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心理（共12篇）
网络群体心理 篇1
摘要：2014年2月9日, 央视《新闻直播间》曝光东莞色情娱乐业所引发的微博舆论反应说明, 主流舆论场与民间网络舆论场彼此割裂、相互分离的“二元对立”态势已成为当下中国舆论生态的现实图景。其中, 群体层面的逆反心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离间因素, 它消解和挤压了主流媒体的传播效应和生存空间。本文以“东莞扫黄事件”为切入点, 考察网络舆论场群体逆反心理的外化形式及极化趋向, 探求把握网络舆情脉搏、疏导网络群体逆反心理的有效路径, 为实现主流媒体的价值导向功能, 建构和谐网络舆论秩序提供参考。
关键词：网络舆论,群体逆反,话语狂欢,群氓乱象,疏导
网络为民众的自由表达和精神互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话语空间, 这种超越时空界限、打破身份隔阂, 既与现实世界分庭抗礼, 又与现实世界相互嵌入的“赛博空间”, 不仅改变了当下中国民众的认知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 还打破了思想舆论的传播边界、传播模式和传播格局。在当前网络舆论场, 主流舆论与民间舆论依托各自的价值标准和运作法则, 既相互交织、相互补充, 又相互否定、相互拒斥, 思想舆论传播领域呈现出空前复杂的多元话语颉颃局面。主流思想舆论“一元主导”的传播生态和传统的治理方式在微博、论坛等网络社交平台不时遭遇民间舆论的群体性逆反, 这种“群体逆反”心理不仅弱化了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效果, 还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承载意识形态使命的主流媒体的生存空间, 并潜移默化地消解社会合力, 破坏网络舆论秩序。
一、“逆反”的传播效应:“二元对立”的话语权力态势
2014年2月9日, 央视《新闻直播间》曝光东莞酒店色情娱乐业, 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黄”整治风暴, 引发全球舆论高度关注。然而, 令官方始料不及的是《央视》的暗访, 《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主流媒体的后续评论非但未有力主导网络舆论走向, 反而招致了民间舆论对央视新闻操作的集体吐槽, 并发酵成一个“嘲讽”央视、“力挺”东莞的话语狂欢事件。“东莞不哭”“东莞挺住”“天佑东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组团去, 拯救东莞”等碎片化话语依托微博平台被迅速转发, 并形成一场汹涌的民间舆论漩涡。“仅在新浪微博, 有关‘东莞+央视’的微博就多达139万条, 一时间网络舆情高涨, 东莞扫黄成为网络空间热议的话题”。[1]“东莞扫黄事件”所引发的网络狂欢以及民间舆论对央视与东莞政府关系的“阴谋论”揣测,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下民间舆论对主流思想舆论传播的“逆反”效应, 这也是社会心理学所描述的“飞去来器”效应。在主流思想舆论传播中, 这种效应主要是指受众在舆论场中所持的价值观点、态度立场和行为倾向与传播主体的预期目标呈相反性趋向的“群体逆反”心理现象。它“是客观环境与群主体需要不相符合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活动, 它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即带有强烈的抵触情绪。”[2]在当下网络舆论场, 这种强烈抵触情绪并非由个体网民的认知、情绪和态度障碍诱发, 而主要是由社会不公平感、群体压力感、群际相对剥夺感引发的一种非常规性质的社会逆向心理反应, 网民通过对官方或主流的逆向反应来追寻自身的存在感、价值感和安心感, 并借此希望改变其所在群体在社会现实中的不利局面。
当前“群体逆反”心理能获得一定的共振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网络传播技术对传统话语权力结构的解构和颠覆。传统的思想舆论传播结构呈现为一种“金字塔形”的话语权力结构, 处于顶端的是控制舆论生产和秩序的权力中心, 权力中心通过对大众传媒的垄断使其生产和传播的思想舆论成为社会的“主流”舆论, 主流舆论通过统摄、控制不符合“主流”标准和价值要求的非主流舆论, 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异于主流舆论中心的其他非主流舆论中心的形成。在主流思想舆论“一元管制”的话语权力格局中, 发表不同意见、看法、价值和理念的非主流思想舆论经常被漠视、忽略或压制, 只能潜隐在民众的心里底层。然而, 近年来伴随着信息网络传播技术而蓬勃兴起的微博、微信、QQ群、网络论坛等社交平台迅速成为民众聚集、信息传递、意见交流的“在线舆论场”。舆论场以无与伦比的开放程度、群聚密度、互动频率、感染力量与传统主流媒体呈现出巨大的分离走向, 并迅速成为社会能量释放、话语权力争斗的新中心。对“东莞扫黄事件”所引发的舆论反弹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民间网络舆论场“病毒式”的传播方式、草根化的表达方式、联动性的传播规则不仅颠覆了传统思想舆论传播规律, 改变了主流媒体“一元管制”的话语权力格局, 还“导致了整个社会话语语态和话语生态的变化, 使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成为‘易碎品’, 传统权威精英的话语权力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甚至消解”[3]。正如《经济观察报》所指出的那样, “网民在调侃之余, 也许是社会积蓄已久的、对包括央视在内的、权力化了的社会评价姿态及社会管理方式的不满与抵抗”。[4]
事实上, 早在1998年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先生就已提出两个“舆论场”概念, “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一个是新闻媒体着力营造的舆论场’”[5]。而本文所指称的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舆论场”, 另一个是依托于博客、微博、论坛、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的“民间网络舆论场”。随着网民数量的迅猛增长和信息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 民间网络舆论场的社会影响日趋增大, 逐渐形成了可与主流媒体舆论场相抗衡的“公共话语场”。公共话语场为形形色色的话语权力群体建构了合适的生长场域:强话语权力群体、弱话语权力群体、在线话语权力群体、潜水话语权力群体、活跃话语权力群体、沉默的话语权力群体, 这些话语权力群体有的言辞犀利、语带讥讽, 有的言语闪烁、若隐若现, 有的在线观望, 相机行事, 有的藏头露尾、潜而不发。他们在舆论场各施手段、各展神通, 既设定网络议程, 又推动舆论蔓延, 还搅拌网络江湖, 并以此为依托不断地拓展自身的话语权力边界和势力范围。“东莞扫黄事件”的民间舆论反应说明, “两个舆论场”既未契合, 也未打通, 而是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话语权力格局, “一元主导”结构的惯性与“多元”强势生长的相互较劲使得众多网民对主流思想舆论的“逆反性”解读成为可能。事实上, 当下民间网络舆论场对主流媒体的“群体逆向”反应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越是主流媒体正面宣传的, 民间舆论越会逆向解读;越是主流媒体积极倡导的, 民间舆论越是一味否定;越是主流媒体竭力批判的, 民间舆论越会竭尽同情。比如, “极品乞丐”“芙蓉姐姐”“犀利哥”“苍井空”为网民追捧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群体逆反心理机制在起作用。
二、“反讽”的话语狂欢:“群体逆反”心理的外化投射
“群体逆反”心理的疯狂滋长使得民间网络舆论场有时犹如巴赫金所谓的“狂欢广场”“没有舞台, 没有演员, 没有观众。这是展示自己存在另一种自由的形式”。[6]网民以话语狂欢的形式掀起了一场若隐若现的话语权力之争, 正如杰姆逊所描述的, “成千上万个主体突然都说起话来了”。这成千上万的主体娴熟地运用篡改、拆解、戏谑化手法不断解构宏大的阳光叙事话语, 不管是主流媒体的宣传式话语, 还是官方的独白式话语, 民间舆论场都呈现出强烈的解构之风。“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多难兴邦, 中国春梦一定会实现”的话语狂欢把怀疑精神推崇到极致, “反讽”是其基本的叙事逻辑和狂欢方式, 它背后呈现的是一种强烈的反体制、反权威、反主流的群体性逆反倾向, 既有娱乐至死、游戏人生的一面, 也有情绪宣泄、议题聚焦的一面。
可以说, 在当今网络舆论场, 对主流和权威的话语“反讽”是群体逆反心理在社交媒介形式上的外化投射,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肇事者”的角色, 这种“怀疑一切”的叙事逻辑和“嘲弄一切”的价值立场在民间舆论场获得了疯狂的点击、围观和转发, 不仅影响了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 还影响了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当前, 与群体逆反心理遥相呼应的是活跃网民和网络大V对主流话语的反讽嘲, 即“利用改写、剪贴、拼凑、夸张、戏拟化等手法以及现代声像技术, 将原本不相干的话语符号碎片连缀成有关联的文本整体和新的话语形态, 以‘愚乐至死’的感官刺激和逆反心态无情地解构主流话语与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权威光环和价值意蕴, 主流文本话语在逆反逻辑语境下, 成了民间网络舆论主体随意剪裁、信手拈来的装饰与材料。”[7]“东莞扫黄事件”发生后, 少数网络大V迅速“变异”汶川大地震的口号, 一时“东莞加油, 众志成城”“东莞, 我为你骄傲”“央视无情, 人间有爱”的调侃话语甚嚣尘上, 在反讽的话语体系下, 与代表官方和主流的央视“唱反调”一时成为网络时尚, 而事实、真相、道德、法制却被忽视甚至掩盖。
具体说来, 当前比较流行的反讽嘲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风行于网络舆论场的“流行语体”现象。主要是指主流的价值导向、权威的说教式宣传、官方的僵硬式灌输, 特别是官方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某种回应出现话语偏差时, 其中的标志性话语和句式模板就会被关注社会现实的网民迅速仿写或改写, 并成为一种“体”在网络上蔓延开来。从“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新闻联播体”到“每天以泪洗面”的“洗面体”, 从“我很艰难地做出了决定”的“决定体”到“至于你信不信, 我反正信了”的“高铁体”“流行语体”成了网络舆论场一种特有的话语反讽现象, 它持久地召唤着网民的调侃热情, 将一个微小的日常话语发酵为强大的民间舆论力量。二是流行于网络舆论场的一种另类的话语反讽实践——“恶搞”。在网络这个巨大的话语场域中, 现实社会中阶层固化、贫富差距、干群矛盾及其中所彰显出来的社会逆反心态以“恶搞”的形式被反复复制、任意投射甚至无限放大。风靡网络平台的“恶搞”既是网民行为的一种“集体失范”, 亦是群体逆反心理的一次集中呈现, 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到《春运帝国》, 从《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到《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 代表主流、权威和正统的文本话语似乎都成了“恶搞者”任意剪裁的材料, 无厘头叙事的快感、嘲弄各种权威的快感、颠覆主流文化的快感取代了原有文本话语的核心精神、鲜明立场和真实意义。“它夸大可见之物, 推崇并凸现浮表之外观, 拒斥任何意义或深度。”[8]这正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阶段所特有的典型症状。对此症状, 瑞士心理学家维雷娜·卡特斯有着深刻的分析:“转折阶段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久前还有效的、可靠的东西突然受到质疑, 开始时不满情绪滋长然后蔓延开来, 生活越来越焦躁不安, 新的目标出现在我们面前, 开始还是模糊不清的, 与其说表现为新的思想和计划, 还不如说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9]而这种批判未必是出于好奇的心态, 也未必是伦理缺失、道德失范的网络呈现, 而更多的可能是通过荒诞的“恶搞”来展示一种“去政治化”和“去中心化”的群体性逆反。
三、“在线”的“群氓”乱象:“群体逆反”心理的极化倾向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群体一旦集聚, 它的精神结构就会随之改变, 一种心理群体就会形成。心理群体一经形成, 就会衍生出大量的“去个体化”现象, 个体就会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丧失自我意识和自觉个性, “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群体逆反”心理的主体正是这样一个网络心理群体, 政府如果不能有效地干预和引导这些“心理群体”, 他们就有可能极化为“群氓”, 群氓乱象就有可能发生, 因为“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 他们或者全盘接受, 或者一概拒绝, 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10]
