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政府作用

考验政府作用（共10篇）

考验政府作用 篇1

网络监督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荆楚网消息(楚天都市报)“开胸验肺”“飙车撞人”“钓鱼执法”„„当一起起事件因为网络监督，从扑朔迷离到迅速进入实情调查和解决问题的快速通道时，网络监督让人们一次次感受到它特有的力量。然而网络监督也因其发自草根、不受渠道限制、极易形成舆论压力，极大地考验着政府执政能力。

网络舆论对官员的监督，早期集中在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上，继而一些官员粗暴和草率的行为也逐渐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今，网络还将监督的视野扩展到公务人员的出格言行，如“替谁说话”等“雷语”。可以预见，未来来自草根的网络监督将取得更大成效，特别是针对政府官员和权力部门的监督，将更为集中有力，也将在更大程度上考验政府执政能力。“个别部门对于网络舆论事件的回应，多数是事后的、被动的，扮演着‘消防队员’的角色。由于失去向公众传达全面准确信息的第一时间，为流言和谣言的滋生蔓延提供了空间。”云南省一媒体工作者说。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说，面对网络舆论监督，官员要勇于直面网民的质疑并据实相告，或采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当场回应媒体及民众的质疑。可以说，能从容应对网络舆论监督，是政府官员执政理念成熟的重要标志。据新华社电

考验政府作用 篇2

“在这么大规模财政盈余的情况下, 政府必须大规模减税, 否则在逻辑上很难说得过去, 而且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陈志武表示。

个体困境

李勋是一家杂志社的美术编辑, 在很多人看来, 他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 每月收入在八千元左右, 还在去年买了一套房子。但李勋却总为自己的处境感到忧愁, “现在都不敢花钱了, 也没钱花。”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李勋说的没钱花其实很简单, 每个月还给银行的房贷就要五千多元。让他有点郁闷的是, 每个月工资单上个人所得税一栏会写着“865元”, “每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多都缴税了, 总觉得太多了。”再扣除社保之类, 他每个月能自己支配的只有不到两千元。最近有学者提出要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 李勋深表赞同, “要是真那样就好了”。

如果说税收的压力在个人身上体现的还不够明显的话, 那么现行的税收制度对于企业造成的压力及其负面效果, 已经随着经济步入调整期而愈发明显了。

吴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九十年代初就到珠三角打拼了, 经过十几年的拼搏, 他的企业已经拥有一百多工人了, 规模扩张了很多。

但吴瀚还是像当年一样, 背负着沉重的资金压力喘不过气来, “赚的钱基本都缴税了, 我还是每花一分钱都紧巴巴的。”吴每年光是上缴给地方政府的钱就有一百多万, 虽然工厂规模每年都在扩大, 但资金链还是和以前一样紧张, 供货商经常上门讨债这一点就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们这一行本来利润就很薄, 大概在5%上下, 按照目前的税率, 最后肯定会亏本。”为了在市场中生存下去, 吴只能想尽各种办法, 最直接的, 就是漏税了。“这个行业都是这样, 真把税全部交足的话, 大家都会垮掉。不过漏点税也只能是让企业保持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 我们基本上是在给国家干活。”

事实上, 吴的困境也是整个中国沿海的出口企业处境的真实写照。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一再上涨, 新的《劳动法》的实施, 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很多企业都陷入苦苦挣扎的境地, 因为控制通货膨胀和抑制房价的原因, 在货币政策层面, 央行能操作的空间已经不大, 此时能派上用场的, 只有财政政策了, 而其中最有效的, 就是减税, 这也是吴瀚们能得到的最直接的帮助了。

税收考验政府智慧

关于减税, 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不能孤立地看盈余过万亿元这条信息。”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表示, 每年上半年公布的财政盈余比较高, 而下半年的支出速度会加快, 收支差额会逐步缩小。况且今年下半年财政支出的任务比较重, 在灾后重建等方面都需要大量投入。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大面积减税的可能性并不大, 有所调整也应当是结构性的。

陈志武表示, 预期支出可能增加不能成为保持目前税收强度的理由, 民众需要享受的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而且继续保持目前的税收强度会使很多企业无法度过目前的经济转型时期, 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至于减税, 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来实施:

非典考验政府行为 篇3

想起了阿马蒂亚·森

阿马蒂亚·森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他既热 情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也同时为打破了业已建立的全民医疗制度和全民教育制度而深 深遗憾。他说：“当中国在1979年开始大规模经济改革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拥有受过良好 教育的人口以及发展良好的医疗保健体系，而且不存在土地拥有量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 常见于发展中世界，而且在中国土地改革以前也存在）。由于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土地改革 方面的进步，中国经济在改革之初就具有实力，而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区别地运用 市场，也恰恰得益于此。”他又说：“关于经济改革对一些社会目标的明显的负面影响，其 中包括对农村医疗保健安排运作方式的影响，已经有很多讨论。改革者并未有意造成这些负 面影响，但是它们看来是发生了。例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中国农业中推行的‘责任制’ ，取代了早先的合作制（而且推动了若干年中前所未有的农业发展），但也使得农村医疗保 健经费的筹措比以前困难得多。过去，农村医疗保健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合作体制在非 自愿基础上承担费用的。事实证明，用一个由农村人口自愿加入的医疗保险体制来代替旧的 方式是非常困难的。这可能确实使得在改革之后的那几年更难维持公共医疗保健的改进。这 些后果看起来显然对改革者是一种意外。”

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必须首先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尤其是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这 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基础，舍此“基础”，中国不可能取得改革最初几年的辉煌成果。在 阿马蒂亚·森看来，不仅是经济开放，还包括开放之前的社会改革，共同造就了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的成功。这是改革前计划经济时代一个无意造成的有利后果。同样还有一个无意造 成的不利后果，那就是转而去抓“经济建设”对教育和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冲击，这 对改革者来说显然不是故意的，然而却是成功经济体制设计者的某些失败之处。

