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学生时代-诗歌(共11篇)
怀念学生时代-诗歌 篇1
怀念学生时代-诗歌
◎教室
我是知识和智慧的入口
与我一步之隔
矗立一座知识的殿堂
我不善高谈阔论
从不发表个人见解
更多的时候
我像一位思想者
向老黄牛和大青石学习缄默
如果你一定要我开口
我只得实话实说——
我是一张慎重撒开的网
我的打捞,不是一场
鱼目混珠的游戏
◎讲台
在我们的家族里
数我最不起眼
注定要以配角的名义
在三尺田园,默默耕耘
以古老而传统的站姿
为演讲者支撑一个
成功的信念
在这个位置
我一站就是几千年
几千年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这个世界可以放弃一切
但不能没有我的
立足之地
◎黑板
我的吞吐量太大
而内存太小
我必须不停地储存和删除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我的黑,是为了衬托白
让知识的船平稳靠岸
我的黑,是为了迎接白
让知识的宇宙没有黑夜
我是一个深度形容词
黑,是我先天性的肤色
可是,我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容不下半粒尘埃
◎教鞭
只要我轻轻一点
就会蹦出一串闪光的.精灵
像璀粲的珍珠
像晶莹的葡萄
那些耀眼的知识点
像三月密集的雨滴
在春天的原野,飘飘洒洒
而我只能点到为止
在它们化为一缕尘烟之前
如果你真的呵护我
我只在乎你信任的目光
发光的眼睛
◎粉笔
我天生矮头矮脑
只能依托别人的手势
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和同伴组成一个临时方阵
耐心等待发配的指令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尽情书写美丽辉煌的人生
有时,我又特别担心
生怕一次词不达意的表述
玷污了孩子善良的眼睛
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 篇2
《视野》专栏,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学批评、文学评论栏目,专门刊发文学批评与文学论评文章与访谈,欢迎赐稿。
访问者:姜红伟
受访人:于 坚
问:首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诗歌生涯以及您的创作成就?
答:我1970年前后开始写诗。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学刊物,从未想到发表,只是通过手抄本在朋友之间流传。1980年我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一些同学已经读过我的诗歌手抄本。我第一次在公开刊物发表作品是在《滇池》,编辑看到我发表在云南大学的学生刊物《犁》上面的作品,发表了一首,那是1980年冬。1983年获得《飞天》大学生诗歌奖,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诗歌奖。这时候也开始与韩东等诗人联系,共同创办了《他们》。1986年《诗刊》11期头条发表我的《尚义街6号》组诗。1989年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六十首》。1992年我的朋友资助我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1994年我获得台湾《联合报》第十四届新诗奖头名。2000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蓝星诗库出版了《于坚的诗》。算起来,这大概是20世纪中国出版的最后几本新诗诗集之一,也许就是最后一本。2006年我出版了第六本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获得鲁迅文学奖。第七本诗集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诗选《在漫长的旅途中》。2013年我的第8本诗集《彼何人斯》出版。10月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一本诗选《我述说你所见》。同时我也出版了十多种散文集、随笔集以及诗学文集《还乡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我同时也一直在搞摄影,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我拍摄了数万张照片,也拍摄纪录片。我的摄影曾获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全球摄影大赛华夏典藏金框奖。纪录片《碧色车站》曾经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银狼奖单元。2011年我获得德国第十届感受世界亚非拉文学评选第一名。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是的。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
答:我1982年开始在《飞天》大学生诗苑发表作品。1983年获得《飞天》大学生诗歌奖。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通过《飞天》,我与许多大学生诗人取得了联系。包括韩东,重庆大学的尚仲敏、燕晓冬等人。我与韩东创办了《他们》。尚仲敏、燕晓冬创办的《大学生诗报》当时在大学影响很大,他们在《大学生诗派宣言》里面称我为旗手。
问:当年,您创作的组诗《圭山组曲》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圭山组曲》是我第一次获奖的作品。写的是云南高原上土著的生活。今天所谓原生态的生活。歌颂大地是我早年诗歌的主题,也是一贯的主题。这来自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也有惠特曼、聂鲁达这些诗人的影响。
问:在20世纪80年代,甘肃的《飞天》文学月刊开办了一个诗歌栏目叫“大学生诗苑”,据我了解,这家刊物曾经几次发表您在大学时期创作的诗歌作品。请问,对这家曾经扶持您成长的刊物和编辑张书绅先生,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答:《飞天》是八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最早的阵地。1982年前后,中国当代诗歌的现代潮在各个大学风起云涌,但大学生诗人们没有地方公开他们的作品,这时,《飞天》在编辑张书绅先生的主持下,开辟了《飞天》大学生诗苑。国内大学的大学生诗人纷纷在此专栏发表作品,这在当时是唯一可以集中发表他们诗歌的公开刊物。后来被批评家们称为“第三代诗歌”的许多重要诗人都在这个刊物发表了作品。《飞天》甚至促成了一种叫做“生活流”的诗歌流派。《飞天》以其远见卓识推动了当代诗歌的历史进程,这是历史不能忘记的。
我在大学时期开始在《飞天》发表诗歌,我那些一直被视为非诗的东西在公开刊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飞天》的宽容使我真正感到,文化上铁板一块的时代在松动了。我第一次发表的组诗《圭山组曲》就获得了“飞天大学生诗歌奖”,50元奖金,我请云南大学银杏文学社的全体社员大吃了一顿。那个时代,《飞天》成为大学生诗歌的一个圣地。
我从未见过《飞天》默默无闻的诗歌编辑张书绅先生,但我一直记得他,想象着他。《飞天》在伟大的敦煌附近,那是一个神灵飞舞的地方。在我的写作道路上,在那样的时代,遇到这样一位编辑,我以为有如神助。我听说他的眼睛不大好使。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可以看见诗歌的人。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
答:我在云南大学与同学创办了银杏文学社。我是第一任主编。第一期《银杏》是用白纸抄写出来,贴在学校的黑板上,前几期都是我一个人抄写、排版。
问:为什么要创办银杏文学社?
