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共9篇）
“网络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 篇1
“网络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
“石首事件”是中国网络力量从虚拟走向现实的一次典型，“从说到做”的转变令维护社会稳定任务艰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方辉发自北京一个青年的非正常死亡，让今年6月的湖北省石首市如同去年同期的贵州小城瓮安县一样，突兀地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中心。
但不同的是，当年瓮安县政府于谣言中迅速澄清事件真相，有效阻止了事态发展；而石首市政府超过20个小时的话语“缺失”，让流言通过网络加速了事态的恶化。新加坡《联合早报》为此评价道：在总人数估计已突破3亿网民的中国，网民们交换信息、发表意见，已成为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公共舆论。而在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力量的现实化正让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虚拟力量的现实化
“石首事件”事发于半个月前。除了事件本身的发展引人注目外，网民的卷入也成了耐人寻味的看点。在事态向“群体性事件”演变的同时，汇集了千万民众的网络也开始对此事件跟进报道。
有网友在论坛中贴出现场图片，还有网友通过QQ群广为转载，让“石首事件”的发展变化犹如现场直播。同日，与涂远高之死相关的种种传闻也开始在网络流传，如官员参股、贩毒、残害员工等各种说法不断出现，令事件真相扑朔迷离。
《联合早报》记者称，这是中国的网络力量从虚拟走向现实的一次典型，“从说到做”的转变令维护社会稳定任务艰巨。
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则向《国际先驱导报》，“从说到做”并非“石首事件”首现，去年护卫奥运火炬、赴灾区当志愿者、调查“躲猫猫”等事件都属于网络力量的现实化。“它本身没有偏向性，不能在维护国家利益时称赞网民爱国，出现“群体性事件”时就批评指责他们。”
症结仍在信息不对称
石首市政府在事发的第三天、即6月19日才发布公告对有关问题做出解释。
然而，“地方政府超过20个小时没有发言，且数百字内容也没有解释清楚真相，已经错过了澄清谣言的最佳时机。”全国公共行政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齐明山认为。
一面是地方政府失语，另一面则是网络上各种传言巨浪滔天。一位的网民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随着网络力量的越来越大，会有许多人发布不实信息，“通过夸张、编造等手段吊足大家的胃口，引发无数网友的关注。”“石首事件”刚出来时，很多网民连死者的性别都没弄清楚就起哄。
齐明山也强调指出，在发生“群体性事件”时，各种流言难以避免，网络也可能进一步加剧流言的传播，而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及时公开真相，其公信力就将大为降低。
6月24日，《人民日报》就“石首事件”发表文章，批评了地方政府在处理对突发“群体性事件”时的“缺席、失语、妄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
应急解决模式面临考验
事实上，自去年“瓮安事件”后，我国各地对基层干部在处理“干群关系”方面的培训一直都未曾中断。但仍有群体性事件爆发，且未吸取以往教训，在喻国明看来，“一些地方政府慢慢学会了怎么应对突发事件，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与民众的关系，所以即便能应急处理，仍保证不了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齐明山也认为，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互信，“网络力量的崛起正说明公众的监督意识在增强，这种舆论压力是没有办法硬顶的。”与此同时，他也坦言，“在一些偏远地区，可能执行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地方官员的还没有形成服务意识，对民众的监督有抵触”。
而喻国明认为，解决这种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只有长期地注重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才能从长远上改善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网络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 篇2
2010年初, 当世界排名第一、全球最成功的汽车制造企业——日本丰田公司头上“召回门”的阴霾还未散去时, 另一家世界500强、国际PC第一品牌的惠普公司也陷入了同样的窘境。在今年的“3·15晚会”上, 惠普公司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广大中国消费者指责其傲慢无礼, 缺乏诚信。而惠普公司在应对这场诚信危机时的糟糕表现, 更使其与消费者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那么, 网络时代企业如何应对危机呢?让我们来进行一番深入的探讨。
惠普“质量门”回放
2007年以来, 用户陆续反映所购惠普笔记本出现质量问题, 主要症状是雪花屏和显卡发热, 并涉及近40款型号。
2008年7月, Nvid ia (惠普PC内核制造商) 公开承认某些型号显卡有质量问题, 并宣布正付款给个人电脑厂商, 由其处理所造成的问题。
2008年, 中国惠普为部分机型提供了延保服务, 但延保服务覆盖的机型很窄。同时, 惠普在美国采用了延保服务, 还为消费者提供运费补偿, 在中国却没有这样做。
2010年“3·15”前夕, 央视记者采访惠普公司, 问到相关产品问题时, 对方声称黑屏正常, 与用户环境有关, 一时间引起一片哗然。
2010年3月, 一个由100多名律师组成的公益律师团, 受500多名惠普笔记本用户的委托向国家质监总局提交了行政投诉书, 请求中国政府下令惠普召回存在问题的笔记本。
2010年3月22日16时, 惠普公司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 不到20分钟便匆匆收场。惠普公司中国信息产品集团总经理张永利未对消费者提出的问题进行实质性回复, 只是承诺延长部分涉及产品的保修期, 再次引来全国消费者的口诛笔伐。
……
虽然目前对惠普“质量门”的热议已经告一段落, 但惠普公司却一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补偿计划, 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傲慢自大的跨国企业应对危机能力的低下。
网络时代消费者行为的新特点
自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后, 2009年中国网民数量继续领跑全球互联网市场, 2010年预计这个数字将超过4亿。这样一个庞大的新生群体, 必将迎来消费时代的一场革命。2009年全国网络购物达到2500亿元人民币, 比2008年翻了一番。总体来看,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已经发生了如下几种改变。
1.年轻一代消费者在购买行为发生前, 已由过去的被动接受传统媒体的信息, 转变为主动到网络上搜集信息, 他们尤其关注其他人的消费体验。
2.互联网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通畅便捷的交流平台, 目前, 网上论坛、社区网、Q Q群、博客等, 已成为消费者集中交流的主要媒介。通过交流, 消费者的消费知识进一步丰富, 对于产品的认知也更贴近于实际,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大大减少, 消费者有了更大的自主选择权。
3.完善的信息获取系统让更多的消费行为回归理性, 人们更崇尚追求最佳的性价比, 追求品牌的盲目性正在下降。
4.庞大的网民群体有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某种商品的“灌水大军”, 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正在向着强势转化。这对于企业可谓是危机四伏, 消费者的“蝴蝶效应”将给企业的营销带来巨大的影响。
网络时代企业如何应对危机事件
网络时代, 任何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能引发轩然大波, 这说明网民大军推波助澜的力量不可小视。企业必须关注虚拟空间的风吹草动, 对于那些相关的敏感点要及早采取措施, 避免铸成大错。
1.建立危机预警机制。绝大多数危机事件的诱发因素都是可控的, 关键要有敏感性和预见性。企业不可能像美国FBI那样, 对有可能涉及恐怖事件的任何一点点信息进行监测, 但对于涉及企业的典型性信息, 尤其是负面典型信息是可以搜集到的, 要加强对这类信息的关注。惠普“质量门”绝不是一个突发事件, 2007年问题就已经出现, 只是企业没有真正去关注, 最终积怨爆发。
2.加强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网络为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沟通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企业应积极利用网络了解客户诉求, 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使之成为创新产品、改进服务的有力工具。
3.加强顾客关系管理。努力建立一支稳定的忠诚顾客队伍, 防止危机爆发时企业发生崩盘, 并在应对不满意的顾客时起到防御和缓冲器的作用。
其实, 所有的应对策略和措施还是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理念之上, 即一切以消费者为中心, 只要牢牢把握住这一点, 无论什么时代、面临什么样的市场环境, 企业的危机都会迎刃而解。
惠普“质量门”的启示
惠普公司的教训是惨重的, 其影响绝不只是涉及几款产品而是整个企业, 对于企业品牌资产的损害是巨大的。惠普公司的“寒冬”不是短时间就能过去的, 什么时候能真正迎来“暖春”, 还要看它付出怎样的努力。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马航事件考验中国领事保护机制 篇3
