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传说故事

白鹿原的传说故事（精选8篇）

白鹿原的传说故事 篇1

白鹿原的传说故事

唐太宗这人，不喜欢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心料理朝政，有空儿就带一帮武将出京城打猎，倒不是想吃几口野味，这纯粹是他的爱好。

又一年，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唐太宗就更受百姓爱戴。可万万没有料到，中秋节刚过，京城东郊的原上，地方官前来禀告，说庄稼已经成熟，被成群的野兽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也有些精壮劳力结伙驱逐，不但赶不走野兽反而遭到野兽伤害，百姓毫无办法。

不等唐太宗开口，一员武将献策，说圣上喜爱打猎，这不正是机会。何不多带些人马，配弓带箭，就是千军万马也会杀个片甲不留，看这野兽有多厉害，不愁不杀个精光，肉让百姓吃，皮让百姓用，以补粮食不足。

唐太宗频频点头，当下就挑选武将勇兵九九八十一人都骑着马，挎着箭，亲自领队，直奔东郊原上。到了原上只见包谷高粱，谷子大豆被糟蹋得实在可惜，可就是原上静悄悄的，既没有人影也寻不着野兽，唐太宗领着人马在原上转了一圈，还是一无所获，指导天色将晚，只好回城。第二天，地方官又来禀报，说昨天晚上，野兽不但糟蹋庄稼，还进村向人示威。太宗想，野兽出没，常在夜晚，今晚就去收拾它们。

当天晚上，唐太宗又率领二百人马，浩浩荡荡开上东郊原上，原上还是静悄悄的，并未见一只野兽，唐太宗觉得奇怪。心想，是不是我们举动太大，野兽们闻声多起来了？这样下去，庄稼糟蹋完，百姓抱怨我堂堂皇上治不了一群野兽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唐太宗到底是聪明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命令大队人马直往原上，他身边仅留几个亲兵，人不知鬼不觉地钻进包谷地里，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马背上，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不一会，天色大亮。突然，从东南方向跑来一只雪白如玉的白鹿，站在原畔上，伸长脖子超原下张望。唐太宗看在眼里，小声道“雪白如玉，罕见之物，设法捉个活的”。

太宗要捉个活的，却怎么个捉法。几个人小声叽咕了一阵，决定骑马追赶，不信一只小小的白鹿能跑过烈马。在马后猛的一鞭，向那白鹿追去，白鹿一惊，直向东南方向跑去，别看白鹿腿不长，一跃就是几丈远，真如箭一般，唐太宗和亲兵穷追不舍，却怎么也追赶不上，不一会一片松林挡住去路，白鹿眼看着要钻进树林，一亲兵急忙搭箭，只听“嗖”的一声箭正落在白鹿的后脑门上，白鹿一个趔趄“扑通”栽倒在地，太宗停下马，连声叹息不该射死白鹿。

几个亲兵跳下马背，上前看那白鹿。正在这时树林里，“稀里哗啦”一阵乱响，立即窜出上百只野猪和黑熊。亲兵一见，丢下白鹿，急忙上马，拉弓射箭，野猪和黑熊伤的伤，死的死，却一点不示弱，唐太宗和几个亲兵哪是它们的对手，扭转马头就跑，跑不多远，见一对人马飞奔而来。后来，原来正是昨晚撤到原下的武将勇士，根本就没回城，望见唐太宗和亲兵追赶的白鹿，就飞马赶上原畔，正和野猪和黑熊碰在一起，二百支利箭一齐发射，野猪黑熊刹时倒下一片。从此原上再没见一直野兽糟蹋庄稼。

事后，唐太宗觉得白鹿太神气了，便命士兵抬回京城。其他野物让当地百姓食用，为纪念这次为民除害，也为祭奠这只神奇的白鹿，就下了一道口谕，把原名叫白鹿原。

白鹿原的传说故事 篇2

总体观之, 研究者已经特别留意《西域记》中的这些故事对中原文学的影响, 就单个故事的研究来看, 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事实上, 《西域记》中的故事传说类型多、来源不一, 其文学价值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从研究的思路来看, 多数研究者主要着眼于故事传说的传承方面, 对这些故事传说的文化心理、审美趣向、跨文化对比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就中国古代行记的总体情况而言, 《西域记》以如此大量篇幅记写故事传说, 实为罕见。《西域记》的故事, 多是受到了佛经的影响, 但也有玄奘采自民间的故事。可以说, 《西域记》不仅作为一个媒介将佛经中的故事重新展示在了世人面前, 而且也记写了很多佛经中所没有的故事。《西域记》中的故事是随着玄奘行踪以及所见遗迹串联在一起的。玄奘在行进途中所到佛迹、寺院、山川、荒城等处总是有故事伴随, 随着玄奘行踪的推移, 读者也期待更精彩的故事发生。所以, 《西域记》文学魅力之一就是其中的诸多故事传说。

《西域记》由于是玄奘奉敕所撰, 再加之其本身的价值, 与佛经相比其中的故事受众更为广泛, 而在艺术创作手法上, 《西域记》中的故事与佛经也有区别。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中“黄门救脱诸牛”的故事这样记载:昔健驮罗国迦腻色迦王, 有一黄门恒监内事, 暂出城外见有群牛数盈五百来入城内。问驱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将去其种。”于是黄门则自思忖:“我宿恶业受不男身, 今应以财救此牛难。”遂偿其价, 悉令得脱。善业力故。令此黄门则复男身。深生庆悦寻还城内, 伫立宫门附使启王, 请入奉觐, 王令唤入怪问所由, 于是黄门具奏上事。王闻惊喜厚赐珍财, 转授高官令知外事。[6]593

但是《西域记》的“阿奢理贰伽蓝及其传说”却对此故事有不同的版本, 与佛经相比丰富了很多, 其中这样记载这则故事:昔此国先王崇敬三宝, 将欲游方观礼圣迹, 乃命母弟摄知留事。其弟受命, 窃自割势, 防未萌也。封之金函, 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谓也?”对曰:“回驾之日, 乃可开发。”即付执事, 随军掌护。王之还也, 果有构祸者曰:“王令监国, 淫乱中宫。”王闻震怒, 欲置严刑。弟曰:“不敢逃责, 愿开金函。”王遂发而视之, 乃断势也。曰:“斯何异物?欲何发明?”对曰:“王昔游方, 命知留事, 惧有谗祸, 割势自明。今果有征, 愿垂照览!”王深敬异, 情爱弥隆, 出入后庭, 无所禁碍。王弟于后行, 遇一夫拥五百牛, 欲事刑腐。见而惟念, 引类增怀, “我今形亏, 岂非宿业?”即以财宝赎此群牛, 以慈善力, 男形渐具。以形具故, 遂不入宫。王怪而问之, 乃陈其始末。王以为奇特也, 遂建伽蓝, 式旌美迹, 传芳后叶。[7]62

