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的教育学反思

非典的教育学反思（精选3篇）

非典的教育学反思 篇1

非典的教育学反思

王多

非典的到来，给我们整个教育事业，尤其是学校教育带来诸多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是我们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

首先是卫生教育问题。以往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卫生教育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比如在学科布局上，卫生科目的角色十分边缘化。与数理化等大科相比，小学的《卫生常识》、中学的《生理卫生》无论质还是量，都显得无足轻重。在教材编排上，卫生知识的选编存在明显漏洞。针对非典使大多数在校学生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最近已有专家提出，应该把传染病写入大中小学教材课本。在教学安排上，卫生科目常常受到排挤，为应试教育让路。北京最近的`一次调查表明，非典来临之前卫生科目是各级学校最容易被砍掉的课程之一。还有在整个卫生教育理念上，我们似乎存在一个误区。我们过多地重视了卫生知识的传授，却忽视了生命教育与健康教育的重要地位，而后者往往不是单纯的卫生知识，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文知识，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育理念需要作出调整。

其次是责任教育问题。虽然我们的各级学校教育都不乏思想品德教育，但非典的来临还是反映了我们这方面教育的不足。比如，为什么非典一来，某些疫区的大学生像逃难一样，拼命奔往外地躲避，从而客观上推动了疫情的传播?大学生作为流动性较强的群体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然而面对政府与社会的呼吁，依然无动于衷，我行我素，这突出反映了我们不少学生只顾自己，不管他人，极端自我，缺乏社会责任感，也客观说明了我们责任教育的匮乏。在传统的品德教育中，我们过多地告诉学生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我们对责任、义务等问题却缺乏深入细致的剖析与论证。现在大学生们谈权利谈得很多，然而真正讲奉献，讲付出却做得很少。前不久，某重点高校的许多“借贷生”，毕业后一去不返，把银行气得直掉眼泪。看来责任教育，应该摆到一个突出而迫切的位置了。

最后是教育管理问题。非典一来，大学生之所以能够迅速“逃逸”，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的教育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大学生们通过国际互联网得到各种小道消息，于是以假为真，人心惶惶，急于奔走，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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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非典：人文学者的反思 篇2

非典疫情发生之后，科技界的反应相当积极，从重大科技计划调整、研究资源的大量投入到众多研究机构和科学工作者的公开表态，无不显示出他们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声音显得相对微弱。而以非典正在和即将导致的广泛与深远影响观之，它已凸显为全局性的社会风险和挑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非典及其风险的认识和应对，没有科学不行，但仅靠科学又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与非典有关的诸多社会的、经济的、法律的重要问题正愈来愈急迫地摆在人文社科学者的面前。面对当下的变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确也应该及时反躬自问：面对非典风险，我们怎么办?

二十多年来，从思想解放到重建学术规范，人文社会科学在与时代的互动中逐步走上轨道，从基本国策的制定到具体改革政策的出台都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密切相关。但透过这次在非典问题上不应有的迟钝，我们不难看出入文社会科学在日渐繁荣的表象之下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问题意识的缺失。一方面，计划体制的残余惯性使一些人文社科学者仅仅满足于扮演具体政策诠释者的角色，而缺乏主动揭示问题、解决问题的自主性思考和研究，更少对突发事件的安全预警性研究；另一方面，学术的社会建制化和学术资源占有的“马太效应”诱使一些学者仅以资源掌控、门派繁荣和话语霸权为旨归，用江湖习气替代学问之道，借伪概念、假问题冒充真思想、真问题，致使薄板钻孔、滥竽充数等浮躁学风日益盛行。正是恪守学问之道的问题意识的缺乏，使一些人文社科研究要么陷入教条主义和循环论证的窠臼，要么热衷于大而无当、内容空洞的自我理论建构和概念制造，要么假学说之名误导公众以饱其所处族群之私，结果使得本应想人所未想、思人所未思、发人所未发的人文社会科学，、从创思者退化为本有待完善的政策理念的反刍者或一己之利的护卫者，亦使人文社会科学的公众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言，缺乏问题意识的最大危害莫过于反思能力的丧失。众所周知，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其研究成果一般不止于对现象的解释，而应显示一定的洞察力和预见力，这是学术研究与非研究性的一般意见与舆论的差别所在。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其超出一般意见与舆论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主要源自研究者的反思能力或批判性思考能力，它是最基本的哲学思考能力，也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能力。所谓反思，简言之就是对既有思想认识的再思考，对看似不容置疑的事实、价值、逻辑和观念前提的再追问。而且这种再思考和再迫问一般不妄下任何绝对化的非此即彼式的断语，而是临渊履冰般前瞻后顾、左右调适，甘当真知与远见的产婆。纵观有思想记载以来的人类文明历程，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历史与现实、事实与价值、思想与观念等文明范畴乃至整个文明的反思，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克服种种危机，最关键的一点是能够及时地反观自身、反观文明，以自我批判、不断调适的精神走出重重风险。毋庸置疑，只有在对真问题的探究和追问中才可能陶铸研究者的反思能力。

