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语文教育的反思与展望（共12篇）

语文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篇1

一、我国职业教育的产生及发展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 当时我国出现了第一批军工技术学校。到甲午战争前中国就有产业工人10万多人, 产业工人队伍的出现是现代职业教育产生的基础。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在, 不同时期名称不同, 功能不同。其间, 蔡元培的实利主义教育奠定了现代职业教育的思想基础。1917年黄炎培、蔡元培等成立中华职教社, 提倡推广职业教育。1922年实行的“壬戌学制”是中国教育制度划时代的进步, 是中国职业教育由近代进入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目的的论述以及陶行知以能否生利作为区别职业教育与非职业教育的主要标准, 不仅全面揭示出职业教育的经济社会功能, 而且抓住了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类教育的本质。他们从职业教育功能来阐述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 把中国教育界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也为今后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

(一)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模式

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存在两种教育分流模式:一是在高中实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流;二是高中后实行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分流。

(二)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1.政府及职能部门对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看不到职业教育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因而重视不够。

2.统筹不够, 体制不顺。

3.模式比较落后, 缺乏创新。

4.投入不足, 办学条件简陋, 师资力量有限。

5.发展不够平衡, 地区差异大。

6.生源和毕业生就业存在“二难”“三不如”, 即招生难、就业难, 长线专业不如短线专业、农学专业不如工商卫生专业、正规学校不如社团私人办学。

三、技能人才的需求与不足

(一) 高技能人才之“荒”

目前, 我国的高技能人才正面临着空前的“短缺”:我国人口约占世界21%, 劳动力约占26%, 而熟练劳动力只约占17.5%。据统计, 全国企业职工中, 技术工人只占约1/3, 技师、高级技师仅约为4%。技能人才的短缺, 直接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才“瓶颈”, 一些地方技能人才已经出现“断层”。技能人才的短缺不仅凸显了我国长期存在的重知识、轻技术, 重学历、轻能力等价值评价的错位, 也暴露出我国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不完善。因此, 打破技术人才的“瓶颈”已迫在眉睫。

(二) 高技能人才之“急”

我国经济正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 随着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大批低技能岗位急需大量适应新要求的应用型人才。当前我国高技能人才的缺口不仅集中在建筑、印刷、机械制造等行业, 也出现在电子信息、工艺美术等高新技术产业。技能人才的短缺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生命。我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 在生产一线必须有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作支撑, 而解决技能人才短缺的有效途径即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三) 高技能人才之“需”

经济的发展, 民族的振兴, 呼唤高技能人才。特别是加入WTO以来, 世界制造业加速向我国转移, 世界500强中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 要实现由“世界加工中心”向“世界制造中心”转化, 不仅需要大量掌握核心技术的研发人员, 更需要一大批掌握现代制造技术的高技能人才。现实的需要, 人才的短缺, 给我们提出了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严峻课题。

(四) 高技能人才之“重”

国家兴盛, 人才为本。高技能人才不仅是技术工人队伍中的核心骨干, 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现代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骨干力量。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 但作为科技成果转化“桥梁”的高技能人才的严重短缺, 是制约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瓶颈”。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需要一大批掌握先进生产技术、技能与工艺的高技能人才。

四、新科技和经济国际化呼唤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教育体系的两大支柱, 必须协调发展。社会需要多方面人才, 合理的人才结构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职业教育正是培养多层次人才必不可少的一种途径, 它与学历教育培养目标不同, 二者相互补充, 不可替代。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 飞速的社会发展, 国家已开始集中一定的财力和资源, 同时加大投入, 依托现有的职业院校和实训基地, 决定用三到五年的时间, 在全国兴建一批示范性国家级职业教育培训基地, 每个基地每年至少达到600人次的培训规模。国家的重视, 加速了培养高技能紧缺人才的进度, 这为职业教育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五、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理念

(一) 科学定位, 明确角色和地位

1.办学指导思想以市场为取向

我国职业教育定位于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以市场为取向的职业教育应选准与人力市场的接口, 定位于培养第三产业的部分传统服务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的技能型人才, 包括技能、工艺、管理、服务等岗位的应用型技能人才。

2.人才培养规格以能力为取向

以能力为本位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核心理念。职业教育的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它指顺利完成特殊岗位工作任务的技能性能力, 包括排除工作障碍, 协调各方面关系的管理技能, 承担工作任务的责任感和适应角色期待的职业道德, 它是一种整合了岗位任务和工作职责的特殊技能性能力。

3.教育管理与服务以就业为取向

以就业为取向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职业教育中的具体体现。以就业为取向提出的依据是社会的现实存在, 就业教育不仅要关注人的即时就业, 还要关注人的“生存性发展”, 即使人具有“先就业, 再择业;先从业, 后创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以区别于非学历的就业培训和转岗培训, 这就是职业教育的价值所在。

(二) 与时俱进, 推动职业教育的新发展

1.以市场为依据, 以就业为目标, 加强职业教育的针对性, 提高实用性, 构建职业教育的人才素质结构

(1) 做好市场调查, 贴近社会需求设置专业, 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专业结构。

(2) 制订好教育计划, 搞好计划控制, 严格计划的落实。

(3) 不断探索适合职业教育的方式、方法。

(4) 培养复合型人才。

2.以课程为中心, 以教学为主体, 强化职业教育质量意识, 提高实效性, 探索特色化的育人模式

(1) 课程设置应有针对性和先进性。课程设置应有针对性, 紧跟科学技术的发展, 及时反映科学技术的新领域、新成果, 保持课程设置的先进性。

(2) 课程设置应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化, 造成劳动力不断重组。在确保所有课程达到适度标准的同时, 从纵深型向复合型转变。由于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 职业性专业课程常以群体为主, 在全面提高基础文化水平的同时, 提倡柔性化教育, 拓宽知识面和专业面, 使劳动者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能够迅速迁移所学知识于新的环境。

3.以教学为依托、以实践为手段, 积极推进产学结合的教学模式

一方面可促使企业最新应用的前沿技术及时与学校沟通, 另一方面也促进学生适应企业的工作,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与此同时, 要密切职业技术教育与社会需要的结合, 对学生实施“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教育, 对教师实行“双师型”。

4.立足市场, 着眼发展, 积极拓展职业教育新空间

当前要着重实施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积极培养当地急需的具有较强动手能力、精通具体实用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促使大批毕业生走向农村, 为三农建设服务。

5.推进终身教育, 建立灵活的学习制度;融合网络技术, 实现职业教育信息化;更新教学内容, 接转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建立健全劳动力资源开发体系;实施人才战略, 加快人才培养。

摘要：职业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型工业化建设中, 合理的人才结构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职业教育正是培养多层次人才必不可少的一种途径, 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 飞速的社会发展, 职业教育必须保持自身的优势, 才能适应社会, 才能推进其自身持续稳步地发展。

关键词：职业教育,持续发展,应用型人才,终身教育

参考文献

[1]高职人才培养近期“提速”——由三年过渡到两年[N].淮海晚报, 2004-3-1 (10) .

[2]卢晓东, 赵琼.论职业教育的新取向及其实践意义[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5-1.

[3]彭干梓, 夏金星.“职业教育”概念与功能的历史观[J].职业技术教育 (教科版) , 2004-28第25.

语文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篇2

通过培训，我感慨良多，受益匪浅。

一、提高了思想，净化了心灵

通过这次培训，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看到了新课程改革美好的前景。因而提高了思想，心灵也得到净化。受考评制度的影响，我平时的语文教学也存在功利性，一切为了分数，一切为了考学，成绩不理想时闹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能力和兴趣的培养，教学效果不够理想。听了各位教授的课后，我开始重新思考语文教学的意义，从长远考虑，老师面对的不仅仅是学生的现在，更是学生的一生，所以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的能力，不能培育高分低能的人。功利如浮云，不能为了外在的物质，影响了学生的前途。

二、提高了能力，内化了知识

通过这次培训，对学生我注重了对他们语文学科兴趣的培养。课堂上，将问题分层设置，调度好不同水平的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敢说，能说，会说。让学生参加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明白语文就是生活，生活也是语文，语文无处不在的道理。提高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

通过学习，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开阔了眼界，拓宽了视野。可我知道，仅仅学到知识还远远不够，不能当两只脚的书橱，应该将学到的知识内化，吸收，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学有所有，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这样才能在不断的学习中进步，取得更大的成就。以后的教学中，我一定会努力将这次培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教学第一线，在实践中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教学方法。

三、注重了情感，碰撞了心灵

通过这次培训，我开始重视情感投入。我明白没有爱的教育是残缺的教育。以前我以为，只要学识渊博，出口成章，下笔成文，让学生心生佩服，学生自然会效仿，会努力学习。可是这次学习却让我改变了以前的看法。现在，我开始有意识的关注学生，询问他们的生活，在意他们的情绪，和他们做朋友，拉近彼此的距离，让自己走近学生，让学生走近自己，师生关系和谐融洽，何愁达不到师生同心，黄土变金的教学效果。心灵的碰撞产生的火花，是世上最美的教育。

四、注重了内修，加强了读书

要想教好语文，自己必须先学好语文。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高低，要以“读书”为先，多读书，有才情，才能“腹有诗书气自华”。人说外修修身，内修修心。我会注重自己的内修，汲取中外经典名著的营养，滋养自己的心灵。摒弃世俗名利的引诱，为学生做好为人师的榜样。让学生也多阅读，提高语文文学素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与实践结合，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

五、本次培训按照远程研讨与课程资源等培训相结合的方式。

在学科课程专家和指导教师引领下，积极展开学科教学案例分析和问题研讨，实现了教师与课程专家的面对面交流，既利于课程专家的专业引领，更利于调动广大教师参与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其培训主体的作用，将理论指导与教学实践结合起来，通过专家与教师的互动交流，解决了教师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增强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此次培训为我以后的教学指明了方向，帮我更新了教育理念。对于“后进生“的认识，我以前有所误区，听了教授的报告后，改进了我之前的认识。后进生的形成有三个原因：学习基础差、行为习惯差、家庭教育差。前两者不是差的原因，而是差的结果，他们都是可以通过教师的努力而改变的。所以从某个意义上讲没有绝对的差生。

六、此次培训让我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为我的专业成长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我认识了许多仰慕的专家，还接触了许多优秀的同行，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不仅学到了许多教育教学方面的经验，更被他们爱岗敬业的精神所感动。此次培训锻炼了我的意志品质。我平时的语文教学任务繁重，很少有机会到处参加培训。而有些培训是搞形式主义，没有实质性作用。这次培训我认真听讲座，写心得体会，写教学设计与反思，作业按时按质完成，撰写日志、总结、论文，参与研修论坛等，让我感觉到了学习的充实与快乐。培训让我认识到了语文和生活的关系，语文来源于生活，生活中处处有语文。培训学习，为我的语文教学奠定了实战基础，我会学习老师们的经验，理论联系实际，因材施教，让我的语文教学锦上添花。此次培训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通过这次培训，我发现了自身视野之局限，犹如井底之蛙。我随即想到了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如果孩子固守陈旧僵化的理念，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完整的社会人，不仅仅是接受知识，还需要我们了解学生成长需求，创造各种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条件。培训使我更进一步地明白了走进新课程的教师也不再是充当“传道、授业、解惑”的单一角色，而更多扮演“组织者”、“指导者”、“促进者”、“研究者”、“开发者”、“协作者”、“参与者”、“学习者”等多元角色。为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思想，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以适应新课程理念下的教育教学活动，我们教师应自觉成为教学的研究者、终生的学习者、教学实践的反思者。

七、通过培训更新观念。

以往的语文课堂完全是程式化的，以传授知识为目的，听讲、记忆、回答题目是学生的任务，老师只需在规定的时间内讲授完规定的教学内容，一切教学活动都在老师预设的框架内展开，学天生了接受知识的容器。在听专家讲座与交换中使我明白了，若想真正让学生动起来，必须教师要在课前做充分的预备工作，把课堂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形预设出来，把每个细节，没个环节都要设计的周到，才不至于在课上浪费大量的无必要时间，比我们教师滔滔不绝的讲效果要好很多，课堂气氛也能活跃起来，学生更爱学了，爱好有了，效力固然就高了。此次培训与以往的教师培训不同，不单单在理论上有根据、在实践中有实例，而且又能从实践中回到理论，找到焦点，进行操纵。我知道了语文教学要从学生学习的三个维度——知识与能力、进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展开；要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培养学生的利用能力、审美能力、探究能力；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学生的学习进程，增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些新视角新理念新思惟，正在更新着已成定势的旧的教育教学观念。在先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势必取得丰富成果。

八、在以后的教学中展开有效的课堂教学。

教学行为的转变。对每位教师都要面临的备课和上课任务，在这次培训中我也有了进一步的熟悉。在平常工作中面对性格各异的学生，面对堆积如山的要批改的作业，再加上那些个落后生，教师已忙得不可开交，谈何天天仔细备课，认真研究教材，平常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内心来讲实在让人堪忧。我们应理论结合实际，在平常工作中根据本身工作量在学期初为自己制定好工作目标，如细致备多少节课，进行多少节课堂教学研究等。简而言之，就是有选择性地进行教学研究，保证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做到充分利用。可谓：量不在多，贵在精。我想这样一种教学行为的转变，才能真正意义上应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才能让学生取得更为有效的教学。教研方法的更新。一直以来，校公然课的展开一直是我们进行教学教研的重要方法。几位老师的课堂教学展现，不但让我对如何课堂改革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也让我熟悉到在平常教学教研中思想和方法的转变需求。我们应与时俱进，在展开学校公然教学评比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有选择性地加强课后反思和相互评课的实践练习，更为深入地做好教研方法的更新，也为我们展开更有效的教学打好基础。

