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我家的狂人日记(精选7篇)
小学生我家的狂人日记 篇1
我家四口人,也算得上是个大家庭了,可一个比一个狂,不信?你瞧:
狂人一:爸爸 性格特征:对美食疯狂至极 疯狂指数:
要说吃,爸爸最讲究了。吃饭时,爸爸又搬出他那所谓的理论说道:“这个牛肉,辣椒多放些,会更入味!”妈妈一听,生气地瞥了他一眼,说:“那你是不吃了?来,女儿,你多吃点!”我听了,乐了,因为这道“尖椒牛柳”是我和爸爸共同的最爱,可还没等我动筷,一盘牛肉就底朝天了,我想,以后想要尝尝味道,动作可还得快点了!
狂人二:我 性格特征:对电视钟情至极 疯狂指数:
“电视呀,电视!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正在睡觉的我在床上也会唱起这首《电视之歌》,当然,是我自己编的。虽然,我非常喜欢看电视,但我的需求并不能得到允许,因为爸爸妈妈一看到我看电视,就会把我打下阵来。哎!这不,正在我津津有味地看电视时,妈妈却说到:“去,洗碗,看什么电视!”听到这句话,犹如一座大山压到我的身上,但我无能为力,只能乖乖去洗碗。幸亏,厨房有一扇窗,可以透过玻璃看到电视,虽说模糊,可总比没看强。“女儿,怎么还没洗好啊!”我一听,啊,糟了,还没洗呢!
狂人三:妈妈 性格特征:对家务爱不释手 疯狂指数:
在生活中,要说最爱与家务打交道的人就属妈妈了。她说是对家务“情有独钟”。的确,她总爱这儿擦擦,那儿扫扫,可她却从不说累。有一次,我正在写作业,开始还没什么动静,可是,突然一阵声响,“噼里啪啦”全参杂进去了,啊!我知道,这支家务进行曲是不会停了,我真想对妈妈说:“妈妈,请停止你的歌曲吧!”
狂人四:妹妹 性格特征:不玩不舒服 疯狂指数:
“姐姐,走,去玩了!”天啊,我突然感到眼前一片黑暗。如果我真的晕了,该多好啊!因为,我再也受不住了,才刚刚玩了回来,又开始嚷嚷了。妹妹在家中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在家中的时间。据我调查,妹妹每天不超过下午五点,她是不会回家的。不说了,不说了,妹妹又拉我去玩了,我要是不顺从,我的本子就要牺牲了。
小学生我家的狂人日记 篇2
一天, 我正在做作业, 忽然隔壁房间传来洪亮的歌声, 打断了我的学习思路。我推开房门, 只见爸爸戴着一副耳机, 双眼紧盯着手机屏幕歌唱。唱的同时, 脚轻点地板打节拍, 屁股还一扭一扭的。我走向他, 大声说:“爸爸, 您能不能别唱了?”正忘情唱歌的爸爸被我的喊声吓了一跳, 停止了唱歌, 眉头紧锁, 眼珠瞪得圆圆的, 扬起巴掌——这是爸爸打人的前兆!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自己的房间, 将房门反锁, 这才免遭一顿打。
妈妈也觉得爸爸唱歌耽误了许多事。于是她命令爸爸立即将“酷狗音乐”卸载, 爸爸随即“嗯嗯”应付了几声。妈妈半信半疑, 一把夺过爸爸的手机, 亲自将软件卸载了。爸爸垂头丧气, 好像丢了什么宝贝似的。“这样他就不会影响到你了。”妈妈对我说。
但转过身去, 爸爸又重新下载了“酷狗音乐”!他的手机时不时传出“Hello, kugou”的声音。妈妈只得无可奈何地对我说:“真是没办法!”
小学生我家的狂人日记 篇3
一、《狂人日记》的“忧愤深广”
《狂人日记》的发表,恰好是十月革命胜利半年之后,五四运动爆发一年之前,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革命精神,在这篇作品里体现得非常充分。毛泽东说过:“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的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狂人日记》就为这场文化革命吹响了号角,它是在五四前夕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檄文。作者说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他一语道出了小说的矛头指向:不仅指向封建制度,而且要求推翻整个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宗法制度。作者通过狂人之口,喊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响亮的战斗的声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个吃人的制度,必须彻底摧毁!这是五四前夕的第一声春雷!
鲁迅自己说这篇《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要“忧愤深广”。鲁迅的作品在反封建方面要坚决彻底得多,他提出的不是任何个人遭遇的问题,而是要改变整个社会的问题。它触及的不是封建制度的枝枝节节,而是从根本上要求改变这个制度。如果说果戈理代表的是正在成长壮大但还有软弱性的俄国资产阶级的要求,那么鲁迅代表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革命时代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鲁迅的《狂人日记》“忧愤深广”,是因为这里融入了鲁迅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真知灼见和对封建制度烈火般仇恨的感情。这是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最深刻也是最敏锐的地方。
鲁迅的《狂人日记》之所以“忧愤深广”,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还在于鲁迅从第一篇新小说,就提出了怎样启发农民群众的觉悟和防止下一代孩子们再受封建主义毒害的问题。《狂人日记》可以说是《呐喊》以至整个鲁迅小说创作的一篇“序言”。小说里说:“他们(即‘村人,农民)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侯的脸色,全没有昨天那么可怕,也没有这么凶。”这些被压迫农民在狂人面前脸色的“可怕”和“凶”,当然有着狂人自己的错觉,但这里显然表现了前期鲁迅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对被压迫者的基本态度,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对农民群众麻木不觉悟感到悲痛,希望被压迫农民起来斗争。对于孩子中毒的问题,鲁迅也借狂人之口提出来了,日记写到:“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并回答说:这是“他娘老子教的”,作品最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鲁迅在《狂人日记》通过狂人直言无忌的性格,对反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进行深刻的揭露,表现了强烈的战斗锋芒。作品揭露封建统治者伪善、耍两面派,“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装满吃人的意思”,他们“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以便“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到了心愿”。作品揭露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们“做论”的手段是:见好人即骂,骂翻了再说:见坏人反而要“原谅几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翻天妙手,与众不同”。他们把起来造反的农民或者封建阶级中的叛逆者,说成“大恶人”,打死以后还“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给他们自己“壮壮胆子”。他们“狮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所有这些象征性深刻尖锐的揭露,对于反动封建势力,都有真切的概括意义。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提出了“将来容不得人吃人”这个新的社会理想,为中国和人类前途发出了热情的呼吁。这意味着作者憧憬的未来社会是彻底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制度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尽管当时还有点朦胧,带点空想的色彩,它却是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阶段跨越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在鲁迅作品中留下的一个鲜明的印记。
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
《狂人日记》这种深刻的思想性,是通过狂人的形象,通过狂人写日记的方式来得到成功的艺术体现的。因此,怎样理解狂人的形象,就成为了解作品思想风格的一个重要问题。狂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真狂人,还是假狂人?是普普通通的狂人,还是发了狂的战士?这关系到对作品中许多内容的正确理解。这篇小说开头,作者故意用文言文以第一人称写了一个小序,交代日记的来历,据小序中“余”的介绍,书名所以叫做《狂人日记》,是病者“本人愈后所题”。可见,作者确实将自己的主人公作为真的狂人来设计的。小序还说,“余”读病者日记,“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这就进一步表明,鲁迅心目中的主人公,不但是个狂人,而且连患哪一种病症都非常明确具体。如果按照上述第一种意见,说狂并不真狂,只是别人误解了他,他本人完全是个清醒的战士的话,那么,这篇小说首先得改个名称,应该叫做《战士日记》,至少改做打着引号的《“狂人”日记》才行。狂人明明发了狂,狂人的心理活动,他的过敏、多疑、惊恐奇怪的联想,不正常的推理和错觉,这些不都十分符合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点吗?比如:“没有月亮”,就认为“不妙”;看见别人张嘴朝他“一笑”,就认为不怀好意要吃他;街上妇女打自己的孩子说“咬你几口才出气”,他也大吃一惊,认为是针对他的;医生把脉,他理解为“揣一揣肥瘠”,认为医生是“刽子手扮的”,甚至连“赵家的狗看我两眼”也认为就是图谋“害我”……所有这些,能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活动吗?如果否认作品主人公是狂人,那就会连鲁迅煞费苦心,把疯子写得惟妙惟肖的地方都看不到了。鲁迅学过医,他懂得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因此是采用了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来描写这个狂人的,为了把小说主人公写成一个活生生的疯子形象,鲁迅特地在狂人的日记中故意写错一些字,记错一些事,以显示出狂人“语误”颇多。例如把徐锡麟写成“徐锡林”,把记载人肉可以治病的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错写成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等,鲁迅自己说过:“写《狂人日记》,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生上的知识”。可见认为狂人并不真狂,是完全不符作者的本意和作品的客观实际的!
