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时代

群体的时代（通用11篇）

群体的时代 篇1

庞大的数据开始侵入社会的每个角落,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据IDC的调研资料显示,我们生活空间中的数据每年以50%的几率增长,几乎每两年就会两倍以上的数据出现。互联网的诞生,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实现了信息的个人创造与共享,每个人都成为了数据的制造家。Wolframresearch的CEO史蒂芬·沃尔夫姆发表主题为“个人分析”研究的文章,展示了他自1989年以来的电子邮件的收发数据资料,并通过图示化的数据阐释了不同时间段的生活作息习惯以及工作模式。著名的IT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提出了SOLOMO (Social+Local+Mobile)的概念,即社交与本地化与移动的结合,是基于LBS技术的弹性社交模式,目的是实现社交内容与信息高度以及地理信息的高度融合。

网络社交群体

“大数据时代”带来的网络社交平台丰富多样,弱化了群体形成的障碍, 使两个单独个人之间建立连接的几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极大地增加了群体成员交流四维度——时间,空间,工具,以及内容的自由度,使得大数据时代的群体呈现出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联系紧密的小型群体(即内部联系紧密的次级网络);关系疏松的大型网络(即通过高度高度联结的个体间的联系组成彼此间松散联结的网络)。

无论是以何种价值创造作为目标的网络社交群体,都需要在群体成员间特异性与一般性之间寻找某种平衡。这点海德(F.Heider)的“P-O-X理论”给予形象的阐释,即认知对象与两个认知主体三者之间存在着平衡的状态。他认为归属于群体的人们有实现平衡与和谐的期望,并且倾向于通过最小的努力来实现这种平衡,并且用户做出最初选择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倾向于那些和自己有着相同或者类似观点的群体社区,以使后来的实现群体认知平衡的努力限度达到最小。基于“P-O-X平衡理论”,网络社交群体形成需要三个准则:可信服,有效性,与认同感。

可信服是要明确地告诉群体成员的参与者,特别是贡献者为什么要这样做。承诺是社交网站的核心内容,因其能够说服消极参与的浏览用户成长为贡献型的用户积极参与群体交流,而符合用户内心真正需求的承诺更有吸引力。为了最大限度的发动用户,最有效的策略就是降低用户加入的难度,让其感觉诺言的兑现是如此的简单;其次要能够为用户带来明显的个人价值;另外,社交网站的“小世界网络”的关系模型告诉我们可以先将用户群体进行细分,鼓励他们加入小型次级网络,因“小型群体在达成并维护一致和共识上更有效”,然后再发展高联结度的“大使”。

有效性描述的是用户互动的可能性与活跃性。社交平台的设计必须要适合用户的行为,并且能够帮助用户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网络社交作为新工具降低了人们沟通交流的障碍,但是并没有改变社会人的群体生活的典型特征,即小型群体的成员之间更容易达成共识并和谐相处,并且小型网络具有加强与过滤信息的功能。然而大型网络联系的松散特征对“群众智慧”实现的功劳不如忽视,因分散布局的不相连接群体更有利于成员寻找到更好的答案,其重要的功能是收集来自不同用户的知识或者直觉判断,但是却无须达成共识。

认同感是参与该群体活动的用户就自身的责任与义务大成的共识,即产生信服的用户参与互动之后,群体对其的期望以及自身的预期收获。约定是关于用户的自我期望与群体对其的期望, 并且要在群体成员间达成共识性的“无言”约定,群体其他成员作为整体的行为或者反应的期待,更多地体现出成员间的社会性联系,并且成员之间的关系越密切那么之间的互动也相对较多,随之而来的是达成共同协议的复杂度的增加。

网络社交平台的创建

1.“第一眼价值”的实现

用户的社交平台的使用周期包括察觉,注册,回访,与情感依赖四个阶段。社交网站使用过程呈现出“鸡尾酒派对”的现象——进入网站,浏览内容,发现价值信息,而后加入“交谈”,其他动态吸引你的视线。“熟悉的信息源触发的情况更容易使人们做出快速的反应”,社交网站需要为用户提供第一眼价值,因为用户在进入网站到发现价值信息之间能够花费的时间非常短暂。运营成功的社交网站要在用户达到页面短时间内告诉用户社区的目标并 成功的说服用户留下来。开放灵活的信息架构,清晰地导航,有价值的内容展示,还有极具亲和力的视觉设计——尽量图示化的信息显示,明确的视觉信息指示控件操作方式,各类信息间权衡显示,这些都是满足用户的“第一眼价值”需求的设计原则。

2.“贡献型”用户的培养

社交网站的用户群体,依据其在网站内的活动轨迹,可以被划分为四类: 主动发起话题的活跃用户群;就别人的话题发表个人看法的积极参与用户群; 转发并共享某话题及其评论的分享用户群;无所事事的浏览用户群。社交类网站的成功运营必须要包含贡献型用户, 即最大限度的培养活跃用户,至少也应鼓励用户成为积极参与者。影响社交网站“贡献型用户”培养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贡献行为执行的难度:首先决定于网站的权限设置,有些网站在用户没有得到价值信息之前就限制了用户对某些内容的阅读权限,这无疑是阻碍了用户的深度参与;其次,社交网站作为“外部记忆源”的主力军,必须要能够帮助用户最快的时间到达记忆的存储目标位置,从而增加了其利用结余时间进行内容贡献的欲望。

3.建构“高效率交互式记忆”

人们倾向于只记忆信息的来源, 而忽略信息本身内容,并且还非常擅长从周围人特别是亲属和朋友那里索取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信息,认知心理学家将该种模式定义为“交互式记忆 (Transactive Memory)”。运营成功的社交网站具有“高效率交互式记忆”的特征,即专业(Specialization),协同(Coordination),信任(Trust)。“专业”是指群体内部独立个人所具有区别于其他成员的专业的知识;“协同”所阐释的是群体内部形成的关于成员专业知识的源记忆;“信任”描述群体成员对彼此专业知识准确性的信任。

具有针对性的社交网站比较容易吸引专业贡献型的用户,因为用户能够比较直观便捷的完成自我定位,是稀有信息资源的贡献者,还是稀有信息资源的分享者或转发者。如果是覆盖信息类别比较杂乱的社交网站,可以鼓励用户形成特色社区,或者提供高效的导航系统与筛选途径,再或者对用户关注外的可能激发用户参与或者对用户有价值的信息进行适当的推荐。信任是成员间交流的前提,同时也是高效率交互式记忆形成的基石和维系的纽带,也是网络社交平台成功运营的关键。网络社交平台搭建时需要为用户有效便捷的“个人名片夹”创建体验,鼓励用户将个人资料展示在个人名片夹上,尽量把那些可以作为其所贡献内容的价值评价依据的信息内容进行重点强调;通过身份标签或者整体排名等方式将其在群体中的活跃性直观的展示给其他成员,节省他们的归纳评估的时间,以激发成员对个人名片夹的信息更新主动性。

大数据时代新型群体交往方式背后蕴藏的需求特征并没有改变,人们依然期待着自我价值的实现,渴望自我情感的表达。人类根本的心理需求将继续成为新时代互联网社交平台构建的依据与理论来源。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后PC时代特征,并孕育出绚丽多彩的交往工具与平台。基于网络平台构建的社会群体具有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即关系紧密的小型群体,与关系疏散的庞大群体。基于对新型社交群体特征的阐释,深入探讨群体交往的形成要素以及交往平台的如何构建。

