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精选11篇）
齐家 篇1
作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之作, 《韩非子》以其高度的君王专制集权理论著称于世, 这一理论表现在诸多方面, 其中就包括“齐家”思想。有关《韩非子》的“齐家”思想, 由于材料零散, 目前并未见到相关论述。笔者不揣浅陋, 试就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一、父子关系
这里的“子”, 系指“太子”而言。由于太子王权继承人的特殊身份, 其对于维护和巩固君王统治乃至整个国家安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 我们首先探讨《韩非子》有关父子关系的理论。
首先, 《韩非子·扬权》 (以下均只注篇名) 认为, 君王应及时确立太子人选:备危恐殆, 急置太子, 祸乃无从起[1]51。太子是“君之副贰, 国之重镇”[2]777, 为防备无端起祸, 就必须赶紧立继位的太子。一般而言, 太子都由嫡长子担任。因此, 《亡徵》认为, 如果不及早确立嫡长子的继承地位, 反而轻视嫡长子, 使庶子能够和他抗衡, 甚至太子还没有确定而君王就已经去世了, 这样的国家就可能面临灭亡的危险。
其次, 《内储说下六微》认为, 太子人选一旦确定, 坚决反对废立无常。因为此种情况一旦出现, 由于关乎王位继承, 各方争斗激烈, 君王往往不得善终。例如, 楚成王起初立商臣为太子, 后来又打算另立商臣的庶弟职为太子, 结果商臣起兵攻杀成王。这场纂杀之祸, 完全由成王的废立无常引起。《亡徵》甚至警告君王, 太子的废立无常还可能导致亡国。
再次, 在坚决反对废立无常的基础上, 《亡徵》提醒君王应当维护太子的独尊地位:太子已置, 而娶于强敌以为后妻, 则太子危, 如是, 则群臣易虑者, 可亡也[1]111。易虑, 指群臣心生他念[3]115。太子已经确立, 君王却又从强大的敌国另娶王后, 导致太子陷入危险境地, 群臣也心生他念, 不再衷心拥护太子, 这样的国家, 将面临亡国的危险。如果说君王另娶于强敌还只是对太子独尊地位的隐性威胁, 那么, 君王的庶子则特别容易对太子的独尊地位形成显性而又直接的挑战。特别是, 如果君王特别宠爱某个庶子, 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例如, 公子朝 (1) 已被周王立为太子, 但其弟公子根却受到周王的特别宠爱。周王死后, 公子根发动叛乱, 自立为王, 遂将整个国家一分为二。所以, 《八经》主张, 宠爱庶子时, 一定要把握限度, 关键要做到嫡、庶之间权力轻重有别, 不相匹配, 庶子无所凭借, 太子的独尊地位自然便得以维护。
最后, 《韩非子》也郑重提醒君王, 如果过度放权, 太子会对其统治形成威胁。《难三》曰:物之所谓难者, 必借人成势, 而勿使侵害己, 可谓一难也[1]373。事情当中称得上是困难的, 一定要给予人家权力来形成威势而又不使侵害自己, 这可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4]542。此处的“人”, 包括太子在内。《难三》提醒君王, 可以给予太子一定的权力, 但一定不要使其危害到自身。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备内》曰:为人主而大信其子, 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 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1]115。据《史记·赵世家》, 公元前299年, 赵武灵王传位给幼子何, 自称主父。公元前295年, 赵武灵王长子章起兵夺权, 被李兑击败, 章投奔住在沙丘宫的主父。李兑等围攻沙丘宫, 在杀掉章之后, 由于担心主父追究, 于是继续围攻沙丘宫, 前后达三月之久, 最终将赵武灵王饿死[5]1812。《备内》认为, 由于太子被大臣李兑利用, 所以给赵武灵王带来了杀身之祸。
二、母子关系
由于先秦时期多国出现君王母亲干扰朝政甚至临朝称制的情况, 所以, 母子关系的处理, 也被《韩非子》列为“齐家”内容之一。《亡徵》曰:主母畜秽, 外内混通, 男女无别, 是谓两主;两主者, 可亡也[1]112。主母, 指国太后[2]142, 特别容易在君王年幼时临朝称制[2]180;畜秽, 如宣太后之宠爱嫪毐[2]142;两主, 指太后和君王形成两个权力中心[6]32。如果太后淫乱不堪, 溺爱男宠, 导致宫内宫外没有分别, 从而形成太后与君王两个权力中心, 这样的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险。如果主母专擅朝政, 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不顾社稷之利, 而听主母之令, 女子用国, ……可亡也[1]112。女子用国, 指赵威后参朝政用事之类[3]118。如果不顾国家社稷的长远利益, 一味听从母亲的意见, 导致其专擅国家大权, 这样的国家, 也将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所以, 《八经》主张, 君王必须运用自己的权势, 督责大臣, 主母才不敢过于放肆, 不至于形成“两主”, 更不至于专擅朝政, 从而有利于国家的安稳。
三、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的处理, 是《韩非子》“齐家”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 正妻所生的儿子, 往往会被立为太子。上面探讨父子关系时, 我们已经看到, 为保持太子的独尊地位, 《韩非子》主张削弱众庶子的权力。同样出于保护太子的目的, 《韩非子》主张, 必须维护正妻的独尊地位。如果任由妾威胁正妻的合法地位, 最终必然导致太子废立无常情况的发生, 给君王和国家带来如上所论的严重后患。
因此, 理顺妻、妾之间的关系, 就成为《韩非子》处理夫妻关系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爱臣》曰:主妾无等, 必危嫡子[1]24。主, “室主”[1]916, 这里指正妻。如果妻、妾之间没有等级分别, 任由妾威胁正妻的合法地位, 势必危及嫡子的王权继承地位, 导致废立无常情况的发生。据《左传》, 由于晋献公过于宠爱骊姬, 使其拥有了与王后等同的威势, 结果出现“二后” (《难三》) 的局面, 骊姬遂野心勃勃, 欲立己子为太子, 于是陷杀太子申生, 逼走公子重耳和夷吾, 导致晋国三世动荡。这一切的祸根便是晋献公的“二后”之举。
“二后”尚且如此, 更不必说妻、妾关系颠倒了:后妻贱而婢妾贵, ……如此则内外乖;内外乖者, 可亡也[1]112。乖, 背[3]117。如果正妻地位低下, 妾反而地位高贵, 这与正常的统治秩序相背离, 将会引起国家的灭亡。因此, 《八经》曰:礼施异等, 后姬不疑[1]433。礼施, 礼数;疑, 擬也, 并列。如果王后与姬妾礼数不同, 即分属不同等级, 就不会出现“二后”的情况, 更不会出现妻、妾关系颠倒的情况, 祸乱自然可以免去。
在理顺妻妾关系、维护正妻独尊地位的同时, 《韩非子》也提醒君王, 妻妾会成为其统治的严重威胁。《八奸》曰: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在同床。何谓同床?曰:贵夫人, 爱孺子, 便僻好色, 此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 乘醉饱之时, 而求其所欲, 此必听之术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 使惑其主, 此之谓“同床”[1]53。君王宠爱的女色在君王退朝安居后, 乘其酒醉饭饱之时, 求其所欲, 那么君王几乎有求必应。如果大臣以金玉之宝等, 贿赂女色, 使其蛊惑君王, 大臣的奸谋往往可以得逞 (2) 。
如果说《八奸》所论是妻妾为人臣利用而给君王统治带来的威胁, 《扬权》论说的则是妻子由于君王过度放权而给其统治造成的威胁:夫妻持政, 子无适从[1]52。本来夫唱妇随是“礼”的传统规定, 如今夫妻二人争相主政, 导致儿子不知应该遵从谁[2]779。更有甚者, 还会出现妻妾希望与儿子永远独享大权而宁愿君王早早死去, 甚至亲自动手杀害君王的可怕情形。
如何处理夫妻关系?《八奸》提出如下主张:明君之于内也, 娱其色而不行其谒, 不使私请[1]56。内, 指后妃夫人[3]63。英明的君王对于自己的妻妾, 在享受她们美色的同时, 不要理睬她们的禀告, 不准她们因为私人而有所请求。这将有效扼制“同床”给君王带来的威胁[1]56。《忠孝》则就夫妻关系提出“顺”的主张, 认为这将带来“天下治”的局面。
四、父兄关系
父兄关系的处理也是《韩非子》“齐家”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何谓父兄?父兄即“侧室公子”, 泛指君王的伯、叔、兄、弟等男性家族成员。一方面, 与子、妻一样, 父兄容易被人臣利用, 给君王的统治带来威胁:为人臣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 ……处约言事, 事成则晋爵益禄, 以劝其心, 使犯其主, 此之谓“父兄”[1]54。处约言事, 指人臣请父兄与君王燕处时为之游说[2]215。人臣以音声子女收买侧室公子, 使其与君王燕处时为之游说, 从而达成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 父兄本身也会给君王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君不肖而侧室贤, ……如此则国躁;国躁者, 可亡也[1]112。君王不才, 父兄反而贤能, 这样的国家容易引发动荡, 造成亡国。
《韩非子》又介绍了父兄结党营私带给君王的威胁:父兄大臣上请爵禄于上, 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此亡国之风也[1]58。父兄众强, 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 可亡也[1]111。父兄大臣在上面向君王请求爵禄、在下面又出卖它来收取财利和培植私党, 或者父兄内结党与、外交诸侯, 并进而与君王争权, 都将导致国家灭亡。即使父兄在与君王的争夺中失败出亡, 也容易成为君王的心腹大患:父兄 (贤良) 播出曰游祸, 其患邻敌多资[1]435。播出, 指出亡在外国。父兄 (贤良) 出亡在外, 则思借外力以复仇;而外国又思用之以为侵略向导, 所以称其为“游祸”。晋重耳奔秦, 秦用以谋晋, 便是典型的“游祸”[2]183。因此《韩非子》主张:必须大权在握;必须给予父兄应有、足够的尊重;必须听父兄之言观父兄之行;必须将父兄权势限制在规定范围之内。
综上所论, 我们可以发现, 在阐发其“齐家”思想时, 《韩非子》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一点:保持君王的独尊地位:毋弛而弓, 一栖两雄, 其斗口颜口颜。……一家二贵, 事乃无功[1]52。《韩非子》认为, 君王绝不可以放弃自己的权柄, 否则就容易出现一国、一家两主的情形, 进而引起激烈争斗。如果一家出现了两个主政人, 那么不管做什么, 都将徒劳无功。可以说, “独尊”, 既是《韩非子》君主专制集权思想的处事原则, 也是其最终的追求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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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 篇2
总书记强调，“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观体现。”那么，什么是家风呢？
所谓家风，就是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传统风尚或作风，是一个家庭所有成员共同尊崇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及言行表现的总和。家风无疑是中国人和中华文化中最为朴素的沉淀，是一条连接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脐带，是一种综合的教育力量，是集思想、情感、态度、精神、情趣、生活习惯等多种成分为一体的综合体，汇聚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宝藏，是中华民族能否屹立世界之林的精神财富。家风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性格特征、道德素养等。每个家庭组合起来就是国家，而每个家风汇总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国风。因此，家风清国咸宁，家风浊国乱起。在狠抓廉政建设的今天，如果每个人都能很好的传承和发扬道德、向善的正能量，那么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必将风清气正、欣欣向上！
重视家庭，是中华民族一大特点。“国”与“家”互不可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递进进阶。去年10月，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发表署名文章解读《准则》指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来都
因之一就是《河东裴氏族训》明确要求后世子孙要“推诚为应物之先，强学为立身之本。节俭为持家之基，清廉为从政之道”。
此外，拥有良好家风的家族不胜枚举，我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这些名门世家之所以能够传承悠久，为世人所敬仰，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家规中都突出强调了“清廉”二字。
孔子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我们党历来也十分重视家风建设，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毅、陈云、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更是廉洁齐家的典范。比如，毛主席对亲属子女的要求一向严格谨慎，子女们上学、看病一律不准说真名。刘少奇一生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也严于律子，对儿女一向要求严格，从不娇惯、溺爱儿女，从不搞特殊，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让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朱德总司令要求家人“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不准家人搭自己使用的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享乐。周总理的“十条家规”，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更是培养干部家风的极好教材。陈毅在担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期间，曾与子女“约法三章”：要求他们穿土布衣，不坐公家的小汽车，办任何事都要严格按制度来。陈云任职中央纪委书记时，曾向亲属子女提出“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习仲勋同志反复告诫子女，要“夹着尾巴做人”。他们的严格家规、清正家风，至今仍传为美谈，令人景仰，值得我们学习传扬。