九、从培训中得到了深入的反思。

作为语文教师的我面对以推动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新课程时，真怀疑凭自己这点学识能否自若地驾驭新课程的教学，能否真正自觉地把新课程的理念渗透到实实在在的教学进程中，能否顶住考试和成绩为唯一衡量标准的主流观念的冲击。我问自己：你浏览了多少本中外经典著作？你能背诵出多少篇首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优美诗文？你能出口成章、提笔成篇吗？你的知识面能应付得了信息如此畅通的今天的学生的海阔天空的提问吗？你有扎实雄厚的语文基础知识和广博的文化常识吗？面对一篇陌生的文章，你能快速读完并正确掌控主旨、思路和特点吗？你能以高雅不俗的气质和睿智幽默的谈吐征服自己的学生吗？面对这些题目，我不由酡颜心跳，忐忑不安。的确，我欠缺太多太多的适应新课改的学养和能力啊，不学习、不读书、不研究，就赶不上新课改的步伐，要落伍要淘汰啊！开卷有益，充电要紧啊！

十、通过此次培训展望未来

通过此次培训，我心里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惑，在提倡课改的今天，我们是否是都预备好了来迎接新课改呢？以分数成绩升学率为标准的教育大环境能否发生实质性改变？教育部分评价学校，校长评价教师，教师评价学生，高校录取新生，社会衡量人才„„这一系列的标准能否完全发生改变？学校能否给语文教师提供充足的读书时间和宽松的工作环境？我们希冀这一切发生可喜的变化，我们都来迎接新课改，适应新课改，实践新课改，收获新课改吧！

语文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篇3

[关键词] 务教育；体制改革；回顾；反思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 G521；G52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1128（2009）04-0061-05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教育领域，这种变化更是显著。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投入的增加以及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整个教育事业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飞跃，特别是义务教育，不仅普及率一再提高，还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这些变化与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是密不可分的。

义务教育处于整个教育金字塔的塔基，是中国教育跨越发展的基点，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点和国家富强的基石，是关系国民素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了基本条件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到2008年9月1日全部免除城乡义务教育学杂费，我国的义务教育体制经历了深刻变革。大致来看，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以局部规模扩张为主、规模全面扩张、经费保障体制深刻变革以及全面均衡发展四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30年

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历程回顾

1.以局部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1978~1985）

198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由于工作上的种种失误，五年制小学尚未普及，新文盲继续大量产生。这种情况同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很不适应，同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要求很不适应。《决定》提出80年代在全国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1983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初等教育是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奠基工程，力争1990年前在我国除少数山高林深、人口特别稀少的地区外，基本普及初等教育。1983年8月16日，教育部又发出了《关于普及初等教育基本要求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提出普及初等教育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并指出当前阶段普及初等教育一般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以上，在校学生的年巩固率达到97%以上，毕业班学生的毕业率，城市达到95%以上，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达到90%左右，其他地区达到80%左右，在12~15周岁的少年儿童中，初等教育的普及率达到95%以上。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现在，我们完全有必要有可能把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来，动员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

这一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相关政策更多地是关注义务教育普及率，扩大义务教育规模。在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上，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利都交给地方。相应地，在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上，《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国家财政推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自求平衡”的体制，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重心由中央和省（市）下移，这一规定基本上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奠定了基调，投资主体由级别较高的政府转移到级别较低的政府甚至乡镇和村。

2.规模全面扩张阶段（1986~2000）

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于当年7月1日实施。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于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本世纪末，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重大决策。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了到20世纪末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在保证必要的教育投入和办学条件的前提下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包括初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就是著名的“两基”）。这些政策和规定的出台，为20世纪末的义务教育确定了发展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

1994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绘制了更为具体的蓝图，提出了“积极进取，实事求是，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并以县为单位提出了“三步走”，即累计到1996年在40%~45%的人口地区“普九”（城市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农村），1998年在60%~65%的人口地区“普九”（增加了经济发展中等地区人口），到2000年在85%的人口地区“普九”（又增加了经济发展中等地区和少部分贫困地区人口）。1999年，全国共有2428个县（市、区，含145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通过了“两基”验收，人口覆盖率达到80%。

这一阶段，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义务教育发展的责任主要在地方和基层政府。1986年，《义务教育法》规定了义务教育不收学费，但允许经费不足的地方，“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1992年，《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这样一来，教育事业费附加和杂费就逐渐成为义务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而这部分主要由基层家庭支付。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财权上移，县乡两级政府财源缩减，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更加不足，为解决困境，向基层收费成了最为直接的途径。相关数据显示，1994年至2000年间，政府财政投入只占义务教育总投入的一半左右，其中还包括了从基层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而且各级政府投入的分担比例也不均衡，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政府全部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一级负担78%，县财政负担9%，省级负担11%，中央财政只负担2%，乡镇一级的投入部分又主要是从基层家庭收取上来的。总体来看，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下移，使教育事业费附加、杂费的收取成了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而作为被收取对象的基层家庭实际上成了这一时期义务教育投资的主体。教育事业费附加开征以后，继续鼓励社会各方面和个人自愿投资助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问题。虽然中央规定，不得向在校中小学生收取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各地也规定中、小学校和有关部门不得再硬性向社会各单位和农户摊派办学资金和实物，不得向家长乱收费。但是，由于办学经费严重不足，以各种名目向学生家长收钱的做法愈演愈烈。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1996年的《关于1996年在全国开展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1997年的《1997年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1998年《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体制改革实验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以及“一费制”等，力图刹住教育乱收费这股风。

3.经费保障体制深刻变革阶段（2001~2005）

教育乱收费问题除了由学校和有关部门的违法乱纪引起以外，深层的问题是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为改变这个局面，保证教育的健康发展，义务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转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2001年，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进，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明确提出农村义务教育管理“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2002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提出了保障义务教育投入的具体措施。

“以县为主”的体制，将义务教育政府投资的统筹主体从乡镇一级提升到县一级，同时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扶持力度。这是1980年以来，政府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规定投资重心上移，因为一般县级的财政要比乡级财政的实力强，所以教育经费的保障力度比原来更为有力。

在“以县为主”的体制中，国家还实行农村义务教育资金转移支付制度，弥补义务教育经费在费改税后产生的缺口。转移支付分为两种，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性转移支付。200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每年拨款50亿元用于发展贫困地区农村的义务教育，这笔专款就是一种专门性的财政转移支付，这50亿元的转移支付金“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同时，对这笔资金的用途还明确规定，只能用于教师工资的发放、公用经费的拨付、校舍建设和危房改造等。这种转移支付制度的实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税费改革给农村义务教育带来的冲击。

但是，“以县为主”的教育投入体制也有它的局限性。尽管“以县为主”的教育投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义务教育经费紧张的局面，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均衡，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县级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把“县”作为义务教育投资主体以后，其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而且，在当时的财政格局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向中央倾斜，地方的财政能力有限。

4.全面均衡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

2006年，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一五”规划开始实行。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从这一阶段的特征看，主要是深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杂费，建立义务教育的长效保障机制；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坚持素质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2006年，新的《义务教育法》对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首次明确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将义务教育的统筹权力收归省级政府，加强了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和教育资源配置的统筹作用，同时强调县级政府对本地区义务教育发展负有主要责任。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提出要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同期，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决定今后5年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农村中小学生每年每人减免学费140~180元，2006~2010年，我国将逐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继续增加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提高保障水平。适当提高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认真落实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措施。在试点基础上，2008年9月1日，继2007年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政策后，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使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实现免费上学。

除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这一时期的义务教育体制还对以下两个方面给予了重点关注。一是深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新《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第六条对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二是实施素质教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新《义务教育法》第一次把素质教育写进了法律，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适龄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状况和实际情况，确定教学制度、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改革考试制度，并改进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办法，推进实施素质教育”。

二、义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反思与展望

1.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有法律保障

纵观30年来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教育立法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义务教育的规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以及2006年《义务教育法》的修订，从法律的高度保证了义务教育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各级政府和全体公民的责任，逐步增强了义务教育的强制性。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法律指导精神更加明确，并且大大增强了可操作性，加大了执法力度。依法办事正在成为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法律不仅成为义务教育发展的保障，而且指引着义务教育前进的方向。

2.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条件下，应当充分认识义务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渐进性，对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应当作历史性的评价。例如，在国家经济实力不具备的情况下，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基层，来自家庭，还不能实现全面免费。但是，社会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国家及时调整政策，规定投资重心上移，教育经费的保障力度不断增强，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我国的义务教育正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3.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各级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义务教育的实施必须依靠各级政府，必须依靠学生与家庭。义务教育要保证规定的年限和教育质量，都必须有经济基础，有强有力的管理。因此，完成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任务首要责任在政府，首先是保证办学经费到位。如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办学经费不足，甚至缺口很大，地区教委或学校再不想办法创收，学校的运转就无法维持。各级政府都必须进一步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坚决依照《义务教育法》和相关政策规定，确保教育经费的落实，并对有法不依、不落实《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政府和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政府以身作则，才可能有效地落实学校、家庭和个人实行义务教育的责任。近30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为义务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大幅增加对农村、西部教育的投入，使义务教育不断向均衡和更高标准发展。

4.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全面贯彻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原则

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既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学生成长的需要。纵观30年来我国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指导思想逐步从着重国家、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向考虑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乃至家庭、个人发展需要的角度变化，教育的目标也从低水平的扫盲向高要求的素质教育发展，以人为本、教育公平成为基本原则，均衡发展成为发展义务教育的基本国策。

无论从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和人权平等的角度看，义务教育的发展都应当均衡。因此，在教育资源的分配，特别是教育经费的投入方面，政府必须坚持一视同仁，不应倾斜。建国以来，我国在教育经费不足又要快见办学成效的情况下，通过给重点学校特殊的支持，产生了一批优质学校。这种做法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今天，再对不同学校的义务教育给以薄厚不均的支持，就会产生社会不公。因此，义务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发展均衡，特别是政府经费投入的均衡。

政府经费投入均衡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所有义务教育的学校都同样办好，都达到一定的水平。事实证明，正像人的发展各不相同一样，学校的发展均衡也是相对的，由于学校的所在地区、发展历史、师资力量、生源水平等的不同，学校绝对不会都在一个水平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学生和家长的择校动机难以禁止。此外，由于社会对培养优秀人才的迫切需要，希望在义务教育阶段保留英才教育的呼声不绝于耳。因此，义务教育阶段选择优质教育的需求是大量存在的。然而，如果允许义务教育阶段存在有差别的优质教育，就有可能打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想部署。

当前，义务教育面临着上述两难境地。人们希望义务教育既保证宏观的均衡，又不违背因材施教的微观教育规律；既保证每个人接受良好教育的平等权利，又维护个人选择受教育学校的自由。如果我们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兼容局面，才是真正全面贯彻了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原则。我们应当相信人的智慧，在人们的积极努力下，一个既满足社会需要又满足人的个性发展的义务教育一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1]任生心.民进中央改革开放30周年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座谈会召开[N].光明日报，2008-11-10.

[2]吕福源.坚持“两基”，“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N].中国教育报，2000-2-16.

[3]徐瑞娥.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7（48）.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语文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篇4

一、范式视角下的高等教育研究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是学科还是领域的问题可谓见仁见智。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门独立但不成熟的学科。“当前的高等教育学应是一门应然学科, 而不是一门实然学科。”[1]第二种观点认为, 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领域。高等教育确实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它将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科学学科[2]。“高等教育研究是相对较小的一个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研究是以主题为基础的。”[3]第三种观点认为, “它既是一个研究领域, 也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4]。但是对于领域与学科的关系, 研究者的认识有分歧。有的认为, 领域与学科是递进关系, 前者是后者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 所以坚持“将高等教育学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学科研究领域, 将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走向成熟的第一步。”[5]而有的则认为, 学科与领域是平行关系,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既是自成体系的学科, 同时也是高度开放的研究领域”[6]。

关于学科还是领域的争论可以尝试从范式的视角进行探讨。对于范式, 库恩认为, “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7]21, “范式一改变, 这世界本身随之改变了”[7]101。帕托 (Patton) 则认为, “范式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普遍观念、一种分解真实世界复杂性的方法”[8]。可见, 范式既是方法论, 又是世界观。从世界观的维度看, 范式是一种观察、研究事物的思维框架或参照系。高等教育研究是学科还是领域可认为是不同范式的选择, 即一种选择在学科框架下观察、研究高等教育;另一种则选择在领域框架下观察、研究高等教育, 它们分别称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范式和领域范式。

高等教育研究的目标追求、文化指向等在不同范式下存在差别:

(1) 在学科范式下, 高等教育研究以学科建构为目标, 要求确定明确的研究对象, 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构建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在领域范式下, 高等教育研究更多的是立足实践, 以解决具体的高等教育问题为目标, 不刻意追求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建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2) 在学科范式下, 高等教育研究倾向于寻求一般规律;在领域范式下, 高等教育研究倾向于寻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线路或方法。

(3) 在学科范式下, 高等教育研究一般具有强烈的学科角色意识和文化情结;在领域范式下, 高等教育研究推崇公共的、开放的领域文化情怀。

(4) 在学科范式下, 高等教育研究边界意识浓厚, 倾向于形成刚性封闭的学科壁垒以阻止其他学科入侵;在领域范式下, 高等教育研究不刻意划分边界, 任何学科自由进出该领域。

(5) 在学科范式下, 高等教育研究有规范的学科人才培养制度、专门组织机构、专门学术刊物, 以及相对固定的研究人员;在领域范式下, 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员来自其他学科, 专门研究机构也较为松散。

事实上学科范式与领域范式都是研究高等教育的有效思维框架和模式, 难分优劣。“社会科学范式提供了不同的观点, 每个范式都提到了其他范式忽略的观点, 同时, 也都忽略了其他范式揭露的一些社会生活维度。”[9]学科范式或领域范式都仅仅从单一维度提供观察、研究高等教育的观点, 往往忽视另一范式的观点, 不利于全面观察高等教育, 而两者的共存互补能够更全面、客观、有效地研究高等教育问题和现象, 探索高等教育规律, 指导实践发展。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各执一端, 不够辩证, 第三种观点较为客观、全面, 即高等教育研究既是学科, 又是领域。需要强调的是, 学科和领域是平行关系而非递进关系, 领域并非学科走向成熟的发展必经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构建已证明这一点;反之亦然, 西方有些国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并未刻意构建学科体系而只作为领域。