群体的时代 篇2

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地医疗专家队伍星夜集结驰援湖北武汉。在这场抗疫阻击战中，江苏省人民医院援武汉重症医疗队先后转战武汉市第一医院、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同病魔角力、与死神搏斗，创下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疫情就是命令!2月13日晚，江苏省人民医院援武汉重症医疗队204人抵达武汉，第二天便整建制接管了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监护病区，两小时内收满病区61张床位。

当时，武汉市第一医院共有11个重症病区，医疗队接管的是其中重症“监护”病区，尽管只多了“监护”这两个字，但这意味着患者病情更重、治疗难度和风险也更大。

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成熟的医疗技术，经过35天奋力拼搏，他们所负责的病区病患清零。随后医疗队又转战金银潭医院，这里收治的患者基本都需要插管或上ECMO人工肺，平均年龄70岁以上，最大的有91岁。

为了啃下“硬骨头”，医疗队成立了包括气管插管、气管镜在内的15个突击队，还专门组建了ECMO医护团队轮班值守，24小时一刻不停地监测病人的体征。

贡献力：新时代群体智慧的聚合器 篇3

NTT DATA是日本最大的IT服务公司，营业额是排名其后的7家公司之和，NTT DATA将“贡献力”落实到个人，落实到公司制度，落实到公司文化，打造了一个“讲贡献”的经营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员工、中层管理者、公司高层领导都明了本人的角色，从而令NTTDATA成为世界顶尖的IT服务公司。

大师德鲁克所著《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已被奉为管理学的圣经，书中第三童“我能贡献什么”里，他专门谈到了贡献，并指出在管理领域里，“重视贡献是有效性的关键”，对于多数人而言，德鲁克这里谈到的“贡献”，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名词而已。而对于日本IT业界最大的公司NTT DATA的老总山下彻来说，“贡献”是一整套的经营与管理方法，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企业在市场上的一种竞争力，即“贡献力”——超越个人的立场，与各类团体中的成员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由此产生的力量。

“贡献力”作为一整套的经营与管理方法出现，有着很强烈的时代背景：一方面是传统的、地域性的社交团体的式微和网络社会团体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在全球化冲击下，企业的经营中分工的细化、组织的扁平化、海外外包业务的增长，使得管理者对于如何掌控公司的前进方向变得吃力。通常，管理者习惯沿用旧有的成果主义的考核标准，使得本位主义盛行，公司内部的不同部门，“各扫门前雪”已经成为常见的现象，这种本位主义最终的导致公司内部壁垒森严，知识与信息难以在各个部门、各个员工之间流通。这诸多情况都使得“贡献力”成为一种迫切的必要：当单个个体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弱的时候，群体的能力和智慧愈发显得重要。其实，中国人的俗语“众人拾柴火焰高”，亦是说明同样的道理。但“贡献力”仅仅成为必要还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贡献力”的良性循环持续的运作发展下去，这也恰是此书的重头戏。

山下彻以贡献力之环的构建、员工贡献力培养、为提升贡献力所需做的准备三个方面着眼，以三部曲的形式把贡献力从概念推向了实践。

他先是从不同角色对应不同任务角度，构建出一个贡献力之环：个人——协创性（加入公私混合型组织，互相学习）；管理者——专业性（打破本位主义，培养员工专业性）；经营者——多样性（打造新的企业氛围，将企业推向开放型、多样型）

在员工贡献力培养里里，山下彻用最多的笔墨特意举出了NTT DATA公司内部SNS——Nexti的例子：在山下彻看来，Nexti之所以成为一个打造员工贡献力的平台，在于它“公私混合”的特质，企业内部员工不仅通过这个平台形成了自己的关系网络，而且最重要是它的Q&A这一部分使得员工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遇到问题时都可以在此平台上发布，把专业的知识变成公共知识，实现企业内部知识共享，对个人，知识进行有效管理。

最后，在提升贡献力所需准备里，山下彻主要强调了制度因素的保证，包括考核制度，表彰制度以及员工满意度。至此，山下彻的贡献力模型得以完整地建构起来。

群体时代电视媒体的职责 篇4

群体具有诸多负面特征, 群体往往是无意识的、感情冲动而敢于行动的。因而, 电视新闻媒体要亲历社会事务, 重视对民众认知的体认, 切实感知民众的真实感受与意识取向, 以“三贴近”原则报道新闻事件的真相;又不能单纯地从民众的角度来反映其一时的诉求, 而必须进行有取舍的整合处理, 合理处理群众的感受对于报道倾向的影响, 否则就显得冲动而缺乏理性思考。网络媒体给了群体表达意愿更好的环境。近年来, 网络媒体曝光、跟踪、议论解决了大量的民间诉求, 这对电视新闻媒体是一种强有力的挑战。但电视媒体应首先认识到, 群体区别于公众, 群体民主也绝不是公众民主。其次, 公民理念尚未深入人心, 臣民观点依然不绝于耳;绝对权力导致腐败, 意识形态影响依旧强势;更多的时候见到的是作为单个个体的公民, 而非作为民间组织的公民群体……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时代还是群体时代, 我们的社会还远不是公民社会。电视新闻媒体立足于这个基点来进行新闻活动, 才不致失范。

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看, 新闻媒体参与群体活动, 并潜在地对群体活动的发展推波助澜。而新闻传播方式的特性使得新闻媒体对群体的影响力尤其特殊而重大。

因而新闻媒体是否应当成为意见领袖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由其性质决定, 媒体已经是事实上的群体意见领袖;只是成为何种性质的意见领袖、对何种事务进行推动、如何推动才是一个重要问题。群体的声音在不加限制时只会显示出巨大的破坏力, 而非建设性, 这正是需要作为“把关人”的新闻媒体行使其职责的时候。作为社会的守望者, 以一种合理的方式疏导陷于壅塞的流言, 以一种成熟的姿态引领良莠不齐的民众声音, 这是媒体的定位与能力所决定的职责, 是媒体在群体时代需要重新体认的职责。

电视媒体在对群体进行新闻活动尤其是宣传性活动时, 惯常采用的是暗示和影响的手段, 因而在单纯意义上作为群体领袖的角色来发挥其功效是易于掌控的, 传播效果研究的早期理论枪弹论 (强效果理论) 即针对于此。这种观点夸大了大众传播工具的作用, 忽视了受众的个体差异, 以及在选择和接受信息时的能动性。但这种理论对媒体在群体活动中的角色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佐证。1938年奥逊·威尔斯改编的《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广播剧在美国电台播出后, 在听众中立即引发恐慌, 即是明证。

群体对领袖易从思想和情感上产生一种政治上的恐惧感与宗教性的崇拜感, 因而能够受领袖的领导而无意识地参与各种活动。而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 由职责所定, 其所扮演的角色不应是作为群体活动中的领袖, 而应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意见“领袖”, 即指引公众参与社会事务走向正确的道路, 而非领导其走向更多的不确定;或者说其角色应当是“指引者”, 而非“领导者”。

