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考验

执政考验（精选3篇）

执政考验 篇1

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今社会, 各种突发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其中, 发生重特大危机事件会给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冲击, 也是对一个国家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重特大危机事件的新特点

1. 重特大危机事件涉及的领域多元化。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不仅暴风 (雨、雪、冰雹) 、滑坡、泥石流、地震等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屡屡发生, 就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特别重大的突发公共事件也时有发生。重特大危机事件在空间范围上具有广泛性, 在事件类型上越来越多样化。

2.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后果极端严重。重特大危机事件的破坏性程度极强, 它会给社会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这种破坏性不仅表现为经济损失, 也表现为人身及心理伤害、政治动荡、环境污染等。2004年12月印度洋发生海啸, 到2005年2月, 印尼政府宣布因海啸造成该国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了29.2万人。印尼的班达亚齐地方政府几乎瘫痪, 大多数政府官员失踪, 中央政府只能从雅加达派遣官员和军队来接管, 有关专家认为班达亚齐的恢复重建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据我国民政部报告, 我国的“5·12”汶川特大地震截止到2008年7月15日12时, 已确认69197人遇难, 18263人失踪, 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元人民币。

3.重特大危机事件波动方式多元, 震动频度加大。由于目前发生重特大危机事件往往涉及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 敏感性和连带性很强, 聚集效应明显。美国的“9·11”事件引发了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 将反恐和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对外政策的两大战略目标。

4.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国际化程度加大。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网络化的加强, 发生危机事件, 特别是重特大危机事件往往超出发生地的范围, 扩散效应明显, 影响十分广泛。美国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发生以后, 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对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要求

政府应急管理的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 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事件, 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能否及时、有效地处理重特大危机事件一直是判断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在常规与特殊并重的条件下, 重特大危机事件对我国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对中央政府执政理念的要求。

在发生重特大危机事件时, 中央政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同时还应坚持和深化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从处理某些重特大危机事件的过程可看出, 中央政府应对重特大危机事件的法律法规仍具有滞后性。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公共危机的治理机制可更好地加强中央政府执政能力建设。

2.对中央政府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的要求。应对重特大危机事件, 要求中央政府改革执政体制、改进执政方式。具体来说, 改革执政体制的核心就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实行依法行政、过错追究制度, 建立“责任政府”, 完善“问责制”;改进中央政府的执政方式, 重点在于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

3.对中央政府整合执政资源、优化执政环境的要求。从应对汶川特大地震中可以看出, 面对重特大危机事件, 中央政府应积极与公众进行沟通, 弥补信息不对称的缺陷, 以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发生重特大危机事件时, 可在全社会一起应对和处理的同时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 整合国际社会的力量, 提高中央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

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经验对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积极影响

1. 充足的应急储备保证了中央政府在常规与应急并重前提下的从容执政能力。

发生重特大危机事件时应该直接由中央政府负责组织应对。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国务院总理亲临现场安定民心、控制局面, 各部队纷纷到位开展紧急救援, 工作人员迅速实施控制, 把居民集中到安全地带, 有关专家对灾难程度进行评估。中央政府指挥各地方政府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抗震救灾, 并向灾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物资、公共设施和安全保障, 同时将震情、灾情和救灾情况等相关信息及时向公众报道。说明充足的应急储备是中央政府在应急管理中能够从容执政的物质保证。

2. 中央政府在重特大危机事件中协调各方力量, 形成了高效统一的社会联动机制, 体现了中央政府执政资源的整合能力。

从2008年的雪灾、汶川特大地震到奶制品安全事件, 中央政府作为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主体, 在处理时起主导作用但并不包揽一切, 而是形成了一套由中央政府统一指挥调动、功能齐全、反应灵敏、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自上而下、高效统一的联动机制。这是中央政府执政资源整合能力的集中体现。

3. 公开透明的应急管理信息体现了中央政府行政责任的承受能力。

在现代民主社会里, 责任行政已成为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作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 在实施应急管理行政行为的同时, 也承担着相应的行政责任。从对汶川特大地震和奶制品重大质量安全事件的处理中我们看到, 中央政府面对各类重特大危机事件, 不是隐瞒真相, 而是公开透明地主动回应并积极采取行动, 以满足公众的基本利益需求, 直接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行政责任的承受能力逐渐增加。

