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文化阐释

《白鹿原》的文化阐释（精选6篇）

《白鹿原》的文化阐释 篇1

摘要：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解读《白鹿原》, 并结合产生的背景分析其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抵抗, 以揭示作者通过作品所要传达的内容, 即对日渐消亡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传统宗法文化和儒学文化的不舍与眷恋。

关键词：意识形态,宗法文化,儒学

一

文化研究 (Culture study) 并不是简单地对文化进行研究 (the study of culture) , 而是作为一个专有词汇特指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靡西方文艺理论界三十年的批评流派。然而, 事实上, 由于文化研究的研究客体是文化现象, 而文化现象的含义之广、之深似乎又很难用“流派”一词进行简单概括, 同时, 与其他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相比, 文化研究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套路, “即使所谓的‘文化研究理论’大都也是舶来品, 而且不成系统”, [1]因此文化研究看似容易, 实则比其他批评理论的内容更加繁杂。

进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中国国内盛行起了文化研究的风潮。其中, 一方面有国际学术界的原因, 即八十年代正是文化研究的黄金时代, 英国成立了“文化研究学会” (Culture Studies Association) , 同时文化研究也开始普及, 在加拿大、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地也得到迅猛发展。另一方面, 正如陶东风在《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一书中指出的:“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中国出现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来自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的要求, 而不是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2]因为文化研究既然是以文化现象作为研究课题, 那它必然需要扎根于自己的社会文化土壤, 如果只是简单地使用西方文化研究中所谓“理论”或“方法”来看中国文化现象的话显然是行不通的。当然, 这并不是说要抛弃西方文化研究的原则, 而是说在研究策略和方法上扎根本土文化, 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不同。

提及文化研究批评理论, 我想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问题, 即“何为文化 (culture) ”, 在此就中、西方对文化 (culture) 的定义作一些简短的说明。汉语中“文”与“化”并联使用, 较早见于战国末年的《易经》:“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是指天道, 即自然规律, “人文”指人伦, 即社会规律。西汉以后, “文”与“化”方合成为一个词, 表示对人的性情、品德修养的陶冶。英语中的“culture一词最早用于中世纪, 意为栽培作物, 养殖牲畜, 之后不久, 它又指培养人的精神, 教育人的德操, 陶冶人的思想”。[1]由此可以看出,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 对文化 (culture) 一词的解释都是相当广泛的, 几乎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作为一种文艺批评流派的文化研究, 其“文化”又应当作何解释呢?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先驱威廉姆斯指出:“从本质上, 文化也是整个生活方式。”按威廉姆斯的解释, 文化同时包括物质与象征的领域, 并且二者之间不存在上下、从属关系。文化研究应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即文化研究是要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间的关系, 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全部, 而不是仅仅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孤立自足的整体。

文化研究虽然没有现成的理论套路可循, 但绝非没有原则或说是没有特点的。我认为文化研究的特点从其一开始在英国产生、发展这一事实中可窥一斑。众所周知, 英国对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极为自豪, 所谓的贵族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而大众文化则居于最底层, 是没有文化阶层的“文化”, 始终受着“精英文化”的谴责和抵制。然而二战之后, 情况发生了改变, 随着个人收入差别的缩小, 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 以及电视等媒体的普及, 精英文化日益面临着庸俗文化的冲击, 大众文化逐渐摆脱了往日地位而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奠基人霍格特和威廉姆斯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 不论是对自身的维护还是对精英文化的批评, 可以说都是对目前为止的意识形态的反击和颠覆。由此, 我们看到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即对现有意识形态的反抗。换言之, “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 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 (意识形态) 的批判, 对于被统治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文化反抗资源的挖掘, 是文化研究的灵魂与精髓”。[2]因此, 不可避免的, 文化研究带有较强的政治性。需要强调的是, 在此所说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全面的、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正是文化研究理论的这一特点, 我们看到了后来出现的诸如女性主义、性别研究、新历史主义等文艺批评流派。这些无一不是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所形成的理论。

二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作者耗费了5年心血构筑而成。我想在谈《白鹿原》之前, 有必要将那一时代的背景作一点简要的说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也就是文革结束后不久, 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便掀起了一股反思的潮流, “其反思的对象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进程为主,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当其初起之时, 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很快浸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 到八十年代中期, 这种反思开始突破纯政治的界限, 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索与叩问, 甚至出现了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 这就在文学潮流上演变出了名噪一时的‘文化寻根’小说”。[4]中国的“文化寻根”思潮并非只体现在小说创作上, 而是一种理论与创作并行的文学思潮, 揭开这场“文化寻根”大讨论序幕的是韩少功、阿城等人。韩少功在1985年第四期的《作家》杂志上发表了《文学的根》一文, 提出:“文学有根, 文学之根应该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 根不深则也难茂。”九十年代初出现的《白鹿原》无疑是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化寻根”思潮的成果。不难想象, 在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社会。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确立,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上升, 物质、精神生活不断丰富。但是, 与此同时, 由于国际、国内交流不断加深, 许多新鲜事物涌进, 形成了一种“东西结合”或者说是“半土半洋”的奇特文化现象, 并且大行其道。就在人们思想开始解放但又尚未完全解放之时,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流行的、通俗的、大众文化的思考, 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回顾, 可以说正是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抵抗。《白鹿原》正是诞生在这种抵抗之中, 它关注着强势的主流文化与弱势的边缘文化, 但我们却无法轻易读出它的价值取向。但它既是产生于“文化寻根”热潮的背景之下, 我想其中的价值取向已不言而喻了, 即使不捍卫边缘文化, 也绝不是主流文化的倡导者。

三

很难用简短的话语概括《白鹿原》的故事。总体上, 它是一部家族的兴衰史。首先, 从时间跨度上来说, 小说从清末写起, 故事一直发展到解放之后, 历时半个世纪。故事发生的地点则是在关中的白鹿原。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也正是作者生活多年的地方, 因此他才能深刻地把握这一地域的文化特征。故事的第一主人公———族长白嘉轩, 是白姓和鹿姓两家之长, 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要维护宗法文化。然而, 他的一生却是一个悲剧。长子白孝文———也是下一任族长的继承人———自小受到父亲严格的道德教育, 对父亲的一言一行耳濡目染, 深知作为一名族长所应尽的责任和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 然而最终却没能经受住田小娥的诱惑, 以致倾家荡产, 甚至害死黑娃。这实在是与父亲对他的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而女儿白灵, 聪明伶俐, 却不顾父亲反对, 加入了共产党。在白嘉轩的宗法观念中, 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唯一值得信赖的还是几千年来的宗法制。守住白鹿原上的宗祠是他最重要的责任。于是, 他与一直疼爱的女儿断绝了关系, 直至多年之后才得知女儿早已身亡的消息。可以说正是白嘉轩顽固地恪守宗法礼俗才导致了这出悲剧。到此, 有人会说陈忠实写《白鹿原》根本不是一种“文化寻根”, 而就是揭露如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陈忠实塑造的白嘉轩并非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地主形象, 我们无法用“好”或“坏”来评价他。他时而令人敬佩, 时而令人不齿。但他所做的一切都逃不出传统宗法文化的束缚。小说从一开始就为白嘉轩的一生定了位。“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3]白嘉轩的前五房女人相继死去之后, 母亲又张罗着给他再娶一房, 而此时的他已是心灰意冷, 劝母亲缓一缓, 母亲却上了火:“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 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 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3]白赵氏的一番话明晰地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古训。在白赵氏看来, 女人不过是工具, 一个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工具, 一如糊窗户的纸, 地位低贱却又少不得。在白嘉轩看来, “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东西的女人在他心目中没有任何地位, 给他带来了‘人’和‘财’的女人, 在他的心目中仍然没有什么地位”。“作为正统社会的一个正统男人, 白嘉轩只把婚姻看成是传宗接代和建家立业的一个环节”。[6]