当前，我们党正面临着“四大风险”、“四大考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历史任务依然艰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连续打出惩贪治腐、正风肃纪组合拳，一大批“老虎”“苍蝇”纷纷落马，反腐败斗争由“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转变，反腐败的制度机制建设逐步健全完善。“廉洁祛沉疴，齐家方致远。”“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两次对党员领导干部家风提出了更高要求。党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8条明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首次将“齐家”列入党的规章中，这是坚持正面引导、弘扬正能量、加强制度机制建设的一次全新实践。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组成国家这个大家庭的细小单元，家风正不正，不仅关系家庭荣辱兴衰、家庭幸福与否，还直接关系公民文明素质和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家风正是领导干部自身廉洁的前提和保证，廉洁齐家，营造良好家风，不仅是作风建设的需要，也是确保领导干部清正和家庭兴旺的根本保证。领导干部只有守好家中的“廉洁门”、筑牢家庭的“廉洁墙”，才能以良好的家风树立起党员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
一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家风正，则作风优、党风清、政
清正的作风，可以涵养一个人的好作风，可谓润物无声、潜移默化。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就要营造什么样的家庭环境，树立和践行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孟母曾为子三迁住处，就是这个道理。去年2月,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治家与治国一样，严是爱，松是害。领导干部要认真掂量掂量，正确看待和把握亲情，处理好国与家的关系、党性与亲情的关系，严格对家人的教育管理。立家风要凸显“严”的本色，不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管好身边的人，教之以至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要严以立规。注重收集古往今来好的家训家规家诫，结合法律法规，制定个性化家规家训家诫，定期学家规、立家训，确保好家风养成。要严以身传。家风对人的影响离不开鼓励、规劝或提醒，但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亲情教育，“三分靠说，七分靠做。”生活在一个家风淳正、相亲相敬的环境，耳濡目染中自然会增强价值认同，对家庭成员行为上的“小病灶”及早治疗，对家庭中的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警醒、早纠正，把“没事”当“有事”来看，把“小事”当“大事”来管，积极涵养、倡导和引领好家风。要严以禁初。领导干部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对家属亲友的言行要管初管早、真管严管，严防自己被“套牢”、“围猎”，要在家人“第一次开口”时就及时拒绝，在枕边人“第一次吹风”时就及时制止，对身边人违反
法律和规定进一步，在“可执行、可操作、可检查、可问责”方面下硬功夫，着力形成有威慑力的“制度闭环”，防止形成“破窗效应”；要切实加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其家属参与其中案件的查办力度，对其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震慑、教育领导干部及其家属。
齐家网：中止上市以后 篇3
从2007年7月引入苏州创投开始，到2010年相继引入鼎晖、百度，齐家网早已完成三轮融资。与此同时，靠着提供服务收取佣金和广告费，2009年前后，在其他电商企业都还在拼命融资砸钱换销售额的时候，齐家网就已实现几千万元的盈利。
数据显示，自2005年成立以来，齐家网已从上海总部拓展至全国32座城市，拥有超过400万会员和超过36000个供应商，供应商涉及建材、装修、家居三大领域。2010年，齐家网平台交易额62亿元，2011年预计超过115亿。
然而，就在1月初的一个周四下午，在北京鹏润大厦23层齐家网总部，齐家网上市中止的消息从其创始人邓华金口中主动冒了出来，“我们本来今年要上市的，材料已经报进去，证监会一同意我们就上市了，但我们把上市给推迟了。”
邓华金在与《创业家》记者一个多小时的对话里一直重复一句话，“我们没有做好”。
是什么原因让齐家网选择中止上市？中止上市后的齐家网又如何前行？
黄金年代
2009年，齐家网已经在中国楼市不断走高一路火热中安然走到了第四个年头。黄金时代即将来临。
2008年，齐家网已盈利几百万元。在苏州创投的支持下，公司架构也逐步完善。当时的家居领域如齐家网般资深的并不多，可以进行类比的是篱笆网。篱笆网是最早开始做家居建材的电商之一，靠自建仓库销售建材的模式，一度经营收入、用户数都在齐家网之上。随着齐家网用户服务模式的不断深入，以及篱笆网往婚庆领域的转型，齐家网在装修家居建材类电商业内的地位日益稳固。
当时的齐家网并不缺钱—早在2007年就已完成苏州创投第一轮融资，并已经开始盈利的齐家网，那会儿账上还安安稳稳地躺着上亿元现金。不止是邓华金本人，在那个年头里，创始团队六七个兄弟都开始被各路资本柔和的微风吹得心旷神怡。
“2008年、2009年融资的时候，当时很多美元基金来找我们。如果拿美元基金的话估值会高很多，但有几个因素我不想做，第一个是让我移民；第二个是本来是国内架构，要改国外架构很麻烦。到后期钱都在找你，都不用担心没人找你。从 2009年开始，见的投资人太多了，这块的投资人就没有不认识的。”邓华金回忆道。
周遭的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图景迈进，互联网对于传统商业的改变正在眼皮底下发生。
邓华金理解的装修用户是高端需求，绝对不是在淘便宜货，他要构筑的是让装修跟喝茶一样轻松，喝茶是一种文化，装修实际上是一种构筑家的梦想，所以邓华金将网站取名叫齐家网，齐家，是有一种文化在里面的。
“我试图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为用户创造价值，另一件是对产业链里面效率提高做增值，让这个产业链改变，改变完之后让这个产业效率更高，成本下降。”邓华金说。
那时的齐家网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增值服务架构，它推动了行业价格的透明化；而齐家网合作的第一批家居品牌也因齐家网业务的急剧增加而快速成长。
“比如宇邦橱柜，这个橱柜在2005年跟我们开始合作的时候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一个月有二三十套，没人知道这个品牌。但到2008年、2009年的时候，一个月就做到1000套。当时在上海传统品牌里面的橱柜，一个月最大的量是多少？两百多套。所以齐家网在装修非标定制品里面，其实创立了很多品牌。”邓华金回忆。
齐家网是最早做团购的，用户也曾因此而狂热。“有一次在上海，商家确实也很给力，给的折扣非常低，最多的时候一万多人，因为有些是有限量，就开始排队打架，公安局派了20多个警察来帮我們维持秩序。”邓华金想起当年的场景，总结道，“当时我们感觉很兴奋，但是又很担心用户体验不好。”
“那是被人追捧的一个时期，急功近利。当你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其实有两方面对企业损伤很大，一是政府，大多数政府都是想帮你的，但是政府会占用你很多时间，老让你去参加各种会；二是资本。企业做到一定程度诱惑是很多的，如果你耐不住寂寞的话，对企业影响很大。投资人到后面会把你描述成各种各样的人物，然后你就完全心花怒放，轻飘飘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投资人对企业其实影响很大，我觉得我还是不够稳、沉。”回忆起那个被资本疯狂追逐的年代，邓华金描述道。
一个庞大而欣欣向荣的市场，一家光荣而占尽先机的创业公司，在尝尽资本的温情脉脉的同时，迷茫和危机才刚开始埋下伏笔。
错过
电商领域历来不缺被资本打着鸡血、奉行激进政策的公司，然而齐家网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追求完美的财务状况，现金充裕的齐家网作风却日益保守。
“那时候处于巅峰，人都来吹耳边风说这个企业多好多好，做什么都无所谓，想干什么不行啊。我那个时候还去做投资做天使，投了几个当然都还可以，但是太浪费精力了，现在这种事绝对不能做了。”邓华金回忆道。
用户数和收入情况都已经进入轨道后，邓华金坦言自己开始掉以轻心。“那时候觉得企业可以离开我了，一帮兄弟默契很好，事情都可以搞得定。但后来发现其实是离不开的，而我自己其实也有问题。现在我重新投入公司业务运营里去的时候，就发现已经吃力很多了。”
以前，邓华金和他那帮兄弟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在一起吃晚饭聚一聚，然而，现在他突然发现那帮最核心的兄弟有些已经半年没跟他吃过饭了，他其实都在跟投资人吃饭，这对团队伤害很大。
“很多投资人都争着找他，人总是会有这种心理。我们认识多年，早不只是投资和被投资的关系，当时一直跟他说要稳一点。”最早进入齐家网的凯风创投合伙人刘彪，是最早给邓华金泼冷水的人。
刘彪是那个一路看着邓华金将公司一点一点做大的人。2006年，家里正做装修的刘彪参加了齐家网的一次团购会。在一家装潢一般的酒店里，商家争相报价，人声鼎沸。“当时觉得，至少市场需求是有的。” 刘彪回忆道。
2006年10月，刘彪找到了邓华金，表达了投资意向，当时齐家网刚成立一年。2007年3月的一天，邓华金再次接到了刘彪的电话，那头很突兀地提出要投资。“那天我还在开车呢，最后跟我报价的时候其实我都没听到。我说你看着办吧，我也不知道怎么估价。”邓华金对此印象深刻。
2008年、2009年，刘彪开始一次次提醒邓华金要沉稳，但周遭的环境已经让邓华金无法听进去这些声音。“当时他提醒我说你要沉下来，外面不要碰太多。我们关系很好，当时也没放在心上，总说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
2010年，当齐家网完成第三轮融资，上市计划正一步步展开的时候，危机开始逐步浮出水面。
“2010年比2009年成长还要快，但是出现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当我发现我要牵住人的时候，离职员工却越来越多，一些我特别不想让他离开的人都离开了。我很惊讶，特别是有些跟了我们四五年的员工离职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找不到成长空间，两年内在干同一件事，没有任何长进。我发现我的公司体制出了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是我的业务成长方面，以前几条线的业务哐哐往上涨，每条线都成长很快，突然发现有的业务成长出现瓶颈，有的业务成长很快但是没人去做，很多类似问题，这是管理规划的问题。”邓华金开始感到痛苦。
“一旦上市，我们这些小股东都可以退出来，创业板很多公司一上市一批人离职，他们都可以离职走啊，离职了活谁来干？公司未来的人才规划机制、业务规划机制、企业的文化规划机制、财务规划机制，所有的都还没准备好。”邓华金开始越想越害怕，“这是催熟的一个企业，业务各方面都很好，但一旦上市，这个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有成长了，到两三亿不会再增长了，那很痛苦。”
邓华金这才开始回过头去审视自己过去两年跟投资人的亲密时光。
现在来看，2009年，齐家网没有及时做品牌，仍然是邓华金一个很大的遗憾。
“其实我们的时间点没把握好，2007年是一个坎，2008年、2009年当时账上也有钱，现金充裕，那时候营销的成本很低，做品牌的成本也很低，那时候是很可惜的。2009年又是一道坎，我们也没做得很好，当时应该把规模做得更大……”邓华金开始了跟团队兄弟们不断反省的过程，“我们是过于稳健了，当他们融资几百万美元的时候，我们账上有几亿，我们都没动。2007年我们第一轮融资就完成了，账上一亿的时候他们还在到处找几百万美元，那时我们现金流是正现金流啊！”
剥离再生
“从2009年开始，齐家网战略上准备上市，一年多后突然发现，齐家网越来越聚焦在挣钱的业务上，而没有聚焦在产业的布局上。我们突然看见齐家网的路径找不到了，发展的空间找不到了，所有布局都是为了上市。”2011年开始，邓华金开始反复跟团队沟通上市是否必要。
邓华金坦言，中止上市有各方面的因素在影响：“除了公司布局需要之外，资本市场环境不好，现在上市融资规模也会不够。”
决定中止上市之后，邓华金开始了长期跟投资人沟通的过程。“开始投资人大部分当然都不认可，花了几个月时间沟通。但最后还是相信企业未来有更大的愿景，我们基本面还是很好的。”
“上市中止其实一方面是目前资本市场情况不那么乐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创业板对于财务的要求，因为市场的原因可能不能很好地做到，比如每年一定幅度的增长。”刘彪认为，“这个行业目前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互联网占到整个家居行业的比重还非常小，影响也非常小，我们看好行业的未来。我们认为齐家网未来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并不急于短时间一定要上市。”
在决定撤回上市之后，邓华金开始了让齐家网蜕变的过程。