答:当时云南大学中文系才子云集,许多人做着作家梦。学生迫切需要文学社团来开展文学上的活动,但那时候“文革”的影响还非常大,由于有过总是怀疑作家们的创作如果不是歌功颂德的话那必然是含沙射影别有用心的传统,对热衷文学的学生很不信任。云大中文系1978级的李勃、费嘉等几个办了云南大学“文革”后第一个学生文学刊物,油印的,叫做《犁》,才出了一期就勒令停刊了。那上面刊登了我的诗《滇池月夜》,当时我还没有考进大学,在工厂做工,我的诗已经通过手抄本在大学里流传了。
后来我进入云大,有一天全系大会上领导批判我这首诗,说是比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还消极。其实那些作品今天看来,完全是热爱生活的风花雪月。我进校的时候大学空气很沉闷,谈论文学是大学宿舍里熄灯后的事情,我们秘密地讨论萨特、卡夫卡、存在主义以及现代派诗歌,秘密地写,没有地方发表。谈论文学经常彻夜不眠,影响其他同学休息,而且有点鬼鬼祟祟,谈论荒诞派戏剧的话题都会有人打小报告,而同时,这些书已经在新华书店上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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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没有文学社团在我看来不可思议,我上大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冲着文学社团来的。一群才子秘密谈论文学是令人发疯的事情,我们已经自命将写出不朽的作品,却成天躲躲闪闪像地下工作者似的。到1983年,终于忍不住了,我发誓在我毕业之前一定要在中文系搞个文学社。尚义街六号吴文光家的秘密文学沙龙已经解散,1978级的几个文学才子在毕业的时候因为学习期间不务正业搞文学被分配到条件最差的单位,写小说的李勃、写诗的费嘉被流放郊区。《犁》的成员只剩我一个,相当孤独。
新一代的才子进校,1981级有朱洪东、蔡毅,1982级有张稼文、文润生等等。有一天我在图书馆见到蔡毅,我是于坚,我是蔡毅。相视一笑,搞个文学社嘛,不然大学太难玩了。又去找张稼文,大理州云龙县农民家庭的儿子,总是背着柴禾的样子,他正蠢蠢欲动在班上搞文学社。别搞了,要搞就搞大的。秘密串联后,取名银杏文学社。就去找系里主管思想战线的领导谈,要求成立,遭严词拒绝。而且又传出话来,这个于坚,思想有问题,毕业时要弄到基层去好好改造。
不准搞文学,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根本不在乎。当时,张文勋先生担任系主任,主管教务,管思想的领导不同意,我们就去找他。张文勋先生当即表示支持,并同意当文学社的顾问。我们感动得一塌糊涂。我记得我们是在他家客厅谈的,他住的房子很小,所谓客厅,也就仅容大家促膝而已,家里却腾出个房间,独成一个小图书馆,摆满了书,狭窄的过道几乎不可以转身,我们默默翻看先生的藏书,这个永远的图书管理员为我们数列着他的家珍。
我们这一代人与今天的大学生不同的是,我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完成了自学,经历过人生与社会,我在自学时代通过秘密的阅读活动,知道了所谓大学是怎么回事,我对大学的理解是古典主义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天才的温室,而不是思想和知识的禁区。某些时候,我确实对我的大学有些失望,我觉得我比它更像大学。但那一日,从文勋先生家出来,我对我的大学重新恢复了敬意,大学是通过具体的老师呈现出来的。我为作为这个大学的学生而自豪。云南大学有一个钟楼,过去敲钟是有专人的,到点,校工就爬上去敲响。我记得那一天我听见钟声响起,像是第一次听见,灿烂如秋天。钟楼下,银杏树一片金色。
10月的一个夜晚,银杏文学社举行成立大会。那是浪漫主义的年代,激情、青春、友谊真实无比,没有什么是虚拟的。会场里点着蜡烛,满地都是同学拣来的银杏树叶。许多老师都来了,那位原来不同意的领导也来了,文勋先生代表中文系表示祝贺,并赋诗一首。同学朗诵诗歌,唱歌什么的,最后大家唱《友谊地久天长》。银杏文学社于1983年成立,一直存在到今天。在当年,它是中国高校十大著名文学社团之一。散会,我们一伙人继续唱着歌去学校大门外街道上的一家小酒馆庆祝。我们搂肩搭脖,高歌着走去。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与云南大学中文系的另外几位同学一起创办了油印的诗刊《高原诗辑》。开始我的诗是通过手抄本在大学流传,我还没有考入大学,我的诗就在大学中文系一些同学里面流传了。进入大学我的另一个手抄本也在同学中流传。那时候没有印刷的条件,所以我的诗集只有手抄本,自印诗集是在大学毕业以后。
问: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答:很多。我们也在山冈、河畔、公园朗诵。那时候朗诵会很日常,不一定要组织,随时可以开始,只要有几个人。
问: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
答:这个倒是没有,我与大学生诗人的联系主要是通信。许多人至今没有见面。
问: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答:许多诗人都有通信。我没有什么浪漫故事,我的诗一开始就是反浪漫主义的。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因为“文革”的遮蔽,诗歌在青春和民间孕育了巨大的能量,“文革”结束后突然爆发,所以天才辈出。直到今天。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力还是来自这些作者。他们也是后来第三代的基础、先驱。
问:当年,大学生诗人们喜欢交换各种学生诗歌刊物、诗歌报纸、油印诗集,对此,您还有印象吗?