当然,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不是无源之水, “群氓”乱象的滋生自然也不是社会的偶然现象, 它必然萌芽和植根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土壤之中。当前, “在线”的“群氓”乱象表面上看是网民存在感、道德感、归属感缺失的表现, 实质上则是转型期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所引发的“网民群体”对教条式主流宣传的一种群体性逆向反应。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物质财富的急剧膨胀与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矛盾愈发尖锐, 强势的利益集团与弱势的草根阶层尖锐对峙, 社会阶层呈现出结构性“断裂”与“固化”趋势。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仅没有给民众带来相应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反而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而使民众产生了强烈的群体相对剥夺感。“人们从期望得到和实际得到的差距中以及与其相应的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产生出的一种负面的群体心理感受。”[11]这种相对剥夺感在日趋固化的阶层中不断酝酿和发酵, 并逐渐演化为对政府及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不可信”的惯性思维、逆反心理以及“仇官”“仇富”的情绪郁积。这种思维、情绪和心理一旦遇到特定的催化剂, 比如, 有关政府、权威特别是地方官员的负面信息浮现于网络空间, 民间舆论场就会迅速成为“群氓”的泄愤场、“扒粪场”和“谩骂场”。“原来的生活形态, 道德基础和信仰全变成了腐烂的绳索, 人的两重性, 人的思想的两重性, 此前一直隐蔽着, 这时全暴露出来。”[12]在这种群体极化状态中, “群氓”依托社交媒体以“集体疯狂”的形式尽情地宣泄对社会现状、政府权威、精英群体的“无名怨愤”。在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平台, 违背基本常识、社会规范、道德伦理的极端话语不断地滋生和蔓延, 呈现一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生成态势。“毫无疑问, 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讲到这里, 网络对许多人而言, 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 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 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 听取这些人的意见, 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13]在这里, “刺激-逆反-极化”成了群氓乱象的生成逻辑, 某种价值观点、某项政策法规、某一公共议题一旦遭到一些网民的“反感”和“反对”, 就有可能在无数个网络心理群体中获得相互暗示和群际传染, 群体成员就会以非理性的轻信意识、偏执的惯性思维、责任感淡化的从众心理全盘接受其逆反的东西, 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并形成一股观点和价值共振的巨大能量流。在东莞舆情事件中, 网民虽然痛恨践踏法治之乱象, 然而法治打击色情之祸时, 网民又反过来“力挺”东莞, 这种为反对而反对的非理性表达, 逢官必反的执拗式抵触, 破碗砸破瓶的愤青式发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群体逆反心理极化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群氓”乱象。
四、“避雷针效应”的启示:“群体逆反心理”的疏导之道
在高大的建筑物顶端安装一个金属棒, 然后用金属线连接到地下的金属板, 强大的云层电流通过金属棒和金属线的导引与地上的电中和, 从而保护建筑物在雷雨天免遭雷击, 社会学家把此种现象概括为“避雷针效应”。“避雷针效应”其实就是一种疏导策略, 善疏则通, 善导则安。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 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 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 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 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4]网民的思想观念、意见看法、利益诉求等, 只要存在, 就会以网络舆论的形式呈现出来, 一味堵塞言路、强行压服, 不仅无助于群体逆反心理问题和舆情危机的解决, 还会引发民间网络舆论场的“蝴蝶效应”和“破窗效应”, 造成主流舆论场的自我边缘化。因此, 把握舆情脉搏、寻求疏导之道无疑是主流媒体占领网络舆论制高点的一种必然选择。
首先, 要培育意见领袖, 提升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群体逆反心理极易受网络事件议程设置的影响, 所以主流媒体的网络议程设置非常关键。受“猎奇心”“抵触心”等特殊心理的影响, 网民会通过对不同议题的聚焦、关注和讨论而设置“网络议程”, 并形成异于主流舆论的新的舆论中心。如果政府或主流媒体在公共议题形成的舆论热点面前“反应迟钝”甚至“集体沉默”, 舆论走向就极有可能失控, 甚至走向政府和主流的对立面。在“东莞扫黄事件”伊始, 央视对于众议汹汹的微博反应置之不理, 以致错失反戈一击的最佳时机, 传统的“把关人”角色和“议程设置”功能基本丧失, 最后导致少数网络“大V”的言论迅速发酵成了一个调侃央视、力挺东莞的舆情事件。因此, 政府及主流媒体应充分利用“议程设置”控制网络舆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本身也就是控制的合理性, 即统治的合理性”[15], 合理的议程设置可以实现网络舆情危机的性质转换, 实现“把关人”与网民的良性互动, 从而营造官方与民间的双赢局面。要有效主导网络“议程设置”“意见领袖”的作用不可忽视。在自媒体时代, 虽然“人人都有麦克风”, 但真正能形成影响的经常是极少数“意见领袖”。为此, 我们要培育自己的“意见领袖”, 要研究其作用机制, 建立其鼓励机制, 吸引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理论水平和技术背景的新闻发言人、时事评论员、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优秀网民来体察网络舆情, 参与议题讨论, 回应网民疑惑, 发表网络评论。通过与各种网络观点的交锋辩论, 使主流的思想、观点占据网络舆论制高点, 进而影响、改变网民的逆反态度、逆反立场和逆反行为, 这是主流媒体提升话语能力, 加强网络议程管理的基本策略。因为“在多数情况下, 网民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 而是先定义后理解”。[16]在民间网络舆论场, 成功的“议程设置”能有效地影响网民态度及其行为, 进而掌控和引导民间网络舆论沿着健康合法的轨道发展。
其次, 要善待网络舆论, 建构开放平等的公共话语空间。“反讽”的话语狂欢是“群体逆反”心理的网络媒介表达形态。对于这种以反讽话语形态呈现的网络舆论, 我们应抱着宽容的心态来纠正其偏差, 通过对话来建构一种开放平等的公共话语空间。公共话语空间既是话题讨论、观点碰撞的平台, 又是服务问计、网络问政的平台, 还是民意疏导、情绪宣泄的平台。网络反讽话语并非“洪水猛兽”, 如果疏导得当, 完全可以通过公共话语空间这一互动平台, 让“群体逆反”心理得到一次自我解构与集中沉淀。基于此种思路, 政府及主流媒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消解两个舆论场的边界。当前, “自律”的主流媒体要么“集体沉默”, 要么“自说自话”, 致使两个舆论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要破解此难题, 各类主流媒体应真正本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网民”的三原则, 从思维习惯到话语方式, 从真相探究到价值纠偏, 均要敞开心扉与意见群体坦诚交流, 以寻求“正面导向与社情民意的最大公约数”。二是要倡导平等对话, “群体逆反”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网民对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感知偏差及情绪反应。对于网络群体中出现的这种逆反心理, 我们可从对话入手进行疏导。“这种对话不是以一种话语模式切割另一种话语模式, 而是不同话语模式之间的平等交流”[17]。在尊重网民智慧的基础上与其真诚沟通与充分协商, 以改变网民对官方和主流媒体的刻板印象, 从而赋予民众更多的力量感、公平感和秩序感。三是适度推动网络法治化进程。通过加强网络立法、倡导自律公约, 提升网民理性能力, 培育网民理性精神, 塑造网民理性人格, 开创“扬善抑恶”网络舆论场域新局面。因为“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 人性才表现为善。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 人们更容易表现为心理病态和丑恶行为。”[18]最后, 要加强心理干预, 矫正舆论传播中的群体极化倾向。“逆反心理”一旦遇上“特定群体”就有可能发酵为群体极化倾向, 正如麦迪逊所言:“在雅典6000人人民公会上, 即使每个人都是苏格拉底, 很大程度上也只可能是一群暴徒。”[19]对于群体极化倾向, 简单的“压制”和“封堵”就像“用手驱赶蚊群一样, 效果只是暂时的”, 要想有效矫正群体中的极化倾向, 还需要加强特定群体的心理干预。“人们对自身生存的环境很容易产生怀疑, 不知所措而产生心理恐慌, 出现一些非常态的舆论、流言、行为等。而通过特定的心理干预, 可以调动各种可资利用的内外资源, 采取各种可能的或可行的措施, 限制乃至消除人员的紧张、恐惧、焦虑、不满等心理失衡状态。”[20]这种特定心理干预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建构群体逆反心理测量机制, 根据网民对社会热点事件的网络评论、跟帖、转发等情况来测量其心理状态。比如, 测量网民对主流媒体宣传的态度、对政府政策的认可程度、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指数等, 从而为政府相关机构把握网民心理提供参考。二是建构群体逆反心理预警机制, 逆反心理滋生的原因极其复杂, 但直接诱因却与传播的主体、内容、形式及相关情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为此, 我们可从传播主体的角色逆反、传播内容的禁果逆反、传播形式的超限逆反、传播情境的压力逆反等方面建构预警评估机制。三是建构群体逆反心理的顺向引导机制, 一方面可开辟一定的网络议论空间, 让网民的情绪获得正常的释放和宣泄。另一方面可适时安排心理人士或社会工作者以专业化手段和方法介入利益相关群体、情绪感染群体及行为极化群体, 以实现与网民在认知、情感到行为上的共通、共鸣和共振, 从而有效防范群体逆反心理极化状态的滋生和蔓延。
网络群体心理 篇2
一个现实的人，总是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依从于经济和政治地位、种族或民族、社区、年龄、性别、职业、血缘、兴趣、信仰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总要与别的人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参加一定的群体生活。而且，一个人通常不只属于一个群体，一般都同时是若干群体的成员。社会群体生活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这样，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群体心理，就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
社会心理学研究群体问题已有很长的历史，早期社会心理学偏重于研究民族、群众这样一些大型群体问题。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是民族心理学的直接创建者，1859年，他们创办了《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民族心理学序言”，认为社会心理学的任务是从心理方面认识民族精神的本质，揭示民族精神活动的规律。冯特发展了民族心理学思想，提出民族心理学应当采用不同于作为实验科学的生理心理学的方法，即通过分析文化产品——语言、神话、风俗习惯、艺术等来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并于19出版了10卷集的《民族心理学》。
关于群众心理学，塔尔德于1890年出版了《模仿律》，认为只有借助于模仿的思想，才能解释人的社会行为，
1891年，西格尔出版了《犯罪的群众》;1895年，勒邦发表了《群众心理学》。他们认为，群众是冲动的，无理性的，缺乏责任感的、愚蠢的，个体一旦参加到群众之中，由于匿名、感染、暗示等因素的作用，就会丧失理性和责任感，表现出冲动的。凶残的反社会行为。
19，麦独孤发表《社会心理学导论》，提出社会行为本能理论，以人天生有结群本能来解释人们的结成群体问题。这些早期学者提出的有些思想，如模仿、个性消失、群众极端化等观点，直到现在，还在社会心理学中具有一定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验方法进入社会心理学，致使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研究转 向小型群体问题，群体心理学成了小群体心理学。围绕小群体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顺从、群体凝聚力及其测量、群体领导问题、群体思维、群体决策、群体极端化等。
社会测量学是由莫雷诺所倡导的，着重测量群体成员之间在情感方面的人际关系，以及个人对群体其他成员的肯定评价或否定评价水平。
小群体研究中的社会学派的代表人 物是梅奥。他在霍桑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人际相互关系理论。这一研究方向主要是分析小群体中的两类群体结构——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揭示这两类群体结构在群体管理中的相互关系的意义。
勒庞群体心理思想浅析 篇3
