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执行异议发展与协调

浅论执行异议发展与协调（精选7篇）

浅论执行异议发展与协调 篇1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浅论执行异议

钟 琼

执行异议，又称为案外人异议，是指在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之全部或一部分主张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的异议。执行异议解决的问题是执行标的权利归属问题，属于实体问题而非执行程序问题。执行异议是案外人维护自己合法民事权益的一种手段或制度，所以执行异议属于执行救济的范畴。

一、执行异议的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执行规定》)第70条至第75条的规定等都是执行异议的法律依据。

二、执行异议的条件

1、有权提出执行异议的主体必须是案外人，而不能是当事人。在执行中，执行申请人和被申请执行人也可能会对法院执行有不同意见，但这不是执行异议。如果执行申请人和被申请执行人认为执行根据确有错误，可以向执行人员反映，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解决。

2、必须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自己的权利。其理由应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之全部或一部拥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如典权、质权、抵押权、留置权、地上权等)。因执行异议制度的目的就在于让那些认为因执行行为而致自己实体权益遭受侵害的案外人能够获得司法救济。如果案外人仅仅是对法院的执行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建议，则非执行异议。

3、执行异议必须在执行程序结束之前提出，如果执行程序已经结束，案外人再提异议的，则属于新的争议，应通过新的诉讼程序解决，而不能作为执行异议处理。

提出异议，一般应由案外人以书面形式提出，书写确有困难的，也可以口头提出，由书记员记录在案，但要说明对执行标的主张自己权利的理由，并提供必需的证据。

三、执行异议的处理

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了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的规定，执行人员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执行实务中，执行员审查执行异议的方式一般以书面审查为主，也可以召开听证会的方式进行审查。审查期间，可以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但不得进行处分，正在实施的处分措施应当停止。认真审查后，一般作出这样三种处理：

1、予以驳回。执行异议没有理由、不符合条件的，应通知驳回，继续执行。案外人虽然提出了执行异议，但却没有提供必要的理由和证据，执行人员在进行必要的调查以后也没有收集到能证明执行异议成立的证据，即应认为执行异议理由不成立，予以驳回。驳回的形式一般视情况而定。以口头形式提出执行异议的，执行人员可以用口头形式予以驳回;以书面形式提出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即应发出书面通知予以驳回，继续执行。

2、中止执行。执行异议确有理由、符合条件的，执行人员应报请院长批准后中止执行。但中止执行仅限于案外人提出异议部分的财产范围，对被申请执行人的其他财产则不应中止执行。中止执行程序的，由合议庭审查或者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如果认为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确有错误，依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如果执行根据是其他机关制作的法律文书，可以通知有关制作单位审查处理。

3、进行再审。对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另行组成合议庭，案外人有权申请参加诉讼。若审理后认为案外人提出异议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法院应重新恢复执行，用书面通知驳回案外人的异议;反之，则变更裁判。

四、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的缺陷

我国民诉法对执行异议制度的规定，赋予了相关案外人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权利，对于纠正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的不当行为，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案外人的执行异议是向执行员提出的，由执行员进行审查，案外人不能通过诉讼解决，削弱了该制度在保障案外人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对民诉法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该制度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存在缺陷：

1、案外人因其实体权利受侵害而提起保护其权利的主张，本质上应是一个独立之诉，案外人是不能通过诉讼解决的，这显然与诉权的基本理论不符。另外，案外人向执行员提出异议，由执行员对异议进行审查，这种“审查程序”在法律上居于何种地位，案外人在这种“审查程序”中又享有何种程序上的权利，都不能从理论上予以说明。

2、如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执行标的物是法律文书确定的标的物，根据民诉法规定中的“理由成立的”，可以“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但是不能变更或撤消原判决，从法律上讲该判决仍然是有效的，依照判决既判力的理论，原判决仍有现实的执行力。另外，如果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审判监督程序进入再审后，案外人可否参加诉讼，如果可以参加，其在诉讼中又处于什么地位，这些法律都没有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决定再审后，案外人一般都没有参加诉讼，更谈不上处于何种地位。有学者认为，再审程序提起后，提出执行异议的案外人，符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条件的，应在诉讼中处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地位。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案外人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以提起再审程序为条件，这与第三人制度的法律特征不符，在理论上也难以自圆其说。另外，如果再审程序是二审程序，案外人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再审判决为终审判决，实际上就剥夺了其提起上诉的权利，这与民事纠纷的基本原则也是相悖的。

3、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异议制度的运行缺乏程序上的保障，实践中一般由执行员一人对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负责审查与处理，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可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一般也是采取书面形式，很少经过开庭审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审查，是否决定报请院长中止执行，一般都由执行员一人决定，这种

方式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片面性，缺乏必要的司法监督。如果执行员作出处理决定而强制执行是错误的，如何对案外人提供司法救济，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如果案外人寻求司法救济，则在诉讼中无法确定被告。一方面，在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行为显然不构成侵权，其获得的执行标的有判决书为依据，其不具备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作为被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也不应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的行为，是受司法追诉之豁免的行为，因此其也不能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因此，案外人将无从寻求司法上的救济，只能寻求公法上的救济，即国家赔偿。我国《国家赔偿法》对此虽有规定(《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31条)，但从法理上讲由人民法院承担错误执行的赔偿义务仍值得探讨。因为在强制执行中，申请执行人是受益人，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其应承担错误执行的赔偿义务。但根据我国民诉法的现行规定，在执行中，法院是以自己名义为强制执行，从实现国家司法权的角度讲，这一职权又是不可避免。因此，这一理论上的矛盾层面为法院承担了其错误执行的赔偿义务，从法理讲，实际上是将私人的纠纷转嫁给了国家，国家因行使公权力而代替私人承担了司法上的义务。

由此可见，对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进行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很有必要的，它对于司法权的统一行使，切实保障案外人的合法权利，确保司法公正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执行异议制度的完善

