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事件作文素材

躲猫猫事件作文素材（精选7篇）

躲猫猫事件作文素材 篇1

云南“躲猫猫”案新闻发布会问答（实录）

云南网讯27日下午5时，云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李荞明在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死亡一事进行通报。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对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有关人员进行了提问，下面是新闻发布会上的问答实录。

主持人：下面请记者朋友们就今天新闻发布会的内容，特别是两位新闻发言人发布的新闻进行提问。

春城晚报记者：今天的事件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报道，那之前的结论是怎么做的，今天的突破点在哪儿？

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1月28号晋宁县看守所发生了李荞明死亡的信息发布以后，昆明市检察院当天下午就已经安排我们的检察干部到晋宁县看守所，这个时候看守所已经把李荞明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第二天昆明市检察院监管部门的专门人员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当时随同昆明市检察院（工作人员）的还有晋宁县检察院的干部。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由于刚才我的通报当中晋宁县看守所李荞明关押的拘押室（内），同监的关押人员搞了串供，使得我们案件调查、侦查产生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及时地向我们媒体报道这个事件，我们当时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是刚才讲到的有串供），向媒体做了一些报道。我们今天发布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们通过全面的调查、了解、取证出现的真实的情况。回答完毕。有记者问：我想请问一下事情到这个时候是不是调查已经结束，对于云南或者是其他看守所出现类似事情，检方和警方将怎样防范，对其他看守所所出现的情况将怎样进行调查？

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我坦率地给这位记者朋友回答，李荞明在看守所被殴打致死的这个案件，这个情况（的调查）已经暂时告一段落，刚才我在发表我们的新闻内容当中就已经讲了。现在案件根据法律的规定正式移交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同时对我们晋宁县看守所监管不利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还在进行调查。同时刚才我也向各位新闻界的朋友通报了，晋宁县看守所的个别干警在里面存在着失职、渎职的行为，我们检查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回答完毕。

都市条形码记者：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在刚才的陈述当中你讲2月8日李荞明和其他的在押人员在玩游戏当中被殴打，我想，在看守所这样玩游戏的事情是不是经常发生，发生这个情况看守人员在那里，他们是否知情？

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坦率地说，我们检察机关介入到这个案件进行调查的时候，在调查当中确实发现在我们晋宁县看守所，李荞明关押的这个监室确实有发生多次殴打新进人员的这么一种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当中应该按照规定。看守所条例规定，应该定期、定时或者不定时地进行巡查、检查。正因为我们负责这个监室的个别干警有严重 不履行职责、不按条例规定的行为，所以出现了这个情况。刚才我就向各位新闻界的朋友通报，渎职、失职的行为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检察机关已经立案侦查。

有记者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是在晋宁县看守所，还是其他的地方也存在这个情况？

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就我们介入的这个案件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确实是（只有）晋宁县存在这个问题。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想问一下本案到现在又积极公开，这期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第一，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侦查这个案件，我刚才就说1月28号出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就已经介入，在介入当中（发现）整个案件存在着串供、建立供守同盟的问题，使我们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查明案情真相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同时办案确实需要相应的时间。第二，李荞明1月12号死亡以后，我们昆明市检察院的法医就及时介入这个案件，对李荞明的尸体进行了检验和鉴定，按照法医学的要求尸体还有病例和局部检验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做出科学、公正、符合事实的鉴定结论，所以这个期间的时间必须要有那么多。

中国青年报记者：我想问一下刚才发言人说的一个突出问题，除了监管不力外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刚才你提到调查当中遇到的阻力，这个阻力除了串供，我们看守所又有什么 样的阻力？第二个问题，宣传部组织网民调查，你们认为有什么作用？

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这个案件发生以后（调查）受到阻力。坦率说阻力主要是来自刚才有说的串供、建立攻守同盟的情况，案件出来以后我们的公安机关和各级检查机关确实是非常高度重视，而且在调查、侦查、取证的过程中公安机关和我们检查机关是全力配合，互相支持，极力想把这个案件按照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尽快把事实的真相予以查清。要说阻力就是看守所李荞明关押的监室里面的，同时关押在一块的11个人建立了攻守同盟，要逐一突破他们的假口供、假事实。这个阻力是主要的。同时，这个案件发生以后，省委、省政府、公安部、公安厅，还有昆明市公安局，包括晋宁县公安局，还有我们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省检察院、市检察院、晋宁县检察院，确实是非常的关注这个事，非常重视这个事，因为（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涉及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在押人权的保障问题。回答完毕。

有记者问：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调查这个事情时有没有反映（网民调查委员会）？

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网民调查，坦率说我们还是非常真诚地希望网络包括媒体、社会舆论对我们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注和监督，这个是我们多少年办案当中要求这样，也确实需要，也希望我们的媒体或者网 民给予支持，给予监督。

有记者问：你好！我有两个问题需要问一下，今天生活新报的记者最新披露消息表明在2006年11月也是在晋宁县看守所一个嫌疑犯死于看守所，公安机关赔偿3万元，请对这个事情解释一下，是不是晋宁县看守所始终这么多年以来管理这么混乱。第二个问题，我知道24号省委、省政府开了一个专题的研讨会（就“躲猫猫”事件）；次日，公安机关发了一个通稿说会尽快查明真相，我们知道的是省领导限期（3天）破案，请问是不是因为领导的要求今天才破案。

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第一个问题，2006年说老实话是否真的发生这个情况，从我今天来看真是不太掌握这个情况（的），如果这个事情存在，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把您刚才说的2006年的那个事也要进行调查。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你满不满意。（至于）是不是按照领导的要求？

该记者再问：是不是按照领导的要求？

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严格讲不是。我已经说了，1月28号事情发生（后）我们第二天就介入了这个案件。为什么到今天才发布，刚才我已经回答清楚了，一个办案的过程，还有一个法医学鉴定的时间要求，所以到今天予以公布。