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是复杂的。一方面, 作者不无赞赏地描写他的仁义品德和人格魅力, 例如他和长工鹿三的交往, 情同兄弟, 完全突破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地主吝啬、狡猾的形象。他还修建白鹿书院, 让全族的孩子读书认字。但他所重视的仅仅是孔孟儒学, 对于所谓新学都持怀疑态度, 因此他极力反对女儿白灵上新式学堂。白嘉轩的仁义还体现在他归还李家寡妇的田地, 并周济她粮食和银元;他组织交农器起事;他跪在田福贤面前为被惩罚的几位农协骨干求情, 可以说“仁”字是他做人的信条。作者对这种“仁义”也是赞赏有加的, 作品中对“仁义白鹿村”这一情节的安排即是最好的诠释。然而, 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 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在作者、读者看来, 仍然有值得非议的地方, 即作者在作品中又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宗法文化的噬人本质。这一点, 在田小娥和黑娃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以白嘉轩为首的族人看来, 田小娥是个品行放荡、道德败坏的女人, 黑娃———作为鹿姓子孙———是断然不能和这种女人有任何瓜葛的。然而, 当白嘉轩发现黑娃无论如何都不肯回头之后, 断然决定将其逐出宗族, 因此, 二人在村外一个窑洞中生活。这段时间无疑是田小娥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在田小娥死后引发瘟疫时, 当族人请求白嘉轩为田小娥修祠堂以平息疫情时, 却遭到白嘉轩的断然拒绝。他不仅不建祠堂, 而且在这个为他所不齿的女人的葬身之处造了一座塔, 使她永世不得翻身。

白嘉轩本身就是个矛盾的存在。“究其根本, 白嘉轩的思想是保守的、倒退的, 但他的人格又充满沉郁的美感, 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某些精华”。[5]他恪守“耕读传家”的祖训, “读”是修身之源, 因而他修建学堂;“耕”是立命之本, 所以, 无论国共两党如何拼杀斗争, 他都冷眼旁观, 做正经庄稼人。这是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素养, 也是小农业者最高生活理想。同时, 白嘉轩身上所折射出的中国传统宗法文化也展示着它的两面性, “它不是一味地吃人, 也不是一味地温情, 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的人情与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与抹煞人性的矛盾”。[5]

从白嘉轩身上, 我们很难看出陈忠实的价值取向。他虽然不是传统小农经济与宗法礼制的维护者, 但也绝不是一个鞭挞者, 也许这只是作者身在当今变幻不定、纷繁复杂而又无法捕捉的文化现实中的一声叹息吧。即无法挣脱现实主流文化的桎梏, 只能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安慰。

如果说陈忠实对白嘉轩的描写是难以捉摸、充满矛盾的话, 那他对作品中另一个文化人物———朱先生的描写则主要是赞颂。“朱先生去世之时, 作品借‘白鹿原’响彻的一个声音:‘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先生死掉了。’表达了最深重的敬仰和叹息之情”。在作品中, 朱先生完全以高大、正面的形象———甚至是一个圣人形象出现, 在他身上, 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朱先生完全是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当白嘉轩带头种植罂粟, 白鹿原群起效仿, 滋水县连续三年屡禁不止时, 是朱先生亲自犁毁妻弟白嘉轩家的罂粟;在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之时, 又是朱先生劝退了巡抚所带的二十万大军对西安的进攻;在白、鹿两家为争夺李寡妇的水田闹得不可开交时, 还是朱先生以两张纸条和解了纠纷, 为白鹿乡赢得了“仁义之乡”的美名;白嘉轩办白鹿书院是为“耕读传家”, 而朱先生最关心的还是百年树人的教育事业。凡此种种, 无不体现了儒学的本色。由此, 作者对儒学传统文化的赞扬也可见一斑。而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 朱先生和另七位老儒共同发表了“白鹿原八君子抗战宣言”更是震动全国, 无数儒学同仁纷纷响应朱先生的号召, 投笔从戎。因此, 陈忠实通过对朱先生的塑造, “为儒家思想立起了一座惊叹的、神往的纪念碑”。[4]儒学精神不仅“俘获”了像朱先生这样的读书人, 甚至“俘获”了当过土匪、在保安团当营长的黑娃, 使他也拜朱先生为师, 念四书五经, 求儒学精髓。在作品中, 黑娃原本是不爱读书的形象, 何以到后来一心求学, 成为朱先生最得意的弟子呢?作者对这一情节的设置未免令人感觉唐突和矛盾, 但同时也可看出作者对儒学传统的推崇。然而, 无论朱先生学识多高深, 儒家文化多博大, 最终却敌不过新文化、新学校的吸引力, 白鹿书院终于“关门大吉”。

新时代的来临, 朱先生无法抗拒, 作者也无法抗拒, 但无论是朱先生还是作者, 都表现出了对儒学美景不再, 花落无情的无限叹惋和迷惘。

四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 各种思潮冲击,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对撞中寻求平衡。陈忠实创作的《白鹿原》无疑是对当时文化现状的反思。他写白嘉轩, 超越了简单的批判层面, 从文化的根因上写。他写朱先生, 将其提升到圣人的地位, 极力表现了其对儒学的虔诚和推崇。作者在《白鹿原》序言中写道:“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 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 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他所说的灵魂, 显然就是在当今时代处于边缘地带的“由小农经济与儒家经典共同铸就的, 以宗法色彩为其显著标志的农业文明”。[8]这一持续几千年的文化无疑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成为了中国 (尤其是农村) 人民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 但这种生活方式却不断受到冲击, 不断转化。在这一场变革中, 陈忠实通过《白鹿原》表达了他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他在批判, 又在赞赏;既在鞭挞, 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了传统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 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了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 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5]在我看来, 除了这种矛盾之外, 陈忠实又确实表达出了对儒家文化逐渐失去魅力的哀叹和重振儒学这一中华文化精髓的期盼。

参考文献

[1]朱刚.20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426.

[2]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2, 13.

[3]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1, 14.

[4]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5, 246, 248.

[5]雷达.废墟上的精魂.文学评论, 1993, 6.

[6]白烨.史诗意蕴·史诗风格.当代作家评论, 1993, 4.

[7]曹志明.日本战后初期小说与我国新时期小说之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8, 2.

[8]畅广元, 屈雅军, 李凌则.负重的民族秘史.当代作家评论.1993, 4.