上面所引这则故事与佛经相比不仅在篇幅方面有了扩展, 而且以丰富的情节将整个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 使故事增色不少。这则故事的来源是玄奘采访当地古老所得, 所谓“闻诸先志曰”。玄奘听闻这一故事后, 加以笔录, 放进了“阿奢理贰伽蓝”的传说之下, 无疑使这一佛教遗迹有了更生动的内容。这则故事的最初源头虽是佛经, 但佛经的写法, 文学色彩显然无法与玄奘笔下的这则故事相提并论。当然, 《西域记》还有对佛经故事凝练化的过程, 如“僧伽罗的传说”, 出自《佛本行经集》, 《西域记》中所用文字是《佛本行经集》中的三分之一, 但是《西域记》对罗刹女形象的刻画更生动, 主题更突出。玄奘所述, 情节语言更加符合唐人的审美口味。再如, 《千佛本生故事》, 本取自《杂宝藏经》, 但情节略有不同, 《杂宝藏经》中此故事近两千字, 而《西域记》中的故事仅用四百字左右, 玄奘删去了很多冗余的成分, 故事情节更加紧凑凝练。与原来的散漫无章相比, 《西域记》对这些故事的改写不仅在叙事方式有极大改进, 而且文字典雅质朴, 更加符合文学审美标准。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西域记》所采的民间故事, 这类故事在《西域记》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多, 由于他书所不载, 这类故事显得尤为珍贵如他在迦毕试国采自民间的“大雪山龙池及其传说”, 讲述小沙弥随阿罗汉潜隐至龙宫, 龙王对阿罗汉与小沙弥待遇有差, 遂导致小沙弥恨师愤龙, 小沙弥至诚发愿, 变为大龙王, 入龙池杀龙王, 占据龙宫祸害民间, 毁坏佛法。迦腻色迦王后兴兵讨之, 龙王顺服。这一故事在《西域记》中描写得引人入胜, 极为生动, 其文学价值不容忽视。

《西域记》中的有些故事是历史传说与佛教的结合, 这类故事除了其叙事价值之外, 也往往为史家所重视, 如“大族王兴灭之故事”讲摩醯逻矩罗侵占北印度大部分土地, 毁坏佛法, 被婆罗阿迭多征服的故事。此故事所用文字较多, 情节曲折, 颇具小说的味道。瞿萨旦那国的建国传说、迦湿弥罗开国传说等, 也是历史与宗教结合极为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刘守华先生以为《西域记》中这些故事传说最突出的特点“是将奇幻的情节和极现实的人情世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而不是脱离社会人生讲述一些神奇古怪的故事”, 开始“有意讲故事”[8]202。这一论述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玄奘所闻的一些故事, 有一些来自民间, 显得支离破碎, 玄奘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加工, 使故事情节更加完整、更符合唐人的表达习惯。而一些采自佛经的故事, 玄奘并没有完全搬抄, 在情节和细节上都有所改动, 可以说是“有意为之”的。从这个意义来讲, 我们认为《西域记》中的故事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应该有一定的地位。

《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传说刊布后, 对中原的小说、戏剧、话本等文学样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这些故事也为中原同母体故事传说的流变提供新的线索, 它们在中原流布后, 使中原人对西域世界的认识多了一重视角。其中一些故事对中原小说的具体影响诸家已论颇详, 我们前已大略述及。至于这些故事的叙述方式以及文字表达到底对后世小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称唐代小说:“叙述宛转, 文辞华艳, 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 演进之迹甚明。”[9]69六朝志怪志人小说演进为唐代小说, 不管是从题材的广泛性, 还是从艺术手法的成熟来看, 的确有不小的进步。在这一演进过程中, 佛教占了很重要的因素, 无疑佛经故事的传译对唐代以至后世的小说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西域记》中的故事讲述与六朝时期的志怪之书相比, 也有很多进步, 能否将《西域记》看作是中国古代小说演进过程中的一环, 也许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但是,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西域记》中的这些故事, 作者已经不是仅限于记录故事本身, 显然有更高的追求, 而这些故事的艺术水准也颇高。《西域记》中的故事传说在当时的故事叙写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对故事的关注是人类共同的兴趣, 每一个民族都有故事, 但这些故事如何发展成为文学因素, 却与其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在中国文学的发展流程中, 以故事为主的文学样式主要是小说和戏剧, 虽然这两种文学形式出现较晚, 但其渊源却是很深远的。正如章培恒、骆玉明所编的文学史中所说:“人们对故事的兴趣, 是产生文学的基本动力之一;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也是小说和戏曲的基本要素。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 小说与戏剧的产生相当迟, 但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 却不可能很迟才出现。只不过它借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孕育了很久才分离出来。”[10]113《西域记》从其性质来讲是行记之作, 是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产生的, 但是其中的故事传说却文学意味很浓。我们以为, 这些故事传说是古代文学发展环节中的一环, 特别在考察后世小说演进时, 应当将其作为关照的对象。

摘要：《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传说很多, 但是这些故事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的故事传说价值作了初步的探讨, 认为它们不管是在叙事方式还是在故事传承方面都有极高的价值, 应当引起重视。

关键词：《大唐西域记》,故事,传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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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糜文开.中印文学关系举例[C]郁龙余.中印文学关系源流[A].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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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百一十四[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7册.台北: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影印, 1990.

[7]季羡林, 等.大唐西域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00.

[8]刘守华《.大唐西域记》的民间文学价值[C].刘守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A].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北新书局, 1927.

