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亚诺（通用5篇）
莫迪亚诺 篇1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出生于1945年, 是法国战后出生的作家中的佼佼者, 他于1968年发表了处女作《星形广场》而一鸣惊人, 这部作品获得了尼米埃奖和费内翁将。此后莫迪亚诺的创作进入活跃期, 他的小说获得过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奖、龚古尔文学奖、钻石笔尖奖等多项荣誉, 在法国拥有大量的读者。在他的创作前期, 作品主要表现的是二战时期法国人的生活, 进入20世纪80年代, 他将目光转向法国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
一.《夜巡》———寻找父亲和童年
莫迪亚诺的《夜巡》发表于1969年, 获得了当年的钻石笔尖奖。作品用第一人称的手法, 讲述了在二战中法国被占领时期的一个故事, 一个法国青年同时为法国抵抗组织和德国盖世太保服务, 最后事情败露而走投无路被处决。这部小说既不是历史小说, 也不是英雄传奇, 它只是一个在二战时期这个大背景下的小人物的个人经历。在创作上, 作者使用了虚构、历史现实和个人经历相结合的手法。
小说的虚构主要表现在对故事情节的设计方面, 因为作者自己出生在战后, 对当时的生活都是靠想象得来。小说要表现的主题是:一个法国青年如何变成法奸的。而作为当时的社会环境, 却又在向人们昭示:兵荒马乱的年代, 什么样的行为都有可能发生。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虽然有冲动, 但更多的是对危险环境的恐怖, 希望拥有大量金钱来增加安全感。这就是主人公的为盖世太保服务的目的, 因为在盖世太保那里可以获得更多的金钱。但出于基本的爱国主义, 他同时也为抵抗组织效力。
这部作品的历史现实表现在除了主人公的故事是虚构之外, 当时事件发生的地点和一些主要人物都是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如盖世太保的主要人物, 以及他们驻扎的地点等。
个人经历指的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有作者父亲的影子。莫迪亚诺的父亲据传在当时曾为盖世太保工作过, 后来被关过集中营, 是被为盖世太保开车的司机释放的。作者将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都用在了主人公身上。莫迪亚诺有一个孤独的童年, 父母长期不在身边, 唯一的弟弟很早去世, 所以他的生活中缺少父爱, 在他的作品的寻找主题中就有寻找父亲的情结。这些感受表现在《夜巡》这部作品中, 就是盖世太保的头目虽然凶残, 但对于主人公却有着父亲的慈祥, 使从小缺少父爱的主人公深受感动, 不知不觉就成了法奸。
在作品中, 主人公常常回忆自己幸福的童年, 这也可以看做是作者通过作品在重建自己的童年。
二.《暗店街》———寻找自我
《暗店街》是莫迪亚诺1978年发表的作品, 也是获得龚古尔奖的作品。这篇小说最大的成就是塑造了“海滩人”这一特征的人物形象, 也就是对自己历史不清楚, 生活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一群人。
这部小说还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主人公是个侦探的助手, 由于生了一场病, 成了个遗忘症患者, 对自己的前半生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 为了找回自己, 他利用自己的侦探身份来求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小说就是通过主人寻找自己来展开的, 他在寻找过程中, 时而发现自己是多米尼亚人, 时而发现自己是希腊人。他带着想象到自己留下生活痕迹的地方去找, 发现自己的照片留在别人家的盒子里, 自己的名字留在别人的资料中和旅店记录里, 对于自己的过去自己完全不能掌握, 成了个局外人。他那些过去的朋友有的离开法国, 有的不在人世。他找了很久, 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好在还有条线索, 他通过旅店住宿登记发现自己曾经住在罗马暗店街2号, 于是他准备再去那里看看, 他执著地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过去。小说的名字《暗店街》的寓意就是说明了主人公的不懈追求。
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就是通过小说来揭示了两个相矛盾的社会现象, 一个是由于战后法国人在物质丰裕的基础上, 遗忘了自己的历史, 遗忘了过去, 成了生活在无源之水的“海滩人”。表现了法国人当时对现实生活的迷惘和空虚, 以及对人生的虚无感。但同时, 通过主人公不懈地追求, 努力在求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相信只要“给我一个生活线索“, 我一定要知道”我是谁“, 展现了法国人对自身踪迹的积极追求态度。
莫迪亚诺：活在追忆中 篇2
在一片迷蒙之中，他像普鲁斯特一样抚摸着似水流逝的往昔。
