

疫情暴发初期，一些“非典”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更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有关医务工作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回顾分析相关资料，发现当时可能的原因有：1，诊治活动过于简单化，程序化，过多依赖物理检查和化验检查。2，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对非典型性肺炎缺乏认识。 3，缺乏必要的传染病防范意识和相关知识。4，对患者病情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或者玩忽职守。

凡此种种，反映出我国传染病防治第一道防线的薄弱，也反映出医务人员普法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执行职务的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发现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必须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限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发现传染病疫情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所在机构或者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发现传染病疫情，不按照规定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医师法》还规定，医师应当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法律规定了医务工作者的“报告”义务，奠定了传染病“逐级报告”制度的法律基础。但现实不能让人们相信疫情初期的医务人员履行了“报告”义务。

当然由于非典型肺炎当时还不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法定传染病，收集疫情、分析疫情，建立新的疫情报告方法和规范的确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不能构成有关责任人的免责事由。

二，医疗保健机构

医疗保健机构是患者获得治疗和康复的主要场所，是预防和治疗传染病的`前沿阵地。《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和从事致病性微生物实验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防止传染病的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和致病性微生物的扩散。同时要对从事传染病预防、医疗、科研、教学的人员，现场处理疫情的人员，以及在生产、工作中接触传染病病原体的其他人员，有关单位应当根据国家规定，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对传染病、精神病、职业病等患者的特殊诊治和处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发生重大疾病流行或者其他意外情况时，医疗机构及其卫生技术人员必须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

然而不幸的是，问题恰恰处在医疗机构内部，一段时间内某些医院的急诊、门诊和病房成了交叉感染的重灾区，相当部分的“非典”患者是医院内感染的受害者，其中就包括许多医务人员。截至到目前北京地区医务人员的感染率高达17％。

三，患者和病原体携带者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有关传染病的查询、检验、调查取证以及预防、控制措施，并有权检举、控告违反本法的行为。任何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及时向附近的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防疫机构报告。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在治愈或者排除传染病嫌疑前，不得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如果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将比照刑法第178条（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刑法）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些“非典”患者和病原体携带者，由于各种原因或出于各种心态，无视国家法律规定，无视医务人员的劝阻和卫生行政人员的警告，隐匿躲藏，我行我素，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四，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机关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各级政府领导传染病防治工作，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级各类卫生防疫机构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各级各类医疗保

健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防治管理任务，并接受有关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

在防治传染病工作中，法律赋予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机关核心领导地位，并对具体职能机构和管理体制作出明确要求。为保证政令畅通，有效防疫，《传染病防治法》特别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新《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而，人们曾经见到的是，“非典”疫情被掩盖和隐瞒，患者人数被虚报和漏报，最终导致疫情控制更加复杂，更加艰难，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国际形象。

一些专家学者呼吁尽快建立处理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本作者认为这些机制的有效运行确实非常重要和紧迫。事实上，我国现有的医疗卫生法律已经对这些机制的结构和功能作出了明确规定，所以最为重要的是有关机构和人员是否能够理解法律，能否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防疫、依法做好本职工作。

李洪奇 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医学法律部主任

电话：010-88083116, 88083118

网址：www.lihongqi.com

走过“非典” 篇6

这是一个被隔离的春天。SARS灾难是对人类日益自大和放纵心性的一声嘲笑。

面对SARS，央视提出“我们众志成城”，香港提出“心连心抗炎大行动”，一大批以“非典”为题材的歌曲、影视、文学、艺术作品涌现出来……人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战胜SARS的勇气。

恐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感觉不到恐慌。

脆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弱点。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承受一些考验，我们只是碰巧遇到了SARS。遭遇过SARS的一代人，生活还将继续。但SARS不会白白伤害我们一回，它提醒了我们生命的无常和脆弱，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以往不多的机会—把自己推到生命的边缘来考察自己的一切；它告诫我们人的渺小—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那号称“能够征服自然”的人类在面对疾病时的束手无策；告诫我们在对自然索取的太多，自然出示了警告的黄牌，我们只能同它握手言和；它教会了我们感谢—感谢我们在危机中看到久违的友爱和平和。我们由此重新学会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非典 篇7