答:是的。交换过很多。经常收到邮寄的刊物、诗集。
问: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激情。光明。抵抗时代和孤独的包围。诗人之间唯作品。好作品不会被遮蔽,大家奔走相告。没有人为发表、获奖写作。没有小圈子。当时张书绅先生设立“飞天大学生诗歌奖”我还觉得非常新鲜,那时候基本没有什么诗歌奖。这个奖是中国当时寥寥可数的文学奖之一,唯一的诗歌奖吧。颁奖成疯是现在的风气。
问: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答:可以这么说。大学生诗派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第三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出场。朦胧诗在20世纪80年代初如日中天,已经成为主流诗歌,而大学生诗歌还在地下,《飞天》是大学生诗派的阵地。朦胧诗传承自三十年代的小资风格和“文革”激发的意识形态隐喻,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很不以为然,“诗到语言为止”(韩东),新的诗潮在大学涌动。一种“以物观物”,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诗正在孕育。那时候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风靡大学校园。朦胧诗那一代人基本没有上过大学,他们来自“文革”时代的知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陈旧。我永远尊敬朦胧诗一代诗人,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是先知先觉,但在美学上他们借助了一种陈旧的形式。“先锋派”这个概念是在大学生诗派的时代开始的,而在第三代成为一种运动。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答:这很难说是有组织的运动。完全自发,诗人们在时代的节点上意识到某种新的时代精神,导致了写作的大面积喷发。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大学生。当时的大学生相当特殊,我想在世界教育史上或许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大学生群体。一个班里面,同学之间,年龄相差10岁。大学生里面有很多思想者、革命家、诗人、战士……我记得那时候雄辩非常普遍,我们讨论从马克思主义到荒诞派文学、老子、卡夫卡等等各种话题。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我一直在写诗。最新出版的诗集是《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
姜红伟,1966年生,黑龙江海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倡导者,曾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系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八十年代民间诗歌、校园诗歌报刊收藏者。
于坚,1954年生,云南昆明人。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我述说你所见》,文集《棕皮手记》《云南这边》《还乡的可能性》《印度记》《众神之河》等十余种。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诗歌奖等奖项。
怀念学生时代的经典的心情说说 篇3
1、我比谁都明白我永远都是一个人,只是不愿当我再闭上眼的时候,你却已白发苍苍。
2、想起那年快要毕业,然后还真的就毕业了,后来就再也不敢回去了。
3、青春的回忆不停的在脑海中翻滚,虽然每次都有想流泪的感觉,但还是止不住的想,我们各自奔向自己的梦想,只希望大家都好。
4、可惜我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从明天开始,要像个大人一样 为柴米油盐打拼 同样 还有 我们的梦 加油!
5、夜深了,流连的回忆在慢慢的呈现,慢慢的明白了时间的意义,懂得了那一丝的单纯是多么的遥远,遥远的永远那么的遥不可及。我们在慢慢的.变老了,最快的是时间,最慢的是时间的插肩而过。
6、忽然能理解了上一辈的怀旧情怀 好久没怀旧了 想想真的毕业了的时候怕是根本无暇顾及以前的日子了。
7、高三终于过去了,些许怀念,永远不会后悔,大学,加油!
8、今年散伙饭时,很多很多人一起吼出青春永不散场,想起当年高中毕业时说过的类似的话,突然想哭,我们都知道青春不散场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在岁月的蹉跎中有些人注定永难再见!
9、现在想来也没多少机会了,三年前的别离我失去了一些好朋友。三年后我不想再失去你们。时光荏苒,期待再会。
10、人走了,距离远了,感情就淡了,人也就这样成熟了。
11、好难过,好怀念当年的日子,真的叫做青春,还好我没有虚度,没有错过太多,留下太多的故事~
12、当年高中最后,都在刷题,没有感动,没有诉说,有的只是苍白,现在只是怀念那些模糊的内心感动。
13、纪念高三那段回不去的,青葱岁月,那段可能不会再次拥有的,美好的时光。
14、大二了,我好想你,你们还好吗,现在的我,不好不坏,感谢你们,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奋斗的那些日子。
15、祝天下心心相印的同学朋友天天开心,不要怕分离,即使情到深处。
16、我的青春开始的地方,我喜欢的人出现的地方,它给我的回忆,不只只是一点点。
17、高中真让人怀念啊……总是在不经意间,想起那些温暖的画面……
18、想起了我的高中生活,才发现它是多么的苍白,没多少彩色的记忆,只有埋头苦干的汗水……
19、毕业后的我们,终于懂了相聚时光的珍贵,但可惜,时间不会倒流,我们再也回不去。
怀念故乡的诗歌 篇4
地里的庄稼可以收割了
整年的辛苦终于换来下一年的温饱
农民心想的 嘴里叨念的都是
今年的粮食价格是不是会涨些
家在记忆中是温馨的粉色
母亲粗糙的手付出了所有
她曾做过香甜可口的饭菜
也曾缝制过厚实暖身的衣裳
那点点滴滴渗透着普天之下的爱
温暖了丈夫儿女的胸膛
