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札记读后感

2024-10-25

国史札记读后感（精选8篇）

国史札记读后感篇1

《国史札记》读后感

林蕴晖教授的新作《国史札记》，充分利用近年来的新史料，钩沉梳理了建国以来党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廓清了一些历史之谜。该书虽以国史冠名，实则论述的还是建国后的中共党史，而且主要是关于党内高层一些重大事件的诸多问题。作者解读历史，从建国伊始一直

延伸到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之行，时间跨度很大。主要集中于这几个问题：

1、毛泽东与刘少奇政见分歧的发端与发展；

2、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前因后果；

3、1950年代围绕工会工作方针的两次争论；

4、中苏两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分歧和关系破裂；

5、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事件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

6、“大跃进”运动与1960年代的中国政治走向；

7、个人崇拜与“文化大革命”关系等等。

在这本书中，作者特别把1954年党内高层发生的高、饶事件作为解读建国后党内分歧和斗争的轴心问题，披露了一些新史料，发表了一些新观点。高、饶事件是建国以后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长期以来，党史上一直把这一事件作为党内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称为“高、饶反党联盟”。“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中，因高、饶事件被错误处理的一批领导干部得到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邓小平否定了高、饶事件是“路线斗争”的传统说法，但认为当时对高、饶的处理是正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虽然称高、饶是 “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家，但过去路线斗争的说法是没有了。

近些年来，随着更多的史料浮出水面，对高、饶事件的再研究也重新提到了学者们的案头。一些在高岗事件中的历史当事人，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相继写了他们的回忆史料。其中，张明远的《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和高岗秘书赵家梁等人的回忆，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情况，有非常重要的存史价值。我们从中得知，高、饶事件中的两次关键会议，1953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比以往公布的情况复杂得多；高岗和饶漱石，各有各的问题，是很难“联盟”在一起的。特别是张秀山的回忆录中，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在1953年初密令高岗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事情。

作者在书中根据多年收集的文献资料，对这些新史料进行了梳理，澄清了关于高、饶事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和解读，比如，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方略上发生政见分歧，使毛泽东产生重选接班人的想法，意欲高岗为接班人；“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是毛泽东以新税制为靶子，通过批薄一波，达到把中央高层思想统一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结果；高、饶事件的处理，今天来看，并不是“比较宽的”，牵连了不少高级干部，如东北局一批领导干部的张张赵马郭“五虎将”冤案，如山东分局书记向明错案和上海公安局长扬帆冤案，都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据此，人们可以弄清高、饶事件发生的基本脉络。

高、饶事件是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的。这个教训是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正是因为党内没有健全的民主机制，才有了1957年反冒进的批周恩来、陈云，才有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才有了“文革”的打倒刘少奇，才有了„„。前车之鉴，读史者不得不深思。

国史札记读后感篇2

第72页：“可惜王安石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于是凡是赞同他，同时也是他认为有能力的，不论处于哪一层次，都要破格提拔，韩绛、吕惠卿、苏辙等的升迁可以佐证。”

据我所知，苏辙并非王安石一派，他和其兄苏轼一样，是反对新法的。《宋史》卷三三九苏辙本传：“(辙)丁父忧，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王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苏辙反对。但青苗法还是推行了，中外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表示反对，“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后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旧党用事，而新党(王安石一派)的蔡确、韩缜、章悖仍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吕惠卿……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观以避贬窜，辙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元祐五年，王安石党人“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司马光一派“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宣仁太后疑不决，苏辙面斥“调停”之非，复上疏竭力反对，其中有云：“(安石等)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指宣仁太后和哲宗)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宣仁太后从其言，“调停之说遂已。”

从以上史料看，苏辙显然不是王安石一派的人，而是新法的反对者。

第84页：“董子云：‘上臣以人事君，中臣以身事君，下臣以货事君。’此中董子，不知为何许人。”

前人称董仲舒为董子，但《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都没有这三句话。据我所知，《荀子·大略》有这三句话，但顺序为“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我怀疑《巢林笔谈》的作者龚炜本作“荀”，后人刊刻误为“董”。

第87页：《老学庵笔记》记南宋初的唐锡，故意引毛文评论当国的秦桧，毛文大骇，亟起掩耳，连呼“放气，放气!”田先生解释为：“放气，是骂人说话无理。”

田先生说的并不错，但未达一间，“放气”就是“放屁”，乃宋朝的俗语，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转矢气)条：“转矢气，即所谓屁也……宋时俗语也。”矢，今作“屎”。又清人沈起凤《谐铎》有《夏器通》一则，为“下气通”谐音，亦即放屁。

第98页：“在《池北偶谈》里，王士祯讲到自己自陕西布政史(原文如此)的任上回京述职，‘帑羡一无所携’，别人劝告他，你给严嵩送的礼，哪里像话，别的地方官拿去送给他的管家还怕怪罪呢。王士祯说：‘厚则吾务实有不能。’此话不虛。王士祯在地方，不仅‘不奖喜事猎虚名者’，而且‘更严禁贪酷之吏’。他给手下出过一个告示：‘尔之俸薪，皆出于民，更残民以逞，取充囊，不有明罚，必有幽责，不于其身，必于子孙’。正因为王士祯的严察和身体力行，带动了一批人，‘其归属官鲜以贪墨败者。’”

我很奇怪：王士祯，清康熙间神韵派的大诗人，大名鼎鼎的“渔洋山人”，生于1634年，卒于1711年；而严嵩，生于1481年，卒于1568年。王的生年，距严的卒年，中间隔了六十六年，王士祯怎么可能去给严嵩送礼呢?