2000年外交部出台的《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这样定义领事保护：它是指派遣国的外交、领事机关或领事官员，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接受国保护 派遣国的国家利益、本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可以说，MH370失联事件是继2011年利比亚撤侨行动后，中国外交面对的又一起重大领事保护事件。
在MH370失联的日子里，受到考验的，不仅是154名中国同胞的家属和广大的中国公民，还有中国领事保护的运转机制。
领事保护在MH370中可以做什么
“不管什么状况，不管马航事件属于空难还是被劫持，我们第一目标就是找中国人。这一目标永远不变。”在MH370失联十多天后，外交部领事司原司长、中国驻纽约大使馆原大使衔总领事张宏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的解释是，所谓“领事保护”，就是中国公民在国外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时候，中国驻外使领馆就有责任出面保护他们。
所谓“领事服务”并不只是说中国人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还包括证件丢失等困难，如果找到使领馆，大使馆、领事馆都应该尽最大的可能提供帮助，这就是领事服务和领事协助。
“一年中至少有几万件有关咱们中国人的领事保护事件需要处理。小到补办证件、联系亲友，大到解救被绑架的人质，开展大规模的撤侨活动。”张宏喜说。
2014年3月10日，联合工作组组长、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郭少春率领外交部工作人员和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民航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一起赶赴马来西亚，以敦促马方加大搜救力度，尽快查明事件真相，及时对外发布准确信息，同时做好乘客家属赴马的服务工作。
根据国际惯例，此类事件一般由航空器所属国主导搜救工作。张宏喜认为，“不能只想着配合马来西亚，这种状况只依赖他们行吗？也不能让他们撒手不管，这是马方的飞机呀。因此，我方要做两手准备，既不能够甩开他们，又不能完全依赖他们。”
不过，他也表示，领事保护不能直接处理案件，导致处理效率直接受到当地法律、执法和行政效率的制约。
另外，领事保护往往发生在他国领土、领水和领空，关系到当事国的主权、司法管辖权，乃至国际声誉和尊严，特别是在与一些敏感国家的交涉当中，需要更为谨慎。如想搜寻他国的领海、领土、领空，都需要对外交涉和协调。
对于目前MH370可能遭遇的情况，中国国际法学会顾问、外交学院国际法教授刘文宗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虽然现在具体情况、何种性质并不清楚，更不能肯定说谁应该承担何种责任，“但是可以分几种情况考虑”。
如果飞机遇到自然灾害等情况发生坠毁，飞机所在航空公司要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当事国也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应按民事公约处理。
如果遭遇劫持，第一要追究劫持人的责任，第二要追究飞机所在公司及飞机所在地国的责任，“因为出事就说明对恐怖分子的事先防御不够、当地治安存在问题。”他说，国际航空器是一种充满风险的交通工具，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加强防范。“当然，具体事情的处理要查阅国际上相关的劫持的公约，打击恐怖主义的公约，这些都是有条文的”。
刘文宗认为，作为领事保护的具体体现，在没有确定责任的时候，领事馆要追查真相；确定责任后，要由领事出面责成当地政府负责。
但是他也谈到，领事馆并不能采取控制事件进展的实质性行为来行使国际法，他们只能通过建议、监督、敦促等各种方式，促使当地国保护中国公民的权益。
最棘手考验之一
无论如何，MH370失联至今，也许不是中国领事保护制度建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但肯定是棘手的案件之一。
刘文宗认为，如果最终查证飞机已经失事，韩亚航空事件可能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2013年7月6日，韩亚航空一架波音777班机由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起飞，在预定目的地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降落时坠毁，机上共载有291名乘客和16名机组人员，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181人受伤。
两名中国遇难学生的家属在事发当天15时前就接到了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电话，后者告知确认的消息并表示将协助其办理来美的签证，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美国。此时，各大媒体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任何相关的报道。
不过，目前该事件索赔问题仍在纠葛之中。
事实上，领事保护制度牵扯到一个常识问题：使馆、领事馆的不同职责。
刘文宗解释说，驻外机关分为两部分，大使馆、公使馆是作为本国代表在当地国与当地政府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多种事务联系，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等等。但是当地侨民，包括本国公民因公因私或其他原因在当地停留时，是由领事馆来保护的，“领事馆不跟当地国公开的政府机关、不跟当地的外交部或者国家领导人发生直接的关系”。
二者的主要责任区别就在这里：如果发生了本国公民在当地国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人身财产安全伤害，领事对他们有责任进行保护。“不仅可以要求当地机关、当地地方政府查明原因，还要保护他们应该享受的权益，比如发生死亡事件，当地政府是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些事情都是由领事来处理，因为不涉及到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刘文宗说。
据外交部领事司公开信息，2013年全年处置领保案件4.2万起，其中重大案件120余起，包括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韩亚航空客机失事案、加纳政府大规模抓扣中国非法采金人员案、中国登山人员在巴基斯坦遇袭身亡等。
2007年，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成立，同时设领事司作为常设机构，24小时值班。所有关于领事保护的信息都会汇集到这里，旨在进一步整合资源，提升预警、处置、宣传和立法等方面的协调行动能力。
“除了这一常设机构，还有一个部级小组。它不是常设机构，而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而设置，它有一套解决问题的程序。”张宏喜说。
这个部级小组就是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于2004年11月在北京成立，负责制定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的政策和措施，协调处理相关重大事件。
由外交部牵头，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已经形成了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和公民个人“五位一体”的联动机制，还有针对某类事件固定的程序，比如涉渔业纠纷处理机制、绑架案件处理机制、劳务纠纷处理机制。
张宏喜说，“此次马航失联事件参与合作的部门有民航、交通、军队、公安等，几乎用上了我国能用上的所有资源。连路过的货船都给他们布置任务：到哪个海域要留心看一看有没有可疑情况，可以说非常用心。为什么建立这样的部门？不惜代价、不惜成本地寻找失联飞机？因为中国人看重中国人，外交部希望为我们中国老百姓服务。”
是智力活，也是体力活
从越来越多的领事保护事件看，“解决问题需要灵活的机制，更需要解决事件的人脑子灵、能想办法。而且不能有框框。如果说有框框，就一条，如何保护中国公民。”张宏喜说。
他说，领事保护往往发生在他国领土、领水和领空，又是非常敏感的外交事务，“也许在外人看来，这种领保交涉波澜不惊，但私下一定非常微妙和艰难”。
比如名震一时的利比亚撤侨事件。“当时利比亚局势十分稳定，好几万中国人跑到那里去了，没想到出了卡扎菲这个事情。”张宏喜说。
最终在10天内，中国政府协调海陆空力量，以利比亚为中心，在辐射北非、东非、地中海及其沿岸国家的广阔空间内，成功实施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公民撤离行动。
“情况非常复杂，很多细节都需要考虑，只有中国有能力办成这件事。”张宏喜认为。
比如，由于很多撤离人员走得匆忙，没有带上护照，外交部领保中心设计了一个中国公民紧急旅行证件，用纸打印出来即可使用。
在飞机撤退过程中，由于国航尚未开通飞往利比亚的航线，空中需飞越多个国家，每个架次都要办理所有途经国家的临时航线申请、外交手续，应急小组想出了“边起飞、边申请”的办法。
包机以最快的时间抵达动乱中的的黎波里，但当机组人员用特意准备的当地制式的手机以及架设卫星电话和中国驻利比亚使馆联系时，才发现由于当地通讯完全中断。于是，机组人员先用卫星电话打回国航控运中心，再由它接通外交部，然后由外交部接通驻利比亚大使馆。
“撤侨结束后，负责此事的领事司司长黄屏体检指标没有一个是合格的，赶紧就去治疗了。想想也是，连续两个星期24小时不休息，有事就干，没事往那一歪就睡着了，这身体能好吗？”张宏喜说。
据外交部一些官员公开透露的估算数据，目前中国每一位驻外使领馆领事官员每年要服务超过18万的海外公民，这个数字是美国的30余倍，工作强度可想而知。
“网络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 篇4
作者：王义鹏
