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赏析

白鹿原赏析（精选12篇）

白鹿原赏析 篇1

以民族文艺史诗大片《白鹿原》为例，观中国影视作品审查

制度及导演定位

《白鹿原》小说虽早有耳闻，但一直只停留在只闻其名，未闻其实的阶段，直到这学期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了《白鹿原》纪录片，这才让我对原著乃至电影有了进一步了解的想法。

纪录片中，我了解到该部电影为拍到真正符合小说地理环境及社会背景的白鹿村，以及村外一望无际的麦田，王全安导演及其团队早几年开始就处处选点；为配合拍摄季节，种植特选小麦，建设主要场景白鹿村祠堂；为符合原著定位，演员均使用陕西方言，甚至群众演员也是当地农民。看着演员们的辛苦付出，带着对制作团队的敬佩，以及原著的认真阅读，对于电影《白鹿原》我更是期许满满。

前些天，终于看到了期盼已久的电影《白鹿原》，先前看过原著和纪录片的我，对这部电影没有了陌生之感，然而150分钟的电影我左等右等也没看到百灵、冷先生等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人物们出现，就连我最为期待的鹿三被田小娥传奇附身的这一经典情节也未能寻到。整部影片看完，应该说是将我曾看过的小说、纪录片人物进行了一一对应，细想下来，电影中人物最符合心中小说人物形象的要数田小娥和鹿三了，作为主要人物的白嘉轩电影中正直、老谋深算的形象，让我看不到人物心理的一点起伏，作为先进代表的鹿兆鹏电影中的他看起来楞头、生猛全然没有了小说中该有的坚定、沉着、睿智。似乎因为缺少了小说中众多细节，电影中的人物整体都缺少了些血肉，鹿子霖、白孝文、黑娃和鹿兆鹏的人物形象都不够鲜明，性格也不够饱满，没能让人产生深刻的印象。电影结局更是仓促结束，众多人物的命运结局却全都成了谜。

带着些许遗憾，好奇起为何精心准备的一部电影最后却落得个骂声一片、评分颇低的结果呢！点开《白鹿原》贴吧，看到的是众多有关王全安导演的电影《白鹿原》的犀利点评。有说导演没看懂《白鹿原》的，有说拍成了《田小娥传》的，有说全说陕西话听不懂的，甚至还有的说是王全安导演和老板定位出了问题的„„大家谈论的热火朝天，而其中在我看来关键所在确实中国影视作品的审查制度。

众所周知，《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小说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然而正是这部获奖众多，出版多次的原著小说，改编成电影却遭到了严格审查，同样的情节为何却是不一样的际遇。

通过贴吧我了解到，电影完成时长310分钟，精简到后来的210分钟，而到真正上映却只剩下150分钟。网友甚至无奈的这么说：“你说你看到的还是白鹿原吗？恐怕看的是广电总局发布的片花吧？连一部完整的电影都没有看到却要评价电影的好坏，不合情理啊，怨谁？？再回头想想，多少电影拍出来连跟本土观众见面的机会都不给，压根就不叫你看，看你还说拍的好了坏了的不？怨不得演员，怨不得制片，也怨不得导演，大陆不缺好导演，但观众总是缺好电影看。一切尽在不言„„”，“中国电影目前还没有分级制度，广电局要我们和孩子看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看到被阉割掉的作品„„”“大陆的电影目前还没有分级制度，只有主旋律的影视作品才能迎合审查制度！”。

《白鹿原》的公映版时长为156分钟，完整版是210分钟。王全安透露，删去的54分钟，主要集中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我们细看电影《白鹿原》被删减部分内容：

1、仁义白鹿村上匾，涉及旧时乡绅文化；

2、晒枣和泡枣，涉及阴阳房事；

3、田小娥抽大烟，涉及鸦片习俗；

4、完全删除的女主角白灵，涉及陕北肃反错杀；

5、枪毙土匪黑娃，涉及解放后镇反；

6、解放白鹿原，抗日开始的1小时剧情全部被删，白孝文、黑娃、鹿兆鹏各自命运中断无结局。公映版的故事到日军敌机向白鹿原空投炸弹一幕就结束了，完整版的故事则一直讲述到解放后。所以，在公映版中，几位主要人物的命运都没有交代。

如果说对于一部好电影来说，好的内容加上好的质量一定能喜获佳绩，那么经典著作改编而成的《白鹿原》电影其内容本身已无可非议，但为何小说中情节搬上荧幕就会重重受阻呢？“弘扬主旋律”作为一名观众我并不认为肃反错杀、解放镇压有非删不可的必要，任何人或物都有其历史，都有其不完美的瑕疵，只有勇于承认、勇于面对，才能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健康有利的发展起来，而不是企图用严格的审查制度来遮遮掩掩、蒙蔽视听。

经过后期审核肢解的电影其本身已没有了被全面认识，公正评判的权利，而作为观众的我们也只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甚至是不被“尊重”。这样的断章取义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是致命的，对中国电影也是不利的。

当然，如果仅把《白鹿原》电影的失败归咎于电影审查的大幅度删减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以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为例，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为何该片能够横扫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全球大大小小43项大奖。

伊朗电影曾是中国电影学习的榜样，以阿巴斯为代表的伊朗电影以简单写实、质朴纯净的风格，深受第五代、甚至第六代导演推崇。当国产电影近年来迷失在商业化、娱乐化浪潮中时，《一次别离》再次成为国产电影面向现实的一本“绝佳教材”。当年陆川曾说，面对《阿凡达》，中国电影人应该感到羞愧。这其实很矫情，真正让中国电影人感到羞愧的是《一次别离》。它给中国电影人带来关于如何讲好故事的反思。

就如编剧芦苇所说，“当下中国电影已经步入“赤金时代”，满眼望去尽是钞票乱飞，票房为王。文化价值和文化追求已被抛弃到九霄云外。”电影导演纷纷变身老板，当然《白鹿原》导演王全安也不例外，导演身份的多重性，使其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变成“私产”。因为他有这么多的身份、这么多的利益在里边，他的角色就已经发生变化。他不完全是个艺术家，他还是个商人。在《白鹿原》中，王全安的身份就非常复杂。他是导演、丈夫、他还是半个老板。而导演变老板这样的现象，在商业电影最发达的美国，反而没有中国这么多。比如费里尼，他一生坚持只做导演，不做老板，不做制片人。这样他在创作上，就只需要对电影艺术负责任。他不会为附加的商业后果负责任。

中国当下影视剧的公司化、私有化，使众多优秀导演脱离了其本职，诸多“副业”搞得他们狼狈不堪，而真正需要沉下心下工夫的创作阶段却被挤得少只有少。而在整天谈商业化、市场化的中国电影的现实情况下。中国电影文化品质上就已严重萎缩和退化。《一次别离》影片没有大场面商业噱头，但真挚的情感以及影片匪夷所思的剧情发展，却成为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一次别离》用事实告诉我们：在当下相当浮躁的创作环境中，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真诚地关注社会与人生才是电影生命之源。

《让子弹飞》，看着很热闹，《画皮》也很好“看”，但是中国电影真正的要走向电影强国，它最终还得靠更有艺术追求和美学品质的好作品。

白鹿原赏析 篇2

很古很古的时候(传说似乎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碲,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