我查了一下《池北偶谈》，卷五有一则《葛端肃公家训》：“德平葛肃公为明嘉(靖)、隆(庆)间名臣……公与予家世姻娅……尝谈公家训，谨录数则于左。”其第八则云：“予自陕西布政使入觐，帑羡一无所携，有时相子(南按：时相指严嵩，子指严世蕃)官太常尚宝，同众邀饮，亦只照常送一帕仪。吏白：‘他省藩司未尝有以此送严管家者，而顾以贻其主，人恐嗔怪。’予曰：‘厚则吾力实有不能，相谅与否，听之而已。’严管家者，分宜(南按：指严嵩)家人严年也。”其第九则云：“……予在河南，只重循良有司，不奖喜事猎虚名者，更严禁贪酷之吏。尝刻木榜曰：‘尔之俸薪，皆出于民，更残民以逞，取充囊橐，不有明罚，必有幽责，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后予在吏部，佐中外考察数四，旧属官鲜以贪墨败者，不可谓无所感孚也。”

原来田先生把葛端肃公的言行误为王士祯本人的言行了!

葛端肃公是谁呢?是葛守礼。《明史》卷二百十四有传。《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308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1138页，皆据《明史》本传概括。简介如下：葛守礼，字与立，德平县(旧县名，在今山东省德州市东)人。生年不详，卒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嘉庆八年进士。为人清廉高介。累迁至户部尚书，奏定国计簿式，夙弊因而清除。时徐阶、高拱、张居正轮流执政，交相倾轧。守礼周旋其间，正色独立，人以为难。卒，谥端肃。有《端肃公集》十卷(《四库总目》)。

鄢烈山先生在序中称赞田先生“苦读完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等绿皮书’，《资治通鉴》等‘黄皮书’和《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白皮书’”，这自然很好。但愿他以后读书时还更细心些，就更好了。

第152页：“古谚云：‘咬得菜根，定百事可作。’”

此二语并非古代谚语。朱熹编、陈选注的《小学集注》(收在《四库全书·经部》)有：“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胡康侯闻之，击节叹赏。”《中国人名大辞典》第478页：“汪革，宋代临川人。字信民，绍圣进士，吕希哲门人，分教长沙。蔡京当国，召为宗正博士，不就。性笃实刚劲，时谓不免堕禅学。然其言曰：‘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做。’固名言也。有《青豁类稿》《论语直解》。”

第161页：“状元出身的赵翼……”

赵翼是探花，不是状元。《清史稿》卷485本传：“(乾隆)二十六年，复成进士，殿试拟一甲第一，王杰第三。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遂拔杰而移翼第三。”

第307页：“《礼记》不是由孔夫子亲手删定的吗?”

传说孔子删定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的《礼》是指《仪礼》《周礼》，而非《礼记》。《礼记》非“经”而为“传”，乃汉朝儒生所辑录的，故其中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读过《礼记》的人，就知道孔子决不可能删定《礼记》。《礼记》在先秦儒家虽为“传”，但到汉朝，已被尊为“经”，郑玄作了注。

我并没有从头到尾看完田先生这本书。出于对田先生的尊重，为了他今后能写出更多的好书来，所以提醒他注意。

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自序》说：“纪氏(指纪昀，《四库全书提要》的定稿人)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同样的道理，我就没有精力和识力写出田先生这样的书。

我自改革开放以来，写了不少绳愆纠谬的文字，并非自以为高明。清代学人钱大昕说得好：“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学术乃天下公器，书既出版，如有错误，知者不及时指出，必然贻误年青读者。这就是我不断写作此类文字的用心。钱大昕又说：“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潜研堂集》卷35《答王西庄书》)我对所有被批评的书或论文，实皆抱此思想。相信被批评的诸公，必定虚怀乐善，能受尽言。

《国史大纲》读后感篇3

我喜欢广泛地看书：从《春秋左氏传》的动辄火拼到《铁凝散文集》的细腻描写宛如细水长流，从《金属材料学》的宽泛讲述到《固体物理》的严谨推导，从《老人与海》的硬汉形象到《飞鸟集》的恬淡老人，从《诛仙》中张小凡的执着到《梦里花落知多少》中三毛的哭泣，书籍一直陪我走过了大学四年，从来不离不弃。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国史大纲》，作者钱穆。钱穆老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人之一。钱老写过很多关于历史的书，我都喜欢看。其中尤其喜欢看钱老的《国史大纲》。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从书中感受到钱老对祖国的强烈的热爱。大师对祖国的热爱跃然纸上！

《国史大纲》是让人尊敬的，因为她有一个让人尊敬的作者。钱老在《国史大纲》的序言里说，编写该书的背景为抗战时期北大、清华等大学都迁入昆明成立西南联大，钱老任教于西南联大，苦于没有合适的给学生讲历史的教材，于是在战火中编写了该书，历时数载。如此认真写书的作者现今社会不多。而钱老只上过小学，但博学笃志，终成大家。只钱穆的名字就足以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国史大纲》是让人温暖的。整本书大师对祖国的热爱一直温暖着看书的人。打开书序言就可以看到“当信任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我喜欢看历史类的书籍，对历史的要有“温情”是我第一次听说。我们接受的高等教育要求我们要像旁观者一样看待历史，看历史不应该带有感情。《国史大纲》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历史，这对于喜欢尝试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相当具有诱惑的。

《国史大纲》是让人兴奋的。继续往书后翻看，钱老没有让人失望。钱老写到中国的思想家孔子比西方的思想家苏格拉底等人早几百年。常常听到中国比西方国家落后，对于自信越来越少的中华民族人民而言，看到这页几行字无疑是让人兴奋的！骄傲的！