“我们马上要上新平台，所以反而2012年会拼命去花钱。”邓华金说，“可能到2012年6月会看到，齐家网未来在装修后端服务方面会投入很多，让用户不只是在齐家网找装修公司，更是在齐家网管理装修项目；齐家网会搭建一个后端平台，让传统厂家供应商更容易做电子商务。我们看重的是产业链后端的服务体系。”
2011年11月，齐家网斥资购入www.jia. com域名。据邓华金介绍，在此域名下，齐家网的家装建材交易网上商城——齐家商城即将上线。而未来一年，在技术研发和平台升级改造方面，齐家网也将继续重金投入。
“我们之前是做了几件事，一是做了一套用户服务体系，二是做了一些系统化供应商服务体系，三是做了一个全国的架构，包括后台架构。齐家网马上会有一个新的平台要上线，平台开放之后会更开放，真正把一个产业链的规划考虑得更细致。让这个产业链不管是装修公司施工队还是设计师，包括第三方的服务、代运营都会考虑在这个平台后面，把O2O的模式做得更丰满更细致。”邓华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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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 篇4
玄学在“不滞于拘墟, 宅心高远, 崇尚自然, 独标远致, 学贵自得” (刘师培《左?外集》卷九〈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治之关系〉) 方面, 准确地道出了玄学的本旨。刘师培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周易正义》中云:
《易》本卜筮之书, 故末派蜪流于谶纬, 王弼乘其极弊而攻之, 遂能排击汉儒, 自标新学。
《晋书》卷五十四《陆云传》:
初, 云常行, 逗宿故人家, 夜暗迷路, 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 于是趣之。至一家, 便急宿, 见一年少, 美风姿, 共谈《老子》, 辞致深远。向晓辞去, 行十许里, 至故人家, 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 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 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 自此谈老殊进。
两则材料王弼一谈《易》与《老子》, 可见王弼思想的趋向:玄学不仅发挥老庄, 而且是儒学的蜕变。王弼尚道之学, 并未因此而脱离经学, 是儒道互补之一例证。又:
学者汤用彤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提出:
留儒家孔子圣人之位, 而内容则充以老、庄之学说。学术宗尚, 已趋新意;而人物评价, 则仍旧说。向秀、郭象继承王、何之旨, 发明外王内圣之论。内圣亦外王, 而名教乃合于自然。外王必内圣, 而老庄乃为本, 儒家为末矣。
《晋书·郭象传》卷五载:
郭象, 字子玄, 少有才理, 好老庄, 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 注而不竭。”州郡辟召, 不就, 常闲居, 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 (yùan) , 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 甚见亲委, 遂任职当权, 熏灼内外。
《世说新语笺疏》载:
郭子玄有俊才, 能言老庄。庾詔 (ái) 尝称之, 每曰:“郭子玄何必灭庾子嵩!刘孝标注引《名士传》曰:“郭象字子玄, 自黄门侍郎为太傅主簿, 任事用势, 倾动一府。詔谓象曰:‘倾自为当世大材, 我畴昔之意, 都已尽矣!’”
这两则材料说明郭象热衷于权势的追逐, 任事用权, 对于现实抱有迎合的态度, 同时又尚老庄玄学, 实现了“儒道互补”在人格上实现其二元对立发展之价值观。
而东晋的玄学思潮在风云政治的变化中, “儒道互补”又有其二元对立发展之价值观,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
儒家性命之学未弘, 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 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
《世说新语·言语》曰: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 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 手足胼胝, 文王旰食, 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 宜人人自效, 而虚谈废务, 浮文妨要, 恐非当今之宜。”谢答曰:“秦任商鞅, 二世而亡, 岂清言致患耶?
可见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 古旧刻板, 安贫乐道的传统孔孟儒学已经完全让位于老释二家之学。王论治国之儒学, 说明东晋“齐家、治国”儒学亦有其存在的特定内涵。
首先,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的时期, 尤其是西晋与东晋。世人苦于崩命, 齐家儒学有其内在发展的必然性中:
晋怀帝元嘉五年 (公元311年) , 西晋王朝走到了它的尽头。石勒率大军围歼司马范、王衍的朝廷大军近10万人, 晋王朝主力丧失。几个月后, 洛阳被匈奴贵族刘暇与王弥、石勒联军攻陷, 晋怀帝被掳走, 西晋灭亡。国家不复存在, 民族被辱, 王衍等大批王亲贵族、名人志士被戮, 有幸免而南渡江左者, 也是历尽艰难困苦, 惨不堪言。残酷的事实使名士们深刻地认识到,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国家灭亡, 有可能导致民族、家庭的毁灭, 个人的超越则无从谈起。只有在国家稳定强盛的条件下, 才有可能追求个人的超越与逍遥。公元317年, 晋王司马奋于建康创建东晋王朝。东晋之初, 战乱暂息, 生产发展, 社会稳定, 个人与社会、自然与名教、内在精神的超越和外在功名的追求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定的统一与和谐, 他们在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明白了:玄学止乎修身, “齐家”还需要儒学作为支撑, 确立了“齐家”儒学的内在必然性。
其次, 东晋门阀政治取代了皇权政治, 维系的纽带是家族制度, 所以需要齐家儒学巩固。
进入封建统治以来, “士”一族逐渐崛起, 在政治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曹魏时期, 士族在曹马之间各属一方, 以自己独有的学术和政治攻略为自己所依附的统治者服务。司马氏代魏, 他们都归顺了晋朝。“西晋时期, 士族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 比过去显著, 但还不足以超越皇权和司马宗室之权。直到八王之乱士族名士仍然只能算是西晋诸王的附庸。甚至王与马的结合, 起先只是士族名士王衍依附于西晋的东海王司马越, 助司马越经营洛阳朝廷。王与马的结合发展到江左, 权力结构才发生变化, 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变为门阀政治, 竟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 (《东晋门阀政治》,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 P327。) 。这时世家大族逐渐演变为氏族阶层。为了躲避胡族的入侵, 大批士族名士家族南渡, 集结在东晋政权的周围, 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魏晋以来, 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士族名士崇尚清谈, 以“义理”为论。在门阀政治的大背景下, 士族们要获得自己的一席之位, 就必须入仕而得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 以至于跻身上层。所以只是空谈义理, 崇尚虚无, 但求放达, 不谙世事, 奉行“居官无官官之事, 处事无事事之心”, 是不可以完成充实家族实力的众任的, 长此以往, 在门阀政治中会失去其历史地位而逐渐消沉下去。这时在现实功用的面前, 儒学不得不被士族名士们利用, 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之儒学在东晋人物思想风度的潮流下, “齐家”之儒学有其实际需要的必然性。例如:《三国志·魏志·王昶传》中王昶诫子侄“遵儒者之教, 履道家之言”。
余英时先生论玄儒问题时曰:
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 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 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
又曰:
汉代以后, 宋明理学以前, 儒家性命之学未弘, 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 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 自两汉下迄近世, 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两千年, 故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 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
齐家儒学内在的社会政治公用在门阀政治、家族制度 (“家族本位”) 中有其存在的内在必然性。所以, 在东晋玄学思潮下的“齐家”儒学理论有其发展的现实条件。
早在西晋时期, 裴輎对于虚无的歪风已有矫正, 提出《崇有论》:
夫总混群本, 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 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 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 理迹之原也。
群本就是探求万物存在的根源, 宗极之道就是总括万物的最高道理。这两句话说明总括万有的本身就是道, 道在万有之中, 不在万有之外。这与标举以“无”为天地万物之本显然不同。
裴輎极力拥护名教, 一再强调礼法的正当性:
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 观乎往复, 稽中定务, 惟夫用天之道, 分地之利, 躬其力, 任劳而后飨;居以仁顺, 守以恭检, 率以忠信, 行以敬让, 志无营求, 事无过用, 乃可剂乎!……眾之从上, 犹水之积器也。故兆庶之情, 信于所习, 习者心服其业, 业服则谓之理然。是以君子必慎所教, 班其政刑一切之务, 分宅百姓, 各授四职, 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 忽然忘异, 莫有迁志, 况于据在三分之尊, 怀所隆之情, 敦以为训者哉!
裴氏站在治国的角度, 强调为政者必须以身作则, 重视教化, 使人民安居乐业。
但是裴氏的理论却碍于名教的弊端与西晋王朝的暂时稳定而收效甚微。
《庄子·外篇·紸箧》载:“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 而害天下也多。”郭象注说:
千人聚不以天下以人为主, 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 无贤不可以无君。
信哉斯言。斯言虽信, 而尤不可亡圣者, 尤天下之知未能都亡, 故须圣道以镇之也。群知不亡而独王圣知, 则天下之害又多于有圣矣。然则有圣之害虽多, 犹愈于亡圣之无治也。
郭象“无贤不可以无君”、“犹愈于亡圣之无治也”, 显然主张有君, 但是他所提倡的君道是无为的, 是可以适合士大夫适应逍遥的一种局面。名教所谓的治国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在西晋与东晋之际并没有承认, 反而是适应时代需要的“齐家”儒学有了实际性的操作。西晋国家的暂时稳定使得西晋的“齐家”儒学与“治国”儒学是相分离的。
而在东晋玄学思潮下的“齐家”儒学理论 (家庭伦理) 实际上有与“治国”儒学的一致性。
王坦之是王氏家族在东晋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 在东晋政坛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他在《废庄论》中说:
天下之善人少, 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 害天下也多。故曰:鲁酒薄而邯郸围, 庄生作而风俗颓, 礼与浮云俱征, 伪与利荡并肆, 人以克己为耻, 士以无措为通。时无履德之誉, 俗有蹈誉之愆, 骤语赏罚, 不可以造次;履称无为, 不可与适变。
此议论说明老庄东晋发展到极致的流弊, 要割除这些流弊, 就必须用“齐家”之儒学。但是并没有说行为礼节正身方面的弊端, 推测可能当时仍然崇尚玄学, 只不过在“齐家”、“治国”方面, 儒学的实际功用要大一些。
《晋书》卷七十《应詹传》载詹上疏元帝曰:
元康以来, 贱经尚道, 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 未必不由此。
同书同卷《卞壶传》:
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 常如含瓦石, 不亦劳乎?壶曰:诸君以道德恢弘, 风流相尚, 执鄙吝者, 非壶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
谢鲲为达, 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 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 然而闻者莫不折节。
应、卞二人思想都十分倾向儒家, 他们都以西晋灭亡之罪归于道家放达之风。当时丞相王导与权倾一时的庾亮不从二人之议, 大概是当时此风太盛, 如果细细纠察下去, 牵连的家族实在难以控制。
由此看来, 东晋士族通常十分关心伦理秩序的维护, 无论其思想为儒家还是道家, 都以纠矫任诞之风为当务之急, 以维护家族伦理秩序。
《晋书》卷七五《韩伯传》载:
陈郡周勰为谢安主簿, 居丧废礼, 崇尚老庄, 脱落名教。伯领中正, 不通勰, 议曰:拜下之敬, 犹违众从礼。情理之极, 不宜以多比为通。时人惮焉。识者谓伯可谓澄世所不能澄, 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 与夫容己顺众者, 岂得同时而共称哉!