莫迪亚诺喜欢说，他的记忆先于他出生就存在了。也就是说，他天生就是一个活在追忆中的人。他在追忆些什么呢？瑞典文学院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这样说：“他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
记忆先于出生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袁筱一读到的第一本莫迪亚诺的作品就是上世纪90年代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暗铺街》（即《暗店街》），因为不是她研究的对象，所以也没有太过留意。不过因为研究和翻译法国文学的关系，莫迪亚诺总是她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袁筱一对《新民周刊》记者说：“毫无疑问，莫迪亚诺是当代法国文坛的重要作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和‘新寓言派’的图尔尼埃、佩雷克、勒克莱齐奥等作家一起，进入文坛和大众关注的视野。他也被认为是当代的普鲁斯特，他的小说全部在回忆中展开，都以二战德占法国时期为背景。虽然他实际出生于1945年，和战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为什么他对德占法国时期情有独钟呢？这就是莫迪亚诺所说的“记忆先于出生”？
他的父亲是一个意大利裔的犹太人，深受德国佬的迫害，这点基因流传到了他的骨血中。莫迪亚诺对于父亲以及自己出生之前的往事耿耿于怀，一连串的小说，都以这一痛苦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就好像他亲身经历过一样。1968年，他创作了成名作《星形广场》，他笔下那黑暗险恶的巴黎，就像让·雷诺阿镜头下的城市一样，人们行走在黑暗街市的污水之中，在通敌和抵抗之间寻找着狭小的生存空间。
他的父母后来离异，莫迪亚诺的母亲是演员，曾经为盖世太保演出，父母都对孩子缺少关爱。他的童年在极度的孤独中度过，与他相依为命的，只有他的弟弟，可是不幸的是，弟弟在9岁时因患白血病而去世了。这一定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大事件。当他成年，可以用笔来弥补创伤的时候，他就在寻找记忆。
最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他1997年在法国出版的《朵拉·布鲁德》，一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对于莫迪亚诺来说，虚构和现实总是交织在一起，也许连他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他脑海里的想象吧。1940年德军入侵法国之后，成千上万的法国人从他们生活的城市消失了。他们去了什么地方？被纳粹国防军以怎么样的方式屠戮了？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一出带有神秘色调的悲剧吧？比如，朵拉·布鲁德，莫迪亚诺偶然翻到1941年12月30日《巴黎晚报》上的一条寻人启事，于是，他在幻想和故纸堆的搜寻中，写出了这样一本书。
他的小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他偏爱以侦探小说的外壳来讲一个暗黑的追忆故事，《暗店街》是如此，上海译文出版社刚刚推出中译本的《地平线》同样如此。这一切，都与他的童年有关，他说，本质上，侦探小说的主题和萦绕他自己的小说的主题很类似：“失踪、身份问题、遗忘症、重返谜一般的过去。针对同一个人物或事件罗生门般的矛盾见证也符合我的理念。我对这种情结的偏好是有内在原因的。以回溯的方式看，我自己的童年就很像一部侦探小说。有些阶段，我周围充斥着谜一般的人物和事件。那些时刻，作为孩童我们不能提很多问题，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但是随着时间的流淌，我回溯往事，才想起来：‘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中国的渊源
有人说莫迪亚诺冷门，袁筱一觉得，获得过诺奖的法国作家都是法国的大作家，都得过龚古尔文学奖，说冷门是绝对不恰当的。
在法语世界，莫迪亚诺当然不是什么黑马，就是在中国，莫迪亚诺的作品也早已被陆陆续续翻译成中文，王小波就是他的热心读者之一，只是他的知名度一直都保持在一个小众的范围内。
“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言，不管是莫言还是莫迪亚诺，都是真正的写作者。”袁筱一说，“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对这些真正的写作者的总结性评价。诺奖当然也会考虑地域，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文学性本身。这届诺奖，连法国人都没料到法国作家会得奖，因为勒克莱齐奥得奖是2008年，不满十年又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法国作家，也难怪英美文学界有一些反映。但这些声音不能否认莫迪亚诺的文学价值，和莫言、勒克莱齐奥等人一样，他们都是写作了半个世纪的作家，他们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