白鹿原的传说故事 篇3

关键词:《小鲍庄》《白鹿原》家族文化神话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小鲍庄》与《白鹿原》分别是王安忆女士和陈忠实先生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以往的评论文章基本集中在对两部作品的单独的诠释,或分别与其他作品进行比较阐述,并没有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但通过阅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这两部作品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如它们同时提出“仁义”这一儒家文化典型,而且对于儒家文化都有着爱与憎的双重矛盾心理,以及在作品中所变现出来的对民族之根失落的焦虑心理等等,而家族文化和神话传说是

这些内容中最为直观的一部分,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作家通过二者完成了对作品内容的构建和对思想的表达。

一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基层单位,它所依附的家族式结构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重要区别,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便指出这一事实,他说:“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在《小鲍庄》与《白鹿原》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家族文化在中国人生命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两部作品的家族文化首先表现在篇章结构上。“小鲍庄”与“白鹿原”是两部作品的名称,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小说主人公鲍、白、鹿三个家族的影射,同时也是寄托作家思想的物质载体,《小鲍庄》通过鲍氏家族的生活琐碎来寻找失落的民族灵魂,《白鹿原》则以白、鹿两家在历史浪潮里的成败兴衰来揭示古老民族的民族秘史。

其次,表现在血缘关系上。“小鲍庄”与“白鹿原”是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村落,在家族村落中,村民拥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宗庙,推举族长,世袭长位,人人之间都有着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而在血缘关系的多种表现之中,传宗接代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两部作品这一内容突出表现出来。

《小鲍庄》中,鲍五爷痛失爱孙便绝望痛哭,称自己是“老绝户”;鲍秉德骂妻打妻是因为香火无法传承,家谱无人能继,他的妻子上吊投水也是因为无子而心中有愧。再看《白鹿原》,白秉德老汉临死唯一念及的是白家几辈的人丁稀少,白嘉轩不如期守孝,变卖家产只为娶妻,白赵氏更是在仙草生下二男后为白家现出“人丁兴旺”而安心退位,享膝下之欢。可见,家族血缘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地位尤为重要。

最后,表现在女子在家族中的角色。妇与夫,母与子,女子与整个家族以及社会的关系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内容,两部作品对此做了最佳的诠释。在《小鲍庄》中,我们可以看到,称妇女都是“XX家里的”或“孩他娘”,如称鲍彦山的妻子为“鲍彦山家里的”,又如二婶与拾来结合时,二婶让拾来别叫她“二婶”,叫她“孩他娘”,妇冠夫姓,母从子称是封建社会中女子地位的体现,是封建家族等级制度的重要内容。在《白鹿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如白嘉轩的老母白赵氏也一生恪守着“幼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老来从儿子的古训,十分明智地由儿子处理家务和族里的事而不予干涉”,这就是中国封建女性在整个家族里所担当的角色。

另外,《小鲍庄》中拾来与二婶的婚姻所表现出来的家族伦理问题,《白鹿原》中“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也都是家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

二神话传说

神话属于人类最初的文化形式和精神成果,“神话的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除家族文化外,神话意识也是两部作品所共有的思维模式,通过两则神话进一步阐释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意义和地位,使两部作品散发出神奇的光芒。

《小鲍庄》通过洪水、祖先的神话提出了鲍庄存在的合理性与宿命感,神话看似荒诞,却是对鲍庄人命运遭遇的最佳阐释,一开始,“以此赎罪”四字便引发了一种原罪意识,这种原罪意识使鲍庄人必须承受灾难、贫困和愚昧,因为这是天理。与此同时,捞渣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他一生的仁义之举是极具神话色彩的,他就像上天派下的赎罪使者以他的死完成了祖先对罪过的忏悔,从此,鲍庄人否极泰来,摆脱了贫困的枷锁。可以说,神话让《小鲍庄》有因有果,达成圆满。

而《白鹿原》则通过白鹿神话奠定了白鹿原原始神秘的基调,同时白鹿精魂则构成了整个作品的灵魂,白鹿是美与善,仁与义的化身,是儒家文化核心的代表,它在作品人物中的替身便是朱先生、白嘉軒及白灵,人们尊敬朱先生,畏敬白嘉轩,喜欢白灵,进而便形成了对儒家文化的崇拜与遵从,作家正是用白鹿神话完成了对儒家思想的皈依。白鹿神话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构建作品,安排情节。因为白嘉轩信奉和崇拜白鹿,所以才有他的换地、迁坟,有了后来的兴家立业,同时,白嘉轩得到了白鹿的护佑,鹿子霖失去了白鹿的护佑,所以在风云变幻、时代变迁之时,二人走上了正邪两条道路,最终得到了家兴与人亡的两级结局。神话可以说是这两部作品的支架,支撑着故事的发展、延伸、高潮及结束。

三结语

家族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久远的历史,神话传说也是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小鲍庄》与《白鹿原》这两部作品恰是对两者的融合与继承,因此其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2] 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3] 王安忆:《酒徒》,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

[4] 陈忠实:《白鹿原》,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

白鹿原的传说故事 篇4

相传很久以前，在平氏北头有一位员外，为人乐施好善，口碑极好，种有几亩菜园。一日，有一年轻人过来自荐要当伙计，仅要求管吃管住就行。员外看其年纪轻轻身强体壮，就收留了他。那时给菜地浇水，是用辘轳从水井里一桶桶打水上来，再沿地沟灌溉，这不是一个清闲劳力活。然而自从那年轻小伙子来了之后，员外每日早上起来，发现菜地都被水浇了个遍，而且水量适中，恰到好处。一连数日，均是如此，员外就心生好奇，他想看看年轻人晚上到底是怎么干活的。半夜时分，员外悄悄起床，轻手轻脚来到菜地水井旁躲起观察，未见人影。少顷，但见一黄龙，来到水井边，尾部插入井中，口喷水雾，不一会儿，菜地被浇了个遍。员外看得心惊胆颤，一夜未眠。

次日一早，员外想来想去，还是硬着头皮把年轻人叫到自己家里的上房，年轻人进屋后，员外将门栓好，然后扑通下跪，问其原因。那年轻人看瞒不过员外，只得一五一十把实情吐露给员外。原来年轻人本是生活在龙潭的一只小黄龙，后来从黑龙潭来了一条黑龙，霸占了他的地方，把他赶走了，他才落魄流浪到员外菜地当伙计。

员外知道了详情，自然不敢再让他干苦力。员外就问怎么可以帮他?小黄龙说，自己和那条黑龙能力上是不相上下的，只不过打到最后，因饥饿体力不支才被打败的，要想帮他，员外只需准备好二样东西即可。员外一听，急忙叩问需要哪两样?小黄龙说，一是大馒头，二是大石头，二月二龙抬头那天，他会先潜回龙潭，等黑龙一出来，他就和对方战斗。到时老乡们准备好东西，站在龙潭两边观望。如果水面上翻黄水时，说明他体力不支，大家就扔馒头，他可以藉此补充体力;如果是水面翻黑水，大家就用石头猛砸。

