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的法律思想（精选11篇）
汉文帝的法律思想 篇1
581 年, 北周静帝被他外祖父———隋国公杨坚取而代之, 建立隋朝, 改元开皇。587 年, 为灭梁、陈两国, 隋文帝先是令梁帝萧琮到长安入朝, 随即软禁起来, 梁国文武百官及百姓十余万人在梁帝叔父萧岩的威胁利诱下, 投了南陈。随后, 隋文帝则令将军崔弘度带兵进入江陵, 梁国灭;588 年早春, 隋文帝又诏令天下, 历数陈后主二十条大罪, 年末即派杨广率大军五十万, 设妙计巧渡长江, 浩浩荡荡开至建康城下。骄奢自满的陈后主自然不是能征善战的杨广对手, 没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几个月后, 陈国被隋军踏平。隋代统一南北后, 隋文帝杨坚也知道自己帝位来得不是那么光明正大, 因此十分重视以法律形式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所以隋文帝自导自演完“禅让”之剧情后, 就命尚书右仆射高颖等人以“开皇”为名, 编制隋代刑法《开皇律》。颁布之日, 隋文帝下诏通告天下, 表白说:绞刑和斩刑已是最极端的刑罚了, 而枭首和腰斩既不符合天理人伦, 也没有使用的意义, 与鞭刑等不人道的刑罚一并去掉。另外在诏书中还说:一家中如有一个不肖子孙犯法,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整个家族全部法办, 恐失公正, 摈除之;流役6 年, 减5 年;徒刑5 年, 改3 年。剩余法律都遵循“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原则来执行。因此, 隋文帝也是第一个取消枭首、腰斩、连坐之刑的封建帝王。其法律体现出了人道主义及“轻罚”的司法变革思想。这部法律颁布后, 隋文帝鉴于法律刚刚颁行, 社会各界对法律条文尚不熟悉, 因此规定了司法直诉制度:即有人伸冤至县里不管的, 上州郡及省, 直至上奏朝廷。583 年, 隋文帝阅刑部奏折时发现, 当年断狱案子仍有上万条。据此认为, 还是法律过于严密苛责, 导致无心之过或不慎触犯而遭到法办。因此命宰相苏威、礼部尚书牛弘重新修订《开皇法》, “摈除死罪八十一条, 流罪一百五十四条, 徒杖等千余条”。只留下五百条罪。共十二卷。这部法律, 也奠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法律基本框架。虽然后来隋炀帝制定的《大业律》也遵循了《开皇律》“轻罚”思想, 但他违背法律主旨, 残暴施政的做法人所共知, 因此唐代的《唐律》制定之初, 鉴于隋炀帝说一套做一套, 认定他的《大业律》并不严谨, 因此只沿用隋文帝的《开皇律》及其法律思想。
一、隋文帝即位之初“德刑兼备”的法律思想
1.“以德化民”的法律思想。在隋文帝法律思想中, 掺糅了儒法佛道等各家思想。这是因为刚刚从纷乱的魏晋南北朝走出来的中原大地, 360 多年里历经政权更迭三十余次, 惨烈的战争场面给百姓留下深深的心理阴影。另外, 玄学大兴其道、佛教传入和兴繁、道教兴起, 还有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思想的涌入, 使各种思潮交织在一起, 很难在较短时间内, 让朝廷及社会民众形成统一的思想观念。因此, 隋文帝法律思想包涵内容之丰富, 也是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尤其是汉武帝及后世帝王对儒学的推崇, 儒学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都十分广泛, 因此在法律融进了很多儒家法制理念。不过, 纵观隋文帝的一生, 其实他对儒学思想并不感兴趣, 特别是其统治后期, 法家思想更为明显。而此时的隋文帝, 仅仅是用儒学及其“仁治”思想包装自己而已, 因此经常也会在他诏文中见到这样的辞句。如583 年秋, 隋文帝下诏曰:“朕君临区宇, 深思治术, 欲使生人从化, 以德代刑……”所以, 隋文帝的德政、仁治的表面文章也贯彻在他“轻罚”的法律思想当中, 其目的是以重德及宽治来规范和感化焦躁不安和有着极度不安全感的人们, 改善和维护社教民风。例如他还接受治书侍御史李谔的儒家传统礼教建议, 规定“九品以上妻, 五品以上妾, 夫亡不得改嫁”。
因此出于减轻封建社会阶级激烈的矛盾冲突, 维护帝王统治地位的考虑, 隋文帝即位之初非常重视“德政”。不仅个人保持节俭谦逊的形象, 还严惩官吏贪污受贿及渎职犯罪行为等, 并实行轻徭薄赋政策, 以示自己德治的决心。又如在关中大灾之年, 隋文帝派自己身边的人视察灾区百姓衣食住行情况, 当听说老百姓吃糠咽菜后, 他在众臣面前涕泪横流、深度自责和检讨, 并在用膳时拒食酒肉, 以示自己要与百姓同甘苦。前往关中太山 (山西省太原市西南) 时, 碰到一群前往洛阳讨食的难民群, 隋文帝命令随行官吏和士兵不许驱赶, 逃难的男女老幼掺杂在皇家仪仗队中一同行进, 遇到老幼病残者, 隋文帝还引马避之。行到险峻山路时, 看到负担难行的难民, 隋文帝就命自己左右上前扶助。可以看出, 隋文帝弄得有声有色的“以德化民”举动, 确实感化了一部分百姓, 也教育了朝廷官吏, 进一步贯彻他“以德化民”的治理策略。例如冀州刺史赵焸自家田中的蒿草被人偷了, 办事的差吏很快就将盗窃者捉拿归案。不过赵焸说:发生这样的案子, 是刺史我没做好主管地区的民风教化问题, 这窃者有什么罪?罪在我一人。最后不仅放了窃者, 临走还送他一车蒿草。在刺史赵焸深刻检讨下, 以及其以理服人的举措下, 盗贼大愧, 胜过严苛之法。后隋文帝到洛阳城, 赵焸前往拜谒。隋文帝说“:冀州乃我重要之州郡, 民用殷实富足, 你做的一切非常符合朕的心意。”
2.“以德去刑”的法律精神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隋书·循吏刘旷传》记:平乡令刘旷任职期间, 如有争讼者, 刘旷首先不加刑具和拘役, 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感化争讼双方, 使他们均愧疚而弃诉讼。另外, 刘旷还将自己大部分俸禄拿来赈济穷人, 百姓都非常感动其德行, 大家都说有这样的好官在, 哪里还有什么官司和争执。刘旷任职7 年内, 平乡民风大治, 路不拾遗, 社交民风极佳。争讼息绝。七年中没有抓过一名犯人, 牢狱中长满了野草, 县衙内门庭冷落。当刘旷离官而去时, 平乡百姓一路泣嚎相送, 数百里不绝。其任临颍县令时, 也获“清名善政, 为天下第一”的美誉。隋文帝召见他时说:朕的天下县令何止千万, 而卿德行出众, 美誉天下, 不易也。遂任命刘旷为莒州刺史。在隋代, 这样“以德去刑”的例子还有很多。还如齐州行参军王伽押送李参等七十多名犯人进京, 犯人身披重枷行至荥阳时, 王伽见犯人着刑具行路极是辛苦, 于是喊他们停下说:你们既然触犯了国家法律, 损坏了社会风化, 受紧枷粗绳之刑具理所应当。如今还要劳烦狱卒押解, 难道你们的内心没有愧疚么, 李参等囚犯听完诺诺称是。王伽又说:我欲去掉你的枷锁, 不用狱卒押解, 咱们在京师集合, 可敢违期?李参等犯人听后又惊又喜, 又是异常感动, 于是伏在地上誓言:不敢违期。王伽取其枷锁后说:汝等不如约, 吾因汝等而受死, 说完舍之而去。众流人欢呼雀跃, 独自进京, 七十多名囚犯都按照约定期限到京师集合, 无一逃跑。隋文帝听后极为惊诧, 遂召王伽谈话, 连连称赞其好德之行。一日, 隋文帝还召李参等流人携自己妻子儿女入宫, 款之以酒宴, 并当庭赦免了他们的罪行。
二、隋文帝法律变革的思想实质