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化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论化，它既具有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共性特征，即涉及人员的广泛性、引发因由的复杂性、处置度的难以把握性、人民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形象地说，群体性事件就是网络舆论的一种素材，而网络舆论则是群体性事件的放大镜。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互联网对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报道、评论及相关信息传播，使群体性事件进一步聚集、扩大，从而加大了党政机关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难度。笔者在这里就如何加强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论监控与引导，谈几点看法。
一、网络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作用。
网络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积极作用。一是有利于促进事态真相的揭示，满足最广大群众的信息知情权；二是是传导民意，聚集舆论，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与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三是社会监督功能在互联网空间得到更好的实现。
网络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在充分发挥上述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特别是网络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利用网络组织、策划群体性事件，或围绕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网上炒作，已成为群体性事件发展的一个新动向。一是群体性事件的流言广泛传播，难以实施有效控制，造成处置上的被动局面。二是舆论交流呈现非理性化、情绪化倾向，出现一些超越法律和道德许可的言论与信息，严重影响到群体性事件的事态发展。三是在网络环境下，网民群体出
现严重的“群体极化”倾向，容易造成过于同质化的圈内舆论，从而使社会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进而危及社会的稳定。四是为组织、策划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快捷的方式。
二、目前网络舆论监控与引导存在的问题
1、网络舆论的监管混乱，体制外和体制内不同内容的处理仍属于相对割裂的状态。这主要表现为我国对网络管理的部门呈现多头交叉：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制定各项规定和标准，并对其进行检查；中国邮电电信总局负责建设运行和管理中国公有计算机和互联网；公安部计算机管理监督机构负责对计算机网络、国际联网的安全保护管理；国务院信息产业部负责对互联网信息服务进行监督和管理；国务院新闻办对网络新闻信息进行管理；信息产业部管理网络运营、接入及安全问题；新闻出版署管理网络出版、知识产权；文化部管理网络游戏、网吧；广电总局管理网络音视频和动画。这种多元化的交叉管理势必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
2、网络媒体行业的管理不规范。网络媒体的互动性造成网络媒体本身不能承担全部内容的监督审查职能，这样的缺位会造成内容管理方面的漏洞，网站作为数据信息的拥有者，本身就有义务通过行业自律来保护网民的数据免遭滥用，管理人员如若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不良舆论通知有关部门进行删除，将不良信息消除在萌芽状态，就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3、网络立法还不健全，贯彻执行力度还不大。目前，我国涉及网络传播的法律、法条与网络传播的普及率和影响力极不相称。这些法条主要存在于刑法之中，且只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制作计算
机病毒和传播计算机病毒罪等少数几个罪名，事实上，网络生活中不仅存在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而且还存在大量的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侵权行为和其他一些需要规范的行为，对这些行为如何进行归责，我们还缺少现实的法律依据。
4、行业内针对网络舆论的危机处置方式方法存在问题。目前对网络舆论的危机处置方式主要是：通过设定关键词搜索网络言论，提请有权单位予以删除，严重者清理和关闭论坛。同时，组织人员上网发贴，进行舆论疏导工作，但总体上看效果不够明显。究其原因：一是以技术手段屏蔽信息传播的效果不理想。它实质上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技术上的竞赛，完全无法保证谁会取胜。二是网民反映问题的帖子由于言辞过于激烈等原因而过多被封杀，就使网民产生抱怨失望情绪，使本地BBS彻底丧失了解决问题渠道的功能，也对本地行政机关产生了影响范围广泛、可信度高的负面影响。三是舆论领袖缺位。“舆论领袖”之所以可能左右论坛的整体观点，在于平时累积人气，在各种问题发表看法所产生的信服力。但在许多的政府网站、重要论坛上就缺少这样的领袖人物，使得事后的紧急发贴，起不了引导作用。
三、如何加强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论监控与引导
1、加强重点新闻网站和主流网络媒体建设。一是加强对重点新闻网站的扶持力度，加大资金投入，整合网络资源，实现新闻网站之间、网络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增强新闻网站的地方特色和互动功能，吸引更多网民。二是建立政府网上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政府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切实增强重点新闻网站的公信力、影响力。三是加强主流网络媒体建设，增强网络舆论的引导功能，国家重点新闻
网站必须担当起主流媒体的责任，成为网上宣传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主阵地，成为反映民情的主渠道，成为网上舆论引导的主力军。
2、加强网络立法，建立网络责任机制。
我国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尚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刑法及知识产权法中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不够清晰和明确，不能保证网络舆论监督的顺利开展。所以，一方面要求针对网络侵权、犯罪的立法要相对完整、系统、全面，自成体系；另一方面则要求能与原有的其他法律、法规相协调和互为补充，综合整理现有的法律资源，适当强化法律规范的韧性，清楚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责任，明确监督主体的权利及义务，加快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设。
在责任机制建设方面：一是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网络媒体内容的监管，设置一个全国统一的网络舆论安全监管机构来负责指导、协调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网络舆论安全监管工作，确保决策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增强监管工作的协调性；二建立网络阅评制度，定期对重点网站开展阅评，通过对网站舆论导向、编辑技巧、网页质量等点评，改进网站报道的质量，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三逐步实行论坛版主实名制，重点版块发帖先审后发；四健全舆论收集、研判、处置制度，收集研判涉及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网上舆论并及时处置；五落实有害信息处置制度，各部门要加强信息沟通，规范查处流程，发挥整体效能，及时删除各类有害信息，净化网络环境；六明确网络经营者的“把关”职责，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实施对网络信息进行核实、筛选，去伪存真、消除信息污染的“把关”行为，保证网络经营者对其管理范围内的信息传播负责；七推出发帖规则，对发布不严肃言论的网民利用技术手段提出警告或者限制其发帖。
3、建立网络舆情快速反应机制。在网络传播环境下，党政机关已不再拥有信息的优先发布权和控制权。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封锁信息或者反应滞后，往往会失去制造舆论的先机，导致舆论引导中的被动。因此，党政机关应根据群体性事件网络信息传播情况，及时发布客观、公正、翔实的权威信息，戳穿政治流言、谣言，控制和引导舆论走向。政府电子政务部门要时刻关注重点社区论坛，派专人值守，时刻探查论坛动向。要坚持把一切可能激化的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的原则。相关人员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对于网络要十分熟悉，能够见微知著，发现苗头立刻用网民的方式靠上去做工作，努力化解矛盾，至少不使其蔓延。要用心研究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对于哪些论题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做到心中有数，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化解、早控制，把工作重心由被动应付转移到主动化解上。
4、提高网络从业人员素质及网民的责任意识与自律能力。要确保对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舆论的控制和引导，就要搞好网络舆论监督，强化舆论界的职业道德建设，提高网络舆论的社会公信力。所以，要积极开展素质教育，提高大众的网络舆论素质。一方面要提高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业素质，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网络素养教育，提高网民的责任意识和自律能力。