在袁筱一看来，当然并不是只有莫迪亚诺才当得上诺贝尔文学奖之名。很多法国作家都有夺奖的实力，包括现居法国的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和前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不过昆德拉的作品有个问题，他过了写作的高潮期，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有自己的特点，对于那些过了巅峰期、作品又过于畅销的作家，像村上春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往往并不青睐。”
不管外人觉得如何，近年获得诺奖的法国作家，在中国文学界都不是什么陌生的名字。袁筱一觉得，一方面，法国政府在推广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让作家可以安心写作；另一方面中国的翻译家也功不可没，他们不仅将欧美重要作家的作品都翻译到中国，就是肯尼亚作家提安哥的作品都翻译成中文了。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对于得奖的作家不会感到陌生也是很正常的事。
莫迪亚诺一获奖就成了香饽饽，99读书人董事长黄育海高兴地告诉记者：“我们非常高兴能把莫迪亚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优秀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99读书人是现在中国拥有莫迪亚诺作品最多版权的出版公司，包括《暗店街》、《青春咖啡馆》、《夜巡》、《星形广场》、《环城大道》等代表作品在内的9种图书，版权已被99读书人公司悉数拿下，黄育海说：“《青春咖啡馆》被誉为‘镶嵌在莫迪亚诺无与伦比的、丰碑式的全部作品上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这本书自引进以来，销量已累计突破5万册。作为一本纯文学作品，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是比较满意的。”
而事实上，莫迪亚诺本人，和中国的关系也颇有渊源。在一封《致中国读者》的信中，他说早在孩提时代，他就痴迷过中国的方块字，而且很显然，他把这种痴迷遗传给了他的女儿，正因于此，他的女儿为了学好中文还曾专门到北京学习了很长时间。
此次，当瑞典文学院没有第一时间找到莫迪亚诺本人时，是他的女儿发短信告诉了父亲获奖的喜讯。当时他正在卢森堡花园里散步，得知这个消息不免欣喜若狂：“这实在是突如其来……万万没想到我能得到诺贝尔奖……这真的打动了我，令我十分激动。”
莫迪亚诺 篇3
《文汇报》消息, “他的作品唤醒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 并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这是瑞典文学院给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颁奖词。而按照这位69岁的法国作家本人的说法, 他其实是在“以一种断断续续的方式, 一直在写着同一本书”。他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 反复确认同一个主题———像普鲁斯特一样在记忆的幽微迷宫里抛出绵长的线团, 追寻散落的身份、历史, 以及遗忘的残片。《夜的草》是莫迪亚诺写于2012年的小说, 即将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说, 一个人踽踽独行, 时间的长河偶尔会为他打开一个豁口。而这部作品, 也为我们探入莫迪亚诺的个人世界, 打开了一个豁口。
莫迪亚诺 写作犹如雾中开车 篇4
在写作生涯的最初，莫迪亚诺将自己视为孤儿。在小说里，他一次又一次回到相似的主题——过去、消失的威胁、道德界限模糊。他以半自传的方式，将他人的过去和记忆嫁接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里，试图找回自己的身份。他写的是一个充满了混乱与烦扰的真实年代，他的父母就在彼时的巴黎相遇。当犹太人被驱逐到星形广场时，莫迪亚诺的父亲却拒绝佩戴大卫之星标志，他在黑市做走私生意，与盖世太保走得很近。
“很难说清这个敏感男孩的故事。他生在1945年，他的父亲是意大利犹太人，他的母亲是比利时人。他的童年被各种空缺撕碎了。爸爸总是不在身边，弟弟鲁迪10岁那年死于白血病。”2004年，莫迪亚诺推出畅销书《家谱》，他说自己并不是在写一本自传，而是写周围的人，尤其是父母对他的影响。
莫迪亚诺孤独、悲伤的童年和黑色巴黎交织在一起。父亲总在世界各地跑，身为演员的母亲也跟着剧院到处演出，孩子们只能交给外祖父母照顾。莫迪亚诺从他们那里学会的第一门语言是佛兰德语。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冷酷的成长，仿佛是在给父母写一封信。在他的描述里，母亲是个硬心肠的女人，甚至连她的宠物狗也离奇地跳出窗外死了。他长期生活在寄宿学校，心爱的弟弟去世，继而是父亲突然出走，家庭生活彻底结束了。
莫迪亚诺在学校里一无是处，他辗转于法国各个学校之间，最后，回到巴黎完成中学学业，进入索邦大学。但在索邦大学第一年末，他就不得不辍学。17岁那年，他与父亲彻底断绝了联系——他向父亲要錢，父亲竟然报了警。很多年后，他甚至不知道父亲葬于何处，但他把父亲写进了书里。