在这次SARS流行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担心的问题之一是疫情蔓延到农村。理由不一而足 ：农民经济状况差，缺少卫生习惯，珍爱生命意识不强等等。但更危险的是，基层的防疫站 不少丧失功能，在广大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旧的合作医疗体系已经瘫痪，新的医疗保障 机制又没有建立，形成少医但多江湖骗子，少药却充斥假药的现实情况，如果疫情蔓延，后 果不堪设想。阿马蒂亚·森告诉我们的是，贫富悬殊和瘟疫流行是有内在联系的，贫困从来 都是瘟疫的帮凶。其次，就经济建设抓经济建设，忽视健康、教育、安全等社会性指标，不 仅不会抓出象样的经济成果，相反会欲益反损，欲速不达。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对改革过程中无意造成的后果的分析，既不应成为反对变革的理由 ，也不应成为无所作为的遁词。阿马蒂亚·森指出，“对这些后果的更清楚的理解，可以使 人们对拟议中的改革所可能涉及到的方面有更好的概念，甚至可能引导人们制定防范性或纠 正性的政策。”

谈到政府职能的转变，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工作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抓经济工作， 许多人的认识却很不一致。在有些人看来，抓经济就意味着教育、卫生等其他社会事业就成 为次要工作，抓与不抓，抓好抓坏都无所谓。现在经过波折，付出了代价，我们更深刻地认 识了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必须以政府社会职能的实现为前提，要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政 府不应与民争利，而应着力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包括越来越好的 科教文卫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是服务型政府，而创造良好的科教文卫社会 环境，就是最好的服务，也是最好的抓经济工作的有效办法。

从缓、瞒、漏报说开去

毋庸讳言，这次SARS流行与缓、瞒、漏报有关；而造成此种情况，又与疫情报告制度不 完善有关，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懈怠有关。再深一步探究，起码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其一，如何定位政府的责任。在这次事件中，政府职能不到位和越位的情况都出现了。 缓、瞒、漏报显然是不到位，因使政府的治权没有发挥到最好；卫生部前主要官员信誓旦旦 地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到中国旅游是安全的。紧接着就有国际劳工组织的官员殒命北 京，使政府自身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导致国际上议论汹汹。平心而论，即使没有SARS流行 ，政府也不能保证每一位旅客的安全。再有是否染病，不仅取决于环境，也取决于个体条件 ，政府完全没有必要给人家打这个保票。之所以犯如此低级的失误，原因在于还没有从全能 政府的概念中解放出来。须知，现代化要求的政府是有限的政府，管理范围有限，责任也有 限，该负的责任要负，不该负的责任不负。现在的情况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几乎 成了一些领导的口头禅，真正的结果无人检验也不必真负责，所以出口流利，说过则已。这 次中央果断变动了负有责任的领导人的职务，广大群众和国际舆论普遍加以赞扬，认为是向 真正负责和实事求是迈进了一大步。

其二，如何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现代政府的特征之一是透明和公 开，但真正做到这一点目前还有很大障碍。我们的政务习惯的是不公开，许多关乎老百姓的 平常事也时常要密级，至于有可能引起恐慌和紧张、影响社会安定的事，更习惯于层层封锁 ，严格保密。这次SARS流行，除了基层出于不同动机缓、瞒、漏报外，很长时间的信息内部 化是其原因之一。我们不认为这样做毫无道理，但实践导致的结果却是小道信息、流言、谣 言满天飞，使群众平添紧张，使坏人有机可乘，政府形象受到损失。相反，倒是中央果断打 破层层封锁，派出检查组并明令据实禀报，否则追究责任，并对某些高层领导采取组织措施 后，社会情绪才平静下来，汹汹舆论才变为好评如潮。事实证明，政府只有积极维护人民群 众的知情权，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

应该说，政府通过发布信息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这只是完整的知情权内涵的一部 分。通过政府信息，群众可以了解政府的看法，但时常作为当事人的群众，他们必然会有自 己的看法。现在，较之改革开放前的“不准乱说乱动”，群众的言论已经相当自由，绝不至 因言获罪。理想的状态是政府信息、大众传媒及民间舆情的互相推动，但在这次疫情中，在 政府信息发布迟缓时，大众传媒也处于“失语”状态，因此客观上形成了对公民知情权的褫 夺。

监督权是知情权、话语权之上更高一级的权利。既包括舆论监督，也包括通过法律、组 织等手段实现的参政议政、选举罢免、评价督导。监督权的实现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建立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使这种监督权落到实处，而不是流于空泛。它所要 求于领导干部的是言必行，行必果，有计划必有措施，后果可检验。体现在这次SARS防治中 ，新闻发布会上讲了要保护西部地区广大的农村不受到这次疫情的影响，后续新闻就见中央 财政拨出专款。会上讲不准拒收付费困难的病人，其后就有补贴医院和医护人员的措施。会 上讲对缓、瞒、漏报要严肃查处，领导不力要追究责任，会后就有空谈负责的不负责者丢官 。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政府正在越来越值得信任，越来越成为经得起监督的政府。

走出危机靠什么

SARS流行唤起了人们对建立现代化危机管理制度的关切。 政府享有对瘟疫的治权，因 而也是第一责任人，平常的日子里必须有防患于未然的预警意识，时时有人力、物力、快速 反应能力的准备。就这个意义讲，能否战胜危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生前。然而，危机是人 们不可预期、不愿面对甚至难以控制的局面，决策者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且形势常常朝着 难以预料的方面发展，所以临战状态的危机驾驭能力也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政府，危机当前时，各种选择都存在风险。比如对付SARS，它对生命的威胁，对社 会秩序的影响，对经济的打击、对政府形象的损害，这一切都可能成为决策的考虑因素。很 多时侯具有内在矛盾，选择的困难可想而知，然根本的决定因素是执政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 行为方式。