有人分析《狂人日记》,把狂人看作是个完全清醒的无病的革命战士,将他的每句话都看作反映生活实际的真理。有人因为完全跟着狂人思考问题,就认为作品中除了狂人一人外,其他都是坏蛋。这种理解,表面上似乎强调狂人的反封建意义,实际上却贬低了作品的意义。因为,作者原意并不在于仅仅鞭挞几个人,而是要反对、攻击整个封建制度。所以作者写狂人对周围某些具体人是采取“劝转”的态度,而对吃人的制度是坚决否定的。明确了狂人确实是真狂而不是施加的诬称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他究竟是“普普通通的狂人”还是“发了狂的战士”,认为狂人就是一个普普
通通的狂人,主观上毫无反封建的思想。而且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按照作品所写,狂人对五四之前中国的黑暗现实是不满的、揭露的,对他大哥的为人态度是批评的。如日记中有这样一段:“他们一翻脸,.便说打上几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哪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可见狂人对他大哥的为人态度是批判的,对五四之前中国的黑暗现实是不满的、揭露的。在日记中,狂人还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这个对旧传统大胆表示怀疑的重大问题。可见,狂人本身的思想就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作者借狂人的话有所寓意,也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即狂人本身确有某种哪怕是极为微弱的进步思想。如果狂人毫无反封建的思想,作者想要有所寓意也很困难。再有,狂人既是狂人,就不可能只看他是哪一种精神病患者,还要看患者处于发病较重还是发病较轻的时候。从医学上说,“迫害狂”病人是有某种思维能力的,他有感觉,能思考,只是有妄想和幻觉,判断、推理不正常。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在他发狂以后,原先的若干进步思想还可能以曲折的方式继续起某种作用。要是狂人不能有丝毫清楚的思维,那就连他写日记也该受到怀疑,整个作品的真实性就会被否定了。认为狂人是一个战士被折磨得发了狂,发了狂仍没有停止战斗,这个评价是否稍高了些?因为从作品的实际来看,我们可以感觉到狂人在发狂前有点民主主义思想,有反传统的倾向,可以说他是初步觉醒的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但究竟有哪些行为证明他够得上是个战士呢?似乎不多。至于发疯后的许多言行,常常具有双关的性质,在疯子来说是疯言疯语,在读者来说又分明感觉到作者深刻的战斗寓意。如果完全把作者的寓意看成狂人在正常的神态下所具有的认识,那就容易把作者同狂人等同起来。
三、《狂人日记》的思想风格
这篇小说以狂人为主人公,是经过作者精心选择、精心设计、精心构思的。用短篇的篇幅把主题表现得如此重大,内容如此深广,年代又如此久远,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鲁迅匠心独运,选择一个在半封建社会中因受迫害而致精神失常的病人来做主人公,从独特的角度,揭露中国的封建社会。借助狂人那种奇特的跳跃式思维活动,只用了大约七千字的篇幅,就凝练而出色地完成了几乎一个中篇都很难完成的任务,实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迫害狂”患者常有受人迫害的幻觉,这就便于作者通过狂人的感觉,有力地揭露千百年来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吃人的罪行。作品中狂人的心理状态与独特思路,被刻画得极为细致真切,惟妙惟肖。譬如,狂人从“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感到凶险和惊恐;从街上的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狼子村遭荒吃人的消息,想到“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从现实中吃人的现象又联想到要翻阅历史,于是发现史书中的字缝里满是写着“吃人”二字……这样一条条奇特跳跃式的思路,对正常人来说是荒诞不经的,然而在这个特定的“迫害狂”病人身上,又是入情入理的。作者以病人原有的进步思想为根据,并使用许多含意双关的语言,寄寓了丰富深刻的战斗内容,如日记中“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这句话,本是狂人这天晚上看到“很好的月光”之后悟出的感想,虽然是一句疯话,但又真切地表现了新时代初步觉醒者兴奋的心情,因而能激起五四时代许多青年的极大共鸣。
这篇作品是采取日记的体裁,全篇只是狂人的十几则日记,用狂人自白的口吻来写的。采取这种艺术形式,同作者设计有关。日记体裁,正好便于狂人尽情地倾吐自己的内心感受,也是作品愤怒控诉封建制度和礼教的主题需要得到的最适应、最大程度的满足。作品中使用的一些比喻和象征性的语言很有特色,概括了作者长期研究社会历史所得到的精辟见解,含义丰富,耐人思索。体现了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独特深沉的思想风格。
《狂人日记》读后感小学作文 篇4
今天我读了狂人日记,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社会太黑暗了。那里还吃人,有几个人把一个大恶人打死了,居然把那个大恶人的心肝挖出来吃了,说是能壮胆。有的人还把馒头蘸血吃了,咦!太恶心了!还说人肉可以煎肉饼,没人敢说自己没吃过人。狂人日记里还说,鲁迅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啊!在以前做儿子真痛苦。母亲也没有说不行。啊!母亲好绝情啊!以前的社会太黑暗,非常黑暗。比起现在,我们真幸福啊。
鲁迅最后说道,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请救救他!
小学生我家的狂人日记 篇5
狂人真的是狂了吗?自然不是的,但是他不狂吗?不狂又何以说这些胡话。其实,很大程度上鲁迅就是扮演了这种狂人的角色。狂人清醒地很,鲁迅也清醒的很。但他们都是极其孤独着,从一开始的那个黑屋子理论,到后来难以遏制的呐喊。
鲁迅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路程,不单单是自己的心路,其实也是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当然,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从抽象中具象出来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文化内核。
狂人的形象产生的根源其实还是在于一种文化的内在升华,同时在其中被大家所理解的还是极其深刻的种种压制。
我们不用再深究在那种情况下狂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认知,或许是可以用到现实之中,映照。一个人的思维如果是落后于或者超前于这个时代,其实都是会觉察到痛苦的。
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 篇6
一、引言(2——6);
二、狂人形象的真实性(6——16);
三、狂人形象的典型性(16——23);
四、《狂人日记》与象征主义的关系(23——31);
五、《狂人日记》:现实主义在这儿上升到了象征境界(31——49);
六、结语(49——52)。
一、引言
《狂人日记》自1918年问世以来,由于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块奠基石的崇高历史地位和作品本身的“表现的深切的格式的特别”,(1)在鲁迅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上,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历来是人们探讨、争辩的热点之一;近七十年,研究者写了不知超出作品本身多少倍的文章,从各自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真正酿成正面交锋的有两次:
第一次,关于狂人形象的真假问题(1954——1979年)大体有三种观点——
①“战士说”:狂人并不真狂,他是清醒的反封建战士;狂人是统治阶级加给他的诬蔑;鲁迅故意把他化妆为“疯子”,乃是为了更有力地揭露敌人,警醒人民;
②“狂人加战士说”:狂人的确是真狂人,他的发狂不是假的,是一个战士被折磨得发了狂,是发了狂仍然不屈地进行战斗的战士;
③“狂人说”:狂人是真狂人,普普通通的狂人;作品的思想性不是通过狂人的形象表达出来的,而是作者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法,将其寓于作品中,通过联想、比喻、双关的手法,暗示给读者的。
第二次,关于《狂人日记》本身的创作方法问题(1979——1982年)。概括起来,大致有这么几种看法—— ①“象征主义说”:狂人不过是一个象征,一个鲁迅所假定的抗击旧世界的力量的象征,鲁迅并不是把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来创造的;
②“浪漫主义说”:狂人是鲁迅用浪漫主义方法创造出来的一个象征性的正面人物、反封建战士的形象,也是具有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鲁迅自己的化身;
③“意识流说”;
④“现实主义说”:从《狂人日记》描写的全部生活环境和人物形象分析,小说是真实的,现实主义的;从一个“迫害狂”患者对生活和环境的反应分析,小说也是真实的,现实主义的。
显然,在第二次“交锋”中,人们的视野显得比第一次更广阔,提出的问题更带普遍意义,这也反映了我们研究的大概轮廓和发展;目前,争论的焦点,已不是狂人形象的真假,而是作品本身的创作方法问题了;在后一个问题中,“意识流说”已不多见,重点在于如何估价象征主义在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方面,有这么些代表性意见:
①“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说”:“实写人物,用的是现实主义;虚写寓意,用的是象征主义。„„如果只采用象征主义方法而不通过现实主义方法来刻划真实的疯子并提出肉体吃人的问题,那么,所谓‘礼教吃人’的思想就会变得很抽象,很虚空,作品就容易走上概念化的道路;但如果小说只采用现实主义方法,只限于提出吃人肉的问题,那么,作品也就失去了强烈而深刻的思想性,变成比较平庸无奇的了”(2);
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说”:“第一,它既重视现实生活的如实描写,也重视主观感情、信念和理想的直接抒写,这种主观情怀忧愤深广,但却是明朗、积极、反映历史进程的,远不是象征主义的象征及其所表现的模糊、奥妙、颓废的格调。第二,它既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来塑造形象,也按照浪漫主义的理想或幻觉的样式来塑造形象,这在第三节、第六节,特别是第八节以及最后的呼喊‘救救孩子’里,都表现得十分明显。第三,在表现手法上,小说既有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也有浪漫主义的抒情手法,这主要表现在抒忧愤和发议论上,也可以包括为了表现某种主观意念的象征手法”;(3)
③“象征主义说”:“鲁迅在这里主要地并不是通过真实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揭示生活的本质,而是通过由真实细节塑造成的形象来吸引读者接受作品中的暗示,了解作品中双关和暗示所包含的深刻寓意”;“实际上,《狂人日记》的主题并不是单一的揭露,它还包含着热烈的歌颂,歌颂不屈不挠勇敢斗争的精神,„„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主义因素主要是由狂人形象的象征性一面传达给我们的”(4)。
当然,更多的论者,还是主张多年来流行的“现实主义说”的。如果再加上1924年成仿吾的“自然主义说”和不久前的“充满革命战斗理想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三调和’(5)说”,的确,八千余字,十三则的小说,已被指派为几乎占全了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简直让人有眼花缭乱的感觉;但不管怎样纵说纷纭,如果我们把目前的这种种“说”和二次正面交锋联系起来考察,便不难看出,狂人形象问题,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这不仅因为作品本身即“狂人”之日记,更由于“人物的怎样塑造,是创作方法的一个中心问题”(茅盾)(6),所以,对狂人形象的分析,仍是我们研究《狂人日记》时的第一道必答题。
本文要说明的是,《狂人日记》是融合了象征主义手法的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又由于上面所说的缘故,拟先谈狂人形象的真实性(——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接着看其典型性(——现实主义的根本特点),然后,回过头来说说为什么《狂人日记》不是象征主义作品,但却吸收、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从而使它有了“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7)
二、狂人形象的真实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论到“疯癫”时指出; 一个人,如果对于他感性世界变成了赤裸裸的观念,那末他就会反过来把赤裸裸的观念变为感性的实物。他想像中的幻影成了有形的实体。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到、可以感觉到的幻影的世界。这就是一切虔诚的梦幻的秘密,也就是疯癫的共同的表现形式。(8)
狂人,是否也具有这种“疯癫的共同的表现形式”呢?