在巴黎，莫迪亚诺曾靠卖书维生，他学会了模仿名作家的笔迹，比如瓦莱里和罗伯-格里耶。在莫迪亚诺的记忆里，那是一个离奇且混乱的时期，阿尔及利亚战争耗去了法国那些年里的黄金时光。他在那段时间里遇到很多老人，他们灌输给他一种永远处于危险之中的想法。
莫迪亚诺渐渐了解到他身处的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永恒。
从大学退学后，莫迪亚诺的内心世界如此繁乱，他不得不躲进小说。八九岁时，他就写过诗。十几岁，他尝试写完整的书，却没有超过四十页。这位未来的作家已经有了急迫感，但因为不成熟以及缺乏对世界的某种关注，他在写作上没什么收获。
但到了1960年代，莫迪亚诺20岁时，一切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突然成熟起来，也为文学生涯做好了准备。他找到了自己关注的东西，那个黑色年代——1940到1944年。他为“占领时期”的生活找到了两层意义——他开始了自己的职业写作生涯，而他写作的目的正是揭开那个黑色的年代。
“我从没想过做其他事情，我没有文凭，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对年轻作家来说，这么早就开始写作是艰难的。我不喜欢读我早期的作品，不是说我不喜欢它们，而是我已经认不出自己了，就像一个老演员回头看自己年轻时演过的角色。”莫迪亚诺说。
莫迪亚诺出版第一本书时只有22岁，伯乐是他母亲的朋友、中学几何老师雷蒙·格诺，正是雷蒙·格诺带他参加伽利玛出版社的鸡尾酒会，而他的处女作《星形广场》就是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星形广场》里，主人公法国犹太青年拉法埃尔·什勒米洛维奇怀着扎根的意图，到处寻找自己的栖息地，最后以噩梦收场。
《星形广场》出版于1968年5月，彼时正值学生运动，星形广场既是巴黎的地标，又是占领时期犹太人戴着大卫之星的地方。关于星形广场，这本小说的题词里出现了一个黑色幽默。1942年，一位纳粹军官问一个犹太年轻人，星形广场在哪里？年轻人指着军官的左胸说，这就是星星所在的地方。莫迪亚诺并没有回避反犹主义引发的争议，这也是他对自己犹太身份的探索。《星形广场》引起了评论界关注，为他赢得了罗歇·尼米埃奖，而他之后出版的几本书同样取得了成功。在法国，莫迪亚诺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莫迪亚诺被欧洲人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鲁斯特”，但他本人并没有高估小说的地位。他曾说，小说是一种“时代错误”的文体，它已经从公众的视野里溜走了。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也都是一些逃遁的人，他们如影子般模糊，沿着记忆的线索寻找自己神秘的根源。
“莫迪亚诺的小说通常构建多条时间线。故事可能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回到60年代唤起他的青年时代，突然跳转到40年代揭示父母的朋友与正在交往的女人之间的联系，最关键的或许并不是这种联系，而是一个短暂的、将被那个黑色年代熄灭的人与另一个碰巧生存下来的人擦肩而过的可能性。”当代法国文学评论家Akane Kawakami说。
我们是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决定的
1978年，莫迪亚诺凭借《暗店街》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暗店街》讲述了一个得了健忘症的私家侦探，为了寻找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过往经历，来到自己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甚至漂洋过海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一个小岛寻找自己年轻时代的朋友。
“不同的时间和地方犬牙交错，如七巧板一样等待读者去重新组合，拼成图形。但是这些片断很难嵌合得天衣无缝。在叙述者兼主人公锲而不舍地寻找自己真实身份的过程中，常常因某个细节的不吻合而功败垂成。他和其前半生的见证人似乎‘所经之处只留下一团迅即消失的水汽’。他们‘从虚无中突然涌现，闪过几道光后又回到虚无中去’。”《暗店街》译者王文融说。
“他捕捉的是一个无道德感的往往声名狼藉、模棱两可的世界。莫迪亚诺借用各种文体：间谍小说、侦探小说、黑色电影。但似乎最能引起他兴趣的是人们生活里的缝隙，那些被移除或压抑的瞬间，那些无从解释的瞬间。他的风格是如此俭省，仿佛文字只是轻轻地粘在纸上，几乎不在那里，恰好呼应了他尝试触碰的不可能性。他的书是谜，但也是挽歌。他在思考他者本质意义上的不可知，同时又为记忆的诱惑和陷阱着迷。”《卫报》在莫迪亚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这样评价。
莫迪亚诺笔下的战时巴黎充满了细致的街名、咖啡馆、地铁站以及各种真实事件，因此，他被称为文学考古家。而在自传作品《家谱》中，莫迪亚诺也承认他对神秘之物的钟爱。“越是晦涩、神秘的东西越能吸引我。我甚至会在那些没什么神秘感的事物上寻找神秘性。”
和其他生于1945年的欧洲人一样，莫迪亚诺面对的是分水岭意义上的世界。莫迪亚诺最初的目标是，用虚构的自传，通过作品去唤起不确定性和循环性。莫迪亚诺有5本小说中，5个人物生活在5个不同的地方，却用着同一个电话号码。
