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煤油灯有关的生活回忆故事

与煤油灯有关的生活回忆故事（共7篇）

与煤油灯有关的生活回忆故事 篇1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生活中的碎片，都已变得锈迹斑斑模糊不清了。而有的东西虽经过岁月长河的浸泡，却愈发变得晶莹透亮、熠熠生辉，每次忆起，都有一股暖流涌彻心底。——这就是珍藏于我记忆深处的一盏煤油灯。

这是一盏老式煤油灯，说不清它有多少年了。灯底座是用白铁皮焊成的扁圆形盒子，直径十二三公分，高约两公分，盒子里装满了沙子，以增加重量，保持灯的稳固;灯底座的中心部位，立着一棵下粗上细的铁筒，高二十几公分，这就是灯莛;灯莛的顶端连着油瓶座，灯油瓶大肚小嘴，洁净透明，油瓶盖中心透过一根薄铁皮卷成的细筒，用棉线或柔纸捻成的灯芯穿过细筒垂到油瓶里，将煤油汲吸上来，油润的灯芯，火柴一点就燃着了。豆粒儿般大小的灯火摇曳着橘黄色的光，温暖了那段苦涩的岁月，也照亮了我匆匆的童年。

我们兄妹四个，因为母亲要照顾小我一岁的妹妹，所以我很小时就由祖母带着。夏天夜短，吃过晚饭就休息了，基本用不着点灯。冬天天黑得早，漫漫长夜，大人们总想利用这段时间干些家务活。祖母先把炕烧热了，扒出一盆火放在炕头。为了节省灯油，等屋里完全黑透了，才点燃了煤油灯。煤油灯放在炕沿儿上，灯光里，火盆旁，两个相对的身影，一老一少。从人初静守到夜更深。祖母捧着一蓬乱麻团，把长一点的麻皮儿从乱麻团中一根一根抽出来，捋顺捋齐(乱麻是生产队废弃的，祖母捋好了送给母亲捻成麻绳纳鞋底用)。乖顺的我坐在祖母对面，听祖母一边捋麻一边讲那些久远的、温暖或者恐怖的“瞎话”(故事)。

祖母念过私塾，《百家姓》《三字经》都能倒背如流。每至夜深，为了提神，祖母就会背诵一段，声音极富韵律，特好听：“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拖着长腔的声调在温暖的小屋里飘荡，婉转悠长。在煤油灯的陪伴下，日复一日，我在懵懂的意识里对这些悠久的、传统的诗文产生了隐隐约约的喜欢。

灯芯烧久了，上面会结成炭块，祖母就摘下头叉轻轻拨一下，灯就恢复了亮度。为了使灯芯燃烧时产生的油烟降到最少，祖母每次都把灯芯燃烧的部分调到最短，即使这样，早晨起来一照镜子，鼻孔鼻窝依然积存了黑漆漆的油烟，连油灯上方的纸棚和附近的墙壁都被熏得黢黑。后来，父亲用铁丝和铁片做了个灯罩，灯罩固定在灯火的上方，才控制住了油烟的肆虐。

煤油灯似乎也懂得情感。当时生产队经常组织社员在晚间干一些扒麻之类的农活。我家离生产队近，一些社员扛不住生产队屋里的寒冷，抱着成捆的线麻跑到我家里扒。祖母从不嫌麻烦，先烧一壶热水，每人倒上一碗，再给会抽烟的人卷一颗旱烟。大伙身子热乎了，话就多了。当然少不了让祖母讲上几段“瞎话”。祖母也不推辞，装上一袋烟点着了，使劲吧嗒两口，便抑扬顿挫，娓娓道来。每到精彩之处大家听得来劲的时候，祖母却戛然而止，急得大伙抓耳挠腮。祖母却不着急，慢悠悠地唠起了闲嗑。等吊足了大伙的胃口，这才伸手拢一把脑后的疙瘩鬏，再装上一袋烟，清了清嗓子，书接上回。这个时候，煤油灯就愈发显得精神焕发，神采熠熠，柔和明亮的灯光与祖母的热情洋溢相得益彰，小屋里充满了温馨和快乐。

点灯的煤油，那时候都习惯地称为洋油，是从供销社买来的，祖母从来不让浪费。虽然家里有两盏灯，没事的时候就只点一盏。人在外屋的时候，灯就放在外屋，夜里口渴了，到厨房里的水缸舀水喝，就得提着灯过去，脚步不能太急，免得走路的风息将灯吹灭。有时，风会从窗缝或者墙缝钻进来，我们就得一手举灯，一手遮风护火，步步为营，如同踩在薄冰上，谨慎小心。有好几次我建议祖母，母亲不用的时候，就把母亲屋里的灯放在厨房里，也费不了几滴油。祖母则微微一笑，说，小孩子不懂，财从细取，聚少成多，过日子，得细水长流。