关键词：乌合之众；群体心理；领袖
中图分类号：C91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070-02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以下简称《乌合之众》）是勒庞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流传最广的著作，被翻译成17种语言出版。这本书初版于1895年，那时，距离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已有100年的光景。勒庞生于1841年，到他30岁时，法国经历了波旁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而在他30岁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了，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这些变化让他感觉到当时的法国乃至全世界都处于思想的转型期，“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勒庞敏锐地感觉到，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中，一股新的力量最终会存在下来并至高无上，这便是群体的力量。勒庞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深入地探析群体的心理和行为，并提出了如何引导甚至控制群体的若干方法。
一、群体的一般特征
勒庞所称的群体并非指随意聚集在一起的人，而是群体成员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一个方向，成员个体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群体心理，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这是群体的首要特征。一个心理群体一旦形成，无论这个群体是由什么人构成的，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是否相同，他们会获得一种集体心理，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不同。作为个人不可能有的感情和行为，在成为集体中的一员后，却会出现。勒庞分析了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不同的原因，他指出无意识现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禀性，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等程度上具备普遍的性格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变成了群体中的共同属性。“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勒庞进一步提出了形成群体独有而个体并不具备的特点的原因。
1.群体的力量
群体中的个人感到从数量上群体拥有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个人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且在群体中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个人的责任感彻底消失。由于群体在数量上的强大，这让他无法承认自己的愿望和这种愿望的实现之间有什么障碍，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没有不可能这一说法。群体不仅冲动而且多变，这种易变性使群体难以统治。
2.群体的传染
传染的现象对群体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同时还决定着接收的倾向。在群体中，个体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与群体其他成员全部处于同样的方向，因此，感情和行动是会传染的，个人会无意识地向他人看齐，甚至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传染性是群体的特征导致的必然后果。
3.群体易于接受暗示
群体易于接受暗示，这也正是传染造成的后果。勒庞从当时最新的心理学发现——暗示和催眠出发，提出了群体暗示的概念。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会进入一种特殊状态，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在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而且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抗拒。
对于群体的易受暗示，勒庞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而这种暗示很容易变成行动。至于群体会表现出怎样的行为，要看这种暗示的性质。群体对暗示几乎没有抵抗力，没有批判能力，容易轻信。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不是逻辑。勒庞提出了“集体幻觉”的机制来说明歪曲是如何形成的，而这正是利用了群体的易受暗示和传染性。
二、群体的感情和道德
勒庞认为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造成的结果是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所以，要对群体有所打动，就必须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但不能用说理性的方式。群体的感情简单而极端，由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群体又表现出偏执和专横。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低声下气，对软弱可欺者会随时反抗。因此，群体的破坏力虽然惊人，但总归是短暂的，他更容易屈从世俗，勒庞用拿破仑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群体有着以上的特点，但勒庞并没有就此完全否定群体，因为“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而这一点是个人根本做不到的。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
三、种族和传统的力量
勒庞强调种族对群体心理的影响。他认为种族间的不同更多是由独特的遗传条件造成的，而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禀性，使得种族内的人之间十分相似，而种族之间的人有所不同。对于群体的情感，种族的基本特点也会带来不同，这里的不同指的是程度上的不同，因为“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而冲动的”，例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国人的群体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而在群体的意见和信念的形成过程中，勒庞认为种族的因素必须被列在第一位。他认为，环境和各种事件等暗示性因素可能有相当大的影响，当如果与种族的禀性对立，那这种影响便只能是暂时的。而作为种族综合作用产物的传统，也有着巨大作用。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传统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人们对传统轻易改变的，仅仅是名称和外在形式而已。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破坏，就没有进步。勒庞提出，对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勒庞从种族和传统的力量出发，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某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被这个时代所创造的。制度并没有好坏之分，而且在特定的时刻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民族。而一个民族也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作为对比，勒庞举了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和美洲共和国作为例子，说明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盎格鲁-撒克逊在制度的变革问题上，采用的方法是让必要性和时间来承担这一责任，勒庞崇尚这个办法，认为自己所属的拉丁民族应当学习这一点。
四、群体的领袖
正是群体领袖将群体的力量有效地发挥出来。群体需要领袖，这是一种本能。领袖的意志是群体性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而领袖更可能是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头脑并不敏锐，也不深谋远虑，但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勒庞认为“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勒庞强调领袖的作用，他认为“无论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也无论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或一种观念，信仰的建立永远取决于人群中伟大领袖的作用”。个人只要脱离孤独状态，就处在某个领袖的影响下，领袖的作用就是充当他们的引路人。勒庞认为，领袖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影响，是因为“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群体必然会服从他们的主子，这是一种本能。
领袖要影响群体、控制群体，最重要的是如下三种方法：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断言法就是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而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勒庞认为，“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然而，断言如果得不到重复，就仍然不会产生影响。断言通过重复才能在头脑中生根，并且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这一点在现代传媒尤其是广告宣传中得到了印证。断言得到重复并不存在异议后，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传染过程就开始了。传染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感情模式。传染在作用于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上层，并最终在社会上层扎根。领袖也会接受这种观念，但他们会把它作为己用，对它进行歪曲，通过断言、重复、传染的动员手段去实现对群体的控制。
在对群体的控制过程中，名望是最主要的力量。名望可以是先天的，比如称号、财富和名誉，也可以是个人的，是一个人所特有的，而先天的名望更为常见。除此，还有一些名望体现在各种意见、文学和艺术作品中，这些名望往往是长年累月重复的结果。名望的特点就是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木。名望是说服群众的一个基本因素，只要是享有名望的人、观念或者物品，就会在传染作用的影响下，使整个群体不自觉地接受表达某些感情或者思想的模式。而成功则是永远影响名望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正如拿破仑变成大人物后，他的名望与荣耀同步增长，“对和他接触过的所有人，都能产生这种神奇的影响”。
勒庞的群体心理思想主要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讨论。与勒庞同时代或稍早的人已经就这个话题进行过深入地分析，如托克维尔和书中经常提及的泰纳，但勒庞从群体心理的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让人们更能从中解惑。由于受到时代和自身经历的局限，勒庞的群体思想中充满了对拉丁民族的不满和对保守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族的向往，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的蔑视和恐惧，但这不能否认，勒庞对群体心理的研究是深入的，纳粹独裁统治甚至都是按照勒庞指出的路子走下去的。勒庞不仅指出了群体的行为特征，更深邃地指出了隐藏在这些行为下的群体心理特征。这本书不仅仅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种种社会现象的研究，更是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祝琴.浅析群体心理——读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J].企业导报，2010，（1）.
[2]邓丹萍.解读群体心理关注群体生存——读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J].社会心理科学，2006，（1）.
[3]孙钦浩.革命时代的群体心理——读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J].理论观察，2011，（2）.