群体的时代 篇5

保持全力以赴“学”的精气神。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上的清醒坚定。通过学好党史党章党规，加强党性修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初心、体悟使命，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通过学习时代楷模、共和国勋章、国家科技进步者们优秀的英雄模范事迹，同先进典型对照，汲取榜样力量，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保持全面从严“守”的斗争力。当前，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历史关键期，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守护好群众关心的大小事，切实解决他们的痛点难点，尤其要围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巩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保障改善民生，严厉查处在精准脱贫、扫黑除恶、污染防治、惠民政策落实等方面精准发力，保持斗争精神，尽锐出战、善作善成。守好初心使命，必须全面从严、始终从严、永远从严，不做怕见风雨的泥菩萨，而要做疾风劲草、当烈火真金，善于斗争。

保持全心全意“进”的责任心。决胜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不能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而要做社会治理、改革稳定、经济发展、产业振兴等各方面的参与者、攻坚者、奋进者，与时代同频、共振、双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广大党员干部只有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处处慎权、慎欲、慎微、慎独，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除非分之念，强化责任担当，经受住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

群体的时代 篇6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有明显增多的趋势。石首事件是继瓮安事件之后最为典型的、影响力最大的群体性事件之一,这次石首事件暴露出更多的问题。通过石首事件,对群体事件进行解读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部分党政领导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的问题

1.主要党政领导靠前指挥不及时

在石首事件初期,该市党政领导和公安局长在事件处理时,没有亲自到场,错过了事件处理的黄金时间。群体性事件出现苗头后,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及时到达现场,不敢面对群众,回避矛盾,措施不力,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丢掉了阻止事件升级的主动权。群体性事件不可怕,可怕的是领导不敢勇于承担责任,而是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不法之徒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用暴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

2.新闻发布语焉不详、信息披露不及时

部分地方党政官员不适应互联网时代,以为限制了当地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消息就传播不出去。当发现网络传播了很多视频和照片时,又采取断网的措施。

信息不公开,沟通不及时,导致了在混乱的事物表象面前,产生种种猜疑和误解,使局面更加复杂混乱。而政府及官方媒体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有意控制和封锁消息,习惯性地采取内部处理事件的方式加以解决,隐瞒真相,加剧了民众对政府及其媒体的不信任感。

3.手段粗暴、没有及时问责

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时,少数党政领导过度依赖强制手段,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会不断制造矛盾,损害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好关系。石首事件中,湖北省公安厅和武警总队派来了近万名武警,动用了高压水枪,老百姓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发生了冲突,损害了警民关系,加剧了官民之间的对立,增加了平息事件的处理难度。

在处理事件中,没有及时问责。部分负有主要责任的党政领导,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没有及时发现并报告情况,因失职、渎职造成群体性事件或使群体性事件升级的人员,没有能视情节轻重及时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二、党政领导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1.勇敢面对、平等沟通

群众性事件发生以后,党政领导应该在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要党政领导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直接面对群众。领导干部的出现,使群众有种被重视、信任的心理感受,给群众一种安慰感,有助于缓解群众的情绪,因而对抗心理就会相对趋缓,对平息事件大有益处;直接面对群众,有助于领导者了解事实真相,这对于辨别是非、正确决策至关重要。经验表明,领导亲自接待处理的群体性事件,有助于提高一次处理到位率。党政领导应尽可能地扩大与群众的接触面,消除群众的疑惑,满足群众的要求。

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危机时刻也是最需要领导者的时刻,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和能力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刻接受考验。领导者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艺术的高低,通过他们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和手段就能够得以最好的检验。“乱世出英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2.保障群众知情权、打赢信息战

“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的普遍规律。在互联网发达的信息时代,如果政府不抢占先机,就会使舆论引导陷于被动状态,错失化解矛盾的有利时机。

在网络时代,党政领导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首先要做的是改变长期以来处理此类事件的惯习,要积极发挥媒体在信息披露中的作用,切实学会在媒体开放之中处理事件,一则可以将政府内部的一些猫腻减少到最小,再则可以使流言的伤害减少到最小。自古以来,流言都是见光即死的。

传统的信息封闭和压制在当今网络信息社会不但不能奏效,反而会起到反作用。首先应该尽快地把真实的情况向老百姓公布,不要掩饰,不要粉饰,更不要说谎。若能够做到这些,就能够较快地平息群众的情绪,取得群众的谅解,将事情缓和下来;凡是遮遮掩掩,不向群众说真话,就往往适得其反,既不能平息群众的情绪,反而激起群众更多的猜疑和怨愤,致使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下降。党政领导应通过新闻发布会、电视讲话、政府网站信息发布等各种渠道向群众说明事情的缘由,这有利于迅速地平息各种传说和谣言,消除群众的疑惑。

另外,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和主流新闻媒体仅仅发布信息还不够,还必须迅速了解和把握网上各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搏,迅速回应公众疑问,这需要政府尤其是宣传部门具有快捷准确的舆情搜集和研判能力。笔者建议,政府应建立网络信息舆情监控体系,利用网络舆情监控中心及时地了解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动态。

3.慎用警力,迅速问责

随意动用警察,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没事了,但群众的怨气却在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很可能为引发更大的冲突埋下隐患。所以党政领导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动用警力须慎之又慎。反思贵州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十分痛心地说:“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应对群体性事件,问责要及时。在石首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负有主要责任的石首市委书记及公安局长被免职等,只是这些问责来得有些太迟了。如果能及时问责,对老百姓的情绪会有积极的安抚疏导作用,有助于尽快地平息事端。对于欺上瞒下、延误时机的行为,或处置不当造成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失职、渎职行为,要按规定立即问责。2009年7月12日《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颁布实施,使领导干部的问责制实现常态化。

4.事后逐步解决深层次矛盾

石首事件的演变不是单纯的死因质疑事件,而是由死因质疑引发的长期积淀下来的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总暴露。这些深层次矛盾说穿了,就是干群之间、警民之间、贫富之间的矛盾。公共突发事件出现的社会背景,是因为存在官场腐败,为富不仁,治警不严和治安混乱等等诸多问题,导致了社会上蔓延的仇官、仇富、仇警心理。尤其是一些地方的少数警察的丑行多,部分警察对群众的态度相当专横,作风非常霸道,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完善信访制度,加强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确保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才能治本。任何个人和单位,如果缺少了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正如英国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笔者认为,完善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司法不公是当前一部分民众最大的不满。”司法即正义,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部门的腐败比其他部门的腐败更让人深恶痛绝。在司法的独立性上,笔者建议司法机构应该摆脱当地政府的控制和干涉,学习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实行省级以下单位的垂直管理。

此外,笔者想强调一点的是,网络时代党政领导急需提高“执网能力”,政府应该安排专门的负责人了解网络民意,及时回应网民,主动“网上接访”。通过网络预警,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把问题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总之,解决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深层次的矛盾,才能釜底抽薪,从源头上减少群体性事件,否则,如果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群体性的事件发生。

群体的时代 篇7

1“多屏”及“草根心态”解析

1.1 媒体的快车驶入“多屏”时代

“媒介即讯息,对社会来说真正有价值的‘讯息’是人们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1]自古至今,人类的传播技术产生了数次巨大的飞跃,每次飞跃都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传播境界,都进一步释放和提升了人类的传播力。而今天,在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的支持下,人类的传播更是进入了多媒体、全天候的时代。在“渠道解放、内容为王”的理念下,各种光怪陆离的信息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正是在新技术的支持下,我们可以利用“多屏”接受信息、并在“多屏”间进行互动。