(1) 城市居民获得非典信息的最主要渠道是与人交谈、电视和会议传达, 而作为更快捷的渠道, 网络和手机短信还没有被广泛应用。电视是城市居民认为更及时, 信息量最大、最信任的渠道, 而网络则被认为不够可信。与其他获得信息渠道相比, 电视和报纸这些传统方式更容易被接受, 网络和手机短信尽管更快捷, 但其接受程度和信任程度并不高, 大众媒体和卫生部门应该更加注意加强这方面建设, 在信息传播时, 加大网络和手机短信的信息量和透明度,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城市居民这个群体更接受网络和手机短信的信息内容

(2) 城市居民认为应该为妇女、儿童、老人和在校学生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帮助, 同时政府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更及时的报告最新疫情数据、所在地区疫情信息和预防知识措施这些大众最关心的信息。城市居民认为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妇女、儿童、老人和在校学生因为其自身特点, 需要提供给他们更多的信息和帮助, 大众媒体和卫生部门应该更加注意加强这类专门信息的发布。与此同时, 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应该更及时的报告最新疫情数据、所在地区疫情信息和预防知识措施这些信息, 以便大众早做准备, 做到心中有数, 既能防患于未然, 也能更好的应对。

(3) 城市居民对所获SARS信息总体状况的满意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但也有一些方面需要改善和加强。

经过了非典这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城市居民对大众媒体和卫生部门提供的S A R S信息总体满意程度还是很高的。今后, 要继续加大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的力度, 在演练中对预案进行评估, 发现并解决问题, 增强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在检验和完善预案的同时提高应急管理、协调和现场处置能力, 明确分工与职责, 做到“定人、定岗位、定任务、定职责”, 以便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每一个参与应急处理的人员到岗后, 无需指导即可开展工作, 随时都能拿得出, 打的赢。为了切实改善这种情况, 提出以下建议。

(1) 作为更快捷的方式, 网络和手机短信等高科技信息渠道还需要多加应用。大众媒体和卫生部门应该更加注意加强网络和手机短信方面的信息建设, 在信息传播时, 要注意加大网络和手机短信的信息量和透明度,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城市居民这个群体更接受网络和手机短信的信息内容, 同时保证获得足够的信任。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 接触网络和手机短信的机会还是很高的, 只是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大众媒体和卫生部门提供的信息量不够, 而且也做不到权威准确, 久而久之, 城市居民对网络和手机短信传播的内容的信任度降低, 只有加大网络和手机短信的信息量和透明度, 才能重新让城市居民更接受网络和手机短信的信息内容, 也加大这方面的利用率。

(2) 电视作为城市居民获得非典信息的最主要渠道, 也是最易接受的方式, 应加大权威、准确信息的发布量。在众多电视宣传节目中, 专家访谈是最为被城市居民接受的, 也就是说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大众媒体和卫生部门应多请专家做一些专题节目, 让城市居民得到权威、准确的信息, 也便于大家更好的应对。

(3) 政府应该为妇女、儿童、老人和在校学生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帮助, 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更及时的报告最新疫情数据、所在地区疫情信息和预防知识, 这些是城市居民最关心的信息。

(4) 城市居民对所获SARS信息总体状况的满意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但也有一些方面需要改善和加强, 比如应加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 同时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予更多的相关方面信息。

在经历过前后2次抗击非典的战役后, 尤其是在国务院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之后, 相比于第1次的“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而言, 第2次我们的卫生系统应对非典的显得从容得多,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我们在第一次防非典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更重要的方面是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机制。我们应加大立法的力度和深度, 更好的帮助大家面对, 以装备信息网络为框架, 以法律、法规为依据, 科学管理为手段, 以健全应急机构和队伍为主体, 加强责任管理, 以三个网络构建整体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体系。

参考文献

[1]曹丽萍.从“非典”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J].中国公共卫生, 2003, 7.

非典 篇8

被动应对———主动防御:公众由信息饥渴到信息满足

首先, 重大突发事件时的信息真空引发公众信息饥渴。突发事件一般具备以下特点:一是突然发生, 难以预料;二是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 受到社会高度关注, 必须及时、妥善处理;三是首次发生, 缺乏处置的预案。突发事件的这些特点使受众产生了信息饥渴, 受众急于了解有关的各种信息, 以便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正确反应。非典暴发初期, 由于对非典缺乏认识, 对其严重性估计不足, 有关部门和人员想把事态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因而采取封锁消息的办法, 隐瞒事实真相, 控制信息传播。当时, 非典以其易传染性和高危性已在坊间广泛流传, 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但正式渠道却很少有关于非典的信息传播, 人们亟须了解非典相关情况 (包括引起原因、有何危险、目前感染情况及如何防范等) 与信息传播真空的矛盾导致公众陷入了极大的“信息饥渴”, 同时, 这也反映了公众的“知情权”遭到了严重漠视。