论网络环境下受众群体的心理机制 篇4
一、网络环境特点分析
(一) 网络信息传递速度最快、范围最广。在网络发展非常发达的今天, 我国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网民, 通过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得以迅速改变, 信息的传播乘爆炸式增长, 很多年之前, 信息的传递方式还是以电话、信件为主。但是在今天, 人们利用互联网优势, 即使是收到自然灾害, 人们仍然可以利用微博、即时通讯软件将受灾信息迅速传播出去, 网络的便捷和快速已经取代了电视、广播以及电话等老式信息传播工具。
(二) 网络环境中群众拥有自主话语权。人们在很多年之前, 因为信息传播不方便, 如果有人非常想将自己的信息传播出去, 那么就需要话费不少的金钱来为自己打广告, 比如发布到报纸或者杂志等纸媒上, 或者话费大量资金到电视或者广播之上, 但是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商业人士, 他们发布这些消息都是为了将自己的产品发布出去, 或者为自己的产品找销路, 或者增加自己公司的知名度, 一般人不可能随便将自己平时所见所闻随意发布到那些收费的平台上去。
如今在互联网的帮助之下, 人们可以建立自己的网站或者利用别人的网站, 将自己身边的所见所闻即时发布出来, 人们在互联网上进行浏览的时候, 往往都是通过关键字来搜索的, 如果在发布信息的时候注意自己的文章内容, 那么信息被关注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们的话语权得到了解放, 人们终于能够畅所欲言, 将自己心中所想随时发表出来, 对于某些事件进行评论, 谈论一下自己的想法, 这都已经成为了现实。
(三) 多元化信息传播方式令消息更加逼真。在消息发布形式上, 互联网可以提供人们几种方式, 包括文字、图片、声音或者视频等等, 因为如果只是一种形式的信息, 网络上的人们在进行接受的时候往往会觉得非常枯燥, 而如果将文字或者图片进行混排之后再进行发布, 那么说服力更强, 视觉效果更好, 诸如这种综合形式的信息, 要比单纯文字性说明或者单纯的图片展示要好很多。
随着流媒体技术的发展和逐渐成熟, 如今互联网平台不仅可以提供图文混排形式, 还可以加入相应的声音来烘托气氛, 如果发布信息的人能够将信息进行视频拍摄或者编辑, 那么利用互联网平台同样可以将其发布出去, 当然这种信息所需要的网络空间要大一些, 但是在信息效果上要远远超过前面的组合方式。因为这样的信息更加逼真, 更加有说服力。
二、网络环境下受众群体的心理机制
(一) 互联网依赖心理。根据互联网的特点之一, 人们在经常上网一段时间之后, 便会逐渐认识到互联网的威力和作用范围, 在互联网能够提供信息快速、范围传播的服务后, 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 逐渐在互联网使用层次上开始偏离, 并根据年龄、职业、心理等方面产生分类。比如在青年时期, 人们经常利用互联网进行娱乐;在中年时期, 人们经常利用互联网作为促进自己事业前进的工具;在职业方面, 办公室人们经常使用局域网络实现无纸化办公模式等。
(二) 追求平等心理。在追求平等方面, 人们经常将互联网当作社会舆论平台来看待, 因为在互联网上, 人们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所以如果能够制造社会舆论, 便可对政府进行施压, 在一定程度上, 政府是需要进行社会监督的, 同时也需要关注互联网舆情。
在目前全国惩治贪官的高压态势之下, 人们经常可以见到很多贪官都是因为在互联网上被举报, 之后便被查, 几乎屡试不爽, 可见互联网在维护群众权益方面效果很好。
(三) 猎奇心理。因为在互联网中, 人们可以搜索到很多种形式的信息, 在数量以及外观、排列形式以及内容上都千奇百怪, 人们为了满足好奇心理, 经常搜索那些内容上令人振奋或者震惊、形式上变化多端的信息, 这类信息能够吸引大众的眼球。
人们都有很强的好奇心理, 在这种心理驱动之下, 加上网络中信息庞杂、可搜索性非常强, 所以人们在互联网上进行猎奇就成为了可能, 这不仅能够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更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对全世界有更深的了解。
三、结语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快速进步, 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很多方面, 人们都已经离不开互联网, 无论是娱乐还是生活, 甚至是工作, 互联网都已经成为了必需品, 而人们在网络环境的影响下, 逐渐形成了种类、范围以及数量都不同的心理机制, 而这种心理机制又能够反作用于互联网, 令信息的分类更加明显, 人们对信息的利用率更高。
参考文献
[1]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杜俊飞.网络传播学概论[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关注考研边缘群体 注意心理调节 篇5
近些年来，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我们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考研专业户”，他们背着沉重的书包，生活在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执着地考研，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大有“不上研誓不罢休”的架势。毋庸置疑，我们欣赏重考的隐忍与坚强，珍视重考的拼搏与历练，感动于重考的煎熬与痛苦……但是，在这种种表象的背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考研，究竟应该坚持多久?失败之后，究竟是该坚持还是放弃?
每个重考的人都能为自己在考研战场上的“循环往复”找到理由，其中既有现实的困惑，也有心理上的惶恐。有些考生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既没有前行的动力，也没有了回头的勇气，他们已经默认了一个“心理高度”，这个“心理高度”常常在潜意识中暗示他们：“考不上研究生，就找不到好工作，人生也就没有希望。”这样的暗示不仅使他们意识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还产生了对就业的恐惧，最后只能硬着头皮考下去。还有些考生反复重考是为了证明自己，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固结”，是指一个人在过去某个阶段没有按照理想状态走过，留下遗憾，这种遗憾的心态一直伴随着当事人走到现在，这个人现在的很多行为都是为了完成以前的缺憾。“固结”也是人们常说的“情结”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很多考研人都是有“固结”的。上了大学，一些人没有学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对自己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抱憾四年甚至更久，这时他们就会心生一个“固结”：过去是不完美的，甚至是失败的，所以要通过考研来证明自己，来实现理想的自我。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盲目的重考，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很大以部分考生对自己的人生缺少理性的分析、定位和规划，他们过于主观臆断，或者故意逃避，只是在主观上想自我实现，这样的无规划考研往往可能只会有更加无奈的结局。用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分析，考研往往是考生的一种自我实现行为，尤其是考了多次的考生，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往往比其他的考生更为强烈。但是在“屡战屡败”的现实面前，他们有必要停下来仔细思考一下自身的.各方面的条件。考研并不是成功的惟一出路，考生应该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多合理的规划和安排，盲目从众只会使自己更加茫然，无所适从。
当然，还有一些人坚持考研是经过了理性的选择，对于理想的追求和坚持是他们一考再考的重要原因。如果考生对自己已有充分的规划，并且很了解目前的现状，信心十足，那么多考几次也无妨，毕竟成功属于那些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人。沾染了“理想色彩”的考研很多时候是一个人的战争，只要自己战胜自己，即使无人喝彩，最终也会有所收获。
高职院校特殊群体心理解析 篇6
关键词：高职院校；特殊群体；心理解析
在目前，高职院校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特殊群体”主要是指在经济上较贫困、学习上较落后，日常生活中较散漫，家庭、生理和心理上存在一定缺陷，从而呈现出某种不良共同心理特征的非正式的大学生群体。该群体中的大部分学生都具有某些相近的心理和个性倾向，表现为多疑、敏感、自卑感强，因而性格孤僻、思想保守，对事物的认识偏激，对集体活动不感兴趣，承受压力的能力差，个别学生甚至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本文针对这些特殊群体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解析，提供科学的方案，为解决这些特殊群体心理健康问题，帮助学生自觉关心身心健康，在教师和学校的帮助下帮助学生培养健康积极向上的心理素质，为实现高职院校健康良性发展教育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高职院校特殊群体心理表现
现阶段我国高职院校特殊群体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生出现焦虑、强迫症等不良心理症状，女生心理健康问题要高于男生；农村学生的心理问题较城市学生要严重，严重者可能会出现辍学等，影响今后的生活及学习。这些心理问题的特点是：由于部分学生存在自卑或者是自负，缺乏学习动力，不能对自己的专业、兴趣以及就业等全面分析；学生盲目或者是盲目观念影响心理健康。在高职院校中，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忽视了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造成学生缺乏自信，在遇到问题时不能正确判断和分析，盲目跟随大流。对生活陷入一塌糊涂之中，甚至产生极端现象的发生。
高职院校特殊群体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自我意识方面存在的心理问题
高职院校教育体系中，学生非常重视自己在集体中的角色和地位，因此对他人或者是教师的言行和态度十分敏感，这就使得学生的自尊心容易受伤害，出现了焦虑和恐惧等不正常心理表现。另外由于学生自我调控能力比较差，高职学生受到知识的局限性以及思维水平的限制，在学习以及生活中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认识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或者是盲目跟从，在学习中缺乏坚持和吃苦的精神。
2、学生学习方面的心理问题
入校以来，学校在教学内容或者是教学模式上都发生了变化，逐渐让学生打破了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以全新的自主学习开始了高职专业学习，这就使得部分学生在过程中，盲目，没有合理的学习方法，学习动机不明确等现象，出现了学习焦虑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等心理表现。根据试验调查表明：现阶段我国高职院校只有7.39%学生能够以积极向上的心态来对待学习和生活。38.51%的学生在学习阶段出现了怠慢或者其他不良状况，这些比例超出总人数的1/3以上。
3、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存在的心理问题
据调查发现：学生在受到高考成绩的影响，在人际关系方面出现了问题，造成心理病态或者是人际关系失调。部分学生在新环境中容易产生自卑或者是自负的心理，使得性格孤僻，这些不良心理表现不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构建。另外，学生在校期间，不良情绪会造成自我认识等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得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4、择业求职存在的心理问题
在当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加剧，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形势，使得学生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在受到自身技能水平以及成绩不理想之下，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常常限于理想过高或者是现实冲突之中，严重者甚至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
二、心理行为分析
现阶段，我国对高职院校的教育投入有限，各方面还在逐步提升阶段，因此在教育教学体系中存在很多偏见。学生入校以来，在受到一些负面影响之后，自身的情绪就会出现不良症状，再加上学习以及就业压力等问题，学生的身心和学习受到影响，严重的行为会出现行为障碍或者是人格缺陷等，因此学校针对特殊群体要结合实际情况以及学生自身的各方面因素，要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培养，解决学生在校期间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全面培养学生的心理教育，促使学生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三、高职院校学生心理问题解决对策
针对以上特殊群体心理问题，展开具体探究，因此学校要制定相应的对策，帮助学生培养健康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为学生制定具体的健康教育模式，针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要制定细致化以及针对性的方案，具体表现在：（1）建立日常心理健康教育方案。课堂上为学生传授心理基础教育知识，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制定适合的调适方法，让学生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塑造健全的心理状态。（2）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学校设置专门的机构，为学生解析各种心理问题，及时纠正学生不良的心理表现。（3）关注学生就业问题。院校为学生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引导学生正确就业，制定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增强综合素质。帮助学生克服不良心理表现，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去面对生活。（4）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方式，构建文明和谐环境。根绝特殊群体存在的心理特点，设计各类心理健康活动，如心理情景剧、趣味运动会、心理小游戏等，鼓励这部分学生从阴影中走出来，建立自信。
四、总结
综上所述，针对以上高职院校学生心理问题及对策进行探究，另外还需要关注高职院校中贫困生以及学习或行为障碍的学生，学校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辅导，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问题，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心理及其他问题，克服学生自备、自负或者是其他不良身心表现，让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都积极的融入到集体中去，以积极向上的心理素质应对学校和就业。学校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增强群体性教育模式，避免发生各种不良心理问题造成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佳丽，刘勇，何二坤，李萍.重庆市高职院校特殊人群群体教育的制约因素研究[J].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2013（08）.