我们先来看看“多屏”接收和交流的情况。这种情况是指受众同时开启电视、电脑、手机等等多种媒体中的两个甚至全部开启,用之接收相同或不同的信息,或者用电视接受信息,而在电脑、手机等媒体上发表评论和交流互动,即同时调动多个接收终端的“屏”来进行信息接收和交流的现象。如我们在电视上收看某影视或某个节目,也同时打开电脑或者手机,参与节目评价、与其他受众进行互动交流。因此,本文所谓的“多屏”其实就是电视、电脑和手机等多种媒体的接收“屏”,这些屏之间可以进行互动和融合。当然,上述的看影视和交流讨论的事情往往可以在电脑或手机这些新媒体的“屏”上单独完成,但不可否认的是开着电视机看影视或者节目,在新媒体上进行评论和交流已成为时尚,且“多屏”接收和互动确实比在单个“屏”上来的刺激,也往往会更有意向不到的效果。也许有人觉得,某个特定的受众在特定的时间之内只能接收一个媒体的信息,但由于随着媒体接触时间的延长,受众往往会在多种媒体之间进行切换,或者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布置不同的接收“屏”,并在不同的“屏”上做着不同的事情,如用电视看节目或影视,用手机摇红包或礼品,用电脑进行评论和交流等等。因此,“多屏”时代已经到来,人们同时或者穿插使用多个“屏”来接收和交流信息,已经成为一股潮流。

1.2 社会大众普遍具有草根情结,并由此滋生了“草根心态”

“草根”这一词语原本是用来指没有什么先天优势且又没有一技之长的人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最初的定义,“草根”却成为不少人的自称,如“本草根”或我就是一个草根,说明其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自嘲性词语,无论表面特征是否符合草根的定位,众人都争抢这一名号,以被封为“草根”为荣。相反,在赞扬某人是“白富美”“高富帅”时却使人觉得带有讽刺意味。这充分说明“草根”已经超越了人的实际状况的指称,而更体现为一种心理状态了。因而有人认为“草根”体现了一种社会变革中网络亚文化的崛起,草根一词的兴起显示了人们幽默的自嘲。

“草根”是一种心态,如再怎么棒的身体遇见绝症后就立刻就变成了草根、再怎么捣蛋的小孩子遇到了老师就成了草根、再美的谎言一遇到事实就成了草根、再怎么漂亮的脸庞一爬满皱纹和(或)雀斑就成了草根、再怎么专业的人一碰到另外一行就成了草根……之所以有草根心态,是因为社会复杂多变,现实总是比较残酷,人们的压力比较大,因而在很多现实生活面前表现出无能为力的状态,加之人不可能事事都如意,在一些事情方面也许是成功的,但在更多事情方面则不如人意,所以“草根”就成了人们自称的词语了,或者说它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不少人在面对现实时的一种标志性心理,成为了现实状况不尽人意的一个符号标签。

由此可知,“草根心态”并不是少数人才有,它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很多人都具有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都将具有这一心态,具有“草根心态”的人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群体。

2“多屏”传播与“草根心态”的抚慰

鉴于社会大众都会具有的一种亚文化情结,我们觉得“草根心态”是在没有成就感、满足感、归属感和参与感,在他人或自我心中没有存在感,或者存在着寂寞和空虚感的情况下产生的,在社会大众普遍具有这种“草根”情结的情况下,“草根心态”得以迅速滋生。而没有成就感及满足感等等这些感觉本身也是“草根心态”的重要特征。

人们可以在媒体这个虚拟的环境中进行精神价值的重塑。在媒体构建的虚拟环境中,人们可以超越现实的羁绊,在其中扮演自己所期望的任何角色,并充分释放现实社会中的压力和苦闷,在媒体这个虚拟空间中构筑自己希冀的精神空间。比起单屏来说,“多屏”可以让人们在多个载体之间进行的信息接收和交流,操作起来更加方便和及时,传递信息的内容更加广泛,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多屏”可以让人们成为复合型受众,即同时接受更多来自不同媒体层面的信息,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畅聊人生愿景。在大家向往、临时或长期搭建的精神家园中,获得成就感、满足感、归属感和参与感,并可以消除现实中空虚、寂寞和受人蔑视带来的囧感。因此可以说,在社会公众泛“草根心态”化的今天,“多屏”能使公众更加容易消除不良心态,契合和“真草根”和“伪草根”在追求精神满足方面的心理实际,能在一定程度上抚慰社会大众的“草根心态”。

3“草根心态”能催生“草根媒体”平台和“草根传媒”经济,怀有“草根心态”的受众将是大众媒体追逐的重要群体

受众是网站和商家的重要财富矿,而数量越来越大的怀有“草根心态”的受众必将是大众媒体追逐的重要群体。因而“草根心态”能催生“草根媒体”平台和“草根传媒”经济。

就媒体平台来说,出于对成就感等各种心理需求的满足,必须与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鉴于现实社会中周围的群体都对自己的各种状况较为熟悉,因而很多心态难以得到满足,就算好久不见的亲戚朋友,一旦走入现实的社交中就能及时了解到自身的状况。所以具有“草根”情结的人们往往通过媒体这一载体来与他人进行交往。而在媒体这一载体中表现得越充分、越吸引人,就越能得到别人的认可,也就越能沟获得满足感。前面说过,“多屏”能更为便捷、及时和多样化地展示人们的形象,因而选择将“多屏”接收终端融合,打造“多屏”融合的生态体系,不仅与媒体融合的时代主流相适应,还能满足各种“草根”的心态需求。由此可知,“草根”的多屏表达需求将在一定程度上催生“草根媒体”平台。

就传媒经济来说,现在是粉丝消费时代,一家媒体、一个产品没有粉丝,就很难支撑下去。所谓得“草根”者得天下,再牛的人都会有“草根”的一面,满足数量庞大的怀有“草根心态”的群体的角色扮演、释放压力和排遣不快的需求,紧紧凝聚这一群体的心,就等于得到了一群忠实的粉丝。这样一来,不仅得到了具有“草根心态”这一群体的青睐,也得到了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矮丑穷胖呆”这些真实的“草根”的青睐。媒体满足了“白富美”“高富帅”的“草根心态”,自然会吸引他们进行消费,不断壮大经济实力;赢得了真草根的心,就能针对他们开发长尾经济,特别是商家只看点击量和活跃指数的今天,吸引这群人,媒体获得的财富甚至比只吸引“伪草根”人群的还多,还是具有抚慰心灵的需求、具有成就感等需求的,甚至可以说真草根的“草根”情结更浓,更具有抚慰的需求。

综上所述,怀有“草根情结”,富有“草根心态”的庞大群体,他们为了满足自己作为人都会有的情感需求(即便是不同人、不同时间地点的需求不一样),在媒介化社会中,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利用媒体来寻求心态满足。媒体样式越丰富越受到追捧,不仅满足“草根”需求的单一的媒体平台会越来越多(如在现实生活中成为恋爱“草根”的人群的心态催生了婚恋网站),具有“多屏”融合的“草根媒体”平台也会在这些需求下快速诞生(如现在已出现了集电脑和手机功能为一体的“多屏”手机),而传媒经济也会在这些心态的趋势下得以快速发展。

4“多屏”时代媒体针对“草根心态”群体的营销策略

不管是真草根还是伪草根,他们都是媒体的受众和粉丝,都是媒体发展的真富矿。媒体要充分利用“多屏“优势,有针对性制定一系列的营销策略,牢牢稳住具有“草根心态”的人组成的受众群体。