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体制不完善

对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消极影响

1.法律法规不健全, 导致了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发生或对危机事件处置不力, 直接暴露了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缺陷。2008年奶制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 2003年发生在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事件及近年来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已经暴露出中央政府监管职能的“缺位”及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国家免检产品”的规定在食品药品领域的风险性太强, 同时也体现了中央政府的事前控制不力。

2.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对社会常规管理的冲击,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社会公信力。重特大危机事件发生后, 中央政府会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对危机进行控制。尽管中央政府实行的是应急与常规并重的行政管理, 但其在应急管理过程中的行政管理方式、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常规管理, 进而干扰了常态社会公众的生活。于是, 无论是重特大危机事件的直接受影响者还是间接受影响者, 都会降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

构建重特大危机事件的科学管理机制,

加强中央政府执政能力建设

1.树立科学的公共危机治理理念。中央政府在应对重特大危机事件的过程中, 必须奉行的公共危机治理理念至少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特大危机事件造成了中央政府及各部门处在高度不确定和时间压力的紧张状态下, 这应成为官僚行政机构改革的动力。尤其是当今控制重特大危机事件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取决于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媒体、企业、公民等多元力量的博弈。多元力量的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是实现中央政府决策的必经之路。二是加强政府公共关系。每次灾难的解决并不意味着重特大危机的结束, 因为灾难事件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对人类健康或环境的直接伤害, 更重要的是间接影响, 如义务、保险成本等, 因此通过政府的公关活动消除这些间接影响必不可少。科学合理的公共危机治理可以深化科学执政理念、优化执政环境。

2.建立健全预防和处理重特大危机事件的法律法规, 形成制度化的社会共识和伦理性评价体系。在现代民主社会里, 中央政府应对重特大危机事件的行政行为, 也必须奉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执政理念, 巩固执政基础。中央政府在汶川地震中采取的应对措施, 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和赞誉, 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共识。中央政府应对行为的科学性合法性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这不仅深化了科学执政的理念, 还提高了中央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3. 建立健全责任机制。

责任政府的四个标志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中央政府在应对处理重特大危机事件的过程中, 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责任追究制, 增强中央政府的执政责任意识。因此中央政府应以问责制为突破口, 全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责任机制, 提高行政的效能。

4. 建立健全中央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

如何在重特大危机事件发生后协调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 以形成全民各尽其能的和谐社会, 是中央政府应考虑的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应与各地方政府和社会民众进行有效的沟通, 弥补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误解。提高政府回应性不仅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而且可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这是中央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执政考验 篇2

刘兰明

（京江晚报，江苏 镇江 212001）

摘要：近年来，官员面对采访言论不当引发轩然大波的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频被官员“教训”，而有些官员无意之中又沦为媒体的“牺牲品”，这成为当前舆论传播中耐人寻味的现象。从根本上说，这是网络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的角色转变和新旧媒体在竞争中合作共同形成的传媒新生态，对领导干部新闻执政能力提出的新考验。

因此，运用媒体新闻来提高公共政策部门的执政形象、执政公信和执政的合法性，向广大群众传播执政者的决策、方针、路线等，正成为各级官员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关键词：传媒新生态媒体素养新闻观新闻执政能力

“你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你们中央台的记者管得也太多了吧？”“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请以正面宣传为主，否则我可以不接待！”“记者证在我们这里没用的。”“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将建立黑名单。”„„近年来，官员面对采访言论不当引发轩然大波的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频被官员“教训”，而有些官员无意之中又沦为媒体的“牺牲品”，这成为当前舆论传播中耐人寻味的现象。有评论称，雷语频出这是官员政治素质低下造成的，官场的熏染尤其是权力意志的浸淫，助长了一些官员内在的俯视众生感，他们不知道怎样和民众交流，开口就是训话、命令，甚至把媒体记者也当成下级，肆

[1]

无忌惮地指手画脚。

深究现象背后的原因，笔者认为，其折射的是一些官员应对新传媒环境能力的欠缺和新闻观教育的缺位。从根本上说，这是传媒新生态对领导干部新闻执政能力提出的新考验。如何运用媒体新闻来提高公共政策部门的执政形象、执政公信和执政的合法性，向广大群众传播执政者的决策、方针、路线等，正成为各级官员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考验之一：如何应对网络新媒

体的冲击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陕西绥德市委宣传部部长三年前的感叹。

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网络时代，政府公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置于聚光灯下，送到麦克风前。不少领导干部显然还没有来得及做好思想上的准备，还不适应网络新媒体的巨大冲击，在新兴媒体面前处于被动状态，而妄图回到过去那种舆论传播封闭的时代已经不可能。