“网络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 篇5
【中文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整个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政府在新形势下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并未与时俱进。社会公平正义未得到充分体现,群众的许多正当诉求无法得到政府积极或正面回应,导致近年来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任何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大量的谣言,谣言与突发事件相辅相成。谣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传媒,它的形成绝非偶然,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当时的信息状态、当地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心理基础。谣言常常是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通过非正常信息途径的畸形反映。谣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传播模式和作用机制。在网络时代,突发事件中的谣言往往形成两个阵地,一是现实阵地,直接影响事件的发展；二是网络阵地,扩大事件的关注度。谣言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常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或成为事件的导火线,或为事件的发展推波助澜,或者在事件平息后继续兴风作浪。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因事件参与人数众多,矛盾冲突比较激烈,事件影响巨大,因此突发性事件中谣言的主要破解者是政府,政府必须在谣言产生的第一时间公开信息,反击谣言。同时,主流媒...【英文摘要】At presen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rapid,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widen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s push out.The entire
social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 but the Government’s capacity to gover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s not well, especially the local government’s ability.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have not been fully reflected.the legitimate aspirations of many people fail to get positive or positive response of the government, leading to mass...【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 谣言 应对
【英文关键词】Mass emergencies rumors response 【索购全文】联系Q1：138113721 Q2：139938848 同时提供论文写作一对一辅导和论文发表服务.保过包发
【目录】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研究4-5Abstract5-6
摘要
第一节 群
第一章 绪论9-16体性突发事件概念的提出9-10究现状10-1
2第二节 谣言的概念解析及研
第三节 如何应对谣言的研究现状12-13第四节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应对谣言的两个正反案例13-16
一、谣言应对的成功案例:瓮安事件14-15糕案例:石首事件15-16成机制16-28信息黑市滋生谣言17-19
二、谣言应对的糟
第二章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形
一、第一节 谣言产生的信息状态16-1916-17
二、谣言本身的”事实”内核第二节 谣言产生的社会环境19-2
3一、地方政
第三治生态恶化19-2
2二、民众诉求长期被忽视22-23节 谣言产生的心理基础23-28
一、紧张情绪借谣言来释放
23-2
4二、刻板印象加剧情绪对立24-2
5三、从众心理导致人云亦云25-26
四、集体记忆增加事实基础26-28第三章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传播模式及作用机制28-34第一节 谣言的传播模式28-3128-29
一、现实环境中的人际传播
第二节 谣言
二、网络环境中的扩散传播29-31的作用机制31-3
4一、成为引发事端的导火线31-
32三、事件平息后仍煽风点火
二、为事件的发展推波助澜32-3333-3434-4234-3737-42第四章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应对措施研究第一节 瓮安官员与石首官员在应对谣言行动上的差别第二节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应对措施
一、政府承担应对谣言的主要职责37-39
二、主流媒体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39-40对意识40-
42结语42-4
3三、群众加强谣言防范和应参考文献43-45
致谢46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篇6
1.1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时期, 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仅使原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并得以充分暴露, 同时也滋生着新的矛盾和冲突。
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这种新型的群体性事件而言, 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1)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场域———网络公共领域; (2)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体———网民群体; (3)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客体———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由此可将网络群体性事件界定为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利用网络公共领域, 针对“三公部门”及其公职人员, 大规模地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 以制造舆论、发泄不满的行为。
1.2 网络群体性事件兴起的背景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兴起首先反映的是社会矛盾交织, 群众将网络群体性事件当作对社会现状不满的情绪宣泄口。当下我国的社会结构进入急剧变革的转型期, 大量经济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 由于社会既得利益分配不均等, 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新的媒介方式层出不穷, 极大地丰富了信息传播的渠道, 改变了由国家完全掌控所有信息资源“总阀门”的格局, 网络舆论成为社会舆论形态中最有活力和主导性的舆论形态。借助网络这一共公共平台, 网络群体性事件兴起。
2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为了更加方便地对网络群体性热点事件进行归纳分析, 总结其呈现的普遍性。笔者选取了2010年度以来发生的几件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分析样本。大致有“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激情杀人案”、“安徽官二代致少女毁容案”、“浙江湖州临时性强奸”、“宜黄拆迁事件”、“湖南湘潭神女”等。这些事件基本上是这两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影响力最大的, 无论点击率、评论数量和网民情绪共振度都是最为强烈的, 因此值得深层挖掘。
(1) 从信息倾向性来看, 以负面事件为主。通过上面列举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 大部分都是负面的。这一方面折射出整个社会情绪正在发生悄然变化, 网民行为也有所变化;另外, 政治意识、参与意识萌发并逐步增强, 一些网民主动曝光一个个清单, 曝光—查处—免职这样的“定律”, 大大增加了网民的主动意识、主体意识, 网民通过曝光更多的负面事件来取得社会进步。
(2) 从关注领域来看, 多集中于政府不当行为。通过分析可看出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最容易引起网民“口诛笔伐”的领域是政府官员、富二代、官二代和社会公平。同时也可以看出,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社会矛盾的积累。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增长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 一些群众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在通过正常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不能得到解决的情况下, 他们就可能选择通过网络来寻求帮助。由于网络本身言论发表的自由性和公民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 这类问题易在网上引起网民的围观、热论, 再加上一些人的具有煽动性的话语, 从而易于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