新京报记者：有类似这个事情发生在看守所，作为公安机关又侦办案件又要负责看守所，是否在这当中反映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2006年又发生这样的事 情，还在当地媒体看到了今年1月7日在盘龙区看守所又发生了一个事故，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三件事是否体现了看守所的体制目前是否有什么弊端。第二个问题，对于李荞明的赔偿，因为我们看守所（刚才你也说了）有自己的责任，出现渎职行为，是否会启动国家赔偿，数额是多少？

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根据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公安机关侦查案件，又进行关押这是现行法律赋予的公安机关的职责。

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犯罪嫌疑人李荞明在监管场所被人殴打致死，看守所和公安机关负有监管不利的责任，公安机关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要以积极的态度和家属进行协商尽快地解决善后的问题。回答完毕。

新文化报记者：我想问一个问题，现在根据这些资料显示（我并不是指完全的云南省）在看守所发生殴打这个事件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下，通过这次检察机关对于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发生这个问题之后，是不是说现行的我们的看守所的制度，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就是说他所产生渎职的原因将来将如何去防范。另外，据我了解，现在国家对于看守所制度，目前也是据说要有相应的改革政策出台，在这个方面检察机关是怎么样的考虑？

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首先这个看守所的事件发生以 后，云南省公安厅、昆明市公安局非常的重视，已经决定在我们昆明市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进行专项活动，进行整改，这个也表明了我们公安机关对这个事件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公安机关为了加强我们公安机关的教育和建设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决定。同时检察机关将根据这个事件对我们公安机关开展了专项活动也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关注，同时我们也会配合公安机关，把我们看守所的内部管理，特别是我们看守所的民警严格依法办事的行为再进行予以规范。促使完善我们看守所目前的一些规章和制度，我相信通过事件的发生和我们公安机关、检查机关的高度重视和介入到这个案件的调查取证，最后追究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我相信这样的事件在我们昆明市的看守所以后应该会逐渐减少，甚至杜绝，这个我是有信心的。谢谢！

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我补充一点，牢头狱霸历来是公安监管场所严厉打击的一个重点。从这个案件暴露的情况来看，在晋宁县看守所确实存在着拉帮结伙、称王称霸、恃强凌弱的牢头狱霸，李荞明就是因为（受）外力打击，致严重脑颅损伤（而）死亡。对监管场所存在的牢头狱霸的问题，公安机关的态度非常明确，露头就打，绝不让其做大成势，形成气候。从本案的情况来看，存在这个情况，而且是以“躲猫猫”为借口进行的施虐和体罚导致李荞明死亡。针对这个问题，公安机关已经安排部署，在公安监管产场所进行为期一 年的安全管理的整顿工作。从防脱逃、防暴力、防冲监重大事故的发生，防对抗、监管秩序的牢头狱霸的形成，防在押人员的自残自杀，防工作不当造成在押人员群体性的患病死亡，防民警徇私枉法为目标的专项整顿，从而加强监管，加强执法监督。从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利，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几个方面进行整治。我们按照“原因不查清、责任不追究、整改不落实、不放过”的原则进行严肃处理。同时，加强对监管民警的教育、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有记者问：关于监控录像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请问这个录像能不能向公众公布公开，能不能打造透明政府，怎么样的“阳光政府”？

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从这次和检察机关共同就监管场所的这个问题调查是否负有责任等方面在研究和调查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发现在这个监管场所存在着监控设施损坏达半年（之久）没有进行修复的情况。在这个监控（设备）损坏提出来的情况下，半年没有解决，所以才在责任追究里面明确领导的管理（责任），（相关）领导的重视、管理方面是存在着问题的，因此从这方面给予处理。同时，我们也提出了除了管理责任、领导责任以外，如果在案件进展当中发现渎职线索的，有犯罪嫌疑的绝不姑息迁就。

躲猫猫事件作文素材 篇2

事件发生在2009年2月12日,24岁的云南青年李荞明因在云南省普宁县看守所内受伤不治身亡,第二天,当地警方宣布死因乃是李荞明在看守所监区内玩“躲猫猫”时意外撞墙。这个新闻被《云南信息报》报道后顿时雷倒亿万网民。

面对日渐高涨的舆情,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出身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不愿做第二个周老虎。”伍皓认为要用网络的办法解决网络舆论,即要成立一个由网民主导的“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这开了网络时代政府应对公众事件的先河,因此广受关注。在这一事件中,网民对于公众事件的关注从网络进入现实,这也是政府第一次向网民的质询运用回应的方式做了重大尝试。

彰显了网络的舆论监督优势

优势之一——开放性,零门槛。在讨论过程中,一个随机形成的BBS成员圈子,极有可能形成一个相同的意见群体。这个群体的人自发地聚集在意见领袖周围,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以证实群体意见的准确性。而网友的簇拥,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这两个帖子一直高居论坛板块的首页显著位置,吸引更多的网友参与到该论题的讨论之中。这些相同的意见群体之间沟通交流,互通有无,形成了巨大的意见流,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

优势之二——无利益驱动,追求事实真相。由于网络受众人数众多,来自各行各业,专业经验丰富,“躲猫猫”事件中,随着议题的推进,网友们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观念,提出新的富有针对性的见解。因为具有以上特点,网络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新闻真相的追求,使得部分话语权真正回到了普通民众中。网民的意见很快得到了回应,2月20日,在云南省有关部门的组织下,这个有着浓厚传媒从业背景的网民组成的调查组,开始代表网民去普宁展开调查。这个调查组由4名相关部门成员、3名媒体代表、8名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组成。