目前，网络已成为民众表达诉求、监督政府、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论坛、QQ、博客、微博等借助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方式越来越多，仅以微博为例，腾讯微博注册用户已超过1.6亿，新浪注册用户数今年预计达2亿。新兴媒体正成为重要的舆论场。在民

众渴望已久的政务透明一时还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个别官员因言行不当瞬间闻名天下之事已屡见不鲜。

作者简介：刘兰明（1971—），男，江苏镇江人，《京江晚报》副总编，省委党校2009级世界经济与管理创新专业在职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业务创新与管理。

在一些事件上，“全民记者”设置公共议程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专业媒体，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热点事件中，微博往往成为强有力的即时传播工具和“围观”讨论平台，进而影响社会舆论和事件的走向。对各级官员来说，如何应对网络媒体的冲击是提升执政能力的新挑战。当然，网络新媒体的冲击，既是挑战，也是机遇。2008年特大雪灾、汶川大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突发自然灾害面前，许多感人的人物、画面、场景、细节等都是通过网络得以传播，形成了巨大的感染力，凝聚了人心，鼓励了斗志，增进了理解与包融，政府以人为本的形象深入人心，党和国家领导人亲民爱民的形象得以树立，可以说网络媒体在政府的危机处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深入分析把握新兴媒体对执政能力的影响，对于党委和政府在新形势下推动全局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说，谁把握好了新媒体，谁就抓住了监管调控、建设运用，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命门”。考验之二：如何看待传统媒体的角色转变传媒生态环境的变化，不只是因为网络媒体的诞生。从媒介发展史来看，媒介始终为两种势力所控制，即政治势力和资本势力，在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阿特休尔看来，新闻媒介从来都是“权力的媒介”，即当权者的媒介。新中国成立后，报纸、电视等传

统媒体一直以来都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扮演着“听话者”的角色。

然而，随着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面对自

己的“掘墓人”——网络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观念和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追求新闻的爆炸性、轰动性、持续关注度，强调媒体的眼球吸引力、收视率等，事关媒体的经营大计，使得传统媒体不断寻找、制造社会舆论的兴奋点，从而吸引受众，吸引广告投放，赢得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传统媒体不再只习惯于“正面报道”——央视曝光河南“瘦肉精”事件，让双汇损失了100多个亿；是报纸率先点名披露了“三聚氰胺”丑闻，把“三鹿”送上了断头台。越来越多的官员觉得报纸、电视、电台不那么“听招呼”了。“你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回应电台记者）“请以正面宣传为主”（回应电视台记者）“要注意‘社会和谐’”（回应报纸记者）„„上述新闻热点的出现，恰恰证明了一些官员对传统媒体的角色转变一时难以适应，甚至自己也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传统媒体的转变不仅仅体现在角色的转变上，还体现在传播理念的变化上。针对《人民日报》刊登李娜亲吻大满贯奖杯的照片和央视女主持身着牛仔外套主持亮相节

目的现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

教授在评述时认为，这是传统媒体一直在追

求创新过程中的积极变化。陈昌凤认为，借

鉴网络的传播方式，正成为传统媒体的必然选择。传统媒体在悄悄地追求转变，领导干部仍摆出一副训人的口吻来对待，显然是在背道而驰。不仅无法利用好传统媒体，其自身成为新闻事件的“牺牲品”也在所难免。

考验之三：如何适应竞合背景

下的媒体新生态

传媒的新生态，不仅包括新兴传播媒体的异军突起，也不仅仅表现在传统媒体的新闻理念和角色的转变，还体现在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相互竞争、紧密联系、彼此融合上，跨媒体新闻集团的成立、全媒体记者的诞生都预示着传媒新生态的深刻变革。在传媒新生态下，新闻传播往往更容易形成“蝴蝶效应”。

网络即时性和互动性的特点，决定了它能够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从而拓展了民意表达空间，激活了民众精神诉求，也为传统媒体提供了大量的新闻源。而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权威性、公信力仍在，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平台发布新闻与信息，牢牢掌握着话语权，继续营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另一方面，新兴媒体大量转播其新闻源，形成推波助澜之势。传统媒体自身的记者、编辑，以网民的身份，通过博客、微博、论坛等方式发布传播新闻，形成网络和社会的热点话题，从而使得舆论的放大效应得到叠加。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在竞争中合作现象越来越明显，“周老虎事件”、“凤凰少女跳楼案”、“我爸是李刚”、“悬浮视察”等等广为关注的新闻热点事件，都是通过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共同推动形成的强力舆论场。当下，面对舆论监督指望下命令、打招呼，通过“封、捂、堵、压、瞒”的方式实现舆论控制的目的，既难以在传统媒体上实现，也无法通过封闭新兴媒体达到，那只能是西西弗斯式徒劳。沈阳“史上最牛”工商局长大闹报社，殴打记者事情发生后，企图“封锁消息”未果就是最新明证。在传媒新生态背景下，领导干部想要重新占据舆论引导和控制的主动地位，提高新闻执政能力，就必须深入研究媒体融合的新特点，这样才能在新闻传播中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四、提升新闻执政能力的关键

