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Ⅲ协议

巴塞尔Ⅲ协议（共11篇）

巴塞尔Ⅲ协议 篇1

在巴塞尔资本协议III 2.0持续规管的压力下, 银行的发展将会受到更多限制

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 于2015年11 月向20 国集团 (G20) 大型经济体正式提出最终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建议。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主要目的为加强全球性资本及流动性的监管。于2013 年, 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推行, 银行业已经拟定出众多协议来改善现时国际风险管理制度, 主要目的是继续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及清晰简单化一些条款。自2009 年到2015年, 巴塞尔委员会提出各类型附加文件及顾问报告。巴塞尔资本协议III2.0 或第二部分 ( 有些人称呼为巴塞尔资本协议IV) 只是本文为这众多文件归纳的一个统称, 巴塞尔委员会并未有正式提出巴塞尔资本协议IV。近期在城商银行上市的热潮下, 投资者应了解新的法规对银行的资产负债及营运的影响。本文会阐述巴塞尔资本协议III 2.0 的重要内容及分析其内容对整个中国银行业的潜在影响。

本文将就以下5 个重点简单介绍巴塞尔资本协议III 2.0。

持有“ 总损失吸收能力” (TLAC) 的特别债务

提升最低杠杆比率要求 (高于现时的3%)

统一众多银行对内部模型及风险加权资产 (RWA) 的使用

加强压力测试影响力及第二支柱资本适足要求的调整

要求银行公开更多信息

持有“总损失吸收能力” (TLAC) 的特别债务

“总损失吸收能力” (TLAC) 的特别债务的存在主要希望大型银行可以令监管机构相信它们具有足够大的弹性, 可以安然度过经济或金融危机、而不会产生“ 大而不倒 (Too Big to fail) ”的问题, 把问题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 并需要政府出手的救助, 从而希望2008 年金融危机不会因为同样问题再发生。

而更重要是, 据金融稳定委员会估算, 30 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G-SIB) 需要为“ 总损失吸收能力” (TLAC) 的特别债务额外筹集1.1万亿欧元。中国三家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需筹集的债务总额达到3550 亿欧元, 占额的三分之一。最近中国建设银行刚加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亦可能需要筹集这一特别债务。

由此可见, 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建议对整个中国银行业的潜在影响巨大, 以往中国被视为新兴市场而不需要满足TLAC要求, 但这次建议已表示中国需在2028 年达标。

正因为中国的银行依赖客户存款, TLAC要求对它们的影响尤为严重。而债券则不同, 只要当要债券包含有当银行陷入困境时, 损失必须要由投资者承担, 债券就会被计入TLAC要求的范围内。优先债已经是西方银行融资渠道的一个主要部分, 而在中国并不普遍。

而巴塞尔资本协议并不只影响四大银行, 最近众多的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性银行不断到香港进行上市集资。上市集资更代表他们需要跟其他银行一样跟随巴塞尔资本协议, 这些银行大多没有完整的风控系统及不良资产众多, 对于这些银行可否满足众多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条款的能力存疑。

提升最低杠杆比率要求

现时的巴塞尔资本协议III将最低杠杆比率要求定为3%, 巴塞尔资本协议III 2.0 希望把它将提高。随着世界金融业不断地变化, 精准预测其发展及作出相对规管非常困难, 为了把协议简单化, 将重点放在基本计算指标如杠杆比率可能更有效控制风险。而且, 有很多外国已经加强银行杠杆比率, 如瑞士规模最大的银行其比率需要达4.3%。故此, 提高比率是大趋势及更有效管理风险。而到2022 年, 发达市场的银行需要达到总资产的6.75% 的要求。

统一众多银行对内部模型及风险加权资产 (RWA) 的使用

鉴于银行不同对内模型计算出的最低资本适足要求有很大差距, 例如信用风险中不同的违约率及违约损失率产生高达20% 的差距, 故此, 巴塞尔资本协议III 2.0 想透过以下措施加强规管。第一, 加强第三支柱 (Pillar 3Capital) 计算加权风险外露的透明度;第二, 增强风险加权资产计算的方法;第三, 在标准化、非内部建立模型方法的基础上, 设计一个资本下限基础框架 (Capital Floor) 以应对不同风险。 第四, 进行银行的交易帐 (Trading Book) 资本的检讨, 以加强监管。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有助减低不同对内模型计算的差距及改善其差距。而巴塞尔委员会更发布一系列信用、市场及运作风险标准化模型, 希望统一众多银行对内部模型的使用。

加强压力测试影响及在第二支柱资本适足要求的调整

以往, 大部份欧美银行需要达到压力测试下的最低资本比率。但在2013 年以后, 欧洲银行业需要进行银行的资产质量审查及在欧盟范围之内的EBA压力测试。美国银行业则重视压力测试的品质, 例如会否在过程之中出现一些在内部数据或系统的缺陷。这些经验可作为中国银行业在加强压力测试的借鉴。

对于第二支柱资本的调整, 目前还没有清晰指引在新的第一支柱的框架及附加缓冲资本下应如何作出调整, 但巴塞尔委员会已经提议在利率风险之下银行的第一支柱的最低资本要求。未来国际准则的发展趋势是, 将对第二支柱资本利率风险及其他类型风险不断的修订, 并提出新的准则。

要求银行公开更多信息

增加透明度可以令大众更加了解银行, 令它们更有秩序运作。巴塞尔资本协议III 2.0 会要求银行解释它们对内模型计算和标准计算的不同、发布更多影子银行的影响及违约损失率。

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严重, 影子银行的信息不透明亦是其中原因之一。而现在, 大部份银行只需要公布第一及第二支柱的信息, 未来会进一步需要公布第三支柱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需要银行改善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及汇报内容从而希望改善影子银行问题, 避免再次发生因过度杠杆及影子银行问而引发的危机。

可以想见, 在巴塞尔资本协议III2.0 持续规管的压力下, 银行的发展将会受到更多限制。尽管它们更难发展有潜力及可持续性的营运策略来满足顾客、投资者及管制者的需要, 但对市场投资者信心及与世界接轨行出重大的一步。这些都会为银行业及其它金融中介无论在整个架构、价格及其它可能性上带来重大的改变。

作者介绍

亚洲金融风险智库是一支由业界领袖和中外金融专家牵头成立的非盈利性组织, 是一个沟通政府、金融从业者、高校和媒体的对话平台。自2011 年成立以来, 一直关注当下热议的金融话题, 宗旨包括保持调研和报告的独立、客观、中立态度; 致力于为风管决策提供高水平调研成果; 为经济增长、创新提供可行的商业建议; 实践社会服务目标, 提高公众风险管理意识和为风险相关方及利益方提供开放、互惠的对话平台。

邬思彦先生是国际操作风险管理学会亚州分会和亚洲金融风险智库主席, 国际著名风险管理专家, 现任某外资银行风险管理高级管理, 有超过20 年的丰富工作经验。

劳茬茏及陈梓乐是亚洲金融风险智库分析师, 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 主修风险管理及商业智能系。除热衷于香港的金融市场外, 对中国现时高速发展的金融改革亦大感兴趣。

巴塞尔Ⅲ协议 篇2

与原来的《巴塞尔协议》相比，《新巴塞尔协议》除了包含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内容外，还将操作风险囊括进来，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讲，等于提高了对银行最低资本的要求。

第一是要求大银行建立自己的内部风险评估机制，运用自己的内部评级系统，决定自己对资本的需求。但这一定要在严格的监管之下进行。另外，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方案，即“标准化方案”，建议各银行借用外部评级机构特别是专业评级机构对贷款企业进行评级，根据评级决定银行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并为此准备多少的风险准备金。一些企业在贷款时，由于没有经过担保和抵押，在发生财务危机时会在还款方面发生困难。通过评级银行可以降低自己的风险，事先预备相应的准备金。

第二个支柱即加大对银行监管的力度，监管者通过监测决定银行内部能否合理运行，并对其提出改进的方案。监管约束第一次被纳入资本框架之中。基本原则是要求监管机构应该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保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严格的控制，确保银行有严格的内部体制，有效管理自己的资本需求。银行应参照其承担风险的大小，建立起关于资本充足整体状况的内部评价机制，并制定维持资本充足水平的战略；同时监管者有责任为银行提供每个单独项目的监管。

巴塞尔Ⅲ协议 篇3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  流动性覆盖比率

一、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定义

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定义：“流动性是资产融资以及在债务到期日偿付的能力”。传统的一些指标如存贷比等已不能准确的反应出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因此，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巴Ⅲ中的流动性覆盖比率来对流动性风险进行预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应我国银行流动性的问题。

二、流动性覆盖比率的分析

（一）流动性覆盖比率

流动性覆盖比率（Liquid Covered Ratio）是根据“偿债能力比率”对流动性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建立的。去主要目的是给予银行在压力环境下有高质量的流动性资产，来满足其未来30天的需求。

其公式为：

》100%

其中：分子stock of HQLA（high quality liquid assets）为“高质量流动资产储备”;分母：“能够维持30天的净现金流出”，同时，净现金流出=现金流出—现金流入。

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规定，这个比率≥100%，意味着高质量资产（能够快速并且没有损失地变现）能够满足银行在压力环境下30天内净现金的流出。这个比率规定银行要保存一定的高流动性资产，以免在危机时由于资金链的断裂，而出现危机。

高质量资产的具体分析如下：

高质量资产的特征，根据巴塞尔委员会描述：

第一，低信用风险和低市场风险：通常标的资产风险越低，流动性越好。

第二，标的资产定价唯一且确定：能够很容易进行定价的资产通常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因此，那些定价很复杂的资产和结构化的产品将不会被算入高质量资产。

第三，与风险较大资产的相关性很小。

第四，在公开交易所上市的资产：在交易所上市资产的透明程度比非交易所的要高。

根据以上特征，委员会将流动资产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LEVEL 1资产，包括：现金、留存收益、银行储备、零风险加权的市场债券、以及一些国家和中央银行发行的零风险加权债券。在高质量流动资产的比例中，对于LEVEL1资产，是没有限制的。

第二，LEVEL 2资产，LEVEL 2相比LEVEL 1，其流动性较差，并且在高质量流动资产的比例中最多只能占有40%的比例，意味着LEVEL1资产至少占有60%。

第三，LEVEL 2资产包括LEVEL 2A与LEVEL 2B，LEVEL 2A资产例如，一些国家的政府债券、担保债券与公司债券等。LEVEL 2B是流动性更差的资产，包括低信用等级的企业债券和房地产抵押债券等。而LEVEL 2B在高质量流动资产比例中不得超过15%，而在LEVEL 2资产比例中也不得超过40%。

净现金流出的具体分析如下：

净现金流出是指在压力环境下总预期的现金流出减去总预期的现金流入，其公式表述为：

未来30天的净现金流出=总预期的现金流出—min（总预期的现金流入，75%总预期的现金流出）

其中巴塞尔委员会对现金流出做出了规定，其必须包括：

第一，金额较小的提款，例如个人储户的提款;

第二，大规模的提款，例如企业、政府或挤兑等;

第三，有关金融衍生品的支付;

第四，由于降级等而造成的流出。

根据这些可以计算出其净现金流出，但是需要一些注意的事项：

第一，银行不允许将一项资产在分子与分母中同时使用，例如一项资产算进高质量流动资产（分子）中，同时又计入到现金流出（分母）中。

第二，在运用以上公式的时候对现金的流入是取Min的。

对Min（总预期的现金流入，75%的总预期的现金流出）进行分析，其含义为在总预期的现金流入与75%的总预期的现金流出中选取最小值。因为，对于巴塞尔委员会来说，流动性覆盖比率越大越好，因此分母越小越好。而净现金流出等于总现金流出减去总现金流入，通过以上的要求的可以看出，委员会对总现金流出有特别的规定。因此通过人为的操作可以增大总现金流入，若使其等于总现金流出，此时流动性覆盖比率就会无限大，因此，必须要对总现金流入设置上限。

三、流动性覆盖比率存在的问题

（一）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

严苛的标准会鼓励一些银行改变其业务结构，使得银行集中持有某一类资产或相关资产，来规避监管，如影子银行等。这些都会加重系统性流动风险。巴曙松等（2011）认为新的流动性监管要求会就要求银行需要增加持有高质量资产，降低其风险资产规模，从而会降低其盈利能力。

（二）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银行也更倾向于持有更多的主权债券来满足流动性覆盖比率要求。而为了满足长期净稳定资金比率，零售存款将变得非常重要，一方面各银行愿付出更多的利息成本来获得这些存款，另一方面银行会更加不愿贷款，这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

（三）一些处理规则对我国银行业有失公平

例如，流动性覆盖率的标准，巴塞尔委员会定义的优质流动性资产中不包括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这会增加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缺口。因为政府政策担保的存在使得政策性金融机构违约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并且政策性金融债券所占比重较大，从而会高估实际的风险。

四、总结

本文从巴塞尔Ⅲ的流动性风险监管要求出发，重点分析了巴塞尔Ⅲ中流动性覆盖率。通过对流动性覆盖比率指标的定义和测算方法的分析，明确了这个指标的内涵和意义。中国银监会也推行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提出要求施行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并要求商业银行自2012年起按季度进行试报送。

但是，国际上对于流动性覆盖率的测算要求和折算系数具体内容的设定仍在进一步探讨之中。

因此，我国监管机构进行流动性监管时，应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情况对指标适当调整，对不清楚的内容要准确的界定，不能完全照搬，进而提高监管的效率。

参考文献

[1]Basel III：The 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and liquidity risk monitoring tools，January 2013.http：//www.bis.org/publ/bcbs238.htm.