如果说隋文帝即位之初的法律还是一个披着儒学之皮的司法制度的话, 到了其统治后期, 干脆连这张儒学之皮也弃之不用了。他一方面声称儒学是维护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尊长立幼的纲常之本, 也说“升之以朝, 任之以职, 故能赞理时务, 弘益风范”。另一方面, 隋文帝以学生“多而不精”为借口, 撤销了太学、四门及州县官学, 整个隋朝官学只剩下国子学一处允许招收七十名儒生。后人指责隋文帝“:不敦诗书, 下尚道德, 专任法令, 严察临下。”不过在“废除官学”的当天, 隋文帝就开始了“颁舍利与诸州”举措。可见他佛道思想还是较为稳定的。例如在《隋书·刑法志》中就记载:隋文帝晚年推崇佛道思想, 并规定如果发生僧人、道士破坏神明之象的, 百姓亵渎神灵者, 均按恶逆罪论。600 年, 隋文帝又下诏说“:佛法深妙, 道教虚融, 咸降大慈, 济度群品……故建庙立祀, 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 镇海诸神形像者, 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 道士坏天尊者, 以恶逆论。”二是隋文帝以统治目的为出发点, 采取“因时立法”的法律变革思路。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 每一个政权建立后都制定了自己的法律, 但每个朝代法律的变化并不大。隋文帝这样“不拘成规”地频繁立法, 即便在乱象纵横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多见。大隋建立之初, 他就命大臣着手修订新的法律。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颁布了《开皇律》。对此他诏曰天下说“:帝仁作法, 沿革不同, 取适于时, 故有损益。”三年后, 隋文帝就重新修改了这部法律。又如隋文帝还在乡正问题上与内史令李德林发生过争论, 然而他还是坚持设立了五百个乡正。不过后来由于弊端丛生, 隋文帝又将5 百乡正给取消了, 这也体现隋文帝因时因地地快速创建法律的变革思想。
综上可以看出, 隋文帝即位初期废除了前朝严刑峻法, 如在讯问囚犯时规定, 刑杖刑不能超过二百下, 中途不能换人, 枷锁大小要根据流人的流放行程的远近佩戴等。在这一点上具有积极的法律建设意义, 对唐朝法律具有直接的影响。不过随着统治时间的推移, 隋文帝越来越不看好具有儒家思想内涵的法制效力, 而他表里不一的法律思想也逐渐暴露无遗, 到其统治末期“, 以德去刑”的法律思想已完全被“用法益峻”的做法所替代。
参考文献
[1]周东平.隋《开皇律》十恶渊源新探[J].法学研究, 2005 (4) .
[2]所桂萍.隋朝法制与隋朝兴亡的辩证统一[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4 (11) .
[3]徐迎花.论隋文帝的御国临民之术[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2 (4) .
[4]张先昌.《开皇律》的修订及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J].法学研究, 2002 (4)
促使汉文帝废肉刑的少女 篇2
西汉初年，刑罚是很严酷的，各种酷刑漫无节制，单就肉刑而言有：黥刑，即在脸上刺字涂墨；劓刑，即割掉鼻子；斩左趾，即砍掉左脚；斩右趾，即砍掉右脚，等等。受刑的人，轻则终身残疾，重则致死。有钱有势的人，可以通过权势和钱财减刑和免刑，穷苦百姓只好听天由命，广大民众苦不堪言。
文帝时有一个叫淳于意的人，当时任齐太仓令，不慎触犯了刑法，诏狱逮送长安治罪。太仓令是一个小官，无权无势，淳于意自感此去凶多吉少，与家人临别之时。眼望哭成一团的五个女儿，不禁悲从中来，喟然长叹：“可惜没有男孩，要这些女孩，遇到紧急事情有什么用!”听到父亲讲这些话，女儿们更是痛哭不止。
这时，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走上前来：“父亲，孩儿虽是女流之辈，如今也要做出一番事业来。我要和父亲一起去长安，上书皇上，替您洗辩冤屈。”淳于意没有想到小女儿竟如此勇敢，心中感到很有些宽慰，便同意女儿跟随自己进京。
经过一路艰难跋涉，父女俩终于到了长安。淳于意受审之后被判处肉刑。闻讯后的缇萦强忍悲痛，怀着对父亲的无比挚爱和对千万受刑者的深切同情，冲破种种阻碍大胆上书文帝：“我的父亲是齐地的一个小官吏，有清廉的好名声，现在不慎犯了法，按律当受刑。我痛感死去的人再也不能复生，受刑的人再也不能复原，即使他们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我情愿做官府的奴婢，来赎我父亲的刑罪，使他有机会重新作人。”
当时官府中的奴婢生活是相当凄惨的，她们日夜劳作没有丝毫人身自由，和囚徒没什么两样。缇萦为拯救其父免遭酷刑，甘愿成为官府奴婢，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汉文帝，使他认识到了酷刑害民的严重性，于是他下诏自责：“听说古代的贤君舜，用在衣冠上画上特殊的标记和穿上不同的服装来惩戒犯罪行为，而百姓没有犯法的，天下治理得很好!现今肉刑就有三种，奸恶仍不停息，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因为我的恩德寡薄，教化不力吗?”勇于自责的文帝也充分认识到了肉刑的不合理性，“有人犯了法，还没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化而他们已被处以刑罪，他们虽想改过自新但身已残废机会已经没有了。那些断人肢体刻人肌肤的刑罚真是太不人道了!”文帝的自责并不是作作样子，随即便下令废除肉刑，责成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负责修改刑律。同年新的刑律修成并颁行天下。
修改过的刑律规定：黥刑、改为递去头发，以铁束颈服刑四年；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对于那些犯斩右趾以及杀人自首、官吏贪赃枉法、监守自盗等罪，于判刑之后又犯笞刑罪者，一律弃市处死；而对于判处其它各等徒刑，在一定年限内无逃亡等行为的，则可相应递减刑罪，直至释放免刑为庶人。
新刑律废止了惨无人道断人肢体的肉刑，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区别犯人服刑期间的表现，对改过自新者予以减刑的机会，与旧刑律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史书称，从此以后，社会上风气笃厚，禁网疏阔，刑罚大省，以至一年之中“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秦末统治者极为残暴，最终导致天下大乱，自取灭亡。西汉政权继立后，吸取秦亡的教训，急需缓和阶级矛盾，稳定政局，恢复发展生产。汉文帝废除肉刑，既顺应了民心，又为农业生产保全了更多的劳动力，有利于自身的统治，合乎历史发展的潮流。少女缇萦为救父不畏强权，勇敢地上书皇帝，最终促成肉刑的废止，这在历史上被广为传颂，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由衷地赞叹道：“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缇萦!”