在于树立正确的新闻观

所谓新闻观，是指对新闻现象和新闻传

播活动的总的看法，涉及新闻本源、新闻本质和新闻传播规律等许多根本性问题。领导干部具有什么样的新闻观，实际上是其世界观、权力观、政绩观在面对新闻传播时的集中反映和体现。一系列新闻事件的产生，事实上暴露出领导干部新闻观教育的缺失。因此，提升新闻执政能力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

树立正确的新闻观。[2]

1.正确认识舆论监督的功能与作用“替谁说话”、“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不是党员”„„在遇到突发事件与监督批评报道时，一些领导干部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媒体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完全误解了我国媒体的本质属性。

新闻舆论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群众的监督，一方面，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各级党委、政府、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党和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整个社会，包括每个社会群体、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进行监督。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指出，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正面报道，不能简单把它称为负面报道，很多时间它完全能发

挥特别的作用。[3]

突发事件发生后，过去官员往往不愿公开，怕媒体添乱，引起公众恐慌，影响政府形象，但事实恰恰相反。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认为：突发事件只有不发布或者迟发布而造成被动局面的典型案例，没有因为及时发布而造成不良影响的典型案例。因此，领导干部要适应传媒生态出现的新变化，正确认识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二者的关系，特别是高度重视网络的监督作用，树立正面宣传激励推动工作、舆论监督鞭策促进工作的思想意识。

2.官员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一系列媒体事件的出现，既反映了部分官员对媒体性质的误解，也反映了领导干部缺乏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新闻媒体有着“保健医生”的作用，可以帮助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少领导干部面对媒体记者时，有时显得无所适从，给工作带来被动。可以说，在传媒新生态环境下，领导干部如果不重视媒体、不善待媒体、不依靠媒体、不借助媒体，那他就是不称职的领导干部。官员要努力学习有关媒体运作的知识和方法，对于一些民众反映的热点、焦点问题，要通过主动向媒体开放信息、作出解释，对于难题要借助媒体，引导公众讨论和参与，这样，完全可以得到媒体方面的积极反应，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领导干部要主动交新闻界朋友，不断增强引导新闻舆论服务工作的能力。李希光教授说，“在危机面前，懂得如何与记者交流，建立伙伴关系，政府与媒体就能达到双赢。”[4]

2010年中央和各地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步建立，可以说，正是一个个突发事件新闻处置的教训使得我们政府逐渐成熟起来，这几年政府信息公开建设迈开的步伐远远大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所走的路，政府信息公开已成为大势所趋。

同时，学会运用新媒体，掌握新媒体的特性。像常州溧阳卫生局长因微博直播婚外情而停职，被称为“网盲”的官员应该越少越好。

更重要的是，在重大灾害或突发事件下，各种谣言和非理性言论容易被炮制并传播，导致错误舆论的形成。如果学会运用新媒体，就能在第一时间有效防止错误舆论的扩散。因此，切实加强新媒体业务学习，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运用管理新媒体转变，对于官员提高在新媒体生态条件下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越来越重要。

3.领导干部要树立良好的新闻形象传媒新生态不仅意味着新闻传播环境的全面开放，也意味着民意的充分彰显。作为政府形象的外在表现——政府官员形象，将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度和满意率。因此，政府官员要学会“自我包装”，通过一定的媒体形象设计，使衣着打扮得体、个性鲜明，再通过口头表达与体态语言的训练，使语言举止干练、思路敏捷，不断提升

自己的媒介素养。[5]