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执政为民。中央领导同志在疫情 发生后也多次指出，要以民为先，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作为重要任务。如果能 牢记党的宗旨，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就会有救治病人花多 少钱也在所不惜的魄力，就会有丢开面子，直面事实的勇气。相反，如某些官员，疫情袭来 先考虑经济，考虑本地区、本部门和本人的所谓“面子”，其结果就往往会作出违背民心、 妨害大局的选择，不仅会导致经济蒙受更大损失，也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同时使本人求 荣取辱，面子丧失殆尽。

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作用分析 篇4

摘 要: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逐年增长，偿债风险也随之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审计作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免疫系统，在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维护国家财政安全、保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就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作用做一粗浅的分析，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预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揭示政府债务管理问题、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益、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促进债务管理机制完善。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审计；作用

2010年6月23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审计署详细披露了有关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调查数据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审计情况，使由来已久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再次成为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在预算中列赤字，也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债务是客观存在的，且随着地方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呈逐年增长趋势，偿债风险也随之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审计作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免疫系统，在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维护国家财政安全、保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强化监督检查，预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根据“审计免疫系统论”，预防保护功能是审计的基本功能，审计部门通过审计监督，及时发现国家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隐患，预防危害的发生，保护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就地方政府债务而言，审计发挥的首要作用就是防范预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统一管理机制尚未形成，多头管理的局面导致地方政府无法对债务进行统筹规划，同时也加大了债务的统计难度，地方政府难以准确掌握债务的总体情况并及时预警债务风险。通过进行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可以获取较为全面而且真实的数据，彻底摸清地方政府债务的总体规模、债务结构、举债方式、资金投向等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进行分析，客观评估偿债风险，及早地提出风险预警。比如2010年6月审计署披露了地方政府债务总体规模较大、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占比较高、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等问题，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可低估，要预防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审计部门还应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全面、连续、动态的审计，及时识别、评估、预警债务风险，从而促使地方政府牢固树立防范风险意识，及时采取措施化解旧债，在举借新债时，权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地方财政的可承受能力，制定科学的政府债务举借规划或债务收支计划，做到审慎举债，严格控制债务规模，增强政府举债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二、严格查错纠弊，揭示政府债务管理问题。

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是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监管部门，但出于自身利益驱动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两者均不可避免的存在监管缺位或监管失灵。审计部门作为第三方，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兼具独立性和强制性的审计监督能够更为客观和公正的行使审计监督职权，更为全面深入地反映和揭露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重大违法犯罪问题予以严厉查处，从而对地方政府债务形成有效的监督。

地方政府债务审计主要关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资金使用及管理、政府融资平台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审查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看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了归口管理制度，是否出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办法，是否建立了严格的审批程序，是否建立了财政预算管理约束机制，是否建立了政府债务报告制度，是否建立了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和风险控制机制，是否建立了偿债（还贷）准备金制度等；还要看相关部门在实际工作中是否按制定的制度、管理办法和各项规定执行。二是审查债务资金投向、使用及管理情况，看债务资金投向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是否按照核准用途使用，是否有截留、挤占、挪用，是否存在资金结余或闲置、使用效率低等情况；三是审查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情况，看融资平台公司是否存在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虚报收入等问题，是否存在资产负债率高、缺乏收入来源、利润率低等问题，是否存在虚假或不合法贷款等情况；四是审查贷款担保情况，看地方政府、人大或有关部门有无违规以承诺函、宽慰函等形式为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情况。

从近年审计的结果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还不够严格和规范，上述提到的问题均有涉及。审计部门揭露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并促使其及时整改，进一步加强管理，较好的起到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

三、注重绩效审计，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益。

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是地方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投资需求与自身财力不足的矛盾。债务资金的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教育等方面，但债务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倘若使用的好，则会加快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倘若使用不当，不仅不会带来效益，相反还会造成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引发财政危机、金融危机，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为了提高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审计部门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绩效审计十分必要。地方政府债务绩效审计主要是从债务资金的支出投向入手，重点审查使用债务资金的项目，看项目建设是否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项目举债是否合理，债务资金的投向是否与最初举借债务的目的相一致，项目债务资金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存在举债资金与项目建设进程用款不配套而出现资金沉淀或逾期情况等。此外，还要对竣工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功能作用以及偿债能力等进行绩效评价。通过绩效审计，促进地方政府建立政府债务资金使用监督机制，避免地方政府债务的低效扩张，同时也促进地方政府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监管，确保项目建设的质量，保证债务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四、融入经责审计，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力。

考验政府作用 篇5

我们峦庄镇共有人大代表44名，其中县代表9名，镇代表39名，党员代表23名，干部代表12名，女代表8名，分布于全镇各村各条战线、各个行业。本届人大主席团在镇党委的领导下，在县人大常委会的精心指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镇党委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依法履职，扎实工作，在开展监督、审议决定重大事项、加强代表工作、代表制度宣传等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引导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抓学习，自身建设树形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基层的权力机关，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如何发挥和行使好神圣职权，树立每一位代表的良好形象，自身建设尤为重要。我镇人大主席团从强化代表的思想政治素质、法律意识入手，多策并举，着力抓好代表的学习教育活动。