(一)构建执行异议听证制度

在现行立法前提下，如何才能让执行异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我们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执行工作中引入执行听证制度，不失为完善我国执行异议制度的一个有益补充。所谓“执行听证”，是指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执行案件，采用听证会的形式，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让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及第三人围绕被执行人有无执行能力及执行异议进行举证、质证，查明执行案件的有关事实，确定能否执行及如何执行等问题，以便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或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活动。目前我国《行政处罚法》等多部法律都确立了听证制度，听证具有的公开性、阶段性、审查性、有限制性等特征，较好的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在执行工作中引入执行听证制度，对我国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大有裨益：

1、可使案外人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2、可使法院执行透明度增加，真正实现“阳光执行”，减少当事人和群众对法院的误解，树立法院的良好形象;

3、可促进执行法官司法能力的提高，提高执行法官的法律理论水平，改善执行法官理论知识局限于执行的情况，有利于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行队伍;

4、有利于及时有效查清涉案事实，提高法院办案效率和质量。

确立执行听证制度应注意的问题

1、严格把握听证原则，力保执行效率和质量。

⑴坚持限制执行原则。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后，执行法院仍然可以采取或者继续财产保全措施，但必须停止对标的物的处分，直至执行异议审查结束并作出处理决定。

⑵坚持风险分担原则。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拍卖、交割、权属确认等执行过程中都存在较大风险，其中以执行异议的处理为甚。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以及避免使法院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责任，在执行阶段，应由执行员主持，根据谁主张财产权利谁提供风险担保的原则，为当事人设定风险责任。这样可以制约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提出执行异议，拖延时间，逃避债务，规避法律。

⑶坚持公正和效率原则。处理执行异议应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切实纠正错误的执行措施和执行根据，对申请人、被执行人、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全面平等的保护。听证程序要注重时效性，不行随意违反时间限制;要注重听证程序的可操作性，促使公正裁决的顺利作出;注重听证程序的规范性，力求听证程序各环节的要求明确，法律行为及裁判文书规范。

2、严格对听证程序各个环节的审查和执行

(1)明确确立执行异议听证主体及参与对象，告知的有关事项。(2)确立执行异议申请提出的时间，一般须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须在告知后三日内提出，并按举证原则，在十五日提交相关证据。(3)确立应否起动听证程序。由负责听证的法官对原案执行员移送的执行异议进行形式审查，包括执行异议的对象是

否存在;异议人的资格手续是否完备;有无在限定的时间内提供相应的异议证据。符合听证申请条件的应当正式受理，并通知执行异议的申请人，对不符合听证申请条件的，予以驳回，并说明理由。申请听证人如主张实体权利要求确权的，属异议之诉，应通知申请人另案诉讼解决。(4)确立听证人员及时间。听证由专职法官负责，听证主持人一般由一名专职法官担任，如果案情复杂、影响较大的，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听证法官目前一般从执行机构中选定专职法官担任。根据案情需要，还可以在审判庭中选定资深法官担任执行异议的听证法官。听证参与人包括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案外第三人、听证的代理人及证人等其他听证参与人。听证法官确定后，对听证时间进行确定。一般以当事人听证申请之后15日内进行听证为宜，并在听证会7日前通知有关当事人听证的时间和地点。并同时告知参与人有关权利和义务。(5)参照民事诉讼庭审程序，举行执行异议听证，并由书记员记录在案。执行异议不适用调解。(6)听证会结束后，听证合议庭一般应在十五日内评议并作出书面裁决。认为执行异议不成立的，予以驳回，并阐述具体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异议成立的，报经院长批准，分别作出中止执行标的物及解除、撤销已经采取的执行措施的书面裁定，并送达有关当事人。听证材料并入原执行案卷。

(二)完善立法，确立执行异议之诉

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执行异议制度本身，必须从立法上对其进行彻底改革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中，都赋予了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人参加诉讼的权利。如《日本民事执行法》第38条规定：“对于强制执行的标的物，第三人拥有所有权或其他妨碍标的物转让或者交付的权利时，可对债权人提起请求不准许强制执行的异议之诉。”《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71条第1款规定：“第三人主张在强制执行的标的物上有阻止让与的权利时，可以向实施强制执行的地区的法院提出异议之诉。”此外，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5条也规定：“第三人就执行标的物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之权利者，得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如债务人亦否论其权利时，并得以债务人为被告。”笔者认为，在我国要处理好执行异议，须设立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异议之诉，是指在法院对生效法律文书予以强制执行的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而向法院提起的请求不准强制执行的诉讼。国外也有学者称之为第三人异议之诉。

异议之诉立法应明确的有关问题。

1、提起异议之诉的主体，笔者认为，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以下权利人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l)所有权人。如强制执行侵害了案外人的所有权，案外人为排除妨害，保护其所有权，当然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2)共有物之共有人。无论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在共有物尚未分割之情形下，如其中一部分共有人的债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查封拍卖时，其他共有人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以排除强制执行。(3)抵押权人。在抵押物已设立登记的情况下，抵押人之债权人申请法院查封拍卖抵押物而为强制执行时，抵押权人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4)质权人。质权人作为案外人在质物遭受强制执行时，应受法律之保护，以排除对其行使质权产生妨害的强制执行。(5)留置权人。基于合法理由取得留置权的人作为案外人，在留置标的物遭受强制执行时，可以提出排除对其留置权的行使产生妨害的执行异议之诉。(6)典权人。尽管我国民事实体法没有明确规定典权，但我国司法实践虽然和民法学说中都承认房屋可以作为典权的标的，因此对于典权人应给予保护。(7)占有人。占有人不是财产的所有人，但在其实际占领控制之下的财产如遭强制执行，作为案外人其亦应有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以维持实体法上对物的支配权的稳定状态，而使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趋于有序化。

2、提起异议之诉的管辖，笔者认为，执行异议之诉原则上应由执行法院受理，执行法院与作出生效裁判法院不一致的，由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处理。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执行效率和执行质量，也可避免程序冲突。

3、异议之诉的被告确定，笔者认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被告的确定可以依情况而定。如果执行债务人不反对案外人所主张的权利，案外人的异议只是针对债权人的，应以债权人为被告。如果实体权益的争议发生在案外人与债权人、债务人之间，则应以债权人与债务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