(3) 部分群体性事件歪曲事实, 有恶意诋毁之嫌, 甚至蜕变为“网络大字报”。近年来, 江西“宜黄拆迁事件”、宁夏“跨省追捕”、“我爸是李刚”等事件, 由于引起了网络的高度关注, 一些相关责任人受到查处。在肯定网络实现畅通民意的作用之时, 有一种现象值得警醒: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个人利益, 伪造网络事件, 制造谣言, 故意诋毁政府形象, 煽动群众情绪激化其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例如在“药家鑫激情杀人案”、“安徽官二代放火致少女毁容案”中, 网络大肆渲染男主角是“官二代”, 激化网民的仇官仇富心理。案件经澄清后发现, 男主角远远不是网络上所宣扬的“官二代”。另一方面, 网民们现在有一个普遍的心理, 即政府越是肯定的, 网络上就越否定。网络的虚拟隐蔽性极强, 信息真伪难以辨别。面对突然泼至的“污水”, 当官员等以事实真相捍卫政府权威和信用, 却总是陷入了不信任与怀疑, 甚至遭受人身攻击或人肉搜索;而信口雌黄者却成为网络英雄。
(4)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论场分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涉及网络群体性热点事件的网上舆论中, 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是各级党和政府通过权威发布和权威解读等方式, 自上而下主动发布信息而形成的“官方舆论”, 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是信息的主要来源, 网络等新媒体只是其传播载体;另一个是依靠网民自下而上的“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而形成”的“民间舆论”, 草根网民和论坛版主是这种传播模式的主体。目前这两个舆论场从关注内容到文章写作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距。实践中, “官方舆论”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等重大题材上占据统治地位, 而“民间舆论”在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行业垄断、社会保障、城乡差异等民众关心的话题上, 更容易被民众认可。现阶段“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在对待同一件事情上的分歧愈来愈大, 分化愈来愈严重。
3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3.1 积极影响
3.1.1 网络媒体的弱控制性, 使公民话语权得以回归
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相比, 网络媒体的开放性和弱控制性等特点使得人们可以自由进入, 对于网络论坛、留言板等互动平台, 网民们只需经过简单的注册, 便可以在这一互动平台上自由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虽然网络媒体的弱控制性也给网络舆论带来了致命的缺点, 比如发泄情绪的偏激言论, 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等等。但是只要我们尽最大力量规范网络舆论监督, 争取让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就可以让它在复杂的社会运行当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果把传统媒介比喻为“记名投票”的话, 那么互联网就是“无记名投票”, 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便于人们无拘束地发言, 真实表达自己, 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事件的解决, 维护司法的公正。
3.1.2 监督方式的转换, 使监督主体本位得以回归
我国传统媒体一直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一些较小的、涉及利益范围不大的事件, 传媒拥有较大的批评权利;但当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 它的批评和报道, 都需要党政机构对媒体的授权, 媒体不能自主作为。而网络的低门槛和匿名性决定网络社会是拒绝权威的, 这个特点是在网络初建时就确定了的。网络提供的是一个平等交流的空间, 公众在这里平等的传播信息、发表意见, 这些意见在网络中集合, 进而形成无法忽视的舆论压力, 引起政府高层的关注, 对事态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方式形成一种倒逼力量, 迫使政府方面进行改革, 促进社会向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3.1.3 网络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的减压阀和情绪宣泄场所
由于中国社会目前处于深刻的转型期和利益调整波动较大的时期, 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多元化, 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造成民众的浮躁化, 进而引起民众情绪化的淤积。引起网民情绪化的对象太多, 由于社会代偿机制的不健全, 网民能够宣泄情绪和不满的渠道和场地有限, 网络目前承载着社会安全阀的功能, 因此, 在目前的政治考量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 一定数量的情绪宣泄通道和场地是必要的, 这也是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所必需的。虚拟社会的发泄性代偿, 总比现实社会的影响要弱得多。
3.1.4 制造网络群体性事件充当了“弱者的武器”
药家鑫案、“我爸是李刚”案、副校长抄袭等网络群体性事件中,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潜藏于不当对待与处理背后的愤怒与不满, 当人们在现实中找寻不到解决出路时, 现实的境遇与网络事件一拍即合, 在虚拟的行侠中获得快感, 同时也对现实的种种不得意也找寻到了发泄的出口。
制造网络群体性事件也是一种无奈, 网民之所以选择围观, 而不是出手, 是因为有许多现实限制。在国外民主国家, 群众可以游行可以示威可以投票, 而国内却缺乏有效途径。于是制造网络群体性事件成为部分弱势群体的武器, 在面对强拆等暴力侵权时可以通过制造网络群体性事件来为之一搏, 博得社会各种同情与支持, 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进而改变事件结果。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起因都来自现实生活, 反映了公民在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就业难、公共道德等问题时, 社会意识和自我维权意识的觉醒, 是公民内心诉求的现实反映, 应当理性对待。在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时, 正确积极的舆论引导和变堵为疏的方式是顺应社会潮流和民众意愿的表现。
3.2 消极影响
3.2.1 在加入网络群体性事件时, 不少网民便失去了普通的判断力
“杨佳杀警”成为英雄, “邓玉娇事件”邓贵大成为网民公敌, 在网上和现实中被骂得狗血喷头。同情弱势群体并没有错, 但网民不能充当道德法官。网络群体性事件中, 由于人们陷入群体性狂热, 在网络上肆意谩骂, 使得暴戾的心态和行为方式的得以蔓延, 造成人们心目中价值观、是非观的扭曲, 使网民失去了判断力, 进而助推信任崩塌和社会沉沦。
3.2.2“网络大字报”兴起, 甚至借此干预司法
诚然, 网络是一种通向民主的渠道, 但如果缺乏完善的法规引导, 那么这个民主渠道就会异化为网络“大字报”。时下, 我国网络监管缺失, 一度出现网民想攻击谁就攻击谁, 想怎么攻击就怎么攻击的现象。固然有很多事件处理不当, 政府公信力消退, 但每一个急于创造流行词汇的人都在在信任崩塌和社会沉沦中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在网络进行没有底线的攻击, 严重冲击了政府执政的公信力。
3.2.3 助长了“小闹小解决, 大闹大解决”的不正风气
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公民社会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 也使不少人形成了错误的认知:很多事件除非闹到“网上”, 不然不会受到重视。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 就得制造点网络群体性事件;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 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 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 小闹小解决, 不闹不解决”。这种心理作怪必然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3.2.4“网络水军”大规模兴起, 网络侵权事件频发
网络水军即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 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为客户发帖回帖造势常常需要成百上千个人共同完成, 那些临时在网上征集来的发帖的人被叫做“网络水军”。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激增助推了网络水军的大规模兴起。网络水军把主帖发出去后, 获得最广大的“网民”的注意, 不断推泼助澜, 进而营造出一个话题事件。它可以帮助幕后的商业企业, 迅速地炒作恶意信息并打击竞争对手, 也可以为新开发、新成立的网络产品, 如网站、论坛、网络游戏等, 恶意提高人气、吸引网民关注和参与。更为甚者, 不少无良的网络水军被国外别有用心的机构和资本支持, 不断在国内各大论坛发布和张贴攻击信政府息、造谣言论或挑拨语言, 制造网民间的矛盾、进行网络文化渗透。