优势之三——加大了舆论监督的范围和力度。网络的迅速发展让舆论监督在方式上实现从上至下到由下而上、从依赖权力到自主施力的回归。传统媒体借助网络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封锁,减少权力部门的干预,扩大了监督的对象和范围。由于媒体和受众关注度高,所以一些重要的舆论监督案例都持续的时间较长。并且,针对受众担心不了了之的心理,各大网站都一直关注事态的发展,对处理结果进行追踪报道,互联网为所有人创造了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话语权不再专属于政府,人人都可以独立思考,通过写作和探索,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矛头直接指向当地政府,发出要求当地政府部门给出真相并作出合理解释的正义之声。所有舆论汇集成为一点,即质疑政府部门的信息,并形成排山倒海之势。

此前有过媒体从业经验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对此事作出的积极回应,透明公开的举措,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是非常明智的。它的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在一个信息日趋多元化的时代,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必须学会容纳多种声音。在前几年发生的几个网络事件当中,我们也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网络媒体交互性所带来的舆论力量和监督效力。网络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传播与更新速度快、范围广、信息量大,内容丰富,融合了文字、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多媒体性质等优势,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写作和探索,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记者,对国家、对政府、对社会、对日常的生活,自发性地发挥着舆论监督的作用。单纯地用封锁消息,粗暴地使用行政权力去堵舆情,只能使得淤塞的舆情井喷至不可控制,消息在正规的途径上不能得以有效的传播,就会使谣言在暗地里以不可控的速度传播。

虽然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舆论监督的优势,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在当地政府的积极配合下,事情却并未像公众所期待的那样顺利发展。躲猫猫调查委员会吸收了网民的参与,并由网民出任正副主任,在调查活动中却从未能发挥网民的特点和优势,肩负神圣使命的委员会最终却失望而归。整个调查的过程就像走过场,最终的调查报告也无实质性的结论。调查团人员在整个调查中缺乏专业表现,以及应对警方拒绝的无力,本已高涨的舆情强烈反弹,到底是一次尊重舆情的创举,还是一场拙劣的公关秀?猜测、讽刺、挖苦与谩骂充塞网络。渴求真相的网民觉得又被愚弄了一把,愤怒不已。甚至对调查委员展开人肉搜索,俨然成为针对权利的二次监督。网友对调查委员会中的网民代表进行“人肉搜索”,发现调查委员会主任、网民“风之末端”很可能是昆明某报社工会的宣传干部,调查委员会副主任、网民“边民”则是在当地某电视上经常露脸的“热心观众”,两人的草根网民身份大可怀疑。于是许多网民怀疑“躲猫猫”调查委员会是官方的“托儿”,认为整个调查其实是一场并不成功的“网民参与秀”。如此被动且近乎“失控”的局面,显然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

显现出来的问题——我们如何进行网络舆论监督

“躲猫猫”事件从另一个侧面充分说明,对于网络的民主监督在呈现出好的发展趋势的同时,问题也同步而来。“躲猫猫”事件的最终意义不在于显示了网络监督民主化步伐的迈进,更在于向我们提出了网络舆论监督的方式方法还有待认真的研究。在成立所谓的委员会时,由谁选择、选择的是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一个事件,组成调查人员的知识结构,相应的法律知识是否具备,谁应该有资格去质询、探究这个事件,又由谁来决定、由谁来担当,也是这个事件背后的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否则,像这次的事件一样,网民参与变成了网民参观,就背离了原来的宗旨。

究其原因,调查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性组织,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权力的正式机构,委员会成员到达普宁县看守所后,因为受到法律限制等多种原因,他们提出的种种要求都遭到了拒绝,所以拿不出详尽的材料,只能交一个流水账,这自然不可能告诉人们什么真相,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吸收网民作为调查委员会成员固然是一种进步,但是在缺少相应的法律支撑和政策支持的情况下,网络调查员并没有因此获得特别的公信力和合法性,那么这种隔岸观火、走马观花就是一种必然了。

诚如网民“风之末端”所说:“如果我们委员会的法律水平更高一些,还可以进一步做些事情……遗憾的是就我们所听的和所看的难以作出结论。”当然无论媒介和网民对于调查结果的质询和否定、不满和质疑,乃至于对调查委员会成员的搜索,从另一方面都显示出了大众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理性思辨能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和主动,显现出当地政府对于社会情境中网络舆论的重视与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同时,这一事件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网络如何行使其舆论监督的权利,让网民们离开网络,真正零距离走进具体事件当中去调查类似“躲猫猫”这种与网民身份和网络生态没有联系的事件中,是不是真的就是一种正确、有益的网络监督。这扩大了网民的参与还是限制了他们的参与呢?

政府、公众、媒体,从来都共生在一个媒介环境中,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拥有一个开放和民主的政府政治、大批知情和参与的公众以及作为公共论坛的媒体。

参考文献

[1].李琳:《从网络的发展看舆论监督的本位回归》,《今传媒》,2005(6)。

聚焦“躲猫猫”事件 篇3

◆王 威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检察院

【事件回放】

“躲猫猫”是一种儿童游戏，亦称摸瞎子、捉迷藏。两千年前流行于希腊。玩法为：蒙住一人双眼，把他转的不能辨别方向，然后众人向他呼喊“瞎子”取乐，被蒙眼者追捕，众人躲闪。或者众人先躲藏起来，时间到后再由被蒙眼者去找。最先被抓住或找到者在下一轮成人被蒙眼的人。

1月30日，24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荞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进入看守所。2月8日下午受伤住院，4天后在医院死亡，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

2月１９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出公告：为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省委宣传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调查委员会，于２月２０日上午前往昆明市晋宁县具体事发地，对“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进行调查。

2月25日，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表示，此案已移交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主办，由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督办，最高人民检察院亦派员指导。

2月27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南省公安厅发布调查结果：李荞明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同日，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对晋宁县看守所涉嫌渎职犯罪的两名监管民警以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并对涉案的4名在押人员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晋宁县公安局相关责任人分别受到了辞退、撤职、免职、记大过等行政处分，晋宁县人民检察院驻所检察室主任因监督不到位被免职。