莫迪亚诺通常被归为后现代主义，但他本人却否认自己属于任何一种“新奇运动”。他无疑是法国当代文坛里的一个特例。“我对学院派的那种实验一点兴趣都没有，尤其反对那种语调平平又毫无生气的新小说，我无法理解那些脱离现实的文学作品。”莫迪亚诺说。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说，莫迪亚诺是一个可读性很强的作家。“他的书并不难读。他的风格精炼、简单、直接、明确。你翻开一页，就知道是莫迪亚诺。短句子，不浮夸，但复杂性却寓于简单之中。”
“语气、大纲、主题，正如螺旋结构一样，它们都是统一的，基本上来说，解释我自己的根源，寻找我的身份认同，是我的愿望。”莫迪亚诺说。
莫迪亚诺将写作比成雾中开车，“你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你必须向前。”
“很长时间里，我都在重复做着同一个梦，我不用再写了，我自由了。但我并不自由，我越来越明白，它没有完成。我一次又一次回去，那些微小的细节，它们是我生命的部分。最后，我们是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决定的。”对莫迪亚诺来说，这个地方就是巴黎，而时间是1945年。
莫迪亚诺 篇5
关键词：朵拉·布鲁德 侦探 历史 传记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通常以二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为背景，以记忆和身份为主题，描述普通人在特殊历史时期中的命运。2014年10月，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用记忆的艺术唤起了人类最难以捉摸的命运，揭露了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下的法国人的生活”。莫迪亚诺的作品主题意蕴丰富，思想内涵，体现出博大的人文情怀和存在主义关照。叙事手法兼具超现实主义、新小说、荒诞派、细微主义、自我虚构等特征，善于将不同的文学题材交织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莫迪亚诺式”的风格。
《朵拉·布鲁德》发表于1997年，是莫迪亚诺的代表力作之一，因为其深刻的主题内涵而广受关注。2015年，为了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巴黎市政府决定将十八区的一条街道命名为“朵拉·布鲁德”，并由市长和莫迪亚诺亲自举行了揭牌仪式，这部作品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与莫氏大部分作品一样，“寻找”是这部作品的关键词，寻找一个人，一段历史，一种命运。叙述者通过对失踪的犹太少女朵拉·布鲁德的调查，还原了1941年至1942年间朵拉一家人的生活和经历，揭露了巴黎被占领时期，纳粹以和维希政府逮捕、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其中也穿插了叙述者对自身过往的回忆。作者在这本书里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紧密结合，希望通过书写来对抗遗忘，抵挡时间对历史的侵蚀，对历史、战争、人类命运进行反思。从叙事手法上看，这部小说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其中最为新颖之处在于同时运用了侦探小说、历史小说和人物传记中的常见叙事元素，为读者创造了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和别样的审美感受。本文将从侦探小说、历史小说和人物传记三方面对《朵拉·布鲁德》的题材进行解读。
一.侦探小说：犹太少女失踪之谜
莫迪亚诺深受比利时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的影响，对侦探小说情有独钟，他在访谈曾表示侦探小说中的主题，如：失踪、身份问题、失忆、追寻谜一样的过去等等，也是一直困扰着他的主题。他的很多作品也因此在主题和叙事手法上体现了出侦探小说的元素：他笔下的主人公的身份常常有着谜一样的过去，总是在寻找某个人、某段记忆甚至自己的身份，总是像侦探那样不断地探寻和调查。他还善于营造出一种侦探小说中常出现的紧张、神秘、迷雾般的氛围。侦探文学元素在《朵拉·布鲁德》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尤其是在对朵拉的寻找这条叙事主线上。
在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叙述者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份1941年旧报纸上读到了寻找朵拉的寻人启事，朵拉父母留下的住址正巧是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和朵拉有着共同生活的轨迹让叙述者开始了对这个女孩的调查。这个开端包含了侦探小说常见的因素：失踪、疑案和谜团，让读者产生一种阅读侦探小说的体验：叙述者将会发现什么？这个少女是谁？她为什么会失踪？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叙述者和这个少女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她的结局如何？