员外听后，一一照吩咐行事安排。等二月二这天，果如小黄龙所说，众乡亲在员外的带领下，协力合作，终于战胜了黑龙，黑龙逃回了黑龙潭，黄龙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后来平氏人为了纪念这段传奇，在北头修建了龙王庙，那口神奇的水井就成了龙王井。以至在后来很多年，大凡每遇大旱之年，方圆几十里人都有到平氏黄龙潭请雨之说，此传统延续至今，而且似乎总是有求必应。

当年呼风唤雨的龙王庙，位置就在现在的平氏中学西南角，北西大队村委院内，院内有一井，据说就是龙王井，水质优良，富含矿物质，平氏多数茶馆都在此处取水烧茶。我上学时间还有一个石龟，就在北头寨桥底下的寨沟里，据说还有石碑记载铭文，还有石狮子等，现在估计都被淤积到地下或者被贼人偷走了。

岁月沧桑，当年记忆美好传说的龙王庙，早已随着岁月的沉淀而渐成往事，逐渐成为平氏街人茶余饭后怀念的故事，只有平氏街北西村的芹菜依然好吃，可口如当年。

作者|良子

年的传说故事 篇5

年”起初是一种怪兽的名字，经常出来伤害百姓，后来人们制造了火药，把“年”给赶跑了，所以现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放鞭炮来驱邪避凶。

人们为了几年把年赶跑，人们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就把那一天定为节日，后来就成了中国的“年”

过年的习俗及由来

满溢着喜庆和吉祥的春节是每个炎黄子孙心中永远难以割舍的符号，它不仅是三百六十五天中最新鲜最特殊的一天，还承载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风霜愈醇的古老文化。

农历正月初一是春节，又叫阴历(农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春节是汉族最重要的节日。然而，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满、蒙古、瑶、壮、白、高山、赫哲、哈尼、达斡尔、侗、黎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也有过春节的习俗。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有关年的传说也很多。古代的春节叫“元日”、“元旦”、“新年”。辛亥革命后，才将农历正月初一正式定名为春节。

春节，顾名思义就是春天的节日。春天来临，万象更新，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载歌载舞来迎接这个节日。于是，节前就在门脸上贴上红纸黄字的新年寄语。当春姑娘来到门口时，会念一遍寄托新一年美好愿望的句子，这一念，好运真的来了。同样寓意的事情还有挂大红灯笼和贴“福”字及财神像等，“福”字还必须倒贴，路人一念“福倒了”，也就是“福到了”。春节是个亲人团聚的节日。离家的孩子这时要不远千里回到父母家里。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饺子的做法是先和面，“和”字就是“合”；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又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了。节日喜庆气氛要持续一个月。正月初一前有祭灶、祭祖等仪式；节中有给儿童压岁钱、亲朋好友拜年等典礼；节后半月又是元宵节，其时花灯满城、游人满街、盛况空前，元宵节过后，春节才算结束了。

春节的另一名称叫过年。“年”是什么呢？是一种为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想象中的动物。“年”一来，树木凋败，百草不生；“年”一过，万物生长，鲜花遍地。“年”如何才能过去呢？需用鞭炮轰，于是有了燃鞭炮的习俗。

那么“年”究竟是怎么样来的呢？民间主要有几种说法，1、相传，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年”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这天，村村寨寨的人们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兽的伤害。这年除夕，桃花村的人们正扶老携幼上山避难，从村外来了个乞讨的老人，只见他手拄拐杖，臂搭袋囊，银须飘逸，目若朗星。乡亲们有的封窗锁门，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到处人喊马嘶，一片匆忙恐慌景象。这时，谁还有心关照这位乞讨的老人。只有村东头一位老婆婆给了老人些食物，并劝他快上山躲避“年”兽，那老人捋髯笑道：婆婆若让我在家呆一夜，我一定把“年”兽撵走。老婆婆惊目细看，见他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气宇不凡。可她仍然继续劝说，乞讨老人笑而不语。婆婆无奈，只好撇下家，上山避难去了。半夜时分，“年”兽闯进村。它发现村里气氛与往年不同：村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红纸，屋内灯火通明。“年”兽浑身一抖，怪叫了一声。“年”朝婆婆家怒视片刻，随即狂叫着扑过去。将近门口时，院内突然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浑身战栗，再不敢往前凑了。原来，“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婆婆的家门大开，只见院内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在哈哈大笑。“年”大惊失色，狼狈逃窜了。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难回来的人们见村里安然无恙十分惊奇。这时，老婆婆才恍然大悟，赶忙向乡亲们述说了乞讨老人的许诺。乡亲们一齐拥向老婆婆家，只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炸响，屋内几根红蜡烛还发着余光.欣喜若狂的乡亲们为庆贺吉祥的来临，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很快在周围村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另一种说法是，我国古代的字书把“年”字放禾部，以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由于谷禾一般都是一年一熟。所以“年”便被引申为岁名了。

我国古代民间虽然早已有过年的风俗，但那时并不叫做春节。因为那时所说的春节，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南北朝则把春节泛指为整个春季。据说，把农历新年正式定名为春节，是辛亥革命后的事。由于那时要改用阳历，为了区分农、阳两节，所以只好将农历正月初一改名“春节”.2、有关年的来历，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古时，有一个叫“年”的妖怪，经常骚乱百姓，杀人放火，无恶不做。百姓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能够侵杀它。就在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准备举家外迁的时候，有一壮士出现了，他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与“年”同归于尽，以换得百姓的安居乐业。后来，壮士在“年”经常出没的地方与“年”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最后，“年”被杀死，壮士也不幸牺牲。人们为了怀念这位壮士，祝贺获得新生，便在“年”被杀死的这一天举行各种各样盛大的庆祝活动，而且燃放鞭炮，张贴门神对联以驱赶邪恶，并逐渐形成一种习惯，流传下来，此后，人类便有了“过年”之说。

3、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野兽。比现在的大象还大几倍，比老虎还凶几十倍。专门吃人，而且一吃就是几十个人，被它吃的人数也数不过来。老百姓可遭了殃。有一天，“年”又来了，有个年轻人恨极了，说：“与其让它吃掉，还不如和它拼了，反正都是一死。”他拿把劈斧冲了上去，好多年轻也跟着冲了上去。可他们不是“年”的对手，年轻人都被“年”吃掉了。此后，“年”变得更凶恶了，老百姓个个怨气冲天，恨声震地。