《白鹿原》写出了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但它又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的窠臼,写出了生活与人性的复杂,具有“史诗”的意义。

《白鹿原》所描写的生活在时间跨度上由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大约50年。这50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曲折的岁月之一。中国社会在这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之复杂、之剧烈都是空前的。在这此矛盾和斗争中,阶级矛盾和斗争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非常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简单化、绝对化,而是把阶级斗争放在民族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之中,反映出各种矛盾和斗争的纠葛,斗争也不仅仅围绕着阶级阵营而展开,更多地是围绕着诸如生存、权力、财产、荣誉、道德、理想等展开的,这些内容可以归结为人性与文化的范畴,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白鹿原》所着力揭示的“民族秘史”,就是民族文化渊源的水下冰山。而“仁义白鹿村”恰恰带有浓郁的“礼义之邦”的象征意味。对白、鹿家族来说,“仁义”、“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家庭纲纪,不仅是白嘉轩的人生信条和立身行事之本,更是其家庭存在和延续的生命力之源,一种生生不息的“本分”精神意志;作家也是把它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特性的集中体现而予以正面张扬的。

小说对民族传统文化精义的叙述和张扬,主要是通过对一种文化人格的塑造来完成的。这种文化人格的具体化、对象化的过程,就是白嘉轩、朱先生等形象性格逐渐清晰浮现的过程。也可以说,作家在对这些艺术对象的精神世界的揭秘和描述中,充溢着一种对圣贤文化及其圣贤文化所造就的理想人格的景仰和向往。

朱先生是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者。他能清醒地对自己进行角色定位,以传承文明、拯治精神、安顿灵魂为己任,拒绝为官。因此,讲学、治学便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朱先生推崇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信条,所以他又关心着白鹿书院以外的风风雨雨,关注着百姓生灵的疾苦盛衰。于是,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便有了只身却敌、禁种鸦片、赈济灾民等壮举。他那博大而磊落的胸襟和“铁肩担道义”式的豪气令人感佩不已。人,当他想着完成心中的大事以了却心愿实现理想的时候,他就会把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无私而后无畏,无畏而后无挡,无挡而后成事,成事而后显示人格力量,强大的人格力量又支撑了光彩夺目的形象。朱先生一生所完成的大小业绩还充分体现了他的睿智和开明。不相信迷信,却能“算卦”,而“算卦”背后却是在总揽大局下依照具体情况作客观分析和准确判断。他对剪发、放足的赞赏态度则冲出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散发着开明思想、创新思想的芬芳,全然清除了陈腐之气。他宁可栖身白鹿书院而不愿混迹官场,一方面体现了他异常高洁的品行,扬弃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读书做官”的世俗信条;另一方面又与自我选择、自我定位、自我实现等颇具现代意味的观念息息相通。面对白孝文和鹿兆鹏的你死我活、国共两党及其党内的“窝里斗”,朱先生几乎是束手无策,内心充斥着无奈和悲凉,深感读书人的力量之微薄。所以在他的晚年,曾对黑娃说:我都不读书了,你还读什么书?能把读到的十分之一用到实际中去就很不错了。在朱先生临近生命终点时,把老伴喊成妈。这貌似不经意的轻轻一笔,透出了却是彻骨的悲凉。作者陈忠实对朱先生似乎也满怀沉醉和赞赏之情,所以小说对朱先生的“仙逝”作了真切而具体的描述。显然,作者把朱先生当成了白鹿的化身。

而白嘉轩人格精神的完善,就是首先得益于圣贤文化义理的洗礼。他曾有过难称仁义之举的行为(如为了得到梦中的风水坟地而让鹿家父子及所有当事人都落人他的圈套),也做过难配“学为好人”之名的事情(如与鹿家为了六分水地而打斗诉讼),但在官赐“仁义白鹿村”之碑之后,更得“圣人”朱先生“为富思仁兼重义”的点拨,从而促成了白嘉轩人格精神的完善化。他修词堂,建学堂,广施教化,营造白鹿村“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为了乡民利益而主谋鸡毛传贴,“交农”抗税;惩罚鸦片烟鬼和赌徒,整肃族规纲纪;大旱求雨而甘当“马角”等。正是由于白嘉轩谨遵“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文化信念,使得他即使在急剧动荡的年月也能充分表现出自信、自尊、务实的精神风貌。比如他虽是“风搅雪”的受害者,但决不参与复仇行动,反而为农协会员们求情;尤其在家庭冲突、派系复仇愈演愈烈之时,这种文化人格更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辉煌:他不为利禄官位所诱惑,不为强权暴政所屈服,不被他人飞短流长所左右,不随政治风向而摇摆。白嘉轩的正气和大义,来自于他的文化人格意志;其理想文化人格的形成,基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作品通过白嘉轩这样一个文化人格理想的化身和楷模,完成了探究民族秘史、透视传统文化神髓的创作意图。

传统文化精髓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同样反映在家庭后辈乃至不肖子孙身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是黑娃。他在结束了自己的土匪生涯后,虔诚拜师念书,“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由此,“黑娃真正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几乎残忍地摈弃了原来的一切坏习气,强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胚子”。在这里,小说以对黑娃修身做人、脱胎换骨的画龙点睛般的书写,树起了一座“圣贤文化神话”的纪念碑。

这种表达深深打上了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烙印,带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分的美化。但《白鹿原》的确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成就,一定程度上遮盖了思想上的一厢情愿。

《白鹿原》通过象征艺术手段的运用,造成所反映的事物在内涵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和表达上的含蓄化,从而给读者带来感觉上的多义性、丰富性,小说中的“白鹿”就是一个支撑全书构思和点明全书义旨的具有象征意味和隐喻性质的意象。在这个美丽的传说中,实际上寄托了作者自己的审美理想。白鹿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理想的象征。仿佛只是一个动人的传说,却又实实在在是白鹿原人祖祖辈辈的精神寄托和世世代代的生命企盼。白鹿,是白鹿原的创世主,是白鹿原的精魂,更是白鹿原人“命运”的主宰,永恒的梦。传统的农耕文化理想就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理想,就是农民的以土地为依托的“桃花源”式的传统理想。

作者在小说中通过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着意颂扬了一种独特的、体现了优秀民族传统的人格精神,而“白鹿”就是这种崇高人格和文化精粹的化身。朱先生清高儒雅,洞察时世,预言未来,他身上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一身的仙风傲骨;白灵天真、纯朴,圣洁无比,他们似乎都是白鹿的化身。与白鹿相对的另一个象征意象“白狼”,则是非人道的、劣根性的象征,它还代表着动乱、灾难、凶象和死亡。无论白鹿和白狼,小说都是以虚幻、诡秘、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只存在于人们的传说或幻象中,是人们主观感情的“客观对应物”,因而只能是一个象征的符号。

《白鹿原》作品赏析 篇3

很古很古的时候（传说似乎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碲，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

《白鹿原》写出了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但它又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的窠臼，写出了生活与人性的复杂，具有“史诗”的意义。