4.1打造立体的交流方式,为“草根心态”群体提供与众不同的交流体验

我们要探索更多的让受众可以同时(或者几乎同时)进行信息接收和交流的传播方式,为具有“草根心态“的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提供多元化的传播和交流空间。以电视可以摇一摇为例,用户可以边看边摇,并及时通过社交网站、QQ及微信等社交媒体发表评论和交流思想感情,获得全新的体验。因此,媒体应该针对电视、电脑、手机等媒体,开发看影视、IM、邮件、留言和连线等立体的传播网,使具有“草根心态”的人群能在特定的空间中同时利用多种“屏”进行传播和交流沟通,获得与众不同的体验。

4.2 针对受众的需求兜售成就感、满足感、参与感、归属感及存在感

上文说过,缺乏成就感、满足感、参与感、归属感及存在感是“草根心态”产生的重要原因。媒体要充分调动“多屏”的优势,为怀有“草根心态”的群体提供更为生动形象、更为便捷及时的表达渠道,让他们能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找到成就感、满足感、参与感、归属感及存在感,排遣内心的空虚寂寥和现实中在某些方面被蔑视的情绪,使怀有“草根心态”的大众有从“草根”到“土豪”之自豪感、享受感及幸福感,给有“草根心态”的人群以“逆袭”的动力。做到像所有受众几乎都离不开QQ、微信这些平台一样。

当然,媒体在兜售这些感觉的时候,要注意规避“草根”们的道德风险,及时过滤虚假、情绪化的信息,绝不能为了迎合人们的“草根心态”就任其去发布虚信息和非理性的信息。

4.3 为不能找到较好的运营方式而陷入“草根状态”的商家排忧解难

再牛的商家,一旦出现管理混乱、信息推送乏力的情况就变成了草根。媒体要积极寻求电视、电脑、手机等“多屏”的联姻平台,针对作为“高富帅”“白富美”的商家在管理中出现的难题,构建立体化的“多屏”传播和管理平台,在平台信息发布、会员管理以及自检功能等方面解决商家运营的烦恼;在二维码、社交分享功能以及App设计和应用方面让更多客户了解到商家的信息。这样一来,就实现了永久的在线沟通和多终端的品牌推广,也就可以为不能找到较好的运营方式而陷入“草根状态”的商家排忧解难。

4.4 营造“草根”文化这一亚文化氛围

“亚文化(subculture)指某一文化群体所属次级群体共有的独特信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独特的价值与观念,而这些价值观是散布在种种主导文化之间的。”[2]“草根”文化是“草根”群体所独有的文化表达形式,从最初的低俗和鄙夷过渡到人们争相以“草根”自居,说明了草根已成为一个独特的亚文化标签。他不再是“矮丑穷胖呆”的代名词,而是社会大众面对特定社会压力或要求难以适从时的一种焦虑心理和自我解嘲,当然,这也是激发人们立志改变现状、奋发向前的动力。作为媒体,要多多营造“草根”变土豪、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在媒体环境中少些灰色多体现些阳光,使“草根”有追求成功的希望、心态和干劲,从而让众“草根”沉浸在快乐、上进和遇到压力自我解嘲与相互鼓励的文化氛围中。而这完全可以借助“多屏”互动的优势来做到。

4.5 制作品格高尚,显示“草根”的逆袭的影视

当前,具有“草根心态”的人群正不断扩大,已经到了舆论引导和媒体营销不得不重视的地步。对于媒体营销来说,可以积极制作品格高尚,显示“草根”的逆袭影视作品,使之在以“草根”式自黑与吐槽而爆红的同时感染更多具有“草根心态”的人们,使“草根”在观看影视的同时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进行讨论和沟通,各抒己见、相互鼓励和娱乐。我们可以以一个显示多屏时代制作“草根”影视的成功例子,来说明该时代制作“草根”影视的价值。如优酷和万合天宜不满足于网络上成功的《万万没有想到》,而联合湖南卫视推出了共6集的《万万没想到之小兵过年》,于2014年1月4日同时在优酷网和湖南卫视播出。优酷“总播放量约1.35亿,集均播放量两千两百万,评分为8.9。”1总的来说,这种跨屏、“多屏”的联袂打造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5 结论

“草根”已成为一种亚文化现象,成为众人自居的一个符号,具有“草根心态”的人越来越多。“草根心态”是社会大众在缺乏成就感、满足感、归属感、参与感和存在感的情况下产生的,媒体可以针对社会大众成就感、满足感等特定的心理需求来展开营销。在“多屏”时代,媒体可以借助多屏融合互动的方式,为具有“草根心态”的人们提供特殊的心理满足,牢牢抓住这一数量庞大的受众群体,推动自身的发展。不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内容选择方面的张力很难在短期内消除,这是征用‘草根’文化之后意图横跨多屏、扩大既得利益的自制剧出品所无法绕开的棘手问题。”[3]因而,媒体在制定策略的时候,必须考虑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内容选择、文化营造的张力问题,使各屏间形成融合互通的平台,自身(或供具有“草根心态”的群体)及时发布、推送和交流信息,以达到针对“草根”营销的目的。

摘要：“多屏”接收信息和交流观点的时代已经到来,伴随生活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也逐渐产生“草根心态”,媒体利用“多屏”针对“草根心态”群体的营销局面已悄然打开。笔者认为,“多屏”传播能在一定程度上抚慰“草根心态”,而怀有“草根心态”的受众将是大众媒体追逐的重要群体。媒体要积极利用多屏来打造立体的交流方式以便为具有“草根心态”的群体提供与众不同的交流体验,兜售成就感、满足感、参与感、归属感及存在感,为不能找到较好的运营方式而陷入“草根状态”的商家排忧解难,营造“草根”的亚文化氛围,以吸引具有“草根心态”的这一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促进自身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多屏”时代,媒体,“草根心态”,营销策略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郝雨,路阳.“屌丝”现象的亚文化解读与反思[J].新闻界,2013(10):30-34.

群体的时代 篇8

当前,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要想促进经济的发展, 就必须加强对经济的改革。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 经济改革存在一定的难度,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贫富差距问题, 导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面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 如果政府采用掩盖问题的方式, 就会导致不法分子利用不当手段, 挑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政府对群体性事件舆论发展不重视, 民众的负面情绪高涨, 就会导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加。

二、新媒体时代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的重要意义

(一) 有利于稳定社会环境

加强对新媒体时代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 对稳定社会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是促进社会改革顺利实施的前提和保障。近年来, 群体性舆论事件呈现扩大的趋势, 各行各业都会受到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严重程度日益扩大。一些人对社会上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和合理的解释时, 常会把群体性事件作为发泄的工具, 导致恶劣的群体性事件发生, 对社会的治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1]

(二) 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社会舆论事件的管理中, 党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加强对舆论事件的正确引导, 将稳定人民群众的情绪作为工作的重点内容。政府会采取一定的措施, 防止舆论事件的恶性发展。但是在新媒体时代下, 信息渠道的拓宽, 给群众提供了更多获取消息的途径。面对这种形势, 政府部门应该直面群体性舆论事件, 强化政府的执政能力。