[2]Basel III：The net stable funding ratio2014.www.bis.org/publ/bcbs238.

[3]巴曙松.巴塞尔III代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大趋势，中国经济时报.2012（1）第003版.

巴塞尔Ⅲ协议 篇4

1 存贷比与资本充足率同步上升, 缓解贸易融资资本占用压力

在不同的处理信用风险办法下, 资本充足率具有不同的衡量结果。作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核心内容的内部评级法, 继承1996年市场风险补充协议的创新之处, 允许银行使用自己内部的计量数据确定资本要求。内部评级法有初级法和高级法两种形式。初级内评法仅要求银行计算出借款人的违约概率 (PD) , 违约损失率 (LGD) 、违约风险值 (EAD) 和期限 (M) 等三项风险要素值由监管部门确定。高级内评法则允许银行使用多项自己计算的风险要素值。初级内评法和高级内评法在计算公式及授信期限等调整因子上也存在着一定差异, 最终导致金融机构在计算风险资产及提取相应准备上存在较大差异。对于风险控制较好的银行, 采用高级内评法往往能比采用初级内评法减少必须的准备提取, 银行将更加节约资本, 资本充足率可提升40～50个基点。国际大银行早已具备高级内评法要求的技术计量和数据积累, 而我国商业银到目前为止仍普遍采用初级内评法处理信用风险。故有推论, 在初级内评法下, 贸易融资低违约损失率 (LGD) 和低违约风险值 (EAD) 的优势无法得到体现, 其资本占用被高估, 银行受资本充足率压力将朝节约资本方向发展, 因而可能对贸易融资的发展产生实质性伤害。

2007年2月我国启动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工程, 大型商业银行按照《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 在内部评级体系、风险计量模型、风险管理的组织框架流程开发建设等方面进展顺利, 资本充足率逐年提高。2012年末,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4929亿元, 同比上升647亿元, 不良贷款率为0.95%, 同比下降0.01个百分点;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3.3%, 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10.6%, 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存贷比65.3%, 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对比这组数据可以看出, 第一, 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随资产规模而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是影响资本充足率最主要因素。资本充足率与存贷比同步上升, 表明信用扩张的同时风险受到控制, 不良贷款率降低, 资产质量进一步提高。第二, 资本充足率对贸易融资未产生实质性压力, 贸易融资发展具备充分现实基础。商业银行存贷比上限为75%, 我国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分别为11.5%和10.5%, 实际数据与警戒线之间具有相当空间。

但是也要看到,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得以提高的另一原因, 是大量的资本补充。在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势下, 各上市银行选择定向增发、发行次级债作为补充资本的重要方式, 仅2012年11月和12月, 建行、中行、农行就集中发行1130亿元次级债用于补充资本。

依靠补充资本只能暂时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随着信贷规模逐年递增, 未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仍然较大。化解资本补充压力关键是要从低级内评法过渡到高级内评法。自2012年12月以来, 已有3家系统重要性银行申请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去年底工商银行首先向银监会申请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该行2000年启动内部评级法, 2007年底到达初级内评法的要求。招商银行于2003年与穆迪公司签订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合约, 取得后发优势, 董事会已审议通过申请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议案。此后, 交行2013年1月21日董事会也对申请这一新资本管理方法明确表态。银监会已开始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开展资本计量高级方法进行评估, 这六家银行有望成为中国版巴塞尔三新资本协议实施后首批施行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的银行, 届时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还会进一步提升, 贸易融资资本占用压力才会从缓解变为化解。

2 经济运行刚过谷底, 杠杆率限制缺少触发因素

杠杆率是金融机构的总资产除以净资产的比例, 是衡量一个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 从侧面反映出公司的还款能力。其经济意义是以少量资本支撑大量负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般都采取杠杆经营模式, 杠杆率越低, 则放大倍数越大。在经济繁荣阶段, 低杠杆率能够获得较高的权益收益率, 但当市场发生逆转时, 也会面临收益大幅下降的风险。巴塞尔银行管理委员会汲取银行体系表内外杠杆率过度累积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 在完善新资本协议时, 提出杠杆率作为监管指标, 设置下限为3%。由于表外业务和表内业务在杠杆率下没有区别, 所有资产都要求同样的资本, 避免了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的复杂性问题, 使资本扩张规模控制在银行有形资本的一定倍数之内, 有利于控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快增长, 防范计量风险的发生。在杠杆率压力下, 商业银行进行表外业务的热情会受到限制, 尤其是对贸易融资及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将受到影响, 有可能使与实体经济活动紧密相关具有真实的货物贸易背景的贸易融资成为杠杆率下的牺牲品。

《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2011年6月颁布, 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至今已逾期年。《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规定, 我国商业银行并表和未并表的杠杆率均不得低于4%, 也就意味着放大倍数最大为25。一年多来, 我国贸易融资稳定增长。2012年, 工商银行共发放国际贸易融资逾2, 000亿美元, 同比增长幅度超过33%, 当年发生额和余额市场占比均居国内同业首位。中国银行境内机构外币保函余额市场份额保持市场绝对领先地位, 出口双保理业务量连续多年排名全球第一。在杠杆率管理下, 贸易融资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而成为实质性未牺牲品, 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 商业银行原先杠杆率压力不大。2010年末, 银监会公布的测试结果为:按照2010年6月版的杠杆率计算方法, 我国五家大型银行的平均杠杆率为4.7%, 全部超过了4%;五家中型银行平均杠杆率为4.1%, 处于4%附近。

第二, 贸易融资处于成长阶段。由于我国尚未实行利率市场化, 存贷存在较大利差, 发放贷款能够为银行获得丰厚赢利, 银行收入80%以上来自于利差收入, 本币放贷成为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我国外币票据法目前依然空白, 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较大局限性。如在保理业务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保理业务量可占GDP的6%以上, 英国、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甚至达到15%。而2011年我国银行业保理业务量占我国GDP的4.75%, 显见贸易融资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第三, 经济运行尚处危机后恢复初期, 杠杆率暂无启动的触发因素。作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工具, 设置杠杆率底限是为了防止金融体系在经济繁荣期过度扩张资产负债。2011年4季度后, 受欧债危机的影响, 外部需求疲弱, 出口增幅下降, 我国经济减速下行。2012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47%, 在2011年基础上再度回落3.1个百分点至50%以下, 其中出口依存度为24.9%, 进口依存度为22.1%。由于外贸增幅缓慢, 以致商务部与中国信保联合下发《关于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优势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通知》, 要求重视出口信用保险风险防范和政策引导作用, 加强中国信保与商业银行合作, 丰富出口信用保险产品, 将风险管理与信贷结算相结合, 共同为企业量身定制保险与融资服务方案, 改善贸易融资环境, 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由此可见, 杠杆率对贸易融资发展是否产生实质性影响, 取决于银行所处的现实环境。在经济过热膨胀时, 杠杆率限制能起到缓冲和冷却作用, 此时对贸易融资有所抑制只能列为调控成本而不可视其为需要挣脱的桎梏。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应当记取, 否则就是好了伤疤又忘痛了。

3 流程控制封闭运作, 流动性指标与贸易融资高度正相关

银监会2011年10月12日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 (试行) 》公开征求意见稿, 引入了巴塞尔委员会《计量标准》中的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 规定了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存贷比和流动性比例四项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要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例不低于100%。流动性覆盖率 (LCR) 数值等于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与未来30日现金净流出量的比例, 要求金融机构须持有足量的现金和易于变现的资产, 并通过变现这些资产来满足未来30日的流动性需求, 以便度过短期危机。净稳定资金比例 (NFSR) 则是可用的稳定资金与所需的稳定资金间的比例, 旨在引导商业银行减少资金运用与资金来源的期限错配, 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来源, 满足各类表内外业务对稳定资金的需求。此外, 办法还要求商业银行存贷比不低于75%, 流动性比例应当不低于25%。

银监会表示,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 (试行) 》拟于2012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商业银行最迟应于2013年底前达到流动性覆盖率的监管标准, 2016年底前达到净稳定资金比例的监管标准。但迄今这一办法未发布正式文件。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2013年1月6日公布《巴塞尔协议Ⅲ》中的“流动性覆盖率”规则, 相关规则远不如预期严厉, 允许各银行可以把更大范围的流动资产计入缓冲范畴, 其中包括一些股票和优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且将全面实施时间延长4年至2019年。对比此前披露的草案, 新规对计算方法也进行了调整, 大幅降低金融机构必须持有的流动性缓冲资产的规模。

我国银行业多以被动负债 (存款) 为主, 平均值在80%左右, 而西方银行业更多地以主动负债 (如同业拆借、大额定期存单、证券回购协议、发行债券等) 为主, 被动负债比例较低, 普遍在50%左右。为提高并保持充足的流动性, 银行必须拥有较高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 并相应地调整资产负债表结构, 使得银行的经营资金中, 有一部分需要沉淀为收益率较低的资产。而要保持较高的净稳定资金比率, 银行要尽量拥有期限较长的负债, 开展期限较短的资产业务。银监会发布2012年度监管统计数据中, 流动性比例为45.8%, 同比上升2.7个百分点, 远高于25%的底限。平均资产利润率为1.3%, 与去年同期持平;平均资本利润率19.8%, 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从这组数据来看, 商业银行运营结果体现了流动性监管要求。

流动性指标与贸易融资高度正相关, 主要表现在:贸易融资重视贸易短期流程的风险判断和控制, 出口押汇、出口商业票据贴现等业务期限甚至仅几天时间;关注每笔业务的真实性, 通过单独授信, 资金封闭式运作, 确保每笔真实的业务发生后资金回笼, 风险度低。这些都与保持充足流动性所必需的尽量拥有期限短、稳定和易于变现的资产业务要求相一致。