冲天的怨气惊动了天上的太白金星，震地的恨声惊动了地下的地王菩萨。太白金星和地王菩萨一商量，就派神农老祖到大地收“年”。神农手执打兽鞭，对准“年”的屁股就是一鞭。凶猛的“年”竟乖乖伏地不动了。神农奔上几步，一只脚踏在“年”头上，怒吼道：“畜牲，你吃人无数，作孽极深，今天你的末日到了。”说罢，从腰间拿下两片瓜钵，对准“年”就一合。比象还大的“年”竟一下合在瓜钵里了。神农把装“年”的钵埋在地底下，临走时他再三叮嘱说：“这钵埋在地下，将来会长出瓜来，这瓜不能破，一定要说它不破。”后来，那个埋钵的地方真的长出瓜来，百姓就按照神农“不”的话音，把它叫成“北瓜”。神农除“年”的那天正巧是农历十二月三十日，百姓便把这一天叫做“过年”，即避过“年”和除去“年”的意思。这天，北瓜供在堂上，以示压邪，并敲锣打鼓，鸣竹张灯，以纪念神农老祖的功德。

4、话说古代有一只四角四足的恶兽——夕，因冬季大雪覆盖而短缺了食物常到附近的村庄里去找吃的，因其身体庞大、脾气暴躁、凶猛异常，给村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每到腊月底，人们都整理衣物扶老携幼，到附近的竹林里躲避夕。

这一年，村里的人们在收拾东西逃走的路途中遇到一位年纪约七八岁的孩子，饿倒在路旁。有位好心的老婆婆将孩子救醒，并要这孩子一起上山躲避恶兽——夕，这个聪明的孩子便与老婆婆一起跟着村子里的人来到了村后的竹林里。由于冬季在竹林里寒气逼人，大家冷得纷纷伐竹盖房、烧火取暖。这个被老婆婆救来的孩子就好奇的问大家：我们这竹林离村子那么近，就不怕夕会来到这里吗？有位老人回答他说：“我年小的时候就随乡亲们来这里躲避夕，雪很大的那几年因为它饿极了也追来过，可是它每次都看到乡亲们在这竹林里伐竹就匆匆忙忙的走了。”这个孩子想了想告诉大家：“我有办法除掉‘夕’让大家从今以后不用每到腊月里就出来逃难。”大家听后都非常高兴，纷纷问该怎么办？这个聪明的孩子告诉大家：多砍一些竹节带着，今夜全村人都可以回家！在你们各家的门外挂一块红布，就好了，等到明天天亮之后夕就再也不会来了。乡亲们半信半疑的听着这个孩子的话，由村里的老者带着各自回了自己的家。

很快入夜了，村民们由于害怕“夕”会来没有人敢睡觉，除都在自家的门外悬挂了红布条之外，就来到村中间的空地上，守着一些从竹林里带回来的一些碎的竹节。天气寒冷大家点了火堆取暖，饿了就拿些吃的出来……子夜，便听到一声震天的巨吼，大家恐惧的缩做一团。这时那个聪明的孩子突然间站出来告诉大家说：“我去把他引来，然后大家就往火堆里扔我们守了一夜的碎竹节。”

还没等还好心的老婆婆伸手去拽，这个孩子已经来到了村口，孩子看到夕正在往村里硬闯，破坏了很多东西，于是他大声的叫到：你每年都来，害得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今天我一定要给你点厉害！“夕”听到孩子的叫声，便循着声音追来过来，可是它看到家家门墙都挂着红红的布条就没敢进，于是顺着孩子的声音忍着挨饿的肚皮来到了村中央的空地这里。这时孩子大声地说：“乡亲们，往火里扔碎竹节啊！，可是大家因为害怕早已经站在那里礓住了，这个瞬间“夕”用他”的角把孩子挑了起来重重的甩在了地上。村民们听到孩子落地的声音反应过来，纷纷往火里扔起了竹节。由于是砍伐不久，湿湿的竹节遇到旺火纷纷爆裂，噼里啪啦的响了起来！“夕”听到这响声掉头鼠窜，没有再损坏村里的东西。

天亮起来了，“夕”被人们扔到火里的竹节爆裂时发出的声音吓跑了，住户家因为门前挂的红条，夕没有进所以保住了，人们心中却高兴不起来。因为那个救了这个村庄的聪明的孩子被“夕”挑死了。而这一天就是正月初一。这个聪明的孩子，他的名字就叫做“年”。

因为“夕”没有死，所以每年的腊月卅，大家都守着碎竹节等待着，希望早日除掉“夕”。可是一年年过去了，谁也没有再见过“夕”，有的只是大家为防止“夕”的到来燃放的爆竹与门前挂的红布条，然而却给我们留下了这个传说与过年的习俗：腊月卅的夜里，大家齐聚一堂吃着年夜饭，一起守岁等待除夕的钟声。放爆竹，贴门联。等到天亮彼此走访邻里给予问候与祝福。初一早上乡亲们彼此走访看看相邻有没有受伤说一些吉祥客气的话。希望来年的腊月“夕”不再来。

5、传说中国古时侯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尖角，凶猛异常，年”兽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爬上岸来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村村寨寨的人们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的伤害。

又到了一年的除夕，乡亲们象往年都忙着收拾东西准备逃往深山，这时候村东头来了一个白发老人，白发老人对一户老婆婆说只要让他在她家住一晚，他定能将“年”兽驱赶走．众人不信，老婆婆劝其还是上山躲避的好，但老人坚持留下，众人见劝他不住，便纷纷上山躲避去了。

当“年”兽象往年一样准备闯进村肆虐的时候，突然传来爆竹声，“年”兽混身颤栗，再也不敢向前凑了，原来“年”兽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大门大开，只见院内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哈哈大笑，“年”兽大惊失色，仓惶而逃．

鬼节的传说故事 篇6

最后，慧娘想出了一条妙计，便附在蔡莫的耳边，如此这般的教了一遍。

到了这天晚上，邻居们忽然听到蔡莫家传出了嚎啕大哭的声音。大家赶过来一问，才知道慧娘昨天晚上暴毙死了。次日清晨，蔡莫当著邻居的面，在慧娘的棺前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诉，一边烧纸。烧著烧著，忽然听到棺材里有响声。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慧娘的声音在里面叫著：“开门，快开门，我回来了”。众人都呆了，最后终於鼓起勇气打开棺盖。慧娘就跳了出来，告诉邻居，她死后到了阴间，阎王让她推磨受苦。因为蔡莫烧给她很多纸钱，所以小鬼们都争著为她推磨。她又把钱交给阎王，阎王就放她回来了。