……随后的情节也如侦探小说般发展下去，叙述者成为一个调查者，从寻找朵拉的出生证明开始，通过出生证明上的信息找到朵拉童年生活的地方、了解了朵拉父母的身份和经历；然后找到了朵拉出走前的寄宿学校，还原了朵拉的寄宿生活；通过警察局的档案资料知道了朵拉在距离第一次出走四个月后被送回母亲家，不久又第二次出走，之后被逮捕关押在法国的监狱；最后，朵拉和父母相继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布鲁德一家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纳粹杀害。虽然在叙事时间上作者并没有采取侦探小说那样按照事件发展顺序进行叙述，而是打乱时间顺序，中间穿插了诸多叙述者对自身的回忆，但是，最终这个犹太少女失踪的谜团像是被解开了：她出走是因为不堪忍受当时阴森恐怖的氛围，想要反抗扑向她和成千上万犹太人的命运之网，最后她未能幸免，和父母一起惨死于集中营，凶手就是纳粹和法国当局。
在调查的过程中，调查者也像侦探一样，借助证人和证物来追溯朵拉一家的生存足迹，破解谜团。在探寻朵拉搬到奥尔纳诺大街41号的旅馆之前的生活时，叙述者找到了朵拉父母的一个侄女作为证人。通过她的回忆，我们知道了朵拉一家之前住在另外一家旅馆，而不是出生证明上的那个街区，并对朵拉的性格也有所了解：她是个叛逆、独立、渴望爱情的少女。这是朵拉一家生活最直接的见证人，她的回忆解开了部分谜团也制造了新的悬念：朵拉为什么会去上寄宿学校？她的出走是因为她叛逆的性格吗？《朵拉·布鲁德》中，还出现了大量的资料来推动调查，如照片、报纸、私人信件、警察局档案、行政文件等。朵拉短暂的人生中几个重要的日子都是从这些资料中推断出来的。最后，读者也是通过警察局的档案和看守所的关押犯花名册得知朵拉于1942年9月18日被送到奥斯维辛，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此外，叙事语言也带有明显的侦探推理色彩。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疑问句、名词性短句以及“我猜”、“我想像”、“假定”这样的间接引语来表现推理的过程。在调查过程中，叙述者通过警察局的一份文件得知朵拉父亲因为犹太人身份被捕后，对他被逮捕的原因和情形进行了思考：“1941年8月20日，巴黎警察封锁了16区，然后传唤了其它区居住的外籍犹太人，其中就有朵拉家居住的第18区，作为前奥地利人的厄耐斯特·布鲁德应该也不能幸免。他是怎么逃过逮捕的？因为他昔日获得的法国二等荣誉勋章吗？我表示怀疑。他的资料卡显示他当时‘被追查。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如果他在1941年12月27日就被追查，那么他因为朵拉的失踪去克里昂古街区警察局报案那天警察就不会放他走。那天他引起别人的注意了吗？”连续的问句不仅展示了叙述者的推理过程，也制造了新的悬念，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营造了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这样疑问排比句文中随处可见，构成了这部作品最明显的语言特征。
作为一个生活在法国的普通犹太家庭，朵拉和他的父母几乎没有留下存在的痕迹，叙述者的整个调查过程就像是在侦破一个少女失踪案，只能从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几张老照片、为数不多的证人、遗留下来的档案文件里找到蛛丝马迹，填补空白，尽力完成这个犹太少女苍白凄惨的人生拼图。
二.历史小说：恐怖的占领时期
一般说来，历史小说指的是以某段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展现历史风貌和发展进程的小说。郁达夫认为：“历史小说是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干，再配以历史背景的一类小说”。传统的历史小说都是描述宏大的历史事件，朔造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但是，随着文学创作新思潮的不断涌现、叙事艺术发展和创新，历史小说的书写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叙事时间、情节、主体、题材等方面打破了传统的叙事规范。叙事时间从线性转变为非线性，小说不再按照历史脉络和编年顺序叙述事件；历史书写的主体从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英雄人物转向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体现出对个体存在和生活本身的关注。这些特点在莫迪亚诺的很多小说中都得到了体现，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历史印记。他意识到日常叙事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的独特地位，以独特的个体记忆为切入点，用回忆再现了战争时期的法国以及普通人的命运。他早期的“占领三部曲”——《星形广场》、《夜巡》和《环城大道》直接指向了德军占领时期的巴黎、犹太人被逮捕和屠杀、走私和黑市等历史。后期的作品中虽然很少直接书写历史，描述历史事件和人物，但是他通过暗示、联想、虚构、回忆等手法营造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氛围。《朵拉·布鲁德》是其所有的作品中历史叙事印记最为深刻的一部。