[2]胡菲菲，吴美华，蔡春燕，张恒.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对策的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2013（29）.
网络群体心理 篇7
网络舆论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 通过网络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 民众对公共问题和社会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信念和价值观。它是较多民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等表现的总和。
一、网络舆论的特征
网络舆论是舆论的一种, 也具有与一般舆论一样的特征, 如公开性、广泛性、集中性等。
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 决定了网络舆论具有以下特点:
1.直接性, 通过BBS、新闻评论、博客以及当下流行的微博, 网民可以立即发表意见, 下情直接上达, 民意表达更加畅通, 但许多危险错误的信息也会趁机肆虐横行。
2.突发性, 网络舆论的形成往往非常迅速, 一个热点事件的存在加上一种情绪化的意见, 就可以成为点燃一片舆论的导火索。
3.偏差性, 由于发言者身份隐蔽, 导致许多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喜欢盲目“顶帖”, 形成沉默的螺旋, 舆论更是偏向人多一方, 矛头直指另一方。
由于舆论是群体就某件事情的集体意见的表达, 所以也符合群体的一般特征。群体总是受无意识的支配, 并且因为这种支配, 总会使加入群体的个体大脑活动消失, 智力下降以及情感彻底变化。
网络舆论无疑是强大的, 近几年多不胜举的例子证明着这个观点, 不管是天价烟局长的落马, 躲猫猫事件的追责, 孙志刚事件导致出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唐福珍案件引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 一直到最近的省长抢录音笔事件, 都向世人昭示着, 舆论已经走向网络化时代, 网络舆论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能够干预政治生活。
1895年, 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就出版了《乌合之众》一书, 作者经验性地探讨了大众心理的产生与运行, 有力地展示了大众非理性的充满变数的心理世界。并层层分析, 逐步推进, 明确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 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 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而与此同时, 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 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乌合之众》围绕“群体低智化”这一核心认识, 经验性地探讨了群体心理的产生与运行, 个体是如何被群体淹没的, 领袖是如何控制群体的。他以先知一般的洞见, 察觉了群体———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的各种特点及影响, 并预见到, 群体在一个愈加民主的社会中必将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但也因此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也提到:在所有错综复杂的问题上都诉诸公众的做法,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借助并无机会知情的多数介入, 来逃避那些知情人的批评。网络舆论能够干预政治生活, 这不能说是一个好消息。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能够达到人人都有表达意见机会的“民主状态”, 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源源不绝。尽管舆论的形成转移到了网络上, 但其群体性特征并未因此改变, 群体的冲动性, 急躁性, 易受暗示性, 夸张性, 偏执专横性借助网络的快速传播迅速而蛮横地发展。
并且由于缺少规则限制和有效监督, 网络已经成为一些网民发泄情绪的空间。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挫折, 对社会问题片面认识等, 在现实中无法有效表达, 只能利用网络得以宣泄。因此在网络上更容易出现庸俗、灰色的言论。并且这种言论会因为某些有心人的恶意炒作已经无关人士的盲丛而迅速上升为话题的焦点, 最终成为现实中人们谈论的焦点。
二、网络群体的形成
网络技术让公众的群体特征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整合性的群体变成了集合性的共同体。人类群体以往总是被视为乌合之众, 个人常常成为舆论的追随者, 所谓的公众舆论也不过是大众政治的幻想, 但网络舆论颠覆了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状态的假设。网络上的群体不再是一个情绪化集体, 而趋向成为个体的相加。在勒庞看来, “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 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 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 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 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今天, 网络上的群体表现出了与勒庞笔下的群体不同的特征。大量的论坛出现不同观点的激烈辩论, 即使孤军奋战的网民也丝毫不加退让, 标新立异的网络舆论传播特征激发了个体的批判能力。普通个体的网络地位上升, 政治精英的网络地位却呈现相反的态势。精英舆论常常遭到公众的批判, 精英失语的现象大量出现, 并由此引发了更加深刻的政治治理问题。网络公众舆论压制精英舆论的现象成为了网络时代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一般来说, 网络舆论的发生经过如下阶段。首先, 一个公共事件进入人们的视线, 其涉及的人物通常代表两个群体的博弈, 一方是平民, 另一方是权势掌控者或富人。因为群众的仇富仇官心理作引导, 这类公共事件特别容易进入群众视线, 引起多个人在网络上发言讨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异质性群体, 他们因为同一个话题点而走在一起, 对同一件事情发出相同的言论。群体形成之后, 不管单个人的智商再高, 处事再冷静慎密, 当他进入这个群体, 他就抛弃了自己的高智商和处事思维, 完全沦为急躁的偏执狂。群体的智商开始变低, 也变得容易受人暗示。
李普曼还说到, 被吁请来用作原材料制造“公众舆论”的普通公民, 大概很快就会认识到, 这样的吁请并不是对他的智力程度表示敬意, 而是对他善良本性的欺诈和对他求证意识的侮辱。
然而, 网络尽管提供了最方便的交流工具, 但是它并未成为凝合公众舆论的媒介, 公众的群体划分依然界限分明。网络群体并非“理性”个体的相加, 互联网的讨论和议事缺少理性, 而且在这个空间, 理性没有召唤力。同广场演说一样, 往往激烈的言辞, 诉诸情感和叛逆才能获得呼应, 因此, 网上舆论只是陌生人聚集的广场, 解构有余, 建构不足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 互联网上的论坛, 甚少有经过讨论能取得一致, 或者谁被谁说服的现象。不同于现实议事, 这里缺少妥协和让步, 人们多数都很坚持, 很顽固地捍卫自己的观点。因此, 互联网只是让各群体的公众更加方便聚集舆论, 而对公众结构并没有发生整合作用。
三、网络群体的心理特征
(一) 仇富仇官心理
同为记者相关事件, 网民们在对待中华女事件和录音笔事件时, 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势。在中华女事件中, 网民们几乎一边倒的支持中华女而认为被打的记者“活该”, 而在录音笔事件中, 网民们又几乎一致地支持被抢录音笔的记者而反对湖北省长。为何同为记者却在两个不同的事件中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呢?网络群众真是黑白分明, 就事论事的正义审判者吗?
答案是否定的, 网民们做出此选择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的仇富仇官, 保护“弱小”的“英雄”心理。在他们看来, 与代表“党的喉舌”的记者相比, 平民的中华女明显处于身份劣势状态, 而与湖北省长相比, “弱小”的女记者又明显处于身份劣势。一旦这样的想法得到确认, 其他任何理智都不能再起作用, 强大的群体意识开始伺机行动, 整个群体都处在一种除暴安良的侠义心理中, 这时越来越多不明就里的网民加入群体并继续强化着这种心理, 沉默的螺旋由此形成, 网络舆论这时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二) 专横狂躁心理
网络舆论已经发展到走向畸形的时期, 网民们不再满足于在网上进行公共意见的表达, 他们的心理已经膨胀到了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畸形状态。这种心理在一种名为“人肉搜索”的网络游戏中得到发展, 这种搜索起初用来寻找公众憎恨的人物, 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老子看谁不顺眼就要人肉搜索谁的年代。
天涯重庆论坛上出现了一张要求网友帮忙人肉搜索的帖子, 而其起因居然是一个年轻女子在解放碑逛街感到口渴时, 找到附近的派出亭要求民警向其提供开水, 被民警以我们这儿没有开水的理由拒绝以后大感生气, 回家后在天涯论坛上以“人民民警不是应该为人民服务吗?连这样小的要求都不能满足”的理由, 要求天涯网友对其进行人肉搜索, 并希望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处罚。下面的跟帖有些支持楼主,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楼主完全是无理取闹。
但不管这件事最终结果是什么, 他确实暴露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的网民已经把网络舆论当作满足其个人利益的工具。网民们清楚网络舆论的巨大威力, 因此希望借此挟天子以令诸侯, 完善他们认为自己从未完善过的人身权利。
“录音笔”被抢事件发生后, 群体的无意识心理在此得到充分体现, 网上出现了给李省长的一封信。写信人深谙引导群众舆论的心理, 不缜密的分析说理, 而是以弱者的姿态煽情的控诉, 博得网民一致同情, 集体要求李省长道歉, 甚至叫嚣到要让湖北省长下台。此时若有谁站出来指责记者也有不是, 错不完全在省长, 就会受到群体的集体炮轰, 最终导致群体“祥和”的统一意见, 网友一边倒的支持“被害记者”。
是谁给予网友这么大的权利可以使得一个省长下台?网民们没有发现这与之前下台的天价烟局长以及日记门书记不同之处, 后两者下台在于其作为领导, 贪污受贿嫖娼等自身问题, 而网络舆论只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并非决定性因素。前者虽身处网络舆论中心, 但目前并未出现原则性错误, 单凭网络舆论叫嚣想让其下台?网民群体的智商不过尔尔, 当然, 这也与群众智商小于群众个体的智商的说法是相符合的。
(三) 易变心理
群体是易变的, 那么网络舆论也是易变的。同是一个没有深谙世事又孝顺的小女孩周洋, 在两件事情中, 尽管是抱着同样的心态, 却遭到了网友不同的评价。
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批评周洋没有先感谢国家的时候, 网络舆论绝大多数偏向于周洋, 认为其孝顺父母的心意是无可厚非的, 于再清不能这样上纲上线。而当长春市市委书记高广滨问周洋有什么困难, 爱父母心切的周洋说出父母没有工作的时候, 网络舆论又直指周洋搞特权。同样是孝顺父母, 却得到了网友相反的评价, 彰显出网络舆论在各路信息轰炸中易变性, 很容易因为各种非理性的因素走向与自己初衷相反的方向。
最近学校搬迁事件也可以反映出网民的一些群众心态。学校的信息不透明造成了部分人的胡乱猜测, 一小部分人在网络上开始一系列的闹事, 这些便构成了此次事件的舆论领袖。大部分的网民是不明就里的, 但从众以及轻信心理让他们跟随舆论领袖一起在网络上制造舆论, 即使有相反方向的意见, 也不敢提出或被大部分舆论淹没了, 造成了舆论的一边倒。
而当事情变透明以后, 出现了新的舆论领袖, 舆论又以一边倒的趋势向反方向发展, 不可否认, 这些舆论制造者里面确实存在经过思考权衡的少数人, 但大多数群众还是处于跟随舆论领袖走的态势。这也反应映出了群众的易变心理。
结语