煤油灯还有一个独特的好处。夜里闲暇的时候，祖母就教我利用灯光在墙上做影人游戏。把灯放在离墙较近的位置，在灯前用单手或双手做成猫、狗、兔子等各种小动物，在灯光的反射下照到墙上，形象生动。祖母还用废纸剪成小人或一些花草树木，投影在墙上，虽然说不上惟妙惟肖，却也为那些乏味的时光增添了不尽的乐趣。

祖母就是这样一个乐观的人。她出身大户人家，18岁嫁给祖父。祖父是当时的国立师范毕业，有一份很好的职业，家里有几十垧土地，日子过得很殷实。可是好景不长，伴随着解放的隆隆炮声，土地财产被尽数没收，家境一落千丈。不久祖父也离开了人世。当时伯父只有十几岁，小姑不到十岁。祖母不悲不馁，以娇小的身躯毅然挺起了这个破碎的家。凭着三寸金莲和一双勤劳的手，将四个子女抚养成人，家境也得到了很大改观。正是受了祖母的影响，父辈们也诚恳热情，乐于助人，积累了非常好的人缘，所以当时作为富农家庭的我们在多次的_运动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后来上学了，煤油灯伴我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段旅程。灯前看书写作业，祖母特意将灯芯调高一点，以增加亮度。祖母仍坐在身旁，手不识闲忙着家务。很多时候当我写不下去望着跳跃的灯火发呆时，祖母就会开导鼓励。家有黄金用斗量，不如送儿上学堂，黄金有价书无价，学问要比黄金强。时至今日，祖母亲切的话语仍然在耳畔回响。

风卷流年，如今那盏煤油灯早已不在了，祖母也离开了我们二十多个春秋。而祖母的形象恰似一盏明灯，她刚毅的品格、乐观的精神，还有她留下的热情好善、勤劳节俭的家风将会发扬光大，由父辈、我辈延续至我儿我孙……

作者|张文平

公众号|咱们村

与煤油灯有关的生活回忆故事 篇2

先说,贾平凹的书法一个字儿卖去八万,大了讲就是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接着,某人以宝换字大抵不单是为了换字,更是要给宝贝寻一个好的归宿,这里面就又带着点儿文人情怀;再来,在这件事儿里, 没有欣赏,就没有交换,而这交与换中流动的是艺术,是文化,就显得高格显得有内涵;最后,不论是贾还是送宝人,多少都算是懂本土文化的文化人吧,缺一个,这事儿都成不了。

最近大家挂在嘴边儿就是本土化,我觉得,这事儿就很本土化。

再说跟我近的,我是建筑界的小字辈儿了,但跟着宋照青老师学建筑零整零整也有小三年,这中间当然也有不少让我触动的事情。类似的我说一件:

前两年,宋老师收了一座徽派的大府邸,拆砖卸架收好了藏了起来..... 有人就问了,好端端的干吗把人家宅子给扒了?其实很多时候好不了。

现如今城镇化浩浩荡荡,别说那些有名堂的历史建筑都不能有十足的把握被保留,更别说“推土机”眼里的那些破砖烂瓦了。其实不光在我们建筑师,在很多寻常老百姓看来,很多留下来的乡土建筑是饱含着足够的本土情感的。宋老师疼这宅子,疼本土的精神与文化,他清楚,只要经过合理的拆解,这宅子将来是有机会在合适的场所重新立起来的,就像重新装订的古书,翻一翻是自己能讲故事的。

我们都是打小儿听故事长大的,听《狼来了》听《孔融让梨》听《三顾茅庐》听“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儿.....”我们喜欢好故事,不单是因为那里头有记忆,更是因为它夹着情感与价值,它能引起我们读者的共鸣。文学是这样,建筑也差不多,想想看,能唤起使用者认同感的设计,算不算得是上优秀的设计呢?

然而,建筑与文学又有点不一样。建筑得挨着土地,不能没边儿没迹。说到这儿我插一句,我总觉得我们建筑师有的时候像极了农民,而我们植根的领域,就像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有的时候换个角度去看, 这作为不是修剪果树播种插秧如何如何,而是如何去运用土地。

勒·柯布西耶说过:建筑的伟大在于在顽石中创造奇迹,实现最大的效益。他老人家眼里的建筑就不单是要坚固实用美观,还要实现土地的价值。就目前流行的认识来看,我斗胆总结这么几个:个体使用者的价值,景观都市空间的价值,以及市场的价值,当然还可能有创作者自身要实现的价值......

岔开的有点远,其实我想说回宋老师收老宅子那段儿。前文说道要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创造一个能让老宅重生的场所,就为这事,宋老师带着我们一起没有少费工夫:尝试在现代社区中置入“文化服务中心”, 尝试在古镇改造中置入“书院公馆”,尝试在城市绿地中置入“文化会所”...... 重新组装起来的老宅将不单纯是陈旧的破古董,或凝练写意,或入微工笔,我们尝试将原构的老宅与各种尺度的空间结合到一起, 创造出能够产生对话效应的场所,老宅成为了一种酶,触发某种文化认同与场所精神的酶。但是谁来埋单的问题也会经常被提起,急了,宋老师也有奋不顾身要自己掏腰包的时候......