《白鹿原》所描写的生活在时间跨度上由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大约50年。这50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曲折的岁月之一。中国社会在这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之复杂、之剧烈都是空前的。在这此矛盾和斗争中，阶级矛盾和斗争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非常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简单化、绝对化，而是把阶级斗争放在民族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之中，反映出各种矛盾和斗争的纠葛，斗争也不仅仅围绕着阶级阵营而展开，更多地是围绕着诸如生存、权力、财产、荣誉、道德、理想等展开的，这些内容可以归结为人性与文化的范畴，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白鹿原》所着力揭示的“民族秘史”，就是民族文化渊源的水下冰山。而“仁义白鹿村”恰恰带有浓郁的“礼义之邦”的象征意味。对白、鹿家族来说，“仁义”、“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家庭纲纪，不仅是白嘉轩的人生信条和立身行事之本，更是其家庭存在和延续的生命力之源，一种生生不息的“本分”精神意志；作家也是把它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特性的集中体现而予以正面张扬的。

小说对民族传统文化精义的叙述和张扬，主要是通过对一种文化人格的塑造来完成的。这种文化人格的具体化、对象化的过程，就是白嘉轩、朱先生等形象性格逐渐清晰浮现的过程。也可以说，作家在对这些艺术对象的精神世界的揭秘和描述中，充溢着一种对圣贤文化及其圣贤文化所造就的理想人格的景仰和向往。

朱先生是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者。他能清醒地对自己进行角色定位，以传承文明、拯治精神、安顿灵魂为己任，拒绝为官。因此，讲学、治学便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朱先生推崇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信条，所以他又关心着白鹿书院以外的风风雨雨，关注着百姓生灵的疾苦盛衰。于是，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便有了只身却敌、禁种鸦片、赈济灾民等壮举。他那博大而磊落的胸襟和“铁肩担道义”式的豪气令人感佩不已。人，当他想着完成心中的大事以了却心愿实现理想的时候，他就会把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无私而后无畏，无畏而后无挡，无挡而后成事，成事而后显示人格力量，强大的人格力量又支撑了光彩夺目的形象。朱先生一生所完成的大小业绩还充分体现了他的睿智和开明。不相信迷信，却能“算卦”，而“算卦”背后却是在总揽大局下依照具体情况作客观分析和准确判断。他对剪发、放足的赞赏态度则冲出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散发着开明思想、创新思想的芬芳，全然清除了陈腐之气。他宁可栖身白鹿书院而不愿混迹官场，一方面体现了他异常高洁的品行，扬弃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读书做官”的世俗信条；另一方面又与自我选择、自我定位、自我实现等颇具现代意味的观念息息相通。面对白孝文和鹿兆鹏的你死我活、国共两党及其党内的“窝里斗”，朱先生几乎是束手无策，内心充斥着无奈和悲凉，深感读书人的力量之微薄。所以在他的晚年，曾对黑娃说：我都不读书了，你还读什么书？能把读到的十分之一用到实际中去就很不错了。在朱先生临近生命终点时，把老伴喊成妈。这貌似不经意的轻轻一笔，透出了却是彻骨的悲凉。作者陈忠实对朱先生似乎也满怀沉醉和赞赏之情，所以小说对朱先生的“仙逝”作了真切而具体的描述。显然，作者把朱先生当成了白鹿的化身。

而白嘉轩人格精神的完善，就是首先得益于圣贤文化义理的洗礼。他曾有过难称仁义之举的行为（如为了得到梦中的风水坟地而让鹿家父子及所有当事人都落人他的圈套），也做过难配“学为好人”之名的事情（如与鹿家为了六分水地而打斗诉讼），但在官赐“仁义白鹿村”之碑之后，更得“圣人”朱先生“为富思仁兼重义”的点拨，从而促成了白嘉轩人格精神的完善化。他修词堂，建学堂，广施教化，营造白鹿村“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为了乡民利益而主谋鸡毛传贴，“交农”抗税；惩罚鸦片烟鬼和赌徒，整肃族规纲纪；大旱求雨而甘当“马角”等。正是由于白嘉轩谨遵“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文化信念，使得他即使在急剧动荡的年月也能充分表现出自信、自尊、务实的精神风貌。比如他虽是“风搅雪”的受害者，但决不参与复仇行动，反而为农协会员们求情；尤其在家庭冲突、派系复仇愈演愈烈之时，这种文化人格更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辉煌：他不为利禄官位所诱惑，不为强权暴政所屈服，不被他人飞短流长所左右，不随政治风向而摇摆。白嘉轩的正气和大义，来自于他的文化人格意志；其理想文化人格的形成，基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作品通过白嘉轩这样一个文化人格理想的化身和楷模，完成了探究民族秘史、透视传统文化神髓的创作意图。

传统文化精髓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同样反映在家庭后辈乃至不肖子孙身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是黑娃。他在结束了自己的土匪生涯后，虔诚拜师念书，“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由此，“黑娃真正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几乎残忍地摈弃了原来的一切坏习气，强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胚子”。在这里，小说以对黑娃修身做人、脱胎换骨的画龙点睛般的书写，树起了一座“圣贤文化神话”的纪念碑。

这种表达深深打上了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烙印，带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分的美化。但《白鹿原》的确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成就，一定程度上遮盖了思想上的一厢情愿。

《白鹿原》通过象征艺术手段的运用，造成所反映的事物在内涵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和表达上的含蓄化，从而给读者带来感觉上的多义性、丰富性，小说中的“白鹿”就是一个支撑全书构思和点明全书义旨的具有象征意味和隐喻性质的意象。在这个美丽的传说中，实际上寄托了作者自己的审美理想。白鹿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理想的象征。仿佛只是一个动人的传说，却又实实在在是白鹿原人祖祖辈辈的精神寄托和世世代代的生命企盼。白鹿，是白鹿原的创世主，是白鹿原的精魂，更是白鹿原人“命运”的主宰，永恒的梦。传统的农耕文化理想就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理想，就是农民的以土地为依托的“桃花源”式的传统理想。

作者在小说中通过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着意颂扬了一种独特的、体现了优秀民族传统的人格精神，而“白鹿”就是这种崇高人格和文化精粹的化身。朱先生清高儒雅，洞察时世，预言未来，他身上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一身的仙风傲骨；白灵天真、纯朴，圣洁无比，他们似乎都是白鹿的化身。与白鹿相对的另一个象征意象“白狼”，则是非人道的、劣根性的象征，它还代表着动乱、灾难、凶象和死亡。无论白鹿和白狼，小说都是以虚幻、诡秘、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只存在于人们的传说或幻象中，是人们主观感情的“客观对应物”，因而只能是一个象征的符号。

白鹿原赏析 篇4

据悉17日晚原定播出《白鹿原》第二、第三集，但当晚在播出前却突遭叫停，两家卫视临时换上其他节目替档。网上猜测声四起，不少人表示，是该剧的审查上出现了问题。

电视剧《白鹿原》改编自去世的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的同名小说，该长篇小说共50余万字，历时六年创作完成。小说充满了陕西泥土和高粱的浓郁气息，以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该小说曾在获得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可以说其文学性和小说地位都受到过极高肯定，不过，与此相应的，这部小说也同时在文艺批判界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历年来，作为陕西省的代表作品，该小说曾被改编成各种不同的大众文学样式进行传播，例如话剧、秦腔等，，该小说同名电影也曾公映。