4 建议
4.1 构建网络群体性事件预警监测机制, 对虚假事件第一时间进行辟谣
在发生网络群体性事件时, 各种流言难以避免, 网络也可能进一步加剧流言的传播, 而如果政府没有及时公开真相, 其公信力就将大为降低。一些违背常理, 有悖常识的信息不断发布, 刺激着社会情绪, 网民焦虑、无可奈何等情绪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展现。因而构建网络群体性事件预警监测机制意义重大而迫切。
4.1.1 重视网络的作用, 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合理利用网络, 做到信息公开的透明化、快速化、及时化, 不给小道消息和谣言蔓延和传播的机会, 使大众能够通过正面渠道获得对其所关心社会问题的第一手资料。流言止于公开, 通过这样的形式, 在最短的时间里澄清社会事实, 让大众弄清事情的真相, 化解社会不满情绪, 阻断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让网络留言板真正成为党政机关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新形式。
4.1.2 把握舆论的话语权, 建立互动机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跟风现象比较严重。对于网络舆情的发展, 堵不如疏, 因此, 只有在网上主动和网民进行互动, 主动占领舆论的话语权, 积极引导、科学判断、理智分析, 及时做出预警, 才能避免网路群体性事件的发展。
4.1.3 建立信息的反馈机制和沟通机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过程一般可以分为酝酿期、准备期、爆发期3个阶段, 前期是危机的萌芽期, 也是化解矛盾和进行预警干涉的最佳时期。在及时掌握了网民的诉求之后, 及时的信息反馈机制和沟通机制是非常重要的。要充分发挥门户网站的作用, 重视政府网站的留言板和论坛的作用, 积极主动地和群众进行在线交流, 让积压在群众心中的具有普遍性的矛盾拿到网上形成碰撞, 从而有利于促进问题的广泛讨论和解决。
4.2 疏通利益表达机制
古人云: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频仍不断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必然呼唤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
(1) 要赋予平等化的利益表达权利。平等化的利益表达权利, 是完善利益表达机制的关键。实现利益真正平等。在制度安排上, 实现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权利, 是完善利益表达机制的主流取向。不同的社会群体要平等地享有利益表达权利, 就必须消除强势群体、弱势群体和中势群体在话语权上的不平等, 使网络不再承载过重的利益表达职责。
(2) 建构合理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我国公民利益表达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党派及社会团体、大众传播媒介、群众自治组织、信访与对话等渠道。然而, 在我国, 利益表达的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利益表达渠道完善与否, 不在于数量, 而在于质量, 这就需要减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中间环节, 缩短利益表达信息与公共政策决策系统的传输距离, 减少利益表达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损失。尤其是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畅通弱势群体和中间阶层的利益表达渠道。
(3) 要提倡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方式。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是形成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前提, 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心理支撑。情绪宣泄的利益表达对问题的理性解决多害而少益, 所以, 应当引导社会公众以理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 不能以制造网络群体性事件来实现利益表达。
4.3 提升政府公信力
必须尽快提升政府公信力, 让民众重拾信心, 恢复社会信任感, 这是政府合法执政、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的基础。唯此, 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基于此, 需做到以下几点。
4.3.1 公共政策向底层倾斜
底层社会成员对社会的绝望往往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主因。中国经济急速转型, 经济分化剧烈, 社会分化明显, 出现了“利益直接受损群体”。他们际遇不顺, 社会地位下降, 总体上沦为低收入弱势群体。他们对物价上涨特别敏感, 对贫富差异特别愤怒, 对官员的傲慢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特别反感, 怨天尤人情绪尤为浓厚, 其抱怨代表了“民怨”的很大部分。
底层社会的民怨已成聚集社会张力的核心动力,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将隐忍的社会不满表面化, 演化为激烈的社会冲突, 对社会稳定起着强大的破坏作用。社会公共政策必须对他们给予更多倾斜, 且施以实实在在的社会救助。
4.3.2 厉行规制, 维护民众法定权利
政府在制定网络管理的规制时, 应遵循的原则是将民众的诉求表达形式设为三类:法定允许的、严格禁止的和介乎两者之间的。对法定允许的诉求方式, 政府一般会保证其实现, 或提供便利, 至少不加阻止, 如人民网等权威网站的网络问政;对严格禁止的恶意诋毁、谩骂、人身攻击等应采取行动制止、压制, 乃至诉诸法律途径;介乎两者之间的形式, 对不发生暴力的, 宽容;对可能发生暴力的, 制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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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 篇7
1.“陇南事件”网络舆情综述
网络舆情事件的科学分析对于网络舆情研判十分重要, 人民在线网络舆情监测平台的长期运行分析将一般社会热点舆情事件归结为6个阶段:舆情发生期、发酵期、发展期、高涨期、回落期和反馈期。下面以陇南事件的网络舆情为例来分析各个阶段的舆情传播特点。
甘肃陇南事件爆发的11月17日当天在网络媒体中就有短消息和帖子出现;与舆情发生期紧密相联的11月18日, 该事件经当日《甘肃日报》报道, 即刻引起人民网、腾讯、新浪、搜狐等诸多新媒体及论坛网民的关注, 形成网络舆情的发酵期。18日至19日少数传统媒体介入报道, 与网络舆情相互呼应, 这也是网络舆情发酵期的重要特点, 此时的监测新闻报道达到365篇形成第一个高峰时期。陇南事件发生以来, 该地政府职能机构与宣传部门在网络舆情发生期内忽视了黄金四小时规律和信息透明原则, 没有迅速准确研制应对方案, 丧失了话语权。20日-21日为舆情高涨期。在前期的舆论惯性作用下, 网民对于强制拆迁的负面情绪继续高涨, 甚至出现负面情绪“溢出”效应, 激化成为仇官的社会对应情绪;与之前的官方频频失语相比, 相关部门与官方开始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该时期各家媒体的关注点集中于当地政府对于该事件的善后措施及基于同类群体性事件的反思, 网络舆情在高涨期形成一个小高潮。22日之后, 传统媒体的相关舆论逐渐沉寂, 舆情进入回落期, 本案舆情反馈期在2008年12月以后该事件幕后策划者落网以及2009年9月21名被告判刑。至此陇南事件网络舆情发展落幕。
2.“陇南事件”网络舆情分析
2.1“陇南事件”媒体报道关注点与网民言论倾向分析
百度新闻搜索发现关于陇南事件的新闻主要来自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 其中网络媒体以转载电视视频、报纸新闻以及新闻评论为主, 因此考察新闻报道关注点主要以传统媒体为监测主体内容。根据网络舆情监测结果显示, 传统媒体对于陇南事件报道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传统媒体对陇南事件后政府的处理结果及方式的报道与评论关注多达52%;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质疑与干群关系的关注占16%;探究陇南事件背后社会动因的报道评论占13%;对事件造成损失及上访群众受伤情况的报道占3%;其他热点关注16%。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时政论坛、天涯BBS以及网站博文评论的意见领袖的言论进行分析总结, 针对陇南事件言论倾向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关于“陇南事件”所引发的话题中, 网民最为关注的是这起突发公共事件的责任追究问题, 占33%;如何应对同类群体性事件也是重要话题, 占19%;政府应当如何保障政务决策信息及时公开的话题占17%;着重论及当前干群关系的文章占13%;提醒民众注意维权方式的文章占12%;最后, 关于如何应对潜在的社会危机, 也是网民关注的话题, 占6%。
2.2 网络舆情研判
基于以上调查数据, 针对11·17陇南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研判进行民意研判和社会研判。首先, 该事件媒体与网民关注的焦点有很大一部分相重叠, 网络言论的主要来源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部分, 传统媒体的首次介入引发该事件网络舆情达到高峰点, 而网络信息来源以及意见领袖意见相左也是引起网友关注的另一重要原因, 最重要的是官方部门作为舆情事件主要责任部门的失语进而引起广大网友在认知和态度层面纷纷抵制心理和仇官心理。其次, 将陇南事件置于整改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中进行深入思考, 该事件的爆发在社会上引发的刺激效应严重影响到当地社会稳定性, 群众基于明显的利益诉求利用网络媒体揭示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