史言简文帝居藩, 引韩伯为谈客, 则他自是崇尚玄言, 但对于家族名教的维护可见一斑。
清代学者沈圭曾指出的礼学是因维系门第而兴 (见《落砜楼文集》卷八《与张渊甫书》) 是被学者普遍承认的。礼学的维护主要是解决当时门第社会中存在的许多实际问题。所以, 士族通常不废礼学, 以维持家族的稳固。东晋名士庾亮, 一方面崇尚老庄之学, 另一方面据《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风格峻整, 动由礼节, 闺门之内, 不肃而成。
说明庾亮在正心修身崇庄又遵循礼节, 表明了士族齐家遵循儒之礼学。
《晋书》卷七十九《谢尚传》载:
时有遭父母乖离, 议者或以进仕理王事, 婚姻继百世, 于理非嫌。尚议曰:典礼之兴, 皆因循情理, 开通弘胜。如运有屯夷, 要当断之以大义。夫无后之罪, 三千所不过, 今婚姻将以继百世, 崇宗绪, 此固不可塞也。然至于天属生离之哀, 父子乖绝之痛, 痛之深者, 莫深于兹。……方寸既乱, 岂能综理时务哉!有心之人, 决不冒荣苟进。……或有执志丘园, 守心不革者, 犹当崇其操业以弘风尚, 而况含艰履感之人勉之以荣贵耶?
谢尚的父亲就是以方达著名的谢鲲。本传说他“脱略细行, 不为流俗之事”, 所以他与孔衍、贺循恰好相反, 乃是玄学世家, 但是他现在也转而论礼。
东晋世家大族不仅通过礼学巩固家族内部的稳定, 而且通过礼学干预朝政。东晋时期, 司马氏政权建立伊始, 制定相应的朝廷“规章制度”, 士族文士凭借他们的文化优势, 直接参加朝章礼仪的制定“宗庙始建, 旧仪多胭”, 会稽贺循参与制定礼仪, 因其“答义深备”, 而被采纲, “朝廷疑滞皆谙之于循, 循辄依经而对, 为当世儒宗” (《晋书》卷68《贺循传》) 。
又《南史》卷24《王准之传》载:
博闻多识, 练习朝仪, 自是家世相传, 并谙江左旧事, 缄之青箱, 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
因为王氏因有朝章礼仪方面的知识和学问, 家世以礼学相传, 就为涉足政治创造了条件。
《晋书》卷76《王彪之传》载:
时废立之仪既绝于旷代, 朝臣莫有识其典故者。彪之神彩毅然, 朝服当阶, 文武仪准莫不取定, 朝廷以此服之。
当植温废海西公之际, 王彪之为朝廷制定礼仪, 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桓温的不臣之心。
刘宋建立的第二年 (421年) , 琅邪王氏王准之凭借其礼学方面的渊博知识, 上奏朝廷修正丧礼。《宋书》卷60《王准之》载其上表云:“郑玄注《礼》, 三年之丧, 二十七月而吉, 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 祥潭共月, 故十五而除, 遂以为制。江左以来, 唯晋朝施用;缪绅之士, 多遵玄义。夫先王制礼, 以大顺群心。丧也宁戚。著自前训, 今大宋开泰, 品物遂理。愚谓宜同即物情, 以玄义为制, 朝野一礼, 则家无殊俗。”据王准之的奏议, 我们可知士族文人即所谓“绪绅之士”所遵行的礼制与朝廷确立的礼制不尽一致, 就“三年之丧”这一礼制来说, 两晋之时, 朝廷采用王肃议, 而士族文人则遵循郑玄义。
东晋玄学思潮与其他时期相比较的独特之处———“齐家”儒学与“修身”玄学并存, 东晋玄学这一特征存在有其特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 所以有其发展的必然性。东晋“齐家”儒学由理论到实践都具体表现出“玄”与“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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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齐家家风征文 篇5
还记得小时候，爷爷常常陪着我一起读书认字，语重心长地说：“要学会做事，挺直腰板做人”、“要意志坚强，敢想敢做”、“要多读书，出人头地”、“要懂得自学、学会了都是自己的”……，《三字经》、《弟子规》、孔孟之道……，都是“必修课”，孝道、诚实、勤俭……，都是“真道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就是“硬要求”。在这种家风家训的鼓舞和熏陶下，渐渐地确立了自己努力的目标和方向。还记得，一次小学的演讲比赛，当我站在台上勇敢的说出“我要努力学习，考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场下一片哗然，因为在那个小山村，拮据的日子、忙碌的农作就是生活的全部，“上大学”这个词儿似乎很遥远，根本不敢憧憬和想象，在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学生”成了我的“新名字”，也自然成了大家闲谈中的话题。然而妈妈的一席话，至今还深深的烙印在我心里，“好样的，做自己，勇敢向前”、“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走出大山，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父母对我的期望从未放弃，并为此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汗水，这就是家，这就是爱。
还记得那一天，当我背上行囊，跟随全乡四所初中三百多名学子，一起奔赴百里之外县城考场参加中考的时候，脑海中一直回荡的是妈妈深情的话语：“相信自己、你能行”。很幸运，我是全乡唯有两名被重点高中录取的学生之一，接过录取通知书的那一瞬，妈妈流下了眼泪，也许那是多年坚强付出的释放，更是多年谆谆教导的欣慰。“到县城要听老师的话，多学做人做事，不要混，别学坏”，作为一个来自大山农民的儿子，我始终践行着妈妈的叮嘱。还记得那一天，“大学生”真正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时刻，妈妈爸爸开心的笑了。为了攒学费，爸爸带着我上山采“药材”、刨“药根”，早出晚归，泥土溅满全身，汗水浸透衣衫，但脸上始终坚守着那份执着、洋溢着那份笑容，“没有苦中苦，难做人上人”、“勤俭持家，用之有道”、“先做人，后做事”……，他们的家教，伴随自己每个成长过程，我深记心中，时刻不忘。
奔向不惑之年，如今我已是为人父母，回想往事，淳朴的家风历历在目。在教育女儿上，我谨记“励志刚强”的家训，希望以此教会她做人的道理，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与此同时也有所感悟，个人的成长往往都受到家风的熏陶，家不仅是‘避风港’，更是‘风向标’，家庭成员风雨同舟、乘风破浪，家风就是标杆、就是舵手，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让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不迷失、不迷茫。我们也曾看见，多少人因家风不正而身败名裂，多少人因家庭观扭曲而误入歧途，多少人因家教不严而酿成大祸，又有多少人因道德观低下而以身试法……，发人深思，令人警醒。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的要求，始终严格自律，修身养性，注重家教，依法办事，养成良好的品质，形成良好的人生习惯”,我时时处处提醒着自己。
修身齐家 莫忘责任 篇6
迈尔斯（Myers）、费正清（Fairbank）、利文森（Levenson）、赖特（Wright）、所罗门（Solomon）等人通过比较近代的中国与日本，想要找出为什么明治维新之后的几十年内，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近代化比日本早的中国却失败了。
在分析了19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因素之后，他们发现，中国近代化的失败主要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安定团结与近代化要求的变革之间存在着冲突。赖特（Wright）甚至断言：“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儒家思想的社会是不能接纳近代化的国家的。”
费正清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很重集体（指家族而非国家），强调服从权威，不能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中国文化的动机模式是依赖而非自主型，这种传统培养出的人只适合农业社会，不适合工业社会的要求。
哈根（Hagen）在他的著作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哈根用一个社会可否培养出创造性人格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能够发展，他认为，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培养创造型的人格是相当困难的，而没有这样的人，社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也就是说，由于太重和谐——尤其是天地人合一，使得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缺乏紧张状态，从而也没有可能去培养合理的克服外界的精神。与儒家理论相反，基督教尤其是清教徒的相信原罪而又力求克服原罪的观念，使得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克服内在罪孽的宗教修养功夫。这种功夫扩展到规范、习俗与权威之上，使人不会一味盲从，而是去思考改进的方法。
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往往首先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这点可以解释科学发展史中的一些现象，英国科学家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可惜的是，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则由后者提出。尼达姆认为这主要与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特性有关。
从理论上讲，上述论断并不能成立，因为中国和日本，都同属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至深的国家，而同属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文化圈，如韩国、台湾和香港等区域经济的迅速崛起，也从实证角度给上述论断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但其中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民族的人格独立性决定了民族人格的创造性，并进一步决定了国家的经济进步，的确算得上是真真切切的大真理。
那么，民族的人格独立性从何而来？笔者的观点是：靠知识分子来凝练，靠知识分子来示范，靠知识分子来传播。所以，知识分子实乃国家经济振兴之栋梁与枢纽，知识分子人格独立，则民族人格就独立；民族人格独立，则国家就会日渐强盛，此乃笔者理解的知识分子之修身齐家、莫忘责任之深刻含义。
那么，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算得上是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呢？
屈原官居三闾大夫，仕途非常顺利，但当他看到楚怀王昏庸无能，百姓痛苦地生活在风雨飘摇之中，便发出了这样的叹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的座右铭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一生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即使楚怀王不听他的劝告，即使被谗言之人所诋毁，依然“痴心不改”，甘愿用自己的死来警醒世人。“此亦无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屈原将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使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东林党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不仅仅是读书，不仅仅只有个人修养，他们更是把国家安危、人民苦难放在第一位。杨涟、左光斗、顾宪成……这些名字就像是在黑暗中的火炬，指引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孙中山27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香港医学院，开起了私人诊所，自然收入不菲。但他对清朝的腐败政治深恶痛绝，诊所仅开了两年便和几位朋友建立了“兴中会”。他提出了十六个字的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经过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第十一次终于成功，那就是震惊世界的“武昌起义”，从而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其历史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为此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人都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