当今社会网络舆论非常兴盛, 并且它对社会生活可以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对网络舆论的研究无论从新闻学、传播学还是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都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而且由于互联网上每天出现的大量新闻、言论, 其调查取证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可行, 这为我们探究网络舆论的群众心理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材料, 也为以后更好地研究此议题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网络舆论的群众心理特点决定了网络舆论必定出现极端的态势, 因此, 加大力度控制好互联网的传播途径和内容, 也许会有效减少网络舆论所引发的社会危机等等, 也会防止一些不必要的损害。
摘要：网络舆论无疑是强大的, 近几年多不胜举的例子证明着这个观点, 不管是天价烟局长的落马, 躲猫猫事件的追责……都无一不突显出网络舆论的强大, 而正是在这强大的网络舆论中, 其受众的心理特征是具有鲜明的特点。
关键词：网络舆论,心理,特征
参考文献
[1]《乌合之众》
网络群体心理 篇8
摘要：人们的生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逐步改变, 出现了一个新兴群体“宅人”。本课题结合大学生宅人群体和网络营销的特点, 运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问等方法。希望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生宅人群体心理特性、消费行为等特点, 结合专业视角, 提出一个可供参考的营销理念模型。
关键词：大学生,宅人,心理特性,消费行为,营销理念模型
参考文献
[1]CIM校园营销研究院.90后的数字生活—90后大学生研究报告[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年8月第1版
[2] (美) 菲利普·科特勒 (印度尼西亚) 何麻温·卡塔加雅伊万·塞蒂亚万.营销革命3.0—从产品到顾客, 再到人文精神[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3月第一版
[3] (美) 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十版
[4]薛婵娟.基于消费者网络购物行为的网络营销策略研究[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
网络群体心理 篇9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群体心理行为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群体存在两类人群,一部分是与群体性事件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当事人,在事件发生发展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引擎”人群。另一部分人群虽然与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但他们与“引擎”人群或日常联系紧密、或彼此存在共同的情感诉求和情绪宣泄需求,特定的事件发生时机将他们联结到一起,成为共同直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群体。这个群体十分关注外界对自身社会行为状态的反应与评价,对有关新闻信息感知敏感、应急反应明显,其心理发展和行为变化影响着事件的发展变化。
镜鉴心理,审视自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在得到描述自身群体行为的新闻信息后,会产生一种犹如意欲在镜子中看到自我影像的愿望,他们往往以新闻报道、新闻评价为“镜”,来审视、验证自我的行为、形象。所以,作为新闻媒体,坚持真实报道,向他们传递理性思考信息十分重要。反之,失实报道和误导信息对他们态度的转变将产生不良影响,则不利于事件的平息。
引起关注,宣泄不满。群体行为是群体性事件当事人一种极端的矛盾指向形式和利益诉求形式。他们企盼通过自身行为来引起政府、社会、公众的关注,而媒体传播事件信息放大了受众的诉求信号,正契合了参与群体事件当事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在很多情况下,正是由于媒体及时地报道了事件发生的信息,尤其是诱发矛盾的内在因素,才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促进了矛盾的化解。
捕捉信号,渴求支持。任何群体性事件中的当事人群体,其自身行为都渴望得到政府、社会和公众的理解,希望得到媒体舆论的支持。所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往往通过新闻信息去观察、探知社会各方的态度。
自我反思,审视抉择。群体性事件当事人在获得新闻信息,从中得到社会对自身行为的评价,得到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后,会引起他们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审视,从而引起他们在思维、社会行为方式上的转变。所以,媒体应当正确传送各方信息和态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事态的平息与缓和。
群体性事件的矛盾指向群体心理行为
在常见的群体性事件中,矛盾的指向往往是工矿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或政府的管理层,是容易受到公众质疑的人群,一般来说,这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负有事件责任的责任群体。
探知外界信息。这个群体很希望在媒体信息中看到社会各界的评价,从情感需求上不愿意听到外界对自己批评、指责的言辞,希望获得对自我的理解、支持。探知外界信息尤其是事件新闻信息,成为事件发生后其迫切的心理需求。
情绪紧张。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否事出有因,都会给这部分群体带来心理的压力和情绪的不安。作为媒体,坚持公正,包括对责任群体的公正应当是“社会守门人”的良知和职业操守所在。
从容应对。群体性事件新闻发布后,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矛盾指向群体,他们作出的最直接反应就是如何应对事件发生,减少事件对自身的不利影响和冲击,寻求应对平息事件的策略,其中也包括应对媒体访问的策略。作为新闻媒体,为矛盾化解提出可行性建议,应当是对事件平息的最好服务之一。
顾及各方态度。群体事件新闻发布后,矛盾指向的群体在采取应对策略中,会顾及事件当事人群体的要求、公众的态度,也很在意媒体的评价。显而易见,媒体对事件发生的监督作用很大。
责任反思。矛盾指向群体一般为责任群体,他们无论在外界态度表达如何,内心总有对自身责任的反思。所以,坚持深入报道,引导公众对事件发生根源进行认真思考,促进问题和矛盾的根本解决,应当是媒体的重要职责。
政府部门管理层群体心理行为
政府部门的基本职能就是进行公共管理,政府部门的领导、管理层是担负公共管理责任,具有社会职业伦理责任的群体。从担负的社会角色来看,作为政府部门管理层群体,在自己的职权和责任范围内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一般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群体性事件新闻发布后对他们的心理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对自身社会职业角色的伦理责任反思。
紧张心理。作为有责任心的政府管理者,得到群体性事件发生信息,引发的情绪紧张属于正常的心理反应。
探究事件信息。媒体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舆论工具,代表的是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评论,所以,政府管理层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事件发生发展的信息中,对代表多方话语权的媒体报道尤为关注,一般都予以充分的重视和认真的对待。所以,媒体新闻在政府决策中具有重要的参考、参谋价值。
舆论导向需求。群体性事件发生具有一定的社会不良影响,所以,作为政府管理者,使事件及时、快速平息,征得社会公众的理解与舆论支持是他们的基本需求。作为媒体,应当坚持从维护公共利益出发,及时报道政府对事件处置的决策和部署,公布事实,向公众解疑释惑,促进事件的尽快平息。
事件反思。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给管理层敲响了警钟,尤其是通过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其中的分析、评论甚至是批评,会引起政府管理层对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重视与反思,有利于增强他们对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预见性,从而加强社会危机预警机制建设,提高他们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能力。
同盟利益群体心理行为
同盟利益群体与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群体,是具有相同的社会职业角色、社会境遇和利益诉求,与事件发生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或在事件性质上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得到群体性事件新闻信息后,在某种情况下很容易诱发他们的连锁反应。所以,在新闻报道中,要将群体性事件的同盟群体与事件当事人群体作为一个利益整体来对待,深入分析和研究他们的角色心理和行为取向。
境遇联想。相似的社会角色、相同的社会境遇、共同的利益需求,使得同盟利益群体联想到了自身处境、利益诉求,新闻信息的传播引起了这个群体较为强烈的情绪体验和情感波动,这是他们受到新闻信息刺激后作出的第一反应。
情感共鸣。相同的境遇、利益需求使得同盟利益群体与群体性事件当事人群体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他们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事件的“声援”与支持,使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连锁反应。所以,无论在新闻报道还是事件处置中,不但要关注群体事件当事人群体,也要时刻重视其同盟利益群体的变化。
反思选择。同盟群体感知新闻媒体的评价、面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看到政府对事件的处置,都会不自觉地思考自身境遇,作出利益诉求方式的选择。所以,媒体在引导受众理智思考、表达利益诉求方面肩负重要的职责。
社会公众群体心理行为
新闻受众中大部分人群属于社会公众群体,凡是上述群体之外的其他人群都是社会公众群体。他们虽然与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但大众人群构成复杂,表现出的心理和行为取向也纷繁复杂。
群体心理活动的多样性。社会公众成分的复杂性,使得新闻信息刺激下的公众心理活动呈现多样、复杂的状况。新闻媒体如何在不同人群的同情与批评,赞同与反对中实现公众社会价值取向的趋同,是值得认真深思的课题。
群体性事件的敏感性。在当前社会机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公众在利益保障方面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使得他们对群体性事件新闻具有非常高的敏感性,非常注重对此类新闻信息的搜集。
群体性事件的迁移思考。虽然社会公众与群体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由于人们往往与自身的境遇和利益诉求联想,由此影响到他们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感知累积效应。类似群体性事件的多次发生,相同的政府处置行为,重现的新闻信息刺激,使得社会公众对群体性事件形成较为稳定的认知、评价态度,这种认知结果经过长期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社会舆论。由于新闻媒体对社会公众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应当在各个群体性事件报道中,注重对民众思考和行为倾向的引导作用,促进民众的理智思考。
摘要：要实现群体性事件新闻传播效能的最大化,就应当正确把握不同受众群体的角色定位,深入研究和分析受众心理需求及社会行为取向。
群体传播的心理机制 篇10
具有明确社会组织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就上升为组织传播。对社会的人来说,组织传播是一种不可能摆脱的社会存在。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鲁滨逊(Robinson)遇到漂流到岛上的黑人“星期五”,开始他们之间的交流是普通的人际传播,一旦他们之间确定了一种关系,于是,萌芽状态的组织传播便开始了———鲁滨逊以主人的身份与奴隶星期五之间发生传播关系(这是一种统治关系带来的传播关系)。