《国史大纲》是发人深省的。接着看书，我们可以了解到汉唐详细的税制，农民需要缴纳包括徭、赋、役等多种税，最高时可以达到三分之一，低的时候也有十六分之一。对比现今政府取消农民的举措，令人称赞！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不一定就严格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划分。我们一直的印象是中国有长达两千年多年的封建社会，其实不然。因为到了汉朝权力机关已经由之前的皇帝代表的贵族统治转为丞相代表的士人阶级组成的政府和皇帝代表的贵族一起统治。丞相对皇帝负责，皇帝如果不称职也会受到弹劾。王莽走向政治舞台中心就是很好例子。到了隋朝的科举制度使选拔人才也有了公开客观的标准。这表明中国已不再是君主专制，而封建社会的标准是皇帝代表的贵族统治形式的君主专制。因此不能认为中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点可以推广的生活、学习以及工作。

《国史大纲》是简练的。我看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那也是一本好书。也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在视角方面可能《国史大纲》逊于《万历十五年》，但是在用词方面后者远逊于前者。中国汉字的美在《国史大纲》中体现得淋漓精致。

《国史大纲》是完整的。就像完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一样，《国史大纲》也有瑕疵。该书在关于民族方面有些偏激，在阅读时需要特别注意。但是这些掩盖不了大师的魅力，恰恰显示出大师不是神一样不可靠近，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具有感情的人。

《国史大纲》远不止是一本完整的、简练的、发人深省的、让人兴奋的、让人温暖的、让人尊敬的书。有些收获只能意会，无法言传。这里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分享我读这本书的快乐！

《国史大纲》读后感2

最近读钱穆先生著作《国史大纲》，时时击掌而起，拍案叫绝。先生此书成于抗战烽火狼烟四起之时，真可谓生于忧患之际。当此之时，国家百孔，无一完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渐渐凋零，西方自由民主之思想横流中外，旧有的文化被视为洪水猛兽，一时之间人人喊打，口号激烈如鲁迅之“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者随处可见，此时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是进入五代之后又一黑暗时期，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整如黑暗之中的指路明灯，清晨的钟，傍晚的鼓一般，让人振聋发聩，如梦初醒。

《国史大纲》开篇四句如下：

1、当知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上以上的国民，应对本国以往之历史略有所知。

2、所谓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必随附一种对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3、所谓对本国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正处于以往历史的最高点，而将我们自身的种种罪恶与问题一切推诿与古人。

4、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先生这些话可谓之针砭时弊，有感而发。当人对自身处于深深的自我怀疑时，人就开始怨怼自我，视养我育我的这片土壤为尘世间最肮脏之所，将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文化视为最丑陋的文化，而全然不顾这土壤上的民族和文化以往的辉煌。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钱穆先生何以要在这著作上加上这四句话？因为在他的时代中，人们早已经不相信自己的文化了，“打倒孔家店”成了嘴边的用语，“线装书扔厕所”成了身体的行为。爱之深，方责之切，当睿智如胡适先生高唱着“全盘西化”的口号，当斗士如鲁迅喊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我们还能期待那群未曾读书识字的农民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吗？是以这看似简单易懂，可有可无的话，其中却蕴含着先生深深的无奈无力之感。

先生此书，脉络清晰的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从夏商周三代的部族演变发展到春秋的华夷之辨，从战国的贵族没落到两汉的士人阶层兴起。先生旁征博引，用简单的语言和严谨的考据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栩栩如生地描绘在读者眼前。

不同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提倡的客观，先生认为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联系现实，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以免沦落为政治的口号。是以先生此书，看似在慢慢时间长河之中毫无主角，但通读之后我们又能感受到隐藏在这些文字之下的“士人阶层”便是这段历史的主角。有人批判先生此书是走精英主义路线，忽视了历史长河之中的农民，但我觉得中国的历史自古便是一种精英参与的历史，无论是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亦或科举制，无一不是从天下元元中挑选出一批精英共建天下。在时间长河最前端的我们，为何要以现在的目光去衡量古时呢？

先生是一个学者，学者本身就应该以公正的角度来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难道非要看着每次农民起义造成的累累伤痕说着正是如此伤痕让中华民族进步吗？

从前的教科书告诉我，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但我从没有思考过，正义的事就一定是对的吗？正义的事一定对社会是有利的吗？不，虽然我们都想给自己一个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我们都明白，每一次的农民起义对于神州大地都是一次伤害。秦末，三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太平天国哪一次的农名起义农民收获了果实？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真相也许残酷，但只有真相才能避免下一次的伤害。

历史记载的是人的事，是以历史记载的往往都是人和事。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目的性和动力，每件事的背后都有其原因，愿钱穆先生的这本著作，让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的滚滚烟尘，得到我们心中的答案。

《国史大纲》读后感3

一腔热忱的挑读一本繁体版的国史，还不是白话文，有那么一瞬间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神气儿。其实好多字不认识，没关系度娘来帮忙，好多句子超级干涩不懂，百度度娘劈里啪啦，开始就继续，知道多少算多少吧！

先理一理年代表“夏商和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列，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其实这些早都记不住了，一点点的看，刚好理一理朝代的顺序。书上每个时期每个朝代都有个帝系表，差不多每一年都有详细的事迹记载，尚书为最早的史书，有缺失，春秋为最早的编年史，然后有春秋，再有左传，以记载列国会盟与战争为主，再接着有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再有汉书，逐渐形成了我国的正史。自己看的最乱的是春秋与战国，一会这个兴起一会那个灭亡一会又是吞并，愣是没理出来个头绪。愚昧的以为春秋有五霸，原来还有那么多的诸侯国。

看到了国家的形成。赶着最后的两个小时去成博看了“秦蜀青铜展”。进入馆里第一眼看到的墙上四个象形文字“宅兹中国"，它出自何尊铭文，铭文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之事，而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这个词的最早的来源，是这片华夏大地的名字。“中”字旌旗招展，“国”字长戈护疆，那一刻感叹不已，感叹汉字的如此神奇，也在刹那会想看书时中国是如何凝聚而成的。由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是为了回答问题才正经八本去查了何为“封建”，是分封管理的一种社会制度，我以前理解的就是压迫、残暴的代名词，还有指的旧思想，愚钝“封建老脑筋”“封建迷信”。现在这词在我这里是老词新解，虽然它其实一直在那里。