《白鹿原》的文化阐释 篇2

■ 刘海云 09中文四班

【摘要】

《白鹿原》 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先生创作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1988年4月至1989年1月处于草拟阶段，与1989年4月至1992年3月成稿，1993年、1997年在北京先后两次出版，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荣获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本文将从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命运发展角度重点比较分析《白鹿原》中田小娥、仙草（即白吴氏，白灵的母亲）、白灵三位女性展现出来的中国女性文化内涵。

【关键字】白鹿原

女性

文化

【题引】

陈忠实先生写这部大作的时候做了充分准备，他原本是希望创作一本“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的书”，可是大约四五年时间内就出版了并一时引起了“洛阳纸贵”，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白鹿原》。

《白鹿原》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平原，一个族群的生活画面，读进去，我们仿佛身临其境。书中留给我的印象处处都是刻骨铭心，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主人公白嘉轩的正直但又冷血顽固不化；鹿子霖心怀不轨但又能够跟随时代变迁；人物的跌宕产生且个性鲜明，特别是同一时代三类不同性格的女性命运强烈对比，刺激了读者对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敏感神经，随着人物之喜而喜，随着人物之悲而悲，我们就立即被小说中的人物感染，使我们获得了一种久已被遮蔽的性别视角，或许一些人本质的内涵只有用性别视角才有可能被发现和阐释。

【正文】

《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故事以“白嘉轩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为起始，接着连篇累牍的男女性爱段落描写且内容明显露骨，似乎悲剧应该是接二连三发生才能让读者有更强烈的快感，在第四房女人死后，他父亲白秉德老汉还没有为他张罗好第五房妻子就死去了。

前几位女人都是草草地被埋掉了，连棺材木板有没有，第五房女人木匠卫家三姑娘死去以後，母亲白赵氏比以前显得更坚定地认为死去的几位女人只不过是破旧了的糊窗纸，撕了就应该尽快重新糊上一张完好的，她积极催促儿子白嘉轩娶妻成家且亲自奔走，即使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她看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白家数代单传，如果让她看着白嘉轩一辈子不能娶到女人不能为白家生个儿子，那是一定是比死更难受更痛苦的事情，更觉得对不起死去的丈夫和白家的列祖列宗。

妻子仅仅是普通的女人或者是物品是窗户纸是生育的工具，她完全没有独立的人生价值和存在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紧接着迎来了白嘉轩第七任女人吴仙草，在读者看来吴仙草应该也会死的，然而结果是为白嘉轩生下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书的中篇引出了小娥和白灵两位性格悲剧的女性出场，她们两位的悲剧命运故事高潮分别发生在书的中篇与后篇，接下来分别分析三位女主人。

一、吴仙草：典型的中国传统女人

这一类女性有着中华民族传统妇女的共同美德：善良、勤劳、坚韧，但是她们没有人格的独立性，这一类女性没有自己的尊严、思想和发言权。吴仙草名义上是封建地主白嘉轩的第七任妻子，她长期生活在受封建传统女性思想影响的环境之下，言行举止遵循“三从四德”的严格规范，《白鹿原》中的白赵氏、朱白氏都属于吴仙草这一类女性。婚姻的不自由与严重的不平等，吴仙草的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式的包办婚姻。白嘉轩已经死了六任妻子，周围的人们都说“白嘉轩‘命硬’那东西上头长着个有毒汁的倒钩，把女人的心肺肝花全都捣得稀烂，铁打的女人已经不起捣腾”，白嘉轩在他人看来就是命中“克妻”，被他娶做妻子的女人都会死。仙草的父母明明知道这件事，但因为白家有恩于吴家，仙草的父母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白嘉轩，而且白嘉轩与白仙草自小认识且有感情，这说明了封建家长制和婚姻包办制扼杀了亲情和感情。

仙草的父亲———吴长贵对白嘉轩说的“你把五女引去吧”这样一句话，听似平平凡凡，实际上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决定了仙草的人生。仙草作为一个从小受封建思想熏陶的女子，为了活命，还是带着法师为她预备的六个驱鬼除邪的小棒槌走进了白鹿原，开始了她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吴仙草的灵巧、温柔、娴淑，给白家“古老悠远”的生活节奏中注入新鲜活泼的气氛。

在仙草心里，丈夫就是天，就是地，自己责任就是要让他高兴，让他满意，哪怕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也是应该的。在新婚之夜，她看到了丈夫的无奈，听到了丈夫温和的话语，勇敢地，义无反顾地突破了那个禁忌，说道“哪怕我明早起来就死了也心甘”。虽然吴仙草是个山里人，却自幼受到山里上流家庭严格的家教，待人接物十分得体。并不像一般的山里穷家小户的女子那样缺规矩少教养，而且她生来心灵手巧，什么东西一学就会，这就得到了白赵氏的器重，也初步确立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是不能脱离白家娶仙草的最大目的就是为白家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因此，当自己生下第一个儿子时候，她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婆婆白赵氏无微不至的服侍，以至后来她面对着分娩，冷静而处之泰然，在她看来“生小孩就跟拉屎尿尿一样用不着惊惶失措，到屎坠尿憋的时候扯下裤子排泄了就毕了，不过比拉屎尿尿麻烦一点罢了”。

仙草仅仅只是部生产机器，这就是我国封建社会女人在家庭的地位———传种接代的工具。白嘉轩曾露骨地说：“你给白家立功了，白家几辈子都是单崩儿，我有三个娃子了。”白嘉轩也由跪在主祭坛上祭祀祖宗“由不得心里发慌民子发松”，而进人逍遥自得、理直气壮的境界了。仙草孝敬婆婆，服侍丈夫，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使得白家人丁兴旺、财源茂盛，本应该获得主持家庭事务的权利，享受做人的滋味了。可是，作为族长的妻子，进祠堂烧香叩头轮不上她，诵读乡约族规派不上她，就连临死前想见女儿一面的要求，也因被白嘉轩欺骗而无法满足。令人略带心酸的是她生育唯一的女儿白灵的过程，她的镇静泰然与其说是忍耐，不如说是许多和她一样女子的悲哀，在那种需要照顾休养的时候，她依旧劳作，而分娩的过程一切似乎只是简单的操作程序。真正完成吴仙草这个人物塑造，是对她一步步地走向死亡的描写。面对死亡，“仙草倒显得很镇静，从午后拉出绿屎以后，她断了自己走向死亡的无可更改的结局，从最初的慌乱中很快沉静下来”。她担心的不是自己的死亡，而是“歉疚”不能照顾丈夫的寝食，遗憾不能再看一眼“马驹和灵灵”。

听到丈夫仅仅是戛然而止的哭声，她就十分感动，温柔的安慰丈夫“我说了我先走好，我走了就替下了你，这样子好”。在她身上闪耀着的是母性的光辉，这个女子的一生，是对中国传统女性的最好的诠释，也表明了作者对传统文化表现的某种人性、人情的东西的礼赞。如果说吴仙草是我国中华民族传统妇女“ 美”的代表，那么同样属于这一类型人物的白赵氏、朱白氏就不仅仅是代表“美”，她们在格守着传统的妇道，做着她们身为女人该做的事的同时，也在维护着封建宗法制度，她们已经忘了疼痛忘了自我，自觉地成为了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的帮凶。她们认为“女人就是衣服，只是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有女性的独立的人格”。

再看白赵氏的女儿朱白氏碧玉；她作为遐迩闻名的圣人姐夫朱先生的妻子，也是“一身布衣，没有绫罗绸缎，着身靓蓝色大襟衫，青布衣，小小脚上是系着带儿的织布鞋袜，只是做工十分精细，那一颗颗布绾的纽扣和细杯，几乎看不出针线的扎脚儿”，从衣着打扮和女工一样可以看出朱白氏的朴素、大方。当听到白灵要悔婚时，朱白氏也“禁不住撇着嘴角鄙夷地骂‘灵灵，你的脸皮真厚’。”在这时，“慈爱可亲的姑妈一下子变得冷峻如铁”。从这里可以嗅到传统文化使人窒息的“杀气”。