其次, 还公众“知情权”满足其信息需求。面对重大突发事件, 对公众“知情权”的满足程度是影响公众心理的重要因素, 人们对危机了解的程度越深, 将越容易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危机及其造成的影响。反之, 如果人们对危机缺乏了解, 将越容易轻信谣言, 从而加剧心理恐慌, 影响社会稳定。在抗击甲型H1N1流感中, 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极大维护。5月11日, 四川出现首例输入性甲型H1Nl流感病例, 卫生部随即向内地及世界卫生组织、港澳台地区和部分国家发出通报。此后, 主流媒体及时跟进, 追踪报道最新疫情、动态, 同时, 网络媒体信息海量、超链接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纷纷开辟了“全球阻击甲型H1N1流感疫情”专页, 包括“疫情统计”、“症状特征”、“流感趋势图和分布图”、“图文、视频报道”、“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防护手册”、“媒体评论”等栏目,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需要, 如此详尽的信息公开, 与以往的疫情应对相比, 有了明显进步。公众“知情权”的满足使其在面对甲型H1N1流感的蔓延时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减少了由于信息不明导致的恐慌, 增强了战胜流感的信心。

隐瞒信息———公开信息:公众由心理恐慌到从容淡定

首先, 对“生存还是死亡”的不确定引发人们极大的心理恐慌。一方面, 权威部门封锁消息为社会心理恐慌播下了种子。政府是公共危机发生的责任人, 也是解决公共危机的最重要主体。因此, 在公共危机的爆发过程中以及在对危机的解决中政府自始至终都是信息的最主要掌控者。但政府刻意隐瞒信息或者提供的信息与事实真相不符, 则容易使人们陷入一种极大的恐慌之中。2003年的非典在这一点上对政府提出了严重的警告。“非典”初期,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隐瞒疫情, 从而造成信息的不对称, 酿成社会恐慌, 并造成非典在我国的大规模肆虐。而与我国相反的一个例子是越南处理非典的经验, 即政府信息公开化, 尊重公众知情权, 获得公众主动配合, 使调查真正到位。越南的成功经验说明政府信息的透明化不仅可以对公众心理进行有效干预, 而且对于危机的及早控制与解决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1) 。另一方面, 媒体集体失语导致谣言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大量传播。众所周知,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瞭望哨”, 有着“环境监测”功能, 大众传媒通过提供社会变动的信息, 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采取环境适应行为。然而, 大众传媒的缺语和失位, 特别是在面临重大突发性事件时, 人们亟须了解事件的动态, 而传媒却采取了不该有的“沉默”, 然而, 信息传播的途径并不是唯一的, 除了以大众传媒为主的正规渠道, 还包括人际传播等非正规途径, 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丰富多元、极其便利的渠道。人们对信息的欲知而不得知滋生了各种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的出现乘机填补了人们的心理空白, 并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迅速传遍全社会, 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恐慌和动荡, 非典早期就是如此。

其次,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折射出公众心理日益从容。一方面, 政府高度重视, 采取措施, 为公众注入“强心针”。中国政府从甲型H1N1流感暴发初到传入我国, 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 积极应对, 极大延缓了流感的传入, 阻止了流感的扩散。如加强出入境检查, 严防甲型H1N1流感病毒入境;建立了由卫生部牵头的多部门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机制, 研制出特异而且灵敏的快速诊断方法;对甲型H1Nl流感密切接触者观察情况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针对我国出现首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 卫生部紧急召开防控工作会议, 要求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应于两小时内网络直报;民航强化甲型H1N1流感防控措施, 全国铁路系统开始进行健康提示等。我国政府以迅速、果断的措施积极应对甲型H1N1流感, 优化了政府的内外形象, 同时, 极大地缓解了我国公众对甲型H1N1流感的恐慌心理。