蔡莫故意的问：“我没有给你送钱啊?”慧娘就指著燃烧的火堆说：“那就是钱啊!阴间是以纸当纸的”。蔡莫一听，马上就去抱了两大捆的纸来烧，说是让阴间的爹娘少受点苦。邻居见状，发觉纸钱有这么大的用处，于是个个都掏钱来买蔡莫造的纸。消息传开后，不到几天，蔡莫家的纸全都卖光了。

《白鹿原》的文化阐释 篇7

关键词：意识形态,宗法文化,儒学

一

文化研究 (Culture study) 并不是简单地对文化进行研究 (the study of culture) , 而是作为一个专有词汇特指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靡西方文艺理论界三十年的批评流派。然而, 事实上, 由于文化研究的研究客体是文化现象, 而文化现象的含义之广、之深似乎又很难用“流派”一词进行简单概括, 同时, 与其他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相比, 文化研究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套路, “即使所谓的‘文化研究理论’大都也是舶来品, 而且不成系统”, [1]因此文化研究看似容易, 实则比其他批评理论的内容更加繁杂。

进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中国国内盛行起了文化研究的风潮。其中, 一方面有国际学术界的原因, 即八十年代正是文化研究的黄金时代, 英国成立了“文化研究学会” (Culture Studies Association) , 同时文化研究也开始普及, 在加拿大、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地也得到迅猛发展。另一方面, 正如陶东风在《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一书中指出的:“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中国出现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来自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的要求, 而不是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2]因为文化研究既然是以文化现象作为研究课题, 那它必然需要扎根于自己的社会文化土壤, 如果只是简单地使用西方文化研究中所谓“理论”或“方法”来看中国文化现象的话显然是行不通的。当然, 这并不是说要抛弃西方文化研究的原则, 而是说在研究策略和方法上扎根本土文化, 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不同。

提及文化研究批评理论, 我想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问题, 即“何为文化 (culture) ”, 在此就中、西方对文化 (culture) 的定义作一些简短的说明。汉语中“文”与“化”并联使用, 较早见于战国末年的《易经》:“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是指天道, 即自然规律, “人文”指人伦, 即社会规律。西汉以后, “文”与“化”方合成为一个词, 表示对人的性情、品德修养的陶冶。英语中的“culture一词最早用于中世纪, 意为栽培作物, 养殖牲畜, 之后不久, 它又指培养人的精神, 教育人的德操, 陶冶人的思想”。[1]由此可以看出,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 对文化 (culture) 一词的解释都是相当广泛的, 几乎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作为一种文艺批评流派的文化研究, 其“文化”又应当作何解释呢?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先驱威廉姆斯指出:“从本质上, 文化也是整个生活方式。”按威廉姆斯的解释, 文化同时包括物质与象征的领域, 并且二者之间不存在上下、从属关系。文化研究应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即文化研究是要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间的关系, 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全部, 而不是仅仅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孤立自足的整体。

文化研究虽然没有现成的理论套路可循, 但绝非没有原则或说是没有特点的。我认为文化研究的特点从其一开始在英国产生、发展这一事实中可窥一斑。众所周知, 英国对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极为自豪, 所谓的贵族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而大众文化则居于最底层, 是没有文化阶层的“文化”, 始终受着“精英文化”的谴责和抵制。然而二战之后, 情况发生了改变, 随着个人收入差别的缩小, 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 以及电视等媒体的普及, 精英文化日益面临着庸俗文化的冲击, 大众文化逐渐摆脱了往日地位而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奠基人霍格特和威廉姆斯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 不论是对自身的维护还是对精英文化的批评, 可以说都是对目前为止的意识形态的反击和颠覆。由此, 我们看到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即对现有意识形态的反抗。换言之, “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 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 (意识形态) 的批判, 对于被统治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文化反抗资源的挖掘, 是文化研究的灵魂与精髓”。[2]因此, 不可避免的, 文化研究带有较强的政治性。需要强调的是, 在此所说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全面的、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正是文化研究理论的这一特点, 我们看到了后来出现的诸如女性主义、性别研究、新历史主义等文艺批评流派。这些无一不是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所形成的理论。

二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作者耗费了5年心血构筑而成。我想在谈《白鹿原》之前, 有必要将那一时代的背景作一点简要的说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也就是文革结束后不久, 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便掀起了一股反思的潮流, “其反思的对象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进程为主,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当其初起之时, 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很快浸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 到八十年代中期, 这种反思开始突破纯政治的界限, 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索与叩问, 甚至出现了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 这就在文学潮流上演变出了名噪一时的‘文化寻根’小说”。[4]中国的“文化寻根”思潮并非只体现在小说创作上, 而是一种理论与创作并行的文学思潮, 揭开这场“文化寻根”大讨论序幕的是韩少功、阿城等人。韩少功在1985年第四期的《作家》杂志上发表了《文学的根》一文, 提出:“文学有根, 文学之根应该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 根不深则也难茂。”九十年代初出现的《白鹿原》无疑是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化寻根”思潮的成果。不难想象, 在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社会。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确立,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上升, 物质、精神生活不断丰富。但是, 与此同时, 由于国际、国内交流不断加深, 许多新鲜事物涌进, 形成了一种“东西结合”或者说是“半土半洋”的奇特文化现象, 并且大行其道。就在人们思想开始解放但又尚未完全解放之时,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流行的、通俗的、大众文化的思考, 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回顾, 可以说正是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抵抗。《白鹿原》正是诞生在这种抵抗之中, 它关注着强势的主流文化与弱势的边缘文化, 但我们却无法轻易读出它的价值取向。但它既是产生于“文化寻根”热潮的背景之下, 我想其中的价值取向已不言而喻了, 即使不捍卫边缘文化, 也绝不是主流文化的倡导者。