问题意识的缺乏和反思能力的丧失最终使人文社会科学无法发出真知灼见，更难以为社会提供理性务实的政策咨询建议。而这，本应是人文社科学者不可推委的社会责任。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中国古代称为“士”，从“仕”与‘“士”的字源关系就不难看出，以社会分工观之，“士”的最高世俗价值是以策论兴天下。古时衡量策论高下的判准在于眼光、见地与胸襟，如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实现依然在于以前瞻去短视、以理性排附和，以务实化义气，否则，若平时或人云亦云，或隔靴搔痒，关键时刻毫无见识，该出手时不出手，终难免鸡肋或南郭处士之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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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反思，不难找出人文社会科学的直面非典之道。值此民族危难之际，人文社科学者应树立起鲜明的问题意识，以揭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主旨，打破既有的学科分野，针对非典及其风险展开相关的反思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面对当前的非典态势，我们以为，简单的批评或赞许都不是当下的要着。以当下最为敏感的公共信息应否公开之争为例，人文社科学者不应满足于简单化或义气化的坐论是非、扬此抑彼，应该更深一层地看到，问题之症结不在于公共信息应否公开、是否应该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而在于如何建立一种合理有效的公开机制、如何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又令其践履相应的义务，相关的理性思考乃至技术性的应对才是人文社科学者的主要职责所在。因此，面对非典变局，人文社科学者不仅应扮演好社会牛虻的角色，更要以学人的学养、眼光和胆识积极反思非典风险的系统效应与应对之策，站在国家公共政策的高度，将人文社会科学由反思性的理论研究推向具有实时应对力的公共社会技术层面，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管理、传播、心理等跨学科和综合性角度，深入地反思有关非典问题的宏观态势和微观机理；认真检讨应对非典风险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平台，为公共政策提供更加规范、科学、理性、动态和富有创见的政策研究和咨询建议。这是人文社科学者所应担当者，也是其所能担当者。一方面，人文社科学者应主动意识到养“士”千日、用“士”√时之责，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看到；国家与社会要真正上轨道，单有组织力和生产力还不够，还需要制度力。组织力靠政治，生产力靠科学，使组织力和生产力得以优化运行的制度力则要靠人文社会科学，—政策的制定、制度的调适乃至突发事态的应对都不能少了“士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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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医护人员的事迹材料 篇3

邓练贤：广东首位殉职医生 4月21日下午5时40分.冲锋在抗击“非典”最前线而被感染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不幸逝世.终年53岁.这是广东省在抗击非典型肺炎战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生. 除夕晚上9点钟.邓练贤在家接到医院电话.称由外院转入两个危重的非典型肺炎病人.由于正值春假.发生突发事件人员配置相对紧张.处理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邓练贤以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和副主任的身份.积极地挑起传染病科人员调配.组织协调的担子.作为传染病科主任医师的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个工作的风险性.但他没有推脱而在每一个救治过程都亲力亲为.全程参与.与科室医务人员.共同战斗在抢救病人的第一线. 但不幸的是.他在救治患者时却被病毒感染.在中山三院.传染科的医护人员无一幸免地染上了非典型肺炎.而病得最重的邓练贤在与病魔坚强战斗了两个多月后离开了人世. 邓练贤曾说过的话:既然选择了做一名医生.就意味着付出.病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