4、对异议之诉的审理和监督，笔者认为应严格遵循诉讼程序中有关审理和监督的法律规定。异议之诉应由审判庭审理，审理时不中止执行程序的进行，以免债务人借异议之诉拖延执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已开始的强制执行可以不停止。但案外人提出停止执行的申请并提供相应证据，人民法院根据所提供的证据发现案外人所主张的权利有充分理由，或不停止执行会对案外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时，可以裁定停止执行。案外人应在向法院递交停止强制执行申请书的同时，向执行法院提供与执行标的等额的财产担保，执行法院与受理异议之诉的法院不一致时，可以通过受理法院向执行法院转交申请书。不符合以上条件，执行法院可以驳回其申请。案外人在起诉时，应对原诉的执行标的的一部或全部提出诉讼请求;应有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事实与理由;要就其诉讼请求递交诉状及相关证据并预交诉讼费。否则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异议之诉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裁定予以驳回。审理后，异议理由不成立的，应判决不予支持诉讼请求，执行程序继续进行。异议理由成立的，则应作出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宣告不许就执行根据的全部或一部分进行强制执行;判决一经作出，原执行程序即应停止，并撤销已就执行标的物所为的执行处分。异议之诉的审判监督也应适用有关审判监督的法律规定，以促进异议之诉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

以上只是笔者对完善我国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的一管之见，略显粗浅。我国的执行异议制度，必须在公正与效率的司法理念指导下，程序权利救济和实体权利救济并重，才能充分为当事人和案外人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才能完善民事执行救济制度。

浅论执行异议发展与协调 篇2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安全与社会的和谐、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党和政府多次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协调处理好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关系,以期达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赢的目的。

经济学家阿尔伯托·瓦尔德斯(A lberto valdes)认为,粮食安全是“缺粮国家或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或家庭逐年满足标准消费水平的能力”[1]。我国目前有2.94亿个农户,其中以种粮为主的农户估计为1.7亿户,他们以农业和粮食生产为主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粮食生产,如果他们的收入水平不高,或从事粮食生产的收入预期不好,必然对粮食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要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保证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要寓粮食安全于农民增收之中[2]。农民作为粮食安全中的重要生产力量,只有其利益得到保证才能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必须设法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3]。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高低是粮食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是发展中国粮食生产的根本。保护和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重要的是建立政策倾斜和利益补偿的长效机制[4]。粮食安全是政府追求的目标,而粮食生产经营者的目标是收入(利润)最大化。鉴于政府的粮食安全目标必须通过生产经营者才能实现,因此,保证他们得到应有的收入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5]。

1 我国近年来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基本情况

1.1 1998—2006年全国粮食产量变动及农民收入情况

199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51230万t,比1997年粮食产量增长3.67%。1999年虽然粮食增长率为-0.76%,但仍保持50000万t水平。此次粮食产量的上升导致粮价下跌,严重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农民收入增长也较缓慢,甚至有些年份农民收入减少。从2000年到2003年粮食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减产。粮食产量从1998年的最高位51230万t降到了最低时的43070万t,达到近年来产量最低位。主要原因除了干旱造成减产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粮食播种面积的急速减少。另外许多地区提高了经济作物和优质农产品的种植,而当时的高层对粮食问题的乐观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国长期坚持的“以粮为纲”的观念。城市发展大量占用耕地,还有一些地区盲目推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导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锐减。2004年以来的3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增产,达到2006年的49478万t。随着粮食产量的逐年回升,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不断增长。2004-2006年,农民居民纯收入增加650.6元,实际增长22.15%,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185.2元,实际增长10.61%。粮食总产量增加2531万t,实际增长5.4%。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成为2004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一大亮点(表1)。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9-2007年.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1.2 2007年我国粮食大省粮食产量变动及农民收入情况分析

根据农业部的划分,我国的粮食大省包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13个省和自治区。由表2可得,2007年,粮食大省的播种面积扩大较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结果显示:2007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056亿hm 2,比上年扩大60多万hm 2,增长0.568%。13个粮食大省的粮食总产量37640.2万t,占全国75.04%。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家财税、金融、科教等政策的大力扶持,从2004年以来,连续制定并实施六个“中央一号”文件。根据粮食大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实际情况,提出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增强对粮食大省和种粮农民的支持,促进粮食大省农民增收。二是粮食大省有优越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土壤肥沃、垦殖指数高、光热水资源丰富和水利设施便利。三是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种粮能得到政策的多项实惠,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到农机具购置补贴,再扩大到能繁母猪补贴等等,另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逐年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2 当前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难以协调

2.1 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增收动力不大

由于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农民对于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日趋下降,影响了粮食生产的各项必要资源和科技资源的投入。粮食生产作为一项弱势产业,其劳动产出率比较低,投入多而经济效益不高,所以除了少数种粮大户以外,欲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来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其效果将不大。由于工农产品的价格比不合理和农业生产收益过低,使得农民愈来愈普遍感到种田“不划算”,因而我国农村中大批有较高文化和素质较好的青、中年劳力纷纷离开土地流入城市;而留在耕地上的多是素质相对较差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素质下降和老龄化趋势加大了粮食增产技术推广难度,结果导致土地经营不力,耕地抛荒严重[6]。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支农政策以保住耕地“18亿亩”这条红线,但是由于农资涨价等因素使得种粮农民实际得到的好处少之又少,因此目前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仍然不高,对稳定粮食生产不利。另外,尽管2004年粮价上涨,但与其它作物相比,种粮效益低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粮食安全仍存在隐患,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农民往往选择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农民依靠种粮增收的积极性不高,增收动力不大,农民追求的收入目标与政府追求的粮食安全目标发生错位。