一出场,狂人就已经显示出精神错乱的迹象:月亮的升沉起落竟使他陷入莫名其妙的惊恐之中,以至被一只狗看了两眼也构成了对自身安全的严重威胁;出门后,赵贵翁的眼色,路人的谈笑,孩子们的嬉戏,莫不引起他的惊奇,相识者和不相识者,大人和小孩,都被他看作具有同一心理状态的行为目的:“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
主人公既然相信人们对他普遍怀有恶意,必然要求对此作出明白的解释,追究别人如此憎恨他的理由。他回忆起自己二十年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揣了一脚,于是认定这件遥远的琐事便是自己今日被众人视作仇敌的唯一原因。
敌对关系一旦被他确认,敌对行为的存在也就无可怀疑了;可怀疑的只是所采用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主人公的不安和恐惧转向了对迫害方式的侦破。于是,街上女人打骂儿子的“咬你几口”的气话,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的吃人事件,成了将吃他的暗号,也就成为他构筑“吃人”观念的最初材料。继而,他又想到世人论人的反复无常,大哥传授的做论的诡辩术,古来时常吃人的诸多记载,这种集中在一条思路上的持续不断的思考,使他头脑中有关“吃人”的观念越来越强烈,终于成为占据他全部思想的核心观念,固执地排斥和压抑着其他不同的事实和观念。当他查阅史书以期证实自己的判断无误时,既看不见年代,也看不见史实,只见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而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又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此即“对于他感性世界变成了赤裸裸的观念。”
从此,主人公的疯狂更甚,恐惧与痛苦有增无减,他的怀疑和联想也更加层出不穷。蒸鱼,究竟是鱼(肉)是人(肉),无法说清;医生来诊病,被他当作乔妆的刽子手,来揣揣肥瘦;大哥点头听从医嘱,被他当作兄长参与吃人阴谋的证据;横梁和椽子也在头上发抖、变大,沉重地压在身上要置他于死地;回忆起幻妹夭折时大哥劝母亲节哀的场景,他也认定是大哥吃了妹子,才劝母亲不要哭;妹子既然是被吃掉了,自己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就有可能于无意之中分了肥;„„
——此即“他就会反过来把赤裸裸的观念变为感性的实物”。就这样,“他想像中的幻影成了有形的实体。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到、可以感觉到的幻影的世界”。
但也正因为以上粗线条的描述,仅证明了狂人的确具有“疯癫的共同的表现形式”,我们还得再看他是怎样一种“疯癫”,他是如何通过其特殊的途径而达到了如此“感性世界→赤裸裸的观念→感性的实物”的。
鲁迅说他创作《狂人日记》仰仗了“医学上的知识”;(9)在作品前面的“识”中又说狂人“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查《辞海·医药卫生手册》,原来“迫害狂”即“偏执狂(亦称妄想狂)”,其界定是:“一种极少见的精神病。病因未明。主要表现为系统的、固定的妄想,内容多为猜疑别人对他有恶意。除妄想外,其他表现均为正常”。(10)其他资料更详尽的说明是:
对别人态度的怀疑占据他们的脑子(思想),终于他们怀疑到自己近亲的行为。患者常假想朋友们的谈话中混杂着一些词句,细按起来都有隐藏的意思,而报纸上看来也充满了遮遮掩掩的指涉他们的片断。(《大英百科全书》)(11)
这种病型和病程很明确。„„通常发生在30岁以后,„„病从多疑开始„„逐渐发展成为相当复杂的妄想,其中牵涉的人愈来愈多;/特别是当妄想达到充分发展的形式时,妄想所涉及的是病人所熟知的一些人——他的近亲、熟人,以及由于某些情况与病人接触过的一些人;妄想涉及负责治疗的医师„„(《精神病学》)(12)这儿,“通常发生在30岁以后”,——日记一则就有“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这样的句子;
“病从多疑开始,牵涉的人愈来愈多”——日记一、二、则的多疑也是:先为月亮和狗,而后是赵贵翁、七八个人、一路上的人,最终是一伙小孩子;
“终于怀疑到自己近亲的行为”——日记三则有“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
至于“假想朋友们的谈话中混杂着一些词句,细按起来都有隐藏的意思,而报纸上看来也充满了遮遮掩掩的指涉他们的片断”,则简直可以和日记三则中的一些段落相比照,例如,关于街上女人打骂儿子“咬你几口”且充满了对兄长的血肉之情,更有对未来的渴望和确信;虽然觉得横梁和椽子也要置他于死地,却能真诚地反省并呼吁“救救孩子”!——这和他的疯狂能统一吗?这时的狂人,还是真实的么?
对此,主张“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说”的同志以为:“在这里,狂人的形象就不完全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被迫害狂’患者的形象,而是被作者赋予了理想主义的浓烈色彩,实际上,是作者战斗精神的直接表现”。(13)——这是从形象塑造上说的:
主张“象征主义说”的同志则认为:“这种理想因素主要地是由狂人形象的象征性一面传达给我们的”;“实际上这时的狂人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立场坚定斗志昂扬的革命者形象,„„(14)——这是从解读角度说的;
角度虽不同,结论却一致,狂人,这时已不是那个“妄想狂患者了”了,他或被“理想化”,或被借用来作为“象征”,直接寄托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总之,已不是个活生生的现实主义形象了。
我们以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欠妥当的,理由是: 有些精神病人,是有意识障碍的,例如急性的器质性精神病或症状性精神病。病人在发病的时候,不认识父母子女,分不清上午和下午,不知道东南西北,会错把裤子当成衬衫,将袜子作为手套,随地便溺,答非所问,日常生活也需要他人照顾。但是,绝大多数的精神病,例如精神分裂症、躁狂忧郁症、更年期精神病等,病人的意识是清楚的,他们在发病时,多数也认识自己的亲友和同事,能烧饭煮菜,会写信算账,言语功能也并无障碍,记忆也良好,甚至还可能有条不紊地工作,看上去脑子并不糊涂。因为,他们只有一部分的精神活动有了改变,而其它的精神活动是正常的。神志清楚,恰恰是这些类型精神病的临床特点之一。(《精神病知识》)(15)对照一下《辞海·医药卫生分册》中“偏执狂(亦称妄想狂)——„„除妄想外,其他表现均为正常”,等等,我们便不难看出,尽管狂人着如急性的器质性精神病或症状性精神病人的“分不清上午和下午”(日记六则:“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等等病状,但他所患毕竟属精神分裂症类型,所以,“论辩”、“劝转”、“呼号”,应当肯定是真实的、可信的,此其一;
其二,正象有的同志早已指出的那样,“一个狂人,常常要比清醒的人更无节制地宣泄他平日内心最隐秘又最揪心的思想,而且,似乎狂了之后,更是一口咬住那个思想不放,„„(16)所以,“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步步紧逼,慷慨激昂的劝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希望和警告,以及“救救孩子”的呼号,实在是自身狂的思想情感的“无节制地宣泄”,并没有什么理想或象征的色彩。
或许,人们会说,以上的引证,仅为“纸上谈兵”;我们还是结合具体实例来谈——
①“„„让我用俗话来表一表我的看法,您要笑就尽管笑好了——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真理会胜利,那时候节日会来到我们街上!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不过总有别人的曾孙会等到的。我用我整个灵魂向他们欢呼,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啊!求主保佑你们,朋友们!”