1、严格学习制度。为把学习教育引向深入，我们每年都要依据所学内容和代表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教育计划和经常性学习教育制度，明确学习内容、地点、时间和要求。在学习中，我们建议每个代表都要认真做好学习笔记，写好心得体会。对从大主席团成员，我们坚持开展心得体会交流活动和学习活动，严格实行请销假制度，努力提高学习效果。

2、拓展学习内容。为方便各位代表的学习，我们给每位代表订了《商洛日报》，给每个活动小组订了《民声报》、《道德与法治》等刊物和“四五”普法教材，并定期召开经验交流会，表彰先进代表，使代表们学有所向，学业有所趋。一是狠抓思想政治学习，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精神、一号文件等为主要内容，牢固树立代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切实把人民的意志和党的主张统一起来，使人大工作处于党的领导之下，努力保持代表们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协助政府推进各项工作。二是狠抓法律法规的学习，使代表“依法履职”。我们以《宪法》、《代表法》为核心，辐射《组织法》、《土地法》、《森林法》、《教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行政许可法》等涉及农村工作的各种法律法规，开展每年组织代表收看国、省、市、县各级人代会的实况录象，使代表了解时事，把握工作重点。四是每年例会评选表彰先进代表，为代表履职树立榜样。镇代表、峦庄中心医院院长钟吉春两年来，先后提出各种建议20多条。在去年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他提出了迅速修建峦庄医院隔离病房的建议，很快被政府采纳，在抗击非典过程中，该病房先后隔离观察了三名群众，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本人也因本职工作突出，被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风尚奖等多种荣誉。镇人代会对其进行表彰后，迅速在全镇代表中兴起了建议提案热潮。

3、改进学习方法。我们立足各小组的不同实际，采取分类指导，坚持个人自学和集体学习相结、小组学习和例会学习相结合。针对各别代表学习过程中联系实际不紧密的情况，我们开展了“学先进、比自己，联系工作找差距”的学习活动。结合镇党校的学习教育活动，我们把党员代表的学习纳入其中，采用电教手段，寓教于乐。

三年来，全镇各代表平均参加集体学习教育活动达20多次，记学习笔记6万多字，写心得体会5篇以上，内强了代表素质，外树了代表形象。

二、抓载体，强化职能求发展

“人民代表人民选，当好代表为人民”，镇人大主席团以调研、评议、执法监督、重大事务决策活动为载体，狠抓代表职能发挥，以此协助政府推进各项工作。

1、调研。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人民代表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及时了解和正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要求，才能正确行使代表权力。2002年，全县产业结构调整大规模铺开，为使我镇的这项工作不盲从，不流于形式，切实围绕市场寻求发展，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我们组织了镇42名人大代表利用一个月时间对我镇的产业现状、发展优势、市场前景进行了专题调研。工人走访群众500从人次，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22场次，写调研材料43篇，最终确立了“羊建基地、药上规模、退耕种草，发展林果”的产业发展思路，为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2、监督。为进一步强化监督的主体意识，加大执法监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真正落到实处，我们抓住一个时期法律法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发了各种执法检查和述职评议活动。2002年，全镇开展了大规模的退耕还林清理，对历年来退耕还林面积、钱粮兑现、树苗成活率进行拉网式核查，以确保退耕还林这项生态工程的顺利实施。但在实际核查中，有个别镇村干部有优亲厚友、执法不公行为。我们立即组织了追踪式执法检查，并在5天内将检查结果送到了镇纪委，镇纪委按程序对他们进行了处理。针对峦庄中学近年来管理松懈、教师作风不实导致教学质量连年下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我们组织20多名人大代表对学校进行了行风评议，并要求学校主要领导进行述职。活动提出建议意见23条，政府将这些建议列入督办事宜。经过学校的努力，教学质量稳步上升，去年在全县检测中，峦庄中学获得全县第3名的好成绩。

3、视察。组织人大代表搞好视察工作是乡镇人大主席团的一项神圣职责，结合工作实际，我们每年有针对性的开展专项视察活动，促进了辖区内的社会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及党委政府重大决定的落实。今年初，为准确掌握各村1号文件的落实情况，我们组织了专题视察。视察后，代表陶金秀提出的“全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过于集中应平衡照顾的建议”得到政府采纳。现在，全镇各村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项目，重点村建设、小流域治理、公路建设在全镇逐项落实。

4、决策。镇人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每年例会都要对政府重大决策进行审议。仅今年就审议通过了《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决定》、《加快劳务产业发展的决定》两个重大决定。

考验政府作用 篇6

邱卫东

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践，政府在促进地方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方面起以下作用：

一、根据地方经济的比较优势，提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规划

政府主要职能，就是做好宏观管理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发展地方产业集群的主要方式也必须发挥政府的规划和宏观管理职能。政府首先应该认识到产业集群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地方产业发展的特点和优势，有意识的提出产业集群发展的规划。例如现在各地几莸胤骄玫奶氐悖?br>出了一些具有各自优势和特色的拟发展产业，但是更应该用集群的理念去考虑地方产业的发展。比如提出一些特色优势产业的集群发展规划，当然这种规划应该建立在现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而不能凭空地创造集群，毕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一个演化的过程。

二、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产业集群说到底是产业链、价值链上企业的空间聚集，这种聚集现象的发生必须要有适宜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作支撑，因为企业像生物的生存一样也需要自己的“栖息地”。故此，政府可以创造和提供企业集聚的环境，吸引企业在一定空间地域内的聚集和扎堆。这里的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即物理环境，包括建立产业带、产业园区和基地、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等等；软环境方面，要匹配相应财税政策、提供优质的服务及其他方面的优惠条件。目前各地建设的各类园区和基地就是很好的开始，更应该引导现有的园区基地、产业带朝着集群的方向发展。其次，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也可以促使企业的集中和聚集，但是如果是跨国企业和公司的聚集，似乎又无法真正发挥集群的作用。从大的方面看，政府加快地方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体制创新、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的这些对一般企业发挥作用的措施，对集群发展的发展同样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境。落后地区往往在以上方面做的不好，不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主要原因是体制、机制方面的观念和创新动力不足，很多方面仍然不能消除计划经济的烙印。