3月1日，晋宁县公安局的相关负责人到被害人李荞明家就善后问题进行协商。4日同被害人李荞明的父亲李德发达成协议，赔偿李荞明的家人人民币35万元，并答应偿还此前被罚没的李荞明拉树的四轮农用车，承担丧葬费用。

目前，此案正在进行深入扎实的调查取证工作。

【一言谈】

“我一直认为群众有权力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并且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政府也需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推进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民主化。”

——温家宝总理2月28日

在新华网与网民互动语

“有人批评媒体舆论导向对司法的过度干扰，而我认为这恰恰是监督机制失灵所导致的民意指向的茫然。”

——兰阳《“躲猫猫”事件

与媒体舆论的契合》

“云南‘躲猫猫’”事件再次证明，质疑权力是一种正当的权利，难以服众却越来越像是权力的一种属性。”

——刘洪波《牢头狱霸或许不可以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司法特色，并不是在社会舆论监督和司法价值中立之间寻找平衡，更重要的是法律至上精神下的公平和正义。”

——编者语

就在李荞明被关进看守所前十数日，公安部官员要求“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对于李荞明这个偶然失足、即便是有罪也可能被判处“管、免、缓”的“准新郎”，有关方面为什么就不能对他“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出：“审判前的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短暂。”但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羁押却往往成为一种常态而非例外。刑事案件批捕率居高不下就是个证明。这与我国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思维定势有关，也反映出目前以侦查为重心的刑事诉讼结构的弊端。

审判前羁押权的滥用，不仅不符合无罪推定的原则，也会造成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和社会对犯罪的综合治理。鉴于强制措施尤其是羁押本身的风险性，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在有些国家，除少数特殊情况外，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原则上都可以被保释，使刑事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控制降低到了最大限度，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强制措施可能带来的风险。

国内法学界也早有人建议，应当改革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借鉴国外关于保释制度的有关做法，使我国的犯罪嫌疑人在被逮捕后，有更广泛、更直接、更便利的保释机会。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审前刑事羁押制度，其良恶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标志。李荞明之死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启示：必须从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出发，根据必要与可行的原则，正确适用强制措施——“慎用拘留、逮捕”措施不应该只是“企业高管”才能享受的“待遇”！

“躲猫猫”事件与公权力的盗用

◆俞 江 華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躲猫猫”事件给出的教训，恰恰不是人权观念的淡漠。中国社会向来重视人命，素有“人命关天”的观念，却仍然阻挡不了冤案发生。它给我们的教训不是完善立法；而是严格执行现行法律，真相或可早些公开，悲剧就能避免。反讽的是，法律白纸黑字地在那里，却被一些执法者虚置。

学习法律的人都知道，法律条文是经过合理性和经验性的反复论证，它反映的是国家的一般意志，同时符合国家的重大利益或根本利益。无论国家机关还是公务员，作为国家权威和利益的维护者，在执法过程中，只能通过严格执法来体现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利益。正常情况下，无法想象国家机关在执法中掺杂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如此行为从根本上是违背国家机关自己的总体利益的，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

然而，自《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不少规定诉讼权利的条文，在全国各地不少地方被虚置。这一现象带来的直接问题是，谁敢于这样做？并且谁有能力这样做？

答案是惊人的。在类似“躲猫猫”的事件中，通过各种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侵害人们的诉讼权利，并在事后掩盖真相，或对公开报道置之不理，甚至对举报者或记者打击报复的，正是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或政府官员。为此，学术界不得不发明新概念来对应这一现象，名曰“司法制度性侵权”。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些法律维护者“制度性”地干起了损害国家利益、削弱国家权威的事儿。话说回来，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试想，私人怎敢违反《刑事诉讼法》？他即使敢，又哪里有能力去违反？即使个别人有能力，又怎能“制度性”地干起来？

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一些国家机关因为部门或地方利益，试图具备脱逸于国家意志之外的独立意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它们可以无视或违反法律，罔顾“人民利益至上”、“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此时这些机关不但站在民众的对立面，也站在它们宣称要维护的国家利益的对立面，此时的它们已经不是公共机构，而是握有强大公权力的私人组织。

一些国家机关和官吏的权力不受到内在的限制，并能通过权力交易而实现其利益，其结果是从基础上腐蚀和破坏国家秩序。我们无法在这里深入探讨这种倾向的深层原因和防范方法。但很显然，如果不从更高层面上讨论这一问题，冤案仍将层出不穷。

——摘自《东方早报》2009年3月2日，有删改。

“躲猫猫”调查团的创举岂能效仿

◆周一苇 自由撰稿人

2月23日南都社论《网民的法律身份因“躲猫猫”而清晰》认为，在“躲猫猫”调查团问题上，应承认云南宣传部门在对待网络民意与网络民智上的开明心态，这样的创举也可以为其他省市效仿。对此论调，我无法苟同。诚然，在“躲猫猫”事件演变为公共管理危机的节骨眼上，云南宣传部门危机意识敏感，及时企划化解方略路径，公开征集网民参与李荞明非正常死亡真相调查，重视网络民意和公共舆论监督的初衷值得肯定，然而，好心并没有办成好事，“躲猫猫”调查团并未能揭开时事真相，消除公众对事件真相的焦虑症，不仅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和化解公共危机的宝贵时间，反而招致更多的不满和抨击，陷入了尴尬和被动。

究其原因，根本就在于网民“躲猫猫”调查团形式抛开了正常的法律制度规定的确定性，冷落了揭开法律事件真相必须也只能介入司法调查的法制原则，偏离了满足公众知情监督权与维护法律秩序制度冲突平衡的轨道。这样，由于法律的限制，参与调查的网友无法会见涉案犯罪嫌疑人，无法调看案发现场监控录像，而只是象征性地到事发现场瞧一瞧，向涉案警员提出询问得到不痛不痒回答，失却了法律程序与司法机构获取真相必须的专业手段。