4 巴塞尔协议Ⅲ实施后, 保障贸易融资稳定发展的建议

(1) 充分应用金融海啸中的风险数据, 建立科学风险计量模型。国际贸易融资的特点决定其涉及的风险较为复杂, 但它们是可以预测和防范的, 关键要有良好的数据和可靠的模型作为基础。总体来看, 我国银行业数据没有经历一个完整周期, 但对贸易融资而言, 我国银行业与国际银行业共同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 已经具有完整周期。2008年以前我国出口商平均坏账率约为1%, 2008年坏账率已经高达3.3%。作为我国唯一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政策性保险公司,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2008年前11个月支付赔款2.1亿美元, 同比增长174.5%。金融海啸中, 贸易融资国别风险呈现链式传播, 从发源地美国迅速感染英法日意等发达国家。某些金融机构与进口商串通起来恶意挑剔以逃避付款义务, 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浙江分公司在2008年1～10月已接到12起针对银行的报损案件, 主要是开证银行恶意挑剔, 逃避付款义务。这些都为国际贸易融资模型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数据积累。

(2) 优化信贷业务结构, 加大小微企业投入。以往在外贸形势严峻, 融资需求强烈情况下, 一些银行出于风险管理和收益回报考虑, 将贸易融资向大型企业倾斜, 积极向大企业推广套利性质、纯粹融资性质的贸易融资业务, 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致使中小企业融资难尤为突出。为引导支持中小企业,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按照审慎性原则重新设计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 下调小微企业贷款和个人贷款的风险权重。第六十四条规定将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从100%下调至75%, 使小微企业贷款消耗资本金较少。银行应按照新资本管理办法的导向, 优化整体信贷业务结构, 减少风险资产对资本的消耗, 注重提升非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通过加大对小微金融的支持力度, 为发展贸易融资拓展更大的资本充足率空间。

(3) 建立共享数据机制, 提升中小型银行贸易融资风险控制能力。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使用高级的计量方法来计量信用风险, 但对于许多中型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来说, 由于本身基础薄弱, 即便是实施简单方法对它们来说仍然意味着相当大的挑战。江苏省的一些法人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已经开办国际业务, 涉足国际贸易融资领域, 这些银行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投入大量精力, 才能在风险计量、管理以及公司治理方面达到监管要求。中小型银行以区域中小型企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 能够为民营经济提供良好的资金支持。贸易融资由于产品种类多、风险因素复杂、历史违约数据缺失等问题, 建立数据模型的难度大。受制于业务规模小和专业技术力量弱, 中小银行建立足以支持评级的贸易融资数据模型更加困难。根据欧洲的经验, 可以将多家中小银行联合起来, 建立共享的同业数据库。此外, 还可利用评级机构及征信机构所提供的信用数据作为参考, 并与政府及研究部门合作, 获取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和企业征信等方面的相关数据。在政府的统一指导下, 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应当牵头中小型银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 加快建立IRB共享数据池的步伐, 为中小型银行发展贸易融资业务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吴晓灵.从危机到金融监管新理念[J].中国外汇, 2012 (6) .

[2]巴曙松, 朱元倩.“巴Ⅲ”的实施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改革[J].中国外汇, 2012 (6) .

最新巴塞尔协议3全文 篇5

最新巴塞尔协议3全文

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集团[1]宣布较高的 全球最低资本标准

国际银行资本监管改革是本轮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12日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就资本监管改革一些关键问题达成了共识。这些资本监管改革措施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银行业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会议的基本内容

作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中的监管机构，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集团在2010年9月12日的会议上[2]，宣布加强对现有资本金要求的持续监管，并对在2010年7月26日达成的协议进行充分认可。这些银行资本改革措施和全球银行业流动性监管标准的推行，履行了全球金融改革核心议程的诺言，并且将在11月份韩国首尔召开的G20领导峰会上提交。

巴塞尔委员会一揽子改革中，普通股(含留存收益，下同)将从2%增至4.5%。另外，银行需持有2.5%的资本留存超额资本以应对未来一段时期对7%的普通股所带来的压力。此次资本改革巩固了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在7月份达成的关于强化资本约束和在2011年底前提高对市场交易、衍生产品和资产证券化的资本需要。

此次会议达成了一个从根本上加强全球资本标准的协议。这些资本要求将对长期的财政稳定和经济增长有重大的贡献。安排资本监管过渡期将使银行在满足新的资本标准的同时，支持经济复苏。更强的资本定义，更高的最低资本要求和新的超额资本的结合将使银行可以承受长期的经济金融压力，从而支持经济的增长。

二、增加的资本要求(一)最低普通股要求。根据巴塞尔委员会此次会议达成的协议，最低普通股要求，即弥补资产损失的最终资本要求，将由现行的2%严格调整到4.5%。这一调整将分阶段实施到2015年1月1日结束。同一时期，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其他建立在更严格标准之上的合格金融工具)也要求由4%调整到6%。(附件一概述了新的资本要求)(二)建立资本留存超额资本[3]。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集团一致认为，在最低监管要求之上的资本留存超额资本将应达到2.5%，以满足扣除资本扣减项后的普通股要求。留存超额资本的目的是确保银行维持缓冲资金以弥补在金融和经济压力时期的损失。当银行在经济金融出于压力时期，资本充足率越接近监管最低要求，越要限制收益分配。这一框架将强化良好银行监管目标并且解决共同行动的问题，从而阻止银行即使是在面对资本恶化的情况下仍然自主发放奖金和分配高额红利的(非理性的)分配行为。

(三)建立反周期超额资本[4]。反周期超额资本，比率范围在0%-2.5%的普通股或者是全部用来弥补损失的资本，将根据经济环境建立。反周期超额资本的建立是为了达到保护银行部门承受过度信贷增长的更广的宏观审慎目标。对任何国家来说，这种缓冲机制仅在信贷过度增长导致系统性风险累积的情况下才产生作用。反周期的缓冲一旦生效，将被作为资本留存超额资本的扩展加以推行。

(四)运行期限规定。上述这些资本比例要求是通过在风险防范措施之上建立非风险杠杆比率。7月，央行行长和监管机构负责人同意对平行运行期间3%的最低一级资本充足率进行测试。基于平行运行期测试结果，任何最终的调整都将在2017年上半年被执行，并通过适当的方法和计算带入2018年1月起的最低资本要求中。

(五)其他要求。对金融系统至关重要的银行应具备超过今天所提标准的弥补资产损失的能力，并继续就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巴塞尔委员会工作小组出台的意见进行进一步讨论。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正在研发一种对这类银行非常好的包括资本附加费，核心资金和担保金在内的综合的方法。另外，加强制度决议的工作还将继续。巴塞尔委员会最近也发表了一份咨询文件，建议确保监管资本在非正常环境下的损失弥补能力。央行行长和监管机构负责人赞同加强非普通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工具的损失弥补能力。

三、过渡时期安排

自危机开始，银行为提高资本水平已经采取了很多努力。但是，巴塞尔委员会的综合定量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截至2009年底，大型银行从总体上考虑仍需要相当大量的额外资本才能满足新的监管要求。那些对中小企业贷款尤为重要的规模较小的银行，大部分已经满足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还就执行新的资本标准做出了过渡性的安排。这将有助于确保银行通过合理的收益留存和提高资本金以满足更好资本金管理要求的同时，仍能通过信贷投放支持经济的发展。过渡时期的安排在附件二中有概括，包括：

(一)2013年达到的最低资本要求。在巴塞尔委员会各成员国国内执行新的资本监管要求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各成员国必须在执行之前将关于资本新的要求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确立。自2013年1月1日起，银行应符合以下新的相对于风险加权资产(RWAs)的最低资本要求：

3.5%，普通股/风险加权资产； 4.5%，一级资本/风险加权资产； 8.0%，总资本/风险加权资产。

(二)普通股和一级资本过渡期要求。最低普通股和一级资本要求将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逐步实施。到2013年1月1日，最低普通股要求将由2%提高到3.5%，一级资本将由4%提高到4.5%。到2014年1月1日，银行将必须达到普通股4%和一级资本5.5%的最低要求。到2015年1月1日，银行将必须达到普通股4.5%和一级资本6%的最低要求。总资本一直要求保持8%的水平，因此不需要分阶段实施。8%的总资本要求和一级资本要求之间的区别在于二级资本和更高形式的资本。

(二)扣减项比例过渡期安排。监管的调整(即扣减项和审慎过滤器)，包括金融机构超过资本总额15%的投资、抵押服务权、所得税时间上有差异的递延资产，从2018年1月1日起，将完全从普通股中扣除。特别是，监管调整将从2014年1月1日从普通股中减去扣减项的20%，到2015年1月1日的40%，到2016年1月1日的60%，2017年1月1日的80%，最后到2018年的1月1日100%。在这段过渡时期，其余未从普通股中扣除的资本将继续视同为资本。

(三)资本留存超额资本过渡期安排。将在2016年1月到2018年1月间分阶段实施，并从2019年正式生效。在2016年，计提风险加权资产的0.625%，随后每年增加0.625个百分点，直到达到2019年的风险加权资产的2.5%。经历过信贷过度增长的国家应尽快考虑建立资本留存超额资本和反周期超额资本。国家有关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缩短这一过渡期。那些在过渡阶段已经满足最低比例要求，但是普通股(最低资本加上资本留存超额资本)仍低于7%的银行，应该实行审慎地实行收益留存政策以使资本留存超额资本达到合理的范围。

(四)资本中需要取消的项目过渡期安排。现有的政府部门的资本注入将到2018年1月1日后被取消。从2013年1月1日起，不再作为核心资本或者附属资本的非普通权益的资本工具将通过10年逐步取消。从2013年1月1日起，在确定这类资本工具的名义价金融工具的增值部分的计算将在其到期后逐步取消。不符合核心资本条件的资本工具将自2013年1月1日起从核心资本中扣除。然而，同时满足下面三个条件的金融工具会不包括在上述扣除对象之中：一是由非关联股份公司发行；二是作为资本符合现行的会计标准；三是在现在银行法律下，被承认可以作为核心资本。仅有那些在本文发表之前的金融工具符合上述过渡时期的安排。

(五)监督检测期安排。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集团于2010年7月26日发表了对资本充足率比例的阶段性安排。监督性监测期间开始于2011年1月1日，并行运行期从2013年1月1日一直持续到2017年1月1日。披露资本充足率和资本构成将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基于并行运行期的结果，任何最终调整都将在2017年上半年执行，并在采取适当的方法和计算的情况下，作为2018年1月1日正式执行时的最低资本要求。

(六)对LCR和NSFR的时间安排。在2011年观察一段时间后，流动资金覆盖率(LCR)将于2015年1月1日被引入。修订后的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将变动到2018年1月1日执行的最低标准。巴塞尔委员会将实施严格的报告程序，以监测在过渡时期的资本充足率比例，并会继续检验这些标准对金融市场、信贷扩张和经济增长以及解决意外事件的意义。

附件一资本划分框架 附件二：阶段性实施安排 附件一资本划分框架

资本要求和超额资本(所有数字用百分比表示)普通股权益(扣减后)一级资本总资本 最低标准4.56.08.0 资本留存超额资本2.5 最低标准加资本留存超额资本7.08.510.5 反周期超额资本范围*0– 2.5 *普通股或其他完全损失弥补资本

附件二阶段性实施安排(阴影部分表示过渡期)(所有数据都从1月1日起)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1月1日以后

杠杆比例监督性检测平行运行期 2013年1月1日-2017年1月1日

2015年1月1日开始信息披露迁徙至第一支柱 最低普通股比率3.5%4.0%4.5%4.5%4.5%4.5%4.5% 资本留存超额资本0.63%1.25%1.88%2.5% 最低普通股加上资本留存超额资本3.5%4.0%4.5%5.13%5.75%6.38%7.0% 分阶段从核心一级资本扣除的项目(包括超过递延所得税资产、抵押服务权和财务额度的金额)20%40%60%80%100%100% 最低一级资本4.5%5.5%6.0%6.0%6.0%6.0%6.0% 最低资本总额8.0%8.0%8.0%8.0%8.0%8.0%8.0% 最低资本总额加资本留存超额资本8.0%8.0%8.0%8.625%9.25%9.875%10.5% 不符合核心一级资本或二级资本条件的资本工具从2013年开始逐步取消 流动资金覆盖率观察期开始实施最低标准 净稳定资金比率观察期开始实施最低标准 原文来自于：