二、小娥：有思想的半传统女人

“小娥”这个名字就寓意了特殊的含义，而且姓“田”，暗示了她命途多舛，让读者容易联想到“小飞蛾”，看完了这部小说人们很容易由“小娥”这个名字联想到“飞蛾扑火”这个成语，暗示了一个人的人生中有某种执著的追求但是又最终不能实现，整个人生就如“飞蛾扑火”一样，事实上，小娥的命运也确实如此。田小娥是《白鹿原》中写得最生动，也最有震撼力的女性形象，她不同于典型的中国传统女人，她最有争议也最具有代表性，被白鹿原上的人称为“婊子”、“烂货”、“灾星”，但是她又出身于书香门第，有自己的思想敢于追求自己的生活，父亲是一个秀才，她是从小在诗书礼教的熏陶下长大的。田小娥也一直深受封建礼教的欺凌、损害，虽然她也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反抗，可最终还成为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家长制、婚姻包办制等封建传统世俗制度给她带来的命运悲剧。小娥出自书香门第而嫁给了郭举人作为小妾，实际地位“连狗都不如”，是一种特殊的锦衣玉食的奴隶，是长期包装的妓女、性奴隶。田小娥是青春美丽的，作品写到：“小女人正在窗前梳理头发，黑油油的头发从肩头拢到胸前，像一条闪光的黑缎，小女人举着来梳从头顶拢梳的时候，宽宽的衣袖就倒撒到肩胛处，露出粉白雪亮的胳膊。”可惜的是，这样一个风华正茂青春美丽的女子，却只是一个“大财主郭举人泄欲的机器与借以延年益寿的工具”。要与入土了半截的人相伴渡过一生，她的生活十分寂寞（性寂寞和心理寂寞）。田小娥绝对不是一个良家妇女，她对爱情的追求是当时封建传统文化所不能容忍的。田小娥后来人生的理想只不过想当一个名正言顺的庄稼的妻子，陪同黑娃过着自己幸福的生活。但是当她鼓足勇气和黑娃私奔到原上时，迎接她们的却是如“庭院里的一泡狗屎”一样的唾骂，连一向厚道老实的鹿三也“从第一眼瞧见儿媳妇就疑云起”，白嘉轩也只搭眼一瞅就断定“这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并警告黑娃“拾掇下这号女人你要招祸的。”就这样，她们被赶到村边的一孔破窑洞里，失去了在白鹿原社会中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资格。面对中国儿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田小娥最终还是逃不过被杀的命运，小娥的鬼魂后来说了这样一句话：“„„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让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但是杀死她的竟然是她心爱的黑娃的父亲，这是田小娥事先没料到的，正是他在背后刺杀她的一刹那，她猛然回过头来，双手撑在炕边，惊异而又凄婉的叫了一声“啊⋯⋯大啊”，这是田小娥在人世间最后呼喊，是她生命最后一刻的绝叫，它使人战粟，震撼着每一个有道德的心灵。

为人正直守成的白嘉轩压制她，为人伪善又歹毒的鹿子霖威诱她；在正常场面上要忍受正人君子的唾骂；在背地里又要承受偷香窃玉的人的蹂躏，还兼及拉人下水。试问这一切，她作为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又能怎样？她别无选择，只能在随波逐流中走完悲惨的一生。被压迫被欺凌的过程也是田小娥不断同命运抗争的过程，虽然她的意识还没有达到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封建文化的高度，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她追求的是自己的生活权利和生活自由。在田小娥的心里十分的不情愿作为武举人的小妾，她无法忍受这种动物般的生活方式。因此，当她看到同样年轻、身体强健而又性格憨厚的黑娃时，她那种追求幸福生活的激情迸发了，她巧妙的，义无反顾的把爱情绣球抛给了黑娃。她和黑娃的相遇、偷情，开始自己的爱情生活，尽管充满了肉欲色彩，终于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

黑娃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站到了封建势力的对立面。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到处抓他，黑娃只得上山当土匪，这就苦了作为妻子的田小娥，为了保护黑娃，为了自己的生存，面容娇好，心地善良的她，中了鹿子霖的圈套，成了鹿子霖满足淫欲的猎物，从此一步步的走向了“堕落”她对“礼”的护卫者白嘉轩的遗恨，以及对孤苦无依的环境的进逼纠缠开始了自己的反击，她与狗蛋调情并最终陷害了这个痴恋她的人，她听从鹿子霖的要求设计勾引族长白嘉轩的儿子白孝文，“在性的道德上甚至走向了‘恶’的一面，性道德在那里已不复存在，小娥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白鹿村的灾星”。不过，与鹿子霖相比，田小娥还未泯灭良知。在惩罚孝文之后“她达到了报复的目的却享受不到报复的快活”，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呻吟“我这里真正害一回人啦”。尤其是她把尿尿到鹿子霖脸上这一大胆行为，反映了她内心善良的一面，也达到了故事情感高潮的环节，这也是她对封建社会丑恶现象的大胆反击。

田小娥在无可形容的痛恨走向了复仇的极端，以死命的反抗争取权利与自由。将整个世界置于与自己尖锐敌对的位置——还魂寄身于鹿三，在白鹿原上发起灭顶之灾的瘟疫，企图以仇恨的火焰焚毁一切。然而，她鬼魂附身的手段还是以失败告终——白嘉轩力排重议将一座六楼砖塔在窑垴上竖立起来将她压在底下，永世不翻身，这塔以拯救众生的名义矗立着，象征着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的胜利，而塔底的幽灵永远被人遗忘，包括田小娥曾经涌出过患难之情的白孝文，以及她最心爱的丈夫，已经升官再婚皈依封建儒学的黑娃。在仙草这类女性形象中，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作品中的两个疯妇形象。一个冷先生的大女儿，鹿姚鹏的媳妇，另一个是白嘉轩七房女之中的木匠工老三家的三姑娘，这两个连名字也没有的女性，更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传统文化的牺牲品，前者的“疯”是有情欲、性欲的要求而不可得，后者则是对情欲、性欲的惧怕而造成的半疯半癫。在“礼”的约束下，她们的欲望被异化扭曲，一个“淫”字扼住了她们对爱的渴求与向往，而她们对爱的权力的丧失则是对“仁义”文化的一种反讥。作品中对鹿姚鹏媳妇的心理描写是异常细致的。守活寡似的生活，长期的性压抑导致了一种变态的性满足，先是做梦，只有在梦中她才是自由的，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于是，便有了梦中的交欢自愉。此外是发疯，只有在发疯状态中她才能得到爱的满足。最终，杀死她的正是深入关中人心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她成了封建传统文化的牺牲品。

三、白灵：追求自我的近代女性 在白鹿原上，田小娥是“恶之花”，而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则是原上的“善之灵”，白灵是作品中的一个理想人物，也是作品中女性叛逆者的代表人物，她的整个人生都在追求自由和自我意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由恋爱和政治理想，我即是我，不为他人而活，甚至亲情也宁愿舍弃，这说明白灵已经是近代化的中国女性。

白灵生长在宗法文化之家，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受到严重的影响。她活泼、可爱、固执、漂亮，白嘉轩对女儿也是自小溺爱，不但让白灵骑在自己头上，身上玩，而且不让人缠白灵的脚，他严正地警告家人“再敢缠灵灵的脚，我就把谁的手砍掉”。在女儿以死相逼的情况下，他又让女儿进了学堂，正是这种自小溺爱、放纵，白灵成为了原上第一个走入学堂的女性，最后跑到城里求学，接受新文化的教育、新思想的洗礼，导致了她走向叛逆的道路。

白灵有着一双聪明灵气的眼睛，真诚得教人震撼。朱先生曾这样注视她的眼睛“⋯⋯这种眼睛首先给人厉害的感觉，有某种天然的凛凛傲气⋯⋯白灵眼睛有一缕傲气⋯⋯无论如何离不住这样一双眼睛，整个白鹿原上恐怕再也找不到这种眼睛的女子了”。这种傲气与灵气正是她义无反顾毅然逃离家族追求真爱，坚持信仰的本质力量。她走出白鹿原，与鹿家的子孙一道在城市，根据地或在抗日前线顽强地奋斗。她有两次被囚的经历，第一次她因悔婚被父母锁在房中，她又唱又叫，逃走时用镢头在墙上写下了“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打倒”，把父亲的脸面给撕破，也把那个家族的约束抛在脑后了，这也标志她与封建家庭彻底的决裂。而第二次，她则在政治斗争的冤狱之中，“在囚窑里像母娘一样嚎叫三天三夜”如果说这是她面临死亡的一种大义与无畏，则更是一种白鹿精魂的傲然义气。