家在印象中是硬朗的古铜色
父亲的脸就是这个颜色
他用钢铁般的脊梁撑起晴朗的天空
为让妻儿能有挡风遮雨的“房”
成了父亲一辈子拼搏努力的动力和方向
十五夜 月圆 风凉
想家的心情潮水般猛涨
只身在外的游子思念成河
把亲情、乡亲交织一起
给我怀念诗歌 篇5
天地给了我一个远古的生命
我在大地上匍匐求生
一道绮丽的闪电划破天空
我能直立行走了
从此便可以流浪
常吃树皮菜叶、常喝山溪涧水
最好时可遇见整树野果
太阳照亮无边荒野
不知身在何时何地
何年何月,也快乐
月亮照着我的山洞
看惯了圆圆的沉思,起风的夜晚
听梦大地轻轻的呼吸
一觉醒来我会说话了
在一个大地开裂的季节
惊雷染红森林
我会用火了
看见鲜红的天果后飞来苍鹰
看见它用羽毛遮体我知道害羞了
我在篝火的`山洞闲数雪花
数着数着数出满地鲜花
我在风光的山坡上数着鲜花
数着数着数出满山红叶
风在草地上来来回回织布
一会染绿,一会染灰
反反复复不知多少回
我只管在阳光里洗澡
洗掉满身长毛
无数个梦把我带进带出
变成今天的模样
过去我以游离生存
现在我以有血有肉生存
游离是无忧无虑
实体的生命无法言说
我曾是个远古人
我的过去就那么简单
怀念港片时代 篇6
那个年代,我本人正处于青春高峰期,从家乡东京到北京、广州,又越洋赴多伦多,再到香港,提着大皮箱每年换一次窝,屈指数一数总共搬了十次家。海外浪子的生活犹如没完没了的连续剧,充满着喜怒哀乐各种色彩的真实对白,好在那段时间里,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在银幕上看到华语新片,令我感到永不孤独。
《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活着》、《恋恋风尘》、《悲情城市》、《海滩的一天》、《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倾城之恋》、《客途秋恨》、《阿飞正传》、《重庆森林》、《喜宴》、《饮食男女》、《点心》、《喜福会》等经典片,我都会在公映后第一时间内在世界各地的影院里看的。也许每人都有代表自己青春期的几部电影吧,从这角度来说,我的青春期真是丰富多彩,豪华极了。
《黄土地》我是在东京新宿的东急电影广场戏院看的,《喜福会》则在多伦多国际影展上,记得还参加了王颖导演的记者会。《倾城之恋》和《重庆森林》都在香港看了,尤其是后者于1994年问世的时候,我就住在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上面的星街七号,影片和人生在澳洲奇人杜克风手持的摄影机镜头里交融一般的感觉,令人印象好深刻,恐怕一辈子都忘不了。顺便说一句,流行歌曲方面,有创作歌手罗大佑唱的《皇后大道东》,那段时间担任了我个人和殖民地末期香港的主题曲。
转眼之间,二十年过去了。其间全世界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发展,是没人能预测到的。同一时期,围绕着华语电影的情形也变化了许多。进入21世纪后,针对本土观众的中国电影大为流行起来,先有冯小刚的一系列贺岁片,后来更出现了陈可辛《投名状》等跟好莱坞媲美的大型制作。不用说,这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国内电影市场成熟的缘故。
如今的华语片导演为国内观众拍戏,而不再为国际观众特别是影展裁判团拍戏了。听起来再理所当然不过吧,可是二十年以前,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就受到“媚外”的谴责,也是有根有据的。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2003年,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从这时开始,港产片和国产片的区别逐渐消失。果然,政治和经济决定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这些年,无论是许鞍华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还是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与其说是香港电影,倒不如说是香港导演拍的中国电影了。
再想想,其实许导和王导都是中国大陆出生的人;许导生在东北鞍山,王导则在上海出生。正如曾经割让或出租的土地给拿回来,曾经出境的赤子也重新被母国拥抱,也算是顺理成章。
只是已消灭或失去的事物总让人有怀念之情。在大学课堂上,给日本学生看着《重庆森林》,我想起尖沙嘴重庆大厦内的印度餐厅,中环户外电梯边的云吞面馆,位于兰桂坊文化界人士聚集的那家酒吧,听说店主格雷丝如今在别处经营着七一吧,有机会真想去跟她叙旧一番。
记得王家卫的另一部作品《阿飞正传》在铜锣湾皇后饭店取景,我曾去吃过基辅式炸鸡肉。铺子里展览着影片中用过的道具,包括老式的电话亭。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多多少少继承着老上海十里洋场的氛围,而在电影界,王家卫是典型的海派代表。
我是四大天王、梅艳芳的同代人,被他们的影片吸引而去香港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已有150年历史的这块英国殖民地,摆脱不了电影布景般的肤浅与虚假,但东方珍珠的魅力就在那里,至少曾经如此。
都快二十年了,恐怕很多事情不再一样,影片里却保存着昔日时光。《重庆森林》中的金城武,借用兰桂坊深夜快车快餐店的电话一直讲个不停,如今的学生不明白为何他不用自己的手机。殖民地香港属于前手机时代,那确实是跟今天相当不同的一片天地。
怀念父亲诗歌 篇7
作者:阳光海景
那天,日当正午,
他说,一条龙飞过咱的家。
那天,斜阳西下,
他说,西厢房里开了一朵最后的花。
放下陶罐的牵绊,
他说,累了。
正房的病榻上,
花香填满了他的胡茬。
抚摸着娇嫩的蕊,
他说,舍不下。
他,就是咱的爸。
他低头垒墙,说风寒损花。
他抬头看天,渴盼阳光催生奇葩。
他深夜苦耕,侧听花的嗟呀。
他妙手丹青,却笑夸我的涂鸦。
天边飞起了一抹朝霞。
绚丽的彩霞怎么也不能染红他满头的白发。
那花,没有绽放奇葩。
他说,已经很奢华。
桃红柳绿啦,春的消息才迟迟送达。
枝头的蝉噪,给了我烦闷的夏。
疏桐重云,盖住我秋的清凉。
数九寒冬,我依然缱绻在你的翼下。
天,顷刻坍塌。
冥纸翻飞着蔽日的黄沙。
引魂幡上停着宋朝的鸦。
他那被磨蹭老茧的双手啊,
捧着他手中的花。
刮风了,他为我挡沙。
下雨了,他带我去看江南的霞。
夜好黑哦,他说,别怕。
节日到了,他说,快回家!