电视剧《白鹿原》拍摄于，据传也是几经周折才立项、定项、播出的。不过，16日晚，该剧上档后收视并不佳，在《人民的名义》火爆的收视高压下，它在两家卫视都只取得了CM52城过0.5的成绩，排名挤进前五而已。然而，这样的收视成绩与其突然停播显然并无关系。昨天，坊间传出该剧停播后，扬子晚报记者就曾向江苏卫视有关人打听原因，但对方只回应“还不清楚，在开会呢”。随后，记者发现，安徽卫视垫档播出《耳畔中国》、江苏卫视以电影垫档，该剧暂停播出成为事实后，两家卫视对记者的采访均表示不做任何官方回应。该剧的出品人赵安对此剧停播的原因也给出了一个模糊的回应，“我还不太清楚”。

《白鹿原》只播一集后停播 原因不明

4月17日，由张嘉译、何冰、秦海璐等演员主演的电视剧《白鹿原》停播，据悉《白鹿原》改编自陕西作家陈忠实同名小说，围绕它的改编，无论话剧、电影，还是电视剧，一直都备受关注。

记者发现，4月17日晚，原本该播《白鹿原》的江苏卫视改播电影《港囧》。

微博截图

微博截图

白鹿原简介 篇5

《白鹿原》以白嘉轩为叙事核心，白鹿两家矛盾纠葛组织情节，以反映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为叙事线索，讲述了白鹿原村里两大家族白家和鹿家之间的故事。白家人沿袭村子里的族长，主人公白嘉轩一生娶过七个妻子，最终一个陪他终生，并育有三儿一女（白孝文、白孝武、白孝义、白灵）。鹿三是白家的长工，黑娃是他的长子。鹿家以鹿子霖为代表，他有两个儿子（鹿兆鹏、鹿兆海）。

小说主要讲述了他们的下一代白孝文、鹿兆海、黑娃这一代人的生活：白家后代中规中矩，黑娃却从小就显现出不安分。长大后，白孝文继任族长，黑娃在外做长工，认识了东家的小老婆田小娥，他将她带回村后，受到村人的排斥。黑娃离开村子后投奔革命军，又成为土匪。在此期间鹿子霖、白孝文等都吸上了鸦片，将家败光，去异乡谋生。鹿三以儿媳田小娥为耻，最终杀了她，因终日被田小娥死时的情形折磨而死去。白孝文则在外重新振作，终有一番作为，白灵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

白鹿原 读书笔记 篇6

——《白鹿原》读书笔记

最初决定读《白鹿原》是因为自己一直以来都很欣赏的一名导演，王全安近期正在筹拍以这部著作为原型的电影，本想做个准备功课，略读一下这部小说，但很快，我就被作品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所吸引，深陷进这个清末元年发生在一个渭河平原中国农村的一场场家族纷争、一次次时局**中。这是一本很严肃的书。文风如西北的高原和作者的肖像一样，朴实而生动。不愧为学界评价的，它是中国当代小说六十年巅峰之作，十五年风行不衰。这本书从清末民元一直写到到建国之初，时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给人厚重的历史感。起初看的时候我只以为这本书主要记叙了白鹿两家的家族矛盾，但越读到后面，越进入作者描述的那个年代，那个故事，就会体会到，作者更揭露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政党之间的矛盾，还有情欲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其实自从有了贫富差别，有了政党，有了社会道德观念以来，这三个矛盾就一直存在着。这是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如何面对这些矛盾，缓解这些矛盾，古往今来，无数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社会学家都以各种方式表达过自己的见解，而陈忠实在他的《白鹿原》里的重新解读了这三大矛盾。全书的男主角当属娶过七个老婆的白嘉轩，而故事的开篇更是以主人公六娶六丧、配角冷先生借独特诡异的治病方法、关键人物朱先生借游学南方的奇趣经历、故事主场景白鹿原借有关白鹿的神妙传说闪亮登场这些看似神奇甚至有些荒诞的情节，一下子将我拉进小说。

而故事的展开则是通过作者对原上人们的生活的描绘，以及家庭的纷争、家族的争斗、改朝换代的动荡来一一上演，人物众多，事件繁杂，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逐渐明晰，而后清廷倒台、军阀混战、民国建立、国共合作、合作破裂、两党相争、抗日卫国、解放、文革，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将小说情节逐级推向高潮，故事的重点似乎也从老一代逐渐转移到新一代的已经走出白鹿原的青年身上，他们或国或共、或由共变国、或由国变共、甚至由土匪变国又变共，起伏跌宕，好不热闹，其间有情爱、有亲情、有义气、有传奇、有历险、有机缘、有命运，有的东西太多，太重，重的让我渐渐觉得有点难以翻动每一页。

到了最后，这些走出黄土塬的人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到了原上，或发达、或落魄、或存活、或死亡。白嘉轩老了独眼了、鹿子霖疯了死掉了，大剧落幕，戛然。

作者在这部书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个鲜明的人物。书中的白嘉轩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关中汉子，他作为传统宗法社会正义性的代表，在他身上透射着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的秉性和品行。他的弃利就势、争气仗义、和忍求顺、不颠不破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与鹿子霖见利忘义、贪欲迷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的白嘉轩周济寡妇修祠堂、办学校、公布乡约、整饬族事、无不显示他的精明能干、仁义正直。而另一边则是一个充满野心和欲望的封建地主鹿子霖。他风流成性，与原上许多女子有风流韵事。用计霸占堂侄媳妇田小娥。他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为抱私欲。贪污公粮公款，他的官瘾比烟瘾还难戒，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伪君子。

这两个极其对立的人物，分别代表了两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家族，而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贯穿于《白鹿原》的始终。自恃精明的鹿子霖却总是输给看似木讷、老朽的白嘉轩。关键在于白嘉轩以不动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事法则。当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对头、他的儿女、他对头的儿女、他家长工的儿子、他的领导甚至他的偶像都在闹腾的时候，他不闹，仍然按自己的节奏和原则过活，一如厚重的黄土塬。时光逝转，所有闹腾的人最后都变的不愿或不能闹腾了，和他一样！我，白嘉轩，就是白嘉轩，你们服不服？

但却不能否认，白嘉轩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他的坚毅、仁义、正直扼杀了他美好的人性和人情，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儿子叛逆，女儿出走。正如作者所说“他身上负载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的精神也负载了封建的糟粕和必须到消灭的东西。他必须被打破，否则整个民族都要毁灭”

鹿家的另一人物鹿兆谦也叫黑娃，也是书中个人经历最丰富最坎坷的人物。他是长工之子欲自立，不读书，出门自己当长工。而他和白家的恩怨也似是家族注定的，他不喜欢白家轩的腰挺得那么直，这在后面也有个照应。黑娃当土匪后，策划了一次对白家轩家的打劫。在抢得银元离去时，他交代手下用门杠打折了白家轩的腰。当然，白家轩挺直的腰杆让黑娃感觉不舒服，是不至于使得黑娃动此恶心的，黑娃指使人打折白家轩的腰，与这位族长不让他和心爱的小蛾进祠堂成亲有密切的关系。