随着人与人之间频繁的交往,一些人发现他们有着相近的目标或利益,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或利益,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于是大家会进行协调、联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松散的或严密的组织。与其说社会是由无数单个人组成的,不如说社会是由无数这样的组织构成的。
然而,组织本身并不能自动实现目标,需要人们在组织内外通过不断地交流形成共识。现代社会的人离不开组织,其实都在一定的组织(而且往往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属于不同的组织)内外进行着有意无意的多种形式的传播活动。
群体与组织在传播过程及传播目的、效果、影响等方面有明显差异,组织传播有自己独有的原则、模型、动机。但是,既然群体是组织基础,群体传播的心理机制也就是组织传播的心理机制的基础。所以,我们需要首先讨论群体传播的诸问题,才能上升到对组织传播的研究。
一、群体意识与群体思维
群体意识(Group Consciousness)是参与群体或组织的成员所共有的意识,它包括群体感情、归属意识、群体目标和群体规范。群体意识是群体传播作用下的结果,一旦形成就会对群体成员的个人态度和行为产生制约作用。
群体意识的形成与群体内部的粘合性(cohesiveness)有直接关系。粘合性指群体成员之间彼此感兴趣的程度,也就是彼此认同的程度。如果大家彼此在意对方、认同对方,粘合度就高,群体意识也就越强,反之,粘合度就越低,群体意识也就越弱。我们通常所说的凝聚力,就是指粘合性较高,这也是群体意识的一种表现。
对于群体或组织来说,群体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像胶水一样,把群体或组织的成员聚合在一起,使成员们把关注点放在维系群体的团结上,相互依赖,遵从群体规范,从中得到安全、友谊、威信和自我价值的肯定。当群体意识足够强时,便形成群体思维。
群体思维(groupthink)是由厄文·贾尼斯(Irving Janis,1918-1990)首先提出来的一个假设,指当群体中间达成一致诉求的需要足够强大时,谨慎的思考和合理的决策就会丧失,甚至一些群体或组织成员会为了维护群体或组织的和谐一致,会压迫不同意见,或者,如果意见不一的争论可能影响到和谐一致,成员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观点和明智的决策,而顺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其结果是群体缺乏批判思维,成员们更愿意讨论简单明白、多数人赞成的解决方案,以便迅速达成一致。显而易见,这时群体或组织成员之间满意度很高,可是有效性却很低。
组织内的群体思维往往更普遍。打破群体思维有时是做出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尽管一般来说达成一致是一个群体所追求的特征之一,但是如果走到极端,那么它也变得毫无功用甚至具有毁灭性。”[1]
二、群体压力
群体压力是群体中多数意见对个体造成的心理压力,迫使个体(或使得个体盲目)放弃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与多数人保持一致。经济学里经常用“羊群效应”来描述经济个体的这种跟风心理;哲学家认为这是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导致的;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人类的从众心理;社会学家认为这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群体压力与权威或制度命令不同,它主要付诸于人的心理。作为社会性的人,人们有着合群倾向而避免遭到心理孤立和制裁。同时,基于对生存环境不确定性的判断,人们倾向于认同多数人的意见,以获得心理安全。
群体压力导致组织成员在行为上的“从众”现象。社会学家库利认为“从众”是“为了保持某个群体确立的准则而做出的努力,它是一种对普遍行为方式的自觉模仿”。[2]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希(Solomon Asch,1907-1996)对此的阐释是:“为了追随别人,人们宁愿放弃自己的正确意见。”[3]群体压力导致的从众行为作为一种协作,有利于节约时间和精力,但也能会导致不假思索地进行决策和行为。
传播学中“沉默螺旋”的理论假设,实际上就是群体压力之下的一种现象。在一个群体或组织中,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很少有人理会或遭受群起攻之,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因而形成舆论的螺旋发展过程。
三、集合行为及其心理机制
即使再松散的群体,也可能会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非常态的集合行为,它不受现有社会规范控制,具有人数众多、自发、无组织的特点。引起集合行为的刺激既可以是社会结构性压力,比如由于失业、物价、政治歧见、民族冲突、自然灾害等,也可能是某一个突发事件或刺激性信息。集合行为多以群集、骚动、恐慌奔走、流言散布的形态出现,所以往往会干扰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集合行为的传播机制包括群体暗示、群体模仿、群体感染等,相关理论包括模仿理论、感染理论(contagion theory)、匿名理论等。
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1843 -1904)是社会心理学中模仿理论创始人,他认为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就是由互相模仿的个人组成的群体,一切社会过程无非是个人之间的互动,不存在任何超越个人心理体验的实体,每一种人的行动都在重复某种东西,是一种模仿。根据塔尔德的模仿理论,模仿分为无意识模仿和有意识模仿,集合行为中的模仿更多地表现为前一种,当人们面临突发事件或被卷入突发事件中时,他们往往丧失理智状态,失去自我控制能力,也就更容易本能地模仿他人,力求与在场的大多数人的行为保持一致。
对群体心理机制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他把被某些因素激发起来的大众看做乌合之众,冲动之下他们往往表现极端,情绪夸张,偏执而专横,还容易轻信,易受暗示。他在1895 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Psychologie des Foules)(图2)中指出,人在群集时的行为本质上不同于人的个体行为,在群集情况下,个体会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自己的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这时即使是最有理性的人也会像动物一样行动。
勒庞提出了感染理论,认为激情和情绪传播程度的增加,会使得群众的无意识思想通过一种神秘物作用互相渗透,暗示的影响使集群心理朝着某一方向发展,导致群体中的成员以相同方式行动,个人的理性思考和自我控制减弱甚至消失。在相互感染的作用下,个体会被一时的冲动所主宰,卷入非理性的狂乱之中。他在书中记述,法国大革命时群众攻占巴士底狱,狱长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和对待,而是被愤怒的人们捆绑并殴打折磨,人们大声疾呼着如何处置他,烧死、吊死或者别的什么。此时一个因为好奇而赶来凑热闹的屠夫看着众人对狱长的羞辱和折磨,也狠狠地踢上一脚,痛打一顿,得到了人群的欢呼,他志得意满,因为他的行为被赋予了革命的崇高意义。
激情之下的群众往往凭直觉行事,野蛮粗暴、喜怒无常。并且此时的人显现出色厉内荏、欺软怕硬的本性,这种本性挟裹着每一个人,致使他们一见到稍有不同意见的人,就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势头极其迅猛。祖籍保加利亚的德语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 -1994,198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他的 《大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 一书中记叙了一件往事:1927 年他亲身参与了维也纳群众焚烧正义宫(司法部)的事件。当时,他夹在人群的洪流中,感觉到自己完全交融在其间,一点也不觉得群众放火是违法的行为。他写道,“那天的激情令我至今刻骨铭心。那是我经验中最接近革命的一次……我成为人群的一部分,我完全融入人群之中,对人群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丝毫抗拒”。呐喊的人群使个人思维变得软弱无力,甚至彻底消失。从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的狂热中,也能找到感染理论的佐证。
群体传播的实际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人们处于非理性的状态。徐贲谈到这种现象时写道:“受激情驱使的人群涌上大街,横冲直撞时,他们似乎找到了‘说话’的地方。不过,说话不等于交谈,交谈也不只是说话。大街不是一个交谈的地方,挟裹在情绪激动的人群中,人们挥舞着拳头,除了口号和呐喊,没有别的声音。这时候,他们的身体姿势本能地绷紧而亢奋,显露出对抗和战斗,而不是交谈的姿势。这样的姿势和空间有它自己的话语形式,那是一种由‘带头’和‘跟随’形成的语言。它首先是带头者的命令、警告、威胁和谴责。之后,经过重复和模仿,变成了追随者的赞同、欢呼、重复和奉承。它的作用便是宣泄,虽然人多势众,但并不形成真正的舆论。”[4]
集合行为中的个体,所以会做出他平时没有过的越轨行为,是因为他处于匿名地位。匿名理论认为,在集合行为中,每个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互不认识的陌生环境中,个人的标志就被掩盖起来,自己干的事别人不会知道,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或者责任被分散,构成法不责众的心理态度。“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5]在2004 年因搬运工(当地称“棒棒”)被打引发的重庆万州事件中,参与打砸烧行为的人大多就怀着这样的心理。2012 年因钓鱼岛事件引发的国内反日游行中打砸日系轿车的人亦是如此。当然并非所有的集合行为都是如此极端和非理性,比如2011 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总体尚是理性的。
信息流动状态是影响集合行为生成和走向的重要因素。塔尔德在1901 年的论著 《舆论与群集》(L'opinion et la foule)中,对舆论的结构及其形成、运动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报刊是公众的“精神纽带”,它在“理性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如果包括报刊在内的正规的传播渠道不畅或者功能减弱,那么流言这种信息流动的异常状态就会出现。虽然流言信源不明,但是当事发突然并且涉及人们切身利益而又无法从正规渠道了解情况时,人们会通过流言渠道寻求信息,流言流通就会非常快。流言具有快速增值的特点,并且伴随大量谣言。2004 年万州群体事件中“公务员打棒棒”、“打人者与警察握手”等谣言,就是导致群众认为警方处理不公而引发警民对峙局面的起因之一。
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应该对群体的情绪宣泄保持警惕。这类宣泄往往不可预测性,极不稳定。它们的特征在于:偏执而又显得高尚,专横而又似乎有理想,崇高而又暴力。其崇高的理论,可以成功地激起了群体的高尚感情,诸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共同伟业等等,使得群体成员在崇拜和服从的氛围中感到很幸福;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其暴力倾向常常显得理直气壮。理性的社会需要民众从群体思维转向公民意识,而这一转变需要道德和法治教育。
注释
1[1]特里·K·甘布尔,迈克尔·甘布尔.有效传播[M].熊婷婷,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91.
2[2]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包凡一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05.
3[3]Asch,S.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Prentice-Hall,1952:468.
4[4]徐贲.群众激情宣泄的“羊咬兔子”[EB/OL].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fzqy/2012/1005/68735.html.
5[5]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6.