“你比我渺小一百倍”这是她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白灵不屈不挠的斗争，追求到了真正的爱情、事业，她是一名真正的叛逆者”。她热情、执着，单纯得就像一张纸、一团雪，在她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某种政治理想。奇的是，白灵的死的那晚，白嘉轩做一个梦，梦见了白鹿也梦见了白灵。这使得白嘉轩一大早冒着风雪，跑了好远的路，来到朱先生住的地方——白鹿书院，要求朱先生解梦。白嘉轩的大姐也是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朱先生心道，白灵出大祸事了。可是朱先生没有说出来，只是宽慰他们姐弟俩！作者还借朱先生之口，将白灵比作白鹿，这就等于说共产主义就是那个令白鹿原人津津乐道，心驰神往的白鹿，而白灵只是其美好化身和象征。

【结语】

小说本来就是来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白鹿原》所反映的生活年代，与小说的时间跨越有半个多世纪，从清末写到解放初，其间还涉及到解放以后更长的时间，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变迁。在我看来，《白鹿原》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是，故事中存着20世纪初期人们的一些荒唐的想法与我们当代人思维相冲突，甚至有人认为《白鹿原》是一部魔幻主义小说。

据说《白鹿原》再版的时候，陈忠实先生又一次躲到西安市郊一个安静的地方，平心静气地对书稿进行修订：一些与情节和人物性格刻画没多大关系的、较直露的性行为的描写被删去了，政治上可能引起误读的几个地方或者删除，或者加上了倾向性较鲜明的文字„„这里我有一些不解。

我认为，《白鹿原》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我国现代女性走向独立、寻求解放的艰难。在男权社会文化观的束缚和压迫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无论是反抗与顺从，其结果都是摆脱不了悲剧性命运。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是社会的，历史的，也是政治的。法律条文上的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命运的真正解放，到了当今80后一代男女地位已经近似平等，希望这架天平以后不会倾斜。

参考文献：

【1】《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忠实 著 【2】《中国女性文化》—王红旗 主编 【3】《中国女性文学》—王红旗 主编

《白鹿原》的文化阐释 篇3

《白鹿原》如同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以其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鲜明精湛的艺术特色，轰动了90年代的文坛，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认为是“一部新时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在小说的扉页上也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如果将《白鹿原》看作是“中华民族的秘史”的话，而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文化一直占统治地位，那么可以说《白鹿原》是对儒家文化发展的全面历史观照，“是新时期第一部规模较大又集中探讨儒家文化的作品。”本文从《白鹿原》几个典型人物身上来解读作者对儒家文化固守、反叛、直至回归的矛盾心态。

一、对儒家文化的固守

数千年来，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官方文化形态，也是一种民间文化形态，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物质和精神的每一个细部，影响着每一个人。“仁义”是儒学的核心要旨，也是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基因和激素。这种基因和激素激活了中国文化，同时也使其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支撑，决定着人的生命意义和人生的自我定位。在《白鹿原》中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精神贯穿始终，“仁义”是白鹿原人共同的精神追求，孕育了白鹿原淳厚的民风。作品中是以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代表的，是儒家文化正面价值的象征。如果说朱先生是儒家性理文学的集大成者，那么白嘉轩则是最忠实的实践者。

(一)对“仁义”的忠实实践

白嘉轩是作者在《白鹿原》中塑造的一位儒家传统道德的忠实实践者，他所奉行的处世之本便是仁义，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满足之后，恪守仁义成为他对儒家文化把握和实践的一种潜意识的自觉、本能的行为。孔子曰：“仁者爱人”。白嘉轩做人的品格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仁、爱”，他是“爱人”的“仁者”。他与鹿三是雇佣的关系，但他们之间超越了主奴关系，表现出相互间的理解、支持，散发着人性的光辉。他与长工鹿三以兄弟相称，以手足相待，从不克扣鹿三的工钱，麦收打下的头一场麦子，秋收后的头一茬棉花，都是鹿三的。遇上好年景，还要多加两斗麦，让鹿三过个好年。特别是在饥馑之年，他宁肯挨饿也不赶走鹿三。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进学堂读书，也同样把鹿三的儿子黑娃亲手送进学堂。既使后来黑娃打断了他的腰骨，但当黑娃重新学好为人时，他不计前嫌，以豁达而宽容的态度让他回祠堂祭祖。之后，黑娃被陷害锒铛入狱，他亲自到自己的县长儿子面前为黑娃求情。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是儒家文化通过民间形式对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重利轻义的“仁义”精神在他身上实现了较完美的体现。

（二）自强不息的儒家生命精神

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乐观精神，即“天人合一的，千古流传的，生气勃勃的精神”，也就是《白鹿原》中所提到的“白鹿精神”一直贯穿于白嘉轩生命的始终，成为他面对生命重创时最强固的支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儒家一贯的思想，而“孝悌”之道又是儒家道德的根本，是维护家庭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因此，在白嘉轩的灵魂深处，繁衍后代是人生命中头等重要的事情。他是白家传宗接代唯一的指望，在这件事情上他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六娶六丧，加之冷言讽语，对常人来说也许是致命的打击，会精神崩溃，但白嘉轩挺直腰板闯了过来。随后而来的孝文堕落、白灵出走、拆房失地、祠堂被砸、瘟疫席卷、妻子去世、家庭遭劫等一系列天灾人祸都没使他垮下来，他一直直直地挺着腰板面对一切。即使后来腰骨被黑娃打断，他仍高高地昂着头，显示出他被儒家文化熏陶下的顽强人格、坚韧精神。作者对白嘉轩这种历尽坎坷苦难仍笑傲人生睥睨困苦的精神的肯定与赞美，正是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钟爱。

（三） 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道义的实践

对白嘉轩来说，这一思想已渗入到他的骨子里，并且一直不遗余力地实践着，以实现自己在家族中地位的稳固、延续。中国人崇拜先祖，白嘉轩治族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葺祠堂，然后创办学堂，以稳固地位，增长威望。他恪守着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人伦标准、处世原则，“他的一切行动都可以在儒学经典中找到合理的依据”。遭遇劫难时挺身而出，瘟疫横行时造塔镇邪，大旱之年自残祈雨，无不显示出他强大的人格力量，使整个白鹿原充盈着他的威力。在实践儒家道义的过程中维护族长的尊严、巩固手中的族权。

二、对儒家文化的反叛

进入20 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鸦片战争的爆发，外民族的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儒家文化僵化保守、不合理的一面日益突显。对儒家文化毫不留恋毫不妥协的攻击开始了，主要表现为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呐喊》《彷徨》《家》《雷雨》等都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全面反叛。《白鹿原》中的白灵、鹿兆鹏就是两个高贵的反叛家的典型。

白灵和鹿兆鹏是白鹿原最有地位的两个家庭的子女，他们完全可以呆在家中养尊处优，继承家族的权力地位。但儒家男尊女卑的长幼秩序、伦理道德，使家庭成员在人格上的平等、独立、尊严消失殆尽。在白鹿原，像白嘉轩这样的人在家中永远处于专制地位，而其妻子、儿女则生活在其阴影下。儿女们都是在父亲设计的模式中生存，诸如读书、成家、立业等大小事情皆由父母做主，自身没有一点自由。因此，在这种极不合理中必然诞生叛逆的种子。