随着新闻发布制度的日益完善，新闻发言人不断亮相，越来越多党政干部回复留言板、走进直播间，1700多个政府机构微博随时发布权威信息，这都是令人欣喜的变化。

官员也完全可以织围脖，形成自己的舆论场，树立个人和政府部门良好的新闻形象。特别是在面对危机时，树立政府和官员的良好形象更要重要。四川省会理县领导“悬浮视察”事件发生后，县政府立即开设认证微博，向广大网友表示道歉，并澄清真相。对此，四川省社科院网络与新媒体研究中心敏恭给予积极评价：“县政府的态度首先就值得称道——应对信任危机的根本之法，就是迅速拿出事实来说话！其次是，会理县网络舆情掌控很及时、微博回复途径也对路。”

对领导干部而言，媒介素养不仅是能力，更是一种心态。具有良好的心态，才能防止个人的不当言行成为新闻的主角，避免使新闻事件本身复杂化。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既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也是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6]

4.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群众观“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不是党员”、“你敢曝光，我就叫它关闭”，这些话的语境各不相同，但那种官民对立的逻辑却昭然若揭。同样，“跟政府作对就是恶”、“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话里蕴涵简单粗暴的对立逻辑也十分明显。往更深处探寻，可能已不是某个官员口无遮拦的无心之失，而是折射了官场生态和权力格局的飞扬跋扈。客观上，媒体是政府与公众交流沟通的平台，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就是对待公众的态度，这是执政水平和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和检验。说到底，正确的新闻观的前提是正确的政绩观和群众观。只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群众观，才不会把民众利益、媒体监督等神奇地置换到权力部门或政府的对立面，才能始终站在广大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才会自觉做到“三善”媒体，才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包容的胸怀，广泛接受监督，虚心集思广益，从而造福于民。[2]

因此，在传媒新生态环境下，如何学会“新闻执政”正成为领导干部全面提升执政能力亟须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官员“雷语”何时休》，来源：

[2]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新闻观》，来源：南方网

[3] 《报道没有正负，只有真假》，《中国青年报》作者：汪强

[4] 《李希光：好新闻改变市民生活》，2010年8月17日《新法制报》[5]《舆论引导艺术：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新华出版社，作者：任贤良

执政考验 篇3

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促进教育公平，是贯彻《义务教育法》的基本要求，也是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依法治教、依法办学的实际行动。最近，教育部出台文件，对于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再次提出明确要求和完成期限。要求到2015年，重点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2016年特长生招生学校和招生比例降到5%以内。2017年重点大城市95%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杜绝与入学挂钩的考试行为，根治与择校有关的乱收费。

对于治理小升初乱象，这些年来教育部三令五申，要求促进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禁止收取择校费和考试、禁止学科竞赛成绩与入学挂钩、减少和取消特长生、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校长和教师交流等等。在那些率先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城市，已经证明通过这些措施标本兼治，是完全可以奏效的。为什么在一些大城市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得有效治理，我认为存在理念和制度两方面的问题。

理念层面，必须清晰地认识义务教育的基本属性和功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旨，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作为一种由政府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义务教育以保障公平为基本价值，是面向每一个儿童的公益性、普惠性、保障性的教育。这一性质决定了义务教育必须均衡发展，不能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不是面向少数人的、培养尖子的教育，不具有选拔性、竞争性、淘汰性。因而，国家用立法的方式确定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免费、免试、就近入学等原则，这也是世界各国义务教育的基本现实。

在制度层面，首先是切实推进缩小学校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学校差距过大，是大城市难以落实小升初划片就近入学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些城市中小学的硬件条件已经得到很大改善，学校差距主要来自师资队伍和不同的生源，特别需要推进的是实行校长、教师流动，以及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等措施。不难认识，落实这些政策的主要难度，是来自传统的名牌学校、明星学校。它们往往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谋求超越《义务教育法》的特殊政策、特殊利益。一些地方政府也将它们视为城市品牌和有利可图的重要资源，制造和保护学校之间的巨大差距，用升学率评价误导义务教育发展。提供教育公共服务，保障教育公平，主要是政府责任。能否破除这种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义务教育学校，是真正落实就近入学的关键，是对地方政府能否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重大考验。落实政府的教育责任，必须建立信息公开和行政问责的制度，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督教和督政。对于阳奉阴违、敷衍塞责的地方，予以通报并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当然，真正建立义务教育的有效机制，还需要疏堵并举，需要制度创新。这次教育部文件提出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制就是新的探索。此外，需要按照三中全会《决定》，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教育，发展有特色、高品质的民办教育，使其满足家长选择性、多样化的教育需求。还需要探索：那些历史形成的公办名牌学校的出路究竟何在？能否通过转制，使其成为民办或混合所有制的学校，从而能够名符其实地办学，实现其特色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