可如今你又在哪里呀
怀念与期待诗歌 篇8
往事……的点点滴滴
都成为了历史
我心中编写的历史
那套属于我自己的“《史记》”
我正在努力编写
那套记录了我身边生活的“《史记》”
将成为我永久的美好回忆。
我怀念往日
所以——
经常独自一人悠长的.徘徊在“《史记》”中
尽情的畅游在那本充满酸~甜~苦~辣~咸的“《史记》”中
一但钻进了形似“五味瓶”的“《史记》”中
我便超越了自我
仿佛身临其境,跨越空间。
“《史记》”里的种种回忆
都使我难以忘怀。
但有一句话说:
“纣王再牛,不也是历史么?”
所以——
往事在精彩,也都将成为回忆
再怎么惊天地,泣鬼神
也都将成为泡影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磨灭。
虽然,我很怀念过去
但是,我更期待未来
因为,我相信——
民俗作家:别盲目怀念旧时代 篇9
林希,原名侯红鹅,1935年生于天津一买办家族。曾任教师、编辑,上世纪50年代被定为“胡风分子”,又被划为“右派”,下放农场、工厂劳动。1980年平反后重新开始写作,先后推出《蛐蛐四爷》《丑末寅初》《高买》等小说,其中《小的儿》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这是一位过来人记忆中的旧时代。老天津卫土生土长的世家子弟,在暮年回望少年时代的光影烟云,还原一个善恶美丑的世界。黑帮的规矩土匪的道,宅门的讲究梨园的角儿,炕头上的民俗,洋场里的秘密……说不尽道不完。“30后”作家林希把零星回忆聚拢到一起,写成一本叫做《你不知道的旧社会》的书。在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对话中,他谈了更多个人感悟,在世态万象背后,是古老文明的聚散离合。为什么会在大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后,再去写那样一个善恶并存的时代?老人说,是希望时人能追根溯源,找出当今中国的病根。——记者手记
这些年来,社会上有一种怀旧情绪,对于民国时代的人和事,从影视作品到文章书籍都出了很多。但我却觉得这种怀旧有些盲目。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天津人,祖辈办洋务开洋行,父亲在外国公司供职,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因为家庭的关系,我从小接触三教九流的人,从长辈那里也听说了不少事情。
那个时代正邪都有,我想今天的怀旧不是怀念那些落后的、丑恶的东西,而是应该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让今天的人更加客观地看待那个时代。站在当下,回望历史,能明白我们改变了什么,失落了什么,又应该找回什么。
恶贯满盈背后的“道”
旧时代,所谓黑道主要有两大派系:一是青帮,二是洪帮。青帮起源于漕运,是底层社会组织。洪帮则带有政治色彩,可以追溯到反清复明的地下组织,后来政治上无望,逐渐干起了谋财的勾当。黑道组织严密,最高首领人称“老头子”,下面是小老大,再往下是各行各业的团头:管乞丐的、管小偷的、管强盗的、管绑票的……还有行动队,负责执行“任务”。分工不同,价钱也不同。
当时的人们都知道,有人失踪了,求官府不如求青帮。只要付一笔钱,人何时离开的,怎么走的,现在哪里,都能打听得一清二楚。
我一个舅舅在银行做事,有一天日本特务闯进银行抓人时,他向特务们怒视了一眼,结果被要求“走一趟”。家人得知后赶紧找门路去求青帮,花了大价钱后他们才答应打听一下,几天后回信说人已经送进了“红帽衙门”。那是专门杀害抗日青年的地方,许进不许出。
家人赶紧凑了第二笔钱,青帮回复:明天早晨去红帽衙门的后门领人。翌日天不亮,一家人欣喜若狂地就赶到地方,过了一会,大铁门打开一道缝,咕咚一声推出个人来,一下就栽倒了。家人赶紧跑过去搀扶,凑近一看竟是尸体。
在黑帮眼里,人命不算什么。为了争地盘,青帮、洪帮三年一小打,五年一大打。天津几条主要的商业街,被两帮划分了势力范围,一条街上多少商号,每年交多少保护费,各收各的。但如果这条街生意好,那条街生意淡,双方就要开始争了,每次都要死几个人。不过,两帮从不和洋人打,因为一旦惹起国际纠纷,他们可担不起责任。
尽管视人命如草芥,黑帮仍有一些“底线”。比如,第一不许绑女性,无论多有钱的梨园行坤角儿,绝对不会被绑票;第二不许撕票,实在弄不到钱就把人质扔到外地。如果坏了规矩,同行也要惩罚你。
我家就有人被绑架过,绑匪要大笔赎金,家里还在讨价还价,一封信寄过来,里面是一只耳朵。家人吓坏了,赶紧凑够钱送去。等人回来一看,两只耳朵好好的,其实寄来的那只耳朵是从乱葬岗的尸体上割下来的。
小偷的行规是偷来的东西3天之内不许动,有人来问,收一笔钱,就把东西退回去。还有“三不偷”:一不偷状元府第,二不偷孤儿寡母,三不偷慈善人家。我家祖辈上开过粥厂,大门外立着善人牌坊,家里一直比较太平。
“一切向钱看”的官府
肆无忌惮的黑道就像一个影子政府,其根源则是“白道”的无能甚至助纣为虐。表面上看,旧时代的官府也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市政府、区政府,市党部、区党部,民间有保甲长,各项工作由各个部门主管,看上去分工明确。但在一个几乎没有法制可言的时代里,官府大多是与黑势力勾结在一起的,钱才是指挥一切的“看不见的手”。