汉文帝的仁政效应 篇3
汉文帝, 称刘恒, 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 母亲为薄氏。公元前196年, 刘邦打败陈豨叛军, 平定代地, 刘恒被立为代王。吕后去世, 朝廷文臣武将合力诛灭诸吕, 迎立刘恒为皇帝, 称为汉文帝。汉文帝以仁政、孝道著称, 与儿子汉景帝刘启共创了“文景盛世”。
在吕后淫威后宫之时, 汉文帝的母亲薄氏向刘邦申请陪同年幼的儿子到了远离宫廷的代地, 薄氏知书达理, 精通黄老之术, 到代地后, 潜心教育儿子为人处世的道理, 使刘恒从小培养了仁爱、忠孝、谦让、低调等品格。朝廷平定吕氏一族之后, 在选择刘邦后代为接班人时, 文武大臣们将目标锁定在了刘恒身上。并派人到代地迎请刘恒回朝登基。刘恒一再谦让, 在大臣们再三恳请之下, 刘恒才做了皇帝, 即汉文帝。
汉文帝登基的当天下令大赦天下, 赐给民家户主每人一级爵位, 赐给无夫无子的女子每百户一头牛, 十石酒, 允许百姓聚会饮酒五天。
文帝说:“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 是用来制止暴行, 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的人已经治罪, 却还要使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因为他们而被定罪, 甚至被收为奴婢。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 希望你们商议改革事宜。”经过大臣们讨论同意, 颁发诏书, 废除拘执罪犯家属, 收为奴婢等各种连坐的法令。文帝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 应当开辟皇帝亲自耕种的籍田, 我要亲自带头耕作, 来供给宗庙祭祀用的谷物。”
此前, 因诽谤罪致使不少对朝廷管理不满, 发牢骚, 提意见的人获刑, 文帝认为应当进行改革。文帝说:“古代治理天下, 朝廷设置进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 用以疏通治国的途径, 招来进谏的人。现在法令中有诽谤朝廷妖言惑众的罪状, 使大臣们不敢说真话, 做皇帝的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应当废除这样的条文。从今以后, 再有这种行为者一律不加审理不予治罪。”
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 狱官将他押解到了长安。太仓令没有儿子, 只有五个女儿。他被捕临行时, 骂女儿们说:“生女儿不如儿子, 遇到紧急情况, 就没有用处了!”他的小女儿缇萦伤心地哭了, 就跟随父亲来到长安, 向朝廷上书愿替父亲受过, 建议皇上废除肉刑。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 就下诏说:施用刑罚以致割断犯人的肢体, 刻伤犯人的肌肤, 终生不能长好, 多么令人痛苦而又不合道德呀, 作为百姓的父母, 这样做, 难道合乎天下父母的心吗?应该废除肉刑。”从此, 肉刑在文帝时期得以废除。
孝文帝从代国来到京城, 即位23年, 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 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 就予以废止。
文帝与母亲薄氏感情深厚, 极尽孝道。薄太后身体虚弱, 常患疾病, 一次连续三年卧病在床。文帝每日勤理朝政, 下朝后便衣不解带地陪伴在薄太后病床前, 给太后煎好的汤药他都要亲自尝过才让服用, 唯恐药饵失调。文帝的孝道感天动地、流传后世, 流传民间的“二十四孝”, 文帝以“亲尝汤药”为题列为之首。
文帝在位23年时在未央宫逝世。留下遗诏说:“我死之后哭吊3日就除去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葬我的霸陵周围山水要保留其原来的样子, 不要有所改变。后宫夫人以下女子全都让她们回娘家, 出嫁成家, 以尽性情。”文帝葬在霸陵, 谥号尊称为孝文皇帝。
在汉朝四百年天下中, 功高首推刘邦汉高祖, 仁政当首推汉文帝刘恒。汉文帝之所以能够在复杂、凶险的宫廷斗争中生存下来, 是因为得益于薄氏的谦卑和睿智。刘恒被封为远离首都, 地处偏辟的代地为王, 薄氏以儿子年少需要呵护为由离开了繁华的宫廷长安, 随同儿子前往代地, 使她们母子离开险境、得以自保。正应了老子的那句:“不自见, 故明;不自是, 故彰;不自伐, 故有功;不自矜, 故长;夫唯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汉文帝面对文臣武将送上门的皇帝之位却再三谦让, 希望刘氏江山有比自己更贤德的人来执掌, 这种品德和胸襟难能可贵。
仁政效应是指, 领导者为政以德、宽厚待民、施以恩惠, 取得社会和谐、民众幸福的现象。
农业税已成为历史。农民种田永久不用交税的理想终于在21世纪得以实现, 2004年, 政府宣布农村新政策:用5年的时间逐步取消农业税,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实施直接补贴政策, 逐步扩大对农民的补贴范围。2006年, 提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了农业税。现在农民耕种田地不仅不用交税, 而且还可以得到农机具购置、良种、家电等多种补贴。政府实施的仁政, 使全国几亿农民从中受惠, 对解决“三农” (农业、农村、农民) 问题, 促进农业发展, 改善农村建设, 增加农民收入, 创造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文帝（刘恒）简介 篇4
文帝，名刘恒(公元前2-前157年)。高祖第三子，惠帝死，吕后立非正统的少帝。吕后死，周勃等人杀死吕产，迎立刘恒为帝。在位23年，病死，终年46岁。葬于霸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35里处)。
刘恒，母为薄姬。在高祖攻破陈希，平定代地后，被封为代王。惠帝死后，吕后立非正统的少帝。公元前一八零年吕后死，吕产、吕禄掌握兵权，控制皇宫，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陈平与周勃设计，使吕产将北军兵权交给周勃。周勃持兵印号召北军将士：“今吕氏企图夺位，谁愿帮助吕家的袒露右臂，愿帮助刘家的袒露左臂;”将士都心向刘家，纷纷袒露左臂。周勃于是调北军入未央宫，杀死吕产等人，防止了夺位的政变。事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以少帝不是正统，于同年闰九月，迎立刘恒为帝。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著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帝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从而开创了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每人每年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文帝还厉行节约。有一次，他准备盖一所露台，一算，须花费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家产，就作罢了。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还废除了过关用传的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这些改革有著重要的意义，但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认真执行。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越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公元前162年，文帝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刘恒在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他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帝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粮仓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帝的“与民休息”政策归到底是地主阶级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帝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势力的日益发展。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应当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公元前157)6月，刘恒病重，弥留之际，召太子刘启进卧房说：“周勃之子周亚夫在紧要关头可以作为依靠，日后如果发生变乱，你尽可放手，让他统帅军队。”
不久刘恒病死于长安未央宫，葬于霸陵，时年46岁。死后的庙号为太宗，谥号为文帝。文帝临终时公布遗诏：“死者天地之理”，不必过哀，不许“厚葬”，不许动用车马和陈列兵器，治丧期尽量缩短;治丧期间，不得禁止百姓结婚、祭祀、饮酒和吃肉。(汉文帝的政绩不但得到了地主阶级及史学家的赞誉，也得到了“盗贼”的尊崇，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占长安，西汉皇陵均被破坏，唯有文帝的霸陵得到了保护。)
汉景帝(刘启)
景帝，名刘启(前188年-前141年)，文帝第三子。文帝死后继位。在位，病死，终年48岁，葬于阳陵(今陕西省高陵县西南30里处)。
刘启，文帝在位时被立为太子。文帝于公元前157年6月病死后继位。