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揭露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者选择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犹太少女朵拉及其家人作为切入点，让读者沿着他们的生活轨迹回到1941年至1942的法国，感受德军占领时期的巴黎那阴郁、恐怖的氛围，并通过真实的资料回顾了那段时期的历史事件，再现了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在这部小说里，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在讲述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时，莫迪亚诺提到，在看到报纸上的寻人启事后，他翻阅了被称为“纳粹捕手”的谢尔日·克拉斯菲尔德1978年出版的《法国关押犹太人备忘录》，在1942年9月18日从法国德朗西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34车队的名单里找到了朵拉·布鲁德和她的父亲厄奈斯特·布鲁德的名字，在1943年2月11日的名单里找到了朵拉的母亲塞西尔·布鲁德的名字。莫迪亚诺又通过向警察局索取相关文件和给朵拉的寄宿学校写信，获取了朵拉一家的部分信息。所以，朵拉一家虽然只是在作家“偶然发现的巴黎的某些街道上、郊区的景物上，凝结为几个简单的地址，留下大片的空白、未知和沉默”，但是确有其人、其事。
除了像朵拉一家这样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作品中还提到了好几位有名的历史人物，他们也成为纳粹迫害犹太人政策或者战争的受害者。如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罗贝尔·德诺斯，真实历史中的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运动，著书立说反对纳粹主义，凭借记者的身份暗中为抵抗运动提供情报，帮犹太人和抵抗运动的战士伪造证件协助他们逃离法国。1943年他被盖世太保逮捕，最终惨死于捷克的泰瑞新集中营。莫迪亚诺在这部作品中借叙述者之口讲到了诗人死后，他的医生朋友帮他出版了作品，作品的名字正好与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相同，“我”无意间“窃取”了德诺斯的题目。结合莫迪亚诺的《星形广场》的内容和主题，可以看出莫迪亚诺想借此表明他和这位反法西斯英雄之间有着共同的正义感、使命感和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朵拉·布鲁德》还讲述了另外一位法国诗人罗杰·吉尔伯特-勒孔特的遭遇。他的女友是德国犹太人，因为在德国受到歧视和迫害于1935年来到巴黎，但是最后未能逃脱厄运，在自由区被逮捕，诗人也因此而郁郁而终。
为了全面、深刻地展示战争和纳粹对普通民众造成的伤害，莫迪亚诺在书中还真实再现了两位生活在二战期间德国作家的经历和遭遇：他们一个因为在作品中流露出对现时的感伤和不满，被纳粹列为可疑分子，战后被苏联士兵误杀；另一个作家是德国军人，占领时期随军来到巴黎，在撰写的战争笔记中流露出对法国人和法国的深切同情，1945年春天战死在柏林。这些独特的个体记忆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书写了一种别样的历史，不仅表达了作者对这些作家的敬意，也更加细腻真实地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引发更为深刻和沉痛的历史反思。
个体回忆离不开集体回忆，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结合起来，通过个体记忆召唤出集体记忆，再现了占领时期犹太人面临的残酷命运。莫迪亚诺将朵拉一家作为占领时期犹太人的典型，对朵拉的调查开启了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集体记忆。在这部作品里，作家对1941年至1942年巴黎的犹太人不断恶化的生活处境进行了详实的记叙。首先是1941年秋天针对犹太人的人口统计：“在巴黎，10月2日的报纸公布了法令，犹太人必须去所居住街区的警察局进行人口统计。户主代表全家去申报。为了避免长时间等待，相关的人员将依照姓氏的首字母顺序按照下表中的规定的时间去警局……”犹太人就此被贴上标签，建立专门的户籍资料。然后他们被迫戴上屈辱的犹太星：“从（1942年）6月7日开始，犹太人被强制要求佩带黄色的星形标志，所有姓氏以字母‘A和‘B开始的犹太人必须自6月2日星期二起，去警局领取星形标志，并在登记簿上签名”，很多犹太人因为没有或者拒绝佩带该标志而遭到逮捕。最后，法国历史上最为黑暗、惨烈的一页 ——“冬赛场围捕事件”在这部作品中也得以体现。1942年7月16日至17日，维希政府派出大量的警察，按照名单对犹太人实行大追捕，13000多名外籍犹太人被关押在一个名叫“冬赛场”的自行车赛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最后他们被分别送往集中营，惨遭屠杀，只留下百余名幸存者。对于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作者没有进行系统的、宏大的叙事，而是针对个体，采取了碎片化的书写。