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历史典故成语特别多，“围魏救赵、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完璧归赵、卧薪尝胆、朝秦暮楚、睚眦必报、烽火戏诸侯。”好多好多，有的是战略部署，有的是隐忍为再次崛起、有的是人物性格、有的也是时局所迫。历史的遗留以各种姿态存在，不止于物，哈哈，呜呼再叹：“中国文化，精深博大，中国成语，乾坤雾里！”没有点历史文化你是听不懂滴，乖乖的好好学习国史吧。

学术在上古时期，仅仅是贵族阶级所特有的，即祭礼。巡狩、封禅都为古帝王的大礼，宗庙的“宰”和掌礼的“相”都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颂词、祈祷文、誓书的保存便形成了历史。宗庙祝史兼掌占星气侯，使民间依时耕稼。随着周天子的衰败，史官流散到诸列国，得以学术的扩散，祭礼带有宗教意味与政治作用，宗、政、学三者可以说为混为一体。坠落的过程中知礼的、有学问的在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却高居上层（晕，当时这个想把这个不明白的点当作问题问了，结果搞忘了），问什么问这样呢？只能尴尬的理解字面意思，总之，王官之学流散民间，造就了百家学说的开端。最开端无疑是儒学，渐渐百家争鸣。以前惭愧，啥也不懂，感觉这次看书，只看了小小的小三分之一，在我心中法家地位凸显，不得不说秦统一，商鞅功劳大，“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完成了统治阶层的第一次集权，有了中国第一次版图。真的可以看出中国不愧是文明古国，不陈腐、求突破，当时有先进思想的贤士碰到了伯乐，都得到了重用，公子小白和管仲，秦王和范雎等，战国四公子养门客，有才能的如若毛遂自荐，都可有一番作为的，自古以来乱世出英雄的。

以前读历史，百般不愿意，现在重新学起，兴趣渐浓，看两页，听一天。开车、上班，只要有空闲就喜马拉雅，听春秋、听战国，还怂恿女儿听听山海经。不服老不行，记不住人、记不住时间，但是事情经过还可一，就是谁家谁谁打了另一家谁谁，然后怎么破的僵局，肯定是白话好理解一些。收获颇丰，比如以前只知乐羊子妻剪布劝学，不知乐羊也是魏国一战将，痛饮亲儿子的肉羹汤，含恨攻占中山国。当时战局的残暴，不禁让人毛骨悚然。

再想，鉴于自己还认不全字的白痴水平，是不是该改一下学习方法，嗯～好好想想，迎接新一轮的开始！

《国史大纲》读后感4

读《国史大纲》的的第二阶段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减少了第一阶段看书的那种生涩感，当时看着繁体字相当头大，现在联系着上下文的理解好多了，有可能也是第二阶段所看的内容在朝代上跨度不大，所以没有在借助喜马拉雅了，度娘嘛还是没少用了。看书的速度还是不快，时间调整的不好，这一点还需要好好计划，挤出充足的时间细细读书，但是每年到腊月公司的情况，挤出的时间就想睡觉啊。

这一阶段看的是西汉、东汉、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刚刚一统的中国，又开始四分五裂了。西汉自汉高祖到平帝共经历了二百二十一年，王莽从摄政到建朝灭亡共经历了十八年。汉高祖得天下，“封同姓王，封功臣为侯”，所以政府的组成人员分为四种，第一类人是宗室，第二类人是以军功受封的侯。第三类是富人，这些人选为郎、吏。第四是杂途即文学、儒士。王莽以后，汉宗室光武复兴，成为东汉，一共十三帝，共一百九十六年。这个时期的政府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一是王室二是政府，王室又分为王室自身、外戚、宦官。东汉诸帝大部分童年即位、或者夭折，以及绝嗣，所以多母后临朝，母后后面是一个大的外戚集团，宦官也在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也得到了地位。没有向心力，只顾自己的集团利益，这样岂能长久。于是三国魏、蜀、吴鼎立。魏，除曹操后追封为魏武帝外，共五帝四十六年。蜀，四十三年共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位皇帝。吴，孙权，共四位大帝五十九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篡位成功，继位十六年后，灭吴完成了一次大统，共五帝五十二年，贵族家庭的腐化，贾南风、八王之乱，西晋气数渐散。晋室迁都南京，史称东晋，共十一帝一百零四年。东迁时，衣冠也跟着南渡，北方的中国便陷入了纷乱中，割据成了五胡十六国，先后共一百三十六年。东晋的日渐萧条，门第的日渐成长，晋室分崩离析，宋、齐、梁、陈合起来称为南朝。此时北方经历了五胡的长期纷扰之后，也找到了复兴的新机运，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合起来是为北朝。一路数下来，心情还是跟着跌宕起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无限感慨。