三

很难用简短的话语概括《白鹿原》的故事。总体上, 它是一部家族的兴衰史。首先, 从时间跨度上来说, 小说从清末写起, 故事一直发展到解放之后, 历时半个世纪。故事发生的地点则是在关中的白鹿原。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也正是作者生活多年的地方, 因此他才能深刻地把握这一地域的文化特征。故事的第一主人公———族长白嘉轩, 是白姓和鹿姓两家之长, 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要维护宗法文化。然而, 他的一生却是一个悲剧。长子白孝文———也是下一任族长的继承人———自小受到父亲严格的道德教育, 对父亲的一言一行耳濡目染, 深知作为一名族长所应尽的责任和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 然而最终却没能经受住田小娥的诱惑, 以致倾家荡产, 甚至害死黑娃。这实在是与父亲对他的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而女儿白灵, 聪明伶俐, 却不顾父亲反对, 加入了共产党。在白嘉轩的宗法观念中, 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唯一值得信赖的还是几千年来的宗法制。守住白鹿原上的宗祠是他最重要的责任。于是, 他与一直疼爱的女儿断绝了关系, 直至多年之后才得知女儿早已身亡的消息。可以说正是白嘉轩顽固地恪守宗法礼俗才导致了这出悲剧。到此, 有人会说陈忠实写《白鹿原》根本不是一种“文化寻根”, 而就是揭露如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陈忠实塑造的白嘉轩并非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地主形象, 我们无法用“好”或“坏”来评价他。他时而令人敬佩, 时而令人不齿。但他所做的一切都逃不出传统宗法文化的束缚。小说从一开始就为白嘉轩的一生定了位。“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3]白嘉轩的前五房女人相继死去之后, 母亲又张罗着给他再娶一房, 而此时的他已是心灰意冷, 劝母亲缓一缓, 母亲却上了火:“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 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 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3]白赵氏的一番话明晰地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古训。在白赵氏看来, 女人不过是工具, 一个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工具, 一如糊窗户的纸, 地位低贱却又少不得。在白嘉轩看来, “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东西的女人在他心目中没有任何地位, 给他带来了‘人’和‘财’的女人, 在他的心目中仍然没有什么地位”。“作为正统社会的一个正统男人, 白嘉轩只把婚姻看成是传宗接代和建家立业的一个环节”。[6]

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是复杂的。一方面, 作者不无赞赏地描写他的仁义品德和人格魅力, 例如他和长工鹿三的交往, 情同兄弟, 完全突破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地主吝啬、狡猾的形象。他还修建白鹿书院, 让全族的孩子读书认字。但他所重视的仅仅是孔孟儒学, 对于所谓新学都持怀疑态度, 因此他极力反对女儿白灵上新式学堂。白嘉轩的仁义还体现在他归还李家寡妇的田地, 并周济她粮食和银元;他组织交农器起事;他跪在田福贤面前为被惩罚的几位农协骨干求情, 可以说“仁”字是他做人的信条。作者对这种“仁义”也是赞赏有加的, 作品中对“仁义白鹿村”这一情节的安排即是最好的诠释。然而, 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 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在作者、读者看来, 仍然有值得非议的地方, 即作者在作品中又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宗法文化的噬人本质。这一点, 在田小娥和黑娃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以白嘉轩为首的族人看来, 田小娥是个品行放荡、道德败坏的女人, 黑娃———作为鹿姓子孙———是断然不能和这种女人有任何瓜葛的。然而, 当白嘉轩发现黑娃无论如何都不肯回头之后, 断然决定将其逐出宗族, 因此, 二人在村外一个窑洞中生活。这段时间无疑是田小娥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在田小娥死后引发瘟疫时, 当族人请求白嘉轩为田小娥修祠堂以平息疫情时, 却遭到白嘉轩的断然拒绝。他不仅不建祠堂, 而且在这个为他所不齿的女人的葬身之处造了一座塔, 使她永世不得翻身。

白嘉轩本身就是个矛盾的存在。“究其根本, 白嘉轩的思想是保守的、倒退的, 但他的人格又充满沉郁的美感, 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某些精华”。[5]他恪守“耕读传家”的祖训, “读”是修身之源, 因而他修建学堂;“耕”是立命之本, 所以, 无论国共两党如何拼杀斗争, 他都冷眼旁观, 做正经庄稼人。这是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素养, 也是小农业者最高生活理想。同时, 白嘉轩身上所折射出的中国传统宗法文化也展示着它的两面性, “它不是一味地吃人, 也不是一味地温情, 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的人情与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与抹煞人性的矛盾”。[5]

从白嘉轩身上, 我们很难看出陈忠实的价值取向。他虽然不是传统小农经济与宗法礼制的维护者, 但也绝不是一个鞭挞者, 也许这只是作者身在当今变幻不定、纷繁复杂而又无法捕捉的文化现实中的一声叹息吧。即无法挣脱现实主流文化的桎梏, 只能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安慰。

如果说陈忠实对白嘉轩的描写是难以捉摸、充满矛盾的话, 那他对作品中另一个文化人物———朱先生的描写则主要是赞颂。“朱先生去世之时, 作品借‘白鹿原’响彻的一个声音:‘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先生死掉了。’表达了最深重的敬仰和叹息之情”。在作品中, 朱先生完全以高大、正面的形象———甚至是一个圣人形象出现, 在他身上, 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朱先生完全是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当白嘉轩带头种植罂粟, 白鹿原群起效仿, 滋水县连续三年屡禁不止时, 是朱先生亲自犁毁妻弟白嘉轩家的罂粟;在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之时, 又是朱先生劝退了巡抚所带的二十万大军对西安的进攻;在白、鹿两家为争夺李寡妇的水田闹得不可开交时, 还是朱先生以两张纸条和解了纠纷, 为白鹿乡赢得了“仁义之乡”的美名;白嘉轩办白鹿书院是为“耕读传家”, 而朱先生最关心的还是百年树人的教育事业。凡此种种, 无不体现了儒学的本色。由此, 作者对儒学传统文化的赞扬也可见一斑。而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 朱先生和另七位老儒共同发表了“白鹿原八君子抗战宣言”更是震动全国, 无数儒学同仁纷纷响应朱先生的号召, 投笔从戎。因此, 陈忠实通过对朱先生的塑造, “为儒家思想立起了一座惊叹的、神往的纪念碑”。[4]儒学精神不仅“俘获”了像朱先生这样的读书人, 甚至“俘获”了当过土匪、在保安团当营长的黑娃, 使他也拜朱先生为师, 念四书五经, 求儒学精髓。在作品中, 黑娃原本是不爱读书的形象, 何以到后来一心求学, 成为朱先生最得意的弟子呢?作者对这一情节的设置未免令人感觉唐突和矛盾, 但同时也可看出作者对儒学传统的推崇。然而, 无论朱先生学识多高深, 儒家文化多博大, 最终却敌不过新文化、新学校的吸引力, 白鹿书院终于“关门大吉”。