我们这样一直坚持着,随着理论与时间的积累,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这种观念逐渐被与我们接触的人认同。旧改这一课题在上海被提得如火如荼,从住区到商街,从私邸到公园,大大小小层出不穷。在我们的实践中,用地中的历史建筑被保移位留的做法逐渐地得到越来越多的业主接受,谁掏腰包的问题也不再是问题。

我相信这是一种基于本土化的行动,培养或唤醒本土化的主体,让本土化的设计落地,让本土化的价值回潮。

当然,不是所有时候都有老房子让我们拿来讲故事,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乐意以别的角度从本土文化中挖掘设计灵感,让盖出来的房子透着老祖宗的精气神儿。

有关过年年味的童年回忆故事 篇3

大年三十，从上午起，四大顿(年三十的上午、下午和正月初一的早上、中午)就开始了。当我们吃着白馒头肉菜的时候，当我们吃着香喷喷的水饺的时候，当清脆悦耳的接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无不沉浸在欢乐年味之中。

大年初一，我穿着母亲亲手给我缝制的崭新的花衣服， 随着大街上的人群，向父老乡亲拜年的时候，那时的谈笑风生，好像又回荡在耳际。那快乐的场景，又甜在我的心头。让我感觉过年真的好幸福呀!

我的子女们小的时候。他们也在昐过年。那时我们吃定粮，虽然定粮的30%是白面，平时我们尽量少买白面，好节余些儿白面，留到过年的时候吃。要过年了，我在蜂窝煤炉子上，蒸一些儿白馒头，花糕、枣花儿。让孩子们品尝年味的幸福。至于肉类的食品，凭着粮本上的供应，还能买到定量的牛肉。买回来包成牛肉水饺，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感觉年味儿浓浓的。

新春佳节，儿女们穿上爸妈在商场里给他们买的成衣;吃着盘子里的糖果、花生、瓜子;一毛、二毛地数着自己的压岁钱，孩子们也被浓浓的年味儿所陶醉。

现在，我的孙儿也盼过年。他的年味则是另一种味道。他希望在年假里，能多玩玩电子游戏，让爸妈带着他到南方旅游。至于吃的、穿的，早不是他想要的了，因为他早已不像他的父母那样有所需求，更不像他的爷爷奶奶那样渴望了。他的精神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彩电、电脑、手机，早已不陌生了。他不像他的爷爷奶奶的童年那样，连电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说看电视了;也不像他的爸爸妈妈的童年那样，能听听收音机、看上小的黑白电视，就是很奢侈的了。

我们祖孙三代人，虽然有着相同的童年，但对年味儿的感觉却不相同。这年味儿变化，正是祖国六十多年来日新月异的真实写照。

作者|高凤英

回忆过去的文章：油灯下的岁月 篇4

我家最初的那盏油灯不知制作于何年何月，在我的记忆中，整个油灯是由灯台(村里人称灯竖子)和一铁制灯盏组成的，灯台很简单，它由厚度一寸见方长宽约五寸的一块很重的方形木块上面嵌上一根尺把半高的圆形木杆，木杆顶端又固定了一个很小的圆形状的灯盘构成，灯盏像极了现在一些饭店供客人倒水的缩小版茶壶，只不过饭馆的茶壶是铮明瓦亮一尘不染的，我家的灯盏是浑身油腻脏不堪言的。灯盏放在灯盘上就像一只小鸟安静地卧在自己的巢穴，每每点亮，周边一圈昏暗的光芒，给夜晚的家里氤氲出一副静谧安闲的氛围。

那时人们买东西几乎都靠票证，农村每家人家一个月才供应一斤煤油，夏天也就罢了，昼长夜短，人们一天忙于劳动，晚上用油灯的时间很短，吃完晚饭就熄灯睡觉了，那可怜的一斤煤油不但够用，甚至还可以攒下一点待冬天来用。记得那时我家有一个二尺余高的大玻璃瓶子，父亲每个月到村里的代销社买回自家的那一斤煤油，把一半留在小瓶子里，另一半就灌到那个大瓶里攒了下来。冬天天黑的早，夜长，家家的女人们全靠夜里的时间做针线活儿，每天一熬就是半夜，那点当月供应的煤油远远不够，人们只能一边吃积攒下来的老本，一边跑到周边人少的村子的代销社找熟识的售货员靠人情偷偷买上半斤八两。

正因为当时煤油如此珍贵，所以家里晚上油灯一点亮，母亲就呵斥我们不让靠近油灯，生怕我们这些还不太懂事的愣头青一不小心把灯盏打落，洒了灯盏里的煤油。可这样的事情还是难以避免，无奈之下，最后父亲又用一个小墨水瓶重新做了一个灯盏，直接用铁丝摽(紧紧地捆住)在了灯台上，这才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灯油的损失。