这一大期间，中国的士人入仕的途径经历两个阶段，慢慢的正要走向科举制度。首先是察举制，东汉的两大入仕之径一个是地方察举，另一个公府徵辟。地方察举由贤良方正、能言善辩之士到孝廉。文帝时“孝剃、力田、廉吏”是最深得朕心的，徵辟制，皇帝亲自招是“徵”，待遇极高，朝廷设坛席，带若神明，相当重视，官府叫“辟”。九品中正制，就是魏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朝廷用人委托尚书，尚书根据中正所铨定的等级，委以重任。州设大中正，中央官兼职，郡设小中正，小中正根据所知给出评价，大中正在根据评价，定品级升迁或者罢免。中正与察举相比较：察举之权在地方官，中正制度下奔集中央；察举制度只为士人入仕的初步，以后官位的升降在于中正之品状，品者履行，状者才能，品可以定，状于入仕之后另有考法，九品中正制上承察制，下衔科举制存在了有四百年之久。其后紧紧衔科举制。每一种纳贤制度在当时都觉得符合当时的社会选材标准，但最终都沦为了党派的工具，结党营私，拉拢自己的关系，挂着纳贤的牌子，赶着利己的勾当。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高祖的一腔豪情壮志，也凸显了这个朝代对文化的重视。西汉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早由贾谊提出了裁抑诸王国、捍御匈奴、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杨文教、转移风俗几大项。汉武帝即位，锐意改革，领军人物董仲舒，重要举措为设立五经博士，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虽不直接参加实际政治，但是还是有自己的见解，也逐渐的在发挥出了作用；为博士设立弟子员，额定五十人，可以入仕；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打破封侯拜相的惯例。民间的儒业普遍发展，博士弟子额日益增添，以此循环，形成门第，后置成“二重君主”的观念。大门第大家族们随晋室东迁以后，随意圈占土地世袭，贵族公子无近忧无远虑，随意肆情放志。北方留下来小门小户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五胡建立关系，靠自己的才能维持生存，保持着清醒与斗志，两者相较，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国史大纲》的读后感篇4

凡读一本书，亦是在读一个人，读此书之作者为人为学之道。史书也不例外，这就和“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同理，《春秋》与孔子其人有脱不开的关系。故欲对《国史大纲》的意义有更为深的理解，必然要对钱穆其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此下凡列与其有关钱穆之故事以增进读者的理解。

在民国文化革新时期，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也说道：“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先生后来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而对于《国史大纲》的创作背景我们也需要明白。当抗战爆发之时，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此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而中国于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钱穆的最坏打算没有发生。

所以说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更多的是在考量历史对于国人的价值。

近年来，牟经济发展之思维甚嚣尘上，历史这样一个极具魅力的学科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以至于误解。有鉴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碰撞，通过阅读史书，这是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凡读史者，先排除其中被迫读历史者，即使有志于历史学科的人也对于历史抱有不正确之思想。我们必须明确，所有欲在国史上有大出路的人，不单单需要丰厚的历史学识以及敏锐的历史视角，更多的则是需要一种研究历史的人文情怀。这在钱穆先生列于书前的诸信仰中一条有关，即“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存与敬意。”这种历史情怀只有在国人上才可发掘到，而西人治国史能难有这样一种情怀。这不免使我想到，治史的眼界取决于一种个人的情怀。就如同面对于黑白两种颜色，有人喜爱白色，竭尽其能去说白色的好。有人喜爱黑色，竭尽其能说黑色的好。而大情怀者则是融黑白于一，但却又不完全囿于黑白之色。

读完此书，我也对于国史之价值进行考量，若谈及狭义的历史，则便是各类历史书籍上分宗列举之实例，而要谈广义上历史，则便是历史背后所蔓延而出一种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种文化的价值。狭义上的历史可以使人明智，而广义上的历史则已经超出具体之实物，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价值符号，我更愿把其当国人的一种普遍的信仰。

中国人与美国人不一样，凡今日中国之文艺作品(文学、影视、绘画等)皆重于对待历史元素的回归，而美国人则重于对不可考事物之想象。抛却文艺作品与商业利益的挂钩，我很容易发现所有这些背后的价值倾向。而要将民众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不自觉的思维模式、不自觉的行为动机)之下，对于中国人而言，需要源自历史而又更加抽象的一种历史精神，

《国史十六讲》读后感篇5

首先，以各朝各代的代表为每一讲标题，重点更为清晰。名为《国史十六讲》，在形式上分十六个章节，以讲座的形式概述中国历史。章节名称特点鲜明，通过标题读者便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各章的主要内容及作者的侧重点。总的来看，作者更侧重于思想文化方面。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经学、谶纬、清议、玄学，再到宋朝开始继续发展的新儒学，包括有明一代的朋党之争与文人社团都有列专题进行专门叙述。而其他的部分思想文化也间接地在文中提及，即史前和夏商周等思想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盛行于唐代的佛教文化，晚明开始的西学东渐及清朝前期的文字狱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史十六讲》里含有作者对中国古代几千年思想文化价值观的深刻思考。

其次，文中无时不显示出作者严谨的学风以及灵活的写作技巧。本书包含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作者将中外同时期的文化做比较，也结合了部分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其研究不拘泥于时间地点的限制，这也使得本书有视野开阔的鲜明特点。以第一讲为例，史前史一般由于枯燥很难激起读者的兴趣，然而作者在第一章中即以对西方人类起源说中的主流观点“夏娃理论”发出质疑，并且以中国的`考古成果进行考证。

这在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同时也表明了历史研究是不断进步的，我们应该抱着质疑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这样历史研究工作才能不断的有新的突破与进展。此外，本书旁征博引，清晰明确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使得读者在轻松阅读的同时不仅巩固了基础知识，也对学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个大致的掌握。而且，樊先生在写作过程中援引不少诗词及成语典故，使得语言表述更为形象生动，引人入胜。

再次，书中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同时期的比较，在通览全局历史方面有较大的帮助，也对各地读者容易混淆的相关概念进行了阐述。解释了中国分封制下的封建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的区别，指出了两者的不同。此外，也对“东林非党”问题做了详尽的解释，指出朋党与政党的区别。对晚明开始的西学东渐与东学传入西方也有独特的见解，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历史值得注意的地方。

最后，除了重点对文化史的探究外，对政治制度，经济等各方面的论述也是详略得当，重点分明。书中的图片及数据使得论点更为清晰。关键字用黑体标出，更便于读者阅读。诸如论述秦汉时中央集权体制初建的维持方法，解释魏晋风度的特点，分叙唐朝佛教的各派别等等。以黑体字表明论点，并于后文详细分述。这有助于读者把握重点，理清各部分的基本脉络，并且加深对思想文化方面的理解。

金冲及纵论百年中国史篇6

关注民族复兴走过的道路

问：您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探讨的是中共在解放战争中为何仅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最后胜利。这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主要想探讨什么问题?