二、反思:学科范式视角下的高等教育研究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一开始就是沿着学科建设道路来发展的。高等教育研究被纳入学科目录、批准招收研究生等表明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建制事实。但是, 在面对其他学科的入侵时, 高等教育学科无意于维护固有领地和学科利益;相反, 它常常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其发展动力也多来自外部而非内部。这些都使高等教育学科面临尴尬境地, 因为一门学科本身就蕴藏着守护自我研究疆界和自我驱动发展的应有之义。于是学术界不断质疑高等教育研究在学理上究竟是否是一门学科。笔者认为, 有必要对高等教育研究是否具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问题进行澄清, 因为一门学科最根本的特征体现为: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10]。

(一) 高等教育研究对象反思

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是传统学科成立的标准之一, 它彰显出学科的研究范围、领地并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高等教育研究显然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 即高等教育现象。高等教育现象是复杂的、多层面的, 既有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等互动的现象, 又有中观层面的高校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现象, 还有微观层面的高校的人才目标、课程设计等现象。然而上述现象不也存在于其他教育层次吗?这些现象在高等教育层次有必要自成学科单独研究吗?回答是肯定的。首先, 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呈现特殊性。高等教育一般是培养18岁以上较成熟的人的专业教育, 其教育对象和培养目标不同于其他层次的教育, 这导致高等教育的人才目标和课程设计等必然区别于其他层次。有人认为, 高等教育在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后已经不完全是专业教育, 专业性日益模糊、泛化, 因此其人才培养定位的不确定性加强了, 也不再具有特殊性。事实上, “高等教育是一个历史的概念”[11]25, 虽然高等教育外延不断扩展、内涵不断丰富, 然而专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相对稳定的、不变的特征, 它在一定程度上足以表征高等教育的本质。其次, 高等教育的知识特性有别于其他层次教育的知识特性。“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这些学问或者还处于已知和未知间的交界外, 或者虽然已知, 但由于它们过于神秘, 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12]这决定了在高等教育层次上, 以高深学问作为载体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现象必然有别于其他层次教育的同类现象。再次, 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远比其他层次的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更为特殊、复杂。如, 高等教育对文化具有保留、筛选、传承、整合和创新功能, 而其他层次的教育往往不具有文化整合和创新功能。可以肯定, 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

(二) 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反思

传统学科成立的另一个标准是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独特的研究方法往往与研究对象有很大相关, 如思辨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哲学的独特研究方法, 因为很少有别的方法适用于哲学研究。此外, 研究者往往偏好采用某一方法来进行研究而不用其他方法, 那么该方法自然显得独特。如在培根时代, 研究者偏爱把实验法视为自然科学的独特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独特往往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唯一。然而, 现代科学和学科的发展决定独特的研究方法走向没落。“过去三十年里学科版图上最具标志性的变化, ……一是在学科内部荫生了许多日益专门化的子学科;一是在学科之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综合性探索。但在某种意义上, 两者其实是同一个方向:地图上过去是不可一世的‘帝国’领域, 现在被越来越多由较小的‘国家’通过复杂的有时是令人吃惊的方式结成的联盟和共同体所取代。”[13]换言之, 一是科学和学科朝综合化方向发展, 要求运用多种方法推进科学研究以扩大知识疆界, 加快知识更新速度;二是科学和学科朝精细化方向发展, 要求各门学科对各种研究方法、技术等进行组合、创造, 力求进一步挖掘知识的深度。这两种趋势决定独特的研究方法对学科的重要性已然丧失, 现实需要的是多种方法的综合。以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为例, “在战后的初期, 所有这三门学科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采用了定量方法甚至数学模型。结果, 它们各自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特性似乎被削弱了”[14]。因此, 研究方法是否独特不应再成为学科成立标准。事实上学科成立标准需要包括研究方法这项指标, 但方法的意义在于它有利于探究研究对象, 有利于满足研究需要, 而不在于方法是否独特。倘若还要追寻高等教育独特的研究方法, 那么“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多学科研究方法”[11]4。多学科方法有利于透过复杂的高等教育现象探查其本质, 契合方法存在之意义。

(三) 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反思

传统学科成立的第三个标准是学科具有科学的理论体系。潘懋元先生指出, 高等教育学目前尚未能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15]。完善理论科学性以及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构建方法是高等教育科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研究具有自属的理论, 诸如教育规律、大众化理论等, 尽管在总体上理论体系还不完整。对于完善高等教育理论科学性, 一是坚持论从史出, 通过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提升理论品质;二是从实践出发, 以实践检验促进理论的发展完善;三是加强比较借鉴, 在中外学习交流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理论。这里重点谈理论体系建构方法。研究者认为, 成熟的构建方法是寻找一个逻辑起点, 以此为基础层层推进, 形成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理论体系。“高深专门知识的教学活动论”[16]、“知识论”[17]等都是按此思路提出的观点, 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些逻辑起点论难以达成共识。事实上, “原点-单线性”逻辑起点建构方法只具有一定适应性, 而不具有普适性。某些学科的逻辑起点比较清晰、明确。例如细胞 (基因) 是生物学的逻辑起点, 原子是化学的逻辑起点, 而某些学科比较难以确定逻辑起点, 例如政治学的逻辑起点是权力、权利或是其他?历史学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不啻于“无解”。显然, 学科逻辑起点的探求充满复杂性和艰巨性, 更重要的是, 逻辑起点的理论体系构建方法并不必然决定学科能否成立, 否则, 政治学等就难以称为学科。高等教育研究应该允许多样化的理论建构方法, 这一方面缘于研究者在理论与理论的关系、结构等方面存在主观认识差异;另一方面则是高等教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综合性等客观事实所致。“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 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同时并存,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多元化的普遍主义, 才有可能把握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于其间的丰富的社会现实。”[14]64为此, 有研究者提出“球形-多向度”的理论体系建构方法[18], 还有的则提出“网状-非线性”方法[19], 这些方法都值得尝试和探索。

综上可确认: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

三、展望:学科范式视角下的高等教育研究

展望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 笔者认为, 应立足学科建制事实, 通过更新思想观念, 采用柔性学科标准, 加强学科文化建设来推动其发展得更为成熟。

(一) 更新思想观念

在学科范式下, 研究视野往往聚焦在宏观和共性问题而忽略微观和个性问题;在领域范式下, 更多地关注微观和个性问题而相对忽略宏观和共性问题的特点较为突出。两种范式要么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要么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两种认识事物的图式都有片面性, 不利于全面、客观地把握事物本质。传统观念认为, 高等教育研究要么是学科, 要么是领域, 两者非此即彼, 难以共存, 这就常常导致高等教育研究在认识和实践上陷入偏颇的境地。实际上, 既要鸟瞰森林的全貌, 又要近观树木的单体, 既不迷失于枝繁叶茂的整片森林, 又不迷恋于独特形态的单个树木, 才是全面认识事物的科学图式。鉴于此, 我们需要更新思想观念, 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允许不同范式共存, 探寻事物的一般性、必然性的学科范式需要得到重视, 探寻事物的特殊性、偶然性的领域范式也要得到关注。两种范式的互补有利于拓宽高等教育的研究视野, 打破狭隘的研究空间限制, 更深入、科学地探索高等教育规律。

(二) 采用柔性学科标准

传统学科标准认为, 一门学科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的理论体系, 并偏好逻辑起点的理论建构方法, 且认为上述指标不可变更, 呈现刚性特点。但这已被证明不合时宜。建议采取柔性学科标准来推进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所谓柔性学科标准, 是在继承和批判刚性的传统标准的基础上、顺应科学和学科发展需要的新学科标准。此标准认为:具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是学科成立的核心指标, 但不需要一味苛求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以及逻辑起点的理论体系建构方法。所以, 在研究方法方面, 未来的高等教育研究应坚持方法选择以有利于探索研究对象而非以独特性为标准的观点, 应坚持多学科方法论, 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方法、新工具来提高研究水平;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 高等教育研究一方面要完善理论科学性, 另一方面则要突破“原点-单线性”逻辑起点理论建构方法的桎梏, 探索多样化的理论建构方法。

(三) 加强学科文化建设

学科文化主要包括学科角色意识和学科共同体信念两方面, 前者指研究者对学科建设具有一定意识, 属于浅层次的文化心理状态, 后者指研究者对学科建设具有强烈的情感和信心, 并将其转化为内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属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状态。从浅层次发展成为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状态是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 也是当前高等教育“学科人”的使命。加强学科文化建设有利于研究者坚持按学科方向发展知识, 能够使研究者时刻保持知识理论化、系统化的敏感度, 致力于把分散的知识颗粒整合成知识结晶、知识模块, 还有利于研究者树立学科信心, 克服学科构建过程中的诸多困难。完善学科理论以有效解释、指导和预测实践, 这能够增加学科人的学科归属感和认同感, 也是加强学科文化建设的最有效途径。因此, 高等教育研究要努力形成一批成熟的高等教育理论, 以科学有效地解释、规范、预测和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此外, 我国高等教育学界应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 加强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 推广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这有利于在竞争和合作中强化、传播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文化, 并形成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

摘要：范式既是方法论, 又是世界观。从一定角度来讲, 高等教育研究是学科还是领域的争论可认为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范式与领域范式的争论。事实上, 两种范式都具有存在合理性, 可以共存。反思学科范式下的高等教育研究, 应充分确认它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展望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 应立足学科建制事实, 通过更新思想观念, 采用柔性学科标准, 加强学科文化建设, 推动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得更为成熟。

语文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篇5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徐文彬

尽管影响小学数学教育（核心是其中的课程与教学）的因素有很多（甚至有些至今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或发现），但是研究者们一般都认为数学发展、社会需要与儿童发展等是三个主要影响因素。而小学数学则是在把握社会需要与遵循儿童发展的前提下，就数学发展而萃取的适应时代发展与儿童学习的“数学及其认识”，主要涉及数学思想、数学本质、数学文化、素质教育与教育观念、课程与教学改革等内容。因此，“关于小学数学的研究”就是对上述内容的不断深入的认识。

一、历史回顾

对数学及其思想和本质的理解、领会与把握，应该是开展小学数学教育及其研究活动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有研究者通过内容分析强调指出 [1]：函数（数量之间的确定性关系，譬如，四则运算、面积计算、试算）思想最重要（贯穿数学的所有领域）；“数形结合”在小学是可能的；“寓理于算”（中国传统数学的特征之一）的思想容易被忽视（推理是抽象的计算，计算是具体的推理，而图形则是推理和计算的直观模型）；而且“把变量与函数的思想、形数结合的思想和寓理于算的思想结合起来，往往能够化难为易，化繁为简”。更有研究者通过事例分析特别指出[2]：小学数学教师应“展示数学的本质，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那么，如何在小学数学教育中具体落实“展示数学的本质，把握数学思想，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这一目标追求呢？恐怕只有树立数学素质教育观、凸现数学的文化特征，并不断地对数学教育进行反思和改革方有可能。

有研究者在肯定此前“三个转变”（由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由只重视学习结果转向

[3]既重视学习结果又重视学习过程，由只研究教法转向研究学法）基础上，指出：（1）

应重新认识数学及其教育；（2）应精简传统的数学内容；（3）应采用有效的教学策略；

（4）应探索新的综合的教学模式；（5）应大力提高教师素质。还有研究者在肯定“数学教育改革是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前提下和梳理“国际数学教育改革的主要发展趋势”（如，对数学意识、问题解决、思维能力和信息交流等数学素质的关注与强调）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数学教材的改革成果”（目标与内容两方面）基础上，进一步指出[4]：（1）应改革教学内容；（2）应更新教学思想；（3）应采用渐进的改革方式。更有研究者在揭示“小学数学素质教育的全部本质内涵”（即，“小学的数学教育，其学习的认知对象不仅仅是目的──掌握这些事实并能运用，同时也是──发展科学地对社会探求的意识、价值、方法和情感的过程”）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其应具有四个基本特征[5]：（1）注重社会实践；（2）培养科学精神；（3）发展创造潜能；（4）加强情感体验。还有研究者认为，可在小学数学教育中通过以下方式来凸显数学文化特征（传播人类思想的基本形式、特殊的语言形式、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联系的工具、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高度的渗透性）[6]：还原数学概念的真实生命，绽放数学法则的严谨之美，彰显数学思想方法的深邃，洋溢数学价值的理性精神。

今天看来，尽管道路并不平坦，但“10多年”前的这些设想与展望部分已经实现或正在部分实现。不过，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今天我们在强调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如何兼顾社会发展的迫切，可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问题[7]：（1）如何对待“满足学生兴趣与小学数学教育的强迫性之间的矛盾冲突”；（2）如何看待“大众数学教育与精英数学教育之间的矛盾冲突”；（3）如何处理“数学专家的建议与学校数学教育目标之间的差距”；（4）如何把握“小学数学教育目的的功利性与过程的非功利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研究者对此（小学数学教学改革）进行过反思[8]：为什么教，即教学目的问题──知识、能力和品德；教什么，即教学内容问题──精选、增加和渗透；怎么教，即教学方法问题──手段与目的、继承与借鉴、主体与主导；谁来教，即小学数学教师问题──政治与业务、教书与育人、工作与学习、“过教材关”。并同时对“深入开展义务教育数学教学研究”展开思考[9]：如何结合数学学科特点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如何转变教育思想面向全体学生提高教学质量（即，如何做到“教学有法、法无定式、贵在得法、妙在创式”）？如何加强与实际的联系？如何重视数学教学评价研究（即，如何既关注评价的全面性又关注评价的实际可行性）？如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

然而，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始终存在着一些“科学性失误”需要避免[10]：领悟全面分析的观点，克服结语的片面性；坚持相互联系的观点，防止论述的绝对化；掌握发展变化的观点，理清概念间的关系；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发挥算术解法的优势。同时又有一些“数学教育观念”需要切实落地[11]：包括动手实践与主动探索的学生活动应是一种有着明确目标的自觉行为，教师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教学形式；教学工作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使学生建立关于相应逻辑结构的牢固记忆，而应帮助学生形成适当的认知结构；教学中既应充分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同时又应当帮助学生清楚地认识超出“日常数学”上升到“学校数学”的必要性；不应将知识、技能的学习与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绝对地对立起来，而应很好地实现其相互渗透与必要整合；在积极进行教学方法改革的同时，我们应注意防止理解上的简单化与做法上的片面性，并应注意对已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二、现实反思