那时农村特别穷困，大小人的衣服除了变换季节更换一下，一般一上身就要连续穿几个月，这种情况下，人身上和衣服上的肮脏可想而知，正因为肮脏所以那时农村小孩身边最亲密的朋友既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它们是虱子和虮子，你看吧，在课堂或上下学的路上，好多孩子有时总是不自觉地扭动着身子，为什么?其实那就是被虮虱叮咬时的不自觉反应。春夏秋三个季节，大人们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时间给我们处理这些，一直到了滴水成冰的冬季，夜很长，大人们也有了一点闲暇，才在晚上抽出点时间帮我们清理这些寄生虫。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家里面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我们小孩子们脱下汗渍斑斑的棉祅子，叽叽喳喳地叫着相互厮打着赤身裸体地钻进被窝，而父母趁这个间隙开始为我们抓虱子。刚脱下祅子的时候，上面还残存有我们的体温，吃饱喝足的虱子已经逃到了安全的针脚夹缝里“休养生息”去了，没吃好还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家伙们仍在四处觅食，大人们把祅子往炕上一铺，饥饿的虱子就意识到了危险的来临，这个时候它们抱定着生命至上的宗旨，饿着肚子纷纷扭头向针脚的缝隙里潜逃，这个时候也是考验大人们应变能力的最佳时机，眼急手快的家长往往能生擒活捉的多点，反应迟钝的家长收获就略差一些。当然了，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尽的，任你虱子有天大的本事最终也难逃人类的“魔爪”。大人们第一次失败，收效甚微，可以来第二次第三次，且可以采取“多方位立体式”的方式方法，精准打击收拾虱子。为了能够一次性对虱子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大人们根据长时间的对虱实战经验，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捉虱子办法，首先是扫除明处的虱子，就是我上面说的那种情况，这个不难，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摆平，就是眼疾手快地抓住逃窜虱子，用两手的大拇指甲直接掐死，虱子多了有时掐的能把指甲染得血红血红的，唾口唾液在衣服上擦一擦，继续战斗。其次，就是解决那些隐藏起来的家伙，它们一般都隐藏在了针脚缝隙里，最好的对付办法就是咬或用灯火烤，大人们把祅子里的缝隙直接放到牙齿处，紧闭牙关从一边一直持续地咬到另一边，只听得“嘎叭，嘎叭”一连串的脆响，里面隐藏的大量的虮子虱子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如果这个方法还不能彻底凑效，那就可以采用“烧烤”战术，把针脚缝隙靠在油灯火头附近烤，此时大多数虮子虱子几乎都会招致毁灭性打击。就犹如二战时候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挨了美国的原子弹一般，估计短时间之内它们不会卷土重来了。

此外，那个时候冬天队里场面的活儿一结束，就到了寒风凛冽的腊月中旬了，看看快要过年，母亲不但白天要抓紧时间拆洗缝补全家人的破衣烂衫，夜里也得加班加点做鞋衲袜。当时很多个夜里，我们被尿憋醒，还能看到母亲披着棉袄端坐在油灯下要么给我们衲鞋底要么给我们织袜子，油灯暗了的时候，母亲就用做针线的缝衣针在灯头扒拉扒拉灯捻，实在不行，就放下手头的活儿，一手擒住灯芯，一手用缝衣针往出挑挑灯捻子，此时油灯的灯头跳动几下就会突然明亮起来。

由于家穷，母亲在生活上一贯要求我们节俭，平时的日子里家里能省下的绝不浪费，但唯独在我们读书上母亲毫不吝啬。记得我读书后有时老师会布置好多作业，母亲白天忙于干活儿顾不上过问，一到晚上就问我做完作业了没有，当我的回答吞吞吐吐支支吾吾时，母亲就知道我没有写完作业，逼着我必须在夜里完成，完不成不能睡觉。为了完成母亲下达的命令，有时家里的人都睡觉了，我一个人还冷冷清清地蜷缩在大后炕那张老旧炕桌的油灯下“奋笔疾书”，睡意来袭也不敢懈怠，直至半盏灯油熬完，我的作业完成后才敢睡觉。

后来随着生活的日渐好转，我记得我家也使用过有玻璃灯罩，可以通过手拧来调节灯头大小的所谓洋灯。这种灯不但样式美观，而且还干净明亮，使用起来也方便。像夜晚地上掉了东西，或在暗处寻个物件，洋灯可以很容易地就被挪移过去照亮，而以往的油灯却很难做到这些，尽管人们用一只手捂着灯火，一只手小心谨慎地移动，也很容易被轻微的一点风吹灭。