三、政府可以通过资源的配置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目前，我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参与各类经济活动，一是因为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各类资源（主要是资金资源），各部门都有大量的资金和项目；二是因为企业的创新创业的活动仍然比较弱，尤其在欠发达地区。政府可以通过资源在空间和产业中的重新配置引导产业集群的发展，例如对一定区域的特色产业中企业的支持都会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吸引其他企业的集中和聚集。

四、微观方面推动建立企业之间的协作网络

在具体的产业带、产业园区和基地，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各种服务引导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协作。例如，今年是科技部提出的中介机构建设年，地方也在积极响应，建立了一些科技中介机构。其实，在企业集群的地域空间中，政府也可以通过建立中介机构、协会等提供各类培训和咨询，或者有目的的组织企业家交流集会，推动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协作以及企业协作联络网络的生成，从而促使企业之间知识、信息和经验的沟通和交流，为创新的发生提供可能。对一些初具规模的集群，要进行规范化管理，排除一些阻碍集群发展壮大的消极因素，等

产业集群是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一个市场化的自发秩序形成的。这并不是说政府在产业集群中无所作为，而是指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首先必须符合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规律。政府的“为”可以使产业集群成长发展得更快，更有核心竞争力，但不可能凭空造出一个全新的产业集群。

在传统区域发展理论中，政府强烈干预，扶持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往往忽视配套性产业与基础性产业发展；而在集群策略中，政府提供服务与政策诱导，公平服务于集群内各企业，重视支撑性产业的配套发展。在每个集群的不同的发展阶段，集群的薄弱环节是不同的，政府部门应当在调研的基础上，确定自己在某个阶段的角色和所提供的服务的重点。因为：（1）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财力、物力、人力都是有限的，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抓不好。如，在西部地区，集群可能只是处于萌芽阶段，尽管企业应当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但是，由于企业本身的基础薄弱、企业经营者的素质、观念等问题，政府仅仅提供像波特所说的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服务，可能效果是不明显的，因为，它们的市场机制已经是比较健全或者说是很健全的了。而在我国的不发达地区却不是这样的。因此，有好的项目、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往往因为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夭折。所以，我认为，如果在欠发达地区想过分的通过市场机制去调节，效果不一定是最好的，当然，还要十分重视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发展，毕竟，政府失灵是存在的。在欠发达地区，要是产业集群萌芽、发展，在起步的初级阶段，政府的作用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就像一个婴儿刚开始学走路，父母的搀扶是必须的，当然，也要注重提供服务培育“产业氛围”。在这一阶段，政府充当“老师”的角色更多一些。（2）当集群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集群有了自己“走路”的能力了，政府就可以放手，更多的时提供服务了，政府更多的充当是为集群的发展提供服务。如台湾新竹科技园在发展初期和在科技园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政府的角色的转变，就是经历了这一个过程，一个懂得怎样经营的政府，在集群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是会懂得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的。

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需要做的两件大事：（1）通过扶持典型来促使民众转变观念，培育有利于集群发展的区域文化。(2）扶持中介机构。无论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中介机构的发展对整个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要。在新的区域竞争环境下政府对于企业集群的作用应该比以前更为明显。大家在分析政府对集群作用时基本上从环境与政策层面进行，但更重要的应是从底层的制造流程层面进行规划和控制。这一方面将政府的规划引向更底层，另一方面则将通过技术维度的成长过程来强化从聚集向集群的发展，即一种自强化机制的形成。这似乎可以表达为集群政策的技术视角。

没有必要落入传统的经济学争论中：政府干预还是自由市场。波特的集群理论提供的是政府-企业-相关机构的新型伙伴关系，都是集群的成员，那有不参与的道理。为此，我们提出给予集群的产业政策的一体化模型（系统论中权变主义观点）。

如果政府在培育集群的过程中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好，考虑问题也很周到，这样培育起来的集群有什么不好呢？(1)产业引导,(2)规范秩序,(3)提供基础设施,(4)充当中介组织,(5)提供大的技术公关,(6)组织应对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而且以非贸易壁垒为主。

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引导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集群创新中政府科技政策与集群自身创新之间的互动，以及政府科技政策在集群中的响应是考察政府作用的一个切入点

政府在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中确实可以起到推动促进作用，例如孵化器理论。没有粥吃的时候，可以齐心协力做粥，有了粥之后的分配也极为关键。问题是如何因势利导和及时退出。当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有自我利益诉求时，集群的发展就成为多方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市场经济中的利益最大化。政府肯定能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产业集群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届政府所能够完成的，但为了政绩，政府往往有急功近利之嫌。这和我们对政府的评价体系有关

考验政府作用 篇7

重特大危机事件的新特点

1. 重特大危机事件涉及的领域多元化。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不仅暴风 (雨、雪、冰雹) 、滑坡、泥石流、地震等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屡屡发生, 就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特别重大的突发公共事件也时有发生。重特大危机事件在空间范围上具有广泛性, 在事件类型上越来越多样化。

2.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后果极端严重。重特大危机事件的破坏性程度极强, 它会给社会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这种破坏性不仅表现为经济损失, 也表现为人身及心理伤害、政治动荡、环境污染等。2004年12月印度洋发生海啸, 到2005年2月, 印尼政府宣布因海啸造成该国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了29.2万人。印尼的班达亚齐地方政府几乎瘫痪, 大多数政府官员失踪, 中央政府只能从雅加达派遣官员和军队来接管, 有关专家认为班达亚齐的恢复重建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据我国民政部报告, 我国的“5·12”汶川特大地震截止到2008年7月15日12时, 已确认69197人遇难, 18263人失踪, 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元人民币。