因而，原本意气风发本着获取真相，揭开看守禁地神秘面纱憧憬的普通网民，自然无法揭开事件真相，给出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消除公众基于日常法则思维判断的质疑。相反，中立的身份受到质疑，甚至于遭到“人肉搜索”。预料中的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不得不促使我们深刻反思，在目前真正制约公众知情权行使的，究竟是公众直接调查机会缺乏，还是公民“权利委托”的公共机构信息失灵？是什么原因导致原本该由国家专门机构承担的情况调查、信息收集、真相披露工作，竟然需要网民的亲历亲为才能完成？这就不得不拷问法律制度的执行力，剖析法律秩序的价值导向等深层次问题了。

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近日在《求实》撰文指出，人民法院要切实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等新问题，切实解决和防范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问题，弘扬法治精神，教育公民法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形成依法推动科学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坚决防止以牺牲法律秩序为代价求得暂时安宁的短期行为。我想，首席大法官针砭时弊的这番话，其警醒效用不应仅限适用于森严法殿内，更具有法殿外的普遍意义。

也许，这对于“躲猫猫”调查团创举可否效仿推广的问题，提出了法律秩序价值层面争论与思辨的空间。

——摘自《荆楚网》2009年2月22日，有删改。

“躲猫猫”事件蕴含的价值冲突与抉择

◆宋遠升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2009年2月27日，云南省政府通报称“躲猫猫”事件已基本查清，李荞明系被看守所内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但是，期间由于案件在全国造成的巨大影响，由云南省宣传部组织，首次成立了网民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参与“躲猫猫”事件调查，开全国之先河。当然，一方面，这是国家法治进步、民权意识上升的表征，另一方面，又蕴含了各种价值取向的冲突，各种利益的对垒。而如何从案件中提炼、探寻案件之外的东西，如何对各种价值和利益进行衡平和抉择，也成为人们深思的问题。

一、公民知情权与秘密侦查原则的冲突

知情权是人民了解国家、监督国家以及管理国家的关键。不论从国家实际管理者的角度，还是从普通大众的角度，知情权都是一种非常关键的武器，可以说是公民间接实现管理国家的权利的桥梁。诚然，政府权力的所有者从应然角度上属于全体公民，但是，政府权力的使用者却不能是全体公民，否则，就会造成秩序的混乱，公共效益的减损，或者就根本无法运转。因此，必须通过一种方式把全体公民的权力委托或者授权给一部分人行使，这在现代社会中一般是通过代议制实现的。而侦查机关作为保卫国家、社会的重要力量，也因此获得了人民的间接授权（通过国家）以及法理上的合法性（Legality）。这样，侦查机关的侦查目的也就与人民的期望在总的目的上获得了一致性。为了更加有效地实现这种保卫国家、社会的目的，也是基于保障刑事追诉活动的顺利进行，避免犯罪嫌疑人因侦查公开而导致名誉受损，保证公正的审判，以及保护其他相关利害人利益的必需，秘密侦查原则就被侦查机关奉为圭皋。

不可否认，秘密侦查原则在迅速查缉犯罪嫌疑人、搜集证据实现刑事诉讼任务中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该价值只是刑事诉讼价值的一个方面，并不能因此就忽视、删减刑事诉讼的其他价值。除了实现上述实体价值外，刑事诉讼还有保障人权、传达民意、彰显国家管理艺术的重要功能。在云南“躲猫猫”事件中就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即使受害人李荞明受伤确实是“躲猫猫”游戏造成，并且有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监控录像以及法医鉴定能够证实，但是，如果调查或者侦查的过程是暗箱操作，没有监督力量参与，即使其结果是公正的，这种结果没能达到消弭社会误解，分洪泄流民众不满的作用，也会使案件的处理效果受到减损。然而，如果通过网民调查委员会等民间调查的方式，又会遇到种种法律障碍。因为这类组织无论从组织性质、调查资格、调查权力等方面都没有法律依据。退而言之，即使没有法律障碍，其调查能力也值得怀疑。法律是一门专门的学问，需要专业的人士或者至少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按照法定程序要求进行，这不是“临时凑班”的民间调查委员会所能够完成的。此外，即使调查委员会作出了结论，其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这样，就造成了理想与现实，“形象”和真相之间的冲突与对垒，如何进行衡平，成为考验人们智慧的重要问题。

二、司法独立与媒体舆论监督之间的冲突

媒体与司法机关具有不同的价值诉求。媒体舆论往往追逐经济效益，而司法机关以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公民权利为自己使命。媒体舆论往往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司法机关则以恪守程序规则，遵从理性为特征。各自不同的特性和职业要求决定了二者在价值取向、制度运行等方面必然会存在冲突。

在“躲猫猫”事件中，由于我国司法机关，特别是警察机关公信力长期不足，民众的不满恰巧在这个事件中得以倾泻和发挥。因此，几乎是在一种激情或者集体不满的推动下，网络等媒体舆论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又会直接影响当地政府及官员的政绩和形象，这样，媒体舆论的力量又转化为当地政府官员的压力，而通过当地政府，媒体舆论最终可能对侦查独立带来破坏性的力量。在此过程中，表面看是传媒借助政府权力或个人权威（尤其是领导者个人权威）发生了身份上的异化，获得了办案者身份，而实质上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侦查权力的侵犯，是人治权威对侦查独立原则的践踏。此外，由于媒体舆论的影响，对于案件的结果普通民众往往作出了自己的“裁决”，而如果对“躲猫猫”事件普通民众的裁决结果得不到以后起诉和审判结果的验证，那么，普通大众与司法机关或者警察机关的对立和冲突将会更加严重。上述冲突的产生，可以说网络等媒体舆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司法机关或警察机关在刑事程序中迎合大众的评判，那么，这对司法独立或者刑事警察独立办案将造成莫大的损伤。