我读了高中以后，尽管那时农村也普遍用上了电灯，但学校的晚自习一下，教室里的电灯就会被统一拉闸停电。对我们还想苦拼一会儿的学生们来说照明就成了困难，一些家境比较富裕的学生提前就在桌坑里备好了蜡烛，对家境如我的学生，此时油灯就开始粉墨登场了。那会儿煤油几乎已经被淘汰，我们几个人到街上卖柴油的地方合伙买上一瓶柴油，在墨水瓶的盖子上掏个小孔，用牙膏皮裹着一绺线团或棉絮往瓶盖的小孔里一插，一具油灯就制成里。一来是我们为了灯光亮一点把灯头留得较大，二来柴油的烟煤远远比煤油要多，只要在柴油灯下学习上个把半小时，脸上、头发上、鼻孔里就满是黑黑的烟煤，用毛巾一擦就是一层黑污，甚至距离油灯六七尺高的教室顶棚也经常被我们的油灯熏得乌黑一团。

斗转星移，现在我们离开油灯的日子已经很久了，但每每想起过去苦寒岁月中那盏油灯豆大的灯光和灯盏那卑微的身躯，还是心存温暖和感动，尽管它们卑微、渺小、肮脏，但在没有光亮的夜晚，它们就是人们最大的光亮，正是它们照亮了那时人们的生活，使人们一步步走向今天的生活。

与煤油灯有关的生活回忆故事 篇5

通常，晚上要放电影，上午(最多中午)放映海报就在街边的墙上贴出来了，有时是红纸，有时是黄纸，墨汁淋漓，走过的人都能看到。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不消半天，附近十里八里的村庄都知道了。而放电影的地方，就在区政府门前的广场上，也就是白天赶场的地方。

到傍晚五六点钟，广场散场了，电影队的工作人员就到政府办公室把放置放映机的桌子搬出来，在墙上挂好电影银幕，也就是一块宽大的白布;还要在银幕两边各安放一个大大的音响，打开随放映机带来的录音机放起了音乐，放的都是一些革命歌曲。这时，镇上的广播喇叭也想起来了，一个声音高声广播着晚上即将放映的电影名字。广播的声音很大，镇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附近的村庄也可以听到。这样一来，白天没有来赶集、也没有得到放映消息的乡亲们都知道了晚上放电影的消息;那怕听不到广播里说了什么，但只要听到广播的声音，人们也知道晚上要放电影。

我家住在镇上，就在政府旁边，隔一条马路就是放电影的广场，但走路要绕一个“>”字型的弯，大约有100米，也就两三分钟的路程。知道晚上要放电影，妈妈很早就做好了晚饭，吃了晚饭，我们小孩子就拿着凳子去广场里占位置了。虽然每次都去得很早，但总有比自己还要早的，广场上已经乌压压坐满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有的是镇上本村的，也有的是附近村里的，都是提前来占位置。也有的是离家远的年轻人，十来个人一伙，赶完集就留在镇上等着看电影，看完了再打着手电回家。

孩子和孩子在一起，不免打打闹闹，玩耍嬉戏，你追我赶，乱作一团。有胆大好奇的孩子，就跑到放置放映机的桌子旁，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于是惹来工作人员的一阵斥责，旁边的孩子就发出一阵快乐的哄笑。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四乡八里的人都来了，扶老携幼，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找家人的，找同乡的，找凳子的，各个村庄的口音此起彼伏家都想往电影银幕下挤。于是你碰倒了他的凳子，他踩了她的脚，她又档了你的视线，免不了发生一些口角，这又给旁边的人来了不小的乐趣，都在等着看热闹。被笑得急了，有横的就挥起拳头想打架，但都打不起来，早被旁边的人拉开了;就算被打了一两拳的，想还手，拉的人多，还是被分开了，骂几句就过去了。一些小孩子仍然在广场四周又跑又叫，打仗，捉迷藏，玩得不亦乐乎。对他们来说，主要的不是看电影，而是借这个人多热闹的机会玩耍一番。

这时电影还没有开始放，放置放映机的桌子上亮起了灯，放映员就开始倒带子(胶片)，一边同旁边的人抽烟聊天。而有幸坐在桌子边的人，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的，无论平时多么的吝啬，这时也变得慷慨了，主动拿出自己的纸烟给他抽，还要恭恭敬敬的给点火，随便问一些晚上放几场电影、“好不好看”之类的话。带子为什么不事先倒好，而要到晚上才倒呢?虽然很多人心中都有此一问，但没有一个人会说出来，只好睁大眼睛等着，倒好一卷，就对边上看不到的人说一声“倒一卷了”、“倒两卷了”、“倒三卷了”、“倒最后一卷了”。大多数的电影胶片都是四卷，倒好第四卷，那就是说要开始放了。

看电影的人等得心急，但放映员却是不急。他把倒好的带子放到铁盒里装好，关掉一直放着的录音机，打开放映机，于是银幕上就出现了一个正方形或者是长方形的白框。这是在试镜头。有的时候，镜头一半在墙上，一半在银幕上，就听到一片的声音说：“歪了，歪了。”调好镜头，使得白框刚好在银幕的正中间，就可以放电影了。这时吵闹的声音小了，骂人的也闭口了，都在等着，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盯着银幕。