刘启即位后，诸侯王势力膨胀，威胁中央政权，他采纳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实行“削藩”之策，以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个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起兵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景帝听信谗言，腰斩了晁错，幻想以此换取七国的退兵;但叛军仍然向长安时军。刘启才下定决心平叛，任用周亚夫为太尉，带兵迎战，一举平定七国之乱。叛乱平息后，刘启收回诸侯王任免官吏之权。从此，西汉王朝统一中央封建集权统治大大加强。
刘启在位期间，继续采取文帝时期的政策，推行减轻赋税与徭役，与民休息。“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国内殷富，府库充实。据说，他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成山，患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故与文帝一起，被史家誉为“文景之治”。
但刘启的缺点也很显著，如误杀晁错，“及用袁盎一言，错即夷族，其寡恩忍杀复如此”。再如周亚夫，只因反对景帝另立太子，就被景帝寻机以谋反罪逼令自杀于狱中。
公元前141年正月，刘启得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下令赐赏诸侯王、列侯以马各八匹，奉禄二千石以上的大臣赐黄金各二斤，小吏和百姓每户赐钱一百;放宫女回家，并终身不服役。不久刘启病死于长安未央宫。
刘启死后的谥号为景帝。
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景帝第三子。景帝死后继位。在位54年，于巡视途中病死，终年71岁。葬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17里处)。
刘彻，4岁时被封为胶东王，7岁时被立为太子。景帝于公元前141年正月病死后继位。第二年，首创年号为建元。从此，中国历史开始正式用年号纪年。
刘彻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政治上，继续景帝的政策，先后颁行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并实行“酎金夺爵”，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强大难治的局面;实行一系列打击地方豪强的措施;创立刺史制度，加强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削弱丞相权力，任酷吏、严刑法，建立察举制度，设立太学，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
经济上，刘彻采纳孔仅、东郭咸阳的主张，将冶铁、煮盐、铸钱收归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打击富商大贾;治理黄河，开凿灌渠，大力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推行“代田法”，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思想上，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禁止传播儒家以外的各家学说，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巩固政权的主要思想工具，从此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这对于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于后来束缚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也产生消极影响。
在军事上，刘彻先后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连续发动了多次把击匈奴的战争，解除了北方农业区域所受匈奴的威胁;又遣兵灭南越，以其地为南海、苍梧等九郡，统一了今两广一带地区。加强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
外交上，刘彻两次遣张骞出使西域，往大月氏、乌孙、安息等地联系，发展了与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自长安到欧洲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还遣使到夜郎、邛、笮等地，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和开发。
汉武帝非常注意选拔人才，下令各郡国，每年都必须向朝廷推荐“明当时之务”的人才，由朝廷量才录用。因此武帝时涌现了一大批人才，如屡败匈奴的名将卫青、霍去病，通西域的外交家张骞，经学家董仲舒，史学家司马迁，文学家司马相如等，不胜枚举。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刘彻的这一系列措施，使西汉帝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但是，在其统治后期，刘彻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将文景之治中的积蓄几乎耗尽。为了增加收入，他重用酷吏，加税加捐，甚至倒卖官爵，人民负担加重，加上灾荒频繁，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流亡，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汉武帝派官分区镇压，还作“沉命法”，规定大小官吏如果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起义，罪至死。但农民起义仍然不断。面对社会危机，公元前90年，刘彻在轮台下罪已诏，表示对自己错误的忏悔，决心停止用兵，推广改善了的农具和技术，还亲自下地表示今后要重视生产和百姓的生活。这样，国内才逐渐安定了下来。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刘彻外出巡游，到达扶风(今陕西省兴平县)时，得病，卧于五柞宫，无法返回长安，忙命令立子刘弗陵为太子，任霍光(霍去病的异母弟)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蝉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要他们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一起辅助太子。在这五位大臣奉命赶入卧房跪在床前表示接受遗命时，刘彻已经不能讲话，只得微微地点头作为回答。
汉文帝该不该问鬼神? 篇5
汉文帝是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他统治的时代，农业税率几乎是最低的，达到三十税一，不仅远远低于亡秦的暴政时期，而且比孟子仁政所说的十而税一的最佳税率还要低很多，如此有为的皇帝对民生问题应该是非常关注的。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的政论家之一，他熟悉儒家的经典，了解《六经》的真谛，向汉文帝贡献了许多政治措施，但其一生却非常不顺利，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思想和主张需要汉王朝的政策调整和一定程度的改革，而这与汉初“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发生了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贾谊被放逐。
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召回了远在长沙国的贾谊，并在宣室会见了他，出现了问鬼神之事。汉文帝因祭祀纳福进行斋戒，精心选择了一批侍臣一同在宣室过夜。贾谊能进入宣室，说明尽管他是被召回的逐臣，但仍然深受汉文帝的重视。汉文帝在这样的情形和場合之下来问鬼神之事，说明他对这些也是深入思考过的，并非心血来潮。谈话一直进行到半夜，文帝还不断地向前移动，说明两人的讨论非常深入，皇帝完全被话题所吸引。不仅吸引，还很折服，因为他心悦诚服地说：“好久没见过贾谊了，我还以为水平超过他了，看来还是不如他。”那么，贾谊究竟对汉文帝说了些什么呢？司马迁没有记载。不过，我们不妨依据先秦儒家的正统思想，进行一番推测。
在《论语》中，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见，在孔子那里，事人是事鬼的先决条件。但是孔子还说：“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对鬼神之事，一定要真诚、仔细。同时，孔子并不认为鬼神有和人一样的趋利性，相反，他认为鬼神有着非常理性的道德认知。孔子曾经要求他的学生阻止鲁国权臣季康子对泰山的一次非礼祭祀活动。在被拒绝后，孔子明确地说，泰山之神不会接受献祭，因为既然为神，道德水平就高得多。
鬼神之事，用现代的语言和视角来说，其实关系到人的终极关怀，关系到人的信仰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汉文帝，作为两千年前的一个国家元首，显然，是该问鬼神之事的。问得明白，他才能更好地促进天下苍生的福祉。从他统治的结果来说，他应该是问得很明白的。可是，到了他的孙子汉武帝时就不那么明白了。汉武帝比他的爷爷更重视鬼神之事，可是，他没有贾谊可问，而是问了许多神仙方士，信了他们的满口胡说。从此，他求仙无厌，乖戾无度。在他的晚年，更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巫蛊之祸”。这场因巫蛊而起的政治灾难，死者达数万人之多，几乎血洗了都城长安。可见，鬼神之事不明，苍生的福祉也不会得到保证。
古代的“文帝”“武帝” 篇6
周朝有文王、武王。汉朝有文帝、武帝, 三国时有魏武帝、魏文帝。历代为什么都有“文帝”“武帝”呢?