3. 网络舆情分析小结
通过对“陇南事件”的传统媒体新闻报道和网民言论倾向进行比较得出, 该群体事件爆发以来舆情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政府信息公开、干群关系、事件发生的追踪报道以及事件爆发的社会动因四个方面。首先, 信息公开要求政府的新闻发布要及时透明, 可以帮助政府机关迅速获得舆论的话语权, 减少网络上各种质疑的声音, 最大化地压缩流言的形成和大肆传播的空间, 进而化解社会恐慌和平息舆论危机。其次, 干群关系一直是网民关注的热点,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更加会引发网民负面情绪“溢出”效应的产生, 进而产生“仇官”的言论倾向。因此在群体性事件应对当中正确处理干群关系主要体现在政府对该事件的响应速度、应对态度和响应层级方面;在本事件中, 自11月20日新华网报道《甘肃省省长和陇南上访群众“面对面”》以及11月21日CCTV报道《甘肃省长:要维护陇南稳定大局推动灾后重建》, 甘肃省长徐守盛一边听代表发言, 一边谈自己的看法, 详细说明了正在酝酿中的陇南市行政中心从武都搬迁的真实情况。退休干部李尚德说:“关键是要把群众的利益弄好。”政府官员对于该事件的态度和响应对于安抚群众情绪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再次, 针对网络舆情周期特点, 政府应该在不同的阶段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 例如在舆情发生期把握黄金四小时原则, 在舆情发酵期要迅速准确研判网络舆论走势, 积极引入第三方媒体把握话语权, 有效疏导网民猜测和质疑, 在舆情发展阶段要及时展开事件的善后工作和行政问责, 扭转舆情持续走高的势头, 提高政府公信力。最后, 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社会动因较为复杂, 需要社会各方共同疏导, 例如政府在重大项目决策上充分调查民意, 普法工作的进一步加强, 引导群众寻求正确的维权方式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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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社会风险的规避 篇8
“现代化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动乱”i。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结构进入急剧变革而来的是转型期各类矛盾、冲突的加剧，社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广阔的虚拟舞台。2007年的“厦门PX事件”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里程碑式。此后2008年的“周老虎事件”等都引发了网络舆情并成功的由虚拟世界介入现实。网络群体性事件呈“井喷式”发展势态。目前，有学者视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危害社会稳定的诱因，应当及时预防；也有人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正名”，认为如果把虚拟世界聚合方式简单地看作传统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嫁接、扩展和延伸，民众的网络聚合则面临被污名化的可能。ii网络群体性事件当“堵”还是“疏”？本文基于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特征的探讨，认为应当正视网络群体性事件，将其纳入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加以理性引导，亦可视为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间积极、有序、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社会风险的规避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先使用“风险社会“描述后工业社会的特征。社会风险贯穿于现代化发展的始终，它的本质特征表现为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 给社会带来损失, 威胁现代化的发展与进步。iii规避社会风险是稳定和发展的条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构筑着新的话语体系。嵌入现实生活的网络已不再是纯粹的虚拟世界。它作为行动空间是虚拟的，作为意识空间却是真实的。iv因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关注的问题、网民的参与行为是真实的，而失范化的网络社会舆论演变为现实群体性事件也存在可能。因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
笔者认为，构建于现代技术之上的网络平台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释放空间。正是虚拟社区的存在，满足了公民在实体空间中无法满足的高层次需求，如自我发展与完善、好奇心、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个人意见的充分表达。若处理得当，便可以通过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一泄洪区，让社会焦虑得到自我解构与沉淀，从而规避和化解实体空间中社会风险及其所带来的损失不确定性。v此外政府与坊间的政治互信也决定着双方的行为指向。应充分肯定现代公共理性vi对公民社会构建的推动作用。看似无序混沌的网络事件也受正义、理性等普适性价值观的支配。辩证看待网络群体性事件，增强社会的容忍度，合理引导网络舆情，以解决网络群体性事件为契机，构建表达民意诉求的新机制，才是规避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
三、社会风险管理视阈中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之道
首先，辩证看待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会因领袖式人物的错误引导走向狂热、激进和非理性。但是，民众的舆论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增进各界了解，化解公关危机，挽救社会信任，重塑公共价值。如长江大学三学生舍身救人，中国向索马里派出护航舰队都引发了成百上千万的点击量。其次，建立网络民意诉求机制。利益的表达需要有效的途径，目前我国虽然在党、政等系统建立了一系列申诉途径，但是仍难以应对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可以说，网络群体性事件提示我们增设新的诉求通道，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缓解公众对传统诉求机制行动迟缓的不满。在这一新兴诉求通道下，民意得以汇聚，公众可以完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则借助此载体完善自身的电子政务建设，除了发布讯息、公布统计数据，还应搭建与网民良性互动的平台，让网民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在新的利益诉求通道下，公民在追求和维护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时，政府可以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正确把握民意。vii最后，实现政府与民间网络互动的常态化。网络背景下的政府很难靠“堵”、“藏”、“躲”的方式封闭信息。相反，政府开诚布公、与民众平等互动才树立政府良好形象，同时化解社会风险的最有效途径。
摘要：近年来,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网络群体性事件呈“井喷式”发展态势。本文基于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特征的探讨, 认为应当正视网络群体性事件, 将其纳入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加以理性引导, 亦可视为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间积极、有序、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网络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规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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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 篇9
近年来, 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 也蔓延到网络中, 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在网络中传播基本属于已发生事实新闻的传播, 此类新闻可能已经通过报纸、电视其他媒体进行了报道, 网络的传播基本不会对该事件产生和发展起作用。而如“周老虎案”、“贵州瓮安事件”、“厦门PX风波”、“哈尔滨6警察打人致死案”、“云南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湖北邓玉娇案”、“温州乐清钱云会事件”等群体性事件, 则是通过网络传播而使这一事件引起广大网民关注, 甚至网民通过网络发表看法、评论产生舆论压力或者直接参与而影响事件的发展。当然, 一些假信息也因其内容在短时间内无法鉴别而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2010年12月7日“金庸‘被去世’”、“妇联划定剩男剩女标准”等假消息。
一、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