2.2 粮食继续增产面临诸多制约因素,粮食增收前景不乐观

一是土地和水资源的制约日益突出。目前我国耕地面积占世界耕地总数不足7%,人均耕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从耕地变动情况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建设用地增加,耕地减少不可避免,甚至有的耕地用途被永久性改变,这使得农业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潜力受限,粮食增收前景受到一定约束。另外,我国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并且年度间、区域间分布很不平衡,水资源匮乏已经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二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底子较薄,投入不足,影响了粮食安全。相当一部分地方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总量和规模较小、水平较低,基本设施及配套的功能陈旧、老化、落后甚至失效的问题比较明显,抗御大灾大害的能力和对经济发展的承载力较弱,这也严重地限制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空间。而且农村粮食仓储基础设施的仓库屋面和墙体年久失修,仓储功能日渐减弱,影响粮食仓储安全。部分收购点投入不足,缺乏必要的检测、过磅、传送设备,影响粮食收购的质量,增加农民劳动强度。三是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科研经费投入不足、科研机构的组织制度不适、农业技术的需求不稳定、对科研人才的激励不够等等这一系列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农业科技创新低效的现状。四是我国财政投入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量过少,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结构不合理、生产发展后劲不足,财政支农资金到位率低、挤占挪用现象普遍存在,财政补贴还存在着政出多门、管理重叠、补贴效率不高,缺少对农业保险业的补贴,还没有建立起农业灾害保障机制等等。这一系列制约因素都将使得粮食继续增产比较困难,不利于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农民增收也因此比较困难。

2.3 粮食供求的价格机制不稳定,农民难以把握种粮价格

由于粮食生产的特殊性,即生产周期长,供给弹性小,对价格的反应不灵敏,但是价格对产量的变化却能迅速做出调整。当粮食生产过多而导致供过于求时,会陷入供给过剩、价格低迷、补贴增加的恶性循环,影响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反之,当粮食减产过多导致供不应求时,价格将迅速上涨,农民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获得相对丰厚的额外利润,但是粮价上涨过多将导致通货膨胀,最终受到损失的还是农民的利益,而且粮价过高时,会促使农民“跟风”地盲目扩大粮食生产,甚至压经扩粮,如此一来不仅使农民发展高效农业的积极性减弱,而且被抬高的价格会转入下跌阶段。有关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国的粮食发生过供不应求的“买难”和供过于求的“卖难”,粮食生产经过几起几落之后,农民面对瞬息万变的粮价市场将难以把握,从而担心粮食丰收后出现“卖粮难”和“谷践伤农”现象,不能完全相信和准确把握市场形势,最终影响农民对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增收难以实现。

2.4 缺乏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有关的法律规范,使对粮食生产的保护苍白无力

尽管现有许多法律对粮食安全保障进行了规定,如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农业法等等,但是在现行的农业法律规范体系中,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有关的法律规范呈现出规定原则、分布零散和内容不全面的立法状态。例如对粮食安全进行专门规定的法律规范是农业法,这部法律共用了6条对粮食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进行了规定,但农业法作为农业基本法的性质决定了这些规定仅是一些原则性规定。除农业法之外,我国还有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管理办法以及各地制定的粮食风险金实施办法等,但这些法律文件涉及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效力层级参差不齐,制度内容分布零散,缺乏体系性和逻辑性,且中央与地方的法规之间存在部分规定上的冲突[7]。法律上的分散性不便于操作,也就不能切实地做到保护农民的粮食生产,不利于农民增收。

3 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赢目标的对策

3.1 努力提高产粮区经济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要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让农民种粮“不吃亏”。一方面要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受粮食消费承受能力和国际市场的制约,我国粮价短期内还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无疑是促进农民增收、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最有效方式。国家应当根据农民种粮收益的变化情况,随时调整最低收购价水平,使最低收购价始终高于粮食成本,并不断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机制,确保农民种粮的最后防线。另一方面要调控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保证粮食价格上升的同时,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处于平稳或下降的趋势。国家有关部门应充分发挥职能的作用,加强对农资价格的调控和质量监控,建立健全农资淡季储备制度,特别是在农资质量方面要把好关,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要建立健全农资补贴机制,探索农资补贴的新方式,把对生产、流通领域的补贴逐步转为与农资市场变化相挂钩,对农民实行化肥、农药、农机使用等的直接补贴方式,降低农民种粮的生产成本。

3.2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大粮食高产适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我国要从根本上持续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协调全面发展的目标,归根到底要依靠科技进步。一是国家应重点加快粮食高产适用技术,特别是以水稻、小麦、玉米为主的高产技术研究和开发,在提高粮食单位产量技术上继续有所突破,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要加强大宗粮食作物良种繁育、病虫害防治工程建设、生物和基因工程研发,优先支持粮食主产区推广一批有重大影响的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三是推广轻简技术,提高种粮效益。由于农资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种粮比较效益下降。粮农迫切需要简化生产环节,实现节本增收。因此推广轻型简化栽培技术为大势所趋。另外,要进一步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应争取在区域布局、作物种类、产业链延伸、创新平台建设上有所突破,在突出粮食生产重点区域、重点作物的基础上,加强对粮食主产区增产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同时要兼顾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能力的技术提升,既重视农作物的高效生产,也重视粮食优质安全与储藏流通。总之,要为构筑我国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提供科技保障。

3.3 加强区域分工协作,增强国家储备能力

国家要保证适度的粮食储备规模,把握好结构与总量、长期与短期、进口与自给自足的关系,保持粮食价格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避免谷践伤农[8]。为保证粮源的需要,应调整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实现粮食产销区域分工,建立起主销区与主产区稳定协调的粮食购销合作关系,以促进主产区粮食销售,加快主产区粮食企业拓展市场;改善主产区粮食储存,实行北粮南调,有效地缓解主产区粮食收储矛盾;加快主产区粮食企业发展,吸引主销区粮食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优势。①应根据产销区各自的特点,利用农产品期货市场建立和健全粮食订单制度,稳定主产区与主销区的购销关系。②为了持续有效的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缩小与主销区农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一是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主产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稳定农民的农业收入;二是要优化主产区的资源配置,建立促进主产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制,提高主产区城市化水平,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3.4 尽快制定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专门法律

粮食供求和生产方面的诸多问题都是阻碍我国粮食安全目标实现和粮食安全状态长期维持的主要因素,制定一部能综合而全面的规制国家保障粮食安全各种行为的专门法律,对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相关措施长期而稳定的推行、社会主体参与粮食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的激发,都具有重大的制度保障意义。200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只是从粮食流通管理上进行了一定的规范,而对如何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方面,主要是制定了“三补一减(免)”政策。因此,要尽快制定一部能全面地合理调节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综合性的《国家粮食法》,从而促进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协调发展。