白灵、鹿兆鹏生活的那个时代，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风起云涌，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传入中国，他们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又到“新兴的学校去念书”，颇受欧风美雨的影响，意识的觉醒，个性的解放，使他们体察到了家族的专制和极端不合理，自觉地追求民主、自由，和家族传统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搏斗，以求打破樊笼走上一条新生的道路。在这种斗争中，爱情婚姻成为斗争的焦点。儒家文化要求遵循 “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而白灵、鹿兆鹏则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白灵不愿嫁到王家，鹿兆鹏则不愿娶朱先生的女儿， 于是被儒家文化浸润的家族调动起一切力量扼杀这新生的力量，断绝其经济上的援助，乃至用残酷的镇压方法，白灵被反锁在家中，鹿兆鹏屡遭父辈的责骂和毒打。于是白灵、鹿兆鹏选择了出走，选择了对儒家传统文化最决绝的反叛形式。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叙事中，“ 出走”己成为一种反抗方式的经典行为，它是冲破黑暗，反抗家族封建禁锢的有效表达方式，是与自身文化母体彻底完全的割断了联系，以此显示人物与过去、与旧文化的决裂。白灵和鹿兆鹏的反抗正是如此，他们身上流淌着叛逆者的血液，浑身洋溢着青春的热情，充满着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勇气。作者对这两个人物充满敬意和歌颂，批判了儒家文化专制、野蛮及其不合理的一面。

此外，《白鹿原》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形象，那就是田小娥。田小娥是对家庭伦理道德的坚决叛逆者。她背叛武举人、践踏非人的婚姻，实际上是被压抑的女性意识的自然流露，是对传统婚姻无声的反抗。但是她与黑娃的所作所为又不容于传统文化，黑娃因事离家出逃后，她更是无依无助，为了救夫求助于鹿子霖，却被鹿子霖逼迫而与其私通；后又受鹿子霖唆使勾引白孝文，成为原上的“ 荡妇 ”，遭受了一次次严厉残酷的惩罚，蒙受了无尽的鄙夷与羞辱，最后竟被自己的公公鹿三亲手用梭镖扎死！

令人咂舌的结局揭示了儒家伦理道德残酷的一面，作者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揭示了这一文化劣根性在我国民族中的根深蒂固。

三、从叛逆到回归

20 世纪后期，儒家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承担精神和个人的修身养性内心自省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中一个重要的精神主题，特别是寻根文学之后，儒家文化被重新认同，迎来了儒家文化复活、回归的阶段。《白鹿原》中黑娃、白孝文就是明显的例子。黑娃是白家长工鹿三的儿子，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时时感觉到家庭环境的压抑，特别是不苟言笑的白嘉轩更使他畏惧，面对着仁义兼备的白嘉轩那“挺得太硬、太直的腰板”，他深感到压力的存在。因此，他毅然离家独闯江湖。在外与东家的小妾田小娥私通并将其带回家，辱没了先祖，然后闹农协，砸神像，毁乡约，斗恶绅，在白鹿原上刮起了一场“风搅雪”。随后又占山当土匪，砸祠堂，派人打断白嘉轩的腰骨。对白鹿原原有的生活和文化秩序进行了坚决的叛逆造反。

白孝文，他是恪守“仁义”的族长白嘉轩的儿子，自小便由白嘉轩悉心调教，深谙儒家礼节，信封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儒家信条，成为儒家行为的谦谦君子。可在受到田小娥勾引，东窗事发，遭到鞭打之后，他的儒家理性外壳及精神障碍被彻底解除。纵欲、烟瘾使他完全抛弃了人格尊严，以至卖房卖地不敬祖宗，沦为乞丐，成为家族的弃儿。最后当他设计处死黑娃时，他己完全抛弃背离了白鹿原这个“仁义之乡”的文化精神。

然而，对两人结局的描写是出人意料的。黑娃被国民党招安之后，戒除种种恶习，成为朱先生的学生，“学为好人”，回乡祭祖，修复祠堂，且在自己原先仇视的白嘉轩族长主持下完成了祭祖仪式，最终又回到了这个文化堡垒。作品对黑娃回归的描写是突兀的，白孝文的回归也同样如此，在经历了道德的堕落沦丧和洗雪耻辱的精神苦旅之后，他像黑娃一样跪在祠堂前，痛哭流涕，发誓痛改前非，最终也被家族文化同化了。虽然白孝文的回归带有功利目的，但两者的回归实际上隐喻的是同一种文化的回归。

从白孝文和黑娃的叛逆至回归，我们可清楚地感觉到作者对儒家文化的强调及爱恨交织的情感，即对儒家文化压抑人性的批判，让黑娃、白孝文反叛就是其表现 ；又对儒家文化恋恋不舍，最终让两个叛逆者回归本位。正是在这批判和肯定之中，作者陷入了迷茫和矛盾，导致最后主体精神失落。不过我们仔细分析作者的主导取向，不难看出它在感情上对儒家文化更倾向于肯定。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中的演变，《白鹿原》作为一部史诗性作品，必然是对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映，因此，儒家文化在作品中的演变同样是20世纪中国文学对儒家文化态度的反映过程。在对儒家文化肯定维护的同时，又擎起了批判的旗帜，最后在矛盾徘徊中滑向回归。

礼貌行为的跨文化阐释 篇4

什么是为礼貌？发于心而形于外之礼也。古人讲 以庄肃和顺之仪容表示敬意、尊敬，而现今我们指以言语、行动所表现的恭敬谦虚。礼貌和教养对于装饰人类或其他

一切优良品质和天资，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的潜意识里可能都渴求别人的尊重和赞赏，于是乎就产生了礼貌。礼貌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它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作为外语院校，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即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所以了解国家文化中的礼貌行为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文化素养。

礼貌它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有仪容、举止、谈吐等。前两者是非语言行为，而后者则属语言行为。在与人的交往交际中，我们经常会注重自己的仪容与自己的言谈举止。如何正确与人交际，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提出“合作原则”，又称“协调原则”。其四准则分别是量的准则，要求提供适量信息；质的准则，要求尽量说真话；关联准则，要求说话内容切题；方式准则，要求表达清楚明了。违反其中任一准则会产生“会话含义”，即基于会话原则推理出的言外之意。格赖斯还分析了说话人的意向，提出了“会话隐涵”的概念。认为说话人的目的是诱使听话人接受他的观点，使听话人认识到说话人想要做什么。即若某某成立，则其他成立所代表的的“尺度含义”。说话人故意违反方式原则，而听话人却明白其含义。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莱考夫也提出“礼貌原则”，即不强求，给听话人以选择的自由，让听话人心情愉快。他的理论突出了会话中的明确性和礼貌性。他认为，礼貌原则虽然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表现方式会有差别，但其基本形式是一致的。英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论家针对会话又提出不同见解的礼貌准则，即得体准则，尽量少让别人吃亏，尽量让别人多得益；慷慨准则，尽量少让自己得益，尽量多让自己吃亏；赞誉准则，尽量少贬损别人，尽量多赞誉别人；谦逊准则，尽量少赞誉自己，尽量多贬损自己；一致准则，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尽量增加双方的一致；同情准则，尽量减少双方的反感，尽量增加双方的同情。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由于其传统文化的保守，布朗莱文森的提出的“面子”问题在中国式会话中普遍存在。只是他们的礼貌行为理论以西欧交际原则为基础,所考察的面子问题因文化差异而情况不同。