(三) 有利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媒体时代, 政府有责任发表有效的言论, 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舆论引导。媒体有责任和义务对群体性事件进行跟踪报道, 对舆论性事件的起因和结果进行分析, 加强对舆论事件的正确引导, 防止恶意性舆论事件的扩大, 在社会上营造自由平等、公平的社会风气。

三、新媒体时代下群体性事件舆论存在的问题

(一) 封锁消息, 监督舆论事件

地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数量是考察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要指标。政府为了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 通常采用快速封锁消息等形式来防止群体性事件的扩大。但这一行为也在群众的心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影响了政府部门公信力的树立。新媒体时代下, 舆论事件频发, 人们会针对某一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 从而导致舆论事件的扩大。[2]

(二) 动用警力, 激化舆论矛盾

面对群体性事件, 个别政府部门没有采用合理的解决措施, 而是采用不恰当的方式, 严厉处罚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 却没有为民众提供反映心声的平台, 导致群体性舆论事件呈现恶化的态势, 对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三) 追责不利, 打击舆论

个别政府对于群体性事件存在处理方法不当的情况, 不仅不能解决群体性事件, 还会造成群众心中怒火频发, 无法抹去群众心理的阴影。不能采用正确的处理方式, 处理发言不严谨, 不能缓和群体性事件, 从而产生了反作用, 受到了公众的质疑和抨击。

四、新媒体时代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路径探究

(一) 掌握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动态

为了更好地了解群体性舆论事件, 需要建立健全的信息汇集制度。政府部门门通过考察民情, 了解民意, 能够掌握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现象, 对收集群体性舆论事件的一手资料有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门可以建立专职情报专员, 对企事业单位的信息进行全方位的掌握, 确保资金的合理投入, 为了解群众思想和群众动态提供有效的保障。同时, 政府部门还可以利用网络的优势来提升自身的职能, 关注网络上的热点话题, 能够实现对信息的及时获取。[3]

(二) 塑造群体性事件的开放形象

群体性事件通常会被政府部门归结到影响社会的负面信息中, 一旦发生, 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造成社会不稳定事件的产生。政府通常会运用封锁消息和掩盖信息的方式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封锁, 防止不良影响的蔓延和扩大。但是该种方法一旦应用不合理, 群众会认为政府部门在刻意封锁消息, 不利于政府部门形象的树立。因此, 政府部门为了塑造群体性事件的开放形象, 要改变传统的做法, 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跟踪报道, 提升群体性事件的解决能力。

(三) 缓和群体性事件的矛盾

要想缓和群体性事件的矛盾, 需要建立群众自治制度, 给公众参与国家的管理提供广泛的渠道, 有利于强化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 加强财务管理, 防止财务出现混乱, 有效地预防企业财产流失现象的产生。部分地区在进行地区干部候选时, 严重侵犯了候选人的民主权益, 不能及时解决其中存在的矛盾, 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政府应制定群众自治制度, 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 防止群体性矛盾事件的发生。[4]

五、结语

当前, 群体性舆论事件频发对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意识到群体性社会事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加强对舆论事件的正确引导, 对产生的舆论事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采用正确的方式引导舆论事件, 以便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有效地缓和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矛盾, 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

摘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在新媒体背景下, 群众拥有更多了解信息的来源, 可以在媒体平台上发表言论, 激化群体性舆论事件的扩大。个别政府和媒体采取的掩盖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引发了公众与媒体之间的矛盾, 制约了和谐社会的建立, 社会上矛盾频出, 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 给人们的生活和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新媒体时代为舆论事件的扩大创造了条件, 为群体事件的以讹传讹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

参考文献

[1]陈楚瑞.自媒体时代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的社会动因与引导策略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5 (04) :160-165.

[2]袁振龙, 左袖阳.全媒体时代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策略选择[J].社会主义研究, 2013 (02) :118-123.

[3]缪金祥.自媒体时代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引导应急机制研究——以江苏为例[J].新闻知识, 2013 (07) :49-50+13.

群体的时代 篇9

一、非正式群体、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

非正式群体是相对正式群体和组织而言的, 它是基于人们在社会态度、行为习惯和兴趣爱好等方面的一致性而自发形成的, 以个人的喜爱和好感为基础, 以交往为桥梁形成的, 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的规定和编制, 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群体组织。它能够弥补人们在某些正式群体中得不到充分满足的需要, 如情感、友谊、兴趣、爱好、信仰、信念等等, 因此, 非正式群体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与正式组织形成并存的格局。非正式群体的特点表现在: (1) 从属性; (2) 自由性或松散性; (3) 高情感; (4) 群体压力。

非政府组织即日常所称的“民间组织”或“社会团体”。它指的是那些具有组织性、非政党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 是介于政府组织与经济组织之外的非政府组织形态。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迅猛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共同特性表现在五个方面: (1) 组织性; (2) 私有性; (3) 非营利性; (4) 自治性; (5) 自愿性[1]。

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 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 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2]公民社会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 (1) 私人领域; (2) 志愿性社团; (3) 公共领域。在这三个特征中, 志愿性社团是团体成员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志愿结成的组织, 为公民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手段, 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和水平。此外, 公民社会还包括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或原则:即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等。

非正式群体、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三个概念中, 从政治参与和组织程度来看, 三者之间在逻辑上存在着一种递进关系, 如果给三者从低到高排个顺序, 处于最低层的属非正式群体, 公民社会的印记一定程度上已从其身上体现出来。其次为非政府组织, 该组织是公民社会建设的最重要的力量。最上层者为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形成有待于非正式群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充分发展。当然, 在现实中, 三者之间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关系, 最为松散的非正式群体在某种意义上其政治与社会的参与程度有时可能更高, 这一点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已有充分的表现。而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 在很多论者那里, 是从同一意义上来使用的, 因为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只有保持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 公民社会的上述结构和文化特征才能得以维持, 而要实现这一特征, 公民社会则需要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并帮助其实现, 这一形式最典型的方式就是社团组织的存在和发展。

二、网络时代非正式群体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公民利益需求的增多, 公民结社的内在动力增大。与此同时, 民主政治的进步更使公民外部自由活动空间增大, 公民的结社活动日益变得活跃。现代的信息技术又为公民结社提供了先进的科技条件, 这些都促成了民间社团的剧增。此外, 在各种社团之外, 一个颇具公民社会特色的群体———非正式群体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尤其是新世纪以来,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各种各样的社区“组织”、QQ群、俱乐部等在全国各地已成普遍趋势, 网络使非正式群体的发展插上了翅膀。

那么, 网络时代非正式群体为什么会得以迅速发展呢?根据迪尔凯姆的“群体—群体”的关系理论, 在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是指由于其成员相似甚至同质才形成的团结, “有机团结”则是指由于其成员分化出现异质而形成的团结。他认为, 前现代社会的机械团结基于各社会成员的相似之上, 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是由于社会成员各自的分工不同才形成的[3]。在“群体—群体”的关系方面, 可以看到, 网络社会是对前现代社会的回归。网络社会的团结完全是一种“机械团结”。在这一社会里, 人们进行的是信息和情感的交流, 它们之间只会由于彼此都关心同一领域、同一问题而联系在一起, 从而形成“机械团结”, 如基于互联网而形成的各个社区和部落等。当然,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网络的利用更加广泛, 网上群体与群体互动的内容本身也更加多样化, 这都对网络成员的“机械团结”提供了条件, 并促使了网民“机械团结”的快速发展。这些“机械团结”的表现形式就是各种各样的网络非正式群体的出现。