三、多数人意见与少数人意见的冲突

“躲猫猫”事件中，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认为云南晋宁县看守所存在违规操作的现象，并且认为“躲猫猫”是看守所或者牢头、狱霸惩罚“不听话”犯罪嫌疑人的潜规则。这显然存在一种朴素的正义倾向，具有着同情弱者的人文主义品质。诚然，私设刑罚，荼毒无辜生命，显然为众所矢之。但是，是否这种众口一词的声音就代表了一种绝对价值或者真理呢？是否基于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可以忽视少数人的意见呢？甚至可以为了绝大数人的利益就可以置少数人的利益而不顾呢？西方学者认为这样的“多数规则”同样也得不到经验的证实。公元前399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并且死刑是通过一种民主公正的程序进行的。通过投票的方式以281票对220票宣布他有罪，这是可以说是代表了相当程度的民意，而不是几个强权者判处了苏格拉底的死刑。在《圣经》的记载中，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不打算处死耶稣，但他也害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因此他在极不情愿的状态下，也是在民众的一片喊杀声中，将耶稣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民主监督也需要有个界限，也需要遵守程序法定原则，不能应为多数人的意见而在事实认定上也相应取得压倒性的优势。特别是对这种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影响的案件，一定要考虑少数意见的珍贵性。在案件没有经过公正的司法程序予以展示、揭露以及裁决之前，存在着各种变数，而所谓的多数规则恰恰是忽视了司法程序的复杂性，从而可能以一种多数人的不公正代替另一种不公正。所以，基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对少数人的意见进行压制或者排斥，并不必然具有天然合理性，其结果可能会事倍功半。

四、从冲突到衡平的现实路径

（一）公民知情权与秘密侦查原则的合理协调

作为实践的话语，秘密侦查原则是必要的；作为正义的寄托，公民相应的知情权也是必需的。这其中存在着冲突，但这种冲突是柔性的，并不是不可以协调。在这里，必须在公民知情权与秘密侦查原则之间进行适当的协调。因此，应当明确公民知情权的范围。在侦查阶段，公民应当享有知情权的案件包括：（1）涉嫌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逃跑或者不详需要社会提供涉嫌犯罪或者嫌疑人的线索者；（2）涉嫌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逃跑或者不详、可能继续进行犯罪并且对社会造成较严重后果者；（3）依据相关的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涉嫌犯罪，对侦查活动已无妨碍者；（4）公开本辖区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以及侦查终结的相关情况；（5）对于查证属实确属错案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在可能影响的区域内向社会公开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及其事实和理由。

而对于应当遵循秘密侦查原则的案件而言，从涉案主体的角度，未成年人案件、精神病人案件在偵查过程中不能对社会公开。从涉案的内容而言，下列内容不应当对社会公开：（1）指称涉案犯罪嫌疑人所触犯的罪名；（2）犯罪嫌疑人的人格与声誉，供述与自白；（3）检举人与证人的相关信息；（4）有关传讯、拘留、逮捕等侦查进度信息，足以使犯罪嫌疑人潜逃、或者有伪造、变造、湮灭证据与串供可能的；（5）其他足以影响侦查顺利进行的事项。

从案件的性质而言，“躲猫猫”事件对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公民应当享有一定的知情权。但是，这种权利也应当有一定界限。也就是说，在法律修改以前，不能突破法律所规定的最低限度。因为在刑事诉讼中最主要的目的是再现案件法律事实及保障人权，公民知情权的价值被置于下一个位阶。在当前没有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大的修改前，对于如何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可以通过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完成。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及《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实施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规则》）。人民监督员可以对“三类案件”进行监督，可以对“五类情形”案件提出意见。“三类案件”包括：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拟撤销案件的；拟不起诉的。“五种情形”是指：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超期羁押的；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的。

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办法》第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罚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1款）；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侦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第4款）；对监狱侦查的罪犯又犯罪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对监狱的立案、侦查活动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5款）。因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可以对发生在监狱的职务犯罪以及监狱侦查的罪犯又犯罪案件实施监督。这样，可以通过修改《实施规则》，扩大人民监督员提出意见的范围，通过对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实现对看守所、监狱的监督。由于人民检察院有权监督调查监狱的职务犯罪案件以及监狱侦查的罪犯又犯罪案件，所以在法律上不会造成障碍。这样，就为人民监督员了解监狱或者看守所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或者监狱侦查的罪犯又犯罪案件搭建了桥梁。也许会有人担心是否检察院和监狱或看守所互相串通，隐瞒案件事实。这有一定道理，但是，也大可不必过于担心。这是因为，首先，检察院监所监督机关与监狱看守人员利益并不是一致的，二者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如果没有完成监督任务可能构成渎职，这种利益对于检察院监所监督人员是最大的。其次，从人民监督员的权利构成以及运作上，加强其对检察院的监督力度，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人民监督员监督任务的完成。可以规定，人民检察院监所监督人员在调查监狱发生的类似“躲猫猫”事件后，应当接受人民监督员的质询。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的调查结果是否满意有表决权，其表决意见由检察长审查。检察长审查后同意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有关检察业务部门应当执行；检察长不同意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应当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检察委员会不同意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应当依法作出决定。此外，在人民监督员中，应当包括具有相应法律以及鉴定资质或者能力的人员，从而有助于案件事实的发现。

这样，通过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引入，既可以满足法律要求，又可以满足专业技术性要求，又满足了公民知情权的需要。