巴塞尔Ⅲ协议 篇6

资本构成的质量、可持续性和透明度都得到了加强；增强了资本覆盖，对证券化头寸、交易账户和衍生品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引入简单的“杠杆率”指标以降低模型失误和风险衡量错误的风险；努力降低“顺周期性”，增加“反周期”的资本缓冲；引入统一的流动性最低标准以弥补巴塞尔Ⅱ未覆盖流动性风险的不足；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ls)”，要求增加额外的资本、流动性并实施其他监管政策，以降低这些机构出现问题后给整个经济所带来的“外部效应”。

新资本协议的全球影响

西方国家银行已经开始积极变革

西方国家银行总结了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正在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Ⅱ积极进行改革。

业界正在重新审视他们的交易操作，对业务进行去杠杆化，以满足新资本协议中更高的资本要求；

新资本协议对证券化的新限制，使大型的欧洲银行和美国银行无法通过对贷款进行打包销售，来规避资本监管的要求；

投资银行开始努力探索改变业务模式，通过增加零售和其他低风险业务，来减少未来现金流的波动；

更多银行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本，以满足对资本金的要求。银行希望能够夯实资本，以便更新产品结构或开拓新市场，从而为未来业务模式的转变打下基础。

美国银行开始反思业务运营模式

《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通过后，埃森哲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66％的美国金融机构认为，监管的变化将会迫使他们反思现有的业务运营模式。主要的改革领域包括：

在绩效管理中体现风险管理的效果；

在财务报表和监管报表自动化生成方面做更好的改进；

建立更精确的产品定价模型；

设计更优质的产品，以反映客户正在变化的风险偏好，并适应新的经济和监管环境；

更深入地分析交易对手的风险敞口和风险水平，以防止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Ⅱ对亚洲的影响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提升了亚洲银行业对风险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主要亚洲银行都避免在结构性产品方面产生较大的风险敞口。这些措施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对亚洲银行起到了保护作用。目前，亚洲主要银行拥有的资本已经超过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Ⅱ的相关资本金要求。即便如此，亚洲银行仍面临着业务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新风险。

亚洲发达经济体(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银行正在通过扩展业务区域来克服本土市场饱和的问题。许多较为保守的亚洲银行也在尝试从事资本市场业务，寻求新的收入来源。但是，他们往往缺乏金融专业人士来满足业务运作和风险管理的需要。这不仅延缓了银行的业务拓展计划，而且进一步增加了银行运营的风险。

此外，总体上亚洲银行在科技方面的投入偏低，因而面临较高的操作风险。很多银行的业务仍在老旧的平台上运营，各系统功能时有重叠，这意味着较大的系统整合挑战。

新资本协议与中国商业银行

有限的短期影响

自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始终将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列为其工作重点之一。

因此，中国商业银行在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也相对健康，这就意味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Ⅱ对中国商业银行的短期影响极为有限。

长期的挑战

但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结构性调整的深入，商业银行在新资本协议下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1.长期资本充足率的压力：中国商业银行通过不断扩大资产规模实现账面利润迅速增加的模式，在巴塞尔Ⅱ及其他国际监管体系下必将面临巨大的资本监管压力，尤其是国内大型银行，中国银监会将对他们提出比巴塞尔Ⅱ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

2.流动性压力：新资本协议中增加了流动性要求，近期监管机构也更新了存贷比等指标的定义，这使得连续多年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国内商业银行在流动性上面临较大的压力。而从今年2月份开始的“负利率”直接引发了储蓄增长放缓，在加剧银行流动性压力的同时，也提高了银行吸储的成本，从而对银行的盈利能力产生了直接冲击；

3.业务发展的困惑：面对不断增加的资本充足率压力和流动性挑战，一些西方国家银行的经验和产品结构往往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借鉴对象。但在调整产品结构和收入结构，创立资本节约型业务模式的同时，下列问题却非常现实地摆在了银行管理人员面前：

a.如何应对对公业务的挑战：

相较有着更大利差和相对较高违约率的零售业务，银行家应更为精细地审视整个贷款中超过70％的对公贷款业务。银行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重点发展高利润的企业客户。他们想要知道，那些传统意义上的优质客户(即在银行有大量存款和巨额企业贷款的客户)是否真的能让银行有利可图。

b.如何发展零售业务和中小企业业务：

基于中国政府致力于提高居民财富、扶持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的宏观环境，零售信贷和中小企业信贷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且零售业务相对风险更加系统化、银行定价权更强，可以综合考虑风险和盈利的因素来确定价格。当然，银行必须具备根据不同风险水平进行准确定价，以确保银行利润的专业能力。

c.是否应该加速发展金融市场业务：

中间业务是资本节约型的业务，也是银行借助其庞大的网络优势和金融专业知识，能给客户带来的最具特色的服务。借鉴国外先进银行的经验，各商业银行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未来发展中间业务的突破口之一，在于充分利用高端资本市场业务带来更多中间业务收入。但是，除了面临监管机构的严格控制之外，银行还必须明确是否具备资本市场产品准确定价或估值，以及业务风险水平和资本金的精确计算能力。

建议：把握机遇，成就卓越

上面提到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商业银行当前业务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困惑。从巴塞尔资本协议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Ⅱ，各国银行均面临来自监管机构越来越严格的风险监管。与此同时，银行高管想要了解的不仅是风险，他们同样关心：

如何有精确衡量未来几年的资本需求?如何应对日渐严峻的流动性问题和不断提升的资金成本?如何辨识真正能为银行带来利润的客户?如何针对不同客户进行差异化定价?如何在复杂市场环境下，对复杂金融产品进行定价和估值?

为了帮助银行更好地满足来自巴塞尔Ⅱ和其他监管措施不断发展的要求，同时在应对来自包括对公业务和住房贷款在内的银行业务的挑战，埃森哲建议中国商业银行采取以下三项对策：

从满足风险监管和管理的要求出发，不断增强风险量化分析能力；开发更广泛的业务组合；从实现卓越绩效银行的要求出发，逐步建设整合的风险和绩效管理平台。

增强风险量化分析能力

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细化的监管要求清晰地表明，政府和监管部门越来越关注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因而，银行必须增强其风险量化分析能力。

但是，增强风险量化分析能力绝非一日之功，必须循序渐进。

1.中国商业银行应该清楚地了解银监会对相关监管指标的解释和定义，尤其对于新协议中的新指标进行充分理解，以更高效、更有针对性地完成相关监管资本的计算工作。

2.各商业银行也应该根据自身的具体要求，选择合适的方法及模型来进行风险计量。国内外银行间，甚至国内各商业银行间，在产品组合、数据完备性和风险管理文化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如何满足银监会对全行业的监管要求和巴塞尔Ⅱ下涵盖面更为广泛的义务，建立符合银行自身业务和管理特点的风险管理系统，是所有银行都将面临的挑战。

3.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分阶段地发展风险分析能力。为了加速这一过程，银行可以借鉴国际上的最佳实践、外部机构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

开发更广泛的产品组合

随着监管机构对银行资本要求标准的不断提升，及中国银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目前各商业银行所享有的高额息差收入将被不断蚕食。因此，结合国际先进银行的经验，埃森哲建议中国商业银行结合自身特色，逐步加强零售及中小企业业务，同时关注中间业务，尤其是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

针对上述业务，除了通过资本和资金的投入，以迅速扩大业务规模和争取更高的盈利外，埃森哲建议银行开展如下方面的能力建设：

1.零售及中小企业业务：

为了能在这些业务量庞大的产品上获得成功，银行应该在风险量化评估方面加大投入，从而使风险管理团队能够量化客户风险，并最终实现平衡银行业务收益和风险控制的合理定价。同时，银行应该加速建设先进的信贷管理系统，提高客户满意度，并加强对操作风险的控制能力。

2.金融市场业务：

a.银行需要在高端人才和系统上加大投入，建立在金融市场服务方面的能力和竞争力。

b.借鉴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的商业银行应该着手建立内部的风险防火墙和其他风险管控措施，以保护银行免于遭受结构性产品带来的损失。

e.银行应该根据巴塞尔Ⅱ的要求，考虑金融市场业务所需的资本准备。

总之，中国商业银行在决定新兴业务的发展战略时，除了看到其带来的新市场份额和利润，更需要谨慎审视这些业务对银行经营和管理所带来的全新挑战，然后结合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优势，重点发展适合自己的新业务。

建设整合的风险和绩效管理平台

想要解决中国银行面临的棘手问题，仅凭更精确的风险计量能力和开发新的业务领域并不足够。埃森哲的内部研究显示，风险管理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在动荡时期保持卓越表现，但这需要风险管理能够被充分植入到银行的各业务模块当中，包括企业文化、绩效激励以及业务运作、融资和运营决策等各个领域。

埃森哲的研究结果表明，85％受访者认为，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应该把风险和战略及绩效管理更好地结合在一起。这即是埃森哲所谓“综合风险管理与绩效管理”(Integrated Risk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IRPM)。这一方法由一系列业务流程、方法和技术支持组成，能够给银行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以财务和风险管理相结合的方式监视、控制和管理银行的绩效。

金融危机后，为了提高银行回报率，埃森哲提出了五个关键能力：成本缩减、有效客户管理、定价最优化、有效风险管理以及非内生增长(见图1)。其中“整合的风险和绩效管理”可以帮助银行发展前四个关键能力，并重建股权收益率。

与传统企业采用的框架不同，整合的风险和绩效管理无缝嵌入了风险管理的内容，从而为客户维度的考察和各业务单元的全面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从全球领先银行初步实现整合的风险和绩效管理效果来看：

银行只有充分利用风险管理的指标，才能看到真正的业务绩效；借助绩效指标可以更为准确地进行经济资本的计算；整合风险和绩效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基于风险的定价；整合后的指标体系可以将现有的仅仅观察历史表现的绩效管理体系，转变为可以支持未来绩效预测的新方式。

长远来说，在得力的运营能力支撑下，风险管理与绩效管理的整合，将不仅满足监管要求并保护资本，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资本回报率及股东价值持续增长。

对于面临资本充足率压力的中国商业银行来讲，建设整合的风险和绩效管理平台，实现风险管理和绩效管理的真正整合，才能从根本上奠定银行管理的坚实基础，支撑中国商业银行未来长远的健康发展。

银行的变革

除了上述技术方面的建设以外，中国的商业银行应该配合这一变革来建立一个可行的计划，逐步建立全面整合的风险和绩效管理体系。在这个方面，银行的首席财务官CFO和首席风险官CRO需要精诚合作，财务部门的关注力不应仅仅放在盈亏的核算上，而风险管理人员也不应只是忙于降低风险水平。

在业务规划上，CFO和CRO管理的两个部门需要从计划制定开始，努力寻找业务发展和风险控制的平衡，并通过有效的机制和组织建设，将决策的成果贯彻到每一条业务线的工作当中。

银行必须开始着手数据分析和整合，为全行整合的风险和绩效管理体系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这项工作绝不仅仅是让CFO和CRO提出财务分析和风险计量所需的数据那么简单。实际上，数据质量的提升应该基于全行统一的数据管控流程，而每个与数据管理相关的业务人员都必须认同这一策略。

最后，银行必须学会根据已整合的风险与绩效体系所提供的数据，实现“明智的增长”。并非所有银行都适合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因为新增网点和新聘员工将立即给银行的运营带来成本压力，而部分银行可能还缺乏发展零售业务和管理相关业务风险的技术。但是，通过部署融合风险因素的绩效考核系统的确能够帮助银行管理层、外部投资者，以及分析师进行有效的决策。

巴塞尔Ⅲ协议 篇7

三大核心内容

从属于国际结算银行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是一个国际性的金融组织, 其最显著的贡献的就是制定了为各国银行监管部门所认可和使用的巴塞尔协议I以及巴塞尔协议II和目前的巴塞尔协议III。