②“您一心要摹仿的那些禁欲主义者,是些优秀的人,可是他们的学说即使在两千年前也已经停滞不前,将来也不会前进一步,因为那种学说不切实际,不合生活。„„从开天辟地起一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啊„„”/“„„我们关在铁格子里边,长期幽禁。受尽折磨;可是这很好,很合理,因为病室跟温暖舒适的书房根本没有甚么分别。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良心却清清白白,而且觉着自己是大圣大贤„„不行,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精神,浑浑噩噩的麻木„„对了!”伊凡·德米特里奇又生气了。“你蔑视痛苦,可是如果房门把您的手指头夹了一下,您恐怕就要扯开喉咙大叫起来了!” 如果仅仅看上面两段,我们大概会以为,①段简直象是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在那里直抒胸臆;②段极像是一个渊博、善辩且机智的哲学家在滔滔不绝地发表高见,但这却是契词夫《第六病室》中狂人,伊凡·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发疯以后对医生拉京说的话,而且,②段中,前后分别300和近1000字。
有趣的是,这个狂人,和鲁迅笔下的狂人,不仅年龄相当,病型相似,就是某些行为方式也有惊人的一致,在说出上引①②两段话之前,有作者自己的说明:“„„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贵族家庭,„„害着被虐狂”。说出那些话时,他已是如此之疯以后了:“在墓园附近的山沟里发现了两个快要烂完的死尸”,他便“脸色就白一阵红一阵,开始表白说”与自己无关,以后躲入地窖——
实在冷得厉害,挨到天黑就象贼那样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在房间中央呆站着,一动也不动地听着,直到天亮。大清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几个修理炉灶的工人来找女房东。伊凡·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这些人是来把厨房里的炉灶重新修砌一下的,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说:他们是假扮成修理炉灶的工人的巡警。他悄悄的溜出住所,没穿外衣,没戴帽子,满腔害怕,沿着大街飞跑。狗汪汪叫着在他身后追来,一个农民在他身后甚么地方呼喊,风在他耳朵里呼啸,伊凡·德米特里奇觉得在他背后,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正在追他。
这样的疯狂和那样激昂、深刻、机智的话语,集于一身,这是否可能,还是现实主义的么?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有以下事实为证:
①1884年,契词夫“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之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生活„„”;此篇作于1892年。
②契词夫说:“必须把生活写得跟原来面目一样,把人写得跟原来面目一样,而不是捏造出来。”又说:“简洁是才力的姊妹。”此篇就典型地实践了他的这些主张,这是人所公认的。
③而且,正是那些疯后的话语,击溃了小说的主人公,拉京这个清白、正直的知识分子真心敬仰的“内心平静”和“勿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这是读过小说的人,谁都知道的。
④甚至,小说竟使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有了如此的感叹和举动:“昨天晚上,我读完这篇小说后,觉得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呆不住,站起来走了出去。我觉得自己也好像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因此,我们应补充说,狂人,无论从其狂乱还是清醒看,都是一个真实、生动、具体的现实主义的妄想狂,——像契词夫对他自己的格罗莫夫的评说一样:“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既认出了疯子,又认出了人。”
三、狂人形象的典型性
在创作《狂人日记》之前,鲁迅也真遇到这么一位能让人在他身上“既认出了疯子,又认出了人”的姨表兄弟,阮久荪——
向在西北游幕,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住在西河客栈里,听见楼上的客深夜 行走,知道是他们的埋伏,赶紧要求换房间„„。鲁迅留他住在会馆,清早就来敲窗门,向他为什么这么早,签说今天要去杀了,怎么不早起来,声音十分凄惨。午前带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出惊,面无人色。(18)
为什么呢?在给母亲的信中,阮久荪说:“繁峙县张知事性柔弱,寻常事大抵哥哥代定主意,是以受恨者甚多。此次系繁邑绅商各界密议决定,设计陷害,各捐资金,沿途贿嘱,竟将哥哥与弟致之死地„„。”(19)
把这个“原型”与作品中的狂人作一比较,我们极易看出,除了“午前带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出惊„„”及“绅商各界密议决定,设计陷害„„”和日记二则中路人、小孩等全“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而惊恐及“只有二十年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揣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等有相似之处外,已很难找出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更多的相同了:前者以为自己弟兄双双被人陷害,在后者身上成为兄长参与其中,共同对付自己,而且一“杀”一“吃”,——这就揭开了封建家庭脉脉含情的外表,而露出了血淋淋的互相残害的真实。前者以为自己兄长为人所嫉恨而连累自身,将被法办而死,在后者身上,成了一切人甚至兄长因处在“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将合伙吃掉自己,而且吃前还要“揣揣肥瘠,甚至自己也难免“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下场——他像一个伟大的审判者,不仅指斥着仇敌、亲人的凶残,而且拷问着自己的罪责。如果说,身处“黑屋子”中,挑战、抗争需要勇气,同时能时时解剖、反省自身,这更需要三倍多的自觉和勇气,狂人,实实在在比阮久荪高大得多;其实,作为“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20)的狂人,他的身上,还有如下一些人的面影:
嵇康。在“回到古代去”(21)时,鲁迅就曾校定过他的集子(1913年前后)。在魏晋易代,风云莫测的那个时代,嵇康就敢于“非汤武而薄周礼”,起文,也如鲁迅所说,“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22)
钱玄同。1917年9月30日的鲁迅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旧中秋也,烹骛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23)其后,仅1917年9月到1918年4月,在每天日记的末端记有“夜钱玄同来”者竟达11次之多;当时的钱玄同,确实是个不可一世的反叛者;
尼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引出了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的嘴说的“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这些话,此与日记十则中狂人劝大哥时说的“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些人„„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那些话,简直可以对照阅读。
还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们给自己戴上神圣的面具,你们“纯洁者”。你们的令人憎恶的毒蛇爬到面具后面。真的,你们欺骗,你们“静观者!”查拉图斯特拉一度也上了你们神圣外表的当;他没有看出盘在其后的毒蛇。(24)日记五则中,也有相似的话语:
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糊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而尼采,面对西方日渐衰落的文明,确曾有着断言“上帝死了”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确固不拔的自信”;
章太炎。他是鲁迅的恩师。当别人说他是“章疯子”时,他却振振有词:“„„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是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已意„„。”(25)
至于鲁迅自己,他对中国社会“吃人”本性的精辟概括(“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26)等等),对人、对己严于“解剖”的精神等等,也在狂人身上,得到了明确的显现。
正如有的同志指出的,狂人,的确是“中西合璧的艺术宁馨儿”又“鲜活地投射进”鲁迅自己的精神个性,“是创作主体与形象客体曲折而有机统一的典型创造。”(27)
同时,狂人又是“这一个”,生活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之间,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小时受到正统的封建教育,后来上了“中学校”,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和民主主义思想,养成了“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的习惯,还有着脚揣“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反封建举动„„;正因为这样,发疯后的他,无论多么严厉的指控着历史和现状,多么激烈地论争,如何充满热情的劝转,如何真诚地呼号,甚至无情地“审判”着自己,我们都觉得毫不勉强——以往的经历、性格、思想如此,再有妄想狂患者特有的固执、无节制的宣泄、飘忽不定的联想和幻觉等等——的解让我们感到是合乎情理,势所必至的。
就拿众说纷纭的“劝转”来说,其实也是很能见出狂人“这一个”的个性特征的—— 的确,鲁迅在留学时期接受西欧文艺思想的原本性达到了惊人程度。在最初的文学活动中,他获得了这种不同质的外来精神原理,“敢于屹立在”三千年沉重的传统上。但是,如同从许多青年身上看到的那样,获得某些思想和精神,从已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独立出来,可以说是容易的。比较困难的是,从“独自觉醒”的骄傲、优越感(常常伴随着自卑感)中被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以不倦的继续战斗的“物力论”精神,坚持下去,直到生命终了之日为止。——这是比较困难的。(28)
这虽然说的是鲁迅等现实生活中的民主主义者,但用来考察狂人,这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也不无启示之处:狂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30多年来的经历、思想等等,都把他推向这样的境地,一方面,由于获得了民主主义这种根本对立于封建主义的“不同质”的思想,返观历史,研究现状,认识到原本不过为赤裸裸的“吃人”而已,这在他是毫不动摇的,一口咬定,绝不困惑的,任凭别人变换什么形式,玩弄什么手段,他都能敏锐地看出不过是“吃人”前的烟幕而已,然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29)所以,另一方面,在当时,从真正的现实历史进程来看,新的、更强有力的推翻这个“吃人”罪恶社会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尚未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身边的民众虽“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但即使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面对这么严酷的“吃人”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却认定是“从来如此”,永世这般的,所以,“物质力量”的欠缺,势必导致对精神方面(思想等这些“批判的武器”)的推崇,因此,作为民主主义者,狂人着重从“心思”即思想方面动手(劝转也好,诅咒也好),当是情理中的事了。再具体到家里,母亲,毕竟和他是两代人了,不说有什么沟通,大哥讲起“割股疗亲”,她也是不以为非的;小妹,虽然可爱可怜,然已早去;正像《家》中觉慧对大哥觉新的复杂情感一样,一块读书,一起长大的兄长,毕竟与乔妆成医生的刽子手、赵贵翁和他的狗不能相提并论,——血缘的纽带,已往岁月回恋中的难言的情绪羁绊,使他的劝转、诅咒,“先从大哥起头”,作为对策,作为第一步,这没有什么不自然的了。不管人们怎样论说这劝转中的“和平进化观”,但从人物自身的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是有着“非此不可”的必然性的;