开始放了，但放出来的却不是预告和广播的电影，而是“加演”，也就是在放正片之前的热身影片。一般来说，加演影片都是一些电影片段，有的时候是领导讲话的录象，有的时候是农业科教片，更多的时候都是那些早就已经看过多少遍的电影片段。

看看还没放正片，小孩子们又闹起来了，有的让别人给看好凳子，赶快回家叫父母，加演只是几分钟，马上就放正片了。来得早的人就抓紧时间上一趟厕所，省得一会儿耽搁了看正片。

有的时候不放加演，而是有领导现场讲话，或者是通知什么重要的事情。这时就是大家吵闹得最凶的时候，巴不得领导两句话讲完就开始放正片。而领导的讲话通常都是又长又多了，半天还讲不完，于是就有小孩开始破口大骂起来：“讲个球，快放吧。”也不管讲话的人是否听见。

到晚上八点，加演放完了，放映员把刚才倒好的带子拿出第一卷来，拉出片头，穿针引线般在机子上从前往后上卷。上好卷，就关掉桌上的电灯，开始放正片。有的时候怕中途下雨，还要在放映机上打一把大伞，遮住电影机和放映员。

那时放的电影，全都是爱国主义战争片，不外乎《闪闪的红星》、《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大渡河》、《飞夺卢定桥》、《白毛女》、《沙家浜》这些。很多电影都看了好几遍，但大家还是百看不厌。而人们对电影的评价，就两个标准，一个是“好看”的，一个是“不好看”的，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所谓“好看”的，就是打仗打得激烈的，越激烈越好看;“不好看”的，就是打仗打得不激烈的，说了半天还不见拔出枪来。如果好看，看的人会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没有凳子就站着，站着看不见就爬窗户、爬房子、爬树，恨不的把脖子伸长三尺。当电影里打仗激烈的时候，也就是观众看得高兴开心的时候，伴随枪声的就有许多“咕隆咕隆”的声音，其实是有人从凳子上，或者是树下不小心忘乎所以摔下来了，有摔到地上的，有摔到别人身上的，也不管它疼不疼，爬起来又继续看。

如果电影不好看，很多大人看着看着就说话聊天了，小孩子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有的躺在父母怀里，有的趴在凳子上，有的滚到了地上。说不定等他一觉醒来，电影早散场了。

对电影里的人物，评判的标准也是两个：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解放军和共产党是好人，国民党、日本人和汉奸就是坏人。看到好人被打死了，人们会唉声叹气，一些妇女和小孩子还会哭得“呜呜”有声，鼻子“吸呼、吸呼”的成了一个出气筒;看到坏人被打死了，大家就哈哈大笑，拍手称快，恨不得自己也冲上去，把所以的敌人和坏蛋都打死光光。

电影放完一卷，就要换第二卷。因为只有一台放映机，换卷的时间要几分钟，这时银幕上就是一个白框。突然，银幕上的白框里多了一根粗粗的手指头，或者是一个拳头、一个巴掌，有时是一个大大的人头，大得遮住了大半个银幕。原来是有恶作剧的人，把手或者是头挡住了放映机里射出来的光线。还有的用手在光线中做出各种形状，银幕上的影子也就变化无穷。有的年轻小伙就吹起了口哨，尖锐的口哨声震遍全场，有时还会听到姑娘们“哎哟”的声音，被谁睬了脚还是捏了腿，于是就有老人骂了起来：“这些死年轻人，一点没正经。”

身上揣钱的还会乘机到广场边买来瓜子、葵花、花生等吃食，你分我一点，我给你一点，边吃边看，边看边聊，笑声不断。整个电影场上，口哨声、欢笑声、呼叫声响成一片，嘈杂得很。第二卷开始放了，喧闹才渐渐平静下来。

有时电影刚好放到紧张的地方，突然“喀嚓”一声，带子断了，或者是温度高烧坏了，放映员就拿出剪刀、胶布，把段口剪起重新接起来，这就需要技术，也需要时间。好的话两三分钟就好了，不好的时候十分钟还接不上。这时就是广场上最吵闹的时候，说什么的都有。如果接不好，就拉过一段再放，放映员祖宗十八代都被骂翻。

一场电影放完，基本上已经是开十点了。如果是放两场电影，那放正片的时间就要提前，或者是不放加演影片。但一晚上最多只能放两场电影，散场也快十一点了。电影一完，广场上立刻人头煽动，有孩子的抱孩子，有凳子的拿凳子，有手电的打起了手电。一条条长长的队伍，从广场走向四周的路口。我们这些家住镇上的，几分钟就到家了，也不用打手电;家住乡下离镇里远的，就高声招呼同乡，买好两节新电池，开始往自己的村庄赶。黑暗之中望去，只见路上一只一只的手电光在移动，有的快，有的慢：快的是年轻的小伙子，慢的则是老人、妇女和小孩。