诞生于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I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 而1999年形成的巴塞尔协议II则提出了以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三大支柱的的新资本监管框架。金融危机之后, 根据G20达成的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共识,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去年12月开始启动了巴塞尔协议的修订和完善工作, 并最终形成了巴塞尔协议III。新的协议主要是针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的一项综合银行监管指标体系, 目前各方达成一致的还是银行资本充足率, 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最低资本金比率要求。根据巴塞尔协议III的规定, 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上调至6%, 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提高至4.5%, 另外, 各家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 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 这意味着, 银行将必须把最低核心一级资本比率提高到7% (银行每投资或放贷100美元, 就需要留出7美元用作储备;贷款和投资的风险越高, 要求的资本也越高) 。

——一级资本的限制性定义。巴塞尔协议III对银行资本的定义做出了更加严格的界定, 即一级资本只包括普通股和永久优先股, 并要求银行在2017年底前满足更严格的资本定义。

——过渡期安排。为了减缓市场对巴塞尔协议III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忧虑, 监管机构给出了8年的缓冲时间来让银行逐步适用新规则, 其中, 在全球各商业银行达到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要求方面, 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4.5%, 2014年为5.5%, 2015年达6%;在达到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 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3.5%, 2014年升至4%, 2015年升至4.5%;同时, 截至2019年1月1日, 全球各商业银行必须将资本留存缓冲提高到2.5%。《巴塞尔协议III》要求各成员国从2013年1月1日起将协议列入法律当中, 并且要求从当日起各成员国的商业银行必须满足其最低要求。

相比于原有的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协议III有了许多的突破。一方面, 资本充足率要求明显的提高, 其中银行一级资本率比原来提高得了2%, 核心一级资本率比原来高出3倍多。虽然在巴塞尔新规下银行可以将核心资本比率降低到7%以下, 但可能会面临分红、派息以及股权回购等方面的限制, 特别是一旦银行的资本金比率降低至4.5%以下, 将面临严厉的监管制裁, 可能由国家监管机构出面干预。另一方面, 巴塞尔协议III第一次提出了资本缓冲资金的规定, 该规定将从2016年1月开始启用, 并于2019年1月完全生效。

妥协性产物

相比于巴塞尔协议I和II的制定和实施动辄花费十余年时间不同, 巴塞尔协议III的出台可谓神速, 即便是从雷曼兄弟破产算起, 也才仅用两年的时间就敲定了方案。不过, 在这两年的时光更替中, 巴塞尔协议III也是数易其稿, 因此, 与最初版本相比, 此次公布的正式协议有着明显的不同, 其主要特征是, 由于受到来自银行的广泛压力, 也为了如期推出新协议, 巴塞尔委员会不得不做出了适当的妥协。

对于巴塞尔协议III有关内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之间。相比于美国而言, 很多欧洲国家对于落实更严格的资本规定都持紧张和保守的态度, 特别是美国和德国之间的角力异常激烈, 其中前者希望落实期间最长为5年, 德国则主张延长至10年。因此, 为了能够使本国利益不受损失, 欧洲不少国家银行业及政府团队就巴塞尔协议III的制定进行了近一年的游说, 最终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协议。

与最初版本相比, 监管指标的明显放松是巴塞尔协议III妥协性特征的集中表现。如巴塞尔委员会原拟定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6%和5%, 但由于德国希望分别降低50基点, 最终协议保持了6%的一级资本充足率, 但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降到了4.5%。此外, 虽然德国坚持新规的过渡期应为10年的要求由于鲜有支持者而未能如愿, 但最终协议却同意在2017年年底以前银行可以将获得的政府救助资金计作普通股, 而这按协议的资本定义是不合条件的。另外, 关于其它从严定义资本的规定, 国有银行亦可获得额外5年的豁免期, 这对于拥有大量非上市国有银行的德国来说的确是一大让步。

当然, 美国也应该是监管指标放松的大赢家。据巴克莱资本估算, 由于有了“妥协”, 美国35家最大银行控股公司仅需拿出1150亿美元的新股本或留存收益, 就能满足一级资本金比率的规定, 比之前预期的减少了一半。

对银行反周期缓冲资本要求的搁置可以看作是巴塞尔协议III妥协性的另一大标志。除上述2.5%的资本缓冲资金外, 巴塞尔委员会7月份还特别提出了一个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 即在经济繁荣时期, 银行应额外划拨零至2.5%的逆周期缓冲资本, 以防止信贷过度增长, 同时又可在经济不景气时帮助吸收亏损风险。这部分资本由普通股或其他可完全吸收亏损的资本构成。不过, 巴塞尔协议III并没有对此进行明确, 对此, 巴塞尔委员会表示将与各国监管部门协商, 以确定这一缓冲资本的具体实施条件。

正是由于是一种妥协性的产物, 巴塞尔协议III得到了美欧央行的高调拥护和支持, 因此, 今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通过和批准该协议已经没有什么悬念。

各国影响不一

虽然各国对于巴塞尔协议III都投了赞成票, 但由于各国银行的生态状况不一样, 新规所产生的影响会有很大的差别。

为了减少自身的负债数额, 美国、加拿大等国银行在金融危机周都已经添加了新的管理资产的基金, 不过, 即便是经过了2009年德压力测试, 美国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目前也只有4%, 而且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指出, 如果按照一级资本的最新定义, 包括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在内的7家美国银行也将面临一级资本充足率不足的局面。依据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2009年年报分析, 其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1.67%和9.25%, 但若在新的定义实施之后, 二者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可能会低于6%。

与美国银行业相比, 欧洲的商业银行在一级资本充足率上更加捉襟见肘, 其中受冲击最大的应该是某些欧洲大型银行, 如德意志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爱尔兰银行和奥地利第一储蓄银行等都将陷入资本充足率不能满足新规定的麻烦。正是如此, 欧洲银行业未来10年可能必须筹集数千亿美元计的新资本, 而且德意志银行日前已经宣布增发总计100亿欧元股票的计划。资料显示, 虽然德意志银行的增资安排是为了将部分所筹资金用于增持德国邮政银行的股份, 但为了满足巴塞尔协议的新要求, 德行肯定会调整后者的资本结构, 使其符合银行资本新规的要求。由于德意志银行本次的增资计划是其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增资计划, 也是欧洲今年以来最大的银行增资案, 因此, 有分析人士预计, 更多的欧洲银行将追随德意志银行公布各自的增资计划。

由于一级资本充足率普遍高于欧美同行, 亚洲银行业所受巴塞尔协议III的冲击可能最小。根据麦格理亚洲金融研究部的研究报告, 除非需要进行大规模并购, 否则日本任何银行目前都不需要因巴塞尔协议的新规要求而筹资;同时, 韩国金融监督院发表报告称, 巴塞尔银行资本新规对其国内银行的影响十分有限。与韩日相比, 巴塞尔协议III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2010年中报数据显示, 中国16家上市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都在6%以上, 除了农业银行、光大银行和华夏银行该指标仍徘徊在6.4%至6.72%之间以外, 其他13家上市银行均超过7%。目前尚未完成再融资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都在9%以上, 北京银行和南京银行更是在10%以上。

不过, 由于巴塞尔协议III主要考虑的是10国集团成员国 (巴塞尔委员会建立倡议国) 的“国际活跃银行”的需要, 其覆盖的银行范围相对狭窄, 更加适用于那些积极从事资本套利的银行以及在风险计量和管理水平上遥遥领先的银行, 因此, 从长期来看, 巴塞尔协议的法律特征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效果有待观察

由于巴塞尔协议Ⅲ的制定过程充分体现了监管者对于本轮金融危机的反思, 即在现有规约的基础之上, 不仅上调了针对银行的资本充足比例要求, 新增了资本缓冲要求, 更注重银行资本的“质量与成色”, 并配合以流动性约束, 因此, 巴塞尔协议III反映了当今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和监管理念与实践, 代表了资本监管的大方向, 所以, 从理论上判断, 其积极作用不可估量。不过, 落实到具体的实际管控中, 新规则的实施效果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首先, 单一的资本充足率并不能完全抑制银行的冒险之举。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是巴塞尔协议的主要特点, 因此, 虽然明确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硬性规定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银行的冒险行为, 但如果失去相应的监管和纪律规制, 仍然无法保证单个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质言之, 未来银行业经营风险的控制程度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三项手段的综合利用。

其次, 金融机构的很多“杠杆”通常具有隐蔽性。虽然“过度杠杆化”是造成本次金融危机的一大根本原因, 但无论巴塞尔协议设定怎样高的资本金比率, 金融机构总有办法持有增加杠杆率, 因为他们拥有很多资产负债表外的业务。因此, 提升表内业务资本金比率只能一定程度上约束金融机构如同两年前那样肆无忌惮的行为, 而不能最终根除其对高风险业务追逐的冲动。

再次, 巴塞尔协议III的妥协性会弱化其风险管控与防范的作用。基于各方力量平衡的考虑, 巴塞尔协议III降低了本已设定好的资本金比率要求, 其本身就表明在博弈之中银行业占据了一定的上风。特别在金融危机之后, 西方银行业重新恢复了大手大脚“烧钱”的恶习, 巨额奖金和薪酬的发放卷土重来, 基于此,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 如果银行资本金的要求不能提升到15%左右, 银行的投机赌博行为还会卷土重来。

最后, 巴塞尔协议不具强制性的特征可能稀释其监管功效。巴塞尔委员会是一个没有行政权力, 没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机构, 它的协议只是提供指导方针, 最后还得由每个国家各自决定是否采纳。由于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经济复苏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别, 不排除那些复苏脚步很慢甚至依然没有走出危机阴影的国家在落实巴塞尔协议III的过程中打一些“折扣”, 以避免协议执行中对本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冲击。

巴塞尔Ⅲ协议 篇8

针对金融危机暴露的问题, 巴塞尔委员会经过讨论并确定了资本监管改革的方案, 将在资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进行改革。

1.严格的资本充足率标准

《巴塞尔协议Ⅲ》的改革方案核心是提高资本充足率标准, 新协议要求截止到2015年1月, 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由2%提高到4.5%;核心资本充足率由4%提高到6%, 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1]。

2.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

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超额资本充足率, 来应对出现经济衰退时资本充足率下滑的状况。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 需要建立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3.强化流动性管理

为防止金融危机重演, 新规要求, 金融机构必须持有充足的现金和易于变现的资产, 同时引入两个测量标准, 分别是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本比率。

4.引入杠杆率指标

杠杆率是衡量金融机构负债风险的重要指标, 它能反映出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新协议规定了最低3%的权益资产比指标, 并要求银行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更好地监管金融风险。

二、《巴塞尔协议Ⅲ》在中国的实施情况

在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协议Ⅲ》以后, 中国银监会根据新的监管标准实行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 提高了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等监管标准, 增强了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2]。

1.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

根据《巴塞尔协议Ⅲ》, 中国银监会设定了三个层次的资本充足率监管, 《巴塞尔协议Ⅲ》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是4.5%, 我国要求为5%, 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满足《巴塞尔协议Ⅲ》的6%和8%。其次, 留存超额资本为2.5%, 逆周期资本率为0~2.5%。再者, 中国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实行1%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3]。最后, 在时间安排上, 我国的资本监管办法从2012年开始实施, 2016年达标, 提前于《巴塞尔协议Ⅲ》要求的2013年开始实施, 2018年达标。显而易见, 我国在实施的过程中, 不论是监管要求的比率上还是实施及完成的时间安排上都比《巴塞尔协议Ⅲ》更为严格。

2.加强流动性风险预控

中国银监会重视建立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融资比例等多个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 并要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融资比例均不得低于100%。此外, 还提出不低于2.5%的贷款拨备率和不低于150%的拨备覆盖率。

3.采用杠杆率监管标准

杠杆率指标作为《巴塞尔协议Ⅲ》新增加的指标, 对金融风险预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有利于控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快速增长。根据《巴塞尔协议Ⅲ》中杠杆率的标准不低于3%, 我国提出不低于4%的监管标准。

三、《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中国一直积极响应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 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 在金融危机中损失较小。但是, 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 中国银行业在提高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 也将面临资本缺口等负面影响。

1.资本要求高, 抵御风险能力增强

新协议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要求, 并设置了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两个动态的指标, 同时, 还要求建立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这些措施都有效的保证了银行资本充足, 有利于增强银行经营的稳定性, 从而强化了自身风险管理手段和措施, 提高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防范系统性风险爆发。

2.资本缺口大, 影响盈利水平提高

在银行实施该协议后, 杠杆率明显下降, 银行的筹资和放贷能力明显降低, 这就需要寻求其他方式来增加盈利《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的充足率和流动性要求高, 同时中国银行业需要按照逆周期资本规定补充额外的资本以应对金融风险。如果再把加权风险资产的调整考虑进去的话, 中国银行业将面临较大资本缺口[4]。随着可使用的资本数量减少, 放贷等传统盈利方式将会被限制, 从而影响盈利水平提高。

3.杠杆系数低, 促成经营方式转变

在银行实施该协议后, 杠杆率明显下降, 银行的筹资和放贷能力明显降低, 这就需要寻求其他方式来增加盈利水平。由于杠杆率是对资产负债表的约束, 商业银行可以发展表外业务等。

参考文献

[1]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aselⅢframework for liquidity, http://www.bis.org/press/p100819.htm.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www.cbrc.gov.cn, 2011-08-15.