小蛾是黑娃外出打工时主子的小老婆，和黑娃好不容易私奔回乡，却引起了鹿三的惊疑。不久，小娥的身份被弄清楚了，因而没有被接纳。黑娃只好找了个破窑洞安家。偶又遇到一轮革命浪潮，投身其中又落败，跟着共产党的武装队伍走却再遭痛击，机缘巧合的落草为寇，后来竟又成国民党营长，娶妻安居，立地成佛，成了朱先生的最好弟子，一个真正求学问的人，继而再度投身共产革命，领导起义，获得成功却终究难逃一死。同样的，他曾今心爱的老婆小蛾的命运也同他一样的坎坷。在黑娃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杀，远离了白鹿原后，在孤苦伶仃的日子里，小娥先是委身于乡约（相当现在的村长）鹿子麟，后来又在鹿子麟的指使下，勾引了白孝文。对此鹿三深感愧疚，感到对不起白家轩，于是亲自把儿子的女人给杀死在窑洞里。这对夫妻的命运曾今那么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最终却又毫无相关的各自死去了。

黑娃仇恨富人，仇恨权势！他坎坷的一生足可以写成一部本小说，而我喜欢这个人物，则是喜欢他敢作敢为的勇气，或许是因为孤家寡人无牵无挂才能活的这般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吧，比起书中众多受礼法、受信仰约束和煎熬的人来，黑娃活的是自在的。

除了两大家族的成员外，书中还有一个冷先生和朱先生同样令人影响深刻。首先冷先生是除朱先生以外的、白鹿原上的一个较为人尊重的、有文化的乡间绅士，他姓冷，面冷，话也冷，就连做事也透着一个“冷”字。作为白鹿原上一位唯一的医生，医好了不骄，医不好也不惭愧，总是一副顺其自然、理所应当的样子。其实，冷先生的“冷”中透着精明和世故，至少他懂得拿钱铺路。与朱先生比较，冷先生不过是一个世故先生而已。

朱先生，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中的人物。他能料事如神，宛如一个仙人，不过像他样的人也有俗气的时候，在办学堂、对救济灾民、对保家卫国，他的热情比任何人都高涨！朱先生一生光明磊落，直面人生，从不搞阴谋哪怕是小伎俩，最看不起的就是小人行径。记得在白鹿书院，当鹿兆鹏与敌手白孝文及本县县长不期而遇时，朱先生劝解道不要在书院动手，双方都答应了，而终于鹿兆鹏借故逾墙而遁，白孝文拔枪而追之，到底是承诺有声而行为悖之。朱先生只是冷冷道：都不是君子。

朱先生一生清贫正直，令人敬佩，飘逸走过一生。在人生道路的末端，他忘

漫谈《白鹿原》詈语 篇7

一、动物性詈语

在人类的生存历史中, 我们的生活和发展都离不开动物的辅助, 并与动物息息相关。于是人类用自己的语言形象地表达出对这些动物的印象。这其中不乏一些对动物的反面属性所衍生出来的贬义词汇, 白鹿原中也大量使用了这些詈语, 其中以与“狗”相关的詈语最多, 如:

(1) 那些殷实人家谁也不去考虑白鹿村白秉德淳厚的祖德和殷实的家业了, 谁也不愿眼睁睁把女儿送到那个长着狗逑的怪物家里去送死。 (2) “今黑就去请法官, 把狗日的一个一个都捉了。”

原始社会中, 狗是人类的近邻, 所以人认为狗对人有着很强的依附心理, 再与阿谀奉迎、卑躬屈膝的谄媚之士加以联想, 狗的属性从而多了一份奴性, [3]“狗奴才”一词就很能说明问题。除了与“狗”相关的詈语, 《白鹿原》中还使用了与其他动物相关的詈语。如:

(1) “黑娃你碎驴日的扫地扫这长工夫?” (2) “你个驴日下的六畜!”

这种现象在各地方言的詈语中都很普遍, 这种心理也由来已久, 并沿用至今。另外《白鹿原》中人们在幼时的“赖名”多与动物相关, 虽带贬义, 但作保佑之意。

二、侮辱性詈语

《白鹿原》中“货”为“变化反易之物”[4], 以“货” 詈人也是将对方“非人化”, 从而达到贬低的目的。《白鹿原》中不仅有以“货”单指的用法, 更多的是使用“A+ 货” 的格式, 如:

(1) “你嘉轩叔说的全是实话好话!搭眼一瞅那货就不是家屋里养的东西。” (2) 白嘉轩想挡却没有再挡, 看着二姐给灵灵和鹿家那个二货拿来了馍馍。

“A+ 货”格式在所指上使对象更明确, A的内容也使得贬低的程度有所加深。在关中话中, 有时也将关系极好的人称为“货”, 而例 (2) 中的“二货”尽管在现代社会作为中性词义的词被广泛使用, 但在文本中仍是带有贬义色彩的。“二货”使用了“A+ 货”格式, 使读者对白稼轩对鹿兆海的态度明朗化, 表明白稼轩心里对鹿兆海的判断实为 “二百五”, 而不是关系好。

三、性詈语

性作为中国文化的禁忌之一, 是人类生活中较为隐秘的部分, 男女的结合具有排他性、隐秘性, 所以一般多用避讳词。[5]而詈语中带有性色彩的词却很多, 《白鹿原》中的性詈语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直接与生殖器相关的, 二是与动物相关的。如:

“啧啧啧!这号烂货女人死了倒干净!不看看你死命催在尻子上, 还管那货。”“我一定要当那个乡约干毬哩!

而另一种与动物相关的性詈语如上文提到的“狗毬”、 “狗日的”、“驴日的”, “毬”在关中方言中是男性生殖器的意思, “日”是男女发生性行为的意思。

《白鹿原》文本中对詈语的使用, 承载着构建白鹿原社会环境的功能。这些“詈语”在作品中各司其职, 各有功用。 陈忠实先生也用其独特的文笔, 描绘出了雄壮的关中风情, 表现了鲜活生动的人物, 用文字记述了一部民族秘史。

参考文献

[1]周循.《白鹿原》的关中文化特色探析[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01) :100-106.

[2]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刷馆, 2000.342-343.

[3]宋海燕.汉语含动物语素词语的隐喻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 2010.

[4][东汉]许慎原著.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M].长沙:岳麓书院, 2001.

[5]岑运强.语言学理论求索集[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0.