“面子”是丰富的中文词汇里一个古老的概念，它蕴含着中华文化社会心理的深层意象，这个词被中国人异乎寻常重视的，经常提及要“顾及面子”。面子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积极面子是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欣赏和尊敬。消极面子是指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阻碍，有自己选择行动的自由。一般在会话中会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不使用补救措施，直来直去；使用积极礼貌策略，即顾及对方积极面子；使用消极礼貌策略，即顾及对方消极面子；使用暗示等间接表达方式非公开事实面子威胁行为；不实施面子威胁行为，这是一种理想情况。以上几种情况其礼貌程度逐渐增大。话语礼貌理论中存在“过剩行为”，“过小行为”，“适当行为”，过剩行为和过小行为都会产生“负效果”。除了在言语中，在行为举止中的“副语言”对会话交际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不同文化中，某些副语言知识意义相通，有些差异较大，甚至意义相反。譬如：在中国的文化中点头表示赞同，摇头表示否定，而在印度文化中点头表示赞同，点头也表示否定。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

跨文化交际中，礼貌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汉语中敬语的发现者是瑞典最具影响力汉学家高本汉，他探讨古今汉语语言和汉字演变，并进行方言调查，还发现了汉语敬语在古代不同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汉语敬语难以捕捉，通过比喻，隐喻来表现。它不单是语言现象，更是一种伦理观。人际关系认知模式中的“礼”的原理来自于阴阳概念，阳即敬辞，阴即谦辞。比如您高居何处？小人王冕，这里便是寒舍。所以汉语敬语词可以理解为各种事物无论优劣贵贱，如动物，建筑物，生活用品，人际关系，亲属关系等的性状概念的隐喻。

论《白鹿原》与民俗文化 篇5

关键词：《白鹿原》;民俗文化;儒学教化;生活体验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03-02

从古至今，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都是绵延悠长经久不衰。中国的小说发展是从明清时期开始兴起，四大名著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直到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的兴起，近代长篇小说也在不断涌现这非常多的优秀作品，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被翻拍成了电影或者电视剧。《红高粱》、《闯关东》、《白鹿原》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其实每一个作家都会在其自身的作品中带有着自己的特点。陈忠实的作品就带有着极其浓郁的关中地方文化色彩，在作品中的很多地方都成功的融入了地方的民俗文化元素，从而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能更好的同阅者产生共鸣。

一、民俗文化即是老百姓们的生活具体体现

1.不同的民族地域产生不同的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即是通过长久以来人类在一处地域不断繁衍生息最终形成的一种规范和习惯，约定俗成就是这个道理。在民俗文化的范围中，其内容更多的是自祖祖辈辈的不断影响和传承而来的，最终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文化特点。比如说中国56个民族则各有各的习俗特点都是中华文化绵延至今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民俗文化不但融入在人民的生活行为中，更是融在血液里，可在骨头上，是一种难以磨灭的行为习惯。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狱中，受到不同的文化教育影响，一代传一代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各自独有的民俗文化特点。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传承5000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地域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民俗文化，这也是人们在面对不同生活环境的一个适应性的体现。当然民俗文化自然还有文化的重要体现，不同地域受到的文化影响也各有不同，最终也会导致形成不同的文化传承。

2.积月累的生活行为和文化影响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俗文化

所谓的民俗文化其实就是因为地域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生活习惯，有约定俗成的，也有不断传承影响的。其实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中国经受了数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尽管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但谁又能肯定当前社会中封建思想已经绝迹了呢？男尊女卑、掌控独裁等封建思想其实不仅仅是在相对闭塞的地区，即便在日益发展不断完善的现代化社会不一样存在着。这些独有的文化特点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其实就是中国独有的民俗文化。

所以因为人类的传承和影响，每个国度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民俗文化，而又因为各自地域不同，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差异，这样才构成了现在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所以说其实民俗文化就是人们生活日积月累的习惯行为再加上长久以来的教化影响，没有一种民俗文化是没由来的。

二、儒学治下的宗族民俗产生久远影响

1.学对中华民族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自古以来，先有国才有家，家庭就是国家的一份子，因此家庭中的组成和一些行为教化都深深的受到当时国家治理方式的影响。战国之前自然是百家齐放各种学说都有，但是之后很快就由儒家思想作为了治国的主导思想。不可否认的是儒家在很大程度是的确教化了万民，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但也同样是儒家思想的促进才使得封建王朝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更彻底。在白鹿原这部描写了关中地区数十年来的历史沧桑其中宗族民俗在其中有着非常多的体现，很多情节也是由着宗族民俗为基础发展而来的。

2.民俗在《白鹿原》当中的各种体现

在《白鹿原》这部作品中就有很多宗族民俗的实际体现表现出来。首先，作品主要讲述的就是白鹿两家的恩怨情仇，那么主要活动发生地点也和村中的祠堂密切关联。宗族由族长掌管祠事，从开篇的祠堂修葺再接著被损毁最后再次修葺，这当中都体现着极其浓厚的宗族民俗在里面。

虽然是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在许多较为偏远相对不够发达的地区，宗族掌控的现象还依旧存在这，祠堂就是整个宗族的象征，族长掌管全族，要做到公正公开。所以其实小说当中的很多情节即便是在如今依旧还有很多地方能够体现出来。“艺术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所以首先艺术作品的形成是一定要依据生活原型的。

其实宗族民俗的产生就是因为儒家思想的教化，男尊女卑、封建独裁等一系列的不良思想的影响下，整个宗族就像一个小皇朝，族长就类似于皇帝，生杀大权于一身，所有的对错是非也全都由其一人来判断。但最终随着辛亥革命以及之后越来越多的新思想涌入白鹿原，人们的思想也慢慢发生了改变，民俗最终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也不断发生改变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三、 小说的情节描写即是源自真正的生活体验

民俗与小说的完美融合才能使作品升华。民俗与小说往往都会是相生相伴的，民俗源于生活，这就是艺术家们创作的土壤。生活中处处可见民俗风尚，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因此社会其实是时时刻刻的都存在于人们周围的，只不过已经被大家习以为常。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民俗，陈忠实所写的《白鹿原》也是极其真实的反应了那段时间关中地区的人文风貌。

而只有真正的贴合了人们的实际生活才能写出让阅者产生共鸣的艺术作品。当前社会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电视剧，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无病呻吟，看过就忘，这样的所谓艺术作品是抓不住人心，更不用说达到像四大名著这样的高度。而只有真正的源于民俗，从人民的实际生活出发，才能更好的让阅者感受到亲切感，这样的作品才更可能受到人们的认可，才算是好作品。所以《白鹿原》良好的将民俗特点中的每一砖每一瓦都巧妙的融入了进来，这样才使之能够如此受推崇。

四、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艺术只有源于生活才能达到更易于理解，让他人产生共鸣的最终效果。但仅仅是源自于生活与之齐平那就会太普通，阅者理解是理解了，但是没有了那些吸引眼球的东西，自然就不能算是一个精品。因此，艺术的创作原型必然是要源自生活的实例，但最终一定要高于生活达到相应的艺术效果。

《白鹿原》中的前六章，总体上还是很好的体现了与辛亥革命之前的淳朴和睦，敦宗睦族的景象。这么描述自然就是为了体现当时时代在思想变革下人们都在不断的成长完善，也能为之后矛盾的凸显做铺垫。但实际上的确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人们的思想都有了极大的转变，可在面对白鹿原这么一个一直以来都受到封建教化的地方，影响真的能有情节描写中的那么大么，改变真的能有如此强烈么？但既然剧情需求，我们不妨将之理想化的表现出来，这才是高于生活。

陈忠实成功的运用了大量的民俗描写以及内容体现合理的融入到了《白鹿原》当中，让整部作品的文化底蕴更为强烈，当然，这些内容也是历史状态的真实写照。以关中农村生活为原型的描写，真实的结构再加上艺术手法的表现突出成功的为文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审美窗口，历史真实与艺术描写相结合让人们更好的感受到了当年的沧桑气息。也足以使《白鹿原》这部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传唱。

参考文献：

[1]申晨迪.通过陈忠实《白鹿原》透视中国传统文化[J].科技视界，2015，01：178.