知识分子应当是民众的良心，是人类的智慧。知识分子的事业有其独立性，对社会的弊病和统治阶级的腐朽进行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然而，批判的武器可以唤醒沉睡的民众，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固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倘若知识分子不对社会进行批判，这个社会要如何前进呢？
所以，知识分子的人格要独立，既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更要有“辨是非、明天理”的科学精神及社会责任感。而人格之独立，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为事实，为真理说话，而非为政府及当权者说话。明智的政府与善用权力者定会认真倾听并适度采纳具有独立人格知识分子之言论的。这在吕理州先生的新作《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中有很好的诠释，他在分析“日本能，中国不能”的原因时，所诠释的五点理由很有道理。
其一是日本有兰学而中国无。兰学为日本培养了一批虚心看世界、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其中著名的大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曾上书给藩主真田幸贯中谈到了求真务实、放眼看世界的重要性。
近来西洋诸国日渐强盛，尤其在器械、技术方面，进步神速。清朝却仍旧视西洋诸国为夷狄，忘掉中国兵法中“知己知彼”的教训，以致与西洋诸国打了几次仗都惨遭败北。昔日出现过文、武、周公、孔子的堂堂大国，如今蒙上千年之耻，实在令人叹息。
可是这并不只是清国的问题而已。近年来，西洋诸国的船只频频出没于日本近海。他们或乞求薪、水，或提出信函，或要求贸易，或出之以暴行，千方百计地想与日本接触。毫无疑问地，他们必有侵略日本的野心。
因此，日本必须赶紧加强防备才行。然而，日本300年来过惯了太平生活，上下人心习于安逸，对加强防备一事并不怎么热衷。因此，臣认为当务之急应该先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西洋诸国的情形，了解他们的优点与缺点。一旦了解西洋诸国的情形后，便能够吸取对方的优点，攻击对方的缺点。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知己知彼”。而若要了解西洋诸国的情形以及其优缺点，最好的方法就是读西
洋原文书，就得懂西洋的文字。
据此，吕保州先生感叹：在近代史上，决定中日两国命运的关键点，便是当两国面临来自西方的冲击时，谁能早日搞清楚状况。正因为兰学在日本的盛行，养了众多能亲眼看西方的知识分子，所以，日本在了解对手和知己知彼上先下一筹。
其二是中国有科举制度，日本则无。吕理州先生认为，在中国长达1381年的科举制度，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力与脑力全耗损在科举制度划定的四书五经的框框里面。自然创造性及创造性人格就无从谈起，而日本就不一样了。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在日本，儒学固然是知识分子必修的教养科目，可是也仅止于“教养”而已，跟当官发财或光宗耀祖并没有直接关联。儒学在日本并不像在中国那样有绝对性权威，因而才有兰学发展的空间。
兰学及科举制度的有无，决定了西洋文明流入中日两国的途径大不相同。中国是通过商人流入，日本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脑子儒家思想，对西洋文明不感兴趣，他们即使看到了西洋的船舶器械等科技产品，也不为所动，觉得那只是夷狄的奇技淫巧，没什么大不了。
另一方面，由于西洋人到中国从事贸易之故，与这些洋人接触的中国商人便学会说洋话，西洋文明也就经由这些商人流入中国。可是这些商人文化水平较低，他们对西洋文明并没什么兴趣，只是想与洋人贸易赚钱罢了。因此，他们即使学会洋话，也只是学会简单的日常用语。他们虽进洋货，可是这些洋货中却很少有西洋书籍，尤其是科学方面的书更是几近于无。
因此，通过中国商人流入的西洋文明，只停留在外观的层次，只是让市面上多了一些舶来品，以及让一部分商人学会日常会话用的洋文罢了。换言之，西洋文明的流入并没有对中国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日本则与此相反。在二百多年的锁国时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兰学者）努力研究西洋学问（兰学），并且借着开班授徒与著书立说，把吸收来的西洋学问传授给其他日本人。因此，西洋文明可说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日本。
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较高，所吸收的都是西洋文明中最深层的部分，因此西洋文明通过他们流入后，便在日本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中国引进了西洋文明的肤浅外观，日本则引进了西洋文明的深层内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化脚步如此迟缓，而日本的文明化脚步却那么快捷的原因。
其三是日本有武士阶层，中国无。这点向松祚先生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精神为一切制度和事业之根基，原本是中国文化最高理念。《中庸》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清楚明白，毫不含糊。武士道精神之核心，是对民族、对国家的极端忠诚。舍生忘死以拯救民族，赴汤蹈火以强盛国家，实乃武士道最基本之信念。当然，保卫国家之使命，绝不是单纯等到战场上去冲锋厮杀，它首先体现为国民必须在每一个具体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顽强奋斗，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此才能从根本意义上保证国家不受外来列强之欺凌和掠夺。
明治维新之领导精英皆出身武士阶级，是众所公认之事实。奠定日本现代经济金融基础的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益田孝、岩崎弥太郎（三菱财团之始创者）等等众多商界领袖，亦皆出自武士世家。军事领导者就更不用说了，武士道精神永远是日本军人之最高人生信条。像日本军神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都是武士道精神最极端之化身。
反观同治中兴时代之中国，民族精神之衰落早已惨不忍睹。应付鸦片战争之朝廷命官，其见识思维毫无过人之处，对世界大势懵懂无知，事过之后亦无奋起学习之热情。太平军事起，曾国藩惊呼：无兵不足以痛苦，无饷不足以深忧，惟欲求一耿耿忠愤血性之士而不可得，此则足以堪忧也。太平军以民族主义相号召，思想基础却是“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依照今日之标准，乃是一种邪教。同治中兴之领导阶层，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都无法摆脱小圈子利益之怪圈，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终究退居其次。
满洲王公贵族集团之贪婪腐化、鼠目寸光、自私无耻，实在罄竹难书。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其压制思想自由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之学术文化，完全限于停顿。满清二百多年，学术几无可称之处。所谓乾嘉学者，说到底不过是寻章摘句之腐儒，完全没有经天纬地之伟大创造。其于弘扬民族精神、激发国人血性热情，毫无助益。等到列强瓜分中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国人干脆将失败之因归咎于传统文化，打倒孔家老店，拥抱欧风美雨，竟成为拯救国家之不二法门。中华文明固有之伟大精神被连根拔起，彻底摧毁。纵观人类历史，缺乏伟大民族精神而国家兴旺发达者，未之有也。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是千秋大业。”
其四是“中国遭西方冲击在先，日本遭西方冲击在后”。日本遭受的外患比中国来得晚，所以日本能够跟在中国后头，捡拾中国的失败经验，而且由于旁观者清之故，日本因而能比中国及早了解局势，少走了很多冤枉路。
其五是“中国的文化优越感比日本强烈”。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把儒家思想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是文明上国，是世界的中心，周遭国家都是夷狄蛮貉，从来只有夷狄蛮貉向中国求教，而没有中国向夷狄蛮貉学习的道理。因此，即使中国被西方来的夷狄一而再、再而三地击败，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仍不愿意承认西方文明在某些方面优于中国文明，仍不肯虚心求教。
谈完了这五点，吕理州先生还总结性地说了如下这一段话：直到现在，中国仍落在日本后面。这个责任该由谁来负呢？或许，千百年来自大自满、怠惰不长进、汲汲于追求科举名利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负起大部分的责任吧！
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突然想起1867年的8月1 6日《南华先锋报》（N o r t hChina Herald）登载了一篇比较中日两国的文章中的一段话：
这两国的国民差异极大。一边是进步主义的典范，一边是保守主义的化身。中国人喜欢回顾过去，日本人喜欢展望未来。当面临一项新的计划时，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反对该项计划，日本人则以极为乐观与善意的心态迎接任何新点子。
140多年过去了，用这段话来描述当今知识分子依然恰如其分。看来，作为国民精英的知识分子群体，百年来的进步依然十分缓慢，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中国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略谈齐家文化双大耳罐的相关问题 篇7
在现有的研究中, 这类陶器主要被学者用来作为齐家文化分期研究的标型器之一, 对其特征的归纳大多局限于外形特征的描述、演变趋势的总结, 如有突出的双大耳, 器型整体早期通常矮胖, 后期逐渐更瘦长, 颈部变长等 (1) (2) (3) 。关于其类型的划分, 以发掘者对单个遗址材料的分析为主, 缺乏不同遗址之间关联性的比较, 而这些类型的划分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例如个别器物与典型双大耳罐形制差别较为明显, 是否应归类为双大耳罐还需要斟酌;除此之外, 类型、式别的概念体现得并不清楚, 各式别双大耳罐之间的演变关系也不甚明显。双大耳罐数量在陶器整体中的比例等问题也较少有涉及, 针对这些问题, 笔者将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一双大耳罐的基本特征