《白鹿原》 篇8

要探知一个民族的秘史除了影像和照片资料之外，应该说最好的莫过于文字了，尤其是过去科学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文字也就更显得难能可贵，特别是一部好的小说简直就是一部真实历史的写照，当然也就是一个民族秘史的真诚袒露，无论是从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都有很好的洞见，比读历史教科书或历史文献要详实具体丰满圆润得多。

另外，一部好的小说不仅有真正人性的流露，诸如经济、文化、自然等也都得以很好地展示，也就是能把一个民族的内核——秘史——完全逼真地再现出来。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这样一部当之无愧的作品。

《白鹿原》向我们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初到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带，也就是书中写到的白鹿原，以白、鹿两家的荣辱兴衰为主线的故事，同时嵌入了历史上真实的大事件，像西安的辛亥革命，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刘镇华围西安，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虎烈拉瘟疫”，中条山战役等等。这些真实事件只是“面”上的，就“点”而言，就是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如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鹿三、白孝文、白孝武、白灵、鹿兆鹏、鹿兆海、黑娃、田小娥等。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斑斓的世界，而且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体。

人有忠贞善良执着顽强，也有软弱虚伪狡诈狠毒，有一心一意扑在黄土地上靠勤劳的双手挣来四季丰收，也有想借做官图名图利一夜高升或鸡飞蛋打，有不问世事的，也有参加革命的，有做孝子贤孙、贞妇烈女的，也有反抗命运，大胆追求情爱的……这其中自然有让人佩服的，也有让人鄙视的，不过很多人物是复杂的，既有可赞扬的一面，也有该批判的一面，也就是说，既有优点又有缺点，这正暗合了人性的复杂。

这些人是那片土地上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这个民族的骨血、泪水以及行走中的呼号与呐喊，即便是微风细雨，在长久的侵蚀和润泽下，也渐渐地成为生命的载体。

像小说中的朱先生，该是一代大儒，高风亮节，铮铮铁骨。他能掐会算，俨如“先知”“圣人”。他教书，定《乡约》，修县志，赈济灾民，发表抗日宣言情愿以身殉国。总之是一位可敬的先生，无疑也就构成了民族的脊梁。

白嘉轩，一个旧秩序的捍卫者，通过自己的“修身”，教育后代也要像他一样遵守“族规”，不能乱了“纲纪”，即便是大儿子孝文、女儿白灵辜负了他的苦心栽培，也丝毫没有撼动他心中的那种“秩序”。不过，他身上非常难得的是，他把自己始终当作农民，离不开他辛勤耕耘的那片土地，认为人只有跟土地亲近，浑身才有使不完的劲，否则，就像散了架，无聊无趣无味，容易堕落。

这方面，鹿三更是代表。他身为长工，尽着长工的本分，从不多贪多占，对主人白嘉轩也非常的效忠（主人对他也是厚待，从不亏欠他的），近似有点愚，但正是这种愚让人觉得主仆之间由相互信任建立的这种情感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人和人之间最宝贵的情感。也难怪，鹿三死后，白嘉轩扑到他身上涕泪横流：“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

鹿子霖官瘾大，祖上遗传下来的吧，或者说是祖上的要求。他跟白嘉轩斗了一辈子，最后照他的话说：“鹿家还是弄不过白家！”他是一个少有优点的人，代表着投机钻营、打家劫舍，又善于巴结、奸猾好色，身为农民心不在庄稼上，却总是想着仕途，结果命运不济，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鹿兆鹏、白灵、黑娃、田小娥这些角色更是可圈可点。鹿、白代表革命派，是旧秩序的反抗者与颠覆者，他们的心中向往的是自由的天空，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黑娃出身卑贱，却敢爱敢恨。他做过土匪，却也不失为好人。他和田小娥的爱是一曲壮丽的挽歌，既让人热血沸腾，又让人唏嘘叹喟。特别是小娥，完全是无意识不自觉地，只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将高高在上的妇女贞节牌坊砸碎……

堪称民族秘史的，还有：

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

城里“反正”时，男人开始剪辫子，女人开始放足。

白鹿原上出现白狼了，实际上是一伙土匪。

犯了祠堂禁忌，比如偷鸡摸狗，乱搞男女关系或者赌博，抽大烟，要受刺刑。

媳妇生不出娃的，是不是媳妇的问题，上一回棒槌会（亦即借种）就知道了。

“忙罢会”。各村庄搭台子演大戏，大村小村再不行也要演灯影耍木偶。

民乐园是个快乐世界，一条条鸡肠子似的狭窄巷道七交八岔，交交岔岔里都是小铺店、小吃铺、小茶馆、小把戏、小婊子院的小门面……

……

白鹿原读书笔记 篇9

2. 好好活着!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熬不过去就死了，死了一切就都完了。白孝文现在以这种深刻的人生体验呼唤未来的生活，有一种对生活的无限热情和渴望。

3. 世上有许多事，尽管看得清清楚楚，却不能说出口来。有的事看见了认准了，必须说出来;有的事至死也不能说，能把握住什么事必须说，什么事不能说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4. 朱先生说：“毛的书我看过书是写得好，人也有才。可孙先生也有才气，书同样写得好他们都是治国兴邦的领袖。可你瞅瞅而今这个鸡飞狗跳墙的世道跟三民主义对不上号嘛!文章里的主义是主义，世道还是兵荒马乱鸡飞狗跳……”

5. 世间一切佳果珍馐都经不得牙齿的反覆咀嚼，咀嚼到后来就连什么味儿也没有了：只有圣贤的书是最耐得咀嚼的，同样一句话，咀嚼一次就有一回新的体味和新的领悟，不仅不觉得味尝己尽反而觉得味道深远：好饭耐不得三顿吃，好衣架不住半月穿，好书却经得住一辈子诵读。

白鹿原放歌随笔 篇10

看过《白鹿原》电影的观众，一定对影片中吃面的场景记忆深刻吧。作为土生土长的白鹿原人，自小就吃惯了面食的我，还是觉得电影中少了白鹿原人招待客人最爱吃的方片片面，方片片才是白鹿原人最喜欢、最爱吃的面食。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白鹿原人还非常贫穷，队里分的粮食虽然不够吃，可人们喜欢吃面食的习惯是不会改的。说起方片片，可以说没有哪家人不喜欢吃的，只是那时候擀方片片面一顿用的面粉差不多要顶吃稀汤面所用面粉的二倍。原上普遍粮食紧张，中午饭吃旗花面、碎面、火凉面等面食，都是汤面，稀汤薄水的。吃那些稀汤面，一碗里能有多少面条呢，而家乡人吃的方片片，则是用罩缕把面从锅里捞出来，那可是“干干”的面片片，一片一片的。方片片面自然成了家乡人招待客人的首选，实实在在才是原上人好客的本质。

说起这方片片面，我听村里的老人讲，他们也不知道哪朝哪代就有了这方片片面，反正家乡人世世代代都吃着这种面。光从字面上理解，一个“方”字，就能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就有的“天圆地方”来，人生活在土地上，地要方，那是人们所公认的。在我看来，家乡人喜欢吃的方片片面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实好多家乡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也不说什么汉高祖刘邦在白鹿原驻兵时将士就吃方片片面的说法了，毕竟刘邦的军队就在白鹿原驻扎了好长时间呢。

说起这方片片面的做法来，我可是有很多话要说的。小时候，常常饿着肚子，心里就盼着家里来客人，来了客人，家里肯定要吃方片片面的.，这已是不约而同的事了;小时候，我也盼着到亲戚家出门去，尤其到了舅舅家，款待我们的必然是方片片面，我常常都能吃两碗呢。这方片片面的擀发跟普通面条的擀发没有根本性区别，区别的是，这种面和面时跟稀汤面还是有所不同的，往往要比稀汤面和得硬些。面的薄厚也根据人的喜好而定。擀出来的面可厚可薄，在我家里，往往要分两案擀，一案薄的，一案厚的。对我们孩子来说，我肯定喜欢吃厚些的，厚面吃起来劲道，一片一片的嚼，特有口感。而薄的面，吃起来不需要怎么嚼烂，吃到肚里要好消化些。父辈们当然多数人喜欢了。