由上述简要的历史回顾可知，这30年的研究确实提高了我们对小学数学的认识。就当下的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而言，其四个内容领域（即，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中的知识技能固然不可或缺，但贯穿其中的数学思想方法可能更为重要，而由这些知识技能与思想方法所折射出的数学本质也应该得到必要的彰显。

数学文化观的提出为我们准确、系统、全面地认识数学及其发展，乃至数学思想方法的产生与运用等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数学的产生与发展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社会需要的刺激加速与探究“自然的奥秘”的原始推动，而数学的精神气质也在这刺激加速与原始推动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从想象走向实在：从“自然的秘密是上帝的数学设计”到“世界的本质是数字的存在”──“万物源于比特”，从幕后走向前台：从“揭示自然的数学结构”到“设计我们的世界结构” ──数学建模。与此同时，数学的作用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存。[12]

因此，关于小学数学素质教育与教育观念，以及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任何思考、谋划与实践，就不能不在数学文化观的立场上来进行与展开，否则就会显得有点不合乎事宜乃至落伍时代，更无法真正实现我国现行数学课程标准所提出的“四基”与“四能”之总体目标。

三、未来展望

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就是数学文化中的“数学科学”与“数学人文”之间的辨证关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呈现出的总体特征。虽然作为整体的数学文化之发展我们无法观察、归纳和概括，却只能依靠局部的“主观体验”和“想象力”来建构这个整体及其特征，但努力把握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却是我们开展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前提或基础乃至出发点。

当代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1）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2）数学的技术特性越来越明显，甚至有人放言，高科技的核心乃是数学；

（3）数学的统一性主要突出体现在不同的数学文化传统之间的趋于一致，而非数学理论的统一；（4）数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已经成为数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因此，站在数学文化观的立场来开展有关小学数学的思考与研究，就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理解并把握当代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

（1）不仅要熟悉现行课程标准中的数学内容，更要力争了解更多的现代数学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趋势。因为现代数学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趋势，是我们更新教育观念和开展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活水源头之一。目前，在小学数学教育改革中，就有不少只知道自己所关注的那一个学段（甚至年级）的数学内容而不知道该学段的“上下左右”之为何物的现象，而这显然就是所谓平常“精讲多练”、考前“多练精讲”、考后“训练补救”的必然原由之一。更不要说对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趋势的了解、消化与运用了。

（2）不仅要与教育家或教学论专家结盟，而且还要与数学家或数学工作者交朋友。小学数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一般的教育学原理或教学论之原则，而应该把这原理与原则“融进”数学文化当中。而数学文化的教育原理和教学原则最好本身就来自于数学文化──数学家和数学工作者的数学研究就是这数学文化本身之一。另一方面，小学数学研究者最好也能够兼做些数学至少是初等数学的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数学活动中体验数学活动”。

（3）应努力至少使自己了解、熟悉乃至精通一门或二门现代数学的分支学科，以便真正体验“数学地思考”和窥视“数学文化的整体特征”。这一要求可能过高，但唯有如此方见小学数学研究的真工夫。

（4）要重视“数学技术”中所蕴含的人文意蕴，而不仅仅是其“方便、快捷、高效”的工具价值，以避免“技术手段”对人的异化。技术要服务于“对人的培养”而不是训练。因此，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数学课程、教学与学习问题就应该成为小学数学研究的一个内在蕴含而非外在强加的研究课题。

（5）勤思考并研究数学的科学性与数学的人文性之统一、教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整体，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整合小学数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并以此来回应当代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

注 释：

[1] 张景中.感受小学数学思想的力量——写给小学数学教师们[J].人民教育，2007（1

8）：32-35

[2] 张奠宙，唐彩斌.关于小学“数学本质”的对话[J].人民教育，2009（02）：48-51

[3] 周玉仁.21世纪我国小学数学教育改革展望[J].中国教育学刊，1997（06）：59-61.[4] 卢江.面向21世纪的小学数学课程改革与发展[J].课程•教材•教法，1998（10）：38-43.[5] 杨庆余.浅论小学数学素质教育的四个基本特征[J].中小学数学：小学版.1998（0

6）：1-4.[6] 李晓梅.实施凸显数学文化特征的小学数学教育[J].课程•教材•教法，2008（11）：40-43.[7] 王维花，王永红.对小学数学教育几个问题的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02（07）：5-9.[8] 张玺恩.谈谈当前小学数学教学改革若干问题[J].课程•教材•教法，1985（01）：14-18.[9] 张玺恩.深入开展义务教育数学教学研究工作[J].课程•教材•教法，1991（09）：1-5.[10] 肖鉴铿.掌握辩证思想，克服教学失误：对小学数学教学中一些科学性失误的思考

建立档案术语学的反思与展望 篇6

关键词：档案术语学；科学共同体；方法论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al terminology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rchives in the future.The related research has not been paid attention to archives since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archival terminology for the last forty years.Lack of research subject development，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research methods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restricts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terminology. Thus，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rchival terminology community， archival terminology theory space development， archival terminology method of conversion is actively actively contributed to the archival terminology establishment and effective means.

Keywords： archival terminology；science community；method

1 建立档案术语学构想的提出

王英玮是明确、系统提出建立档案术语学构想的中国档案学人，其在1992 年刊发于《山西档案》第 6 期的《试论档案术语学的若干问题》对档案术语学的三个元问题——档案术语的定义、档案术语学的定义、档案术语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进行了探讨。[1]

建立档案术语学构想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其一，根据王英玮记述，在其专文研究之前，“建立档案术语学的设想已提出十几年了，但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2]据此可以推知，至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人提出过建立档案术语学的设想，但未正式成文亦未引起重视。其二，从主要内容看。除去王英玮的文章，其余9篇中，评价和推介相关档案术语标准的有5篇，探讨档案术语标准制定和研究等原则和方法的3篇，专门探讨科技档案术语的1篇。虽然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且研究深度和广度尚有欠缺，但是却为建立档案术语学构想的提出准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三，从实际工作看。国外：l969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门从事有关图书、档案、情报和出版领域的标准化工作。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主持编纂的《档案术语词典》出版。国内：1985年，国家档案局标准化领导小组专门建立了术语标准研究制订小组。1992年，我国颁布了第一个档案行业术语标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DA/T 1-92）。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建立档案术语学构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但是，其后的研究并未如倡导者所愿。其一，自1993年至2016年的23年间，与档案术语有关的研究成果仅有18篇（检索时间2016年5月16日），尤其是2000年至2006年连续七年竟为空白。其二，这些成果无一篇提及档案术语学的问题。其三，虽然出现了两篇硕士学位论文、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等系统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的研究触角仅止于档案术语本身，距离“学”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档案术语学建设乏力甚至面临夭折的危险。

建立档案术语学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当前，档案术语学的建立虽然目标遥远且困难重重，但事在人为。在已有既定目标的前提下，科学分析档案术语学建设乏力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可为建立档案术语学提供更为清晰的思路，亦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总目标的实现。库恩的范式理论将人文、社会科学纳入科学范畴，提出了与传统的科学真理观大异其趣的科学进步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科学的新视野，而且描绘了一幅科学从产生到不断成熟发展的全景图，更为重要的是其揭示了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借鉴范式理论分析档案术语学的相关问题不仅合理可行，更可对其建立及未来发展提供较大启示。

2 档案术语学建设乏力的反思

2.1 研究主体成长乏力。与狭义的科学观仅将自然科学即所谓的硬科学视为科学不同，库恩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均纳入了科学的范畴，并由此引入了科学共同体这一社会学概念。库恩将科学共同体视为科学活动的主体和主要承担者，在大至整个科学界、小至某一科学门类的分支中无不如此。

档案术语学建立和发展的重任必须要由相应的主体来承担，这个主体不是个体的档案学者，而是档案术语学共同体。档案术语学共同体应是具有共同的档案术语学发展目标、专业责任等价值理念以及相关概念、理论、方法论等共识性认识，具有档案术语学领域较高的专业素质和学术成就，具有较强学术自律性的档案学人组成的一个群体。

档案术语学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分化、整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其本身就具备一定的自组织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的存在可使其在档案术语学的学术研究活动中在保持稳定学术产出的前提下不断向前发展，并最终推动档案术语学的科学化、专业化发展。

从1957年第一篇关于档案术语研究的成果《档案术语要简明》发表以来，先后有21位档案学人进行了档案术语学的研究。其中，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2篇及以上研究成果的作者仅有3人：韩玉梅2篇、丁文进3篇、冯文杰4篇。且这3人的研究成果从发表时间来看较为集中，在一定程度上亦反映出其研究持续性较弱。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档案术语学相关的学者人数较少、且其研究的持续性不强，相关的学术交流系统尚在不断建构当中，距离档案术语学共同体的要求依然较远。这也是当前档案术语学建设乏力的主要原因所在。

2.2 理论体系构建乏力。一门分支学科主要是由相关的理论体系构建起来的。王英玮指出，档案术语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档案术语、档案术语工作、档案术语学自身的基础理论问题。”[3]这一阐释基本涵盖了档案术语学的研究内容，但是要科学揭示其研究对象问题尚显得有些单薄。

库恩认为，创新性是科学的标志，其主要包括新事实的发现和新理论的发明两个方面。科学进步的本质在于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能够更好地表现或接近自然界的真相。[4]同时，冯惠玲和张辑哲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研究和界定的成熟模式已广为接受，他们指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5]综合以上考虑，笔者认为，档案术语学的研究对象应为档案术语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

现象和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认识的任务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档案术语学的研究任务基本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档案术语现象的解释，二是对蕴含在档案术语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档案术语现象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的档案术语现象亦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和发展。因此，对档案术语本质和规律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关于档案术语的研究主要涉及档案工作基本术语的审视与修订、档案术语体系、档案术语建设、档案术语标准化等多项内容，但在档案术语标准化、档案术语建设等方面的论文数量较为集中，占总数的63.37%；此外，虽然有学者已将档案术语研究的视角扩展到电子档案领域，但是研究力度和深入度尚显不足。而且从整体来看，当前的研究仍主要局限于对档案术语现象的研究，对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和探索较为薄弱。因此，学术积淀单薄、理论空间狭窄是当前建立档案术语学理论体系的两个主要阻碍因素。

2.3 研究方法应用乏力。研究方法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必需的工具和手段。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问题分析法、理论构建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复杂网络、语义组织结构、描述性研究法等。其中，采用描述性研究法的达12篇，占42.86%，采用定性分析法的有6篇，占21.43%，二者合计达到了64.29%。不可否认，在科学研究中描述性研究法与定性分析法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然而，由于这两种方法是在用已知推导已知、用理论证明理论，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撑与理论的创新，其弊端正在日益显现。

3 建立档案术语学的未来展望

3.1 档案术语学共同体的形成。档案术语学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相关学术研究活动的发展，在广大档案学人中逐渐分化出的一个小的档案学共同体。以学术研究主体为标准，档案术语学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学者各自为政的阶段，也是档案术语学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部分档案学者对档案术语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开始有所关注并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由于尚未形成档案术语学相关的价值观、理论体系、方法论等方面的共识——此即库恩眼中的范例[6]，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学术交流尚不充分。当前的档案术语学即处于这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学派确立直至林立的阶段，也是档案术语学的成型阶段。在此阶段，关于档案术语学的学术争论逐渐增多，且逐渐激烈而频繁。但是，根据范式理论，此一时期的学术争论不以达成一致为目的，而是为了形成一个个范例而将各学派区分开来。在范例的形成过程中，随着争论愈加深入，学者们对档案术语学相关问题的认识也更加专业化。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学派的确立过程也是科学工作者以范例为标志不断分裂和专业化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学派的数量不只是一个、两个，借用库恩的说法是“学派林立”，即其时是众多学派并存的状态。各学派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基于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等的不同，而且每个学派都认为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争论往往会出现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百家争鸣”的盛况。在激烈的学术争论过程中，学术交流系统逐渐成型并发展，并由此形成一个稳定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层次结构的档案术语学学术研究群体。并且，随着研究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档案术语学的学科边界逐渐清晰。因此，这一阶段也是档案术语学逐渐发展成型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档案术语学共同体的形成阶段，也是档案术语学的成熟阶段。根据范式理论，激烈竞争的各学派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随着一些卓越的学术成就的确立，其数目会极大地减少，直至只剩一个。学派之间的分歧也随之减少，直至消失。获胜的学派，其共有的范例随之为档案术语学学者所普遍接受，进而上升为学科范式，档案术语学共同体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科学实践模式开始了。档案术语学共同体形成之后，档案术语学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即库恩眼中的常规科学时期，此一时期档案术语学的相关知识将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爆发式的增长。当前，按照档案术语学共同体的要求和标准促成其形成，是我们主动出击且行之有效的手段。

3.2 档案术语学理论空间的拓展。科学共同体和范式的相互作用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理论是范式的主要组成部分。从上述对学术主体的分析可知，伴随学术主体分化整合的是学术交流的强化，正是学术交流作为纽带将个体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库恩眼中的科学共同体也以充分的科学交流为其重要特征和基本条件。学术成果不仅是档案术语学理论的物化，也是学术交流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物质条件。

当前，要建立起档案术语学理论体系的大厦，关键是要拓展其理论空间。其一是理论依据的扩展。当前，充分利用科学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建构档案术语学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我们可以借鉴范式理论考察档案术语学的发展目标、发展过程和发展模式，可以借鉴库恩模式和默顿模式对档案术语学共同体展开深入研究，可以借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对档案术语学知识建构的问题展开分析等等。其二是研究理念的转变。可借鉴复杂性科学的理念，直接将档案术语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研究，不再将研究对象分解为档案术语、档案术语工作等简单的组成部分而分别考察。从条块分割思维转变到复杂系统理念可极大地拓展档案术语学研究的视野。其三是研究内容的扩展。“传统学科以研究对象划分自己的研究范围，表明相互之间的区别，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总是将主体和客体分开，只对客体进行研究。”[7]这种研究模式不仅忽略了主体这一关键内容要素，更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空间。当前，将档案术语学的研究主体——档案术语学学者及共同体与档案术语的实践主体——档案工作者的研究提上日程并注入更多的关注度，不仅可以极大地拓展档案术语学的研究空间，而且可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全面探索档案术语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