另一方面, 媒体客观报道, 有效引导, 给公众吃下“定心丸”。一是媒体客观报道。与非典相比, 我国媒体对甲型Hl Nl流感的报道要客观、透明得多, 从最新病例到疫情数据统计, 从流感的危险性到防治办法, 从流感患者追踪到隔离“小故事”, 媒体从多个侧面和视角进行了多维、全方位的报道, 杜绝了谣言和流言的传播, 避免了社会公众的恐慌。二是进行舆论引导。除了新闻报道外, 舆论引导是媒体的又一大功能。在甲型H1N1流感期间, 我国媒体较好地发挥了这一功能。如新闻报道《面对首例二代病例:不恐慌, 不轻视》 (见新华网5月29日) , 报道强调了党中央、国务院对防治甲型Hl Nl流感工作的重视, 并用事实说话, 鲜明地指出这次流感疫情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同时, 针对二代病例出现, 提醒人们高度重视。既给了人们战胜流感的信心, 又成为鼓舞人们继续与流感战斗的动员, 取得了较好的舆论引导效果。三是进行心理疏导。在甲型H1Nl流感期间, 针对公众容易产生的惊恐、不安、紧张等不良心理, 媒体通过报道及时进行了心理疏导和心理抚慰, 排解负面情绪, 消除不良心理倾向, 把公众的情绪引导到健康、向上、乐观、理智的方向上来, 从而为战胜甲型H1N1流感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础。

社会歧视———人文关怀:公众由互不信任到和谐友好

首先, 过度防范引发信任危机。过度防范即过度防范心理。心理防范是人的一种本能的适应性反应。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运用心理防范来避免精神上的痛苦与压抑。适度的心理防范不仅对于预防和治疗身心疾病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而且对于应对突发事件也有着重要的避险与调适作用。但如果人人自危, 就会形成过度心理防范。过度心理防范是一种病态心理, 表现为妄想、惊恐、退缩或歪曲现实等 (2) 。过度防范导致:一方面, 人与人之间不信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信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 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交往、相互关系状态的反映。在突发事件中人们普遍出现的负面心理反应即心理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信任危机。它首先表现为个体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丧失信任之后的应激性反应。一旦发生危机事件, 人与环境间的和谐信任关系就会被打破。沈毅认为, 非典的冲击波导致了社会的恐慌、焦虑等心理情绪的蔓延。在这些现象背后, 非典事实上造成了社会中人际关系之间不信任的结果。这种不信任不仅蔓延在陌生人之间, 冲击了社会的一般信任度, 而且侵入到了熟人乃至关系密切的亲友之间, 这种对密切信任关系的冲击是在长时间内难以修复的。 (3) 口罩的风行尽管有利于一定程度上防止受感染, 但同时也为对他人不信任注脚。不信任突出表现为对非典病人的歧视甚至敌视。一旦某人被确诊感染上非典, 一切将随之改变, 隔离期间人们对其畏如狮虎自不必说, 即便是康复或解除隔离, 也处处遭受歧视, 被人视作洪水猛兽, 唯恐避之不及,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这便是当时发生有非典患者逃避隔离、逃离医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 公众对政府不信任。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国泰民安的重要前提, 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相反, 如果公众对政府丧失了信任, 民怨沸腾, 危机和矛盾丛生, 社会就可能陷入动荡, 政局就可能不稳。政府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管理和应对是衡量公众对其信任指数大小的重要标尺,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 政府的领导和指挥至关重要,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有利于增加公众对其的信任指数, 反之, 则降低。非典危机初期, 一些地方政府反应的迟缓以及应对措施的不力, 加之对疫情的隐瞒封锁, 造成了公众对政府的猜忌与不信任, 并酿成对非典的社会性恐慌,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政府的形象和威望也受到极大损害。

其次, 友爱、宽容的环境和对生命的尊重换来彼此间的信任。一方面, 人文关怀无处不在。甲型H1N1流感期间, 人性化防控得到了充分展现。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对专业性的防控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释和宣传, 努力做到广为人知, 在社会上加强了健康提示, 组织人力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主动询问健康状况, 记录相关信息, 有问题主动及时联系,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防控理念。同时, 对甲型Hl N流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 按照程度不同采取“集中医学观察”和“居家医学观察”区别对待措施, 透露出浓浓的人情味。对社会最为关注的集中医学观察和接受治疗人员, 相关措施也是充满人性化色彩。在接受医学观察和治疗的同时, 人们不但在饮食起居方面得到妥善安排, 和外界联系、保留工资收入等要求也得到充分尊重, 没有歧视和恐惧, 一切都在鲜花和慰问中进行。 (4) 另一方面, 公民意识觉醒彰显社会和谐。与非典相比, 甲型H1N1流感期间, 公民责任感的增强和由此带来公民意识的觉醒是这一时期的突出表征。内地首例甲型Hl Nl流感患者包雪阳病愈出院时, 他坦然面对媒体镜头, 既向被隔离者道歉, 又鼓励山东和北京的两位病友不要害怕, 并针对媒体“包某某”的称谓说:“我叫包雪阳,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名字。”在严峻的疫情面前, 这样一种健康向上的心态是难能可贵的:其一, 它有助于患者和治疗机构形成良好的配合, 及早治愈疾病;其二, 它有利于化解公众的焦虑心理, 增加全社会防控疫情的信心。这两种作用, 在北京确诊的病例中, 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那位18岁的女生在出现症状后, 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行程和身体情况, 并及时就诊, 为相关部门迅速找到密切接触者, 为阻断疫情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 有海外留学生在网络论坛发出倡议, 建议留学生推迟回国, 若回国则在确认没染病后再行动, 并保留行程中的票据以便追踪。这一倡议得到了不少留学生的认同和响应。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中, 这种顾全大局、留意细节、谨小慎微的意识, 体现了公民的责任感。 (5)