[2]陈元龙，赵婧.形态与价值：文化广度之美——《白鹿原》审美意蕴之三[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88-93.

[3]罗爽.谈小说《白鹿原》朴实厚重的创作风格[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2：146-147+160.

[4]侯卫敏，崔一凌.《白鹿原》文化传承之困与经典翻拍之惑[J].电影文学，2014，18：59-60.

中国传统语文课程的文化阐释 篇6

中国语文课程，作为中华民族母语教育课程，不仅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更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语文课程的改革与发展一直牵动着基础教育敏感的神经，同时也是期望最多、非难最多的一个体系工程。几十年来，语文课程改革难有重大的突破，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语文课程理论研究视野的狭小化还不能够为语文课程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理论研究视野的狭小，必然导致课程实践的茫然和低效。因此，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转换语文课程研究的视角，拓展语文课程研究的视野，应该是一个世纪性的课题。语文教育研究者可以从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以不同质与量的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与教学进行深入而持久的探索和研究。

一、文化与语文课程内涵解读

文化，似乎人人都能用，都在用；又似乎人人都言说不尽，言说不全。人人都生存、生活在文化之中，似乎人们周围的一切无不是文化，但文化却给人们留下了似曾熟悉却又十分陌生的印迹。也许我们知道文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然而倾自己所知也不见得足以讲出文化是什么。可见，文化是一个多么复杂多义的概念。据不完全统计，有关文化的定义至今已不下三百余种。但是，不管我们给“文化”以什么样的定义，“文化”的外延总是无限地扩大，最终成为一个包罗万象、大而无当的概念；反过来，不管我们如何从恢宏的广义概念出发来考察文化现象，结果事实上总是用一个极其狭小的文化内涵来“偷换”了那比较全面的文化概念。“要提出某种一般的、无所不包的文化定义看来是不现实的，而且可能是一种空想。”尽管文化是一个众说纷纭而难以界定的概念，但还需要尽可能地把握文化的实质和内涵，因为这是本文不可或缺的逻辑前提。

语文最容易被人们忽视，因为似乎惟有语文人人都可以无师自通；同时，语文又最容易受到人们重视，因为似乎也惟有语文人人都可以侃侃而谈。但是，语文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个很难回答却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是一切语文课程研究的逻辑起点。

“语文”的解读，作为实施母语教育的基础课程语文一名，始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由于“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个名称是1949年下半年用起来的。解放之前，这个学科的名称，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解放以后才统称‘语文’”。然而，人们对“语文”涵义的认识和理解却不一致，相关争议此起彼伏，众说纷纭。语文成为语文课程研究中争议最大、分歧最多的术语之一。归纳之，人们对“语文”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语文＝语言＋文学。将“语文”界义为“語言文学”，一直是广泛流行、毋庸置疑的思想观念。这种观点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一种最高级的语言形态。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是这个民族语言的最高成就，通过文学学习可以极大程度地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因此，学习和鉴赏优美文学作品，毫无疑问是学习语言的最有效的途径。

2．语文＝语言＋文章。这种观点认为，语文学习除了学习语言之外，还要把文章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我国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认为“语文”的含义“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因为语文说出来的是语，写下来的是文，故语指语言，文指文章”。

上述几种观点都从某个特定的角度阐释语文内涵，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均未能令人折服。无论把“语文”解释成“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还是“语言文章”，都仅仅停留在字面分析上，进入了近乎玩文字游戏的误区，在语文课程实践中无一例外地暴露出诸多的不足与缺陷。其原因在于他们把语文理解成“语”和“文”的简单相加。事实上，我们期待回答的问题是“语文课是什么”，而以上观点所回答的却是“语文课教什么”。这是两个处于不同层次的问题，其答案也处于不同的领域。这两个问题的内容混淆和本质迷失，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课程。

语文，既可以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语文，也可以是教育学意义上的语文；既可以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文，又可以是文化学意义上的语文。但是，作为一门学校基础课程，“语文”的“语”和“文”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语”融于“文”当中，“文”存于“语”之间。对语文的文字界定，并不代表是对语文课程的阐释。也就是说，对语文课程内涵的解读，不应仅仅停留于“语文”字面的分析。科学地揭示“语文课程”的内涵，应当在现代教育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理论中寻找新的途径，从母语习得的规律、学习语文的过程和汉语的文化精神三方面读解语文课程的本质。课程与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方面，文化造就了课程，文化作为课程的母体决定着课程的文化品性，并为课程设定了基本的逻辑规则及范畴来源，抛开了文化，课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课程又精炼和形成着文化，课程作为文化发展的主要手段或媒体，为文化的增殖、创新及其育人意义的形成、育人标准的定位提供核心与导向性的途径与机制，离开课程，文化便成为一池死水而终将枯竭。这是一种双向式、互动式的运作机制。既然任何课程都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文课程也就毫不例外了。然而，语文课程却与文化有着独特的相互关系，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这种独特的文化特质从语言与文化、文化与人、人与语言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二、文化视域下的语文课程的本质

1．语文课程不仅是文化工具的存在，而且是文化主体的存在。对事物性质的认识绝非易事，尤其是像语文课程这样与人的生命、与社会的变革、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事物，更是如此。事物的质是事物内部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使事物具有它本身固有的特性，并在实质上与其他事物有所区别。从“实体—属性”方面来研究，事物的质作为实体，是通过属性表现出来；从“系统—稳定”方面来研究，从事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状态来把握事物的质。从事物的“实在之有”和“关系之有”寻找事物固有的规定性，可以正确而有效地把握事物的质。从“实体之有”看，言语实践性是语文课程的本性。“工具说”是“一种由名家创立、由专家反复论证，被大家普遍接受并被写进政府颁布的具有约束力的教学大纲的理论学说。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他逐渐变得体系化和科学化，成为指导语文教学实践和研究最重要的一种理论学说”。

从“关系之有”看，语文课程从文化母体中所继承的是它的根本性的存在形态、内在旨趣和品性，而不是毫无原则地始终在社会文化为它规定的轨道上运转，被动地认同、传递、复制“他文化”，而丧失了“我文化”。精神、价值是语文课程与文化共同的出发点和存在依据，它们都作为一种价值性或意义性的存在体而对社会与人发生作用。语言“是开启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神秘的钥匙”，“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品”，“是文化建设中的一种力量”。语文课正是通过听说读写等言语实践活动培育人的人文精神和言语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课程是一种文化。

2．社会历史文化是推动语文课程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和时代文化思想观念的变革，人们对语文课程的本体认识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特点。语文课程目标的制定、课程内容与教材的组织、教学进程的设计等诸多环节都必然受到一定文化价值的引导。总的说来，语文课程总是体现一定社会或社会群体的主流文化，以社会主流文化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它将社会主流文化转化为适合学生接受的方式，使学生在课堂学习及与教师的日常交往中，就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习得了这些文化。因此，语文课程在价值取向上应指向最能代表时代精神、最有助于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文化。在当代呼唤人文精神回归的大背景中，“人”的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关注心灵和人格的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成为语文课程的主旋律。从“立言”到“立人”的转变，语文课程以人的全面培育和个性发展为根本之点。语文课程文化观的演变轨迹，充分说明了社会历史文化是推动语文课程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语文课程成为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晴雨表”。

参考文献

［1］ 廖哲勋，田慧生．课程新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2］ 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 刘占泉．汉语文教材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吕达．课程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5］ 倪宝元．语言学与语文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