金冲及：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我想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方面的。20世纪过去了，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20世纪这样，进步这么大，变化这么快。从不好的方面来说，两次世界大战死了那么多人，带来那么大的灾难；从好的方面来说，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出现了苏联十月革命和后来的新中国。另外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个变化的时间。20世纪打开第一页，八国联军就占领了北京，而且控制北京整整一年。也很巧，20世纪几乎一半一半，前一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解决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问题；1949年到2000年刚好也是一半，要解决的是怎么建设一个新国家、新社会，解决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世纪初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怎么会在100年中间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个问题需要解答。国外有人也写过20世纪的历史，但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现在一部也没有。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觉得应该有一部这样的历史。

从主观方面来讲，我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我教过十几年中国近代史，那时讲的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我从1953年开始在复旦大学开课，一直开到1965年，讲了十几年，都是讲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1981年，开始主编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几部传记，又研究共产党的历史。研究共产党，不能不了解国民党，研究国民党的历史，这样就把国共这段历史也研究了一遍。

梁启超曾经批评曾国藩的年谱，说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只讲曾国藩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而没有讲太平天国的情况。但曾国藩的活动和太平天国的情况是相互因应的，只讲曾国藩一面的事，后人来看，还是了解不了那时的真实情形。所以对国民党的研究，我还是花了比较大的力气。另外，我是受国民党的教育长大的。我进大学时是1947年，1948年入党，在复旦大学。对国民党的书还是读得比较多的。现在我在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带博士生，两个方向，中共党史和中华民国史。改革开放以后，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参加过中央的会议，还参与过起草一些文件，所以改革开放的历史大体也知道。这是我写这部书的一个有利的条件。

这部书有一个主题，就是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过的道路。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理由很自然，20世纪初，中国到了灭亡的边缘，接着日本又加紧侵略。大片土地沦亡，为什么到世纪末中国人不但站了起来，而且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某种程度上，不光在国内，国际上很多人也觉得很好奇。怎么变过来的?用这个主题，就把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贯穿起来了。

问：您的这部书用了很多新发现的材料。请就这一点谈谈。

金冲及：这一点不要过分强调。这本书里引用了一些人在某些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有些是没有正式发表过的；如果是已公布的，我会注明出处。但是，大体上都分散在我以前主编的书里和发表的文章里。因为那是我的职务作品，我可以用大量的没对外公布过的档案资料。但我不能在自己个人写的书里面，大量对外提供档案。当然这本书里也有很多是别人没有怎么用过的材料档案，比如说蒋介石日记、陈诚的回忆录，还有陈诚的书信集，现在引用的人很少。我没有有意去用别人没有见过的材料，要说有什么侧重的话，就是台湾的材料用得比较多，比如黄郛、吴稚晖、谭延阊等人的日记。别人没有怎么用的，我用得比较多。

目的与手段

问：这本书中的有些分析，我感觉您融八了自己亲身的情感体验和人生经验。比如写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原因，他们“心甘情愿地准备牺牲原被他们看作至高无上的某些个人自由，甚至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当然不是什么受到外来力量的支配，而是他们自己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的结果”。这种个人的情感因素，是否会影响您作为一个史家的客观?

金冲及：一个人有没有人生的体会，对于理解过去的历史关系很大。任继愈讲过这么一段话，一些历经国家的苦难，饱受了列强欺凌的人，他才会有那么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国家的独立是多少先烈一代又一代的奋斗才得到的。他说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很难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对过去的历史没有切身体会的话，就容易仅根据一些书本上的记录，拿今天的环境、今天的状况来想象当时的事情。这种想象出来的事实就可能离历史很远，离真实很远。

问：读20世纪中国的历史，我感觉有一个目的和手段的问题。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有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手以行!”只要目的崇高，或者是出发点良好，是否意味着就可以不计任何手段?

金冲及：要讲目的与手段，我又要用自己的人生体会来讲。我是1947年到复旦大学念的历史系，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念历史系要经过很大的思想斗争。因为要想到念了历史系出来，能不能找到工作，有一个吃饭问题。但我就是喜欢历史。对我来说，它比任何其他的学科都有吸引力。但是，后来客观的环境迫使我没法好好读下去了。抗战胜利了，对国民党我也曾寄以很大期望，但这种期望很快就破灭了。那个时候的状况，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当时有一幅漫画，讲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面条。坐下的时候，面条是1000块一碗；吃着的时候，变成2000块了；等他吃完出来要付账的时候，变成3000块了。漫画的题目叫“一刻干金”。这是当时的事实。

国民党的特务统治，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想象。新学年开始，有新生来报到，我们就去发一些各学科的介绍材料。正在校园里走着，背后一个人一下子把手插到我口袋里，我掉头一看，这是我认识的一个训导员。我说你干什么，他说我看你口袋里是什么东西。复旦大学还算可以，在上海的暨南大学，有特务带着枪来查宿舍。这一切使你感觉，如果国家没有前途，你个人一点希望也没有；但是你要反抗的话，光靠个人没有什么用处。正因为这样，才会下狠心抛弃自己的爱好，还准备牺牲一切，牺牲个人的自由，去追求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我愿意承担这种牺牲。

至于罗兰夫人，她是比较温和的。法国大革命中，很多人被送上了断头台。尽管如此，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的功绩是不可替代的，绝大多数人也是承认的。当然也不是说

不择手段，没有任何原则，不顾一切地去做，而是要尽力减少付出的代价。有明确目的，又准备做出若干牺牲，来换取更大的东西，那还是值得的。

反过来说，德国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没有经过法国大革命那么一段经历，旧的东西保留得比较多；日本明治维新，保留旧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跟日本这两个国家，都走上了法西斯或军国主义的道路。我看就跟它们以前没有经历过一次暴风雨式的革命扫荡有关。

要进行这样一场大革命，希望革命能够成功，又希望中间不出现任何过分的地方，什么情况都不出现，那是很难的。但是作为领导者，他应该要尽量地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或者不应该有的措施。也就是说，并不是目的正确，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要任何原则。

问：晚清政府一再错过改革的机遇，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他们手中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这种对权力、对财富不知餍足的贪婪，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最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得到了应有的下场。难道他们不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吗?