这“文”和“武”都是帝王的谥号。谥号是皇帝死后, 新继位的皇帝请大臣们根据死者生前的品德和行为, 根据谥法规定给予的一种称号。谥号本来是有褒善贬恶的意思。按照谥法规定, 谥号可分为表扬、批评和同情三大类。属于表扬的如:“经纬天地曰文。”意思是, 善于治理天下的可谥为“文”。像汉文帝刘恒、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 都是以善于治理天下著称的, 所以都被谥为“文”称“文帝”。再如“威强睿德曰武”, 意思是说, 声威强盛而又明智的可谥为“武”。像周武王姬发、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晋武帝司马炎, 都是以声威强盛著称的, 所以他们的谥号都是“武”称“武帝”。
谥号并不能真正说明人的才德, 它有很大的虚伪性。到了宋代以后, 每个君主的谥号就只有褒扬而无贬恶。
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探究 篇7
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分前后两个阶段:自公元484年俸禄制改革至公元490年冯太后病逝是改革的第一阶段, 其实际主持人是冯太后;自公元490年孝文帝亲政至公元499年孝文帝去世是改革的第二阶段, 主持人是孝文帝。因此, 史称的“魏孝文帝改革”只是一个笼统的提法, 准确的说法应为“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阶段主要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1. 经济上, 推行均田制和新租调制。
均田制是给事中李安世出于当时“岁饥民流, 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的实际情况和为“虽桑井难复, 宜更均量, 使力业相称”的目的于公元485年向朝廷提出的。它规定:“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 妇人二十亩, 奴婢依良丁;牛一头, 受田三十亩, 限止四牛。所授之田, 率倍之;三易之田, 再倍之, 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人年及课则受田, 老年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初受田者, 男夫给二十亩, 课种桑五十株;桑田皆为世业, 身终不还。恒计见口, 有盈者无受无还, 不足者受种如法, 盈者得卖其盈。诸宰民之官, 各随近给公田有差, 更代相付, 卖者坐如律。”[1]新租调制是内秘书令李冲于公元486年提出的, 它规定:“其民调, 一夫一妇, 帛一匹, 粟二石。大率十匹为公调, 二匹为调外费, 三匹为百官俸。此外复有杂调。”[2]均田制和新租调制的推行使大量荒地得以开垦, 使缴纳的租调大量降低。其结果, 是促进了北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使北魏呈现出“百姓殷阜、年登俗乐”的局面。
2.政治上, 推行官吏俸禄制和三长制。官吏俸禄制是针对当时吏治黑暗、贪污成风的情况于公元484年施行的。它规定:“户增调帛三匹, 谷二斛九斗, 以为官司之禄;增调外帛二匹。禄行之后, 赃满一匹者死。”“班禄以十月为始, 季别受之。”[3]就是说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 按官吏的级别高低发放, 从而改变了原来官俸自筹和分发战利品的混乱局面。三长制是李冲于公元486年针对当时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对朝廷和广大民众都极为不利的情况提出的。它规定:“五家立邻长, 五邻立里长, 五里立党长, 取乡人强谨者为之。邻长复一夫, 里长二夫, 党长三夫, 三载无过, 则升一等。”[4]三长制的推行, 有力地配合了均田制的推行, 健全了县以下地方基层政权, 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改革的第二阶段主要是一系列汉化政策, 包括风俗习惯、文化礼仪制度等改革。
1.风俗习惯的改革。具体包括以下措施: (1) 易汉服。公元494年孝文帝下诏禁止“士民胡服”[5], 一律改穿汉装。 (2) 讲汉话。孝文帝要求大臣“断诸北语, 一从正因”, 同时他还考虑到政策的可行性, 规定:“年三十以上, 习性已久, 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 见在朝廷之人, 语音不听仍旧。”并严令:“若有故为, 当降爵黜官。”[6] (3) 改汉姓, 定门第。孝文帝下诏改鲜卑复姓为汉姓, 如拓跋氏改姓元氏, 达奚氏改为奚氏, 独孤氏改为刘氏, 等等。他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 确定鲜卑贵族的门第高下, 并按门第的高低来选拔人才, 任命官吏。 (4) 与汉通婚。孝文帝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 他自己把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之女咸纳入后宫, 又以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同时, 孝文帝还下诏替他的六个弟弟聘娶中原汉世大族之女为妻。孝文帝在倡导拓跋贵族娶汉族世家大族之女的同时, 又鼓励北魏公主下嫁汉族地主, 如范阳卢氏“一门三主”:卢道裕尚献文帝之女乐浪长公主, 卢道虔尚孝文帝之女济南长公主, 卢元聿尚孝文帝之女义阳长公主,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5) 改籍贯。孝文帝规定:凡已迁到洛阳的鲜卑人, 一律以洛阳为原籍, “死葬洛阳, 不得还北”[7]。
2. 文化礼仪制度改革。
包括:尊崇儒学, 兴办学校教授儒家经典;废除拓跋氏古老的“西郊祭天”的仪式, 改用汉族帝王的祭祀仪式, 圆丘祭天, 方泽祭地, 以祖宗配天;仿汉官制, 改北魏官制为九品, 改变官职名称;改定律令, 废除严酷的刑律, 使皆从宽轻。
孝文帝实行的这些汉化政策, 既可让远来洛阳的鲜卑人早日适应汉族, 又可让汉民接受鲜卑族, 实际上起到消除民族隔阂、缓和民族矛盾的作用。这既可使鲜卑族政权在中原立稳脚跟, 又可取得汉族大地主的支持, 利用汉族农民为自己的政权征战效力。一句话, 孝文帝的这些汉化政策实际上是借汉民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达到他进一步控制中原的目的, 而这在客观上, 却推动了中华各民族的大融合。
需要提及的是, 人们常把迁都洛阳也作为孝文帝改革的内容,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迁都洛阳只是孝文帝为了“移风易俗”从而对中原地区实行“文治”[8]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保障措施而已, 它不属于改革本身的范畴。
总之, 北魏时期的改革推动了当时农业的复苏与发展, 也带动了其它各业的繁荣, 推动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使北方地区的文化得到大发展, 出现了一个中兴的趋势;使鲜卑政权取得了汉族大地主的支持;更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融合。因此, 这次改革具有积极的社会历史意义。当然这一时期的改革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如忽略了对代北和边境地区的的进一步改革, 致使鲜卑拓跋部分裂;忽略了军事上的改革, 使军队战斗力得不到应有的提高。这些疏漏遗患于后, 以致国祚难长。当然, 我们也不能把北魏灭亡的责任全部归结到孝文帝改革上, 其它重要的原因如孝文帝急于南伐, 造成兵役徭役负担剧增;孝文帝去世过早, 未及作好接班人的培养工作, 等等, 都是北魏政权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2][3][4]齐记二.资治通鉴.卷一三六.
[5]资治通鉴.卷一三九.
[6]咸阳王禧传.魏书.卷二十一上.
[7]高祖传.魏书.卷七.