3.5 组建种粮合作社或专业协会,实现粮食产业化经营

粮食产业化经营是在粮食生产经营活动中把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视为一个链条完整的产业体系,实行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以此实现加强对粮食产业的综合开发与发展。因此,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的地区,以种粮农民为主体,组建农民生产专业合作、供销合作、加工合作等一体的种粮合作社或专业协会,实现粮食产业化经营,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生产经营专业化水平,降低粮食生产、销售、加工等环节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标。通过组建合作社,可以实行统一的购置生产资料、统一销售等,,也促进了粮食产业化经营。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已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本文在对粮食安全概念简要介绍的基础上,从种粮农民的积极性、粮食增产的制约因素、粮食供给价格、粮食安全保障的法律规范,分析了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之间的不协调性;提出了提高产粮区经济收入、加大粮食高产适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加强区域分工协作、增强国家储备能力、制定保障粮食安全的专门法律,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赢的对策。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高产适用技术,粮食储备,农民增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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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伟.制定粮食安全法给13亿人“定心丸”[N].中国食品科技网,2009-03-09.

浅论执行异议发展与协调 篇3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浅析民事案件中的执行和解

陈驰 闵波

[摘 要]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以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行为。作为民事执行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在实务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改进。本文试图从实务角度分析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民事判决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生效后，不论当事人是否满意该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当事人都应当积极履行。但现实生活中，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败诉或者承担义务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义务的现象时常可见，于是出现了 “执行难”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民事执行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在实务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改进。

一、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概述

1、概念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以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行为。执行和解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执行和解发生于执行过程中，在执行开始前及执行开始后均不存在执行和解;其次，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是与调解的根本区别;第三，执行和解协议具有阻却申请执行期限的功能，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恢复执行后的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的最后日期连续计算;第四，执行和解是一种结案方式，在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八十七条：“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的规定及《意见》第二百六十六条：“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结案。

2、功能

执行和解作为一种重要的执行方式，除了具备强制执行所具有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法律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威信、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等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和社会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行和解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宗旨，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双方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它有利于增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二是执行和解有利于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因为执行和解协议是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债务人在思想上更容易接受，也愿意自行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而不会产生强制执行般的抵触心理;三是执行和解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由于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人民法院则不必进行强制执行，执行程序得以中止，减少了强制措施的使用，在双方当事人履行协议后，执行案件得以终结，同时缓解了人民法院执行难的压力。

3、法理基础

关于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法理基础，有学者认为执行和解是处分权主义在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中的具体体现，是当事人行使处分诉讼权利的一种行为。从表面上看，执行和解协议确实对生效法律文书中所确定的实体权力义务关系进行了变更，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对生效文书内容享有处分权，也不能看成是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处分。首先，从法理上看，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依据法律所作出的权威性判断和认定，是对纠纷或是权利义务关系的终局裁决，就民事判决

而言，任何人非经法定的程序不得变更判决的内容，必须予以执行，否则将动摇裁判的权威。从另一角度看，如果生效判决都可以任意由当事人协商变更的话，不仅法院的权威将荡然无存，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也将会没完没了，因为没有一个终结时候。因此，当事人之间不得就已生效法律文书中的内容进行再处分，也就是说当事人无权对生效法律文书所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变更;其次，从和解制度产生的原因上看，笔者认为执行难是执行和解产生的直接原因，由于强制执行将面临着各方面的阻力，而且结果未必能够得以完全执行，所以法院也乐于当事人能够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自行履行。而作为债权人的一方当事人也考虑到强制执行难以将生效法律文书中的所有权利执行到位，而往往对债务人作出相应的妥协，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很明显，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当前执行难的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并不是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的结果，是债权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做的让步，是执行机构为了避免麻烦而对债务人的纵容的结果，所谓的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只是一个骗人的幌子罢了;第三、从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来看，执行和解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能成为执行依据。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任意撕毁该执行和解协议，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方当事人也不能要求人民法院按照协议内容进行强制执行，而只能按照原判决内容申请法院恢复执行。如果说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享有处分权，也就是说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处分权的结果的话，那么该和解协议应当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事实上，如上所述，根据我国法律的现行规定该协议并不具有这种约束力。综上，执行和解协议并不能完全看成是当事人处分权的结果。

二、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和规定中，关于民事执行和解部分的规定只有寥寥数语，可以说是相当的粗糙，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人民法院不能参与执行和解协商过程的规定与现实需求及具体实践相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的规定，法院在和解协商过程中的工作只是“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有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根据该规定，法院是不参与具体的协商过程的。而实践中，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当事人，特别是权利人主动向对方寻求和解的愿望并不高;或者在有些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存

在和解的意愿，但是基于无法直接与对方进行沟通和协商，或者不信任对方，无法接受对方的和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执行法院的介入，执行和解根本无法形成。而且事实上，多数执行和解的成功案例也是和执行人员的说服教育工作分不开的，甚至有人戏称民事执行和解应当改称民事执行调解。所以民诉法中不允许法官积极参与的规定与司法实践不符，这阻碍了执行和解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2、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或期间无任何限制导致诸多弊端

和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拒不履行该协议或者在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期满后，一方当事人仍未履约的，在执行期满前当事人是否可以再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这个问题，现行相关法律并没有任何规定，同时也没有类似于执行担保中暂缓执行期限不得超过1年的规定，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从理论上，当事人可以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然后又不停地反悔，而法律对此是不能加以干预的，这必然造成如下几个主要弊端：一是有些当事人往往假借和解，恶意拖讼，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讼累，以达到其不法目的，因为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申请执行的期限得以中止，这样就可以无限延长执行期限;二是加重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如上所述，当事人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又不停地违反，必然也就延长了案件的结案时间，导致案件的积累，由此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三是助长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懈怠态度，不利于当事人谨慎善意地行使权利，更不利于民事纠纷的及时平息。由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中止执行申请期限，债权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则不必担心超出执行申请期限，不利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相悖，也违背了效率原则。

3、对和解协议未履行的救济手段规定不合理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规定，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是和解协议未履行的唯一救济手段。该规定具有以下三点不合理性：一是致使当事人双方权利不平衡，因为根据该规定，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只有一方，那就是“对方当事人”，从字面上看，对方当事人可以是债权人也可以债务人，但是，一个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债务人是不可能申请法院对自己进行执行的。