3.重特大危机事件波动方式多元, 震动频度加大。由于目前发生重特大危机事件往往涉及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 敏感性和连带性很强, 聚集效应明显。美国的“9·11”事件引发了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 将反恐和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对外政策的两大战略目标。

4.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国际化程度加大。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网络化的加强, 发生危机事件, 特别是重特大危机事件往往超出发生地的范围, 扩散效应明显, 影响十分广泛。美国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发生以后, 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对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要求

政府应急管理的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 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事件, 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能否及时、有效地处理重特大危机事件一直是判断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在常规与特殊并重的条件下, 重特大危机事件对我国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对中央政府执政理念的要求。

在发生重特大危机事件时, 中央政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同时还应坚持和深化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从处理某些重特大危机事件的过程可看出, 中央政府应对重特大危机事件的法律法规仍具有滞后性。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公共危机的治理机制可更好地加强中央政府执政能力建设。

2.对中央政府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的要求。应对重特大危机事件, 要求中央政府改革执政体制、改进执政方式。具体来说, 改革执政体制的核心就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实行依法行政、过错追究制度, 建立“责任政府”, 完善“问责制”;改进中央政府的执政方式, 重点在于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

3.对中央政府整合执政资源、优化执政环境的要求。从应对汶川特大地震中可以看出, 面对重特大危机事件, 中央政府应积极与公众进行沟通, 弥补信息不对称的缺陷, 以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发生重特大危机事件时, 可在全社会一起应对和处理的同时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 整合国际社会的力量, 提高中央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

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经验对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积极影响

1. 充足的应急储备保证了中央政府在常规与应急并重前提下的从容执政能力。

发生重特大危机事件时应该直接由中央政府负责组织应对。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国务院总理亲临现场安定民心、控制局面, 各部队纷纷到位开展紧急救援, 工作人员迅速实施控制, 把居民集中到安全地带, 有关专家对灾难程度进行评估。中央政府指挥各地方政府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抗震救灾, 并向灾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物资、公共设施和安全保障, 同时将震情、灾情和救灾情况等相关信息及时向公众报道。说明充足的应急储备是中央政府在应急管理中能够从容执政的物质保证。

2. 中央政府在重特大危机事件中协调各方力量, 形成了高效统一的社会联动机制, 体现了中央政府执政资源的整合能力。

从2008年的雪灾、汶川特大地震到奶制品安全事件, 中央政府作为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主体, 在处理时起主导作用但并不包揽一切, 而是形成了一套由中央政府统一指挥调动、功能齐全、反应灵敏、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自上而下、高效统一的联动机制。这是中央政府执政资源整合能力的集中体现。

3. 公开透明的应急管理信息体现了中央政府行政责任的承受能力。

在现代民主社会里, 责任行政已成为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作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 在实施应急管理行政行为的同时, 也承担着相应的行政责任。从对汶川特大地震和奶制品重大质量安全事件的处理中我们看到, 中央政府面对各类重特大危机事件, 不是隐瞒真相, 而是公开透明地主动回应并积极采取行动, 以满足公众的基本利益需求, 直接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行政责任的承受能力逐渐增加。

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体制不完善

对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消极影响

1.法律法规不健全, 导致了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发生或对危机事件处置不力, 直接暴露了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缺陷。2008年奶制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 2003年发生在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事件及近年来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已经暴露出中央政府监管职能的“缺位”及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国家免检产品”的规定在食品药品领域的风险性太强, 同时也体现了中央政府的事前控制不力。

2.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对社会常规管理的冲击,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社会公信力。重特大危机事件发生后, 中央政府会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对危机进行控制。尽管中央政府实行的是应急与常规并重的行政管理, 但其在应急管理过程中的行政管理方式、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常规管理, 进而干扰了常态社会公众的生活。于是, 无论是重特大危机事件的直接受影响者还是间接受影响者, 都会降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

构建重特大危机事件的科学管理机制,

加强中央政府执政能力建设

1.树立科学的公共危机治理理念。中央政府在应对重特大危机事件的过程中, 必须奉行的公共危机治理理念至少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特大危机事件造成了中央政府及各部门处在高度不确定和时间压力的紧张状态下, 这应成为官僚行政机构改革的动力。尤其是当今控制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取决于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媒体、企业、公民等多元力量的博弈。多元力量的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是实现中央政府决策的必经之路。二是加强政府公共关系。每次灾难的解决并不意味着重特大危机的结束, 因为灾难事件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对人类健康或环境的直接伤害, 更重要的是间接影响, 如义务、保险成本等, 因此通过政府的公关活动消除这些间接影响必不可少。科学合理的公共危机治理可以深化科学执政理念、优化执政环境。

2.建立健全预防和处理重特大危机事件的法律法规, 形成制度化的社会共识和伦理性评价体系。在现代民主社会里, 中央政府应对重特大危机事件的行政行为, 也必须奉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执政理念, 巩固执政基础。中央政府在汶川地震中采取的应对措施, 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和赞誉, 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共识。中央政府应对行为的科学性合法性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这不仅深化了科学执政的理念, 还提高了中央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3. 建立健全责任机制。

责任政府的四个标志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中央政府在应对处理重特大危机事件的过程中, 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责任追究制, 增强中央政府的执政责任意识。因此中央政府应以问责制为突破口, 全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责任机制, 提高行政的效能。