[3]杨婧媛.巴塞尔协议下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 2012.

巴塞尔Ⅲ协议 篇9

1 《巴塞尔协议III》的新规定

1.1提高商业银行最低资本要求, 增强商业银行资本质量

在保持一级资本加二级资本的最低要求仍为8%不变的前提下, 新协议将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从现行的2%提高至4.5%, 一级资本的最低占比由原来的4%提升到6%。除此之外, 跟前两部巴塞尔协议仅仅关注商业银行微观层面是否满足资本充足的要求不同, 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 从宏观层面上提高整个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 新协议还规定商业银行建立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缓冲, 其中资本留存缓冲的最低标准为2.5%, 而“逆周期缓冲”的资本要求设定为0%-2.5%, 这两种缓冲都要以普通股的形式补充, 前者是为了有效避免银行在资本短缺时还肆意发放奖金和高红利的行为, 使得银行有更多的资金用来在经济衰退时“吸收”损失, 后者仅在信用过度扩张而对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时使用。

1.2提出新流动性的计量指标, 加强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

资本充足并不一定代表着银行就经营稳健, 2008年金融危机中大量资本充足的银行也难免倒闭就恰恰证实了这一点。而在银行经营过程中无论带来倒闭的风险是哪一种, 最终都会以流动性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新协议在总结2008年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了两个新的流动性计量指标, 即短期流动性指标流动性覆盖比率 (LCR) 和中长期的流动性指标净稳定资金比率 (NSFR) 。新协议规定商业银行的30天流动性覆盖比率应大于等于100%, 目的是保证银行有充足的流动性资产以应对短期流动性的冲击, 净稳定资金比率用于衡量银行在未来1年内用稳定资金支持表内外资产业务发展的能力, 新协议规定也必须大于等于100%, 以防止银行的流动性错配, 鼓励银行使用稳定的融资渠道。

1.3引入杠杆率指标, 防止银行过度投机

杠杆率是指银行一级资本占其表内资产、表外风险敞口和衍生品总额的比率, 新协议规定的杠杆率的最低标准是3%。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最大的区别在于各自计算公式的分母不同, 前者是以资产总额作为分母, 而后者是以各项资产与对应的风险权重的乘积之和为分母。换句话说, 在计算杠杆率时, 表外资产项目是以100%的信用转换系数转换成表内数额的, 这能有效的避免前两部巴塞尔协议颁布后存在的监管资本套利行为, 防止银行过度投机不占用银行资金但需要配置资本的表外业务。

2 《巴塞尔协议III》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近年来, 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突破, 监管有效性不断提升, 整体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我国银行业经受住了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 并为支持国民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金融危机后, 尽管中国银行业的各项指标优于发达国家的银行, 也远高于新协议的规定, 短期来看新协议的颁布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并不大, 但这只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上行时期的情况, 一旦经济周期步入下行阶段, 银行业的风险可能集中爆发, 资本充足率的状况也会迅速恶化。因此我们应该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考虑新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2.1长期来看, 中国商业银行存在着巨大的资本缺口

新协议大幅度提高了对银行资本尤其是高质量的一级资本的要求, 将普通股权益作为一级资本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总的资本充足率仍然在数值上保持8%不变, 但是由于另外增加了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缓冲, 实际总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10.5%,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5%, 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更高达7%, 这将使未来几年我国银行面临巨大的融资压力, 至2019年全面实行新协议时, 中国现存的17家上市银行的资本总缺口达到9.69万亿元, 如果上市银行都从资本市场融资, 则对我国股市将是一个重大的利空。

2.2我国银行业的未来盈利增长将受到较大冲击

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相比, 我国银行业利润来源单一, 长期走规模取胜的发展道路, 存贷款利差收入占据银行业总体利润来源的80%以上, 这种盈利模式使得我国银行信贷规模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 此次新协议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后, 必将使得我国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受到更严格的资本约束, 而我国银行业现有的业务结构又不能在短期内改变, 加上商业银行必须留出更多的资本拨备以避免潜在的损失, 而能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相对减少, 因此我国银行业的未来盈利增长将受到较大冲击。

2.3对我国商业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的定价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早在04年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就提到, 在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计提资本的基础上, 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II》所确定的框架原则, 引入经济资本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经济资本分配制度, 即根据商业银行各个部门、各项业务的风险大小分配经济资本, 并据此对业务负责人进行绩效考核, 促进经济资本由绩效较差的部门向绩效较好的部门转移, 从而保证商业银行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评价绩效好坏的标准就是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 (RAROC) 的高低, 它等于商业银行各项业务收入去除资金成本、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的差与经济资本的比值。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说, 尽管产品创新的进程不断加快, 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信贷业务仍然是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 要保证信贷业务的资本配置, 必须提高信贷业务的定价技术, 准确计量、细分每笔贷款所蕴含的潜在风险, 以贷款价格弥补风险, 确保信贷业务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 (RAROC) 不低于银行整体平均水平。

3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协议III》的建议和应对措施

为了顺应国际新形势, 中国银监会也从中国国情出发, 提出了比国际标准更加严格的“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 银监会规定“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最低要求为5%”, “正常条件下最低总资本充足率, 系统性重要银行为11.5%, 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为10.5%”。监管指标的改革, 毫无疑问对于我国银行的经营模式, 盈利结构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充分利用好实施新协议的过渡期, 积极调整今后的发展战略, 深化改革, 以短期的阵痛换来长时间的稳定发展。

3.1未雨绸缪提早防范, 及时改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融资的现状, 增加资本补充渠道

国内商业银行一直都存在着资本结构单一, 核心资本占比过高、附属资本构成不合理的问题, 一旦经济周期步入下行阶段, 银行业的风险可能集中爆发, 资本充足率的状况也会迅速恶化。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提早防范, 及时改善资本融资渠道的现状。具体包括:首先, 呼吁监管机构降低和优化银行国有持股比例、减轻财税压力, 提高留存收益。第二, 债务型资本是一种重要的附属资本, 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债券市场, 通过发行金融债作为商业银行长期稳定资金的来源, 改善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第三, 加速银行间的兼并收购, 以超常规的发展方式来补充银行资本。对于一些自身融资能力不强的中小银行而言, 为了不让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影响资产业务的规模, 通过资产重组、并购和业务转移的方式来达到监管部门的要求也不失为一个可取的途径。

3.2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方式的转变, 改变存贷利差为主的粗放式盈利模式, 适当发展中间业务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 为了满足新协议的要求, 必须提高储备资金以防范潜在风险, 从而减少可动用的信贷资金规模。对于我国粗放式增长的商业银行来讲, 不得不被迫加快经营方式的转变, 寻求资本节约型经营模式。而部分中间业务就具有不占用资本金的优势, 可以减轻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压力。因此商业银行应该积极促进自身盈利模式的多元化, 通过精细化资本管理, 准确、科学计量资本, 推进银行产品创新, 开展资本节约型业务, 限制资本消耗型业务, 努力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尽可能以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取最大的经营效益。

3.3改变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定价策略,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银行风险定价模型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定价长期坚持外延式定价思路, 片面强调市场竞争, 甚至有不计成本发放贷款的做法, 定价行为中没有充分而有效地体现出商业银行对效益的追求和肯定。面对新协议更高的资本要求, 商业银行必须改变定价策略, 在价格中体现业务的风险, 在价格中包含资本对利润的要求。各商业银行应积极借鉴国际成熟的定价工具, 建立适合自身情况和客户特征的风险识别、检测和定价工具, 不断积累包括客户违约率、违约损失概率等在内的客户信用数据, 在各银行总行制定基准价格的基础上, 授权各银行经营机构适当的定价权, 并将定价效果的好坏、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 (RAROC) 的高低和信贷业务人员的绩效考核挂钩, 做到“全员风险定价”。

4结论

由于中国银监会目前对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高于巴塞尔协议Ⅲ的新规定, 短期内我国银行业补充资本的压力不大, 但其对银行业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长期来说,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必须做好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 所谓开源, 是指我国商业银行必须通过提高留存、发行金融债券或者通过资产重组、并购和业务转移的方式来补充资本, 确保银行业在经济步入下行通道的时候也能具备充足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所谓节流, 是指我国商业银行在业务发展方面, 要做到改变过去粗放型的信贷规模扩展方式, 降低资本消耗型业务占商业银行业务的比重, 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推进金融创新, 大力发展类似代客理财、财务咨询、资产管理等资本节约型中间业务, 以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取最大的经营效益。此外, 在业务管理方面, 商业银行必须不断提高风险定价能力, 促使商业银行定价行为由“规模导向”向“价值导向”转变, 在传统信贷业务的价格中更多体现业务风险的大小, 确保信贷业务所配置的资本能获得较高的回报。

参考文献

[1]耿明英, 陈钰.巴塞尔协议III的主要规定及在中国的实施[J].对外经贸实务, 2011, (6) .

[2]史进峰.中国版巴塞尔III落地四大监管工具“宽松”出炉[J].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 2 (23) .

[3]韩龙, 包勇恩.巴塞尔III对规制资本规则的修订与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 2011, (1) .

[4]吴艳艳.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应用——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J].金融与经济, 2010, (6) .