3.3 档案术语学方法论的转换。研究方法是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必备的研究工具，同时方法论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在档案术语学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还原论，即将档案术语学的研究对象分解为一个个组成部分加以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使人们对各组成部分的认识得以深入。但是，当档案术语学需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需要整合学科知识的时候，还原论纲领的局限性就明显起来。因此，应将另一种方法论——融贯论作为主导。“在融贯论中，既包括客观的过去和现在，也包括未来；既重视分析，也重视综合；在研究具体系统时，既注意部分，也注意整体。”[8]在具体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可借鉴复杂性科学的做法，探索隐喻方法、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的综合集成法、模型方法等的应用，并最终形成档案术语学专门的研究方法。

反思性教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篇7

1983年以来, 反思性教学逐渐涌入人们的眼帘, 对其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和全面。从黑格尔哲学中的“反思”到杜威的“反思性思维”, 再到熊川武教授的反思性教学, “反思性教学”的概念日益精确且完善。国内学者集思广益、拓宽视野, 踊跃地借鉴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 勇于创新, 在研究成果中透露出了独特的中国元素。本文回顾了近五年来反思性教学在国内英语教学中的研究现状,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笔者将客观公正地就其研究的利弊呈现几点看法和展望, 希望能为反思性教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一、反思性教学概念溯源及发展

反思, 即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深刻地反省、分析、推理, 从而不断从过去的经验中积极提出新问题并力求探索和解决问题途径的过程 (赵叶媚2013) .黑格尔哲学对“反思”和“反映”的区别比较含糊, 杜威反思性思维理念的提出推动了反思概念的发展, 萧恩在《反思性实践者》中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即”在行动中的反思”和“对行动的反思”, 布鲁巴克的实践中反思、对实践反思及为实践反思就是在萧恩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的。萧恩在反思性教学中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反思实践理论, 为反思与教学搭建了桥梁, 将反思理论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随后, 华莱士将外语教学与反思融合在一起, 提出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反思模式。

反思性教学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 90年代末流行于中国, 21世纪初逐步应用于英语教学。纵观近五年来的研究文献会发现, 国内学者普遍接受华东师大熊川武教授对反思性教学下的定义:“教学主体借助行动研究不断探究与解决自身和教学目的以及教学工具等方面的问题, 将‘学会教学’与‘学会学习’统一起来, 努力提升教学实践合理性, 使自己成为学者型教师的过程。” (熊川武1999) 国内学者在其研究过程中发掘了反思性教学的一些特征, 然而, 通过仔细推敲熊川武教授对反思性教学的定义, 可以发现反思性教学具有创新性、发展性和道德性的基本特征。

二、反思性教学研究的回顾

国内反思性教学的前期研究, 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熊川武教授, 20世纪末, 他就开始积极主动地引入和解读西方的反思性教学, 采撷众说之长, 给反思性教学下定义, 概括归纳反思性教学基本特征, 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比较流行的反思性教学模型, 主要模型有涵盖了反思性计划、教学和评价的埃拜模型;以行动研究思想为导向设计的爱德华兹-布朗托模型;包含动力、行动和结果三个阶段的拉博斯凯模型。尽管三种模型的理论基础和表达方式各有特色, 但其实质是一样的, 具体表现为“提出问题—探讨研究—解决问题”。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反思性教学研究的先行者卢真金教授, 他的研究侧重点在反思性教学及其历史发展, 客观公正地分析了杜威对反思性教学的贡献、萧恩的“在行动中的反思”和“对行动的反思”、格里菲斯和唐的五种反思维度构架, 提出独具特色的观点———“反思性教学并不一定是好的教学 (卢真金2001) ”, 这观点至今也有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国内反思性教学的前期研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纵观近五年以来研究文献, 反思性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研究有其特色, 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维度:

1. 反思性教学研究内容的延展

笔者发现, 近五年来, 反思性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研究内容逐年宽泛起来, 反思性教学研究了中学、中职、高职高专和大学英语教学, 同时还涉及了专业英语和特殊研究对象的研究, 例如, 吴迪 (2014) 的旅游英语研究、王李岩 (2014) 和李洪斌 (2012) 分别以蒙古族学生和国际交流生为研究对象和王光云 (2011) 的农村中学英语教师反思性教学现状探究。对英语教学的反思性研究也日益透彻, 囊括了听力、写作、阅读等。其中最大的特色是紧跟着时代的步伐, 如新课改下和国培计划背景下的反思性教学研究。

2. 反思性教学研究方法的完善

与前期的质性研究相比, 近五年来, 反思性教学研究方法日益丰富, 包括实践研究、调查研究、实证研究、行动研究、应用研究和案例分析等, 当然, 质性研究必不可少, 这些年来对理论或者质性研究略有减少, 更偏向于实证或者量化研究。通过事实案例和数据来阐述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也是目前的研究趋势。其研究过程也日趋完善, 张书红和崔伟丽 (2014) 发表了基于反思性教学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实证研究的论文, “提出问题—探讨研究—解决问题”是反思性教学研究的基本模型, 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3. 反思性教学手段的丰富

一提及反思性教学, 自然而然会引申到教师专业素质的发展, 近五年的研究文献中, 反思性教学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性研究所占比例较大, 其中所占篇幅最多的是如何提升教师反思性教学的手段, 如自我剖析、反思日记、集体备课、调查访谈、微型教学、行动研究等。这些反思手段有助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自我完善和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近两年来, 不仅仅关注教师专业的发展, 还出现了反思性教学的新视角, 即关注反思性教学中的师生关系, 之前的文献虽有提及, 但未开展全面系统地论述。

三、反思性教学研究的评述与展望

1. 反思性教学研究的评述

反思性教学研究历经二十余载, 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 还是实证研究方面, 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研究年限来看, 前期侧重理论研究, 后期偏向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大量引经据典, 积极主动借鉴国外最新研究成果, 为后期实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证研究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用理论来指导实践, 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近五年来, 国内研究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努力创新, 主要表现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反思性教学手段, 以及反思性教学的师生关系 (李森2014) 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国内研究者近几年来在研究内容方面加入了中国元素, 如中国特有的国培、新课改, 全面探讨反思性教学的实践意义, 积极推动反思性教学的中国化。

2. 反思性教学研究的展望

首先, 反思性教学研究侧重的是对教学进行反思, 但反思结果该如何有效地运用到教学并未开展有效的试验, 反思性教学理念真的指导了外语教学么, 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未来的反思性教学可以通过试验测试反思性教学效果, 实证研究后具体问题集体分析, 发掘最合适的反思策略指导教学实践。

其次, 近五年来的研究文献中, 对反思性教学理念的学习不够, 侧重实证研究, 对反思性教学理念的理解掌握存在一定的差距, 导致不能灵活运用反思性教学模式。笔者认为, 要想有所创新, 必须在准确地把握反思性教学理念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具体的实际, 才能将反思性教学高效地运用到外语教学实践中。

最后, 反思性教学研究关注教师多学生少, 教学活动是师生相互作用的结果, 目前的教育思想强调“教师为主导, 学生为主体”, 这就要求教师在关注自身专业能力发展的同时, 也要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师生融洽的关系有助于反思性教学的运用和师生的共同发展。因此, 关注学生, 有利于反思性教学的推广。

摘要：近年来, 随着教师专业素质的发展日益受到世界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反思性教学成为提升教师专业素质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将在准确地把握反思性教学核心概念的基础上, 通过回顾反思性教学近五年来在国内外语教学中的研究现状, 概括总结其研究发展趋势, 期望能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李森.2014.论反思性教学中的师生关系[J].科学大众 (科学教育) , (1) :65.

李洪斌.2012.英语反思性教学在国际交流生中的实践研究[J].校园英语 (教学版) , (3) .

卢真金.2001.反思性教学及其历史发展[J].全球教育展望, (2) .

吴迪.2014.中职英语反思性教学的运用及案例分析[J].考试周刊, (19) :89-90.

王光云.2011.农村中学英语教师反思性教学现状探究[D].曲阜师范大学, (5) .

王李岩.2014.通过反思性教学提高蒙古族学生英语写作水平[J].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 (1) :264-265.

熊川武.1999.反思性教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叶媚.2013.反思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J].青春岁月, (10) .

语文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篇8

“书自蔡中郎邕, 与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 遂为书家授受之祖, 后传崔瑗子玉, 韦诞仲将, 及其女琰文姬, 姬传钟繇元常, 魏相国。元常初与关枇杷学书抱犊山, 师曹喜, 刘得升, 后得韦诞冢所藏书, 遂过于师, 无以为比繇传庚征西翼, 卫夫人李氏, 及其子会, 卫夫人传晋右军王羲之逸少, 逸少世有书学先于其父枕中窥其秘奥, 于征西相师友, 晚入中州, 师《新众碑》书兼崔蔡, 草并杜张, 真集韦钟, 草集皇索, 润色古今, 典午之兴登峰造极, 书家之盛。”

当代河南书法, 在艺术上是继承古朴雄强的艺术风格为旨归, 但又取法广泛。他们上追秦汉、魏晋诸碑帖, 远溯商周, 下逮宋元明清, 法古鉴今, 取长补短, 逐渐形成了个性鲜明又呈开放性的地方书法流派——形成了中原书家群, 形成了他们所特有的中原书风。中原书法的风貌, 从形式上看表现为粗犷、豪放;从内涵上看表现为厚重、浑朴、势强;从传承历史上看, 以张扬汉字之美、汉字文化为标志;从审美意义上看, 熔铸了中原地域民族性格, 历史地理文化基因, 地域文化习俗。在取法上, 以碑系一路为主但又不拘一格。甲骨文的自然、质朴与生动, 金文的典雅、洗练、圆熟与整肃、两汉摩崖碑刻的恣肆、天然、雄强、厚重, 北魏碑刻的博大、开张、富有奇趣、以及简书的灵动、帛书的凝练、民间书法的朴拙, 甚至以东晋风流为旨归的帖系书风、中唐时期尚质书风、晚明兴起的浪漫主义书风也得到了他们的效法。并且, 在“与古为徒”的同时, 一些现代美学元素也渗入了他们的书法创作之中。这样, 就形成了他们的艺术主张——“新古典主义”美学思想。一言以蔽之, 就是深入传统又紧跟时代的书法创作思想。

新时期“中原书风”是中原文化传承基础之上而又吐故纳新意义上的一种地域书风, 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书法“新古典主义”, 并身体力行。但是, 它也有着一定的争议性。例如, 书法“新古典主义”这个美学范畴是中原书家本身提出来的, 而不是国内理论界一致提出的。书法“新古典主义”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创作表现形式?当今河南书风是不是就是书法“新古典主义”的典范?这个课题依然需要中原人去认真总结。其次, 新时期“中原书风”虽然在中国书协组织的展览中屡获殊荣, 但是有个尴尬的事实却清晰地摆在中原书家面前:自从民国以降, 悠悠百年过去, 河南没有出现如同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启功、沙孟海、林散之、王遽常这样的艺术大师。在今天的展览中获得殊荣并不代表获奖书家就是艺术大师, 甚至可以说, 这些人恰恰成不了艺术大师。第三, 新时期“中原书风”取法碑学一路, 虽然也融入东晋二王风韵, 但是, 我们不得不承认, 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依旧是“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艺术境界。中国人所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依然是知识分子的崇高追求, “中原书风”显然与此还有距离。第四, “中原书风”也有其和历史上任何一个书法地域流派都有的局限性:后劲不足。如吴门书派多取法文徵明, 华亭书法多取法董其昌, 这样“近亲繁殖”, 模仿者多, 创建者少。在这一点上, “中原书风”的境况显得尤为严峻。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许多人对“中原书风”已经略感陌生, 尤其是八零年代出生的书法新生代书法家群体, 对它的概念显然尤为陌生。进入二十一世纪, 随着全球化及信息一体化趋势的加强, 文化的同质性也越来越明显, 地域差异化亦有逐渐缩小的趋势, 作为当代文化重要表征的书法审美风尚也日渐朝着展厅化、平面化、视觉化、和同质化的方向嬗变, 所以, “中原书风”面临着被同质化的危险。在展览时代,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于今天的河南书坛中。自从米闹、吴行、胡秋萍、刘颜涛、许雄志、王乃勇等之后, 河南书法家群体有一种整体沉闷之气。

同时, “中原书风”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新一代书家的文化素质的缺失, 这一点解决不好, 就会使中原书风难以维持三十年来的地位和荣誉。增加年轻一代的文化涵养, 提高其文化水平, 显然已经成为河南书坛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技进乎道”这个哲学课题, 中原年青一代书法家们一直解决不好。当然, 正是由于他们的年青, 这个课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之计。同样, 正是由于他们的年青, 我们才充满希望。

以上种种困难, 需要中原书法家们去解决, 解决的办法, 周俊杰先生显然给出了答案:

“出精品、出经典、出大家的意识, 应当是当代书法家须臾不能忘却的一个目标。”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反思与展望 篇9

客观来看,住房制度改革较为成功,有效地提高了居住质量和实现了住房市场化、社会化,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房价居高不下、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住宅市场化过快发展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到了房地产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对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进行反思既有助于完善我国住房制度,又可以促进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

1 住房制度改革历程回顾

第一阶段(1978—1985年):住房改革试点和探索阶段。主要是进行以租金改革、成本价售房为核心的探索,采取多种措施逐步推进住房商品化改革进程。从1980年起,我国开始推行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一方面通过逐步提高公房租金,以期实现住房的简单再生产;另一方面推出优惠价与市场价两种不同价格的住房供给。

第二阶段(1986—1993年):住房商品化推进阶段。这一阶段的住房改革是以提租补贴制度为重点、以“售、租、建”等多种形式推进房改的思路。1988年明确提出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住房商品化,基本思路是提高房租、增加工资、鼓励职工买房,提租增资成为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新战略重点。但由于1988年我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地方利益集团的抵制和反对, 很快便终止了。