4. 建立健全中央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

4万亿考验政府采购 篇8

据我所知，投资占了很大比例，因为投资对于调控起的作用是最直接、最简单、最习惯用的一种方法。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民生问题和消费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政府采购制度的设计。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在政府采购制度的完善过程当中怎么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吸纳就业、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对外开放和保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发展亮点就是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在政府采购制度完善过程中可以考虑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门槛，给它们和大型企业在采购过程中有一个公平的机会。

同时，还要考虑到在政府采购过程当中适当引进担保的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些贷款担保，达到解决就业的目的。另外，比如说投资过程中如何保证监管效果，腐败问题，都需要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实现公共资金使用的规范化、透明化。

其次，在投资过程中，通过政府采购政策促进环保的问题。如，大量的资金投入后是否产生重复、盲目建设，甚至是以破坏环境来追求所谓投资的效果。当前大规模投资拉动内需的同时应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政府采购要积极落实国家环保、节能政策，通过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影响和带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避免刺激经济发展付出环境代价。

此外，在这4万亿落实的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到采购范围的扩大问题。这几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发展很大，速度很快。可是，从目前政府采购总量占GDP的比重来看，和发达国家相比较，还有待提高。4万亿的扩内需计划，特别是在基本建设投资过程当中，政府采购适时适当地介入，还需要进一步将基本建设投资等所有属于政府采购目录规定范围的项目纳入政府采购预算管理，通过政府采购在发挥投资总量调节的同时，有效地实现支持自主创新、支持民族产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支持节能环保、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范腐败等综合调控功能。同时要考虑到法律法规衔接的问题。

最后，购买国货和自主品牌产品。利用政府采购手段保护国内产业，支持国内发展，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我国政府采购重要的政策取向，所以我们现在也应该提出一个优先购买国货和自主品牌产品的观点。当然在这里也会涉及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国货的标准如何界定等，这些都是需要去认真讨论的问题。

考验政府作用 篇9

究其成因，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制度的空缺，使国内信息安全调查总是慢半拍。在国外，要求收集信息必须准确，并要在研究单位、政府机构、粮食生产与食品加工企业及消费者之间进行有效交流，以便增加透明度，努力保证食品安全。同时，收集其他国家的食品安全信息并开展交流。譬如，日本建立了及时有效的从国际组织及海外各国收集信息的机制。而在国内，不仅内部食品信息交流网络尚未架构起来，而且与国外信息交流更是少得可怜。

信息披露环节过多，也使得信息很难做到及时、公开。从国外来讲，一些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在收集到可靠信息后立即发布相关警告或指令。而在国内，都必须上报上级主管卫生部门，然后再通过上级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严格审批，在最大程度地保证消费者利益和国内市场各方面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卫生部才发布相关的产品安全警告或提醒。如此众多环节，让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安全警告总是姗姗来迟。

检测标准严重滞后，更让洋品牌常常在出现安全问题后，总是表现得傲慢无礼。在很多情况下，国家质检部门不是不想向公众及时发出安全信息，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说，我国1996年出台《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其中规定禁止将“苏丹红一号”作为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生产。但10年后发生苏丹红事件后，国家仍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有关“苏丹红一号”的检测方法和标准。再以麦乐鸡所含的化学物质为例，由于目前对这种物质没有国家统一易行的检测标准和手段，只能任其自说自话，信口雌黄。

考验政府作用 篇10

华为、中兴表面风光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多的不快，在印度电信市场屡屡受挫，在欧洲市场的表现也不够好。近年来，它们都将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非洲，加快了向非洲的进军节奏。

2月7日，路透社援引刚果电信部长Philippe Mvouo的话说，华为、中兴和上海贝尔阿尔卡特都提交了投标书，竞购刚果共和国独家固话运营商Sotelco公司。不过3家公司都对此予以否认。

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末华为、中兴进入非洲以来，凭借低廉的价格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特别是在尼日利亚，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不过，非洲政局不稳，将给它们后续的推进制造不少麻烦。

将目标转向非洲，可以理解是华为、中兴的无奈。2006年以前，它们靠政府14%的退税补贴，过得有滋有味。但之后政策发生了变化，政府补贴的下降也直接反映到了它们的盈利上。这种对政府的依赖性不改变，对它们的将来十分不利。

与此同时，低价策略虽然给华为、中兴赢得了市场份额，却造成利润不断下滑（2006年都已降到5%以下）。价格战也不再成为它们进军国际市场的利器，国际厂商们通过降低生产设备的成本、降低购买原材料成本，使价格差距变得越来越小。

华为、中兴到了该反思自己的时候了！

向非洲挺进

随着非洲经济的升温，那里将成为一块热土。世界银行估计，在今后5年内，非洲每年花在无线通信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将超过32亿美元。目前，摩托罗拉、诺基亚、思科、爱立信、阿尔卡特等跨国厂商，早已在非洲市场站稳了脚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市场，如今成了电信设备厂商竞争的“主战场”。

水清木华的《2006-2007年非洲电信市场研究报告》指出，在电信领域，非洲电信市场潜力巨大。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50%的地区被手机信号覆盖，而非洲目前人口约为8.9亿，手机普及率仅为9.4%左右，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如此好的形势，是否预示着中国企业将向非洲进军？事实的确如此，据说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中兴早就盯上了这里。而在印度市场的不爽和在欧洲市场的不顺，更促使它们果断地作出决定，加大在非洲市场的投入力度。

有媒体报道，华为、中兴已同非洲35个国家建立了业务往来，设立了20多家办事处，并在一些国家立住了脚。它们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踏入非洲市场，对那里的环境已经较为熟悉，近年来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利比亚的WCDMA网络（北非地区第一个正式投入使用的WCDMA网络，也是整个非洲地区最大的3G网络）就是由中兴负责设计并安装调试的。