因此，申请恢复执行的人只能是债权人，违反和解协议的人也只能是债务人了，这无形中就否定了债权人拒绝和解协议的 “权利”，而该 “权利”只有债务人享有，明显存在不平等;二是违反民事协议的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民事行为的诚实信用原则，协议双方应当善意履行协议约定，不履行的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根据如上规定，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后果仅仅是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既不是责任更不是惩罚，这显然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一种践踏;三是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由于不履行也不会产生超出已生效法律文书的责任范围，当事人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后，可以在履行与不履行之间任意选择，这就淡化了和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力，使得有些当事人对执行和解的态度不严肃，不履行协议的现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和解协议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显然不是该制度创立的初衷。这种现象的存在致使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强制执行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首要功能也就丧失殆尽了。

4.某些执行和解制度的具体操作规则不明确

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是否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立即解除或停止，这个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在立法上也未做规定;二是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以及如何进行审查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和解协议的实质是变更了原来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对国家意志的改变，作为国家代表的人民法院显然不能置身事外，必然需要参与执行和解协议的审查。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只规定了法院的工作只是记笔录，根本就没有涉及是否对和解协议享有审查权，更未涉及如何行使审查权的问题。

三、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或缺陷，针对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中存在各种弊端，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上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参与民事执行和解过程中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当前实际出发，根据现实的需要，人民法院应当参与执行和解的协商过程，但是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执行法官在不干涉当事

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可以配合或者促成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有实务中的法律工作者建议，人民法院在这一过程中的工作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侵害，他提出人民法院参与执行和解工作的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和解方案，经执行法院交由另一方当事人接受。此时法院充当的只是和解方案的媒介，并没有介入自己的意思;二是双方当事人要求执行法院提出执行方案并自愿接受。此时，执行法院基于协调双方利益的立场，代为拟定和解方案，起到促成和解的作用，因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该方案，故也不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2、针对因多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而导致执行期限的不当延长的情况，完全可以从现行立法中寻找答案。笔者认为就执行和解的期限问题完全可以参照执行担保的有关规定。从某种角度看，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具有一致的功能或者目的，即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履行。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修改后的二百O八条)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暂缓执行的期限应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执行和解制度完全可以参照该规定，限定执行和解协议的时间或者协议履行期间，当然时间未必一定为一年，具体时间可以参考现实状况而定。

3、关于如何防止当事人任意违反和解协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已经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在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并且在《意见》第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了计算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具体办法。但是该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是否适用于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二是通过协议约定违反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但是这似乎与现行法律规定是相矛盾的，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一方在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唯一的救济手段就是申请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就意味着该执行协议自然无效，既然如此，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自然也就无效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不因和解协议的无效而丧失。

浅论执行异议发展与协调 篇4

概念

执行异议之诉，是指当事人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利存有争议，经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进行初步审查和处理，当事人或者案外人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请求执行法院通过审判程序解决争议而提起的诉讼。

立法意旨

执行异议申请 篇5

申诉人： 性别：

年龄：

民族：汉 电话：

现住址：

请求事项：

一、请求法院解封（2007）穗中法执字第2932号查封的广州市天河区东莞庄路天一新村 栋 梯 房，保障业主办理该房屋房地产权属证书的合法权益。事实与理由：

申诉人

是广州市东莞庄路亿豪北街1号（天一新村

栋 梯）

单元的业主，我于 年 月 日从广州亿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购买了一套商品预售房（预售许可证号：），该房屋位于广州市东莞庄路天一新村 栋 梯 室，同时买卖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房合字

号），建筑面积

平方米，房价人民币

元，买受人是。

年 月

日申诉人按照与开发商签订的合同条款规定按时交纳了房款首期款人民币

元、房屋契税款人民币

元及综合税费人民币

元给开发商（后附付款凭证和收据），而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也于

年 月 日由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做了预售合同登记。之后于

****年**月**日在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市越秀支行办理了购房余款的商业性抵押贷款按揭，****年**月**日已还清全部贷款并在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注销抵押。然而在我们早已按照合同规定支付全部房款的同时，开发商并未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规定在交付使用后

日内办理好买受人的房地产权属证书。我们在****年**月**日已办理了收楼手续并入住，将近8年过去了，开发商仍未为我们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期间我们曾多次向开发商工作人员询问有关房产证问题，该公司负责人的态度不是不作正面答复、就是有意躲避和不予理睬。为此我们于2011 年 5月28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追讨我们的合法权益。但是在2011年10月11日收到天河区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才被告知上述房产已于2008年1月被贵院以执行案号（2007）穗中法执字第2932号文查封，并要求我们到贵院办理上述房产被查封的执行异议申诉，待执行异议诉讼裁定解封后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审理。

据了解，贵院于2007年作出了查封判决：穗中法执字（2007）第2932号文的内容为 “查封东莞庄路天一新村„„K栋尚未出售的全部商品房„„”。我们的商品房是 年购买的，先于贵院的判决生效之前，我们购房时开发商是持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证号）的，而且我们的购房合同在广州市房管局也有登记，即我们的购房手续是完全合法的。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在业主购房后因开发商的问题而查封已售房产，这是在侵犯消费者的权益。

基于以上事实，请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广州市天河区东莞庄路天一新村 幢 梯 房的房产给予解封。

此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浅论执行异议发展与协调 篇6

一、“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冲突和重叠

根据做出仲裁裁决机构的所属国籍,仲裁裁决可分为本国仲裁以及国外仲裁,根据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是否涉及国外事务,本国仲裁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内国仲裁以及涉外仲裁。从当前立法来看,我国法院对国外仲裁所实行的监督方式仅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对于本国仲裁则实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以及“撤销仲裁裁决”两种监督方式,学界通常将该监督模式称为“双重救济”模式,前者适用于仲裁程序的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均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后者则适用于申请执行裁决程序中的被申请执行人,亦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裁决的债务人”,如此申请执行方则相应地作为“裁决的债权人”。需要明确的是本文的讨论对象主要指向本国仲裁,并未延伸至外国仲裁。自1994年仲裁法将“撤销仲裁裁决”引入到仲裁体制以来,我国便确立了司法对仲裁两种监督方式并存的时代,而学界对于这种所谓的“双重救济”监督模式的探讨与质疑却从未停止过。笔者将结合学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笔者自身的粗浅观察,对“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监督方式在制度设计以及实践运作两个层面中所隐含的价值缺陷以及内在冲突进行一番梳理。