巴塞尔Ⅲ协议 篇10

自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以来, 资产证券化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当今世界金融市场中备受瞩目的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 通过一定的结构重组和信用升级, 进而转换成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的流通的证券的融资方式。简单来说, 一次完整的证券化融资的流程如下:首先由发起人将拟证券化的资产“真实出售”给一家特殊目的机构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 , 然后由SPV将拟证券化的资产汇集成资产池, 并进行相应的结构重组和信用升级, 接着SPV以资产池所能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持, 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有价证券来融资, 最后用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来清偿所发行的有价证券。

随着资产证券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 有关资产证券化监管问题也成为了巴塞尔委员会日益关注的重点。在巴塞尔委员会2002年10月发布的第二份工作报告中指出:由于资产证券化大规模迅速发展, 对于证券化的处理已经成为了巴塞尔资本协议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缺少了这一部分, 巴塞尔协议Ⅱ就无法达到巴塞尔委员会在银行监管领域所要实现的监管目标。基于此, 在巴塞尔委员会开始制定BaselⅡ时, 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工作小组, 讨论和制定资产证券化的监管规则, 历时多年, 先后发布了多份关于资产证券化监管的征求意见稿, 最终形成了巴塞尔资本协议Ⅱ中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 对商业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在三大支柱下提出了要求, 分别是统一的资本计提标准、监督管理和信息披露要求, 这是资产证券化监管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二、巴塞尔协议Ⅱ下资产证券化监管在金融危机中暴露的问题

尽管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确立了资产证券化的全面监管框架, 但是金融监管的滞后性, 使得资产证券化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 资产证券化产品资本计提不足

巴塞尔协议Ⅱ中对于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规定了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两种计量方法, 并且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 但是协议Ⅱ也规定了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 而这些要求对于大多数银行来说难以达到, 因此, 只能采用标准法。但是, 标准法下, 风险权重的设置相对简单, 这就使得银行对于资产证券化产品配置的资本金无法有效覆盖银行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一旦发生极端情况, 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就会受到巨大的挑战。

(二) 忽视资产证券化所具有的系统性风险

对于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机构投资者来说, 它们会再将这些证券化产品作为基础资产打包售出, 再次地进行证券化。而在不断证券化的过程中, 承担风险的投资者的规模不断扩大, 风险在一步步地转移过程中也不断被放大, 系统性风险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积累。然而, BaselⅡ中所设计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依旧延续了传统的强调单个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监管理念, 只关注到了银行在证券化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以及风险是否有效转移等问题, 而忽视了资产证券化所具有的系统性风险, 忽视了风险转移过程中系统性风险的不断积累。

(三) 缺乏对资产证券化顺周期效应的监管

顺周期经营是银行业普遍采取的运营模式, 而资产证券化对于这种运营模式更具推动作用:在经济繁荣时期, 商业银行能够很容易地进行资产证券化, 因此银行就会降低贷款标准不断扩大信贷规模, 然后将贷款打包出售给SPV, 在获得资金后再次发放贷款。如此一来, 信贷规模的扩大, 就会对市场需求产生刺激作用, 导致经济“过热”;在经济衰退时, 证券化难度的增加又促使银行紧缩信贷, 进而延长经济低迷。而BaselⅡ中对于这种推动作用并没有相应的防范和监管措施。

(四) 缺乏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尽管BaselⅡ中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来评估证券化产品, 但是由于内部评级法的复杂性, 使得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 所以银行更多地依赖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 以降低风险管理的成本。然而, 信用评级机构的透明度欠缺、存在利益冲突、缺少竞争、缺失独立性等使得信用评级并未反映出产品的实际风险。在此次金融危机中, 信用评级机构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使无数投资者蒙受巨额的损失。但是, 巴塞尔协议Ⅱ并未对外部评级提出具体的监管要求, 并没有将信用评级机构纳入到监管范围之中。

(五) 信息披露不足

巴塞尔协议Ⅱ在第三支柱市场约束下强化了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的要求, 主要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 要求银行进行信息披露。但是, 披露的内容仅仅包括了与证券化风险暴露计提资本的有关的内容, 已经不能覆盖证券化的全部风险, 无法为投资者提供更为有效地信息, 特别是关于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中道德风险的存在, 巴塞尔协议中并没有规定披露要求。

三、巴塞尔协议Ⅲ对于资产证券化监管的完善

随着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并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巴塞尔资本协议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与批评。从2009年7月至2010年9月, 巴塞尔委员会开始制定一系列国际银行监管新标准来应对金融危机, 2010年9月12日, 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和监管机构在瑞士经过各方讨论后最终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方案——《巴塞尔协议Ⅲ》。

巴塞尔委员会对于资产证券化监管的完善主要体现在组成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一系列文件中, 包括《巴塞尔资本协议Ⅱ框架完善建议》 (Enhancements to The BaselⅡFramework) 、《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 (Revisions to the Basel II market risk framework-final version) 、《增强银行业抗风险能力》 (Strengthen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banking sector) 等文件。这些文件针对BaselⅡ下资产证券化监管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相应地完善, 以期建立起更为有效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

(一) 第一支柱下

1、扩大风险覆盖范围

BaselⅢ中要求银行应当在其内部资本充足性评估程序中全面考虑资产证券化可能引起的全部风险, 并做出相应的处理, 特别是在第一支柱下没有覆盖到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所有暴露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声誉风险;对证券化的基础风险暴露的潜在违约和损失;源于特殊目的实体的信用额度或流动性便利;由参与方提供的风险暴露等。

2、弥补资本计提不足的缺陷

《巴塞尔资本协议Ⅱ框架完善建议》针对BaselⅡ中资产证券化产品资本计提不足的弊端提出了完善建议, 进一步严格资本计提, 增强资本的风险敏感度。

首先, 增加了资产证券化资本计提的范围, 加强了对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下某些证券化的处理方法, 特别是再证券化。

其次, 要求银行将表外结构性投资工具都应当纳入并表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如果未纳入并表范围, 对这些附属机构的资本投资应从银行资本中扣除。

再者, 巴塞尔协议Ⅲ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再证券化产品风险权重的提高。巴塞尔委员会将再证券化定义为,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一个或多个基础资产符合BaselⅡ框架下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定义时, 该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就被定义为再证券化。无论是在标准法下还是在内部评级法下, 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都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此外, 无论再证券化产品的信用评级如何, 以及银行采取何种计量方法, 都不能将再证券化产品视为合格的抵押担保品用以风险缓释。

3、对外部评级设置额外限制条件

BaselⅢ中对使用外部评级确定资产证券化监管资本要求规定了额外限制条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排除银行自身提供增信安排导致的信用评级提高带来的资本优惠。

第二, 银行必须进行尽职调查, 持续及时地掌握基础资产池风险信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和风险特征。如果银行对于采用外部评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未达到上述两项要求, 没有积极收集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潜在的风险暴露信息, 就必须从资本中扣除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第三, 巴塞尔委员会将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 制定的《信用评级机构的核心行为准则》 (Code of Conduct Fundamentals for Credit Rating Agencies) 中规定的核心要求作为使用外部评级的资格标准, 即要求外部评级必须是由合格的信用评级机构做出的, 对于合格评级机构的认定则需要监管当局来完成。

4、增加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设置

为了降低资产证券化等带来的顺周期效应, 巴塞尔资本协议Ⅲ中规定了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

首先, 巴塞尔协议Ⅲ规定了资本留存缓冲 (Capital Buffers) 。所谓资本留存缓冲就是在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 银行应持有额外的资本缓冲, 以应对突然出现的危机。巴赛尔协议Ⅲ确定资本留存缓冲应由普通股构成, 且不低于普通股的2.5%。

其次, 巴塞尔协议Ⅲ还规定了逆周期的资本缓冲要求。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银行在经济上行时期, 要提取反周期超额资本, 以限制银行大规模发放贷款, 抑制经济过热;在经济下行时, 银行要运用这些反周期超额资本来缓冲信贷的过度紧缩, 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 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保留由普通股或者是其他具有完全吸收能力的资本构成的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这些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具体比例将根据宏观经济的情况进行确定。

5、加强对流动性便利监管

巴塞尔协议Ⅲ在协议Ⅱ基础上加强了对于流动性便利的监管。具体而言, 就是提高了资产证券化涉及的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 短期合格流动性便利的信用转换系数从20%提升到50%, 并取消了对市场整体出现动荡时的流动性便利的资本优惠。同时, 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在进行压力测试时评估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暴露对于银行保持足够的流动性的影响。

(二) 第二支柱下

在第二支柱下, 巴赛尔协议Ⅲ进一步增强了监管当局地监管责任,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监管当局要更好地协调资产证券化市场上发起人和投资者的利益, 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第二, 由于巴塞尔协议Ⅲ中要求银行所采用的外部评级必须是合格的信用评级机构所做出的, 因此监管当局需要对于合格的外部评级机构进行认定, 同时监管机构还应当公开合格信用评级所应遵循和适用的评级程序、评级方法、评级假设以及其他的关键因素。

第三, 基于金融危机下系统性风险监管的缺乏, 巴塞尔协议Ⅲ中要求监管机构应当加强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监管, 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 在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同时, 更要注重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三) 第三支柱下

为了有效发挥市场约束作用, 在信息披露方面, BaselⅢ对于银行提出了如下要求:第一, 银行应当披露交易账户下资产证券化的风险;第二, 披露在资产证券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的SPV相关信息;第三, 披露再证券化的风险暴露;第四, 与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相关的渠道和库存风险。

总的来说, BaselⅢ, 通过完善对于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认识、提高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资本计提要求、降低银行对于外部评级的过度依赖、强化监管机构的监管责任、加强银行对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信息披露, 以引导银行规范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使银行更加注重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与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从而防范风险的发生, 提高应对抵御风险的能力, 实现稳健经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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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Ⅲ协议 篇11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 21世纪以来这种关联越来越明显, 每一次专门针对全球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协议的出台都伴随金融危机的产生, 可以说, 每一次的金融危机都催生了新一轮的金融监管改革。继2010年7月21日美国颁布实施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之后, 2010年9月12日,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来自27个经济体的央行和银行监管机构负责人, 通过了关于加强全球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方案《巴塞尔协议Ⅲ》, 并在随后的G20首尔峰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成为本轮危机后首个全球范围内的重大监管改革。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暴露出现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诸多不足, 如危机爆发时全球银行整体资本质量不佳、现行监管体系未对杠杆率进行一致监管、金融业的顺周期性未引起足够重视、对系统性风险考虑不足等。这些都促使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痛下决心进行改革, 加速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

中国于2009年加入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尽管我国目前才刚进入到《巴塞尔协议Ⅱ》实施阶段, 但就中国银行业而言, 巴塞尔协议Ⅲ的制定和实施, 将有助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 全面提升银行业的风险控制水平, 同时对整个银行业的经营业绩和竞争能力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二、巴塞尔协议Ⅲ的金融监管新理念

三代巴塞尔协议始终坚持以资本监管作为监管核心, 但是每一次协议的监管框架都会坚持与时俱进, 针对最新的金融创新所出现的监管漏洞, 巴塞尔协议Ⅲ的金融监管新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微观监管与宏观审慎结合;资本监管与流动性监管兼顾;注重数量的同时关注资本质量;确立了银行监管新标杆。具体的监管改革如下:

第一, 充分提升资本监管的风险捕捉能力。扩大风险覆盖范围, 注重全系统中的流动性风险监管, 提出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融资比例两个针对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定量指标。同时提高对交易账户和复杂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 同时还会强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监管, 将表外风险视同为表内风险, 并提出明确资本的要求。

第二, 改进资本工具, 提升资本工具吸收损失的能力。将资本工具更加细化分为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一级资本可以在持续经营下吸收损失, 二级资本在银行破产清算条件下吸收损失, 并取消专门低于市场风险的三级资本。并在普通股权益层面进行严格的资本扣除和调整项, 分别对各类资本工具建立合格的标准, 提高商业银行资本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

第三, 引入杠杆监管标准。实施杠杆率监管可以为银行体系杠杆率积累确定底线, 缓释不稳定的去杠杆化带来的风险以及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采用简单、透明、基于风险总量的指标来衡量风险资本, 一方面预防计量错误和模型风险的发生, 另一方面可以防止银行钻风险资本要求的漏洞。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可能会导致监管套利, 从而扩大资产风险度。

第四, 构建反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反周期资本监管是与经济顺周期性相对应的概念, 指经济上升时央行增加对各商业银行准备金要求, 而不是现在的在经济繁荣阶段为了追求盈利而降低准备金等高流动性资产的储备, 这样有助于减少在经济突然出现衰退的时候对流动性资产的需求, 实现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缓解最低资本要求的周期性波动;建立前瞻性的贷款损失拨备制度;建立留存超额资本;建立与信贷增长挂钩的反周期超额资本, 以弱化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负反馈效应。

第五, 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与普通股的比例最低标准从原来的2%提升至4.5%, 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作为补充。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从4%提升至6%, 完全由普通股组成的资本缓冲提升到了8.5%。总资本充足率保持在原有的最低8%不变, 但是现在包括更低水平的二级资本。包括资本留存缓冲在内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总数为10.5%。同时, 为了冲抵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性, 委员会还特地增设一项新的资本充足要求, 就是逆周期缓冲资本, 其具体设定可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商业银行运营状况在0～2.5%之间浮动。