第三阶段(1994—1997年):住房制度改革深化阶段。1994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 标志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决定》确定房改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该决定正确处理了国家、单位和个人利益,明确地规划了具体政策,克服了福利分房的不公平性和不能以租养房的弊端,正式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之路。随后,1995年出台了《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1996年出台了《关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意见》,以配合住房改革和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第四阶段(1998—2003年):住房分配货币化阶段。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标志着我国福利分房时代的结束。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贷款购房、按揭等住房金融形式开始出现。随后建设部等多部门出台了关于廉租房、经适房的管理办法,意在配合住房改革建立完整的住宅供给体系。

第五阶段(2004年至今):住房市场宏观调控及住房保障体系构建阶段。2001年以来住宅价格日益攀升,中低收入群体依靠市场解决居住需求的愿望无法实现,同时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的实际执行情况非常不理想。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开始介入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表明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进入房地产市场调控阶段。在房地产调控中实施了众多措施,如重点发展满足当地居民自住需求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大力调整和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实行“90/70”政策等;加大控制投资性购房需求的力度、提高首付比例等。在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同时,政府也开始加快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规范发展经济适用住房、有步骤地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尤其是从2007年开始我国把保障性住房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着从“重市场、轻保障”向“市场、保障并重”的正确方向回归;从“重买房、轻租赁”向“租售并举”的合理模式回归,也标志着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初步确立。

2 住房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2.1 住宅供给量持续增加,居住质量显著提高

随着我国渐进式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 城镇居民的整体居住质量发生了显著变化,使居民不仅能够使用足够面积的住宅,同时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了居住水平。

其一,住宅建设面积呈显著上升趋势,人均居住面积明显增加。1978年我国城镇新建住宅面积为0.38亿平方米,人均住房仅3.6平方米,经过20年发展,到1999年城镇新建住宅面积为5.59亿平方米,人均住房19.4平方米;在1998年结束福利分房后,住宅建设进入新高潮,新建住宅面积以每年0.325亿平方米的速度递增,截至2011年达到9.49亿平方米,人均住房32.7平方米,平均每年增长1.11平方米(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数据1978-2005年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供;2006-2011年为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不含集体户〉.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已达到国际文明居住标准30平方米。可见,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住房紧张状况已经得到了有效缓解,居民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

其二,住宅性能得到完善。住房成套率显著提高,住宅功能不断完善,厕所、自来水、清洁炊事燃料普及,住宅科技含量不断提升。

其三,居住环境得以维护和改善。原有的福利分房体制不能使住房资金投入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和实现以房养房,加上缺乏充足资金用于住房管理、维护等,导致住宅质量和小区环境恶化,而在住房商品化之后,通过引入专业化、社会化的物业管理模式和缴纳维修基金等可以使住宅和小区设施、环境得到有效维护,人均绿地面积不断增加、居民公共服务越来越便利,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其四,赋予居民更多选择权,提高居住水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只有满足相应需求才能提高其满意度,但是福利分房使居民丧失选择权,只能根据工龄、职务、职称、学历等进行选择,而住房商品化则赋予居民自由选择权,可根据其偏好进行选择,从而提高居住水平。

2.2 住房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提高

通过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使城镇居民的住房观念发生了转变,开始积极主动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住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人均住房现金消费支出从1995年的250.18元上升到2011年的1405.01元,每年增长11.4% ;居民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则从1997年的190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71400亿元,每年增加52.7%。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住房市场化程度也得到了显著提高。有研究显示,在全社会范围,住房市场化程度由1998年的32.6%提高到2008年的72.7%,在城镇范围之内住房市场化的程度更高, 2008年城镇住房市场化程度达到84.6%。

住房市场化程度提高也使住房不再是国家和单位的沉重包袱。在住房福利分配体制下,住房建设资金来自国家财政拨款和工作单位,个人仅象征性地缴纳少量租金,同时又要承担住宅保养和维修责任,国家和单位的负担很重。改革之后,以单位为主体的住房产权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通过市场发挥了住房资源配置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和单位在职工住房方面的负担,彻底改变了国家和单位在住房投资上有进无出的局面,使国家和单位摆脱了住房包袱。

2.3 房地产业的发展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

原有的住房制度抑制了住宅市场的发育, 使房地产业难以成为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然而住房市场化改革将大量的住宅需求推向市场,促进了房地产业发展。从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个数来看,每年增加4077个。从房地产从业人员来看,每年增加6.59万人。从居民个人购房贷款余额来看,从1997年的190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71400亿元,每年增加52.7%。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来看,由1987年的149.90亿元增长为2011年的61796.89亿元,每年增加28.5%。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也成为经济迅速增长的动力之一,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占GDP比重来看,由1987年的1.24%增长为2011年的13.07%,每年增加10.3%。从房地产投资额占全社会投资额来看,由1995年的14.04%增长到2011年的19.84%。从房地产增加值来看, 从1978年的79.9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26708亿元,每年增长19.3%,其占GDP的比重由2.19%上升到5.65%,每年增长2.9%。

资料来源 : 搜房网、国家统计局,其中 2013 年数据为计划量。

2.4 政府初步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市场失灵开 始得以矫正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实现住房商品化,使居民通过市场途径获得住宅,这对高收入群体并无多大影响,但对中低收入者影响甚重。由于中低收入者收入有限,同时缺少必要的融资渠道,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矫正,否则将这样一个群体推向市场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因此,1994年11月财政部等机构联合发布了《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暂行规定》,使公积金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同年12月建设部等部门联合颁发《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 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开始实施。1995年1月,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及有关单位拟定的《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出台, 确定在60个城市和1个单位进行国家安居工程试点,标志着国家安居工程正式启动。在随后的几年里又陆续进行了多项改革和实践以确保中低收入者可以获得住房,如199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允许开展个人消费信贷,引入贷款买房、按揭等方式,同年建设部发布《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对廉租房进行规范;2010年6月,住建部等七部门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计划。自2007年以来,我国不断强化住房保障措施,通过表1可以看到,从2008年到2011年保障房开工量和建设量大幅度持续增加,短短三年时间增长近5倍,可见保障力度之强。至此,我国初步形成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共租赁房共存的住房保障体系,政府也在矫正住房市场失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住房制度改革偏差分析

3.1 住房改革目的与改革手段混淆,导致住房 政策多变

我国住房改革的目标是改善整体居住环境和提高整体居住质量,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是住房政策,但从我国住房改革历程来看,改革过程中将目标和手段混淆,导致住房政策多变。改革之初实行的“三三制”售房方案在于解决“租不养房”的局面,为房屋建设、维修等回笼资金, 实际执行中变成了推进住房私有化,短短的3年里就出售了1093万平方米公房。提租补贴政策的初衷是促进公房销售,却演变成了以提租补贴为主要内容的住房制度改革,公房租金水平在3年之内从每平方米使用面积0.08—0.13元提高到1.2元左右。1993年第三次全国房改工作会议提出的“以出售公房为重点,售、租、建并举”的房改新方案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以出售公房为目标,各地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导致大量的公房被贱卖,至1999年底,全国除辽宁等少数省市外,其余省市可出售公房的50%以上已出售, 重庆、河南、新疆等一些省、区的售房比例已达到可出售公房的80%以上,在出售公房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量达到80%。而1998年决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追求住房私有化率,直接导致此后我国房地产投资额连续13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和全国平均房价连续9年上涨,在2004年达到顶峰,涨幅为18.7%。2003年发布的18号文将1998年23号文中提出的“多数人购买经济适用房”变为“多数人购买普通商品房”,直接导致2004年全国住宅价格同比增长18.7%。可以看出,房改过程中由于目的和手段的混淆,思路不清,对住房改革发展缺乏全局上的把握,陷于事务性工作之中,缺乏宏观政策和长远规划致使住房改革进入“已有的困境—暂时性政策—新的问题—暂时性弥补对策—新的困境”的不良循环,导致我国未能实施稳定连续的住房政策。

3.2 房价持续高速上涨,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 题突出

房价问题自2010年以来在城市居民关注的十大社会热点问题中稳居前两位,主要是因为自2003年正式确定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提出要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以来,迅速上涨的房价远远超出居民承受能力。从房价增长率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对比来看,由图1可知,从2003年开始房价增长率远远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二者差距最大时达到14%,2008年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房价增长率低于居民收入增长率,但2009年随即出现了报复性反弹,房价增长率高出居民收入增长率19%,2010年以来由于受宏观调控影响,房价增长率低于居民收入增长率5%左右。但考虑到前几年房价迅猛上升的情况,实际房价仍然处于居民可支付能力之上。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另一方面,从房价收入比来看。假设住宅价值为V,居民年收入为I,则原始的房价收入比 (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PIR)公式:

依据公式(1)可以得到不同时间段内房价收入比,见图2。

另外借鉴改进后的房价收入比公式来计算自有住房家庭的支付能力及其变化,改进的模型不仅考虑住房价格、家庭收入,还考虑抵押贷款利率、贷款期限和家庭收入中用于住房消费的上限比例,是判断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主要工具。假设住宅价值为V,居民年收入为I,首付比例为B,收入中用于支付住房贷款的比例为K, 贷款利率为r,还款年限为n,则根据财务中等额年金贴现公式可得到如下公式:

公式(2)经变换后得到改进后的房价收入比模型,即公式(3):

根据《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规定商业银行对个人发放住房按揭贷款不得超过住房价格的80%,还款额不超过贷款者全部收入的50%(含50%)。同时根据相关研究和调研结果,取首付支付比例B=0.2,收入中用于支付住房贷款的比例为K=0.3,还款年限n=30,贷款利率r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和优惠利率为准。则依据公式(2)可以计算不同利率水平下的房价收入比,见图2。

如图2所示,可以看到,房价收入比从1997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在7.17到7.96之间波动, 在2007年达到最大,后呈U型变化,最近三年在7.4左右浮动。将实际房价收入比与标准和优惠利率下房价收入比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实际房价收入比超过了优惠利率下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约20%,在标准利率水平下则超过约40%。

经由以上分析得到如下结论,按照全国平均水平,房价自住房改革以来整体呈上升趋势, 且已达到中等收入家庭无力承担的地步,拥有住房对低收入家庭来说则更是遥不可及,然而这与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初衷是背离的。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http://www.pbc.gov.cn/publish/zhengcehuobisi/

3.3 住房不公平程度加重,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下降

住房公平实质上在保证公民基本住房需求满足的前提下,坚持公民非基本住房需求供应的差异性,它的内涵有以下两点:其一是政府有责任保证居民的基本居住权,其二是政府有责任矫正市场失灵,并优化住房资源的配置。显然, 从我国实施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中可以看出,改革过分强调了住房的经济特性和商品功能,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公平。首先是早期的公房出售就存在不公平:第一,纵向不公平,即将住房以优惠的价格出售给现期居住者,而未来成员不能获得这种优惠;第二,横向不公平,即按照一定的比例补贴买房者或按一定的比例补贴租金,对购买或租住面积大的个体优惠力度更大,而对购买或租住面积小的个体优惠相对较少;第三,以统一的价格出售或者出租公房忽略了级差地租的存在,对购买或者租住城市中心的个体更有利。其次是住房商品化过程中,房价持续上涨,同时住房保障政策严重错位和缺失, 造成社会弱势群体不能平等利用住房资源和获得社会发展机会,而使稀有的住房资源不断向社会强势群体集中,造成住房资源配置的横向和纵向不公平。游惠雯等通过调查发现52.9%的受访者认为住房改革未能改善城市居民住房条件,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住房分配不公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另有调研结果显示职工普遍认为干部和管理人员在住房改革中受惠最多, 住房改革未能实现居民心中的公平愿望。李斌等在2005年进行的调研也证实了这些结论,结果显示49.4%的住户认为福利分房制度更优,因为福利分房时工人们都参加讨论,较为民主,而住房改革以后,企业建设了厂长大楼、工程师大楼, 对工人很不公平。

根据住宅过滤理论,由于其耐久性特征,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折旧使用,随着它的使用,其维修成本逐渐提高,所提供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下降,当住宅使用到不能为房主提供所需的服务时,原房主就会抛弃住宅而转移到新的住宅中,较低收入的房客继续使用该住宅。但由于住房不公平程度加剧,高收入群体需要不断淘汰较低档住宅而低收入群体却无力购买或承租, 造成住房资源紧缺和住房空置同时存在的现象, 不仅导致高收入家庭难以充分利用住房资产获取收益,而且导致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福利水平下降。根据福利经济学理论,这种状况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即可以在不降低高收入群体住房福利前提下,提高中低收入者的住房福利水平。因此,由于我国住房不公平现象的日益加剧,整体和个体社会福利水平不断下降。

3.4 房地产业发展付出一定代价,社会问题日 益突出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房地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却也付出了一定的社会代价。首先是房地产开发占用耕地问题。由表2可知,从2006年开始,我国建设用地供应量不断增加,到2012年已经增加了1倍多,达到69万公顷,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建设用地占用的是耕地。而房地产开发用地又在建设用地中占了相当大比例,虽然其占建设用地供应量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但其绝对量持续增加。同时,每年房地产待开发土地面积持续增加, 到2011年已经达到40220.8万平方米。耕地大量被占用同时又被闲置,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危及我国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红线。

其次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问题。由表3可以看出,自1999年开始,我国住宅价格出现了稳定的上升势头,大部分城市的平均房价在十余年内上涨了近5倍,使大部分人望楼兴叹,但也有人斩获颇丰,城中村改造一夜成千万富翁、温州炒房团等报道屡见报端。不仅反映了我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也折射了房地产业发展同时带来的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

再次是因征地拆迁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虽然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但并未真正实现保护群众财产的目标,因征地拆迁引起的流血冲突、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2010年上半年,住建部受理举报138件,房地产市场方面54件,高达39.1%,涉及房屋拆迁20件,主要反映违规强制拆迁、拆迁补偿安置不合理等问题,占到44.4%。数据统计显示,2010年IRI网络舆情指数75分以上的前100个较大事件中,仅由强拆征地引起的重大事件就占9%。直到2012年这一现状仍然没有好转,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以征地拆迁冲突、环境污染冲突和劳动争议为主, 其中仅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占总量的一半左右。可见,因房地产发展引起的征地拆迁问题非常严重,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社会稳定。

资料来源 :2011 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及凤凰网等网站。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3.5 住房市场化程度过度,保障政策未尽其实