双大耳罐, 在齐家文化几个典型遗址中均有发现, 但命名却不尽相同。这类陶器最早在齐家坪遗址中发现, 被安特生命名为“安弗拉式双耳罐”, 在之后的考古发掘报告中也有以“双耳瓶”命名的, 但从其形制特点来看, 应是双大耳罐无疑。除此之外, 也有以“大双耳罐”称之的, 但笔者认为“双大耳罐”的名称更能体现这类器物的特点, 即强调其“双大耳”这个典型的特征, “大双耳罐”易被认为是强调器物整体的大小而非耳部的特征。“双大耳罐”, 顾名思义, 这类器物有着较为突出的一对大耳。
齐家文化陶器耳部较为发达, 双耳器数量众多, 双大耳罐的耳部呈弧形、宽带状, 个别器物在耳部还刻画纹饰。双耳通常从口沿处 (或口沿稍下部) 延伸至器物颈部以下的腹部, 长度大多超过器物整体高度的三分之一, 个别大耳的长度可占器物整体高度的三分之二, 是名副其实的“双大耳罐”。这类陶罐多为喇叭口或侈口, 颈部较长, 有的颈腹之间分界明显, 有折棱, 腹部有折腹和鼓腹之分, 均为平底。
双大耳罐绝大多数为泥质红褐陶, 泥质灰陶极少, 夹砂双大耳罐仅见于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中, 且只有一件。有少量彩陶, 见于皇娘娘台遗址和柳湾墓地, 其中柳湾墓地的彩陶双大耳罐被划分在双耳彩陶罐类别下, 但其形制、特点与双大耳罐无差。这类器物绝大多数为手制, 在几个典型遗址的发掘简报、报告中都有描述, 柳湾墓地双大耳罐的颈腹壁上留有清晰的轮旋纹道, 磨沟墓地部分双大耳罐口部也使用了慢轮修整技术。双大耳罐大多为素面, 器表有特意磨光的现象, 尤其在大何庄墓地、柳湾墓地更为常见。少量双大耳罐在腹部饰有篮纹、绳纹, 皇娘娘台遗址、柳湾墓地双大耳罐的耳部饰有三角形、菱形、圆形镂空纹饰、纵向刻划纹、半月形压印纹等, 这两个墓地的彩陶双大耳罐在肩腹部饰有复线三角形纹饰。
二双大耳罐的数量及与其他陶器的组合
齐家文化几个典型遗址中包含的双大耳罐数量比例不尽相同。在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中, 62座墓葬中共有15座包含有双大耳罐, 数量占陶器总数的7%左右。根据墓葬登记表的记载, 柳湾墓地发掘报告认定的齐家文化366座墓葬中共有80座出有双大耳罐, 数量占陶器总数的6%左右。大何庄墓地48座墓葬中有38座出有双大耳罐, 数量占陶器总数的13%左右。秦魏家墓地138座墓葬中共有88座墓葬包含有双大耳罐, 数量占陶器总数的23%左右。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在皇娘娘台和柳湾两处遗址, 双大耳罐数量相对较少, 虽然占有一定比例, 却不是墓葬中最普遍的随葬器物, 而出有此类器物的墓葬等级也不见得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皇娘娘台墓地中的双大耳罐出自合葬墓的稍微多一些。在大何庄和秦魏家两处遗址, 双大耳罐数量较前两处有明显的增加, 而墓地中超过半数的墓葬都随葬至少1件双大耳罐, 说明在这两处的遗存中双大耳罐是随葬品中比较重要的一类。
在皇娘娘台遗址中, 最常见双大耳罐与双小耳罐、双耳折肩罐的组合, 在所有包含双大耳罐的陶器组合中占一半左右, 且双大耳罐往往放在双耳折肩罐的口部或旁边, 可见其关系的亲密。柳湾墓地中双大耳罐多与其他类型双耳罐组合, 搭配陶壶、高领双耳罐、粗陶双耳罐、粗陶瓮、侈口罐等器物的情况也比较多见, 双大耳罐独出的现象也有几例。在秦魏家墓地中, 双大耳罐、高领双耳罐、侈口罐的组合最为固定, 数量占绝大多数, 这三种陶器搭配双小耳罐、豆、碗等器物的组合也不少见。与秦魏家墓地相似, 大何庄墓地中双大耳罐、高领双耳罐、侈口罐 (尤其是夹砂侈口罐) 的组合较多, 但双大耳罐与侈口罐两者的组合出现得更多一些, 这两者搭配豆、碗的情况也比较多见。
由以上陶器组合的情况可以看出, 各遗存包含双大耳罐的组合异同共存, 虽然各遗存都有自己的特点, 但双大耳罐与高领双耳罐、侈口罐的搭配在各遗存中都有出现, 尤其是在秦魏家、大何庄两处更是普遍, 因此可以看出这三种器物在齐家文化中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反映在它们于墓葬中的摆放位置上, 大何庄墓地上层墓葬中, 多用2件双大耳罐和侈口罐随葬, 少数墓葬在墓主人脚部上面的墓口填土中又放置一两件陶器, 通常是双大耳罐和侈口罐各1件或单独放置一两件双大耳罐, 下层墓葬也有这种情况, 但不多见。秦魏家墓地也有类似的做法, 该墓地的陶器大部分放在墓主人的脚下方, 少数在脚部上面的墓口填土放置1件双大耳罐或侈口罐, 以及双大耳罐与侈口罐、单耳罐的组合。这种有目的地放置在特殊位置的行为, 说明双大耳罐作为随葬品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而从遗址和墓葬所出双大耳罐特征一致这一点来看, 墓葬中的双大耳罐并非专用随葬的明器而是实用器。据此可以推测双大耳罐应是齐家文化居民日常生活中主要的用器之一, 在死后随葬生前惯用器也应是该文化的特点。
三双大耳罐的类型及分期
根据形制的差异, 齐家文化双大耳罐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各遗存的情况都不太一样。皇娘娘台遗址最初的发掘简报将双大耳罐分为长颈折肩和鼓腹2种类型, 第四次发掘的简报则划分为5式。其他遗址的发掘报告、简报也根据双大耳罐形制特点、区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笔者将这几处遗存的双大耳罐进行了比较分析, 将其分为四个类型 (图1) 。
A型双大耳罐为侈口、长颈、折腹, 颈部较直, 口径略大于腹径, 腹部最大径偏上, 双耳落在腹部最大径上, 下腹部向内斜收。根据年代早晚的变化又可分为3式, Ⅰ式以皇娘娘台M60:2和M47:11为代表, Ⅱ式以皇娘娘M37:13为代表, Ⅲ式以秦魏家M134:4为代表, 从Ⅰ式到Ⅲ式双大耳弧度逐渐变大, Ⅲ式腹大径略向下移。另外, 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中记载的齐家坪遗址第五版第三图的双大耳罐也属于类型。
B型双大耳罐为侈口、长颈、微鼓腹, 颈部较A型长出很多, 腹部很小, 略微向外鼓且位置偏下, 口部与颈部整体呈喇叭筒状, 口径明显大于腹径, 双耳落于腹中部。也可分为2式, Ⅰ式以秦魏家M89:1为代表, Ⅱ式以皇娘娘台M38:2为代表, 两式差别不大, Ⅱ式腹大径位置略偏下。另有柳湾M114:1也属于该类型。
C型双大耳罐为侈口、长颈、鼓腹, 口径略大于腹径, 腹最大径处向外鼓出。Ⅰ式以皇娘娘台M32:3为代表, 双耳落于腹最大径处;Ⅱ式以柳湾M1108:1为代表, 颈部较长, 腹部较扁, 向外鼓出。
D型双大耳罐为敞口、束颈、圆鼓腹, 颈部变细变短, 腹部变大, 腹壁弧线更圆润, 口径小于腹径, 又可分为Da、Db、Dc三个亚型。其中Da型整体较为细长, 腹部圆鼓且位置偏下, 底部较小, 根据年代早晚可分为2式, Ⅰ式以大何庄M63:4为代表, Ⅱ式以秦魏家M40:1为代表, Ⅱ式腹部位置较Ⅰ式更偏下一些。Db型敞口较Da型更明显一些, 颈部短, 腹部深, 双耳落在腹部偏上的位置, 以秦魏家M117:4、M106:4和大何庄M36:2为代表。Dc型口部、颈部与Db型相似, 唯腹部略呈扁圆型, 腹径更大一些, 以秦魏家M9:5、M54:3和磨沟M164:A2为代表。
另有柳湾墓地Ⅳ式彩陶双耳罐两件, 观其形制与上文划分的C型双大耳罐相似, 其中M1325:2在颈部饰有一圈红彩折线纹, M871:2口沿下饰有三角网格文, 颈部有一圈菱形格纹, 器型瘦长, 双耳很大, 从口沿向下延伸至腹最大径处。
谈到双大耳罐的分期, 势必要了解齐家文化的分期, 目前对于齐家文化的分期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这里不再详述) , 笔者结合上文提到的几处遗存的发掘报告、简报, 参考水涛先生对齐家文化重要遗址年代关系的判断, 将双大耳罐的类型早晚关系进行总结, 见图1。
笔者基本认同水涛先生将齐家文化整体分为四期六段的观点。他是在分析了包含双大耳罐在内的若干齐家文化典型器物演变趋势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如果只从双大耳罐入手, 可以发现最早的双大耳罐在水涛先生划分的二期出现, 一期的柳湾墓地一段墓葬中所出的M271:5虽然在报告中被归在双大耳罐类别之下, 但其形制与本文所指的双大耳罐有不小的区别, 双耳大小并不突出, 口沿微敞, 颈部较矮, 斜肩折腹, 口径小于腹径, 与其他双大耳罐之间的演变关系不明显, 因此不宜归为同一类器物。而处于第五期和第六期的双大耳罐形制演变并不明显, 笔者认为将其合并为一期比较合适。因此参考水涛先生对各遗址墓葬的分期归类, 笔者认为齐家文化双大耳罐这类器物的演变过程从年代上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其中第二阶段还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段, 各类型双耳罐的年代关系详见图1。
属于一期一段的双大耳罐为A型Ⅰ式, 此时双大耳罐的口径略大于腹径, 侈口、折腹, 双大耳长度所占器型整体高度略为1/2左右;二期二段包含B型Ⅰ式和C型Ⅰ式, 前者口径明显大于腹径, 器物上半部分呈喇叭筒状, 腹部较小, 双耳占器物整体2/3左右;后者腹部位置也略偏下, 腹大径处向外鼓出。二期三段除前三型外, 新出现Da型敞口、束颈、圆鼓腹的双大耳罐。三期四段包含的双大耳罐有A型3式和D型, 未见B型和C型。相比前几个阶段, 此时的双大耳罐器型更加瘦长, 腹部最大径较之前下移, 以D型为主, 口径小于腹径, 双大耳所占器物整体的比例也变小, Db型和Dc型尤为明显。
以上是笔者对齐家文化几个典型遗址双大耳罐类型及早晚关系的大致梳理, 总的来说, 折腹双大耳罐年代稍较早, 延续时间较长, 二期稍早阶段双大耳罐口径、耳部变大, 稍晚阶段敞口、束颈类型器型开始出现, 一直到三期仍以这种类型为主题, 器型越来越细长, 腹部线条越来越圆润。彩陶双大耳罐只在柳湾墓地和皇娘娘台遗址中发现, 但由于皇娘娘台遗址F8的年代还有待讨论, 因此笔者暂未对F8所出器物归类。柳湾墓地彩陶双大耳罐与Ⅲ型相似, 但也略有不同, 纹饰属于齐家文化典型纹饰, 也可在其他器物上见到, 至迟于二期三段消失。
四双大耳罐的源流
双大耳罐作为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 显然不是突然出现的, 探讨这类器物的来源, 就要从比齐家文化年代早、地域接近的考古学文化入手。目前确认的符合这样条件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常山下层文化、菜园遗存、客省庄二期文化。其中关于菜园遗存与常山下层文化的关系还有些争论, 这里不详述。马厂类型的陶器虽然也有以“双大耳罐”命名的器物, 但形制上与齐家文化双大耳罐并太相似, 基本可以排除与其之关系, 而常山下层文化、菜园遗存以及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一些遗址中往往可以看到类似于齐家文化双大耳罐的器物出现。
水涛先生将菜园遗存与常山下层文化视为同一种文化, 并指出包括双大耳罐在内的一系列器物与齐家文化早期遗存中同类器作风接近, 二者应有承继关系。
笔者将常山下层文化的陇东镇常山遗址、固原海家湾遗址里的双大耳罐与齐家文化同类器物相比, 发现虽然双耳尺寸很大, 但整体器型矮胖, 颈腹分界并不明显, 制作较为粗糙, 与齐家文化双大耳罐在形制上有较大的区别。兴隆镇遗址的双大耳罐与齐家文化B型双大耳罐类似, 但仅见一件 (图2) 。
菜园遗存中的切刀把墓地M27:1与齐家文化A型双大耳罐相似, 但颈部较粗壮, 双耳也略小, 其余双大耳罐与常山下层文化同类器物形制相近 (图2) 。
客省庄二期文化几个遗址如长安沣西、临潼康家、宝鸡石嘴头、灵台桥村等, 都可以看到与齐家文化双大耳罐相似的器物, 梁星彭先生在探讨齐家文化起源问题时指出秦魏家墓地的双大耳罐与客省庄同类器形制相近, 认为桥村遗存可能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而典型的齐家文化正是由此发展而来。通过对上述几个遗址的比较, 可以看出灵台桥村H4:27与齐家文化A型双大耳罐类似, 但颈部稍短, 腹部较大;康家遗址T11:6虽然形制与柳湾遗址彩陶双大耳罐形制相似, 但却是素面的, G2H1:1与齐家文化C型双大耳罐略为相似, 但双耳弧度较小 (图2) 。
总的来说, 这三种文化遗存与齐家文化之间均有一定的联系, 就双大耳罐而言, 常山下层文化及菜园遗存的器物颈部多为短粗状, 而齐家文化双大耳罐除D型外均以长颈为特征, 且口径大于腹径现象比较明显, 腹部位置偏下, 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双大耳罐特征更相近一些, 但也略有区别。齐家文化B型、D型双大耳罐笔者未见其他文化中与其相似的器物, 其中D型口沿、颈、腹部特征与前三型差异较大,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和背景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在甘青地区, 齐家文化对稍晚时期的几支重要考古学文化也有较深的影响, 又有哪些文化继承了双大耳罐的特点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看来, 四坝文化、辛店文化似乎没有与齐家文化双大耳罐类似的器物, 寺洼文化徐家碾遗址有一类双大耳罐, 但形制上与齐家文化同类器还是有些区别。卡约文化下半主洼墓地、苏呼撒墓地也包含有双大耳罐, 形制与齐家文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可能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并继承了双大耳罐的特点。