由此可以看出全球监管的发展趋势是:整个监管体系始终坚持以资本监管为核心, 对资本的监管越来越严格, 资本数量与质量监管并重, 并随着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 逐步认识到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监管的重要性, 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 一改以前的事后监管, 注重事前监管, 建立流动性风险预警机制。资本监管可能已经比较成熟, 作为巴塞尔委员首次系统制定并推广的全球流动性监管指标, 在整个监管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流动性监管框架的建立和完善随着金融创新的升级、金融监管的实践和全球银行业的广泛参与, 一定会越来越完善。

三、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的中国银行业监管

(一) 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目前我国银行业还处在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Ⅱ的阶段, 因此巴塞尔协议Ⅲ对国内银行业尤其是国内大型银行在短期来看影响不大, 中型银行影响稍大一些。从表1相关指标可以看出我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已经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 但是中型银行由于本身资本规模不够, 在该标准下就会面临较大的资本压力。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平均加权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都在巴塞尔协议Ⅲ的规定之上, 但是随着国际银行业竞争的加剧, 我国银行业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强对资本质量的监管, 以应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

虽然在短期内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银行业影响不大, 但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的监管体系是金融创新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我国由于银行业的发展起步比较晚, 因此还没达到这个水平, 但是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 我国银行业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遇到这些问题, 因此就长期来看, 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体系对促进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银监会2010年报整理得出。

1.信贷资产高速扩张的业务发展模式面临严峻考验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目前无论是城市化率还是市场化率, 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因此在城市化率、市场化率和信息科技化率等众多因素的推动下, 我国国民经济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但是我国至今仍然是一个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的国家, 其主营业务仍然是信贷, 信贷规模仍然是实现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中介目标之一。据研究表明信贷增长速度一般是GDP增长速度的1.5～2倍, 照此如果我国GDP仍然保持平均8%～10%的增长速度, 那么银行信贷就必须按照15%～20%速度增长。基于“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GDP增长率、GDP和信贷扩张之间的相关性、未来银行业的盈利水平等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未来5年银行业将面临一定的资本缺口, 因为信贷扩张一定会加大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 尤其是加大对资本结构中的核心资本补充能力的要求, 这样就会使改革中的中国银行业压力更大。

另外, 巴塞尔协议Ⅲ在二级资本工具上要求“期限上不能赎回激励、行使赎回权必须得到监管当局的事前批准、银行不得形成赎回期权将被行使的预期”一系列关于赎回的限制性规定, 我国商业银行在这方面还不能满足这一规定, 因为在我国银行业资本结构中, 长期次级债券仍然是附属资本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满足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要求, 提高资本流动性, 就必须降低长期次级债券的比例, 从而造成信贷扩张和资本约束之间的矛盾。

2.监管要求和盈利能力增长之间的矛盾

较之前两次巴塞尔协议内容, 此次巴塞尔资本协议在强调资本质量的同时, 更加侧重银行资本的流动性管理。鉴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经验教训, 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更高的流动性覆盖比率, 将高流动性覆盖比率作为监管标准之一。因此, 为达到更高的流动性覆盖比率, 各类商业银行应该加大高流动性资产的持有比例, 包括:现金、准备金基础货币和流动性及风险性较低的短期证券, 但是高流动性的证券及M1都会加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商业银行的机会成本等, 降低各银行的盈利率, 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加剧流动性与盈利性之间的矛盾。

3.发展表外业务和调整业务结构之间的矛盾

巴塞尔协议Ⅲ针对美国金融危机所出现的新型金融问题, 提出另一流动性监测指标, 即净稳定资金比率。该指标中的分子主要包括短期 (一年内) 存款、短期中小企业存款 (两者共计70%) , 还有一部分是一般企业存款和同业存放 (合计约50%) 。分母是流出资金和流入资金之差。在资金流出中, 存款占比最大, 然后依次是同业存款 (100%) 、一般企业存款 (25%) 、中小企业存款 (15%) 和零售存款 (15%) 。净稳定资金比率衡量的是一家机构根据资产的流动性状况和其表外承诺及负债导致的流动性或有需求状况所使用的长期、稳定资金的数量。由以上数据可以得出, 为了达到国际银行业的监管标准, 银行就会更多地持有一般企业存款、中小企业存款和零售存款, 而不是大比例的同业存款。但是就中国目前银行业现状来看, 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相比, 新兴发展起来的一些城市商业银行规模还不是很大, 网点分布不够广, 吸收中小企业存款和零售存款能力不够, 银行间拆借资金是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会给这些新兴商业银行造成更大的经营发展压力。

4.调整负债结构和网点数量不足之间的矛盾

从上面第3点我们可以看出, 此次资本协议将越来越弱化承诺类表外业务和贸易融资类表外业务的比较优势。从净稳定资金比率 (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NSFR) 指标可以看到, 在资金流出中, 保函和信用证在内的或有融资负债保函业务、信用证业务零售、一般公司信用承诺占用稳定融资资金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依次为100%、50%、20%和10%, 这就会使得相关贸易融资表外业务的资金流出数值非常大。但是为达到国际银行业的监管标准, 很多银行就会选择降低承诺类表外业务和贸易融资类表外业务在整个业务结构中的比例。近些年, 我国银行业为了调整业务结构, 实现银行业变革转型, 提高国内及国际竞争力, 很多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提出要加快贸易融资等业务的发展步伐和结构转型步伐, 但是进展仍然比较慢, 所以在国际银行业监管的硬性指标下, 会加大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压力。

(二) 中国银行业应对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对策建议

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各成员国在2013年1月1日之前完成相应的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并在2013年元旦开始实施新监管标准, 2019年1月1日前全面达标, 作为成员国之一的中国也必须在协议所规定的过渡期内达到其标准, 而我国银行业本身起步晚, 发展速度相对较慢, 因此要达到其标准任重道远, 需要借鉴国际银行业的监管经验来补充完善我国银行业的监管缺陷和漏洞。

1.制订银行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就目前看来, 我国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已经达到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某些指标, 短期内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对一些正在转型时期的中小商业银行仍然影响较大, 尤其是从长远角度来看, 对我国整个银行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 所以要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从战略上重视, 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具体做法如下:首先, 明确资本管理的目标。国内银行应该制定一个总体的资本管理规划, 明确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的资本配置目标, 处理好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两者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从银监会的角度出发的外部监管, 后者是从银行自身出发的一个内部监管, 前者大于后者时, 表明风险资本覆盖率和流动性充足, 但与此同时表明用于盈利的资本减少。反之, 则表明风险的资本覆盖和流动性不够高。所以必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找到一个契合点。其次, 扩大资本的补充渠道。除了股本、长期次级债券等, 还可以通过发行一些可转换债券、混合资本债券等来筹集资金, 形成资本补充多元化, 以实现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转型, 转变盈利模式, 加强风险管理和成本管理;第三, 利用资本创造更高的效益, 即资本使用效率。商业银行必须从根本上优化资本结构、客户来源结构、业务结构、盈利模式结构等来提高资本利用率, 加快推进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平稳中求回报。

2.建立健全我国银行业的杠杆率机制

“杠杆率机制”是巴塞尔协议Ⅲ的创新内容之一, 若实施杠杆率监管指标, 在资产规模相当的情况下, 若在资本充足率均达到监管要求的前提下, 从事低风险业务的银行要求资本相对更多, 从而导致低风险业务银行的效率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 低风险业务银行可能会减少低风险收益的信贷业务, 转而增加高风险收益的信贷业务, 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银行系统的风险。因此, 在实施杠杆率监管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不同的经营模式, 对银行实施差异化杠杆率要求。此外, 在计算杠杆率的时候, 必须将资产结构业务中的表外资产通过一定的系数转化为表内资产, 在这点上与前两次的巴塞尔协议有关信用风险的计算上有一定的相似性, 包括金融衍生产品资产也必须要计算其中。杠杆率即一个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与资本的比率。杠杆率是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一个指标, 从侧面反映出公司的还款能力。它能够有效地起到约束银行业务规模的过度扩张的作用, 同时他作为一种宏观审慎监管的逆周期监管工具, 还可以监管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力度, 所以建立杠杆率机制其实是实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监管手段。在目前我国的金融改革中, 杠杆率被完全采纳, 但是还不是很完善, 需要结合我国国内不同银行自身的条件, 建立适合其发展的杠杆率机制, 加强对银行业传统业务监管的同时, 还必须加强对影子银行、衍生产品的监管, 防范于未然。

3.建立不良贷款拨备率的动态监管机制

不良贷款拨备率其实就是信用风险的一种监测指标, 尽管在这次的资本协议中还没有提出对拨备率的监管, 但是拨备覆盖率这一指标对银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更是后危机时代的关注重点。拨备覆盖率指标是银行贷款可能发生的呆、坏账准备金, 是银行出于审慎经营的考虑, 防范风险的一个方面, 也是反应业绩真实性的一个量化指标。此项比率应不低于100%, 否则为计提不足, 存在准备金缺口。比率越高说明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拨备率的高低应适合风险程度, 不能过低导致拨备金不足, 利润虚增;也不能过高导致拨备金多余, 利润虚降。中国银监会2010年10月10日下发文件, 要求银行将之前的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中, 所有表外资产在两年内全部转入表内, 并按150%的拨备覆盖率计提拨备。拨备动态监管旨在引导银行做到“以丰补歉”, 具体来讲就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减少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 提高银行资产的流动性, 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贷款以抑制经济的衰退, 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 用来预防经济衰退时出现的偿债能力不足问题, 提高银行业的风险抵御能力。具体做法如下:首先, 鉴于拨备覆盖率无法充分反映商业银行长期信用风险抵御能力, 可以引入互补性的风险度量指标, 建立综合性指标体系来衡量和监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防御能力。在衡量商业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总体水平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方面, 除了要特别重视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外, 建议增加两组指标:第一组指标包括贷款拨备率 (贷款减值准备/总贷款) 和信贷成本率 (当年计提的减值准备/贷款平均余额) 。第二组指标包括预计损失率 (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 和不良贷款形成率 (新增不良贷款/年初贷款余额) ;其次, 进一步加强前瞻性风险识别和拨备计提。拨备覆盖率监管有效性的核心, 在于拨备制度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风险识别和拨备制度的设置上应该考虑未来的信贷风险。具体措施包括:优化贷款分类制度 (如多级分类) 、推进内部评级法的运用、建设和优化全面覆盖的综合征信体系、实行动态拨备等;然后, 实行更加细致的分类监管。由于商业银行的客户群不同, 其信贷风险水平及其合理的拨备覆盖率水平会存在差异。建议加强对商业银行实行更加细致的分类监管, 根据贷款的投放情况, 实行分行业、分地区、分客户群的拨备覆盖率监管措施。

此外, 从风险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来讲, 监管部门应尽快研究制定拨备覆盖率指标的浮动监管区间, 给商业银行营造稳定的、可预期的监管环境和政策导向, 便于商业银行统筹考虑计提拨备和覆盖风险的要求, 不断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

4.加强对流动性的监管

尽管长期以来我国有一套适合我国银行业的流动性监管体系, 但是在当今这样一个与国际银行业接轨的时代, 我国银行业与国际银行业在管理上存在很大的差距。纵观世界金融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他们并没花大力气在存贷比的管理上, 而比较重视资产负债在期限上的匹配问题管理, 这才是解决银行流动性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我们应该向国外发达银行学习借鉴管理方法。国内银行要应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 除了要引入巴塞尔协议Ⅲ中的净稳定融资比例和流动性覆盖率这两大定量监管指标外, 还要引入一些辅助性的检测指标, 如:存贷比、客户存款集中度和核心负债依存度等, 争取在巴塞尔委员会规定的过渡期内构建一个满足国际银行业监管要求的全面的流动性风险监管和监测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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