甲型H1N1流感凸显我国公民意识的觉醒, 这不是一次量变, 而是在经历一次次灾难后引起的心理质变, 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它的意义不在于对流感本身, 而在于由此折射出的一种国民素质的跃升将成为我国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一大法宝, 这是甲型H1N1流感带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摘要：甲型H1N1流感作为当前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备受关注, 我国政府和媒体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时, 与非典时期封锁消息、隐瞒事实真相比较, 对相关信息的发布和报道要公开、透明得多, 相应地, 导致了我国公众心理由信息饥渴到信息满足、由恐慌到从容、由怀疑到信任的嬗变。

关键词：非典,甲型H1N1流感,公众心理

参考文献

[1]张维平:《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的构建》,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 2006 (3) 。

[2][3]秦启文、周永康:《公众在突发事件中的负面心理反应解构》,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6 (1) 。

评点非典时期妙文 篇9

其一

北京市目前非典恐惧症患者已达２５０万例，具体症状为：乱吃药，戴口罩，皱着眉头不会笑。抢油抢粮抢中药，昼夜消毒不睡觉。（第６期《博览群书》）

将来北京人讲古，说起想当年，是余悸未消，还是哑然失笑？但无法否认确曾染过恐惧症，而此症既来自无知，也来自不知，无知者可悯，不知者可怜见，盖知情权得来稍晚也。然而勿笑北京市民，要公道打颠倒，那"三抢"实不得已而为之。文中数字何以恰是"二百五"，待考。

其二

某高校领导在校园酒家用餐，听人喊"３８度""３８度"，忙起身问："谁３８度？"答"金六福"，更着急地问："哪个系的？"（同上）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竟至于此！但细品之，此中之某高校领导，实一难得之好领导也。他忧心忡忡，神经之弦紧绷，乃良善之心，关爱之心，责任之心也，闻其声如见其人，虽似有点迂，却堪当"视民如伤"之誉。

其三

未得非典人识别方法：白白胖胖（在家待的），腰腹渐壮（营养补的），眼睛犯花（电视看的），双手粗糙（消毒洗的），精神恐慌（非典吓的），腋毛稀少（试表蹭的）。（同上）

此则最后一句显系夸张，但幽他一默又何妨？未得非典人虽未必人人如此形象，然而有几人不曾恐慌？与其笑人，莫如审己，切勿站着说话不腰疼。

其四

刚才，我拣了一挂鞭炮，准备留着过年放，你看见了，就要点，我说先别点，你和我怄气，大喊："我非点（典）！我非点（典）！"结果医院把你接走了，好自为之吧！（５．５《家庭周末报》）

这一段子看似无甚深意，亦无甚新意（与另一段子大同小异：饭店中一对男女，面对满桌吃不了的饭菜，女曰我说吃不了这么多吧，你非点（典）！你非点（典）！）。不过，怄气的"我非点（典）"和抱怨的"你非点（典）"，都成了忌语，亦非常时期之非常世态也，而一句"好自为之吧"，无奈中有深情焉。

其五

非典问答：传播途径--飞吻与点钞；如何彻底预防--肺切除；得了咋办--张国荣咋办，咱咋办；得了躲哪儿--拉登躲哪儿，你躲哪儿。祝开心健康！（６．７《北京日报》）

据说此文见于中日友好医院隔离病区外之缓冲区，人见之则紧张心绪亦为之缓冲，实因其荒诞也。但荒诞不无稽，"飞吻与点钞"堪称神来之笔。当然不会有人去学张国荣、拉登，拿这二位非正常之"走"与藏，化解紧张心绪，实一宽心剂妙方，开心才健康，要健康需寻开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