五小结
齐家文化双大耳罐从早到晚数量比例逐渐增大, 随葬陶器组合的地位也随着时间愈加凸显, 是中晚期墓葬随葬品中比较盛行的器物。在墓葬中的位置、精致的制作工艺表现出齐家文化居民对双大耳罐的重视。
根据口沿、颈腹等特征可将双大耳罐分为四个类型, 其中, 折腹双大耳罐出现较早, 延续时间较长, 圆鼓腹略晚, 整体器型有从矮胖向瘦长发展的趋势, 长颈、大口径特点在早中期比较流行, 腹大径大多偏下且比口径小, 这种差别在晚期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虽然齐家文化双大耳罐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同类器物特征更为接近, 但也不能排除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摘要：双大耳罐是齐家文化最典型的器物之一, 然而目前对这类陶器相关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多。这类陶器在该文化几个重要遗址的数量相当可观, 因此, 对双大耳罐与其他陶器的关系、类型的划分、分期及源流等问题的研究, 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关键词：齐家文化,双大耳罐,类型,分期,源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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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 篇8
齐家油田构造位置在松辽盆地齐家———古龙凹陷齐家北凹陷的西北斜坡上, 是一个区域鼻状构造背斜之上的穹隆背斜构造。齐家油田高台子油层孔隙度小于10%的数据占80%, 渗透率小于0.1×10-3μm2的数据占总体的56%, 属于致密油藏, 产能一直偏低。确定岩石脆性大小及分布对制订缝网压裂方案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期望在研究区内找出位置和层段, 以达到通过实现缝网压裂达到提高产能的目的。
致密油藏的储集层致密、岩性复杂, 目前研究成果认为压裂改造是提高工业产能一种重要手段[1,2,3], 因此, 可压性评价对于优选压裂井段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学者通过室内岩石脆性试验发现, 岩石压裂的难易程度可用脆性指数表征, 岩石脆性指数高, 地层性质脆硬, 越易形成破裂缝, 对压裂作业反应越敏感, 进而对储层内流体的储集和运移都有利。故该参数可作为压裂选层的重要依据, 进而为致密储集层的可压性评价开辟了思路。
岩石的脆性是当岩石受力达到某个极限值时突然破裂 (在破裂前发生很小的塑性变形) , 破裂时全部以弹性能量的形式释放出来的一种性质。脆性指数是表征岩石发生瞬间变化前的快慢及难易程度的衡量标准。传统的脆性指数的评价模型有2种获得方法: (1) 通过试验方法获得[4,5,6,7]。该方法精度较高, 但取心工作难度较大且成本很高, 因此这种方法的性价比较低。 (2) 基于地球物理测井数据, 利用数学关系式来计算岩石力学参数。这种方法具有经济高效、数据准确、连续性强等特点[8,9]。测井资料纵向连续性强, 分辨率高, 地质信息丰富, 能够较直观地反映地层特征、井旁构造等。因此, 利用测井资料来获得脆性指数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目前应用测井资料研究脆性指数的方法中最广泛的, 是岩石力学参数法[10]和脆性矿物表达法[11]。利用岩石力学参数计算脆性指数, 其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而受地层环境各方面因素影响, 岩石矿物表达法也不能全面解释脆性指数。
鉴于此, 笔者首先选取取心井连续采样, 并对所取样品进行室内测试, 在确定了各样品的杨氏模量和泊松比基础上计算出各样品的脆性指数;提取各样品点的测井曲线响应值, 进行脆性指数与测井曲线相关性分析, 选取相关性最好的测井曲线, 建立脆性指数解释模型, 最后利用所建模型进行未取样位置的脆性指数解释, 并评价解释结果的合理性。
1 齐家地区岩石学基本特征
(1) 岩性及其矿物组成。根据岩心观察、薄片鉴定等结果, 确定本区高Ⅲ、高Ⅳ储层岩石多为岩屑长石砂岩和长石岩屑砂岩。从样品薄片鉴定结果看, 碎屑成分主要为石英、长石、岩屑。储层石英含量在16%~37%, 平均含量26.97%。长石平均含量32.34%, 其中钾长石在16%~39%, 平均含量26.79%;斜长石在0~20%, 平均含量5.54%。岩屑含量占12%~40%, 平均27.64%, 主要为酸性喷出岩碎屑。从三者含量来看, 石英、长石、岩屑含量基本相当。填隙物平均含量为13.05%, 其中杂基主要由黏土矿物组成, 约占5.01%, 其中, 伊利石约占黏土矿物总量的66%;绿泥石约占21%;伊蒙混层约占12%, 以伊利石为主;胶结物以碳酸盐为主, 平均含量约8.07%, 局部出现泥质、钙质偏高现象或有化石富集。不同样品中2种填隙物所占比例不同, 一般砂岩层底部以钙质为主, 中上部以泥质为主。
(2) 岩石结构特征。据粒度统计结果表明, 研究区多数砂岩粒度主要分布在0.01~0.15 mm, 都在粉—细砂范围内, 以细、粉砂岩为主 (图1) 。不同微相砂体的粒度分布不同, 分流河道、河口坝粒度最粗, 以细砂所占比例最高, 分选性相对较好;其次是坝内缘和席状砂, 以极细砂和细粉砂为主, 分选性变差;分流间薄层砂粒度以细粉砂所占比例最高, 分选性最差。颗粒接触关系以点—线接触为主, 少量点接触, 磨圆度主要为次棱状。
2 岩石脆性指数测井评价方法
2.1 岩石脆性的测井解释机理
(1) 声波时差曲线。根据弹性波动力学理论, 声波时差对岩石力学性质有很好的指示, 计算岩石力学参数最重要的测井数据即为声波时差数据。纵、横波时差可反映地层抗压、抗剪等特性, 为弹性模量、剪切模量及泊松比等岩石力学参数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 进而指导地层压力、地应力计算以及地层抗压稳定性评价等[12,13]。
(2) 电阻率曲线。岩石矿物成分及其结构可通过电阻率曲线差异来识别, 前已述及, 岩石矿物成分及内部结构与岩石硬度、形变程度、抗压抗剪强度都联系紧密, 是岩石脆性指数的重要影响因素。
(3) 自然伽马曲线。自然伽马测井主要用于计算岩层的泥质含量, 进而实现岩性划分、地层对比等。岩石泥质含量与颗粒接触关系和胶结状况等影响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一般来说, 泥质含量较高的岩石, 其抗压强度较低[14]脆性指数也较低。
2.2 致密储层岩石脆性指数测井解释模型建立
目前, 我国有关岩石脆性指数方面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岩心实验测量的基础上, 但这种方法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出岩石在地层因素影响下的脆性指数, 且数据量较少, 无法确定整个研究工区的脆性分布, 所以, 必须建立起岩石脆性指数和测井资料之间的关系, 才能实现岩石强度参数连续剖面的计算和判断[15]。测井数据的连续性和高分辨率的特性, 使得利用测井数据评价脆性指数成为目前最经济有效的方式, 并能够准确的定位压裂目的位置 (井、层) 。
(1) Rickman脆性指数计算。杨氏模量是指岩石破裂后, 岩石维持其形成的裂缝的能力, 值越高则越容易形成复杂的裂缝;而泊松比是指岩石受到力的作用时, 其抵抗被破坏的能力, 值越高则越不易形成裂缝。利用Richman总结的页岩气地层脆性指数的计算方法来应用于致密砂岩地层, 建立基于杨氏模量和泊松比的脆性指数计算模型:
式中, ΔE为归一化后的杨氏模量, 无因次;Δμ为归一化后的泊松比, 无因次;BR为脆性指数。
应用式 (1) 计算岩石脆性指数, 杨氏模量和泊松比等岩石弹性参数的获取是关键。为获取高精度的杨氏模量和泊松比等岩石弹性参数, 测井采集系列中应配备高精度的密度测井和阵列声波测井 (或声波扫描测井) , 同时, 以岩石力学试验测量值刻度测井计算值[16]。岩石弹性参数的常用测定方法分为静态法和动态法。静态弹性参数是通过岩石力学试验直接获取岩石属性参数, 包括泊松比、杨氏模量、抗压强度、抗张强度、抗剪强度和内摩擦角等;动态弹性参数是通过测定岩样中纵波和横波传播速度并结合体积密度转换后得到, 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Δtp为纵波声波时差;Δts为横波声波时差;ρ为体积密度。
(2) 脆性指数的伽马测井评价模型。选取压裂的目的位置通常需要确定到井、层位, 但常规计算指数脆性指数的方法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常规测井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岩石的力学性质, 利用齐平一井测井数据计算相关参数。图2中示出了利用公式 (1) 计算的脆性指数与自然电位、电阻率、自然伽马测井的关系, 可知自然电位及电阻率测井与脆性指数相关性较差, 但自然伽马测井与脆性指数呈明显的负向线性高相关, 相关系数为0.82。伽马曲线主要用于计算岩层的泥质含量, 岩石泥质含量与颗粒接触关系和胶结状况等影响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一般来说, 泥质含量较高的岩石, 其抗压强度较低, 与上述负高相关的结果相契合。进而可根据伽马曲线拟合脆性指数, 得出脆性指数测井解释模型:
式中, BGR为测井拟合脆性指数;SH为自然伽马相对值;GR为目的层自然伽马测井值;GRmin为纯岩性地层的自然伽马测井值;GRmax为纯泥岩地层的自然伽马测井值。
3 计算方法的合理性分析
(1) 测井解释脆性指数误差分析。本文通过自然伽马测井曲线实现了对脆性指数的求取。对齐平一井的自然伽马值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根据式 (4) 拟合出齐平一井的脆性指数, 与实测脆性指数进行了对比 (图3) , 图3中最后两列为Richman脆性指数和测井拟合脆性指数趋势线。
从图3可以看出, 实测脆性指数曲线和理论脆性指数曲线趋势相同, 吻合相当好, 绝对误差0.08, 相对误差仅为0.02。这说明如果研究区有测井数据资料, 在取心井资料缺失, 或试验成本不足的情况下, 可以利用测井资料来获得脆性指数。
(2) 矿物成分与脆性指数的关系。矿物是岩石的主要构成部分, 因此岩石的矿物成分及含量对岩石力学性质有着重要的影响。李华阳等 (2014) 在文中提到不同矿物岩石的力学性质差异, 认为矿物成分及其结构等对岩石脆性有直接影响[16], 一般认为石英、方解石、白云石等为脆性矿物, 而黏土为塑性矿物。根据前人岩石力学实验等实验分析结果可知, 利用岩石矿物成分来评价岩石脆性指数具有良好的效果。鉴于此, 此次利用矿物含量来对式 (4) 计算的脆性指数进行验证。
选取齐平一井研究矿物含量与脆性指数的关系。图4分别为式 (4) 计算的脆性指数与石英、钙质、泥质、长石的含量的相关关系分析交会图。可见石英、碳酸盐含量、泥质含量均对脆性指数有一定影响, 即脆性指数与石英、碳酸盐矿物呈正相关, 与泥质含量呈负相关, 与长石含量不相关, 符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同时, 利用式 (4) 进行全区脆性指数的综合解释, 并与矿物成分、粒度分布图进行了对比。脆性指数高值区一般对应的石英含量较高, 岩屑含量较低, 渗透率较高地区 (图5) 。
(3) 岩石粒度与脆性指数。王丽忱 (2011) 文中提到粗粒度颗粒接触关系较细粒度更加不稳定, 岩石在外力作用下更容易发生形变, 具有较高的脆性指数[15]。由图6可知, 脆性指数高值区一般对应的粒度较粗地区且细砂级粒度含量高, 而脆性指数低值区黏土含量相对较高。与上述理论研究成果契合。
由上述验证结果可知, 齐家地区利用测井资料评价脆性指数模型比较合理, 脆性指数分布受矿物成分和粒度分布影响较大, 符合齐家地区矿物成分分布特征, 且适用情况较好。所以, 该评价模型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4 结语
齐家 篇9
1、理论基础
在漫长的地质过程中, 油田上方形成了还原环境, 使不同的放射性物质呈现出不同的特性。镭元素在还原条件下, 易溶于水并随地下水向地下渗滤, 当含镭地下水向下运移遇到阻挡层 (即盖层) 时, 向周围水平运移, 至油水边界处, 在离开了油田区的氧化环境中, 镭元素从水中析出并沉淀在岩石孔隙或裂隙壁上, 使这些地区的镭的含量偏高。这样, 经过长期的溶解、搬运、析出沉淀, 使油田上方近地表土壤中的镭元素含量比周围低。同时, 镭不断地衰变, 转变为氡, 释放出不同能量的γ射线。