为什么老百姓家里有了失踪案不报警?因为警察局总是先向老百姓要钱,然后把事情扔到一边。多少天后,老百姓再去问,他们就再要一笔钱,说为找失踪者,他们先去上海,又去广东云云。
那时天津有个水上警察局,薪水不高,却是肥差,油水全靠船家孝敬。此外,他们还有两个生财之道:打捞投河溺水者,敲诈水上妓女。前者,打捞到尸体后,先把好衣服扒下来,这是交到局里的;手表、戒指则不必交公,先找个地方藏起来,过后再来取;钱则当场就分了。后者被称为“大破船”,不仅卖身,还涉及走私、贩毒、枪支买卖,抢劫绑票等非法生意,里面可供警察捞钱的门道就更多了。反过来,对于那些向黑帮交了“保护费”的场所,比如妓院,即使老鸨打死妓女,官府也不予追究。
我姑妈家遭过一次土匪抢劫,损失了很多财产,也只能认倒霉,因为报官也没用。强盗和官府是通着的,他们抢到多少,都要按定数孝敬官府。至于绑票案,警察局更常常是“生意”中的一方,给双方牵线搭桥,最后有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生意”做成之后,警察局得一分提成,反正不能白跑腿。
不过,警察局也有难办的时候。天津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绑票案,几个小绑匪没摸清底细,把前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外孙给绑了。警察传话给绑匪,赶紧放人。孩子马上被送回督军府,警察局以为事情完了,结果王占元非要警察局交出绑匪、立刻枪毙。而另一边,绑匪头子死活不肯交人,因为那样就坏了“规矩”。警察局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想出一个办法:从监狱里调出两个病入膏肓、无家无业的鸦片鬼,饱餐一顿、过足烟瘾,第二天早晨拉到刑场枪毙了事。
民风民俗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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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旧时代的法律制裁非常有限,但仍然有社会规范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最主要的力量就是道德秩序。对于老百姓来说,违背道德准则带来的舆论压力相当大。那时,一个年轻人如果不学好,亲朋邻居们都会批评教育。如果小孩子看到老人过马路或摔倒了不上前搀扶,同学们就会耻笑他。
天津老城居民非常讲究老礼,这既是一种生活规范,也是一种社会制约。邻里之间,见面必须打招呼;谁家老人身体欠安了,都要上前问候一下,再说一句“需要人的时候招呼一声”。小时候,我放学回家看到桌上摆着几枚红鸡蛋,就知道又有邻居家生孩子了。
那时的私家车就是马车,富裕人家才有,但必定要在胡同口外上下车,不能在街坊跟前炫富耍威风。不像现在,小汽车恨不得开到自己家炕头上。
关起门来,家里的规矩也不少。比如吃相,我们从一上桌吃饭,就开始接受教育:不能吮嘴,不能出声;夹菜只能夹自己近前的,不能伸到别人跟前;吃菜不能直着往嘴里送,要侧着,跟嘴保持一定角度;胳膊不能架在餐桌上,不许托碗底,不许转碗边;握筷子的位置也有讲究,太低了是贪吃,太高了是不雅;饭前不许拿着筷子等菜;吃饭时,筷子头不能对着人,必须横着拿在手里……对大人也有要求:餐桌上不许教训孩子。
改革开放后,有一年我去香港,内地旅游团的成员中午进餐时,吃相实在不雅。一些香港人看见,就另找地方吃饭去了。时至今日,许多中国人早忘了规矩,吃相已经不堪入目了。
文化的传承不会断
过去一些年我们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对旧时代有些妖魔化;这几年,社会上又有另一种倾向:对旧时代无比怀念。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客观地说,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和自然经济能够延续下来,总有文化与情感的内在支撑;而且这种支撑与当今社会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旧时代的种种罪恶,比如腐败、一切向钱看,如果不能加以有效治理,现在还有可能重新抬头;而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尤其是一些传统美德,如果再不加紧挽救,就会流失殆尽。
我认识一位老先生,生在天津,十几岁迁居上海,长大后在香港、日本、美国打拼多年。90多岁时,他买到一本关于天津的书,按图索骥找到了我。由于他年事已高,耳聋,生活背景也不同,我们没有太多共同语言,但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打电话。一次,他突然在电话里说,我给你唱段儿歌吧,接着就唱起了“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还问我,你唱过吗?