金冲及：不明智的人越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他会想法把权抓得更紧紧的，更要排除一切可能发生的变动，怕威胁到他。

到了末期，清朝已经没有办法改革了。从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在财政经济上已完全破产了，靠向外国借债。向外国借债的话，就要许给他各种各样的权益，然后一切都要听从外国，包括地方多数的官员都要听从外国人的。所以陈天华讲，认为朝廷不可反吗?今天的朝廷早就是洋人的朝廷了。你能让他改变这种状况?不听洋人的，也不增加赋税，这个政府就要垮台。在这种情况下，走向革命这条道路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能够不革命就实现好的局面的话，谁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革命。清末特别是西太后死了以后，也确实没有能驾驭整个局势的人了。不把它推倒，而希望它主动进行根本的改革，事实上做不到了。如立宪派也把利害给统治者讲清楚了，要求把立宪的时间提早，但统治者连这也不能接受。本来立宪派是很温和的，后来他们也大批地支持革命。清朝到了那个时候没法救了。

迷信武力导致和平破裂

问：从辛亥革命爆发，到军阀统治，到共产党统一，中国一直处在动荡时期，没有实现平稳的政权更替。原因在哪里?

金冲及：谁都希望和平的实现。比如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当初苏联派来的顾问要共产党帮着国民党取得胜利。当时，政权在国民党手里，军队也在国民党手里，共产党主要是搞工人、农民运动，没有多大力量。但是国民党不能容忍，他不是用和平讨论的办法，而是突然袭击，一点警示都没有就开始大屠杀。

在国民党屠杀政策面前，是束手待毙，还是起来反抗?让人家来杀当然是不可能的。第一次分裂，共产党采取武装斗争的办法是不得已的。关于第二次分裂，我看了很多材料。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是希望能够实现和平的。李一氓说那时候延安要他在苏北淮阴那里找个地方，中共中央准备迁到那里，便于参加联合政府，可以随时到南京去。但蒋介石认为，他可以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我用的是台湾的材料，说何应钦和陈诚分别向蒋介石提供方案，何做的计划是两年到三年消灭共产党，陈做的方案是三个月到六个月消灭共产党，最后蒋介石采用了陈诚的意见。这种状况下，你怎么办?最初战争是自卫战争。武力反抗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特地出了一本小册子《战争的责任属于谁》，就是讲这整个经过。

蒋介石这个人特别迷信军事力量，我已在《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那本书里讲过了。

问：打AB团、肃反运动，杀了很多红军的官兵。您的这本书里没有提到这一段，出于什么考虑?

金冲及：当时那个环境里面，共产党最怕被混进内奸，干军万马里混进一两个内奸的话，可能一下子就完了。但究竟哪些是内奸，又不清楚，客观上不得不面对这种形势。另外一点，当时整个中央的指导思想长期左倾，这不是个别区的问题。我们从来不否认这些事，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冤假错案，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也包括历史上的这些。这本书里没有写到，一是因为篇幅，100多万字写100多年的事情，一年就一万字，篇幅有限；二是本书的主题是写中华民族怎么从衰败走向复兴，有些内容就没写进来。

过于激进的运动

问：历次运动，包括早先的土地改革，到三反五反，书里都提到过激行为。为什么会有过激行为存在?

金冲及：我讲一个远一点的事情。义和团一百周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争论。有一位同志跟我讲，说义和团不应该肯定它，那么迷信、愚昧，最后被清朝政府利用。我说，当时中国人受外国人欺负太厉害了，很多人要反抗，但当时中国没有那么多先进的、有知识的、有眼光的社会力量，一般就是农民，或者城市贫民以及小地主，他一干起来，就难免会过头。我在义和团一百周年的一次国际讨论会上致开幕词讲，因为那个时候只有这些力量，他要起来反抗，就必然同时带来那么些过头的愚昧的事情。不能因为义和团有愚昧、落后的东西，就否认它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同样也不能因为要承认它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就否认它的愚昧、落后性。

美国独立也好，法国大革命也好，中间都有许多过头的不那么好的东西。这些我们都不否认，雨果《九三年》表现的确实是事实，但是世界历史要写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依然充分肯定它们的进步意义。

问：书中第790页，有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节制生育的内容。马先生1959年因此受到围攻和批判。1960年被迫辞职，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被罢免的事实却没有写。为什么?

金冲及：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是邓小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这个问题的是邵力子。批判马寅初当然是错的，批判他的是陈伯达和康生。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话。1954年人口普查将近6亿人，说超过6亿，是把台湾、港澳和华侨都算在内。1964年，隔了10年人口增加了1亿。人口增加最快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年人口突破了7亿；1974年人口突破8亿。可以看出，人口并不是在1958年以后立刻大幅度增长。还有一个统计数字，错误批判马寅初前后，1957年人口的出生率是干分之34.02，1958年是干分之29.22，1959年出生率是千分之24.78，出生率下降了。这是两件事，批评马寅初是错的一回事，并不是说一批马寅初就多生了3亿人。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1961年又减少300万，到1962年人口增加了1700万。在那个时候还谈不上计划生育。带有恢复性的。到了1964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最大的。1964年开始超过7亿，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我发现，流行比较广的

说法常常靠不住。因为讲“批错一个人多生3亿人”，很容易记。

问：统购统销，取消了农民对自己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交易权。在我看来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剥夺。您怎么没有提及农民在这里面做出的巨大牺牲?