桓温对简文帝的“立”与“惮” 篇8
一、桓温与简文帝
1. 桓温。
桓温, 字元子, 东晋大将。他少年时“豪爽有风概, 姿貌甚伟”[1]列传第六十八。桓温先祖时候也是世家大族, 但是到桓温的父亲一代的时候家道已然衰落。桓温以振兴家族为己任, 想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自己的抱负。永和元年, 在何充的推荐下出任荆州刺史, 这是他成就伟业的开端。永和二年他上表伐蜀, 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伐蜀大业, 此次胜利既奠定了桓温在东晋王朝的地位, 也为其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永和七年起, 桓温进行了四次北伐, 为东晋王朝收复了部分国土, 本期望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但是太和四年的北伐, 他兵败枋头, 使得威望严重受挫。桓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 废黜了晋帝司马奕, 另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 是为简文帝。咸和二年, 简文帝病危, 把皇帝传位给太子司马昌明, 让桓温辅佐太子处理国家大事。原来满心期待简文帝临终前会把皇位禅让给自己, 或者会请自己出任摄政大臣, 最后桓温大失所望, 便以进京祭奠简文帝为由, 于宁康元年二月率军来到建康城外, 准备杀大臣以立其威, 在谢安的据理力争下桓温被迫撤兵。宁康元年, 桓温病笃, 他又以功劳卓著为名, 要求孝武帝给他加九锡, 在谢安等大臣的干预下朝廷并没有授予。他篡权称帝的阴谋最终也没有得逞, 抑郁而终。
2. 简文帝。
简文帝司马昱, 字道万, 是晋元帝最小的儿子。《资治通鉴》记载“:帝美丰仪, 善容止, 留心典籍, 凝坐满席, 湛如也。”[2]晋元帝曾经想立他为太子, 由于群臣的反对而没有成功, 后来被立为会稽王。穆帝即位时年仅两岁, 太后褚氏临朝, 宰辅何充死后, 司马昱全面辅佐皇帝。他继承了何充死前的执政模式, 在巩固中央政权的同时, 注重对地方士族的牵制, 逐渐成为东晋王朝王室势力的掌管者。
其实简文帝并无政治才干和将才谋略, 他只是一个清谈之士。在预见到桓温的势力可能做大的情况下, 竟然派只会清谈的殷浩去镇守扬州, 制衡桓温。一个回合较量下来, 殷浩就大败而归, 使得东晋朝堂中再也没有人可以与桓温的势力相抗衡, 以至于后来桓温竟然威胁到了中央皇权。在桓温的阴谋下, 被立为帝, 然而他不过是桓温手中的傀儡, 简文帝在朝里做不了主, 只能以泪洗面, 觉得愧对祖宗, 又害怕随时会被废掉, 结果不到一年就病重去世。
二、桓温对简文帝的“立”
桓温之所以要选择简文帝作为傀儡, 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1“.名正言顺”。
桓温不能不考虑到司马氏才是皇室的正统, 仓促称帝恐怕会招致倾朝反对, 因此他想辅佐一个傀儡作为自己篡位前的一个准备。东晋王室自元帝以下子嗣不多, 又多夭折。到太和四年, 只有武陵威王晞和会稽王昱两支。而司马晞已经出继给武陵威王喆, 而且武陵王晞也因其有武干, 为温所忌, 桓温就以“聚纳轻剽, 息综矜忍;袁真叛逆, 事相连染”[2]的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免官, 并免去了晞子综、琒的官职, 又派人监视其行动。最后终于将司马晞及其三子迁往新安。会稽王司马昱成为了唯一的人选。
2. 司马昱自身的条件也是桓温选择他做自己的代理人的重要原因。
司马昱只是一个清谈家, 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帝虽神识田畅, 而无济世大略, 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 清谈差胜耳。”[1]帝纪第九史书中给予他的评价是相当准确的。他经常召集东晋的名士们进行玄谈, 《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大部分关于简文帝的记载都是与人玄谈的, 言语第三十九、四十八、五十七、六十一, 文学第四十、四十四、五十三、五十六等等都是对他的清谈生活的记载。
3. 简文帝司马昱没有政治能力, 不善于用人。
司马昱既无深谋远虑之干, 也无识人任贤之能。当时“学者以老、庄为宗, 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 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 而狭即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 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 而笑勤恪”[3], 司马昱还把这种清谈家的行事方式带入政治生活“, 简文为相, 事动经年, 然后得过”[4]。桓温劝勉他, 他还不以为意“:一日万机, 那得速!”[4]完全是一副清谈家的面目, 而不是一个执政者应有的睿智。永和七年桓温顺江而下, 行至武昌, 其实, 桓温当时未有篡端, 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然而身当大任的会稽王司马昱却是十分慌乱, 不知所措, 在王彪之的进言下才给桓温写了一封劝谏信, 促使其退兵, 充分表明了他无政治才能, 以致桓氏家族的权势直接威胁到皇权正统。
4. 会稽王司马昱当时年事已高, 更加容易控制。
司马昱是晋元帝的小儿子, 已经52岁, 这在子嗣断祚的东晋王朝已经算得上长寿了, 他很可能也会不久于人世, 桓温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他选择一个已经年纪老迈而嗣子年幼的司马昱做一个缓冲, 即便是将来自己做不成皇帝, 也一定会像周公一样摄政。有了这样一个傀儡, 一方面自己可以继续积蓄力量, 培养势力, 进一步掌控内政外交;另一方面, 他可以静观其变, 等待新皇驾崩然后夺权或者逼迫司马昱将皇位禅让给自己。事情也确实如同桓温计划的那样发展, 简文帝在忧郁老迈中不到一年便即薨逝, 临死之前曾留下遗诏, 让“大司马桓温依周公居摄政事”, 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 如不可, 君自取之”[2]。简文帝这么做就等于将皇位禅让给了桓温。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简文帝明知桓温有篡权之志而无可奈何的心情, 以及桓温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的眼光和谋略。但是在王坦之等权臣的反对下, 桓温的阴谋并没有得逞。
5. 司马昱对桓温的谦逊的态度。
《世说新语》言语第五十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简文做抚军时, 尝与桓宣武俱入朝, 更相让在前, 宣武不得已而先之, 因曰‘:伯也执殳, 为王前驱。’简文曰‘:无小无大, 从公于迈。’”[4]桓温引用《诗经·卫风·伯兮》中的诗句, 因为司马昱当时是当朝宰辅, 又是皇室宗亲, 他这样做是为人臣子的自然做法, 既表现了自己对上级的尊重, 又反映了桓温的言谈水平。简文帝引用《诗经·鲁颂·泮水》中的诗句, 意思是说他自己愿意做桓温的从属, 愿意为桓温办事, 这其中体现的是一种尊敬的情愫以及他谦逊的态度。司马昱这种以桓温为尊的态度无疑赢得了他的好感, 这也是桓温选择司马昱作为自己的傀儡的一个原因。
三、桓温对简文帝的“惮”
桓温从各个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考虑立简文帝为新皇, 就是希望简文帝不会成为他称帝道路上的阻碍。但是作为正统皇权的象征, 简文帝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他称帝道路上的一种阻碍。也就是说桓温对简文帝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忌惮, 正是这些忌惮使桓温不敢贸然再次废帝, 篡权自立。
1. 对简文帝正统皇权的忌惮。
门阀政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宗族政治, 只要皇权比较稳定, 宗族在政治上一般说来还是很愿意效忠皇权的。桓温废立之举也不可不说是借鉴历史的结果。董卓入京, 借口也是整饬朝纲, 延续汉祚, 而不是急于取而代之。当汉已不汉之时, 曹操力剪群雄, 广延名士, 然犹“畏名义而自抑” (《通鉴》建安二四年条司马光语) , 只敢自况于周文王[5]。同样的道理, 虽然桓氏家族在众士族中一枝独秀, 桓温也只能以废帝淫乱宫廷为由让简文帝代之, 而不敢贸然篡夺皇权。简文帝尽管是一个傀儡, 但是他作为正统皇权的象征还是被其他士族大家所接受。
2. 对简文帝清虚玄谈的忌惮。
《世说新语》雅量第二十五就记载了简文帝处于危险境地而不为所动的故事, 这充分体现了简文帝的名士风流, 与谢安闻谢玄大败符坚而面不改色[4]有异曲同工之妙, 故为时人所称道。在他的组织下, 经常举行一些清谈之士的集会, 品评人物, 选谈天地, 所以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士族显贵, 可以说他是东晋玄谈的最高权力保护人。而桓温与简文帝恰好相反,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 而且他向来鄙薄清谈之士, 东晋士族大都看不起出身寒微的桓温。这些对桓温心存厌恶的士族权贵不可能支持桓温发动兵变, 桓温想要有什么异动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士族背后的潜在力量。从这一方面说, 桓温对简文帝也是心存忌惮的。
3. 从其他一些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桓温对简文帝的忌惮。
《世说新语》言语第六十中就记载了一条简文帝清谈之妙“:简文在暗室中坐, 召宣武, 宣武至, 问上何在。简文曰‘:某在斯!’时人以为能。”[4]这句话语出《论语》, 本来是孔子出于礼貌提醒进来的盲乐师的话, 简文帝一语双关, 一是告诉桓温我在这里, 另一层意思是说我在这里你竟然都看不到, 跟盲人没什么分别, 是对桓温的讥讽。简文帝用这句话来说明自己并不是桓温想象中的无能之辈, 桓温竟然都没有发现自己的能力, 简直就像睁眼的瞎子一样。桓温听了这样的话不能不引起警惕, 他不得不注意简文帝的能力。正是出于对于简文帝的忌惮, 桓温才不敢贸然实行兵变, 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否则自己将会成为众矢之的。桓温的这些忌惮也保持了东晋朝廷内部的和平, 使晋祚得以延续, 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士族门阀内部的权力平衡与制约。
桓温对简文帝的“立”与“惮”, 从本质上讲是门阀士族与皇权政治以及门阀士族之间力量的制约与平衡的结果。
摘要：本文旨在讨论桓温为什么要立司马昱, 以及桓温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没有直接篡位, 揭示出东晋各大士族与皇权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而力图全面地反映东晋前期的政治形态。
关键词：桓温,简文帝,立,惮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列传第六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 2004.