目前, 学界对网络性群体事件的界定比较多, 大多数定义都是基于群体性事件的定义之上, 认为网络性群体事件是群体性事件在网络这样一个环境中的特殊表现方式。国外一般将群体性事件界定为集群行为和群体事件。“在我国, 群体性事件经过了群众闹事、治安事件、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等概念演化过程。”[3]学术界和新闻界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从广义角度定义, 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 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 并在现实中非正常聚集, 扰乱社会正常秩序, 乃至可能或已经产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非正常事件。”[4]还有人认为,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 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传播某一方面信息, 以发泄不满、制造舆论。”[5]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 则有任认为,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中人’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 利用网络进行串联和组织, 公开干扰网中网外秩序, 干扰网络正常运行, 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乃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集群事件。”[6]“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目的, 利用网络大规模地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 以制造舆论、发泄不满, 具有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征, 即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 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集群行为。”[7]
从上述的几个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可以看出, 大多数学者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带有危害性, 或“扰乱社会正常秩序”、或“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等等。总之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互联网而产生的集群行为, 其无论是在过程、发生发展的条件还是在行为特征上均表现出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在本文中, 采用广义的定义, 网络性群体事件是在网络环境中传播的而引起网民或者社会关注的集群行为和群体事件。事件可能具有目的性, 也可能是传播者无心插柳, 在网络中被广大网民关注后有可能影响事件的进一步发展甚至结果, 但也有可能只是网民意识形态上的碰撞而不会影响事件本身。
二、假新闻在网络中的传播
随着网民数量和信息传输速度的增长, 信息量也暴增, 其中难免会有一些假新闻充斥渗透, 每年都会有很多假新闻被制造出来。假新闻一般是指经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虚假信息或言论。近年来, 假新闻也呈现出多种形式, 涉及社会方方面面, 从最初期的道听途说, 主观臆造, 到现在的有的放矢, 假新闻的制造也从业余走向了专业。假新闻的制造者试图通过信息的散布而让社会或者媒介引起关注。奥尔波特等人提出了谣言传播的“失落———强化———吸收”机制, 即谣言传播的失真机制。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中, 对于网民而言, 都是以一个匿名的身份参与的, 他们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 互相交流意见, 并且能得到其他网民的关注和反馈。为了在第一时间受到重视和关注, 在信息的传播中, 他们尽量使得信息简明通俗, 以便于传播和他人理解, 对最初的信息“字数”和“细节”进行删减, 在此基础上就产生了所谓的“标题党”。如“妇联划定剩男剩女标准”这一假新闻, 该新闻的原标题是“妇联机构全国调查, 给出剩男剩女定义”, 其内容如下:“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和百合网联合发布《2010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 该调查中说:“超九成男性认为女性应该在27岁前结婚;超五成女性认为男性最佳结婚年龄是28到30岁”。显然该新闻中没有提到妇联, 此调查是调查机构做的, 而且文中也没有提到剩男剩女, 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 便出现了断章取义的现象。强化机制———当网民在不同网络媒体, 尤其是一些点击率比较高, 相对网民比较认可的一些网络媒体上, 看到同一条信息时, 信息的可信度就会大大增强, 从而使这一信息的可信得到强化, 假信息也不例外。比如金庸“被去世”的消息, 首先出现在新浪微博中, 后经无数个带V (认证用户) 的微博用户转发, 不少网民便信以为真。吸收机制———假新闻发布后, 由于现在的信息量如此庞大, 微博主和论坛网友没有耐心去仔细查推敲新闻内容, 只看标题就进行转载和共享等甚至还会对假新闻进一步“加工”。针对同一条信息, 这些假新闻的传播者本能地选择自己感兴趣和关切的部分, 再按照自己的习惯寻找一种利于表现的方式强调突出, 而后该新闻会同时被更多的人浏览和转载。
三、假新闻是如何引起网络群体性事件的
假新闻在生产后, 被网民“围观”而形成了群体性事件, “网中人不是身体的存在而是符号的显现, 是一种符号的存在。现实人是以身体在场为基本特征的, 是一种实然存在, 而‘网中人’是一个意念之身”。[8]这种以虚拟身份参与讨论、交流的拟态网络坏境中, 当网络上产生了一些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或者网民感兴趣的消息时, 就可能产生共鸣, 激发网民的情绪而都来围观, 引起网民持续的关注和评论, 尤其是那些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发布或者转载的信息更能得到网民的关注和认可, 同时, 在网民获取假信息的时候, 他们自身已经存在一种心理倾向, 内心更倾向于自己希望的结论或结果, 从而在短时间内上升为网络群体性突发事件。用比索夫的“传染病学”模式分析假新闻的传播机制, 可以这样认为, 群体性事件发生后, 触动了人们的感情或利益相关点, 被一个人或几个人感知, 个人和群体独立对中心事件进行加工, 从事件对公共生活的意义及引发的关注度出发评估该事件;通过网络复制和转载, 有关该事件的消息传给另一个人或群体。另外, 对于大多数网民而言, 在看到假新闻之后都不会对其真伪进行分辨, 尤其是某些比较著名的媒介或者传播者所散布的消息。如2010年9月6日, 某网友看到一个网帖, 关于“各地教材大换血”的报道, 便据此写了一条微博, “鲁迅大撤退”, 结果两天后, 某媒体报道了该微博, 题为《网友热议高中课本大“变脸”》。随后, 更有某网站将这篇新闻推荐至顶, 并改题为《各地语文课本删除大量经典文章鲁迅作品大撤退》, 此文还被多次引用转载。如此经过多人加工、筛选, 再经由点击率较高的网站、媒体报道宣传, 很容易引起网民“围观”。
在群体内部, 无论在“一对多”或“多对一”、“少数对多数”或“多数对少数”的其中哪种信息传播形式下, 对假新闻持反对意见的往往是少数, 这些个人在传播纠正错误信息时会感受到来自群体中的强大压力, 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 很多个体往往放弃自己的看法而选择和群体主体意见妥协和服从。这就形成了“沉默的螺旋”式的传播方式, 这种传播机制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顺从附和群体的主流观点而放弃原本可能正确的想法, 这种“沉默”导致假信息的增势, 这种增势产生更大的压力迫使持反对意见的个体沉默, 如此反复的循环, 使得主体意见得到进一步强化, 这种情况下偏激情绪和意见更易引发生成网络群体性突发事件。
在网络环境下, 网民往往都是选取自己比较关注关心的话题一类信息进行翻阅, 因此, 在同一类的信息的接收者中, 大部分网民可能有着与此相关的比较类似的经历或者体验, 在群组、社区小范围内进行快速的聚集、传播。这种类似于“凑热闹”式的围观, 在短期内该信息受到关注, 膨胀。比如2010年12月29日央视“77元廉租户”的新闻中, 月租之低和房价之高之间的鲜明差异引起了网民的关注, 随之而来的就是租房客系公务员的假消息, 在网民的生活常态中如此廉价的出租房很少见, 因此, 租房客为公务员的假消息被大多数人围观并多次转载。
四、结语
在庞大的信息量面前, 大部分信息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出网民视线, 而假信息也会有相关媒体或者信息发布者解释说明澄清事实。网络应该成为信息、思想交流的平台, 而不应成为发泄不满的工具。“新闻事实是传播主体的认识对象, 是新闻报道的起源和根据。”[9]尊重事实真相, 从信息源头杜绝假信息, 同时, 比较有公信力的媒体也要在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尽快公布事实真相, 引导网民做出正确选择判断, 避免这类事件发展事态进一步恶化。
摘要：网络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快速的通道, 但同时也为假信息提供了温床, 而随着微博等新兴信息传播方式的产生, 使得传播速度越来越快, 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同时, 在网民数量日益庞大的今天, 网络和群体性事件也产生了交集, 本文从网络中越来越多的假新闻入手, 结合这些假新闻所引起的网络群体性突发事件, 解释此类事件在网络中的生成传播机制。
关键词：网络群体性事件,假新闻,传播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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