但他毕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对策、第一步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哥虽能满口古圣贤传,却即使是荒年,也断不给佃户减租;虽然平日客客气气,和和睦睦,但不说能够“劝转”过来,这是揭其画皮,也即刻满眼凶光:他的阶级本性,实在是“劝”不动的,即便弟弟道理如何充分,感情如何炽热,态度如何真诚。——这从狂人本身而言,促使他更进一步看清了“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30)从而反躬自身,寄望未来;从作者来说,“清醒的现实主义”,(31)使他写出了这种生活本身固有的规律,鲁迅后来,坦率地指出“救救孩子”等的“空空洞洞,”(32)这也从反面说明,当时狂人的劝转→呼号,不仅是他难能可贵的对策即对当时“世界”尽了“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的力量,也是他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本身(缺憾)的必然结果。鲁迅既没有压低,也没有拔高“这一个”,如果这儿的狂人,竟能如《长明灯》中的狂人一样,喊出“我放火!”而毫无想劝转谁的观念,那反而不是现实主义的了。
因此,我们说,狂人,是当时“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根本要求。
四、《狂人日记》与象征主义的关系
以上,我们较详细地说明了狂人形象的现实主义性质。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看作品本身与象征主义的关系。我们认为,《狂人日记》不是象征主义作品,理由是:
①象征主义是19世纪末叶在法国兴起的颓废主义文学思潮中的一个主要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影响遍及欧洲各国,涉及各个艺术部门。它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痛苦的,而“另一世界”是真的、美的。象征主义者认为诗的目的在于暗示“另一世界”,要求用晦涩难解的语言刺激感官,产生恍惚迷离的神秘联想,形成某种“意象”,即所谓“象征”,诗的象征便是沟通两个世界的媒介。其诗作充满颓废的色彩和悲观情调,宣扬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33)如波德莱尔的《感应》(1845),便是该派的经典之作,在这里,世界万物不过是“象征的森林”,不仅在主客观之间,或者说精神与物质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对应”,就是人的各种感官之间,也是相互沟通的,——无怪乎,它被誉为“象征派宪章”。
所以,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反,在创作方法上,他们强调主观,逃避现实,崇尚直觉,追求神秘,重视暗示。轻视描写;其核心是主张表现个人内心隐秘,而这“隐秘”,往往不过是苦闷和烦忧。为此,他们常常把毫无关系的东西扯在一起,甚至采用只有自己才能明了的“私人象征”,以造成突兀、新奇的艺术效果,有的作品,甚至成了难猜的谜语。如英国诗人燕卜荪的《记本地花木》,总共不过十行,连袁可嘉先生也以为“你读上三遍,就会感到这里的困难并不在个别的典故,那些你一查即明;诗句本身都是清楚的,弄不明白的是各句之间的联系。这种联想的跳跃既然完全是私人的,它的跳板也只在诗人的头脑里才能找到。”(3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显明的象征主义特征的创作,当首推李金发的诗歌,如《弃妇》,“诗人把一连串的形象:夕阳、灰烬、烟突、游鸦、海啸、舟子之歌有如散落的珠子一个一个的排列在一起”,由“弃妇”生命在烦闷中流逝而联想到“夕阳”;由“夕阳”的热力联想到“火”;等等,“这确实是一种联类不穷、引而申之的自由联想。然而,所有这些联想而及的形象都有着共同的感情色彩:无论是夕阳、灰烬、还是游鸦、海啸、舟子之歌,都能够激发起人们一种颓废、感伤、忧郁的情绪。”(35)实际上,这儿的“弃妇”不过是李金发自己的“追求梦幻、逃避现实的颓废没落的感情”的象征、寄托而已,而这种畸形怪异的形式和手法。正便于这种“个人内心隐秘”的苦闷和烦忧的发泄。
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终其一生,都是“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36)他奋斗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文学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并且与之血肉相连、休戚与共:“一切从革命出发,从现在出发,这是鲁迅精神里最突出的一点。”(37)这甚至是他在后期,由于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的需要,不能够从容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而更多地以杂文为武器,向一切恶势力,展开直面的肉搏,这正像梅特林克所说,“当一个人忙于做这做那的时候,他离开象征最远,但是当恍惚或疯狂或沉思瞑想使灵魂以它为唯一冲动时,灵魂就在许多象征中周游,并在许多象征中呈现自己。”(38)即使彷徨苦闷甚至消沉期写下的“小感触”的《野草》,其中的有的篇什如《影的告别》、《墓碣文》、《希望》、《过客》等,虽然大量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也没有像象征主义者的作品那样,倒向谜一样的境地。
至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9)使他的小说,成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主要取法于果戈理等外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及《红楼梦》等我国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原则和手法,并在此基础上,取精用弘,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这和象征主义作品的个人主义、颓废主义、神秘主义,也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从作家“全人”和总的创作看,鲁迅和象征主义者和他们的作品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②安特列夫,是鲁迅熟知的俄国作家。他的《沉默》(1900,鲁迅译为《默》)、《红笑》(1905)、《人的一生》(1906)等,就是有代表性的象征主义作品,我们不妨以这些作品为例,来看看其主要表达、人物塑造及环境描写方面的特点,并与《狂人日记》做点对比。
《沉默》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安特列夫的亲属回忆说,当时有个神甫的女儿卧轨自杀,“死因的确不明”。在小说中,神甫的爱女的神秘之死象谜一样萦绕在他的脑际,妻子哀伤已极,她那极度的“沉默”也象谜一样苦苦折磨着他的心灵。到处都是荒凉萧瑟的沉默气氛,神甫忧伤难忍,无所慰藉,终至发狂。小说的篇幅也不长,译成中文是20余页。它的主题是什么?——有人说:“小说对死亡的奥妙进行执着而痛苦的探索,然而始终不得其解;”(40)有人说:“作者要强调的是被概括为‘沉默’的无形的善同作为恶的化身的老牧师尖锐对立,而那善又是那么强大,以致最后迫使恶崩溃。但这恶崩溃后又怎么样?小说里连暗示都没有,这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悲观和他的神秘主义思想。”(41)显然,连标题“沉默”也有这样不同的理解,更不用说其他了,这大概倒真如周作人所说“象征神秘之文,意义每不照明,唯凭读者主观,引起或一印象,自为解释而已。”(42)而《狂人日记》,从它出世,对其主题,就从来没有被异议过,这有1919年吴虞的《吃人与礼教》、1923年茅盾的《读〈呐喊〉》为证;时至今日,无论主张什么“说”,人们也从未对此疑虑过。
《人的一生》,其主题倒是明白的,即人生注定要孤独、苦闷和死亡。剧中“穿灰衣服的某人”体现着作者关于世界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命运的思想。“某人”有这样一段独白:“‘人’一降生,便具有人的形体和名字,在各方面都跟已经生活在世间的其他人一样。而且他们的残酷命运将成为他的命运,他的残酷命运也将成为所有人的命运。他情不自禁地为时间所诱惑,要确定不移地走过人生的全部阶梯,从底层到顶端,又从顶端到底层。限于视力,他永远不会看到他那犹豫不决的脚所要踏上的下一级梯阶;限于知识,他永远不会知道,未来的一天、未来的一小时甚至一分钟会带给他什么。他在盲目无知的状态中为种种预感所苦,被希望和恐惧搅得激动不安,将要顺从地走完那铁定的循环。”全剧的实质就在这段独白之中。剧本强调人生注定要同死亡结缘,死亡永远伴随着人,只是它的外貌、面容不时发生变化罢了。为此,他预先定出人生的几个“梯阶”:诞生、贫困、富裕、荣耀、厄运和死亡,“人”和“妻”(连名字也没有)便一梯一阶的走下去,来展示、寄寓安特列夫的这种“人的一生”的宿命观。在这儿,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3)的人,不是按自己的社会处境、阶级地位及个人的具体遭遇活动着,而是在这种“程式化的现实”中,被盲目的命运即安特列夫自己的人生观主宰着,虽然剧中除主人公“人”和“妻”外,有“父母”、“母亲”、“老婆子”、“客人”等等,但他们全都缺反个性特征,其心理、感情同样变成了某种“程式”代号,象征,并且具有对比和反衬的作用,读着读着,几乎难以分辨谁是谁了。而狂人,已如上述,我们既不能把他和因科举功名而发疯的陈士诚、《长明灯》中的疯子混同,也不会把他和契词夫的格罗莫夫看成一样,在作品中,他就是那么个共性、个性相统的“熟悉的陌生人”(患了妄想狂的民主主义者):无论是从其狂还是从其人来看,他都有不可移易的现实主义的具体、真实和固定性;如果按黑格尔主张的典型性格必须具备的丰富、明确、坚定性来看,狂人,也具备了“这一个”的显著特征:狂人既对“吃人者”充满“义勇和正气”,对“吃人”的手段等等,早已看穿并蔑视,但对大哥,作为“合伙”吃他的兄长,却苦苦劝转,寄予热望,对“才五岁,可爱可怜”的妹子,在眷念中,又不乏亲骨肉的温情;但他作为“吃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反叛者,揭露、诅咒、抗争,毕竟是他性格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即“统治方面”;而且,他自从觉醒,即始终一贯地“忠实于他自己的情致”,“根据自己的意志发出动作”,而不是“让外人插进来作决定。”(44)——这固然有其狂的固执,更是其人往昔生活的积淀。就是作品的大哥、赵贵翁、陈老五,也因各自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知识修养而各具特色(大哥“仁义道德”面具下的凶残;“赵贵翁和他的狗”等的短短几句勾勒,就显出了地方恶棍像;陈老五见大哥火了,便“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按住狂人的口,一个忠实的奴仆相,不难窥见了)。
至于“安特列夫竭力要我们恐怖,我们却并不怕”(45)的,恐怕要首推《红笑》(鲁迅译名《赤咲》)了。这是两兄弟先后写下的日记。哥哥参战以后发疯死掉了,弟弟又一直在和逼近了的疯狂搏斗,最后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场面是大地让死者活动起来。作品极力渲染了战争的“疯狂和恐怖”,顷刻之间,自己的人被干掉一大半,又一会儿,自己人之间又莫名其妙地互相开火:到处充满血腥味,四处是断胳膊烂腿,但他们为什么而战?谁使他们互相屠杀?小说始终没一处交待或暗示,更没有一处写到战争的具体事实,他不过在告知人们,反正战争都是“疯狂和恐怖”而已。经过如此抽象化,在我们面前,仅能看见一堆堆尸体和遍地血污而已,是能引起感官的直觉的恐惧的,但精神上的“恐怖”,的确没有。因为战争本来就不是抽象的,要叫人“恐怖”总得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知其那怕是朦胧的原因及性质,但这种对一切战争都一样的象征性渲染,几乎可以移用来解说一切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战争,只能给人空泛的印象而已;而《狂人日记》,我们只要一读,尽管它是一个妄想狂患者眼中的世界,也不难看出其中的时代气息:“吃人”的家族制度和礼教,尽管还有那么多人生活其中,但其凶残、虚弱、腐朽的本质,已经显露,其必须、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无可避免的;一切都得重新估价,重新认识,重新建设。新的认识,新的理想社会,正在向人们逼近,尽管陈旧的一切还统治着这个社会,在扼杀、反扑,他它毕竟要来到;“物极必反”,虽然狂人的呼喊显得朦胧、空泛,但他毕竟代表着未来,——“黑屋子”业已不再无声无息,这不正是十月革命前后,当时中国社会(主要是农村)的一个缩影?倘若把这个缩影,推前或拉后,那狂人的呼号等等,不是会显得不可思议么?