[2]司马光.资治通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3]赵翼著, 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 2008.
[4]徐振堮.世说新语校箋[M].北京:中华书局, 2004.
汉文帝的法律思想 篇9
长期以来, 少数民族人名汉字音译的转写十分混乱, 同一个名字出现多种汉字转写, 给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如探亲登机、邮政汇兑。也不方便政府有关部门的户籍和档案管理, 开展汉维人名的音译研究, 解决少数民族人名音译的规范问题, 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人名音译是将源语言的人名, 翻译成目标语言人名的过程。在以前的研究中, 研究人员提出了很多人名音译的方法。Knight和Graehl (1998) [1]用基于发音相似性的方法把日英人名音译分解成多个步骤, 每一步都由有限状态自动机来表示;Al-Onaizan和Knight (1998) [2]提出不经过发音这个中间过程, 直接以字素为基本翻译单元, 用状态转换机完成翻译;Vigra和Khudanpur (2003) [3]将基于词的翻译方法应用到英汉人名音译上。在与维文有关的人名的音译中, 艾山·吾买尔等[4]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库的多层过滤的人名翻译算法, 通过建立三个规则库实现了英语到维吾尔语的人名音译;衣马木艾山等[5]在读音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规则实现了维吾尔语到汉语的人名音译。
本文主要采用基于语音的音译方式, 首先将维吾尔文转化为拉丁维文, 将汉文转化为拼音。其次对拉丁维文和拼音进行不同粒度的音译单元的划分, 用统计的方法实现拉丁维文到拼音的翻译。最后对比和分析了不同粒度的音译单元的划分下的翻译结果。
1 维汉人名音译单元
在维吾尔文的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往往是先将维吾尔文拉丁化[6], 这样转化之后方便后续的处理。拉丁化是将维吾尔文转化为拉丁维文, 这个过程是无歧义的。转化后的拉丁维文有32个字母, 其中有8个元音、24个辅音。对于汉语人名, 采用网上的开源拼音标注软件, 转化为拼音。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在拉丁维文和拼音两者之间进行的。
对于拉丁维文, 进行两种方式的音译单元划分:字符级的划分和音节块级的划分。字符级的划分就是将拉丁维文的每个字母看成是音译单元;音节块级的划分主要把拉丁维文的音节看成音译单元, 即辅音+元音+ (辅音) , 前面的辅音块一般是1或2个辅音字母, 后面括号中的辅音主要是在结尾处的单独的辅音字母, 此时需要依附于前面的元音。
对于拼音, 尝试进行三种方式的音译单元划分:字符级的划分、声母与韵母的划分、音节块级的划分。字符级的划分就是将拼音的每个字母看成是音译单元;声母与韵母的划分就是将拼音的声母和韵母分别看成是音译单元;音节块级的划分就是将声母+韵母组成的音节看成是音译单元。
利用拉丁维文和拼音的不同音译单元划分方式, 组合成3种方式的音译单元对, 组合情况见图1。
2 统计实验框架
2.1 统计模型
统计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常用的方法。IBM公司的Brown等人[7]提出的基于信源信道模型的方法, 为统计机器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信源信道模型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的基本思想是, 把机器翻译看成是一个信息传输的过程, 用一种信源信道模型对机器翻译进行解释。在这个模型中, 信道的输入是I个正确单词的目标句子e=e1e2…eI, 信道的输出是J个单词的源句子f=f1f2…fJ, 翻译的过程就是找到后验概率最大的目标句子。
根据Bayes公式, Brown等提出的统计机器翻译的公式表示为:
其中翻译模型P (F|E) 是从源句子和相应源句子在目标语言中的翻译的句子对中获得的, 而语言模型P (E) 是从目标语言中获得的。
2.2 实验框架
维汉人名音译实验分为训练和解码两大部分。训练包括音译模型的训练和语言模型的训练, 这两个模型的任务是从语料中获取相关的音译知识。解码实际上是根据音译模型和语言模型训练得到的参数执行音译的过程。维汉人名音译的整体结构如图2所示:
3 实验及分析
3.1 数据及评测
从项目组收集的8038个维汉人名对中挑选出8000个人名对, 将这些人名对划分成8个子集, 实验采用子集数从2递增到8, 每次增加1个子集。对于每个子集, 利用其中的90%进行训练, 剩下的10%进行开测试, 再从训练的90%中随机选出子集的10%进行闭测试。
采用单词级的准确度 (WA) 对结果进行评价, 有开测试 (Open) 和闭测试 (Close) 之分, 闭测试和开测试主要是从测试人名是否来源于训练语料来划分的。
3.2 结果及分析
对于不同音译单元的划分组合进行了8000词 (也即8个子集) 的对比实验, 并给出了在3种组合下的开测试和闭测试的结果, 实验结果见表1, 从结果看出, 组合3 (音节块+音节块) 的音译单元划分方式比组合1 (字符+字符) 的音译单元划分方式要好得多, 而组合2 (音节块+声母韵母) 的音译单元划分方式比较接近组合3, 主要是由于字符级的划分粒度太小, 有太多任意性。而音节块级的划分符合一定的规则, 有一定的规律性。声母韵母作为音译单元比较接近于音节块。
同时对组合3 (音节块+音节块) 的音译单元的划分进行了2到8个子集的测试, 主要看看训练集的数目大小对结果的影响, 结果见图3。由图示可以看出, 当人名语料数目在2000、3000时, 闭测试和开测试两者之间的差值比较大, 随着人名语料数目的增加, 闭测试和开测试两者之间的差值在变小, 当人名语料数目在6000以上时, 两者之间的差值趋于稳定。这主要是由于当人名数目比较少时, 开测试中的人名的音译单元有许多没有在训练用的人名中出现过, 造成两者之间差值较多。随着训练人名数目的增多, 开测试中新出现的音译单元个数在减少, 故两者之间的差值在缩小。这也说明训练人名数目在6000以上更合理。
4 结论
本文利用统计的方法实现了维文人名到汉文人名的自动音译的实验。尝试对维汉人名对进行了不同粒度的音译单元的划分。统计的方法比较灵活, 与语言本身的关联性比较小, 具有一定的可移植性。该方法还可以作为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等人名汉文音译的成功经验。同时, 此方法还可以对地名、机构名等专名进行音译。
摘要：本文采用统计的方法来实现维文人名到汉文人名的自动音译。统计的方法需要将人名看成是特殊句子并划分成多个音译单元来处理。将维吾尔文拉丁化、汉文拼音化, 针对拉丁维文和拼音的特点, 分别进行不同粒度的音译单元的划分。对不同的划分方式进行了对比实验, 同时对音节块级音译单元的划分在不同数目人名对下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表明, 音节块级的划分方式更合理、更适合于维汉人名音译。
关键词：统计,音译,维汉人名对,音译单元
参考文献
[1]K Knight and J Graehl.Machine Transliteration[J].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98, 24 (4) :599-612.
[2]B G Stalls and K Knight.Translating Names and Technical Terms in Arabic Text[C].In 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to Semitic Languages, Canada:University of Montreal, 1998, 34-41.