其一,“双重救济”监督模式在仲裁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之间形成失衡状态,具体而言,仲裁裁决的胜诉方对裁决结果只享有一次救济的权利,即只能通过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来维护自身利益;而仲裁裁决的败诉方除了享有对抗胜诉方的申请不予执行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如若认为仲裁裁决存在缺陷事由时还可提起撤销之诉。笔者无法认同此观点,前文中对当事人双方权利保护平衡标准的讨论是建立在已知的仲裁结果的基础之上的,即根据仲裁结果确定的胜诉方与相对应的败诉方所享有的救济途径是明确可感知的,但问题就在于,权利保护机制所影射的主体应是仲裁结果做出之前的双方当事人,而非根据仲裁结果所确立的胜诉方与败诉方,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中任何一方在仲裁裁决做出之前所享有的救济途径是不确定的,胜诉方与败诉方具体的当事人身份只有经过具体的仲裁程序后方能够确定,享受胜诉的欢乐抑或承担败诉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事人自身在仲裁程序中收集、运用证据以及说服仲裁员所付出的努力程度所决定的。从该角度看来,“双重救济模式”对于仲裁程序中的双方当事人来实质上仍是能够实现公正保护的。

其二,在“双重救济”监督模式之下,首先,从两种监督方式各自的审查事由观察,经过2012年民诉法的修改之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事由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形成了完全重合,新修民诉法将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中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实体性事由予以删除,将“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修改为“判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以及“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两个事由。其次,除了审查事由,不予执行与撤销仲裁裁决在法律后果上亦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准确地说应当是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所产生的法律效力被撤销裁决所覆盖。仲裁裁决一旦被撤销,即自始丧失法律效力,包括裁决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强制执行力,而如若法院认可当事人的不予执行申请,仲裁裁决也只是在强制执行力上被否决,裁决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仍能够得以延续。从该角度观察,“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措施效用似乎已经被“撤销仲裁裁决”所覆盖,且从权利维护的时间性考虑,撤销申请比不予执行申请显然更能够为当事人提供及时的权利救济,有学者据此提出应将“不予执行制度废除”。

其三,“双重救济”监督模式对仲裁裁决效力的影响与冲击问题。撤销裁决制度与不予执行制度并行的方式客观上为裁决的债务人提供了两次救济的机会,实践中债务人出于纯粹不满仲裁结果而通过先后申请撤销以及不予执行来达到拖延裁决效力实现的情况并不少见,针对该现象仲裁法司法解释提出了应对方案,即禁止当事人以相同理由先后行使双重救济,但问题在于,司法解释并未禁止裁决债务人以某一理由提出撤销申请被驳回后再以其他不同的理由申请不予执行,而且从现实角度考虑,由于对仲裁裁决所进行的司法审查标准不仅包含程序性事由,同时亦包括当事人“伪造证据”以及“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等实体性事由,当事人基于实质同一的事由而对其在程序和实体形式之间进行转换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一项仲裁裁决若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裁决对于当事人而言虽然失去了强制执行力,但裁决本身的法律状态并未被彻底否决,仲裁裁决仍然得以合法存在。若日后被申请执行人依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即使新的仲裁裁决或者法院判决能够消除因原有的程序瑕疵与实体缺陷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但却有可能导致新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与原先虽丧失执行力却依然合法存在的仲裁裁决之间在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方面形成矛盾甚至完全冲突的关系。

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存在价值

在厘清以上几方面问题后,笔者认为,解决“双重救济”监督模式的内在缺陷并不必然只有废除不予执行制度一种途径,不予执行制度从首次规定于1991年民诉法之后延续至今已二十年有余,其间经历了两次民诉法的修改契机以及仲裁法的首次颁布而仍然完整地保留下来,可见立法者对于不予执行制度在仲裁裁决的权利救济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给予了肯定,在此立法背景下贸然主张将其废除,恐怕亦是难以获得立法层面的支持。

首先,从法理价值层面考虑,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与权力制衡理论是相互契合的。任何一项公权力在缺乏监督的情形下必然存在遭受滥用甚至侵害公民权利的危险,对于本质上来源于公民授权的公权力必须设置相应的监督机制。仲裁庭所行使之仲裁权虽从形式上依据纠纷双方当事人之契约而取得,但因存在权力行使之界限以及经向法院申请可获得强制执行力等特征而具备了司法权的属性(亦有学者将仲裁成为类司法行为),既然具备权力属性,则理所应当接受监督以防止存在滥用之危险。不予执行制度作为司法监督方式之一对仲裁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审查与制约作用不可否定,法院在执行程序中除了涉及公共利益事由并不主动对仲裁裁决的效力瑕疵做出评判,只有依据被申请执行人的请求方可以对裁决本身潜在的程序性以及实体性缺陷进行检验。

其次,若谈及权力制约价值,与不予执行制度相比撤销裁决制度同样具有监督约束仲裁权之功效,为何不能直接将不予执行制度取而代之呢?笔者认为,若对具体的制度设计加以观察,仍可发现撤销裁决与不予执行制度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功能差别。其一,从当事人权利保护的角度观察,不予执行制度主要保护的是被申请执行方的利益,在裁决执行程序中为被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主张提供异议途径,如果说被申请执行人基于客观原因未能在撤销期限内行使对仲裁裁决的异议权,其仍然能够在裁决的执行阶段再次获得行使异议权的机会。若贸然废除不予执行制度,岂不是强行将被申请执行方推入无以自救的困境,更何况我国现行法律并未针对裁决债务方基于客观原因未能在撤销期限内行使异议权的情形赋予相应的补救途径。其二,若从管辖法院的角度观察,受理撤销裁决申请的法院为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而受理当事人执行以及不予执行申请的法院则为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我们不难察觉出撤销程序关于管辖权的限定在司法实践中所隐藏的问题,即地方利益保护倾向,特别是在涉及地方性重大项目利益的仲裁纠纷中,地方政府通过恶意串通地方法院以图强行干预仲裁结果的腐败行为并非绝无可能,在仲裁事业迅速发展、仲裁事项日益庞杂的社会背景之下,地方保护主义更应受到提防。与撤销制度不同的是,不予执行制度所确立的管辖法院则为被申请执行人规避地方势力的不当干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三、“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制度协调