因此,就是从不是严格的象征主义者的象征作品(主题、人物、环境)来看,《狂人日记》也是不能和这些作品混同的。
五、《狂人日记》:现实主义在这儿上升到了象征境界
既然是现实主义的,《狂人日记》为什么有“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呢?这是否是由于运用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结果?我们以为,其实不是这样的。
主张这种“两结合说”的同志,往往会提及安特列夫的《黯淡的烟霭里》(1900)及鲁迅的“译者记”(1921),我们不妨把这篇小说和《狂人日记》作一比较。
在安特列夫的创作中,此篇的确算是“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46)的作品。其中的父亲、老仆人、十七岁的妹妹,作者如实写来,也都各有特征,但他的用意显然不是为了揭示他们的现实关系,以反映生活的本质,而是要以他们各异的行为方式、思想感情,来共同与主人公,尼古拉进行对照。而尼古拉,鲁迅说是“俄国的革命党”,又指出他有着“坚决猛烈冷静的态度”。(47)后者,即“坚决猛烈冷静的态度”是作者极力要刻画的。其人,不仅有“高大的精悍的身躯”,“锐利的射人的眼睛”,“蓬松的乱发”,“轻捷的举动”,连言语也是“严重而且简单”,“就是思想本身发着响”。七年前,他和别的学生因为一件事,被工业学校斥退,靠了父亲的联络,这才免了可怕的刑罚,激烈的互相争吵中,易于发恼的父亲打了他,这一夜他即离了家,而今,回来四星期了,和家里的谁都格格不入,至于他离家后的行迹,更是绝口不提。家人不管如何猜测,怎么翻捡他带回的行装,结果,越想搞个明白,越陷于“黯淡的烟霭里”,越是莫明其妙。最后,到圣诞节的前夜了,刚刚要和使他“厌恶而且不动他的生活”的父亲和解了,但即刻“已经感到在他的精神上,弥漫了崛强的奔腾的短的,尖利的‘不可’了”。于是乎,在“雪片慢慢”中,不管老仆人怎样挽留、哀求,“尼古拉便又没在他先前曾经由此突然而来的,那不知的,怕人的,黯淡的烟霭里”。——他又上路了。
当然,如此刚毅的言语举止,这样“坚决猛烈冷静的态度”面对“有钱,三个工场,四所房屋,我们天天结股票”的家,的确可以见出“革命党”的身影和意志。但他究竟在工业学校为何被斥退?回家以前干了什么?又为何出走?——作品连暗示也没有。作者要表达的,就是全家人和这个尼古拉的格格不入、无可沟通而形成的“黯淡的烟霭”而已。
安特列夫说:“按本性我不是革命者。”(48)正像在小说《七个绞刑犯的故事》(1908)中,他把革命者写成极端恐怖分子一样,这儿,他不过借这么一个“革命党”的外表和态度,来象征、寄寓自己想当然的对于革命及其革命党的感觉而已,仿佛“革命党”就是这么个“坚决猛烈冷静”而至于像怪物的神秘莫测的“对等物”或代号了,这就不能不使这篇本来极有现实性的作品,同时带有他的其他象征主义创作所具有的朦胧、阴冷和神奇了。这和狂人及其周围的人、事,都是在生活基础上的选择、提炼、概括和加工,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引述这篇作品和鲁迅的“译者记”,并不能为《狂人日记》是这种“两结合说”作证的。
那么,现实主义作品,能不能具有“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呢?回答是肯定的。有契诃夫的剧作为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奠基者高尔基在给契诃夫的一封信中说:
比方有人说,《万尼亚舅舅》和《海鸥》是新型的戏剧艺术,现实主义在这儿上升到了富有鼓舞力量的,含义深刻的象征境界,我认为我说得很对„„别人的戏不能从现实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您的戏却做到了这一点,„„。这儿,我们不妨以契诃夫的代表剧作《樱桃园》为例,来具体看看契诃夫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不同于一般剧作,此剧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郎涅夫斯卡雅和她的哥哥加耶夫庄园里有一座富有诗意的樱桃园。他们把财产挥霍光了:加耶夫无所事事,郎涅夫斯卡雅则长期在法国过着浪漫而奢侈的生活。他们为了抵偿债务,拟将庄园拍卖。商人罗巴辛建议砍掉樱桃园,将土地出租造别墅,以地租收入还债,这样可以保存庄园。郎涅夫斯卡雅和加耶夫不听,他们觉得樱桃园是贵族生活的最后标志,没有它就活不下去,但又不积极设法保存樱桃园。结果庄园还是拍卖了,由罗巴辛买了下来。在这一过程中,只有郎涅夫斯卡雅的女儿,年轻的安尼雅没有卷入全家人所经受的悲哀、惋惜情绪中,她受到大学生特罗费莫夫的启发,对新生活乐观向往。因此,她的话:“咱们另外再去种一座新的花园,种得比这一座还美丽”成了争取光明未来的号召。这就在历史、现实、未来的宏观背景下,通过人物阶级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典型塑造,概括出了俄国整个社会发展的历程: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取代贵族,是历史的必然,但俄罗斯真正的主人,却不是罗巴辛这些“遇见什么就吞什么的、吃肉的猛兽”,而是像作为平民知识分子代表的大学生特罗费莫夫和十七岁的安尼雅这样一些“新人”。——“现实主义在这儿上升到了富有鼓舞力量的,含义深刻的象征境界”;
显然,剧中的“樱桃园”,既是贵族生活的最后标志,又成了更加“美丽”的俄罗斯的象征,作者在概括社会历史的客观趋势的同时,又把人们引向了对大自然的沉思默想,从而使剧作“从现实中的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应当说,这种“抽象出来”,“哲学的概括”,在象征主义作品中,是极为常见的。例如梅特林克的代表剧作《青鸟》,其中的“青鸟”,“它是独一无二的人类幸福的体现者,它又包含着大自然的奥秘,因此它既能体现着人类精神上的幸福,同时又体现着人类物质上的幸福,既关系到现实生活,又关系到未来生活。”(50)当然,在这极为相似之中,还是显出巨大的差异的:前者着眼于俄罗斯的具体的阶级的历史进程,后者着眼于人类的抽象的一般思辨,其原则精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契诃夫只不过是手法上的借鉴、应用、融合而已;
有人认为《樱桃园》“简直象是一首象征诗,”(51)这是不无道理的。例如,剧作两次出现“琴弦绷断”的声音:
[大家都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各人想各人的心思,一片寂静,只听见费尔斯在嘟囔着。忽然间,远处,仿佛从天边传来了一种类似琴弦绷断的声音,然后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
[远处,仿佛从天边传来了一种琴弦绷断似的声音,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又是一片寂静。打破这个静寂的,只有园子的远处,斧子砍伐树林的声音。
——幕落
第一次的“那里”是“野外。一座古老、倾斜、久已荒废的小教堂。旁边,一口井和一些厚石头块,显然是旧日的墓石;„„将近夕阳西落的时候”;“各人”有郎涅夫斯卡雅、加耶夫、罗巴辛和特罗费莫夫、安尼雅及八七岁的男仆费尔斯;其时,“遇见什么就吞什么的、吃人的猛兽”,罗巴辛正起劲地感叹“啊!主啊,你赐给了我们雄伟的森林、无边的田野、不可测量的天边,那么,活在这里面的我们,也应当配得上它,得是个巨人才对呀!„„”而觊觎樱桃园了,„„;所以,荒凉背景下的这种声音,简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断弦声和主人的绝望、恐惧的心理,自然界与社会政治天衣无缝地交织起来。断弦声本来是实际存在的、没有意义的自然物。可是,在这里由于主人的绝望心理而被赋予了社会政治的象征。而第二次声音的象征意义,更是意味深长了:此前,一直“在嘟囔着”的八七岁的老仆费尔斯,在“树倒猢狲散”下,病危也无人送他进医院,尽管他还对已经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的加耶夫仍是小孩般牵挂和照顾,而今,曾几何时,诗情画意,高贵显赫你来我往的家园,只剩他一个在咕噜了“什么都完了,都完了„„哎,你呀,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啊!„„”之后,“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他成了旧生活的陪葬品;而这种“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的声音,无疑地便是穷途末路的贵族心理象征性的回声,“樱桃园”的被砍伐,暗示着旧时代、旧生活的结束,——美被毁灭是可悲的,可是我们对于旧日的樱桃园却是既惋惜又不惋惜,而斧子砍树的声音也是既悲伤又豪壮的。老费尔斯和樱桃园正在一同死去。这座古老的花园和费尔斯的同时死亡,极其悲凉而清楚地说明了过去所有的花园的美是在什么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的必然条件是奴役。所以归根结底,像它的主人们一样,这个美丽的古老的花园也是“不成器的东西”,它的美没有成长到真的高度,没有和真融合在一起,——它是不真实的、自相矛盾的美。将来会有一种真正的美,这就是光明灿烂的俄罗斯的明天!而契诃夫也通过自己的“新人”等,迎接了这个明天将要到来的真正的美:这是一种普希金式的激情和哀伤,这哀伤、惋惜之中,包含着对未来新生活的美的希望和憧憬;
再有,剧本三十三个“停顿”,也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把它“简直象是一首象征诗”来读。它不象独白那样客观上限制了观众更广阔的想像,只走向作者所指向的那一点;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由于腐朽、堕落、毫无目的,无事生气,无所事事的生活,使他们的行动节奏杂乱、缓慢或猛然间急促起来,毫无规律性,但又以缓慢、趋于停滞为主旋律,这是契诃夫明确点明三十三个“停顿”的直接原因;有了这些停顿,就会使观众不自觉地产生联想,下意识地跟着作者走向舞台外面,走向过去与未来,除了舞台上出现的这些事件之外,观众自愿相信,在舞台外面还存在着许多没有完全看到的生活事件,这样就使舞台与外部世界连成一体,这种虚中求实、实中求虚的意境,也是现实主义的《樱桃园》上升到象征境界的因素之一。
因此,现实主义的《狂人日记》有着“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也是豪不奇怪的,不必总要把它和象征主义挂勾。
那么,在《狂人日记》中,现实主义是如何在这儿上升到了富有鼓舞力量的,含义深刻的象征境界,能从现实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而具有了人所公认的“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呢?我们以为,这主要来源于:
①“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于历史、现实的深入的、总体的思考和对未来趋势的自觉认同。“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52)足见鲁迅对历史、现实的总体认识,是步步深入,逐步明晰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十月革命的胜利,沉睡的中国大地蠕蠕欲动,这更激起了他“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厚积而发,“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53)②“这一个”狂人及其“日记”的独特领域。契诃夫的格罗莫夫,因为发疯前不过是个“多余的人”,对现实既清醒又无力,再有从小体弱多病,所以,发疯后虽能“热烈奔放地讲起来。„„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来的灿烂生活,„„”但终难给人以“鼓舞力量”,“不能从现实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这固然为契诃夫的创作主旨所决定,但与格罗莫夫“这一个”的生活处境,思想情感也息息相关,因为他实在没有狂人因时代、现实的剧变而带有的反抗、斗争的勇气和行为,——这除了作者对其疯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揣了一脚”的点化外,从他疯后的言行举止,也是不难看出其疯前的民主主义者的身姿的;至于果戈里的九等文官小书记,他的致狂之因,原不过是为了爬上去而获取部长大人的千金小姐,虽能对社会的不公平提出控诉,但不过是为自己或自己的那一阶层鸣不平,也难以使人在更大范围思索整个俄罗斯的命运,——这种特定的描写对象,也不可能达到对历史、现实及未来的哲学概括的高度。