儿歌就是带在身边的故乡。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人与人之间有亲情,人们心中有对家的眷恋——这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民族昌盛的一个最基本的情感动力。
这十来年,我每年都会在国外生活半年。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国外华人圈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情感世界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有些民族的移民彼此非常疏远,有的宁可跟美国人交往也不跟本族人往来。但华人之间总是很快就熟悉了,一起打拳、娱乐,每个月都聚会,而且总是会谈起家乡。
当今社会,物质越来越丰富,科技越来越先进,这固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文化才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烙印,它能让人走得再远也忘不了根,也能让一个民族团结起来。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价值观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民主、法制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社会制度比过去更加成熟。我相信,法制的进步建立在道德完善的基础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离开其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繁盛的根本不在于她有多少枪炮,而在于其主流文化是否拥有强大的、积极的精神力量。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有一些文化断代,这说明我们在文化传承方面做的工作还不深,需要我们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过去的历史,正确看待那个似已消逝,实则仍在延续的时代。
《可以怀念吗》诗歌 篇10
可以不是纪念吗?因为正在进行之时。
可以不是怀念吗?因为正是想念之时。
可以不是谈情吗?因为正是你侬我侬之时。
屏幕中你的脸,笑靥如花。
带着清晨的香气,如梦如幻。
寐前翻弄你我的相片,好似电影一般一幕幕放映在眼前。
快乐,争吵,伤心,失望。
“你可以爱过很多人,却只有一个让你笑的最灿烂。你可以爱过很多人,却只有一个让你哭的最悲伤。”
我每天都在小角落记录着爱情,我不是记者,不是作家,不是在多愁善感,更不是故作情伤。
我只是习惯,有你的日子,每天都充满精彩。
我只是习惯,看你皱起的.小鼻子,享受你的可爱。
我只是习惯,你闯祸的时候,望向我可怜巴巴的眼光。
我只是习惯,有你的陪伴,天天都是灿烂阳光。
我只是习惯,在没有你的每一个时钟走过的时刻,在心里停留住与你在一起的每一秒。
我甚至还没有习惯,你若离开我身边,生活会充满随意和黯然。
徐志摩说,需要给思念一份证书,来证明它曾经的存在。
我,却不曾需要它。
时代召唤“绿色诗歌” 篇11
关键词:刘羊 《小小的幸福》 “绿色诗歌”
刘羊是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他的首部诗集《小小的幸福》参加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的“青年写作爱好者作品征集出版”活动,从12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推出的5部作品之一,是此项活动中湖南惟一入选的作品。这部诗集编入“青年原创书系”,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1月出版发行。诗集收录了刘羊自1996年至2008年间100余首诗歌,代表了作者青年时代诗歌创作的成就。
读这部诗集如品美酒佳酿,胸中充满芳馨;犹沐春风细雨,心中充溢着惬意。作为朋友,笔者为刘羊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突破与成功而欣慰、自豪。作为读者,笔者深深地被作者在诗行中自然流露的真性情所感动,又为诗歌营造的那种坚韧、平和、乐观、豁达的生存状态所鼓舞。
一、心灵的颤音、生活的和弦、故乡的恋歌
从思想内容上看,诗集中的大多数诗作是对心灵的真诚抚慰。如《窗前》、《很久以前》、《论幸福》、《论婚姻》、《中国情人》、《转瞬即逝》、《南方的妹妹》等就是抚慰心灵之作,这类诗歌是“心灵的颤音”。这正如著名诗人白连春所说:“每一首诗都应该是心灵的慰藉。”[1]刘羊以人生幸福为主题,消解了崇高而宏大的意义。诗人珍惜“小小的幸福”,小到“火柴头般大小的幸福”。这“火柴头般大小的幸福”,“擦出一点微弱的光/照见你一闪而过的孤独”;这“火柴头般大小的幸福/当我弥留之际/你在我的床头点一盏微弱的灯……/这使我倍感幸福”(《小小的幸福》)。在这一主题下,诗歌成了诗人内心最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对爱人、对亲人、对朋友、对故乡、对土地、对城市,作者都在诗中注入了他的脉脉温情。比如《心脏病》就是一首能打动所有人心灵的诗:
你拳头大小的心脏/像一颗定时炸弹/埋伏在我的胸前/让我在沉沉睡去的夜晚/猛然惊醒//……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从未想过要做一个诗人/如果我的断断续续的句子/能够缓解你的片刻病痛/让你心情愉快地迎接黎明/这将是我的最大荣幸
这首诗是作者对患有心脏病的妻子的抚慰,诗人吴昕孺称:“它是情感、品质、人格和力量的结晶体。”[2]疾病给爱人痛苦,更给刘羊痛苦。在现代科技无法替爱人马上解除痛苦时,刘羊唯一所能做的就是用他的诗,用他“断断续续的句子”,去缓解爱人“片刻的病痛”。这是来自诗歌的抚慰,也是来自心灵的抚慰。这岂止是对作者妻子的抚慰,更是对天下所有患病人的抚慰,是对心灵伤害的抚慰。
刘羊以俗世的眼光凝视日常生活,通过细致的观察以及发自内心的深刻体验,以质实而情真的诗句来反映当代人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情趣,表现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及当代生活的和谐之美,表达诗人真实深切的生活感受,抒发了诗人对平凡生活的无限热爱之情。这类诗作是“生活的和弦”,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诗集中的《6栋202记诗》、《秋天记事》、《八方小区》、《零点的八方小区》、《春天的女人》、《柴米油盐的生活》、《赴约》等属于这类作品。当然,这类作品还是没有超越“小小的幸福”这个主题。例如《赴约》一诗:
特地洗了澡/特地取了钱/特地梳了头/特地换了衣服/去赴周六之约//没有牵手/没有接吻/没有拥抱/没有脱衣/没有更浪漫的故事发生//我是和艾红、非牛/还有非牛的女友/一起吃的晚餐/然后/大家各自散去/回家看世界杯