我5岁那一年，寒冬腊月里一个赶场天的晚上，镇上也是放电影，家里有事情，父母都不去，我就自己搬了一张小板凳，带着才三岁的而弟就高高兴兴的去广场上看电影了。看到一会儿，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样子，我们很害怕，就回家了。回到家，父母的房间里很热闹，隔壁我的干妈也在，地上铺着一层煤灰，妈妈已经给我们生了一个弟弟，干妈就是来接生的。应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小时候的事情不可能还有记忆，况且那时我还只是一个5岁大的小孩子。但这件事却仍然保留在我的记忆中，一直都没有忘记。

渐渐地，随着人口的增加，镇里放露天电影的时候看的人太多，政府门前的广场容纳不下，放映地点就改到了离镇上大约一公里远的公社院坝，也就是我们镇上所属的乡政府大院，那里是集体时候镇里的公社。这时候放的电影，除了战争片以外，开始有了《少林寺》、《假大侠》之类的武侠片。

记得有一次在公社院坝里放《岳家小将》，看得人实在太多，院坝里坐不下。而电影银幕是栓在两棵马路边的楸树上的，很多人就蹲在银幕后面的马路上看。动作和字幕都有，但都是反的，只有声音是一样的。

还有一次，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离镇十公里远的学官中学放《长城大决战》，也是赶场天就贴了海报的，我们镇上同一个村的孩子都约好去看，我和二弟也不甘落后地去了。看完电影，已经快十点了，天气漆黑，估计走到家得十二点。幸好当时大姑爹在学校里教书，分得有房子，我们兄弟两就住下了，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才走路回家。其他的孩子则是走了一大晚上才到镇上。

后来，镇上有了电影院，公家放的露天电影就少了。以前一个月放一场，现在两三个月才放一场，有时要半年多才放一场。而镇上的电影院却是每个赶场天都放的，还不止一家，有从县里来租房子放的，有镇上的青年在自己家里放的。再就是小学里的钟晓频老师，也借了学校的一间教室来放电影。观众最多的，要数从县里来的那家，租了我们村的集体公房，能在100多人的放映厅里场场爆满，有坐在凳子上的，有坐在地上的，还有在后面站着的，每天可以放两三场。那时的电影票也不贵，大人三毛钱，学生和小孩子一毛钱可以看，两毛钱也可以看。

而我，则成了电影院里的常客。

每个赶场天，妈妈都要给我和弟弟们每人两毛钱，我花一毛钱买葵花来吃，剩下的一毛刚好可以看一场电影。有的时候妈妈不给钱，要我自己在场上卖凉水，放点糖精调味，放点红塘调色，大的两分钱一杯，小的一分钱一杯，一天下来也能买到几块钱，遇到天热的时候还能买十几块钱。我自己挣的钱，除了买课外书和定《故事大王》，全都化在了赶场天晚上的看电影上，收完凉水摊吃完饭，听到电影院里的喇叭声响起就往外跑。《少林俗家弟子》、《舞狮人传奇》、《武林志》等就是那时候我在电影院里看的。

再后来，镇上兴起了放录像，也就是用录像机放的电影。因为录像带很少断带，放起来也方便，90分钟一场，一个赶场天从上午九点到傍晚六七点钟可以放五六场，看的人多，老板的收入也多，慢慢的就把电影院挤跨了，大家都转而放起了录像。

作者|孙子兵

与煤油灯有关的生活回忆故事 篇6

那年冬天，村子里来了一个走村串户给人做衣服的裁缝，他借用我家的缝纫机给乡亲们做衣服，心灵手巧的妈妈就跟他学会了裁剪。大裁缝走以后，正赶上要过年了，妈妈就给我和妹妹俩一人做了一件花衣服。我和妹妹高兴得呀!穿着一模一样的花衣服在村道上又蹦又跳的，惹来同龄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打那以后，村里人就开始找妈妈给她们做衣服。

这样一来妈妈就更忙更累了。每天天刚蒙蒙亮时妈妈就起来忙乎，不但要做饭、喂猪、喂鸡，还要挤出一点空闲给村里人做衣服。妈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村里谁家有事儿求她都是有求必应，老人寿衣，新娘嫁衣，无论自己多忙多累，妈妈总是把乡邻们打发得乐乐呵呵的。看妈妈每天忙得团团转，哥哥们心疼地对妈妈说：“妈，你咋就不会说个不字呢，咱家这些活就够你忙乎地了，还谁来都说行，你就不会说没空啊。”