正由于狂人,在疯前有那样的经历、思想,患病后,由于妄想的固执,无节制的宣泄,出现在日记中的,便是上下古今,现在未来,围绕“吃人”观念,“思接千载,心游万仞”的广阔思绪:“易于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而“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的,尽管自己“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种妄想狂特有的思维的连续、一贯性和语言的飘忽、跳跃及刺激性,正适合于作者在历史、现实、未来的广阔背景中,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全面抽象概括出整个中国社会的本质,而且,这种抽象概括及展望,也达到了鼓舞人心的“呐喊”的效果,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如此的。在创作《樱桃园》时,契诃夫自己也深深感觉到:“一切都早已衰老过时,仿佛全都在等待着结束,又象是等待着一种年轻的新鲜的生活的开始。”(54)对照一下《〈呐喊〉自序》等,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不也正是这种感觉?尽管象契诃夫的“新人”特罗费莫夫和安尼雅一样,狂人对未来的热望及“救救孩子”的呼号,显得有点空泛、朦胧,很难说是“新鲜的生活”的具体道路和方式等等,但也正如恩格斯所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55)——的确,对于“这一个”狂人,鲁迅如此刻画,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 的确“小说选取狂人为主角是一个十分精心的安排。在黑暗势力阵阵相因地压在人们头上的那个社会里,一切都已经习惯,一切都视为当然,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谶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借实引虚,以虚证实。小说的艺术构思是巧妙的。”(56)而且,这种虚实相间的独特意境,同时带来了《樱桃园》的“停顿”的艺术效果。与果戈里的同名小说一比较,很可以看出《狂人日记》这种“格式的特别”之外的:前者在每则日记前标明是“十月三日”→“两千年四月四十三日”→“三百四十九,月二,年月三十四日四”。等等:后者“不著月日”,是“撮录”成的“略具联络者”,其中反复“今天”(5次),“前天”(4次)等字样,——显然是高度凝聚,压缩的结晶:中间留有大量的“停缺”空白。如果说,前者极易把人们引向对主人公自身“疯狂历程”的关注,后者这种“压缩”、跳跃、断裂等等,在“停顿”中,更易把人引向“幻影世界”之外的更广阔、更真实的理性世界之中,在这儿,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这种“虚”的幻影世界的“现成的外在事物”,对于我们作为正常人的读者而言,不难觉得:“对于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57)所以,象《樱桃园》一样,有了这些“停顿”,也会使我们不自觉的产生联想,下意识地跟着作者走向“幻影世界”外面,走向过去与未来。如果说,契诃夫的“停顿”是基于“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在各种场合的言行活动,绝不象旧的戏剧传统所描写的那样,是按照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文学家规定的逻辑去行动。恰好相反,而是由于个人思维的连续性,呈现出一种纷乱的、各行其是的、跳跃的、突发的状态”(58)而使“在舞台的表演上经常出现自言自语、所答非所问、说话说半句、前言不搭后语及说话过程中的停顿等现象,”(59)那么,作为一个妄想狂患者,“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的“日记”的“纷乱”、“跳跃”、“突发”及“所答非所问”、“前言不搭后语”等的飘忽、神奇、荒诞、刺激性等等,更为这种“鲁迅式的停顿”,提供了更加合理的可能和依据。
③象征主义手法的吸收和运用。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等等,这些,便是“安特列夫式的阴冷”,——象《药》中老母亲在墓地听到“一丝发抖的声音”和在“枯草”中所感到的冷萧一样,这儿,我们感到了食人者的凶残,现实的险恶;
象“青鸟”、“樱桃园”一样,《狂人日记》中的许多形象和意念是有着多义、朦胧、复杂性等等象征意义的。例如。“吃人”,作为全篇的核心意念,字面出现在《狂人日记》中,竟达28次之多,它既指肉体上的真正的吃人事件,又指礼教熏陶下人们已变麻木的吃人心理、意识等,还指在此种现实、礼教之中,人们自己,即使清醒,也同样会吃人而未必清白的可悲命运等等。又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等等中的“月”,有烘托,有暗示,有联想,就远不是“光明”“希望”等等明白、确切的词语所能概括尽的,这就如《过客》中“前面的声音”及“荒凉破败的丛葬”、《雨巷》中的“丁香”及“雨巷”一样,同时具有了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就是“黑屋子”、“孩子”,也是具有这种象征含义的:前者既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缩影,又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的象征;后者既是未来的寄托,又是新生祖国的形象——年轻的新鲜的生活的开端和希望。正象各种艺术的互相融合,相互“拿来”而促进各自的繁荣、发展和更加完美一样,现实主义,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也不会永远是“巴尔扎克式”的或“易卜生式的”的,契诃夫把它上升到了象征境界,达到了哲学的概括,是他吸收、运用象征主义手法(作为主要因素之一)的结果,就是我国现代杰出剧作家,曹禺,也有类似的倾向。例如《北京人》,它的主题、人物、情节等等,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但其中的棺材“曾皓在他晚年孤独的生活中,凡乎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到了那口棺材上,因此不惜一切漆棺材,他准备寿终正寝了。可是那暴发户杜家偏偏就看上了棺材,逼着曾皓拿他的命根子抵债,使曾皓死后仍然享受荣华富贵的希望彻底破灭。这里棺材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死亡的标志,而成了封建社会灭亡的象征。同时,通过杜家抢棺材的事,暗示资产阶级的末日也快到了,他们在争抢寿木。”(60)——小小棺材,同时显出了遗老和暴发户,原来全都是“不成器的东西”!又如“鸽子原是一对半路上飞走一只,因此剩下的一只叫‘孤独’。它象征着曾文清与愫方的心境与爱情,有时也象征曾文清的懦弱的性格。”(61)——这也是现实主义拥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之一;而《狂人日记》对象征主义手法的吸收,更是出神入化,天衣无缝的;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是典型的妄想狂患者例如平常“读报”什么时的活写照,但这的确又是鲁迅自己的痛心之论:“这历史没有年代”,是狂人失去时间观念或失去起码的辨识能力的结果,但同时又是作者借此有意模糊年代,以泛指所有的年代,使我们的思路,向更广阔的范围内延伸;“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是妄想狂的幻觉,但又是作者对历史的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的轻蔑;“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是狂人多疑的判断,但又是作者对掩盖在“仁义道德”字样下的历史罪恶本质的揭露:作者就是这样,既合乎现实地写狂态,又把我们导向了清醒的理性思考。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这里作者叙述吃饭过程与小说主人公疑心被吃掉的幻觉完全融为一体“连视觉(看见鱼)和味觉(吃鱼)都与人吃人的现象联系起来,”真实“到了令人战栗的地步。但就在这种真实的联系中,它由表现了封建的吃人思想、伦理道德,几乎无孔不入,已是沉潜在人们中的一种无形的意识,人们很难确指自己的哪种思想、观念就是吃人的传统观念,因而也很难确定自己的哪些言语举止会导致吃人的结果,到底是“鱼”是“人”是很难分辨清楚、剖析明白的。这也同时为以后的“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作了铺垫;也是在传统的黑染缸中,任谁也不能清白的象征。
还有,“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更怪;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把周围人的一言一动一笑都看作是对自己的迫害,并因此感到恐惧,这种错觉与心理固然是典型的迫害妄想狂患者的主观印象;但这又确是“人吃人”的封建现实社会的象征,互相疑惧、提防的人与人关系与社会心理的象征。至于“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也是对黑暗的封建社会及其统治势力所作的极精彩的象征性描画了,如此等等,这就更加增强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力,使作品“从现实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了;而所有这一些,又是紧紧扣着狂人的特有心理状态的。
当然,传统的象征手法,如“赵贵翁”、“古久先生”、“陈年流水簿子”、“海乙那”等等的“隐喻”、“借代”、“比附”、“隐射”等较为明确的“象征”含义,也对《狂人日记》具有“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起了一定的作用,使它具有了诗的凝练、含蓄等特征。
所以,象征主义手法在这儿和现实主义的刻画、描绘想结合,是相得益彰的,它起了画龙点睛和拓展读者思路的作用。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狂人日记》“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结果,现实主义还是基本(无论是作为原则精神还是手法、技巧),象征主义手法作为辅助,也是有其积极作用的,——《狂人日记》是融合了象征主义手法的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
六、结语
“生活真实的原则,对生活过程中合乎规律的典型事物的寻求,自然最充分地表现在把这种原则和寻求同时代的先进思想联系起来这一点上。现实主义把人民的解放运动、革命的世界观当作自己的艺术繁荣昌盛的思想基础。社会运动高涨的时代、民主思想普及的年代,是同现实主义艺术的蓬勃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每个时代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决定着这种艺术的历史特点。”(62)狂人,就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这种原则和寻求”的结果:他有着一般狂人的普遍性,有着妄想狂患者的特殊性,就是从他有时极为深刻和异常清醒而言,他都是一个真实、生动、具体的现实主义的妄想狂;同时,作为“杂取”中外古今“种种人”并鲜活地投射进鲁迅自己的精神个性而“合成”的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一个”民主主义者,——无论从其优点还是缺陷来看,他也堪称是当时“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所以,他不是“清醒的反封建战士”不是“普普通通的狂人”,也不是“被折磨得发了狂,发了狂仍然不屈的进行战斗的战士”。