诗人以平淡而明快的诗句表现出当代城市普通市民平凡而美好的生活情景,虽然“没有更浪漫的故事发生”,却富有生活气息,充满幸福情调。
刘羊是从湖南洞口县边远丘陵山区走出来的农村青年,故乡在一个名叫“山门”的小地方。他1996年考入湖南师大,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十几年来一直生活在城市。但他深情地眷恋着他的家乡,眷恋着家乡的土地和亲人。因此,回望家乡故土、依恋家乡亲人的诗作在诗集中占有相对大的比重,《林子》、《磨刀》、《村庄》、《家乡的兄弟姐妹》、《牧场往事》、《山门的山》、《龙江的水》等便是,这类诗作是“故乡的恋歌”。读着这类诗作,我们真切的感到了“本真”的大地和村庄、生存和生命。
例如《山门的山》中的两节:
山门的山是丑的/没有回眸一笑的妩媚,也没有/擎天一柱的壮丽/除了放牛的人和采药的人/没有人来采风,也没有人来摄影//在姑娘们心中/山门的山却很美很美/她们把手帕藏在山里/把羞涩藏在山里/把甜蜜也藏在山里/即使有一天要离开家门/她们还要大哭一场/把弯弯曲曲的山路清洗干净
在刘羊的诗中,平凡的故乡依然平凡,但却在平凡中透露着一种山之稳重、水之灵气和人之温情。
诗集《小小的幸福》的思想内容是丰富多样的,不同的读者可以得出多元的解读。而笔者读后认为,在人生幸福这个主题之下,心灵颤音、生活和弦、故乡恋歌三者是这部诗集的主要内容。
二、刘羊诗歌的美感特征
刘羊诗歌在艺术上是相当成功的。这部诗集之所以为诗,是因为它具备了诗歌特有的美感。写于2005年七夕节的《中国情人》最典型地体现出了刘羊诗歌的诗性美感特征:
从关关雎鸠一路走来/从七夕之夜一路走来/我们做一对中国情人//从屈原的故乡一路走来/从春江花月夜一路走来/我们做一对中国情人//用秋天的画框记录青春的年华/用单调的铅笔描绘五彩的命运/我们做一对中国情人//用清瘦的诗歌滋养爱情/用长年的疾病滋养心灵/我们做一对中国情人//“水来,我在水中等你/火来,我在火中等你”/我们做一对中国情人//每年的今夜人们总是含泪拥抱/不为上天的安排 只为今生今世/我们做一对中国情人
应该说,这是与中国人的审美倾向高度契合的一首诗。作者从《诗经》源头切入,注入中国文化的精髓,让诗行流动着中国文化的血液。每节三行,大致整齐,语言简约,节奏明快。每节诗都包含有不同的意象和情感抒发方式,但都以“我们做一对中国情人”结尾,章法复沓,一咏三叹,反复吟唱,使诗歌主题不断回旋,不仅不显得单调,而且具备迷人的韵律美感。
诗歌是诗人心灵的具象。刘羊诗歌的诗性美感还表现在他善于撷取鲜明生动的意象来抒情。如《我拿什么敬你,我的兄弟》:
想敬你一片涛声/湘江的涛声记取了我苦涩的天真/想敬你一枚枫叶/麓山的枫林珍藏着我无尽的眷念/想敬你一块城墙/古老的星城掩埋我前世的宫殿/想敬你一颗星辰/璀璨的文曲照耀我不倦的眼睛∕……
“友情”是人们所普遍体验却难以捕捉的抽象的情绪,诗人从平凡生活中提炼出“涛声”、“枫叶”、“城墙”、“星辰”这一组最能唤起心中“友情”记忆的意象,做为抽象的情绪“友情”的客观对应物。诗中没有一个词提到了友情,但作者凭借这组意象,让诗中每个词都在诉说友情,从而避免了空泛、枯燥,收到了具体、生动的效果。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刘羊诗中很少出现俗套的语言、低俗的语言,他的语言充满智慧、温情和美感。如《南国的雪》:
……/带着新娘的羞涩 她散开寂寞的花朵/带着珍藏的思念 她跳起婀娜的舞姿/带着久远的期待 她写下冰冷的祝福/南国的雪 是春天的精灵 是灵魂的舞女//把大地交给她 为她铺开爱情的婚床/把屋顶交给她 为她守住恒久的温度/把身体交给她 为她开辟丰腴的疆土/南国的雪 在时光中静静燃烧 永不熄灭
读着这一行行优美的诗句,我们不仅得到清新、简约、整饬、韵律的美感,而且体味到诗人的温情与睿智。
三、对诗歌艺术的不懈追求
刘羊诗歌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因为他长年不懈地追求诗歌艺术的结果。他从初中一年级时开始习诗,迄今十八年。他把诗歌看成自己与世界接头的一个暗号,十八年来,不管身份如何变化,环境如何变更,他始终是一名忠实的诗歌爱好者,始终把诗歌看作阳光、水和空气一样,是生命的必需品,从少年到青年,“暗号始终没变”[3]。他默默地生活,默默地思考,默默地写诗,虽然有困惑和尴尬,但始终保持着对诗歌最初的向往和期待。对刘羊来说,诗歌创作不仅是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爱好,而且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拯救。特别是在诗歌处于低迷状态、诗人地位降到历史最低水平面临“饿死”的年头,刘羊并没有抛弃诗歌,而是永葆清心,甘守寂寞,在繁忙公务之余坚守诗歌阵地,执著地追求诗歌艺术,不断得到缪斯的垂青,创作出一篇篇华彩诗章。
刘羊不跟风于潮流,执著地走自己的路,用心生活,用心创作。所以,他的诗不能简单的划入哪种“潮”,哪个“派”,哪一“代”。中国新诗经历九十余年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主要原因是被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优秀诗作太少,当今诗坛被那些故弄玄虚、装腔作势的“兽语”、“物语”或“谜语”充塞着。这类作品思想上远离生活,远离民生,艺术上以颠覆传统为快事、以语言晦涩为高明、以逻辑混乱为新潮,疏远了大众情感,疏远了百姓心灵,完全是一些分行的“文化垃圾”,必将被人民所唾弃。而刘羊的诗反映当代社会和谐文明的现实生活,抒发公众认同的情感,具有浓厚的诗性美感,不仅能被亲人朋友且能被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乐于接受,是一种质实、鲜活、健康的“绿色诗歌”。他的诗集《小小的幸福》在某些人认为不再需要诗的时候出版,是否是在昭示我们:其实人们从未拒绝诗歌,时代召唤“绿色诗歌”,召唤思想和艺术都能被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诗歌。因为,诗歌至少能在你倍感孤独或寂寞的时候带给你慰藉,带给你“小小的幸福”。
刘羊刚过而立之年,才华横溢,精力充沛。诗集《小小的幸福》的出版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起点,一个逗号。祈望他再接再厉,加强诗歌艺术的修养与探索,不断完善,不断进步,不断创新,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杰作。
注释:
[1]白连春:《每一首诗都应该是心灵的慰藉》,诗刊,2008年5月号下半月刊,第47页。
[2]吴昕孺:《让我们做一对中国情人》,转引自刘羊《一首诗的历程(代后记)》,《小小的幸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3]刘羊:《一首诗的历程(代后记)》,《小小的幸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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