通过价值分析对不予执行制度予以肯定之后,最终需要解决的便是如何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对“双重救济”监督模式进行调整以克服制度弊端的问题了,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环节就在于撤销裁决与不予执行制度两者之间的衔接,只要适当调整两种程序之间的适用规则以及法律后果,关于不予执行制度价值以及裁决效力冲突的困惑便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

其一,从解决重复审查以及防止当事人恶意拖延裁决效力的角度考虑,应当明确执行程序中被申请执行人行使异议权的期限,规定“被执行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期限届满以后所提出的不予执行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如果被执行人原本可以通过撤销程序行使异议权而故意拖延,则其在执行程序所提出的异议理由法院不再加以考虑,当然异议期限的限制并不妨碍法院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事由实施执行监督。

其二,从解决裁决效力冲突与法律后果重叠的角度考虑,应当明确“法院做出不予执行裁定的同时,一并撤销仲裁裁决”。在我国的监督体制之下撤销裁决与不予执行裁决的审查范围是完全重合的,就仲裁裁决本身的合法性判断而言,两者在审查标准以及制度功效上是存在一致性的,从这一点来看,“法院做出不予执行裁定的同时一并撤销仲裁裁决”的立法设计是具备正当基础的。此外,就撤销裁决与不予执行制度之间的衔接关系而言,德国所实行的司法审查模式与我国类似,在具体的适用规则以及程序设计方面有诸多值得学习借鉴之处,例如,在考虑两种监督方式的协调与衔接时,德国规定:“法院在决定裁决是否可执行时应当考虑其是否存在可撤销裁决的理由”,而且,“如果法院已经宣告仲裁裁决可执行,则当事人不能够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摘要：撤销程序与不予执行是我国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两种主要方式,由于制度内在缺陷而导致对仲裁裁决效力造成冲击以及影响仲裁效益性等诸多问题,多数学者主张将废除不予执行制度作为解决途径。实际上,废除不予执行并非最佳选择方案,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不予执行制度的现实价值,较为妥当的解决方式应是对撤销程序与不予执行制度进行重构,特别是要做好二者之间的衔接与协调。

关键词：司法监督,不予执行,撤销裁决,协调

参考文献

[1]万鄂湘,于喜富.再论司法与仲裁的关系——关于法院应否监督仲裁实体内容的立法与实践模式及理论思考[J].法学评论,2004,(3).

[2]汪祖兴.仲裁监督之逻辑生成与逻辑体系——仲裁与诉讼关系之优化为基点的渐进展开[J].当代法学,2015,(6).

执行行为异议书 篇7

异议人：金宏标, 男，44岁，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文锦苑18幢2单元802室

被异议人：叶国雄，男，51岁，汉族，住湖州市龙泉街道55幢201室

被异议人：潘慧卉，女，31岁，现住湖州市龙王山路城市之心110幢601室

被异议人：陈志杰，男，31岁，现住湖州市龙王山路城市之心110幢601室

被异议人：湖州超越食品厂，住所地湖州市菱湖镇工业园区投资人：潘慧澜，该厂总经理

异议人金宏标因（2009）湖浔商初字第1139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程序一案，不服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0）湖浔执民字第959号执行裁定书，特向贵院提出执行行为异议。

异议申请的法律根据

异议人的异议申请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请求事项

撤销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0）湖浔执民字第959号执行裁定书，并重新作出裁定：

湖州超越食品厂不得为（2009）湖浔商初字第1139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提供保证。

事实与理由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针对叶国雄与潘慧卉、陈志杰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做出判决，案号为（2009）湖浔商初字第1139号。后因被告潘慧卉、陈志杰不履行判决文书确定的义务，原告叶国雄向南浔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案件执行期间，因被执行人潘慧卉、陈志杰不能履行判决文书确定的义务，湖州超越食品厂自愿为被执行人提供保证，南浔区人民法院遂做出（2010）湖浔执民字第959号裁定：保证人湖州超越食品厂在保证责任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叶国雄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见附件一第22行至第23行）。

异议人认为，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所做的（2010）湖浔执民字第959号执行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且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首先，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所做的（2010）湖浔执民字第959号执行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该裁定书中写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5条的规定，裁定如下：······”（见附件一第19行至第21行）。南浔区人民法院适用该司法解释第85条是错误的，因为该司法解释第85条清楚地写明：适用于审理期间的执行担保。而本案中，湖州超越食品厂并不是在审理期间提供执行保证，而是在执行期间提供执行担保，因此，不应该适用该司法解释第85条。关于执行期间的执行担保，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8条至第270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208条，因此，应该适用这些法条。

其次，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所做的（2010）湖浔执民字第959号执行裁定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9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的执行担保，可以由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作担保，也可以由第三人出面作担保。以财产作担保的，应提交保证书；由第三人担保的，应当提交担保书。担保人应当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而事实上，湖州超越食品厂根本就不具有代为履行的能力。理由在于，湖州超越食品厂因与再审申请人金宏标存在合同纠纷而被金宏标于2009年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金宏标已于2009年7月申请了财产保全，南浔区人民法院随后对湖州超越食品厂的全部厂房及工业用地进行了查封，并于2010年下半年依法进行了拍卖，所得价款为334万元，扣除优先偿还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城西支行的抵押借款1939388.52元以及案件执行费20911.04元，余款只有138万元左右（见附件二），而此时，湖州

超越食品厂拖欠金宏标150万元的合同债务尚未履行。也就是说，湖州超越食品厂连自身的债务都不具备完全偿付能力，何谈为他人担保的能力，其作为担保人代为履行的能力显然是不具备的，南浔区人民法院准予其担保的裁定显然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9条的规定的。

综上所述，异议人认为，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0）湖浔执民字第959号执行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且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2条的规定，应当撤销并改正。今向贵院提出执行行为异议，望贵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公正的裁定。

此致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异议人：

年月日

附件一：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