金冲及：当时陈云考虑了8个方案。说实在的，工业化发展以后，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城市严重缺少粮食，私商又乘机到农村抢购。城市如果一断粮，后果可就严重了。1961年1962年的时候，上海的杨西光跟我讲，上海的存粮只有3天了。怎么办?统购统销。当时也考虑过很多方案，不统购的话，得不到粮食，城市里必然要出现断粮的情况。这种办法在当时也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到了三年困难的时候，两千万人回乡了?是农民养不起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养不起那么大的工业了。

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讲话的起草。在讨论的时候，我发言说：我看一些电视里讲的，很反感。说那个时候粮票、布票，买东西都要票证；今天商店里面什么都有，那么繁荣，好像挺“忆苦思甜”似的。事情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在那个时候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假如没有这些粮票、布票，放开市场，自己定价，有钱就买，那一般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者，连最起码的穿衣、吃饭都不能保证。统购统销带来了布票、粮票、油票，可以说是不得已的，事实上只能这样做。

毛泽东前期功劳太大

问：从您的书中写到的历史事实看，毛泽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想打倒谁就打倒谁，像邓小平等，他想干什么都一定能干成，很多事都是不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金冲及：说实在的，因为前期毛泽东的功劳太大，而且往往很多人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结果他都做到了。这样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他自己越来越自负了，凡是他的想法都是对的；另外别人也常想也许他仍是对的，后来发展到个人专断。这是不用讳言的事情。曾经有一位负责同志跟我讲过，南宁会议是一个明显的转折。南宁会议前，毛基本上在政治局中间的，比如说抗美援朝，他很早就下了决心要打，很多人不同意，他还是反复开会商量。但是南宁会议之后，他从政治局之中变成之上了。

问：1957年反右之前。共产党请大家提意见，一开始有的人不敢提，党组织的人就去动员；大家就提意见。后来开始反右，这些人被整治了。您的书里面不愿意说当时的情形是引蛇出洞。为什么?

金冲及：我没有说不是引蛇出洞。我这样讲的，最初是整风，让大家提意见，这个目的不是引蛇出洞，这是最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发表的时候，这里面最突出的是干部跟群众的关系，也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所以让大家提意见。但是提的意见里面，有些意见是直接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没想到，比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的问题。加上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再加上当时也出现有人串联学校这样一些情况，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他感到事情不是他原来想的那样了，有些人根本反对社会主义的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就产生了引蛇出洞。我没有讲不存在引蛇出洞，但是我说引蛇嫩洞是后来的事，并不是一开始那么做。包括内部的文件讲话，我一点看不出来在初期有这种状况。

问：您刚才也说到了人口的增长和减少的问题。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金冲及：真正讲起来，绝对准确的数字很难。

我引用的是许涤新主编的《当代中国人口》的数字。人口下降，主要在1960年、1961年。1960年减少1000万，1961年减少300万，1962年又增加了1700万。我不敢说是不是饿死了1000万，反正人口减少了1000万，里面也包括有些老人，本来身体不好；还有妇女，因为生孩子而走了。最严重的是河南信阳地区，毛泽东说饿死人的事情到1960年下半年才知道。知道了以后，他认为信阳出了反革命，认为县委书记这帮人都是反革命，所以把老百姓饿死了这么多。其实错了，真正问题不在这里。

问：苏联共产党经过三次改革都失败了，但是中共从70年代末改革，一下子就成功了。您觉得原因在哪里?

国文国史三十年读后感篇7

近日，拜读了孔庆东老师的《国文国史三十年》一书，读后感触颇深。书中提及“中国近代的失败，败在精神”。华夏文明在经历了汉唐盛世之后，所谓的“蛮性”逐渐流失，尤其是从宋朝之后，这种精神越来越缺失，以至于边关不断受到侵袭，并最终被元朝所灭。而经历了明清两代，中国的蛮性精神几乎消失殆尽。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国力逐步提高，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清朝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口几乎占据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也因此当时的中国一直以天朝上过自居。虽然当时贪官很多，但是底层的人民群众生活也过的不错，每天抽大烟，玩烟壶，生活说不上的滋润幸福，极尽的享受。但是那个时候却缺乏侠义精神，也就是所谓的牺牲精神。国家的事没人管，别人的事没人管。那么你能指望这样的中国人去与西方列强打仗，保家卫国吗？

反过来我们看西方列强，那时西方列强的经济与中国相比，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他们不怕失败，不怕损失，他们漂洋过海来到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面前，它就敢于打仗，他们无外乎想占便宜，能占多少便宜就占多少便宜，你说给个香港也行，你说给个广东也行，占一点便宜就可以了。这就是一种精神，就是俗称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打败仗就打败仗，反正日子也过的不好，反正也没什么吃的喝的。但是没想到这样的天朝上国这么好“欺负”，于是一发不可收拾，造就了中国近代那一段屈辱的历史。

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每当民族危机之际，中国的有识之士就站了出来，他们思索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船坚炮利，而我们没有工业，没有商业，于是清朝后期兴起了洋务运动，办铁路、办邮局、办工厂，外国有的，中国全有了，甚至有了一支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但是结果呢？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更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直至19世纪初期，五四运动以后，涌现出了一大批的知识分子，诸如鲁迅、陈独秀等，他们极力弘扬侠义精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就是侠义精神，力量很弱小，几个人制造一点炸弹，就去攻打衙门，一次次的失败，被杀头。其实他们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去之前就写好了遗书之类的，明明知道要死。但这是侠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何愁不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