（二）司法独立（侦查独立）与媒体舆论监督的适当调和

司法独立（侦查独立）与新闻自由是现代法治国建构所追求两种目标或者是应当具备的两大基本要素，然而，这两种要素并不是天然融洽相处的，但二者也不是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司法独立（侦查独立）与媒体舆论监督的适当调和而言，应当确定二者关系的底线。在底线以上，新闻舆论的揭露应当是善意的、公平的、公正的，报道应当是客观、准确的。包括网络在内的大众传媒在没有获得准确的结果之前，应当遵守职业纪律并具有相应的新闻伦理。不能为了新闻经济利益而忽视公共利益，既要防止泄露秘密危及案件侦查，又要避免不实报道渲染刺激大众的不良情绪。此外，要合理地在新闻利益、报道自由与打击犯罪等价值之间进行衡平，避免通过政治间接或者直接对案件的侦查独立造成影响。

因此，对于二者的关系应当坚持底线原则和均衡原则，在此基础上确立二者的关系，保证二者是良性互动而不是恶意对立。

躲猫猫游戏作文 篇4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有写作文的经历，对作文很是熟悉吧，借助作文可以宣泄心中的情感，调节自己的心情。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篇优秀的作文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躲猫猫游戏作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躲猫猫游戏作文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游戏叫“躲猫猫”。这个游戏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玩。先包包剪剪捶，选出一个人当找的人，其余当躲的人，再让找的人闭上眼睛数“一、二、三、四、五……”一直数到十，就睁开眼睛去找躲的人。躲的人在找的人数十下期间，找隐蔽的`地方躲起来。如果是第一个被找到的话，就让他来当下一轮找的人。

我觉得这游戏很好玩，你们觉得呢？最后，我提醒你们，不要躲到有危险的地方，最好还要规定“躲猫猫”的范围哦！

躲猫猫游戏作文2

暑假的一天，我和妹妹玩了躲猫猫的游戏。

我们俩商量好，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躲谁找。我心想：妹妹一定会出剪刀。没想到她居然出了一个布！啊！我只好认输了，她兴高采烈地跑过去躲了起来。

“1、2、3……8、9、10，你躲好喽，我来找你啦！”我想她一定躲在了窗帘后面。我跑到每个窗帘后，也不见她的踪影，真是太奇怪了，她躲哪里去了呢？我又到客厅、阳台、厨房、卫生间……每个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着她。

正当我想认输的时候，想起来柜子还没有找呢！我跑过去打开柜门一看，“呀！原来你在这儿！”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妹妹失落地说：“怎么还是被姐姐找到了呢？”我安慰道：“没关系，这次该你找姐姐了！”她一听，又开心了起来。

接下来，我们又玩了好几回，有一回我就躲在她身后，她却找不到我。哈哈，妹妹真是个小笨蛋！

躲猫猫真有趣，下次我还要玩！

躲猫猫游戏作文3

吃完早饭，我和姐姐和往常一样，一起下楼看书。没想到，下面书店的老板换了，只能买书，不能看书。我进去选了一本喜欢看的书，便开始阅读起来，竟然被老板发现了，他念叨了几句，我们就出来了。

哼，你不让我们看书，我还非看不可！我们找准了个时间，悄悄地走了进去。拿起书一边看，一边提防着老板。一下子跑到这个书柜后躲躲，一会儿冲到那个箱子后藏藏。书看好了以后，我们又溜了出去。我觉得这个老板真是小气，相信以后顾客一定会少下去。

躲猫猫游戏作文4

早晨，太阳公公的眼神一下子就看见了。一道彩虹和美丽的世界忽然都亮了起来，出现在我们的地球上。

妈妈带着我和小红小明小白小勇一起去灵湖。我们到了，妈妈说我们应该玩些什们呢，我提议说，我们一起来玩躲猫猫吧。

躲猫猫游戏作文 篇5

那是一个周日，我、妹妹、妈妈和爸爸在家里玩儿“新版躲猫猫”。规则是一个人当“猫”，另外三个人当“老鼠”。猫要闭上眼，面对墙，数20个数，数完后，就可以开始抓老鼠了。如果你被抓到了，那就得自觉到客厅，等着别人拍你一下，你就自由了，不过，只有10秒钟的队友救命时间，所以别人就是没法救你的。

到妹妹当猫了，“19，20，我要开始把你们吃掉了!”妹妹说着，便将眼睛睁的大大的，盯着每一个房间和角落，一定要胜利似的。

她找了一会儿，就找到了“老鼠爸爸”。“老鼠爸爸”很不情愿的被抓到了客厅。妈妈很想去救爸爸，可还没摸到爸爸时，就被机灵的“猫妹妹”给发现了。“猫妹妹”说道：“哈哈，我马上就要胜利了，你们认输吧!”我说：“哼，我是不会被你发现的!一定不会的!”“老鼠妈妈”说：“她可厉害了。”

妹妹进了妈妈房间，找了门后面，找了衣柜里和被子里，可都是一无所获，因为我在我自己房间里躲着呢。

妹妹又进了我房间，可我又溜进了奶奶房间。

当妹妹又进入奶奶房间的时候，可怜的我无处可藏，只好钻进被窝里。“你在哪儿呀，老鼠哥哥?”猫妹妹问道，“出来吧!”我当然没有回答她。妹妹找了门后面，被子里，还找了哪里来着?哦，哪儿都没找，游戏已经结束了，我成功的让她把我找到了。我输了!

妹妹的眼睛可真好使!

躲猫猫游戏作文 篇6

小时侯，我还不知道一个人玩躲猫猫会引来多大的事。但后来，经过那一次的躲猫猫的游戏，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荒唐!