我国住房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在2008年城镇住房市场化水平就已经达到了84.6%,但是我国住房保障工作却未能及时跟进, 甚至出现了巨大的政策偏差。一方面是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我国仍然没有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所执行的政策都是短期策略,缺乏长远规划和整体协调性;各种类型的保障住房缺乏明显的保障标准和范围,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空白,不能涵盖所有需保障人群。另一方面是所实施的各项保障政策都存在偏差,如住房公积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住房市场货币化改革,并提升了居民购房能力,但缴存、使用等原则与实际相差甚远,还存在保障面窄、缴存基数和比例不合理、内部治理、外部监督等问题;经济适用房的寻租和分配不公也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此外监管不力、基础设施不完善、运行机制不健全、质量问题等普遍存在,由于这些原因自2008年起,江西、广东、河南等省部分或全部城市停止新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政策出台后由于租金低,减轻了低收入人群住房方面的经济压力,让一部分低收入家庭获得了实惠,但也存在供给量不足、筹资渠道有限、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后来出现的公共租赁房也因配套设施不完善、租金过高、进入和退出机制不健全、面积等问题而受到冷遇,在相关部门进行改进后才有所好转。

可以看出,我国住房保障体系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如资金缺乏、配套不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一直存在,住房改革过度市场化、未能真正落实的住房保障政策共同导致了我国面临严峻的住房问题。

4 住房制度“再改革”之思路

4.1 综合制定房地产政策,对普通住宅实行“限 价、限购”

房地产业涉及面广,对其进行调控需全面考虑,综合利用信息、土地、金融、财政等多方面政策,建立长期调控机制。信息政策首先是要求房地产开发商披露其成本、利润、税费等,提高市场透明度,建立互信的社会风气,维护房地产市场的正常秩序;其次要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及时为社会提供准确、真实的房地产信息; 再次要对房地产市场信息披露进行监督,确保信息传递及时、有效。土地政策就是利用土地出让、规划等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区分,保证中低档住宅用地和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如实施限房价竞地价、限套型建筑面积等措施,将高中低收入者区分,使他们在不同市场中竞争,保障中低档住宅市场的有效供给。金融政策包括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由于利率政策无法有效遏制房地产投机需求反而可能抑制刚性需求,故主要考虑信贷政策,利用信贷政策区分投机和刚性需求,如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二套房贷款利率等。财政政策包括转移支付政策和税收政策,政府利用转移支付政策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或为他们提供补贴;利用税收政策抑制投机,通过有区别性开征房产税、增值所得税等增加房地产保有和交易成本,降低投机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政府在综合制定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同时,还应对普通商品住宅实行限价、限购政策, 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普通商品住宅作为重要民生问题,政府必须予以保障。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从国家层面上强调住房问题,住房问题作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将影响到社会安定团结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政府必须予以保障。二是普通商品住宅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能完全由市场配置。住房具有高价值、长寿命的特点, 依靠市场价值规律、供求关系来调整住宅的价格和供给,会导致住宅价格偏高、供给不均,将出现供求不均衡、低收入人群无力购买的现象, 因此需要政府对住宅市场进行规制,调整资源配置。通过对普通商品住宅进行限价、限购确保价格能够承受、供需能够匹配,使大部分人群能够购买住宅,实现住有所居的民生目标。

4.2 解决保障工作关键性问题,构建完善的住 房保障体系

从我国住房保障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资金缺乏、配套不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一直存在,阻碍住房保障目标的实现,主要原因在于缺少顶层制度设计、地方政府毫无积极性、缺乏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等。要改善目前保障不得力现状,首先应该考虑系统设计住房保障制度框架,包括保障水平、保障方式、保障房用地供应方式、保障房资金筹措、保障房建设与运营、住房保障监管制度等,做到应保尽保、需保适保。其次结合财政、金融制订贷款、担保、税费等住宅消费政策,并使之更多地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通过增强其融资和支付能力使其改善居住状况,缩小住房不公平差距,提高居住福利水平。再次要加强对地方政府住房保障工作的监管和问责,将住房保障工作作为政府工作绩效的评价指标之一,通过设计合理的考核机制和落实考核工作,及时奖惩和进行通报,促进地方政府进行住房保障工作。同时还要不断改进住房保障政策,借鉴和推广具有良好社会效应的工作方式,提高住房保障效率。

4.3 加强住房消费引导,从重“居者有其屋” 转变为“住有所居”

我国住房改革过程中重点在于进行产权私有化,把住房市场化等同于住房产权私有化,直接把“住有所居”理解成“住有其产”,在改革认识上存在严重偏差。目前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美国为65%,英国为70%,日本为60%),相对于私有化特征显著的西方国家而言,我国却拥有最高的住房私有率。但就目前房价水平、居民收入状况来看,难以实现大多数家庭购买商品住房。因此,政府应加强住房消费引导,强化宜租则租、能买则买的消费观念,促进形成租购均衡的住房市场。首先要稳定住宅市场价格,为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不用担心住宅价格过度上涨而被迫购房。其次是政府要建立和规范租赁市场,如建立房屋租赁统一管理机制、增加租赁型保障住房供给、鼓励企业机构进行租赁业务、对私人房屋租赁给予优惠政策等。再次要积极引导和促进合理适度的住房消费观念和方式的 形成,一方面引导树立“先租后买,先小后大”的购房观念,提倡量力而行、合理适度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促进居民进行合理消费,如研究住房公积金支持住房租赁的方案,引导居民通过租赁市场解决住房问题。

摘要：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成功地由住房实物分配的福利体制转向了住房配置货币化的市场模式,客观来看,这项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通过回顾这一历程发现住房制度改革提高了城镇居民居住质量、提高了住房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初步建立了住房保障体系,但也存在改革目标与改革手段混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突出、住房不公平程度加剧、社会为住房改革付出沉重代价和市场化程度过度的偏差。最后提出综合制定房地产政策并实行普通商品住宅限价限购、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政府加强住房消费引导等政策建议。

论我国金融机构改革反思与展望 篇10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的金融机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有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市场化运行机制逐步健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得到逐步的健全与完善,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组织结构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市场的充分竞争。在金融市场上, 公平的竞争是金融市场得以有效运用的原则与准则。因此, 在此条件下, 如果金融市场要获得很好的发展, 那么就必须展开充分的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 我国的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 这种多元化将充分有利于市场的充分竞争;

2.机构的股权与内部治理情况得到非常好的完善。我国逐步采取了分业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各类金融监管机构得以建立, 使得金融市场朝着更加有效的方向前进。

(二) 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自从2002年开始, 我国的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了改革的力度, 相关管理部门与机构通过财务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与措施, 充分地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资本利用率与充足率, 并进一步改善了我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因此, 到2007年底, 我国银行业的金融机构的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了国际的标准与要求, 使得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三) 金融机构组织体系日臻完善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一共进行了三次大的方面的调整, 这三个阶段主要可以分为:

1.加快建立其他相关的各类的金融监管管理机构, 由此结束了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市场进行统筹管理的书面, 使得中国人民银行更加专注地执行作为中央银行职能;通过分类的金融机构的建立过程, 进一步满足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

2.第二个阶段, 我国的金融机构实现了将商务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进一步分离的重要举措, 使得我国的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

3.在第三个阶段, 我国进一步对商业银行进行改造, 推动我国国有的商业银行向股份制发展, 而这个过程进一步使得我国的银行体系更加符合国际的标准与要求, 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四) 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与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 我国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与服务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就该方面,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内容:

1. 产品创新快速推进。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机制以及国内金融机构监管体制的不断完善, 我国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的能力得到极大的增强, 使得我国的金融创新产品进一步得到丰富;

2. 金融机构的营销模式创新能力提升。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竞争的激烈, 使得很多金融机构的营销模式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 并呈现出多种方式。

二、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金融机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金融机构在改革过程中进一步暴露出新的问题,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国际竞争力的不足以及组织体系的结构性缺陷。

(一) 国际竞争力的不足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经过一系列的改造、改革等, 各自的盈利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 甚至我国银行业中数个银行的整体效益达到与世界前10大银行的综合效益相关不大的程度。然而, 这只是数字上的比较, 从整体上来说, 我国银行业的效益的获得是在未充分竞争的条件下, 通过封闭的、存贷利差大的方式取得的。

就目前而言, 影响我国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的最为主要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金融机构治理的缺陷;

2.金融机构经营模式缺乏竞争力;

3.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较低;

4.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不足。

由此可以看出, 目前我国几个较大的国有银行与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相比, 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因此, 必须对目前我国几个较大的国有银行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与改造;然而, 又由于我国的金融业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阶段, 几大银行的国家竞争力较低, 那么必须在改革与改造的过程中借助政府的支持来完成, 否则在短期内很难进入国际性的大银行的行列中。

(二) 金融组织体系的结构性缺陷

目前, 我国的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还存在着非常大的结构性的缺陷, 这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尚不健全。

一方面, 我国国有四大银行在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 不断地减少在农村的网点与分支机构, 这使得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服务大大减少;与此同时, 又由于在该金融市场中, 资本的进入被严格地控制, 这导致我国的民营资本很难以进入金融机构;并且, 虽然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主要力量, 但是由于农村信用社自身在运营、治理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使得农村的金融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康;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缺少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 这使得我国中小融资难的问题不能够得到切实有效地解决。

2. 证券业、保险业的整体规模较小。

在很长的时间内, 我国没有将直接融资作为发展的主导, 而是将间接融资作为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主导, 因此, 这导致我国证券业的规模较小;与此同时, 我国的证券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 并且市场的有效份额也相对较为分散, 而这种分散化、小型化的证券行业状态, 很难能够与国际化的大型化的投行展开充分地竞争, 总体上来说, 影响了我国证券业、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趋势

目前, 我国的金融机构改革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势必影响我国金融机构的改革的方向;与此同时, 受到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 我国金融机构的改革也面临着新的趋势。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趋势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 金融调控的巨大挑战

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以来, 我国就开始着手进行宏观调整。而对于金融市场而言, 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我国的金融调控也压力巨大。

与此同时, 目前的通货膨胀也对金融调控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影响着我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金融机构的下一步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一是降低国民储蓄率。银行业应该根据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的不同情况, 分别对储蓄率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控;

2.降低对于外部需求的依赖, 加强对内需主导增长的促进;

3.应该客观看待对外直接投资;

4.放松对某些行业的管制, 进一步打破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 并鼓励服务业等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紧迫

目前, 在分业监管的原则下, 分业监管已经开始影响到我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创新与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根据有关政策的规定, 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租借等一些行业开始走以分业经营下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实现混业经营的间接道路, 其中包括中信集团、平安集团等;

2.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分业监管的体制, 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不同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的成本极大的上升, 这是因此分业监管的事实以割裂了统一的市场, 影响了整体市场的运行。

(三) 次贷危机对金融创新影响深远

美国的次贷危机对我国的金融创新产生的非常长远的影响。这是因为, 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债券市场出现大幅度的震荡, 债券的价格出现大幅下跌, 很多的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虽然世界上各大国家都在进行补救, 但是其影响力仍然尚未结束, 这必然对我国的金融机构改革创新产生极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巴曙松, 华中炜.当前金融改革进展及趋势[J].今日中国论坛, 2008, (Z1) .

[2]周正庆.金融改革要解决五大关键问题[J].中国人大, 2007, (01) .

[3]唐旭.关于金融机构改革的思考与前瞻[J].财经科学, 2008, (10) .

语文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篇11

关键词：教师发展；完整人；职业倦怠；双向建构

中图分类号：G4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0X(2008)12—0004-03

教师发展历来是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尤其在新课程背景下，更是受到了普遍重视。可以说“教师，以及与教师相关的教师教育、教师专业化、教师管理、教师评价、教师文化、教师角色、教师心理、教师发展等诸多问题，已经成为当下教育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或者说形成了一股热潮。”本文结合近年来出版的关于“教师发展研究”等二十余本著作和多种期刊所载的论文，试对中小学教师发展研究的历史背景、取得的成果、积累的经验、存在的偏颇不足、以及当下教师的生存状态和教师发展研究的新价值取向等作初步窥探。

一、教师发展研究的历史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美国于1983年发表了《国家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英国于1988年颁布了《教育改革法》，日本、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先后进入教育改革的高潮。在此过程中，各国学者和政府认识到，教育改革的成功与否决定于教师，教育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教师。于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专业地位，不再仅仅是教师组织、教师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人员的诉求，而成为各国学者、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的呼声。如何建立一支庞大、专业、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成为各国教育界世纪转换时期的关注焦点。”

当然，中国也不例外。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的教师发展研究获得了重大进展。有关教师能力培养、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角色新探索等专著也不断涌现，有关教师发展研究的论文更可谓汗牛充栋。在中国知网CNKI“题名”栏中输入“教师发展”，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1980-2007年的所有文章，查到记录4887条，其中1999年后为4539条，比例高达92.9％。

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当前我国教育研究的重心势必将由教学领域转向课程领域，再由课程领域进一步转向教师发展领域。

二、教师发展研究的经验成果及不足

多年来，国内外对教师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有效教师手册》《教师职业生涯周期——教师专业发展指导》《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等，对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提升和教育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众多学科聚焦教师发展研究的同时，教育学自身始终没有放松对教师的系统研究。在吸收各相关学科关于教师研究的理论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教育学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学科——教师学。这些研究成果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技能培训及发展周期等方面作了有效的探索，为实践层面的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许多启迪与借鉴。

但是，其研究却存在诸多偏颇。以往的教师发展研究，偏重于从社会发展、教育改革的层面，对教师的本质、特点、作用、素质结构及成长规律进行普遍规律的探究较多，而对揭示教师职业和教师群体、教师个体成长发展的规律性，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实践和方法指导的研究较少；对教师“育人”的状况关注较多，对教师“育己”的状态关注较少；对教师职业、教师劳动的外在社会价值强调较多，对教师职业、教师劳动的内在生命价值问题探讨较少；把教师视为“被要求、被规范、被培养、被研究”的对象，关注、重视其专业发展较普遍，却往往忽视了教师主体价值的确认、主体作用的发挥、创造性作用的凸显、精神的解放和生命质量的提升及其生存和生命状态的优化改观，把教师作为“完整的人”、“真实的生命个体”去关怀、去唤醒、去引领其专业与精神共同成长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脱离教师所处的职业生存状态、教育生活情境和教师自身的实践而进行宏大叙事式的研究和对教师角色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研究较多，而深入教师的职业存在状态和教育实践情境，对教师自身实践参与状况的关注和研究较少。

同时，对面广量大的基层学校而言，对课程文化转型背景下，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教师，其内涵与角色定位该发生哪些变化，又该以怎样的价值取向、研究视角、方式途径去促进教师的发展，更是缺少思考与实践。

这些问题，只要对已有的教师研究成果、经验稍作梳理和反思，都是不难发现的。

三、教师当前生存状态扫描透视

“教师职业是一种受到最严格监督的职业。其职业特点决定了教师需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情感，而其成就常常无法立即体现或获得公正的评价，这易使教师产生职业倦怠和压力。”压力过大或过于持久，不仅会严重损害教师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到教育教学的效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的健康发展。那么，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的生存状态如何呢?