这些“机械团结”中, 既有全国性的, 也有区域性的, 且区域性“机械团结”所形成的非正式群体已有相当一部分开始从网民向网络公民演进, 从网络公民向网络公民社会演进。近些年来由互联网的“机械团结”而形成的非正式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公民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自由的公民和民间组织, 在当前的互联网上, 已经出现了很多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类似的非营利性的网络群组和论坛, 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互联网民间组织的雏形——非正式群体。

这些非正式群体, 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公民的“结社”, 结社自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目前, 各地由于互联网而形成的非正式群体之多难以统计, 其中部分非正式群体已具备了公民社会的某些特质。以笔者所在的洛阳为例, 在当地知名的洛阳信息港BBS里, 以一些板块为主所形成的松散型非正式群体, 如“河洛史话”、“驴行天下”、“河洛志愿者”、“洛阳城市”等都在当地的文物与环境保护、城市志愿者及城市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其中个别非正式群体的核心人物已经被选为市政协委员。

当然, 网络时代的非正式群体是良莠不齐, 如何引导这些非正式群体向公民社会过渡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三、网络时代构建公民社会的途径与必要性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离不开公民社会的构建, 而公民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因此, 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就成为构建公民社会的有效途径。当前网络状态下非正式群体虽然还没有形成正式的“非政府组织”, 但是政府要充分认可这些网络民间群体的存在, 并引导这些非正式群体向着具有公民社会特征的非政府组织发展。

第一, 加快非政府组织发展是完善中国公民社会的必然选择。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中最活跃、最积极的部分, 并因为其发展迅速、日益活跃、承担相应权责、沟通顺畅而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整体性而言, 非政府组织是一种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道义力量, 其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活动能力的增强, 使它们在公民社会内部成为主要角色和决定力量。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缓慢, 对社会的影响力较小, 也由此影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 加快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基本途径就是加大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力度, 这样, 可以使政府逐步从社会领域里直接的操作性事务中解脱出来。通过建立、培育和扶持民间的社会组织, 使其承担各种社会职能, 从事各项社会服务活动, 可以极大地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 并促进以官民合作为特征的治理和善治。

第二, 引导网络状态下非正式群体向非政府组织转化。改革开放以来, 利益和社会的多元化造就了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增长,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和政治参与的程度上与现代公民社会的要求还有差距。然而, 网络状态的下非正式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 加之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 他们更具全球化的视野, 因此, 在环保、反腐、公民权益、社会治理、社会志愿者等众多领域, 他们已经成为了一支有力的力量。

第三, 加强非正式群体与政府的伙伴关系, 舒展公民社会的内在张力, 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和谐发展。非正式群体在向非政府组织转化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支持、反对政府的政策, 影响政府的决策。政府则通过与非正式群体间的双向沟通 (比如网络对话) 与交流, 培育信任与互助关系, 协同致力于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和解决社会问题。

此外, 网络状态下非正式群体的发展, 为各种社会成员提供了较宽松的活动空间, 为社会成员满足多样性和多层次的愿望和实现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多种途径, 非正式群体还能够起到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通过沟通政府、协调社团、公益诉求等活动, 还使社会内部张力在这一伙伴关系中得到舒展, 达到与政府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总而言之, 党和政府对网络民间组织应当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 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 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 防止网络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的对立面, 使网络公民社会更好地与政府合作, 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善治、宽容的和谐社会。同时, 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参与式的公民社会将使国家更加负责任地对公民的需要更快地做出反应, 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动力。

参考文献

[1][美]莱斯特.M.萨拉蒙, 等.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M].贾西津, 魏玉, 等,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3-4.

[2]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3.

群体的时代 篇10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社交网络,大学生群体,阅读习惯

社交媒体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而诞生的新生事物, 在年轻人中有着惊人的高普及率。那么, 大学生这个群体使用社交网络是否会影响其课外阅读习惯?

为了了解这一情况, 本文以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2013级新生为调查对象, 按各学院新生总数及男女比例各抽取25%的学生 (共计364人) 进行了问卷调查。具体涉及五个专业, 其中, 文学专业10人 (男2人, 女8人) ;法学专业8人 (男3人, 女5人) ;管理学专业34人 (男14人, 女20人) ;理学专业20人 (男14人, 女6人) ;工学专业292人 (男257人, 女35人) 。男生总计290人, 女生总计74人。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样本涉及不同专业、不同性别使用社交网络的学生, 那他们的情况有什么差异?不同专业和性别的学生对社交网络影响阅读习惯所持的态度是否存在相关性?差异有多大?是本文探讨的问题。由于所涉及的数据包括定类、定量, 所以本文拟分别以专业、性别为自变量, 运用统计软件SPSS 19对有效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相关, 若存在相关性, 则进一步进行线性关联分析以判定相关度的大小。

二数据统计分析

364份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表明, 被调查者对“社交网络是否影响阅读习惯”这一问题有三类意见:是、说不清、否。其中, 男、女被调查者中选择“说不清”态度者 (即社交网络是否影响阅读习惯自己并不太确定) 分别为95人和23人, 由于他们认为社交网络的使用对自己阅读习惯的影响并不明朗, 关键是把握好“度”, 并没有全盘否定其影响作用。因此, 为了便于分析, 笔者把选择“说不清”的被调查者归入选择“是”者 (下同) , 统计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 对于社交网络是否会对阅读习惯产生影响这一问题, 有69.8%的被调查者持肯定态度, 仅有30.2%的被调查者持否定态度。那么, 不同性别、不同专业学生的态度是否一致, 有无相关性呢?

1. 不同性别调查者的差异分析 (见表2、表3)

注:a.0单元格 (.0%) 的期望计数少于5;最小期望计数为22.36。b.仅对2×2表计算

由表2可以看出, 有80.7%的男生认为社交网络会对阅读习惯产生影响, 而持相同观点的女生也有77.3%。同时, 仅有19.3%的男生认为社交网络不会影响其阅读习惯, 持相同观点的女生为22.7%。我们发现, 不同性别的受访者对社交网络与阅读习惯的态度普遍一致, 即普遍认为社交网络会对阅读习惯产生影响, 那么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否显著呢?

我们假设不同性别的受访者对于二者的态度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综合表3的卡方检验显示:由注释a说明0单元格 (.0%) 的期望计数少于5, 最小期望计数为22.36。理论频数小于5的单元格比例 (0%) 小于20%, 说明统计结果可靠, 可以进行阅读分析。卡方值 (χ2) =0.559, 相伴概率 (P) =0.454>0.05, 说明二者并无显著性差异, 不能拒绝原假设。

因此, 我们认为不同性别的被调查者态度相互独立, 即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一致, 且不具有显著差异。

2. 不同专业调查者的态度分析 (见表4、表5)

由表4可知, 不同专业的被调查者, 对社交网络是否会影响阅读习惯持肯定态度者的比例较高, 即:不同专业的被调查者普遍认为社交网络会对阅读习惯产生影响。其中, 文学专业和理学专业被调查者的态度相同。

我们假设使用不同专业的受访者对于二者的态度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综合表5的卡方检验我们发现:由注释a说明0单元格 (20%) 的期望计数少于5, 最小期望计数为2.42。理论频数小于5的单元格比例 (20%) 不大于20%, 说明统计结果可靠, 可以进行阅读分析。卡方值 (χ2) =4.349, 相伴概率 (P) =0.361>0.05, 说明二者并无显著性差异, 不能拒绝原假设。