因此可以测量土壤中自然状态的氡的浓度, 来对地下的含油情况做出初步的判别。自然状态下的氡是由正常氡和增量氡组成, 正常氡的浓度决定于土壤层中所具有的放射性元素镭的含量, 因为氡是由镭进入α衰变后形成的子体, 因此, 增量氡浓度的大小与油气田形成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钍元素的含量可以反映出局部的放射性状况, 而钾是一种新生物元素, 在油田水中非常富集, 并且是含沥青质地层的指示元素。所以, 对这几种元素综合利用可以对地下的油水情况做一初步的判别。
2、技术简介
利用放射性技术对地下的油水情况做出初步的判别, 主要是利用已知油水层的参数建立油、水指纹, 来对未知地区的油水状况做出判别。
首先在已知油井处, 采用镭A测氡仪和γ能谱仪测量出地下的镭、铀、钍、钾、放射性总量五个参数, 根据这五个参数在不同的组合中占的百分含量不同, 分别建立起油指纹和水指纹的A~F六个图版。根据该区域的油、水指纹状况, 和对未知区域的铀、钍、钾、氡、放射性总量五个参数的测量情况, 对该区域的含油水情况进行判别。
3、现场应用
根据上述原理对齐家油田的金6井区块的地下含油水状况做了初步的判别, 建立的油、水指纹模型如下图所示:
对各测量排位分别建立了6种解释图版, 并以其中的F型图版为主要解释图版, 初步确定了油水区的解释模型。
即:Tc在RaA和 (U+Th) 中所占的比例大于82%的为油点的特征, 小于82%的为异常点的特征。
利用上述解释方法确定了各油井、注水井和各大剖面的油点和异常点的分布情况, 并利用此方法确定出各测量点的水淹情况, 对金6井区油田内部的地下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确定出金6井区块的边界情况如下:
南部:边界为外4-5点和外4-4点之间, 通过与构造图和油田边界图对比, 该边界的确定基本与之吻合。
西部:边界为外3-23点, 从剖面图上可以看出外3-23点到外3-28点都是异常点而外3-29点到外3-32点又表现为油点的特征, 从T2构造图上可以看出外3-28处为一断层, 断层外为一缓坡构造, 可能具有油点的特征, 但由于附近没有探井和其他资料, 因此无法进一步确定。
北部:边界没有明显的界限, 从T2构造图和各种资料分析可知, 北部处在断层外, 是一个非常缓的斜坡构造, 附近探井也都见到了不同程度的油气显示, 油水规律混乱, 无法确定北部的边界。
东部:对油田东部的界限划分由于村庄和庄稼地的原因而无法进行探测, 准备在地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做工作。
4、结束语
(1) 从该项技术在金6井区块的使用情况来看, 利用放射性指纹技术在地下的油水状况判别和油水界面划分方面, 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
齐家 篇10
金6井为齐家油田1口探井,射开高台子和扶余油层,试油显示GIII5组以下为同层和水层,1985年7月封堵GIII组(串槽)及以下后投产,开采GII1、GII2、GII4-5层,开采射开厚度16.2m,有效厚度12.5m,投产初期地层压力15.14MPa,日产液25.0t,日产油25.0t,含水0%,动液面0m。由于齐家油田底水能量比较充足,并且采取了边缘注水的开发方式,造成了油田中部存在剩余油富集区。因此,为了有效提高剩余油动用程度和开发效益,提出在金6井井位上侧钻水平井。
2 侧钻水平井及注水调整效果
通过数值模拟研究,认为在金6井和齐1-2井之间高三组上部存在较好的剩余油富集区。设计了1口水平井:金侧平6井,该井GIII2-3层控制地质储量为9.38×104t,可采储量2.91×104t。截止目前GIII2-3层累积产出1.4870×104t,采油速度为1.16%,采出程度为15.8%。
2.1 控制射开程度,避免底水过早水脊进。
金侧平6井口海拔为-1594.32m,目的层GIII2-3,底部距齐1-2井67.6m,水平段长度120.4m,靶前距74.25m。为保证金侧平6井射孔效果对GIII2-3层内未水淹的1780-1811m射孔,射开长度31m。投产初期日产液15.3t,日产油13.1t,含水14%,动液面580m。通过控制射开程度,有效地降低了该井投产初期含水,比侧钻前降低了67.5个百分点,避免底水过早水脊进。
2.2 控制生产压差,减缓底水水脊速度。
由于底水能量较为充足,该井含水仍在开发3个月后开始上升。分析初期含水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井间干扰加剧了水平井前端见水,临井齐1-2井射孔前水锥半径在GIII2-3底部为49m(应用Kuo和Desbrisay底水锥进模型计算),而齐1-2井在GIII2-3底部水锥半径外扩速度0.1米/月,导致水平井1年后含水上升。为此,对齐1-2井控制生产压差,抑制底水推进速度,2000年后金侧平6井含水保持在30%。
3 治理措施
3.1 合理优化注水周期。
底水油藏采用边缘注水,在低含水期有利于抑制底水推进,恢复油藏地层压力;在中-高含水期,底水水线已推进至油田内部,连续注水容易加快对底水的锥/脊进,因此通过周期注水利用底水能量,调整油藏地层压力保持在原始地层压力80%左右较为合理。
3.2 开展高含水期顶部注水试验、水平井提液试验。
油田投入开发后采取环状注水,这样势必造成顶部的压降值大于边部值,从历年的测压资料看,顶部压差为2.1MPa,边部压差为0.7MPa,进而加快了底水的推进速度。为控制底水推进,提高顶部压力,增加水平驱动力,建议在顶部开展注水试验。但为防止和避免注入水和底水窜通以及注入水在纯油区内形成死油区,必须对已注水井已水淹段堵水,同时采取周期注水控制强度。
4 结论
4.1 边底水活跃油藏,通过控制水平井射开部位和程度,可以有效的避免底水过早水脊见水。
4.2 通过控制水平井和临井的生产压差,可以减缓水平井底水水脊速度,增加底水的波及体积。
4.3 通过对侧翼控制注水、轴向周期注水和边部连续注水相结合的调整措施,可以有效的抑制底水脊进。
摘要：本文针对边底水发育的齐家油田高含水期剩余油分布复杂、直井开发底水锥进较快的实际,加强剩余油分布规律认识,通过油藏数值模拟和计算边底水油藏水驱前缘,搞清了底水锥进和边水舌进状况,提出了水平井挖潜零散剩余油治理对策。
关键词：边底水油藏,剩余油分布规律,侧钻水平井,综合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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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云普,徐念.大庆稳产单井突围[J].中国石油石化,2010(1).
齐家 篇11
摘要：明清家训中的优秀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涵盖了修身、齐家、处世的方方面面。本文主要从“修身、齐家、处事”三个方面探讨明清时期的家训思想，并从中挖掘出符合中华民族自身特性和社会传统的优秀教育内容。
关键词：明清家训;修身;齐家;处事
关于修齐治平，《礼记·大学》用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明清家训中的优秀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涵盖了修身、齐家、处世的方方面面。下面我们主要从“修身、齐家、处事”三个方面探讨明清时期的家训思想。
一、修身思想
（一）以德为本
在明清家训文化中，“德”是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古训云：“德者，事业之基也。”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显著标志。明代高攀龙在《高氏家训》中明确指出：“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好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张履祥在《张杨园训子语》中说道：“处人伦事物之间，有顺有逆，即不能无德怨。自处之道，有树德，无树怨，固然也。人情则不可知，处之之道，我有德于人，无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于我，虽小不可忘”。
（二）明志自强
魏晋思想家嵇康在《家诫》中曾云“人无志，非人也。”古人把立志作为修身成人的根本，这在明清时期大量的家训著作中也得以体现。明代杨继盛在《给子应尾、应箕书》中写道“人须要立志。初时立志为君子，后来多有变为小人的，若初时不先立下一个定志，则中无定向，便无所不为，便为天下之小人，众人皆贱恶你。你发奋立志要做个君子，则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清代曾国藩也在家训中提到“士人第一要有志，有志则不甘为下流”。
（三）慎独自省
慎独以安心是指在没有他人的情况下做事要问心无愧，使自己心安。曾国藩把“慎独”作为“日课四条”之首。明代杨继盛经常夜卧不眠，息心定志“心以思为职，或独坐时，或夜深时，心头一念，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则思之以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若是合天理，便行。”
二、齐家思想
（一）孝悌之道
“孝”是指对父母、长辈的尊敬，“悌”是指对兄长的顺从，孝悌属于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范畴。在兄弟关系上，传统家训强调的是“兄友弟悌”。曾国藩曾在家训中对大弟说：“尔为下辈之长，须常常存个乐育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况兄弟乎？”。
（二）勤俭持家
清代曾国藩特别强调勤俭治家，在勤劳方面，他认为“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穿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朱柏庐在《朱子家训》中教导子弟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奢侈浪费，懒散无业。
（三）治生理财
“治生”，意为经营家业，谋取生计，以期望获得和积累私人的财富。明清家训中要求要以正当的手段聚集财富，只从事那些理所当然、力所能及的事。正如庞尚鹏在家训中所说“田之财务，得之不以义，其子孙必不能享……惟择其理之所当为、力之所能为者，尽其在我……不以饥寒遗子孙，此身之外，皆为长物，何自苦为？”体现了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朴素道理。
三、处事思想
（一）谦下诚信
谦下诚信指待人接物要谦敬处世、诚信待人。 明代杨继盛在家训中曾表述了罗列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处事指南，“与人相处之道，第一要谦下诚实。同干事则勿避劳苦，同饮食则勿贪甘美，同行走则勿择好路，同睡寝则勿占床席……人有恩于我，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我，则即时丢过……人之胜似你，则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则谦待之，不可有轻贱之意。”
（二）明礼宽人
所谓“明礼”不仅是指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礼仪和礼节，更重要是把这些礼仪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品德，并在人际交往中做到以礼待人。所谓“宽人”是指一种“宽以接下，恕以待人”的待人接物品质，能不计前嫌，不念旧恶，雅量容人。《菜根谭》中说“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论人惟称其长，略其所短，切不可扬人之过”。
（三）择友慎交
古人强调择友慎交，与贤者为友。如明代高攀龙在《高氏家训》中说：“言语最要谨慎，交游最要审择。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人，不如少识一人。若是贤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难得，知人实难耳。语云：‘要做好人，须寻好友。……皆格言也。”在如何交友方面，《温氏母训》中写道“汝与朋友相与，只取其长，弗计其短，如遇刚惶之人，须耐他决气;遇俊逸人，须耐他周气;遇朴厚人，须耐他滞气;遇桃达人，须耐他浮气。不徒取益无方，亦是全交之法”。
参考文献：
[1]潜苗金.礼记.大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