“咱还会啥?不就这点能耐么，都是乡里乡亲的，咋好意思说个不字。”每一次妈妈总是这样回答哥哥们。然而，乡亲们是知恩图报的，对妈妈的辛苦忙碌总是感激不尽。在那个还不富裕的年代，村里人以最温暖的方式回报着妈妈，今天后院王二娘给送来一包糕饼，明天东头张三叔又给拿来一串小鱼，还有会编筐窝篓的老李头每年都要送给我家几只漂亮的柳条筐......不会更多的花言巧语，乡亲们只是以最最朴实的方式回报着我善良的妈妈。

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农村都逐步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商店里挂满各式各样的新潮服装，妈妈的缝纫机正式下岗了。这让辛劳了一辈子的妈妈心里多少有些失落，可是不久以后，妈妈就给她的缝纫机找了一个新的营生：给儿女们轧鞋垫。妈妈把过去的旧衣服翻出来，一层一层的裁剪好，每天不停地轧啊轧。妈妈轧的鞋垫足足有一大箱子，儿女们的鞋号都已经印在她的心里，她按大小号分好份，儿子媳妇的，女儿女婿的，孙子孙女的。几年前老妈摔坏了股骨头，从那以后，妈妈的缝纫机真正的下岗成了古董。只有妈妈亲手轧的鞋垫依然在时时刻刻地温暖着她的儿女们，陪伴着儿女们走在幸福的人生之旅。

作者|赵庆华

与煤油灯有关的生活回忆故事 篇7

随着时光的推移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我当兵复原时珍藏的“纪念品”如军装、领章帽徽、挎包、武装带等物件已逐渐淡出视线。上世纪70年代一顶军帽难求，穿身军装招摇过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回来头几年对军用品还视为珍宝，一件难舍，后来几年就有所松动，忍痛割爱择亲友奉送，再后来就选最心爱的、最有代表性的压压箱底，其它一律清仓，最终难逃被清理出局的厄运。侥幸仅存的也是放在犄角旮旯被遗忘的角落里，不知什么时候找东西时被意外发现。

这种与时俱进的演变过程不仅是我本人，我想也是“战友群”共性的问题吧。临终末了，大多数复原老兵当年随身佩戴的装备早已轻装，剩下的无非是在梦中回放的一幅幅刻骨铭心的军旅生活画面，而这却是一位“军转民”几十年之后老兵灵魂与军魂的对话与警示……

如果用当代时髦话，“晒一晒”我的当兵物件，目前仅存而又每天陪伴我的是一个军用杯子。它和当今现役军人使用的杯子没有太大的不同，颜色暗绿微黄，质地是搪瓷的，杯的里面是白色的。这个杯子新兵发装时就发到每个人的手中，是士兵的“多用杯”，喝水用它，刷牙用它，逢年过节、战友聚会喝酒还用它。当年在部队时并不怎么拿他当回事，摸爬滚打、野营拉练、施工生产处处离不开它，用得着它。年轻人用东西不加小心，磕磕碰碰是家常便饭，不知是因为质量好，还是他有灵性，几年下来杯子却完好无损。

复员回家后，他一直像影子一样跟在我身边。不管往哪搬家，怎么折腾，我都对它珍爱如初。头些年我把它放在家里显眼的位子，不亚于博物馆展示文物一样摆放在我认为合适的地方，看着心里舒服。刷牙用别的缸子，不舍得用它。缸子有的使，干吗用它呀。他年龄大，资格老，贡献多，也该歇歇了。退休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又想和这个老伙计亲近亲近，交流交流。刷牙时端着它像是和它握手，刷完牙用牙刷在杯子里搅一搅、涮一涮，在杯沿上有节奏的敲几下好像是在和它叙旧唠嗑，接着再喝上几口水簌簌口，一吐为快，感觉像是在和杯子亲吻，心里那个爽劲儿就别提了!

近几年逾加怀旧了，每当逢年过节或亲友来家串门小聚，每每闲谈涉及军人的情结时，我还会情不自禁的炫耀一下杯子和关于它的故事。说起来真怪，有好几次牙疼，大把吃消炎止痛药都不顶事儿，百般无奈挤一点消炎脱敏专用牙膏，特别是拿起杯子就象祭起“法宝”一样，心里默念“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疼不疼，想想当年在军营”，怪哉，牙还真的不疼了。

时光无情，岁月有痕。物件也是一样，时间长了难免损坏，近几年我发现杯子底部和杯把根部有几处脱瓷掉漆了，杯口已经出现分布均匀的小“芝麻口”，几次想到小市场找人修补一下，可转念一想，杯子掉漆就跟人老了掉牙一样，能保守治疗的就尽量别薅，大动干戈搞不好会弄巧成拙，损伤物件原貌，反正也不耽误用，索性就维持吧。

见鞍思马，睹物思人。一个上世纪70年代的普通军用杯子，在我的眼里却不比寻常。因为他早已融入我的生活，寄托着我的情感，见证我的人生历程，是我军人身份的唯一实物佐证和纪念品。现如今它和我携手步入老年阶段，总有一天它要和人一样在生活之中消失的。

然而，它可以离开无数退伍老兵的身，却永远离不开我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