因此, 我们认为不同专业被调查者态度相互独立, 即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一致, 且不具有显著差异。

注:a.2单元格 (20.0%) 的期望计数少于5;最小期望计数为2.42。

三结论

本次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表明, 不同性别、不同专业的被调查者对于社交网络是否会影响阅读习惯的态度普遍保持一致, 认为社交网络的使用会对阅读习惯产生影响, 而且统计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

总之, 以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2013级学生为调查对象的研究表明, 社交网络的出现会对大学生的阅读习惯产生影响。因此, 我们应正确利用社交网络对大学生阅读内容、阅读方式的影响, 把握好使用社交网络的“度”, 培养大学生积极、正确的阅读习惯, 加强与学生的合作与互助。如此, 才能进一步充分发挥社交网络的优势, 实现培养大学生在新媒体时代下良好阅读习惯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陈在云、高文举.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浅阅读现象研究[J].新闻世界, 2013 (2)

[2]尕藏草、杨洪卫.大学生阅读现状及其对策[J].软件导刊 (教育技术) , 2012 (4)

[3]费鹏.新媒体时代大学生阅读现状探析[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1 (7)

[4]莫小艳、景开敏等.新媒体时代大学生阅读状况初探——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例[J].剑南文学 (经典教苑) , 2013 (8)

群体的时代 篇11

一、主流媒体应以探索真相为使命

在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主流媒体易与网络舆论形成不同的舆论立场,这两种舆论立场的形成,实质在于意见领袖的较量,归根结底在于社会权威的争夺,而争夺的关键就在于探求事实的真相。长期以来,群体性事件作为一个敏感的词汇,宣传部门和我国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一直讳莫如深,很少公开报道。例如,在2003年公开刊发的《不得随意报道农村暴力和群体性事件》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新闻媒体要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局着眼,不要随意公开报道农村群体性事件,也不得刊发与此有关的评论性文章。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施行以及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原有的封堵制度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尤其是近年来发生的“瓮安事件”“东明事件”“宁波PX事件”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主流媒体应转变观念,积极披露真相、引导公众舆论。

群体性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解读为现代化社会转型期间由于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的弱势群体的抗争。弱势群体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问题方面,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予以反映,转而寻求极端暴力的手段寻求利益的满足。他们通常会利用网络传播的广泛性、互动性来提高抗争事件的可知度,从而使互联网成为有效的动员平台。那么,在网上和网下相结合,网络已经深深嵌入群体性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主流媒体的角色地位就变得非常突出。

二、主流媒体应以平等与正义为价值底线

平等和正义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是构筑中国各阶层、各民族信任的基石,是主流媒体正确引导舆论的指导思想,是主流媒体客观、负责报道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以透明公开为手段

在群体性事件中,一些政府机关和管理部门语焉不详、遮遮掩掩,常常成为网络民意中最为诟病的一环。其实,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不能给民众提供一个群体利益冲突表达的渠道。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群体利益分化的现象,改革必然伴随着利益的重新调整、旧有平衡秩序的打破。主流媒体必须在报道的过程中伴之以透明公开的信息披露手段,甚至是允许激烈的利益表达,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

从国内外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经验来看,在重大危机事件中仍然要遵循一般危机信息披露的“三T”原则:“Tell your own tale”(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的主动性);“Tell it fast”(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的“第一时间性”);“Tell all”(政府信息公开的全面性)。[3]主流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受伤和知情的弱势群体进行采访,还要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受伤警察以及企业公司进行报道,做到全面透明地勾勒出冲突的起源、经过和各方立场。

(二)以公平对待为基础

平等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性概念,其蕴含的自由和权利理念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正的直接体现,也是实现媒体客观公正报道的前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其背后往往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纠葛。在处理这些利益纠葛时,主流媒体如果受到其他因素的干预和利益的诱导,就会陷入迷失的境地。平等理念的核心价值在于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差别对待。近年来,一些主流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只问身份不问是非,标榜为穷人代言,为底层背书。但真正的平等正义,应当是只问是非而不问身份。在报道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以事实真相为导向,不考虑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做到只唯理的倾向。对待一方是官员的事件,不要带有标签化色彩进行报道,一味地揭示行政人员的缺点和错误,放大事件所造成的影响,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压力。例如,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一些媒体就故意夸大事实,渲染不必要的情节,对司法审判施加压力,就有可能导致审判的不公,媒体立场的不稳固。在群体性事件中,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应当起到明辨是非、公平对待、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站在客观、平衡的立场上,以是非重于身份、真相大于情感为报道原则。

三、主流媒体应以沟通与对话为解决路径

媒体在报道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应当积极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了解事件第一现场的情况,发动民众的积极性,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的来源、经过和进展。

(一)鼓励公民有序参与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网络信息媒体的普及,公民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民众在遇到困难时,往往会寻求法律以及媒体的手段予以解决。但在这个过程中,公众表达利益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参与方式仍比较单一,被动参与到媒体报道进程的情况仍占大多数。主流媒体的实际报道情况远远不能满足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期望。虽然主流媒体设置了很多的制度,如提供新闻线索、举报制度,来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方便度,但这些制度大多数仍流于形式,达不到制度设置的预期效果。同时,我国民众的力量仍然薄弱,没有结成一个具有稳定规模和众多人数的民间自治组织,来自公民的力量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公民的声音得不到及时的回应。

为此,主流媒体应当提高自己的主动性,发挥民众的力量,动员公民有序参与到新闻的宣传活动之中。因此,应重点加强三个方面的建设:第一,这里所提到的公民有序参与主要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功能,要鼓励公民参与到主流媒体的报道过程中;第二,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主流媒体要打通新旧媒体的沟通渠道,建设新旧媒体互动平台,将其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以权威性和开放性把更多的公众从商业网站中吸引过来,积极引导公众参与主流媒体的宣传活动;第三,主流媒体在报道关于公共事务方面的新闻时,应当倡导公民理性有序地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参与型文化,坚持程序正义,实现报道的真实、客观、公正。

(二)注重双方的对话与协商

在地位相对差异较大的群体之间,如官民之间、贫富之间以及在实践中普遍存在并被人嗤之以鼻的城管和小贩之间,对话和协商的重要性在“寻租扩大和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境下就会变得愈来愈突出。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决之策。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来求同存异和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的争辩趋于激烈的时刻,如何正本清源,重聚改革共识,防止各种极端思潮撕裂社会,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4]

相对于网络的自主选择性和人员的复杂性,主流媒体更适合在不同群体之间展开集体和个人的反思、对话、讨论、辩论等交流过程,如报刊的评论版、电视台的脱口秀、网络的自制频道等,通过群体和个人的倾诉,让更多的人能听到来自不同群体的声音,了解不同群体的处境,明晰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最终重聚共识,防止社会撕裂。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应直面矛盾和争议,对群众代表进行采访,与其他媒体、科学界和政府进行沟通,体现对公众参与的尊重和重视,真正发挥主流媒体引导舆论、发现事实、解决纠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塞繆尔·亨廷顿(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1-32.

[2]林芬,赵鼎新.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6):93-119.

[3]石国亮.国外政府信息公开探索与借鉴[M].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192-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