新时代的来临, 朱先生无法抗拒, 作者也无法抗拒, 但无论是朱先生还是作者, 都表现出了对儒学美景不再, 花落无情的无限叹惋和迷惘。

四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 各种思潮冲击,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对撞中寻求平衡。陈忠实创作的《白鹿原》无疑是对当时文化现状的反思。他写白嘉轩, 超越了简单的批判层面, 从文化的根因上写。他写朱先生, 将其提升到圣人的地位, 极力表现了其对儒学的虔诚和推崇。作者在《白鹿原》序言中写道:“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 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 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他所说的灵魂, 显然就是在当今时代处于边缘地带的“由小农经济与儒家经典共同铸就的, 以宗法色彩为其显著标志的农业文明”。[8]这一持续几千年的文化无疑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成为了中国 (尤其是农村) 人民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 但这种生活方式却不断受到冲击, 不断转化。在这一场变革中, 陈忠实通过《白鹿原》表达了他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他在批判, 又在赞赏;既在鞭挞, 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了传统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 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了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 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5]在我看来, 除了这种矛盾之外, 陈忠实又确实表达出了对儒家文化逐渐失去魅力的哀叹和重振儒学这一中华文化精髓的期盼。

参考文献

[1]朱刚.20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426.

[2]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2, 13.

[3]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1, 14.

[4]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5, 246, 248.

[5]雷达.废墟上的精魂.文学评论, 1993, 6.

[6]白烨.史诗意蕴·史诗风格.当代作家评论, 1993, 4.

[7]曹志明.日本战后初期小说与我国新时期小说之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8, 2.

故事传说里见京城 篇8

断壁难忆万园之园

圆明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部偏东,占地350公顷,其中水面120公顷,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等三园组成。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开始建园,园内建有楼台殿阁、亭榭轩馆140余处,是一个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的皇家园林,有“万园之园”之盛誉。

1860年遭英法联军焚毁以后,这座历经151年,集当时全国物力、财力和无数精工巧匠的技艺修建起来的皇家园林成为一片废墟,致使后人再也无法欣赏到它的美景。

不过,关于圆明园的故事仍旧在街头巷尾广为流传。如《九孔桥》、《南屏晚钟井》、《方外观》、《巧匠样式雷》等故事,讲述了古代劳动者如何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修建圆明园;《和珅盗宝》、《嘉庆遇刺》、《道光演戏》、《慈禧重修圆明园》等,反映清朝宫廷内部争权夺利,朝廷腐败无能;而《白鸽子传奇》、《冯婉贞智杀洋鬼子》、《神枪李茂斗洋人》等,则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击英法联军。

圆明园传说具有题材广泛、数量较多、语言通俗、情节曲折、寓意深刻等特点。虽然每篇故事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虚构与夸张,但却因其传奇性、趣味性、知识性、艺术性和娱乐性,深受人们的喜爱。因此,即便今人无法再睹万园之园的全貌,也还是愿从故事里寻觅几分遗失美好。

离宫御苑数颐和

颐和园坐落在北京西郊,占地290公顷,其中水面约占215公顷,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园内现有各种古建筑3000余间,有著名的“六十景”景观,是全国现存古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园林。

颐和园建成后,慈禧几乎每年有十一个月都住在园内。她在园内接见巨僚、处理政务、举行典仪,因而园林的性质已经改变为离宫御苑,成了与紫禁城相联系着的政治中心。

其实,颐和园的传说故事主要产生于清朝乾隆和光绪年间,在民间口头流传,内容与园林交相辉映,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它的内容主要包括:表现劳动人民运用聪明才智兴建清漪园和重建颐和园的传说,如《南湖岛的来历》、《佛香阁的包花柱》、《宝云阁里的铜椅子》、《仁寿殿的大圆宝镜》、《长廊的故事》、《石舫的故事》、《西堤六桥的传说》、《玉带桥的来历》等等。当然,表现帝王宫廷生活的传说中,还是关于乾隆和慈禧的居多,许多故事背景都与历史相关,情节曲折生动,极富传奇色彩。如《乾隆难工匠》、《“中华第一车”趣闻》、《光绪题金匾》、《慈禧看戏》、《谭叫天饮恨德和园》、《排云门前放生》等,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游香山听数不胜数的故事

香山位于北京西郊,是著名的“三山五园”之一。“三山五园”是北京西郊一带皇家行宫苑囿的总称,是从康熙朝至乾隆朝陆续修建起来的。

关于香山的得名,一说因最高峰的钟乳石,其形似香炉,称为香炉山,简称香山;一说得名自古时香山的杏花,花开时其香味使得此山成为名副其实的“香山”。香山包括静宜园、碧云寺、卧佛寺、樱桃沟等景区,“燕京八景”中的“西山晴雪”也在此地。这里文物古迹众多,历史文化气息浓郁,这一带的山川、河流、寺院、植物都有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

自金代始,香山一带就有皇家园林出现,以后它便成为历代帝王经常涉足的地方。于是产生了金、明和清代帝王在香山巡游私访、登高赏景的趣闻轶事,如金章宗、永乐皇帝、康熙、乾隆、慈禧等,他们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和相关的故事。这里还流传着曹雪芹写《红楼梦》、救济邻居、为穷人打抱不平的故事,杨六郎、穆桂英等在香山行踪的传说,以及有关花木兰、十三妹等的故事,八仙、七仙女、济公的传说等等。另外,因香山脚下有八骑兵营建锐营,所以关于满族人生活的故事也较多。此外,还有机智人物的故事和佛教文化的传说。这样看来,香山真可谓是一座“传说”之山了。

听故事品历久弥新的传说

民间的传说故事反映了大众的真实情感,因此,在百姓中广泛流传。它们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特别是经过代代相传后,在情节上突出了传奇性、趣味性和知识性,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学艺术价值。几十年来,由张宝章、易海云、严寛、常利民、崔墨卿、甄玉金、户力平等人通过走访老艺人,搜集和整理出的关于颐和园、香山、圆明园的传说和故事各有七八十篇。现已出版了许多相关的书籍,很受广大读者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