网络群体心理 篇11
关键词：群体心理英语听说能力学习目标
群体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单位，是沟通个体的桥梁，个体通过群体与社会发生联系，受到群体的直接影响。学生在课堂上群体心理的形成能够让群体和个人相互影响，这对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有着积极的影响。
一、创建共同的学习目标，实现群体凝聚力
群体凝聚力是指群体对每一个成员的吸引力，一般凝聚力强的群体内部气氛民主，成员之间沟通频繁、交往顺畅；成员的归属感强，群体活动的出席率高：成员的责任心强，能自觉维护群体利益，愿意承担相关的责任。群体目标对群体凝聚力的量和质都有着重要影响：首先，凡群体目标明确并能广泛为群体成员所自愿接受，这样的群体都有较强的凝聚力；其次，凡与组织目标一致的群体自愿目标，都能产生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的群体凝聚力。
在所教班级中，可以和班级成员充分交流讨论，共同制定英语听说能力学习目标。比如，在大学一年级英语听说课上，笔者就制定了全班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听力测试题的得分目标，并分成多个学习小组。小组成员互相帮助、取长补短，而老师往往通过奖励的方式来刺激学生学习。此外，还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实践表明，通过参加这些活动，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并且绝大部分学生都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集体活动的乐趣。同时，也促进了班级成员的交流和沟通，促进了班级的和谐，在不断提升学生听说能力的同时也能提升班级凝聚力。
二、划分小组进行听说教学，促进听说水平提高
当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处于这种竞争状态时，往往会将其他同学视为学习上的对手。一些好胜心较强的学生，为了在练习过程中获得奖励，甚至会通过压制他人来突出自己：而那些竞争意识淡薄的同学，则处处回避老师所给出的问题，甘于将自己隔离在外。其实，这两种“生生关系”对学生的课堂学习都是有害无益的。
如果老师在听说课堂上能改变活动模式，利用群体心理划分学生小组，进行合作学习，让学生的思想和感情相互影响、相互认同，在心里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个群体，从而建立起“我们同属一群”的“我们感”和“归属感”。这样，他们就会以友善的态度互相接纳和肯定，而这种互相信任和宽松自由的群体气氛，又无形中增加了学生在课堂上的安全感，促使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逐步大胆地表现自己，达到积极练习的目的。因此，采用一定的方式对课堂“生生人际关系”进行调整，将师生之间的担心、害怕改变成一种集体责任感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从而提高每个学生表现自己的积极性和课堂学习活动的效益。
在大学英语听说课上，笔者把全班学生按自愿组合的方式，每组3～4人分成几个小组，并告诉各组成员，平时成绩将以小组为单位评定，小组成绩的高低将视该组在各组中的相对位置而定。目的在于通过小组竞争，促使组内成员相互合作、共同促进，并由此提高英语听说能力，达到教学目的。结果发现，在课堂活动中不论是以组为单位的听说练习任务的完成，还是分组讨论，全班课堂气氛都很活跃，学生积极性较高，而且组内的人际关系也比较融洽。
三、结论
网络群体心理 篇12
1、群体类型
(1) 以当事人亲属为基础的群体———在此类事件中通常是当事人的利益遭到侵犯或损失, 这种侵犯或损失无论是否客观存在, 还是当事方主观认定, 都可能导致当事人及其亲属采取某种激烈方式的抗争, 并且引发其他相关或不相关人的参与, 最终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
(2) 以利益相关人为基础的群体———共同的利益往往是形成一个群体的重要原因, 虽然很多人素不相识, 但共同的利益把他们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特定的群体。
(3) 以事件发动者或挑动者为基础的群体———不管如何分类, 其中总有那么一类人, 较其他人更加关切政治, 更能够发动或挑动一些社会性事件, 而其发动或挑动的缘由却未必与其自身存在直接关系。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动或挑动某些事件, 通常是以某个事情的发生作为源头, 进而通过对一定事件的诠释、宣传、造势等方式来达成, 这一群体也因此被称为“借机制造事端者”。
2、群体特点
(1) 偶然性和盲目性。无论事件为何发生总是能够聚集一定数量的人群或者特定的个体加入到这个群体之中, 大多是出于偶然或盲目的缘由。
(2) 动机与期望的相对一致性。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其动机与期望具有相对一致性。
(3) 隐性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同情意识。在特定的事件中, 存在一个隐藏在参与者背后一个更大的群体, 往往同情和支持事件的参与者, 给他们提供某种道义和精神的力量。
(4) 对于社会的无责任行为。群体性事件的绝大多数参与者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做出的这种行为的社会责任。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群体心理表现与产生机制
1、群体心理表现
(1) 借机发泄心理。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 并不仅针对起因事件本身。该事件至多起了一种催化或引爆的工具性作用, 深层原因在于人们对特定社会结构或状态不满, 并且认为表达意见和寻求救济的合法途径被堵死, 从而转向用行动发泄不满。
(2) 逆反心理。起因事件发生后, 一些政府有关部门出来“辟谣”或“定性”时, 因其此前的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 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在民众中威望和公信力。因而, 无论政府如何解释, 人们不仅不大相信, 反而将其视为政府推卸责任、隐瞒事实的借口。“辟谣”或“定性”不仅无法起到安抚人心的效果, 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3) 表现欲和英雄情结。个人进入群体后, 总有一种表现欲。特别是所谓的现代化造成个体间的距离以及因此形成的对人性的异化, 并没有改变人类渴望群体生存这一本能性的需求, 但会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4) 盲目从众心理。许多参与事件的人, 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事件发展的严重性, 更无法说清自己参与该事件的目的和动机, 而只是“看着别人跑过去, 我也跟着跑过去了”。这种从众心理可能会使一个极小的事件在很短时间内聚集起几千人上万人来, 从而聚集起巨大的社会能量。这种能量一旦得不到及时疏导或缓慢释放, 就可能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冲突。
(5) 法不责众心理。在群体性事件中, 个人之所以参与其中, 法不责众心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参与事件的人认为, 只要人一多, 个人混在群体之中, 做着和其他千百人相同的事, 往往相信自己的行为不会受到追究。群体行动中个体的去身份化现象是这种法不责众心理产生的最为主要的根源。
2、群体心理的产生机制
(1) 情绪唤起。群体性事件中情绪唤起奠定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基础, 由于生理唤起水平的提高, 情绪开始高涨, 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
(2) 情绪感染。情绪感染指事件的场景使原本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的情绪也激动起来, 从而完成从个体向群体的转变。
(3) 去个性化。所谓去个性化, 指个人自身同一性意识下降, 自我评价和控制水平降低的现象。个人在去个性化状态下行为的责任意识会明显丧失, 从而做出通常不会做的行为。
(4) 行为模仿。集群行为中行动者互相仿效, 使整个人群产生一致的行为。因为人们在突然事件前不知所措, 无计可施, 只好模仿他人, 看到别人怎么做, 自己也跟着响应。这样集群行为就产生了。
三、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群体心理产生的根源
1、社会阶层的分化造成人们心理的不平衡和“被剥夺感”
阶层分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显性化的客观现实, 不同阶层群落间的生存“鸿沟”所引发的摩擦, 将使阶层利益变得难以调和, 社会差异变得更加明显。
2、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力意识不断增强
这使其在面临社会不公和生存受到威胁时往往寻求更为积极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因为政治、文化、历史等等复杂因素, 中国社会始终未能发展到完全意义的“法治”国家, 这就造成民众头脑中自古有“为民”请命、“拦轿”伸冤的传统, 而且期待一旦遇到“清官”, 就有可能解决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问题。
3、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成为群众与政府沟通的主要障碍
人们对改革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社会风气不正、社会治安不稳定等社会不良现象普遍存在着较大的不满, 使政府失去群众的信任。由此导致政府与民处处争利的恶劣印象, 从而形成对立面, 并进一步恶化到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
四、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群体心理的防控对策
1、社会机制建设
(1) 积极稳妥地制定和实行社会公共政策, 努力提高社会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与可预期性。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社会结构不断分化, 不同利益互相碰撞激化的时期, 平衡各方利益, 化解各方矛盾就显得尤为迫切。
(2) 提高公共权力运行过程的透明度, 发挥政府的公共性功能, 提升社会的互信互谅, 促进社会成员的和谐。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使党和政府始终为民谋福祉的根本立场深入到群众中去, 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3) 要建立快捷灵敏的预警机制, 广泛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实践证明, 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 成功在于情报灵, 失误在于情报滞。因此, 要把大力加强情报信息工作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争取工作主动权。
2、群体心理疏导
群体心理疏导是指面对事件中当事人, 通过解释说明、表达理解和同情、支持, 运用语言等沟通方式针对当事人群的心理障碍进行疏通引导, 缓解心理压力, 进而改变其错误的认知和行为方式, 以达到化解矛盾目的的手段。
(1) 加强特定人群的心理引导和干预。这主要是针对事件当事人的心理引导问题。他们往往情绪激动、悲伤、烦躁、焦虑、怀疑、过分敏感或警觉, 甚至愤怒、绝望, 往往会做出非理性的举动。地方政府除了介绍相关事件的调查情况, 回答当事人疑问外, 发现当事人群存在情绪失控情况的, 暂时难以正常交流的, 除做政治思想工作外, 还应及时安排专业心理医生或经过培训的社会工作者, 对其进行心理干预。
(2) 根据当前信息技术的特点, 加强信息公开和权威发布。传统的信息封闭和压制在当今网络信息社会亦不能奏效, 反而起到反作用。在发达的信息时代, 谣言可以快速传播进其他人的耳朵里。因此, 政府应该针对群体心理, 及时准确选择信息发布的形式和方法, 自始至终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
(3) 加强对群聚场所的管理。要加强对群聚场所的管理。群体聚集, 不仅有利于各种流言传播, 而且最容易产生“情绪感染”。而要有效地控制躁动中的群体, 不能单靠从外部施压, 这会导致群体的进一步团结, 也不能依靠以暴制暴, 这会导致恶性循环让冲突升级。为此需要加强对群聚场所的管理, 要采取有效措施让非中坚分子离开群体, 并打消其他人加入群体的念头。
(4) 加强事后的心理干预。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 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化解参与群体的心理紧张。不要在采用暴力平息事件后, 扩大打击面, 甚至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在合理合法处置参与者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 要尽量以教育和引导为主, 开展一些心理安抚, 使参加事件者度过这次心理危机, 不留下心理创伤, 不会在同类事件中再次发作。
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加快与阶层利益急剧分化的时代, 因各种矛盾不断激化, 又无有效的解决机制, 群体性突发事件不断激增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不仅蕴含着复杂的社会矛盾, 同时还蕴含着复杂的心理因素。因此, 群体事件的参与者都有其特定的心理, 需要加以区别研究, 进而区别处置。研究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群体心理, 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及应对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群体事件,群体心理,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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