在朵拉寄宿学校所在的街区，叙事者回忆道：“我们很难相信，1942年7月的一个早晨，在窗户朝着寄宿学校的双48号，警察来抓捕了9个孩子和少年，但是朵拉关押在图海尔……”叙述者青年时期遇到的一个旧货商正好和朵拉住在同一个街区，出生于一个波兰籍犹太家庭，他们谈到二战和占领时期：“他那时18岁。他记得一个周六，警察在圣旺跳蚤市场突击检查，抓捕犹太人，他奇迹般地逃脱了。让他吃惊的是，在便衣警察里有一个女的”。“1942年7月16日，朵拉的母亲，塞西尔·布鲁德在大逮捕中被捕，关押在德朗西”。此外，莫迪亚诺还在这部小说里部分通过偶然发现的一封私人信件再现了集中营生活，小说也因此带有集中营文学色彩。这部小说里随处可见的精确的历史日期和照片、笔录、户籍卡、个人信件等真实资料也增强了历史叙事的真实性。
作者希望通过对朵拉一家的回忆来对抗遗忘。历史之所以被遗忘，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侵蚀，另一方面是我们所了解的历史知识掩盖了历史事实。莫迪亚诺让读者跟随叙事者和朵拉一起穿过记忆隧道，见证了法国历史那段黑暗、残酷的历史。他说：“我通过写这本书发出一些呼唤，就像灯塔的信号，不幸的是，我对这些信号能否照亮黑夜心存怀疑。但是我总是心存希望”。
三.人物传记：残缺的一生
《朵拉·布鲁德》里也不乏人物传记元素。一方面，传记的目标朵拉·布鲁德是真实的存在过的，作者在书里如实地讲述了朵拉的一生： 她1926年2月25日出生在法国，是具有法国国籍的犹太人，父母分别来自奥地利和匈牙利，一家人生活在巴黎。1940年5月9日，15岁的朵拉在一所教会寄宿学校注册。1941年12月14日她第一次出走，12月31日她父母在《巴黎晚报》刊登寻人启事寻找她的下落。1942年4月17日朵拉回家，之后第二次出走。1942年6月19日她被送往图海尔关押，8月13日被送往德朗西集中营。1942年9月18日她与父亲被同一辆车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1943年2月11日，朵拉的母亲也被从德朗西送往奥斯维辛。作者勾勒出了朵拉的人生轨迹，虽然描述的是一个留下了太多空白、残缺不全的人生，但是基本符合传记“描述个人生平历史”的定义。另一方面，相对于朵拉，莫迪亚诺则表现为一个传记作者，从1988年偶然看到报纸上的寻人启事开始，他对“传主”进行了长期、细致甚至是艰难的调查。朵拉16年的短暂人生几乎是不为人所知的，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莫迪亚诺重返朵拉生活过的地方：童年生活的旅馆、寄宿学校、被关押的监狱，收集与她相关的资料。对缺失和空白的部分做出了假设和想象，尽量完整地还原了朵拉的人生轨迹，将朵拉从历史的漠然和遗忘中拯救出来。正如他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不在这里写这本书，那么1942年2月香榭丽舍大街上，警车里的那个陌生女孩和我父亲就不会留下任何存在过的痕迹”。他为朵拉这样的小人物立传，使她成为一个象征，“在巴黎这座城市的记忆中代表着几千个从法国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惨遭杀害的孩子和少年”。此外，在整部作品中，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和资料，记叙了历史事实，整体上符合传记“纪实”的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朵拉·布鲁德》中交织着侦探小说、历史小说和人物传记元素。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简单地将其定性为上述三种文学题材的某一种。作者在结尾处也以自己的方式对它们进行了解构：“我一直不知道她第一次出走的冬天的那几个月和再次出走的那个春天的那几个星期怎么度过的？躲在哪里？和谁在一起？这是她的秘密。一个可怜而又珍贵的秘密，刽子手、警察局的法令、占领时期所谓的当局、拘留所、营房、集中营、历史、时间——这玷污你、毁灭你的一切——都将无法从她那里偷走这个秘密”。作为侦探小说，这部作品里仍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谜；作为传记，朵拉的一生仍然留有很多空白，人物形象是模糊不清的； 作为历史小说，作者又从未正面对历史事件做详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正是这种游走于不同文学题材边缘的创作方式打破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从而产生多元的审美体验和感受。而莫迪亚诺对不同文学流派叙事艺术的兼收并蓄，将不同的文学题材交织融合体现了他创作手法的多样性和新颖性，也构成了莫氏作品独特的艺术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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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天津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资助（52WU1514）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