说起这方片片面，那可是要一片一片往锅里下的。小时候，总是一人拉着风箱，烧着火，家里其他人，往往客人也为了过来，好几个人围着大铁锅，都是一片一片往锅里下，一边下着面，一边还用吕勺搅动着，因为这方片片面容易“踏”在一起，搅动着，捞出来的面片就是一片一片的，而且是捞出来了就要调好饭，不能放着的。光说这下面，下过面的人一定心里感受不一样，吃着自己下的面，那种感受可是不一般哟。

当然了，面食里离不开菜的相辅相成。想起了那难忘的往昔，款待客人不过也是炒一二样菜而已，尤其在冬天，家里总少不了用大肉炼的“荤油”。用筷子捥一小块白白的荤油，放进面碗里，搅着搅着，白白的大油很快就消失了。放进大油的方片片面那才是最好吃的，至今我都能想起来，而且印在脑海里。

《白鹿原》：土地和欲望 篇11

在当下寸土寸金的市场环境下，156分钟是罕见的长度，但对于《白鹿原》来说仍旧嫌短了些，原著中一些颇出彩的人物和情节难免被割舍。即便如此，电影《白鹿原》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完整度，至少其在未来中国电影史中占据的地位将与原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肩，某些方面甚至犹有过之。

窃以为，《白鹿原》堪称中国三代导演风格的一部集大成影片。第四代的反思意识、第五代的民俗点染和第六代的写实镜语，在《白鹿原》身上水乳交融。较之于《霸王别姬》《活着》这两部公认的第五代巅峰史诗，《白鹿原》无疑更加“中国”，因为在这个农本的国度，只有它所关注的是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人性的纠结、冲突、隐忍和爆发。

影片富有大智慧，又长于小聪明。大智慧在于其三刀两斧便将原著的核儿拎了出来，高度提炼，不走形：一方面摒弃了原著中一些神秘主义的描写——那是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风靡年代文坛上颇为盛行的笔法，而将影片彻底呈现出一部以历史发生过的现实为基色，聚焦土地、繁衍、宗法和人伦的民族史诗。另一方面，影片也淡化了原著的政治指涉意味，而将笔墨集中在土地上的人本身。

小聪明在于主旨呈现的“电影化”，从两代之间六个男人夹带一个女人的人物关系构建，到数十年间几大核心故事段落的结构编排，都极其符合电影的逻辑和规律。像黑娃脖子上挂的银锁和冰糖这类小物什、小道具，都是原著中没有的，属于常规编剧套路，但用得好，用到家，便一镜胜过千言，寄予了历史，包裹住命运。影片最让人唏嘘的一场戏来自张雨绮，这个顶负着极大压力出演这一角色的姑娘，仅凭一场戏便足以化解所有的质疑，那是田小娥和落魄之后的白孝文在烟馆榻上的一曲命运绝唱：田小娥以戏曲般的夸张作态捻去泪水，张嘴而不做声，和着背景上苍凉老生的碗碗腔《桃园借水》，自有一种悲苦的命运感。

影片的镜头语言自成一格。大部分篇幅中，影片都选择了长镜头，但調度绝不呆板，比如白嘉轩在祠堂内听到外面躁动，镜头便一直尾随他从祠堂贯穿到广场，从马车上搀扶下因革命到来而失魂落魄的鹿子霖，白鹿原的安宁自此被打破……这样的运镜，演员须在单镜头内保持高强度的表演，又要与镜头运动相匹配，难度极高，但气韵贯通，情绪满溢。还有相对完整的老腔段落，伴随着苍凉高亢的唱词，镜头先是从舞台上缓缓拉开，继而又稳稳推进，形成一种独特的形式美感，大气浑然。

《白鹿原》之前，王全安以沉稳、淡定、不迎合的姿态赢得了国际影坛的认可，金熊和银熊奖在握。因为《白鹿原》，他对于大戏剧结构和写实主义美学的高度驾驭能力更是傲然于同辈。有了这部从土地和血脉中生成出来的史诗，我们的银幕亦富饶了许多。

《白鹿原》影视改编的瓶颈 篇12

原著的主题与“政治问题”

《白鹿原》成为经典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 小说发表后, 赞之者誉其为“民族史诗”、“一代奇书也, 方之欧西, 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 未肯轻让”;非议者指责它有“倾向性问题”, 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美化了地主阶级, 丑化了共产党人, 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 性描写暴露等, (1) 参与茅盾文学奖评奖也障碍重重, 著名评论家陈涌研读了作品及陈忠实前期的作品, 指出“作品 (白鹿原) 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问题;作品在性描写上基本上没有问题” (2) , 但必须修改后参评。1997年底, 《白鹿原》修订本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02年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将《白鹿原》列入大学生必读书目, 关于作品存在“政治倾向问题”的争议逐渐平息。

新时期以来, 还没有哪部长篇小说的改编受到过《白鹿原》这样的挫折和重视。1993年底, 《白鹿原》曾被广电部列为影视禁拍作品。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王枫说:“《废都》和《白鹿原》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 更不宜拍成影视片, 变成画面展示给观众。” (3) 小说获茅盾奖后, 陕西剧作家丁纪龙征得陈忠实同意将《白鹿原》改编为秦腔, 2000年11月, 秦腔《白鹿原》在西安秦腔艺术节上演出, 效果相当好。2006年5月31日, 话剧《白鹿原》在北京首都剧场首演, 历时4年,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终于将长篇小说《白鹿原》搬上了话剧舞台, 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07年6月7日, 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主创的现代交响舞剧《白鹿原》在北京保利剧院公演, 效果很好。

这些艺术实践鼓舞了影视人对《白鹿原》的信心。《白鹿原》改编的消息在媒体上传播了十几年。小说出版不久, 西安电影制片厂就以不到3万元的定金买下了《白鹿原》的影视拍摄版权, 后因各种原因被搁置。2002年, 西部电影集团正式与陈忠实签订了买断该作品电影版权的终身协议, 但上报过程并不顺利, 2004年获得准拍证, 2005年获得剧本立项。编剧芦苇2002年着手改编, 翌年拿出了第一稿, 2007年7月第四稿脱稿。电影总制片人、紫金长天传媒集团总裁王庆勇表示要把《白鹿原》拍成一部“艺术史诗片”。然而, 8月26日, 由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与西部电影集团主办的电影《白鹿原》“创作高层专家论证会”在京举行, 对芦苇的第四稿进行论证。为电影剧本举行专家论证会的事, 在国内并不多见, 专家们一致认为, 《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性的作品, 也是一部主题思想深刻丰富、情节结构宏大复杂的现实主义优秀之作, 更是一部体现中华民族挣扎、抗争、奋进命运的史诗。改编成电影是大家期待的一件大事。

芦苇的第四稿根据电影叙事的要求, 对原作的故事线索、人物、情节进行了删节、集中和改造, 主要人物由20多个删减至7个, 朱先生和白灵被删去, 结构上以田小娥与黑娃、鹿子霖及白孝文等男人的关系为主线, 剧本没能得到专家们的一致认可。评论家何西来认为, 剧本的史诗艺术氛围和史诗的胸怀整个是缺失的。