华为在非洲的成绩也有目共睹，计世咨询的数据显示，“目前在南部非洲的销售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在毛里求斯，华为承建了非洲第一个3G商用局；在尼日利亚承建了南部非洲2005年建设的最长的国内传输网，覆盖了尼全境的所有主要城市。”目前，华为还拥有尼日利亚（非洲第2大电信市场）MTN40%的市场份额，它们于2004年展开合作。

华为、中兴在非洲非常受欢迎，与中非关系友好有一定的关联。去年的中非峰会上，华为、中兴就分别与非洲国家签署了近3000万美元的电信设备合同。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电信设备商在价格上的吸引力。尼日利亚一官员曾经惊讶地表示，“我简直不敢相信，难道他们不要求回报吗？欧美的设备厂商要价比它们高几倍。”他甚至表示，只要它们愿意，以后的活都可以包给它们干。

与其他国际厂商比，华为、中兴的价格优势明显，这是它们赢得非洲政府信任的重要原因。

非洲与印度不同，它们的电信业相对较开放，非洲的不少政府也鼓励引入外资，以促进电信业的发展，这对华为、中兴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

不过，非洲目前的局势很不稳定，连年战乱，这对有线线路的铺设、维护是不小的考验。

依靠退税补贴风险大

2000年时，政府为了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行业的发展，对我国出口厂商实行出口增值税退税政策。按照17%的标准增值税税率，IT企业最多可以获得14%的退税补贴。华为和中兴从这个政策得到了很大的好处。2005年，中兴的税前利润为15亿元，其中大约有30%来自增值税退税。

不过，如今情况有了变化，从2006年1月1日开始，我国政府开始实施新的税收政策，政府对它们的补贴下降了不少，给它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从中兴2006年的盈利可以看出。

2006年第1季度，中兴营收同上一年略有增长，达到46亿元；但运营利润同比却下滑了71%，降至6500万元；净利润同比下滑86%，降至3340万元。华为作为非上市公司则干脆不透露盈利情况，表明其信心不足。

中兴方面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减少主要是由于毛利率的下滑，该公司2006第1季度毛利率不足33%，与上年同期的40%相比有较大幅度下滑。与此同时，中兴2006第1季度的退税补贴仅为600万元，同比下滑90%。这一下滑也直接反映到了公司的利润上。

有消息称，2005年华为获得了30亿元的退税，中兴少一些。但这种“保护”是无法长久的，也必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不过，虽然新的政策对它们有影响，但它们的营业额一直在增长，总体来说获得的政府补贴还是很乐观的。

华为和中兴对政府的补贴过于依赖，靠从政府那里拿回增值税退税来保证自己的利润水平。虽然政府已经够慷慨了，但它们的利润率还是下滑得厉害。甚至有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增值税退税的补贴，华为和中兴的税前利润在2006年为负数。这让人有些失望——在普通人看来，它们是中国IT行业的佼佼者，没想到居然如此孱弱。

实际上，华为、中兴并非多神秘，仅从利润率角度来看，它们甚至比纺织品业好不到哪里去。当然，前提条件是排除政府的高额补贴。

不能总靠政府补贴吧！一旦取消了这笔巨大的“额外之财”，华为、中兴怎么应对？而且从长远看，取消增值税退税也是必然的——过去，出口被誉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3驾马车之一，政府采取补贴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出口。不过，这种战略的弊病已经显示出来，虽然我国在出口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内需却一直疲软。政府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十一五”计划里面，政府已经决定要从面向出口转变为面向内需。

有人还从负债对资本比率分析了华为和中兴的财务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兴是上市公司，如果缺钱了，还可以到证券市场去寻找资金；华为则不同，只能要么从银行继续贷款，要么变卖自己的资产。

衡量一个公司，它的盈利能力很重要，如果是赔钱赚吆喝，壳再大也不行，而且面临的风险也越大。华为、中兴在无限风光的背后，也应该看到自己的弱处。在未来的几年里，如果华为、中兴不能从依赖政府政策补贴的怪圈中走出来，前景难以预测。

业内人士认为，政府部门为缓解国际压力削减了针对电信设备厂商的税费优惠，这意味着华为和中兴今后从政府获得的财政支持将大为减少。不过，国外分析师认为，即使将来中国政府取消了对华为、中兴的政策补贴，很可能会采取其他措施来扶助华为和中兴，如研发贷款或其他税收优惠，它们获得的政府支持实际并未减少。

价格战不再是利器

低价策略曾经使华为、中兴在国际市场上一路风光。从2005年华为赢得印度某运营商的订单来看，报价是竞争对手朗讯的37%，据说在某些关键设备的竞标价仅为朗讯的1/7。

华为和中兴无休止的价格战，使它们的盈利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从2006年来看，华为、中兴2家利润与往年相比，明显减少。2006年前3个月，中兴获净利润3340万元，同比下降了85％。华为似乎也在为利润下跌而烦恼。

尽管华为否认自己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低廉的产品价格，但对于竞争对手来说，价格就是最大的问题。英国电信首席财务长哈尼夫·拉拉尼表示，华为、中兴加入竞标者的行列之后，主要电信设备厂商的报价大幅下降。

不过，国际电信设备厂商已经通过各种措施降低了产品成本，华为的价格优势正在缩小。随着电信设备业竞争加剧，价格战已不再是唯一的武器，目前其他商家正在迎头赶上。

一家国际电信企业的高管表示，“1年前，很多企业都会退出有华为参加的招标，但现在很多厂商的报价都同华为接近。以前的价格差距高达70%到80%，现在降到了20%。而且华为早期的成功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运营商们在技术支持、维护和集成等方面遇到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