这是发生在我五岁时的一件傻事。这天，我和妈妈来到银泰百货购物，不知什么时候，我一个人走着走着，竟然把妈妈“走丢了”!我心想：妈妈一定在和我玩躲猫猫，我可不知，妈妈找我找得有多心急!我想了好久，才决定躲在服务台里，这样比较安全，我便轻手轻脚地走进了服务台。

不知过了多久，服务台内的大姐姐发现了我，便对我说：“小妹妹，你怎么在这呀!”“嘘!别这么大声。我正在和妈妈玩捉迷藏，姐姐你别太大声了这样，妈妈会发现我的!”我天真地说。服务员姐姐大笑，便拉着我来到广播台，要寻找我的妈妈，姐姐让我讲，我便说了一声：“呵!呵!妈妈你找不到我吧!我在服务台呢!”引得在旁的叔叔阿姨大笑，我在一旁还大声叫喊：“哦!哦!我赢了!”妈妈竟然以超她平常十倍的速度来到服务台，到处问：“我的女儿呢?我的女儿呢?”阿姨把我领了出来。妈妈马上跑过来将我抱起，一边向服务员姐姐道谢。走时我还对大姐姐说：“姐姐下次我想和你玩躲猫猫，好不好?”妈妈便抱着我走了。

躲猫猫事件作文素材 篇7

然而, 此次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案子本身, 而是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创举———征集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的真相。此举被不少人视作民意撬动公权, 从网络迈向现实的标志。那么, 将民间调查引入舆论事件是否可行呢?实际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网民参与调查不合“情”

这里的“情”并非指感情, 而是国情。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网民主体是年轻的、不富裕的、社会地位不高的群体, 比较对抗社会主流意识, 抵触社会传统规范。当他们聚合成群体, 形成某种意见时, 有时会出现理性缺失的情况, 甚至可能表现为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所指的“乌合之众”。 (1) 轰动一时的“艳照门”、“最毒后妈”等网络舆论事件就是佐证。

另外, 与之相近的观点是, 网络的出现可以重建哈贝马斯所说的已然消解了的公共领域。这样的说法同样值得商榷。因为网络是社会性的空间, 而非价值中立、完全独立的场域, 因此, 对网络舆论的形成同样需要进行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当网民在互联网上进行社会沟通和行动时, 其实是在一个当代政治、经济发展结构下进行自我实践的策略。 (2) 所以, 抛开国情、民情等客观因素而单独探讨网络对于公共空间形成的价值有失偏颇。

总之, “网民”只是全体公民中的一部分在使用网络时的称谓, 其本质仍是公民;相应地, 网络只是一个平台、一个媒体, 是公民活动的空间之一, 真实世界中的公共空间和公民活动才是最重要的。

网民参与调查不合理

第一, 网民参与调查, 就是从虚拟走进了现实, 其性别、年龄、职业等在网络空间隐匿的元素在现实社会中显化, 这就好比网络恋爱的“见光死”。事实证明, 参与“躲猫猫”调查的网友能够在网络空间“叱咤风云”, 一旦迈入现实却显得有心无力。通过“先到先得”原则征集的网民调查员,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广大网民, 乃至广大公民?而参与调查的网民是否具有参与事件甚至案件调查的专业素养?他们又能否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如果想让以上问题得到肯定的答案, 势必要让虚拟的网络同现实的社会接轨, 由此带来的另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网络实名制的实行。因为只有实行网络实名制, 才能将真诚、思辨、负责等现实生活中良好的交往规则在网络空间得以遵守。

第二, 网民在“躲猫猫”调查团里的角色, 与其说是案件的调查者, 不如说是监督者。在舆论监督体系中, 存在着公众—媒体—公权的一般构架, 即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 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 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 (3) 可见, 大众媒介都是舆论监督的执行者, “躲猫猫”事件的披露也不例外, 首先关注此事并给予报道的仍是报纸媒体。大众媒介拥有普通公众所不具有的专业性和资源优势 (包括设备、人员、资金等) , 这些是舆论监督得以深入化和制度化的保证。

再者, 任何权力都必须在一定的监督下行使, 大众媒介代表公众开展舆论监督的同时, 也要受到公众的监督, 由此形成良性的监督机制。“躲猫猫”调查团成立伊始, 参与调查的网友“风之末端”、温星等人的身份就被很多网民质疑, 在调查团交出报告后, 广大网民又“集体倒戈”, 对调查结果表示强烈不满。来自网络的民意代表受到网友们的质疑, 不得不说是令人尴尬的结果, 它同时暴露了网民参与调查本身的监督缺位。

网民参与调查不合法

当我们高呼网民参与舆论事件调查是网络民意的重大胜利时, 不能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 “躲猫猫”事件本质上涉嫌刑事犯罪, 其既指向另一“躲猫猫”的狱友, 更指向看守所执法人员的渎职嫌疑。故而案件事实的调查, 首先应当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责任。尤其是检察机关, 在第一时间介入案件并公布相关信息, 乃是法治社会满足民众知情权的基本常识。尽管推出网民调查团的初衷良好, 但这种调查却于法无据, 由其作出调查结果无论真实与否, 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所以, 当调查团网民披露难以接触到核心信息的时候, 这种民间的调查其实就已经受到“合法化的障碍”了。

结论:司法归位是应对舆情的最佳出路

事实证明, 网络没有给出真相的能力。在更多的时候, 网络的力量表现在, 它能够作为一种不受常规拘束的监督而存在。虚拟网络与现实社会之间, 需要一个良性的互动与对接。这种互动与对接的内涵, 不仅是职能部门接过网络提供的线索, 而且应该是将调查和处置对网友和公众全程公开。

在法治社会, 应对类似公共危机既要考虑网络舆情, 更要考虑现代法治准则。一切绕开制度路径另谋出路的做法, 从长远看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反而会给法治带来损伤。所以在“躲猫猫”事件中, 最佳的出路还在于司法调查归位, 以透明、公正的司法调查和信息公开, 让网民释怀, 并在民众心理上重塑司法公信力。即便司法调查的程序一度受到民众怀疑, 以往存有的司法信赖危机也不应是司法隐退的缘由, 反而是将司法调查推到前台的动因。

参考文献

[1]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48页。

[2]夏倩芳、黄月琴:《“公共领域”理论与中国传媒研究的检讨:探寻一种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传媒研究路径》, 《新闻与传播研究》, 第15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