小说中朱先生、鹿兆海、白灵被称为“白鹿精魂”, 白鹿精神集中体现在这三个人物身上, 而且朱先生和白灵是小说中少有的有生活原型的人物。朱先生的原型是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白灵的原型是革命烈士张静雯, 早年参加革命, 在西安的学生运动中痛打戴季陶, 1935年秋, 在陕甘宁边区的肃反运动中被活埋。这两个人物在小说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 直接关涉着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党内某些历史问题的评价, 删去这两个人物, 《白鹿原》故事性更强, 矛盾冲突更加集中, 但维系关中民间精神生态系统的白鹿精神却无法得到完整的体现, 原著展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受到影响, 这是影视改编的瓶颈所在。

现阶段, 政治标准依然是影视改编的重要原则。小说《白鹿原》发表之初就有人指责其有“倾向性问题”, 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甚至传说有人要“封杀”它等。有的文章从单纯社会、政治角度批评“《白鹿原》因对革命斗争中某些‘左’的弊端和错误行为的反思失衡”, “导致了对革命斗争本质的历史文化阐释的失误”。这些评估早已超出了文学批评的尺度, 更像“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 (4) 其他诸如美化地主阶级、丑化共产党人、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等批评和指责也一直影响着《白鹿原》的评价和影视改编, 小说因此在官方评奖中屡屡受挫。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过程中, 《白鹿原》在评议中出现分歧, 评委会分成意见对立的两大阵营, 致使本届评奖延迟两年之久。最后, 陈涌反复琢磨原著, 在评委会上拿出正式意见:“作品在政治上基本没有问题;作品在性描写上基本上没有问题。”评委会意见达成一致, 但要求作品修改后才能参评。 (5) 评委会提出的修改意见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论, 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起误会, 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 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 (6)

《白鹿原》修订本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 影视改编再次被提上日程。芦苇的剧本删去朱先生这个人物与政治敏感问题的荧幕再现有很大关系, 小说有上下文, 而且可以反复阅读, 电影在影院放映时, 画面、台词转瞬即逝, 观众根本来不及回嚼, 但印象和影响却深刻而久远。其次, 影片走向世界是制片方的理想, 而这种政治敏感甚至可能产生“歧义”的人物语言, 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因此用“鏊子”比喻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 以及朱先生关于“公”和“共”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的讨论, 他称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卖荞面”与“卖饸饹”的关系, 两党的争斗是“公婆之争”, 说国共两党的成员“都不是君子”等内容, 在改编中也成为需要回避的政治敏感问题。朱先生是白鹿原的圣人, 遗世而独立, 超然地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透视白鹿原上的革命运动和党派之争。删去朱先生这个人物又不能很好地表达原著精神, 这是剧本多次修改都没能通过审批的重要原因。

曹禺在谈到剧本创作时指出, 写剧本不应该老是被政治概念拖着走。要写出生活实感。电影和小说艺术欣赏的环境不同, 小说阅读是个体行为, 读者可以坐在房子里慢慢读, 慢慢思索回味;电影欣赏是群体或大众行为, 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在同一影院中欣赏, 所以要注意电影的艺术效果。电影欣赏的现场感使观众情绪紧张, 观众的感受和印象更加强烈深刻, 来不及思索回味, 因此电影要求政治立场和主题明确, 人物性格鲜明, 语言简练。

原著精神与电影的艺术规律

芦苇的剧本整个结构的组合和展开以田小娥的戏为主, 而田小娥和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等男人的关系在小说中写得很精彩, 但不是主线。原著中体现史诗性和原著精神的人物是白嘉轩, 剧本中白嘉轩的戏不是主线。影视改编的关键在于怎样坚持唯物史观去把握原著精神。论证会上, 有专家指出电影与小说具有不同的审美品格和表现方式, 强调尊重电影自身的艺术规律, 用电影的方式展示时代风貌、民族命运、人民精神, 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评论家康健民认为, 要用电影特殊的语言把小说的精髓表现出来, 既是再创造的过程, 也是探索和创新。电影评论家李兴叶认为, 电影是拍给那些没看过小说又知道这本小说的观众看的, 田小娥为主线的故事要把人物性格内涵与原著精神衔接好, 不能写成一个风情故事。田小娥这个人物再深度开掘还有很大的空间, 但应该更丰满更有个性。评论家郭运德认为田小娥是旧中国被压迫、被欺凌、被损害的女性形象, 她身上有人性光彩、特有的地域风情和女人的魅力。评论家张陵认为剧本可以更加突出田小娥的正面色彩, 充分展示这个处于动荡时代的女性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评论家康健民则认为, 田小娥只能作为一条暗线, 还应有明线, 那就是描写更加波澜壮阔、色彩斑澜的历史生活。 (7)

剧本对黑娃和白孝文的处理争议也比较大。评论家雷达说, 不能把他完全作为土匪、草莽来理解。黑娃的阶级意识是很强的, 不过他是个自在的角色。这个人物写好了非常有光彩。专家们指出剧本对白孝文的人格缺陷和性格的复杂性、两面性表现不够, 却过多渲染了他的阳痿, 人物处理得很模糊甚至有些乱, 这说明改编者对这个人物的思想内涵还要进一步思考。另外, 小说中的性描写如何搬上荧幕、如何体现性在小说中的文化意义与生殖崇拜, 也是影视改编的难点。比如田小娥拉黑娃上炕那段性描写突出表现了女性在性爱过程中的主动性, 表现了田小娥大胆追求人性解放的反抗精神。这一创作意图要通过演员的表演在荧幕上实现, 对编剧、导演和演员来说, 都是严峻的挑战。陈忠实曾说他希望电影含蓄表现性描写。

《文艺报》总编辑范咏戈强调要尊重改编者的自由。1940年, 曹禺着手改编巴金的《家》, 他说:“应该把改编看做是一种创作性的劳动, 改编同样需要有生活。改编者必须尽力理解原著精神, 融会贯通, 通过自己亲身的体会, 把它写成既能传达原著的精神, 又富于戏剧性的剧本。只有把原著加以消化, 成为自己的血肉, 改编的剧本才会有生命。” (8) 他觉得自己对《家》的改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改编是创造性的劳动, 完全背离原著精神的改编, 是对原著和观众的不负责任。只是照抄原著中人物的对话、情节和结构, 表面上看来很忠实于原著, 但没有影视剧本的特点和魂魄, 这样的改编很难创造出影视艺术精品。2010年6月, 芦苇改编的《白鹿原》剧本第七稿终于通过审查论证, 电影进入拍摄阶段。看来来自外界的过多干预不利于影视改编者艺术创造性的发挥, 我们期冀影视改编在忠于原著精神的基础上, 能够获得更大的艺术表现空间, 改编者能拥有更大的艺术自由。[基金项目:2010年度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实主义与陕西当代小说创作” (2010JK325) ]

参考文献

[1][4]白烨:《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 《小说评论》, 1994 (4) 。

[2][5]阎纲:《白鹿原》, 《乡党夜话》, 《中国文化报》, 2008-10-20。

[3]《王枫提出:〈废都〉〈白鹿原〉不能上银幕》, 《羊城晚报》, 1993-1223。

[6]见《文艺报》“本报讯”, 1997-12-25。

[7]《坚持唯物史观, 尊重电影规律——史诗艺术巨片〈白鹿原〉创作高层专家论证会纪实》, 《文艺报》, 2007-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