“2003年3月21日的《北京青年报》登载的国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的检测表明，受调查的教师心理障碍的发生率高达50％，表现在自卑心态、嫉妒情绪、焦虑水平等方面，其中较典型的是69％的被检测教师有较强的自卑感。”2004年新浪网和《北京晨报》联手开展的“教师生存状态调查”显示，在6958名被调查的教师中，认为超负荷工作的占71％；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新浪网联合实施的“中国教师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调查”结果表明，在8699名被调查教师中，80％以上表示压力大，近40％的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不佳，60％以上的教师表示对工作不满。“近年，针对辽宁省内168所城乡中小学的2292名教师的一次心理检测发现，有69％的教师自卑心态严重，相当一部分教师嫉妒、焦虑情绪明显。结果显示中小学教师心理障碍发生率竟高达50％。”大量的资料及研究表明，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正日益鲜明地呈现。“教师工作压力对教师本身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心理、行为和生理三个方面。”职业压力在对教师产生消极影响的同时，必然对学校和学生的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

“教育是一个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变得更完善的职业，而且只有当教育者自觉地完善自己时，才能更有利于学生的完善与发展。”“没有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没有教师精神的解放，就很难有学生精神的解放；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生活在疲惫、倦怠状态下的教师，绝无可能给教育带来健康、活力和高质量。教育要发展，就必须解决好教师发展的问题，既不能因为倦怠状况的产生就怀疑和放弃教师发展，也不能为了教师发展就无视教师的生存现状。然而当今社会总是关注学生的多，关注教师的少。“公平

地看，为了人的教育不只是为了学生的一切，也应顾及教师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四、教师发展研究的新价值取向

目前，从研究内容来看，教师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教师专业发展经历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研究与教师专业发展促进方式的研究。但此类研究还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操作层面还比较薄弱。很显然，脱离教师所处的职业生存状态、教育生活情境和教师自身的实践，仅从社会发展、教育改革的角度人手，把教师作为一种充满道德色彩的社会职业，并由此去研究、要求、培养、规范教师，对教师提出各种社会使命，这种境遇下的教师发展永远也解决不好其与职业倦怠之间的矛盾冲突。

鉴于这样的背景，以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去研究教师发展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在择取新的价值取向对教师发展进行研究时，需要对教师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深入挖掘和探讨。教师是“普通人”和“特殊人——教育者”这两类角色的“复合体”。就“普通人”角色而言，教师是人，但不是“完人”。教师也会犯错误，也有缺点和弱点，也有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需要；就“教育者”角色而言，教师不仅要授以学生谋事之才，更要传以学生立世之德。与此同时，“教师还承担着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众多角色。这些角色为教师洞察人生、感悟人生、发掘生活情趣、展现人格魅力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宽阔舞台。但是这些角色与‘教育者’这一核心角色之间，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而且，这些众多的角色还可能引起教师的角色过载、心理压力和负担过重。”基于此，由“教育者”的单面角色向“教育者”与“普通人”有机结合的转型，应成为现在教师研究的重要任务和课题。转型的关键就是确立教师的“普通人”角色，使教师在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正确定位，回归教育生活本体，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使教师在积极主动的职场活动中，产生一种教育自觉、责任意识和主体精神，在充满人性化的教育生活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获得充盈的生命意义和提升生命质量。

“教师职业决不是一种异己的‘它在’、‘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牺牲者，教师职业也决不是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和养家糊口的饭碗，而是充盈着精神自由、生命价值的快乐，具有十分丰富的人文价值和意涵。”只有将教师发展研究回归到教师作为“真实的人”的真实生活中，真切、真诚地关注、关怀、引领教师的生存和生命状态，并在这种关注、关怀与引领中不断唤起教师自我意识、主动精神的觉醒，不断唤起教师对主体生命、主体价值的追求，才有可能既发展了教师，又不以牺牲教师的身心健康为代价。

因此，在教师发展研究上，我们应该择取的新价值取向是：以教师当前真实的生存状态和职业心态为研究起点，以对课程文化转型背景下的教师内涵、教师职场和非职场生活作出重新认识、价值引导和积极探索为研究重点，以关注教师生命质量、走进教师心灵世界、努力增添教师职业幸福感，造就幸福教育、培养幸福学生为价值理想。从而让教师的职场与非职场生活同时纳入我们的关注和研究视野之内，改造“注重科学、理性，缺失人文、感性；注重组织生活，忽视个体生活；注重事实生活，忽视价值生活；注重职场生活，忽视非职场生活；注重物质生活，忽视精神生活”等教师职场和非职场的生活现状，努力使之产生积极的相互影响，在核心价值观的统领下，引导教师在较为完整、丰富、健康、向上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中提升生活与生命的质量。

语文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篇12

一、国内的研究现状

文献方面, 在万方数据库中, 输入“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作为主题, 共搜到从2003年到2013年的相关文献382篇, 其中期刊论文333篇、学位论文45篇、会议论文4篇。为了更清晰地展现出十多年来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研究的趋势, 我们将历年的文献篇数绘制成走势图, 具体如图1所示。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 “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2010年以来, 文献篇数陡然增长。这333篇文献在公开出版期刊的分布上,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有27篇,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有23篇, 《教育信息技术》有11篇, 《考试周刊》有12篇, 《历史教学》 (上半月) 有4篇, 其他的分布在《教师》《读写算》《新课程》 (中学版) 等许多杂志上。其中CS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8篇, 占文献总数的2.40%。在这些文献中, 叶小兵教授的《论中学历史教学中的现代信息技术》被引用率最高, 具有奠基意义, 成为该课题研究的经典文献。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从我国现有研究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文献中可以看出, 我国对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基本原则

研究者认为, 信息资源的科学性, 是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需遵循的首要原则。[1]网络资源纷繁复杂, 难免良莠不齐, 教师和学生在选择网络资源时, 要保证历史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此外, 信息技术和历史教学整合应遵循目的性、时间性和指导性原则;[2]多媒体课件的运用是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核心。避免多媒体技术在历史课堂教学的运用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研究者提出了双主体性原则、合作性原则、辅助性原则。[3]这些原则的提出, 对规避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带来的教学风险,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对信息技术在历史教学中运用方式的总结

信息技术在历史教学的运用方式中, 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 (简称CAI) 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认可, 它的特性也决定在历史教学中所提供的文字、图像、数字等信息比教师所传递的信息更加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4]正是基于这些特性, 叶小兵教授指出, 信息技术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来实现的。[5]网上参观、阅读、搜索、讨论、展示、答疑、课堂等网络技术在历史教学中运用的方式大大提高了运用信息技术的效益。[6]其他学者从多媒体辅助历史教学的优势和存在的误区进行了信息技术运用的实践分析。运用多媒体辅助历史教学存在教师简单地把多媒体当作演示工具、盲目增加了与教学内容无关的材料等错误。[7]这对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的整合起到了规范和警示的作用。

3.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历史教学模式的影响

针对传统历史教学模式存在的局限性, 有学者提出,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 将其与历史教学加以整合, 创建一个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又能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新型教学模式。[8]也有学者提出构建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CAI模式, 即教师单机的演示模式, 根据历史学科的教学需要, 充分发挥计算机的工具性功能, 将信息教育融合在历史教学的整体目标和过程中。[9]还有教师通过自身的教学体验, 将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为五种教学模式:课堂演示模式、情境学习模式、随机学习模式、资源学习模式、网络环境研究性学习模式。[10]当然, 以上各种教学模式不是相互孤立的, 而是相辅相成的, 可以在教学中灵活运用, 以服务于历史教学最科学、最合理的需要。

4. 信息技术促进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

随着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教育教学的变化, 学者和教师普遍认为, 教科书并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 原有的教科书观念和课程资源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教师在整合课程资源时, 需要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 实现课程资源整合的最优化。

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2011年版) 》中, 历史课程资源被分解为六类:历史教材、学校图书馆、校外历史课程资源、历史音像资料、网络资源、教师资源和学生资源等人力资源。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实验) 》中, 将互联网列入了课程资源, 并指出收集网上资源、制作历史课件、展示历史资料、开发历史网页和进行远程教育等, 实现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直接、全面、迅速的了解, 实现了共享高质量教学资源的优势。课程标准的这些规定充分考虑了信息技术带来的教育变革, 是历史课程时代性的体现。

在信息技术带来教育变革以及课程资源观念变革的背景下, 有学者探讨了历史乡土课程资源整合和最大化利用的策略, 认为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下, 我们建立数字电子化的乡土课程资源, 例如多媒体历史课件、历史资料数据库、当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所提供的网站等, 突出历史乡土课程资源的地域特色, 打破历史乡土课程资源的空间局限性。[11]

5. 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师专业发展

教育部2012年2月颁布的《中学教师专业标准》, 在“专业知识”层面提出, 教师要“具有适应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知识”;在“教学实施”层面, 要求教师能够“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整合应用到教学中”, 这对教师提出了掌握信息技术最新动向、提高自己教学技术的要求。同时, 信息技术加速了学科渐渐向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迅速发展, 许多学科之间相互渗透, 学科与学科的综合应用能力要求教师具有多学科知识并应用于教学中的能力。[12]

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之一是职后研修。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教师队伍质量的重视以及“国培计划”的开展, 历史教师充分获得了职后培训的机会。其中, 网络在线研修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方式, 它打破了时空界限, 能够让教师在课余或特定的时间段内通过网络在线课程聆听高端的学术讲座, 完成学习任务, 从而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并把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这种大规模的网络在线研修, 使得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历史教师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也是信息技术带给历史教学的一大变革。

三、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 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越来越受到学者和教师的关注, 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但是也存在诸多的问题与不足。

1. 对如何规避教学失败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

关于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研究中, 在信息技术的运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运用信息技术进行历史教学时, 如何规避教学失败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

我们在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历史传统教学产生的问题时, 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例如我们在运用过程中, 不能够合理地发挥信息技术与教师的作用, 过度地运用信息技术, 弱化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新课程强调“以学生为本”, 但是某些教师在运用信息技术时, 简单地将完成教学任务寄托在信息技术的身上, 忽视了教师的作用, 不能将自己的讲解、引导与信息技术有效地结合起来, 出现人被机器所控制的现象, 让学生在相关的历史网络中自学而不监控, 改变了原有的教学方向;网络上的海量信息有的没有经过价值判断与考证, 错漏之处得不到及时的纠正而引发学生对历史的错误认知,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这样在网络环境下学习的优势不但没有发挥出来, 而且连传统教学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对于这些有可能带来历史教学失败的风险, 广大教师有所认识但是缺乏有效的规避机制的研究, 是目前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2. 对教师和学生在其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

在课堂上, 历史教师已不再是单一的资源提供者, 而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学生也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 更是信息的提供者和传播者。在历史课堂中的信息共享机制里, 如果把普遍意义上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抛开而谈, 教师和学生还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该如何在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课堂上使他们已有的能力发挥到最大化并进一步获得发展?这些问题也是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之一。

3. 研究缺乏层次性

在原有的研究中, 研究者大多从我国历史教师的整体素养情况出发思考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的整合问题, 忽视了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等历史教师的教学特点, 缺乏层次性、精细化的研究成果。在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研究中, 不同地区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具有层次性, 而且限于教育教学条件的限制, 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的整合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成效, 深刻影响着课堂教学效果和教师的专业发展。但是这种分层的、有强烈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和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的探索在目前看来还相对匮乏, 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四、对未来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研究的展望

信息技术带给教育教学的变革有目共睹, 而且进一步推动教育教学变革的趋势也毋庸置疑。在未来的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过程中,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渗透、广大教师信息素养的进一步提升、信息设备的进一步更新都将给历史教学带来新的气息。在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的整合研究中, 对人的研究———历史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的培养研究显得尤为关键。

从目前历史教师的素质结构看, 大多数的教师掌握简单的基本操作, 能够进行数据、图形的处理, 对网络资源的利用、开发和编辑, 或更为完善的信息技术能力相对薄弱, 况且广大历史教师本身对信息技术了解较少, 无从把握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因此, 需要加强职后历史教师信息素养的培养和研究, 促进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的整合, 以应对风云变幻的变革趋势。

另外, 还需要强化高等师范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学生信息技术素养的培养。作为中学历史教师培训的最大基地, 高等师范院校的历史专业在信息技术与历史课程整合的课程设置上要重新思考, 要认识到信息技术及其课程设置的必要性, 考虑如何构建有效的、实用的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课程, 为历史教师队伍提供高素质的后备力量。

参考文献

[1]杜娟.信息技术与高中历史教学整合的理论与实践[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08.

[2]袁凌云.多媒体技术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2006.

[3]董艳.陈锦模.多媒体网络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 2006 (6) .

[4]单倩.多媒体技术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10.

[5][6]叶小兵.论中学历史教学中的现代信息技术[J].历史教学, 2003 (9) .

[7]徐丽君, 董立英.关于多媒体辅助历史教学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 2007 (5) .

[8]林炎昌.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新型教学模式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 2003.

[9]刘成业.构建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CAI模式[J].教书育人:学术理论, 2004 (5) .

[10]李卫东.信息技术与中学历史教学整合的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04.

[11]黄凯洲.论历史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