况且,处身“社会运动高涨的时代、民主思想普及的时代”,“忧愤深广”且希望切近(“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63))的鲁迅,“他的指控针对着全部历史而非局部,他的同情遍及整个民族而非那一阶层,他的希望寄托于不受传统污染的下一代人。如此深广的忧愤,如此广博的希望,决非某种个人命运所能包容。它既难于以英雄人物的艰苦卓绝来表现,也难于以弱小人物的悲惨不幸来表现。为了揭示这样尖锐而高度抽象的主题,鲁迅需要一个不受社会常规约束的特殊场景,这便是一个疯子的幻觉世界。因此,即便已经选择了一个疯子做主人公,鲁迅也决然舍弃对主人公个人命运的关怀,撇开对外部环境的描述,而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刻画既飘忽又固执的病狂心理,用一颗狂乱的心去叩击一个民族的麻木的心,用一个疯子的狂言乱语去激发一个民族的理性思考。”(64)所以,对《狂人日记》的分析、理解,我们不能停留在像对待果戈理的同名小说那样,过多地注重于“对主人公个人命运的关怀”;我们还应看到,正是这种“叩击”、“激发”,而使它同时具有了“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
当然,作为流派,作为(原则精神的)创作方法,象征主义当然是与现实主义对立的;但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法,象征主义主要通过以下一些途径来表现:①通过暗示来识读奥秘;②以含蓄代替激情;③写梦幻以表达思想;④以联想产生形象;⑤运用对应构筑意念;⑥借音韵增强冥想。”(65)而《狂人日记》,正是通过这些途径使现实主义在这儿上升到了象征境界,达到了哲学的概括,此其一;
其二,应当看到,现实主义作为开放、发展的体系,“每个时代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决定着这种艺术的历史特点”,它不会永远是“巴尔扎克式的”的,“易卜生式的”,“托尔斯泰式的”或“果戈理式的”等等,契诃夫的剧作等等,便把它“上升到了„„象征境界”,“能从现实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曹禺,我们以约略说及,“五四”时,王统照“开放性的现实主义”,对后期象征主义者叶芝“用富有质感的形象表达抽象哲理的艺术手法”的接受,“使其早年的一些小说充满着迷茫的暗示、柔美的象征”,(66)如《雪后》、《微笑》等,“第三个十年”,父青对后期象征主义者维尔哈伦等的借鉴,使他在中国新诗发展历史上完成了“历史的‘综合’的任务”(67)等等,也显示了开放、发展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特点”。
尽管如此,无可回避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现代社会,由于近代以来的各种矛盾纷然杂陈,由于十月革命的感召和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英勇的奋斗,尽管外敌入侵,内战频仍,但革命的骤风暴雨之势,失望和希望的同时叠起,都把作为重压下“弱国子民”的精神志士的大部分作家,推向了广阔而严酷的斗争前沿,他们不能不苦恼、呻吟,“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68)——正是这种作家和人民和革命的亲和力,促成并壮大了汹涌澎湃的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大潮,李金发的象征主义等等,不过是其中的小小浪花或逆流而已;而伟大的鲁迅,正是以《狂人日记》,这悲壮的“呐喊”,开启了这个全新的辉煌的时代。
“日记狂人”寇广生 篇7
67岁的寇广生是个在全国都出名的“日记狂人”。50多年来,他自写日记800多万字,还四处购买、收集古今中外名人和普通人日记出版物、手稿500多册。
多年来,寇广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筹建一座全国性的日记博物馆,收藏一些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等以及普通干部、教师、工人、农民的日记,以反映时代和人们思想的变迁。
现在,他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我们获悉.寇广生已
和母校洛一高联手,开始筹建全国首家日记博物馆。
1
寇广生和他的三张“名片”
67岁的寇广生回洛阳了。
行走在故乡的大街小巷,这位“日记狂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离家40多年后终于回来了,我心里高兴;能在家乡办一个日记博物馆,实现我多年的梦想,我心里更高兴!”他乐呵呵地说。
寇广生1944年10月出生于洛阳,1969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1970年起在河北省保定市工作。
自幼爱好文学,以写作为乐趣的寇广生16岁起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且一发不可收。1979年,寇广生发表了第一篇研究日记的文章,对日记的兴趣自此更加浓厚。之后,他潜心研究日记学,并先后在全国各地期刊发表杂文、小说、诗歌及介绍名人日记、论述日记的文章200余篇。
他热衷日记的事情先后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他也因此被称为“日记狂人”。
寇广生的第二张“名片”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因为他独辟蹊径,以“骡子”自喻,潜心钻研骡子的哲学。看到我们有疑问,老人笑了:“说一个人是骡子,终归有些不雅。我自称骡子,别人还觉得我这人有毛病。不过我们要知道,这称呼里也包含着哲理——骡子非驴非马.代表的是一种人生的中间状态。人们常说,事物可以一分为二,也习惯用非此即彼的观点看问题。实际上,事物是一分为三的,亦此亦彼才正常。这种观点其实就是多年来人们研究的‘一分为三法’。”
您可别小看了他的“骡子哲学”。在2003年元旦中央电视台举行的《中国日记——我们的2002》活动中,寇广生凭着“骡子小姐”的名号成为80名现场观众之一,并有幸在节目中通过大屏幕与当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篮球明星姚明通上了话。
寇广生的第三张“名片”是他自创的一套老年人养生理论——“爬行疗法”。
寇广生虽已将步入古稀之年,但精神状态特别好。他说,这些年他走南闯北到处收集日记,还宣扬自己的“骡子哲学”,关键是有一副好身板儿作支撑。他说,20多年前,他在上海一份杂志上看到爬行对人身体有种种好处后,便开始实践。一段时间后,他觉得挺有用,就坚持了下来,有时外出住酒店,还在酒店的长廊上爬。“每次爬行后,都觉得全身舒畅;时间一长,腰部、腹部的肌肉明显结实了!”他说。
己与日记结缘,研究日记渐出名
了解了寇广生的“三张名片”,我们重点来了解一下他此次回洛阳的主要目的——倡导筹建日记博物馆。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寇广生能坚持记50多年的日记,并醉心痴迷于“日记事业”呢?
寇广生说,读初中时,他偶然看到一本《假期回乡日记》。该书作者王桂芹是北京实验中学的学生,1957年回河北老家时曾写了14篇日记。巧的是,这些日记被她的同学李敏带回了家,并被李敏的父亲毛泽东看到。毛主席通读这些日记后予以精心批改,并做了批示,认为这些日记写得非常好,可以在报刊上发表;同时,还批注他的子女也要认真读上两遍。
此事经《中国青年》刊登后,在全国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尤其是作者的一段话让许多人受益匪浅:“我觉得记日记能使自己生活得更认真,使自己想一想今天过得如何。记日记也是一种思想意识的锻炼。”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那以后,寇广生就下决心每天坚持写日记。他至今保存最早的一篇日记,是他从市11中升人洛一高时写的。那一天是1960年2月26日,是一个晴朗的星期五。
随着时间推移,寇广生写日记、收集日记也渐渐出了名。因为这项“日记”事业,他和许多知名人士建立了友谊,如硬笔书法家庞中华、作家张抗抗等。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的女儿还给他寄来了两篇竺可桢的日记。曾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畅销书《国民素质忧思录》的作者解思忠给他回信说:“您从事日记研究非常有意义,如果我们每一位国民都能在一个领域几十年如一日地钻研下去,我们国民的素质将会大大提高。”
曾在中共中央党校担任教授的党建理论专家赵生晖给寇广生回信说:“您的执著追求,深深地感动了我。现在什么都成了一门学科,唯独日记这门学科,还没有人(建)立起来。看了您的信和文章,我感到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3 母校支援.助其打造全国首家日记博物馆
写日记、研究日记的同时,寇广生还热衷于收藏日记。他介绍,40多年来,他四处购买、收集古今中外名人和普通人的日记出版物、手稿500多册,其中比较罕见的有两本民国版的《徐旭生西游日记》和18册《有泰驻藏日记》,另外还有《杨尚昆日记》、《李伯钊(杨尚昆夫人)日记》、《谢觉哉日记》、《恽代英日记》等。
拥有一辆日记大篷车、建立一座日记博物馆是寇广生的梦想。他说,许多人对公开发表的日记都有一种看法,认为这都是经过加工、写出来给别人看的,因而对这种日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实际上,纯粹的私人日记和公开发表的日记是有区别的。刘心武曾说过:“私人日记就像自己的家,什么样的东西都能放在里面,但是当有客人来访时,你总要把屋子打扫一下才好迎接客人吧?这能叫假吗?”
“我的日记博物馆就是想为更多人建立一个精神家吲,让大家认识到日记的重要性,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同时又能真实地记录生活和时代的变迁。”寇广生说。
几年前,寇广生在一次教育年会上结识了时任洛龙区教育局局长的张欣。听闻寇老是洛阳人,对日记收藏又很痴迷,张欣颇为感动。今年9月,在一次通话中,寇老听说张欣已调至母校洛一高任校长,便表达了想在母校建博物馆的想法。对此,张欣表示支持。
今年十一长假,张欣和学校其他领导邀请寇广生回洛阳,和学校部分教师探讨筹建日记博物馆的想法。没想到,会泌上,几乎所有教师都表示认可。大家一致认为,现在不论小学生还是中学生,写作文普遍存在“假大空”情况。如果在学校建起博物馆,同时在学生中倡导记日记,不仅有助于孩子们提高写作能力,更有利于培养孩子们的道德观。此外,国内目前尚无日记博物馆,如能运作成功,对我洛阳市知名度的提升也将起到一定作用。
张欣介绍,目前学校已与寇老达成一致,决定在图书馆辟出一块1000平方米场地,用于筹建“华夏日记博物馆”。这一博物馆将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而向全国日记爱好者征集藏品,做日记史料的展示;另一方面是将日记和中小学教学工作结合起来,在全校甚至全市中小学生中倡导日记文化、拓宽语文教学(写作)。同时,洛一高还将依托该博物馆在网络上开辟师生日记园地,举行日记狂欢节及日记论坛、日记大赛等,将构建遍及全世界的日记人网络,全面掌握具体资料,吸引更多的人投身日记热潮,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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