[3]P Virga and S Khudanpur.Transliteration of Proper Names in Cross lingual Information Retrieva[lC].In Proceedings of 41th ACL Workshop on Multilingual and Mixed language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Sapporo, Japan.2003, 57-64.
[4]艾山·吾买尔, 吐尔根·依布拉音.英文维文人名机器翻译算法的研究与实现[J].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24 (1) :97-100.
[5]衣马木艾山·阿布都力克木, 吐尔地·托合提, 艾斯卡尔·艾木都拉.基于规则的维吾尔人名汉文机器翻译算法研究[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2010, 27 (8) :86-87.
[6]李佳正, 刘凯, 麦热哈巴·艾力, 吕雅娟, 刘群, 吐尔根·依布拉音.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识别及翻译[J].中文信息学报, 2011, 25 (4) :82-87.
汉文帝与汉初儒学发展关系初探 篇10
关键词：汉文帝 文治 儒学
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在《礼书》中又称“孝文好道家之学”。 显而言之，司马迁认为道家和法家是汉文帝的主要治国思想。实际上，汉文帝不仅好刑名之言、道家之学，儒家思想在汉文帝的治国方略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不仅重视儒家思想，而且自觉将其贯彻到治国策略中，从而造就了文帝一朝显著的文治。
文帝之前的高祖及吕后时代，儒家思想并未得势，不但得不到统治者的信任与重视，而且遭到黄老等思想的排挤、贬绌。到了文帝一朝，儒学的境遇有了显著的变化。汉文帝对儒者和儒学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和照顾。汉文帝深知儒家经典《六经》中包含诸多统治经验，所以十分重视对儒家经典书籍的搜求、整理、研究和推广。文帝曾经命诸生根据《六经》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文帝重视对儒家经典《尚书》的整理研究。“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当他得知九十多岁的济南伏生，在齐鲁传授儒家经典《尚书》闻名，但因年老行动不便，不能来京授学，便派太常掌故晁错前往其家学习《尚书》。为了进一步鼓励儒家文化的发展，文帝设立了《书》、《诗》博士官。伏生的弟子欧阳生和张生皆被任《书》博士，《诗》博士则有燕人韩婴、鲁人申培公等。博士一职尽管只是汉初的微小官职，但是正是这种职务，由于可以直接面君议政，充当皇帝的顾问角色，所以更有利于儒者发挥自己的特长，更便于他们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最高统治者。这些举措对于鼓励儒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使汉初儒学得以渐渐复兴。汉文帝对儒学的重视，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开拓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空间，为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帝时期，儒生也开始受到重用。《史记》、《汉书》的《儒林传》都记载，儒者在文帝时“颇征（登）用”。一些治学优秀的儒士在文帝朝担任了重要官职。例如，“徐生以容为汉礼官大夫”（《史记·儒林列传》），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因修《春秋左氏传》而得到汉文帝的赏识和重用。其中，贾谊更是深受文帝赏识，而能“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这与高祖时代，主要以军功作为做官的依据是明显不同的。儒者在政治舞台上开始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对政治的参与度日益提高，能够提出很多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建议和举措。文帝对此的态度是，不但能重用儒士，而且积极采纳儒士提出的合理思想和策略。作为文帝时儒者代表的贾谊，为文帝提出很多政治上的合理建议。比如，如何解决诸侯王问题、匈奴问题等。汉文帝对于贾谊从儒家思想出发提出的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积极采纳并且将之运用到治国政治中。《汉书》贾谊传记载：当时，有人告发周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针对这一事件，贾谊从儒家礼治思想出发，向文帝提出建议，对待臣下要以礼相待，要“养臣下有节”。汉文帝“深纳其言”。后文帝时再有大臣犯罪，不再受刑。《汉书·贾谊传》云：“（文帝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所发之。”《贾谊传赞》曰：“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可见，贾谊的思想对汉文帝影响之深，以及汉文帝对儒士的重视，对儒学思想的重视。
汉文帝的治国思想处处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色彩。汉文帝以文治国，自觉将儒学思想贯彻到治国方略中。“仁政”的治国理念是孟子在儒家先贤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仁政”是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明君贤主应有的理想治国思想。汉文帝正是践履着儒学提倡的仁政的宗旨，施行仁政。文帝关心弱势群体，关爱臣民。继位之初，即下诏“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同时遇有灾年，即“发仓庾以振民”（《汉书·文帝纪》）。文帝还宽减刑罚，废除肉刑，文帝元年即废除相坐律，二年五月又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十三年下令废除肉刑。文帝还将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农本、民本思想贯彻到治国政策中。文帝在位期间，采取重农、劝农的政策，多次下诏劝农耕作，谓“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汉书·文帝纪》）并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业发展的措施。于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免田租。在对待战事上，文帝也从顺应民心、安民保民出发，尽量避免战争。总之，儒家思想在汉文帝的文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文帝朝出现前所未有的安定繁荣的局面，儒学的功劳不可抹煞。而儒学在政治上的日益有用性更是完善了自身，加快了儒学的发展步伐。
在选贤和用贤上，汉文帝也是遵循儒家尚贤取能的思想，推行贤人政治，并开创了新的求贤取士之法——察举制。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二年十一月下求贤诏：“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后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文帝察举取士的一般步骤是：皇帝下诏，指定举荐科目，丞相列侯公卿及地方郡国按科目要求荐举人才，皇帝亲自对被举者进行策问，按对策高下，区别授官。文帝时开始的察举制，成为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武帝之后成为汉朝人才选拔的一项制度被固定下来。察举制的出现，对于选拔出更优秀的儒士提供了一条有利途径，儒士在通往政治舞台的道路上更通畅。
汉文帝本人更象一位儒家的谦谦君子。汉文帝一生勤俭持国，施行德治仁政。他的言行处处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德”和“仁”的美德。每遇天灾，往往先检讨自己，下罪己诏，反省自身，及时找出问题并调整政策。例如，文帝继位的第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两次出现日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祥的征兆。文帝及时自我检讨，曰“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汉书·文帝纪》）在汉文帝的言行和诏书中，常常出现“朕甚自愧”，“朕既不明”等自我反省的语句。可以说，汉文帝正是实践了儒家修齐治平的宗旨，使其一人之德布施于社会，政绩卓越，使汉朝社会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和稳定，他被司馬迁称为“仁君”（《史记·孝文本纪》），是当之无愧的。
汉文帝推行文治，政绩卓越，一方面得益于儒学，儒家思想是其文治盛世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文治盛世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既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开拓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空间，儒学从汉文帝时期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从默默无闻到一枝独秀，亦得力于汉文帝的重视与支持。汉文帝之文治与汉初儒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如此。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黄留珠.秦汉历史文化论稿[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汉文帝的法律思想 篇11
这“文”和“武”都是帝王的谥号。谥号是皇帝死后, 新继位的皇帝请大臣们根据死者生前的品德和行为, 按照谥法规定给予的一种称号。
谥号本来是有褒善贬恶的意思。按照谥法规定, 谥号可分为表扬、批评和同情三大类。属于表扬的如:“经纬天地曰文”。意思是, 善于治理天下的可谥为“文”。像汉文帝刘恒, 隋文帝杨坚, 唐太宗李世民, 都是以善于治理天下著称的, 所以都被谥为“文”, 称“文帝”;再如, “威强睿德曰武”, 意思是说, 声威强盛而又明智的可谥为“武”。像周武王姬发, 汉武帝刘彻, 魏武帝曹操, 晋武帝司马炎, 都是以声威强盛著称的, 所以他们的谥号都是“武”, 称“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