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简介

2024-10-25

袁宏道简介（通用6篇）

袁宏道简介篇1

公安派领袖--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在明代后期，文坛沉寂之际，突兀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学派别，给文坛带来了生机，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公安”派。这个文学派以提倡“性灵”著称，其领袖是出生于今荆州市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史称“公安三袁”。他们都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继唐宋古文运动之后，又树起了一面文学革新运动的旗帜。他们的成就不仅是文学成果，也是思想成果，对以后几百年的历史乃至五四文化运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公安“三袁”，先祖居圻州，后移居荆州公安县长安里。袁宗道(1560年--16)，字伯修，明万历十四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春坊右庶子等职;袁宏道(1568--16)，字中郎，万历二十年中进士，历任吴县知县，吏部验封司主事等职;袁中道(1570年--1626年)，字小修，万历年四十四年中进士，历任徽州教授、南京吏部郎中等职。三人为同胞兄弟，时称“三袁”，同为著名的文学革新派--“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成就最大，名声最著。

明代自弘治到万历中期，前后“七子”相继统治文坛打百年之久，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摹拟剽窃。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文人学者，都曾不满“七子”派的文学主张和做法，但反对力度不够，正当后“七子”首领王(世贞)、李(攀友)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非之。宗道在馆(翰林院)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万历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宏道在吴县县令任内，荟集江南进步文人学士，吟诗、撰文，抨击“七子”，首先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这就是“公安派”的旗帜。后来，又由“三袁”兄弟发起，在北京城西崇国寺组织“蒲桃社”，继续进行反复古运动。“中郎之论出，王(世贞)、李(攀友)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道在他两个哥哥去世后，继续举起“公安派”的旗帜，总结了推倒“七子”统治文坛的成绩。对某些末流之弊，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和纠正。“三袁”的文学主张及其清新流畅的`作品，对当时文坛及后代文学的发展起了进步作用。特别是宏道的山水游记，清俊秀丽，自成一家。晚期散文家张岱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子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寓山注跋》)。

“三袁”不仅文名卓著，为官也清正廉洁。宗道以右庶子任东宫讲官时，“省交游，简应酬”，办事“鸡鸣而入，寒暑不辍”，致积劳成疾。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宏道任吴县县令时，在任仅二年，就使“一县大治”，“吴民大悦”。辞去县令后，“为人贷得百金”，作妻室生活费用。宰相申时行赞叹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在吏部任职时，大胆革除弊政，惩治污吏，震动很大。中道也和他两个哥哥一样，为官到头，只落得两袖清风。

在袁氏三兄弟中，对“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形成，各自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反复的理论斗争中，三袁组成了一个有序的梯队。最先反对复古的先锋当数袁宗道。正如文学评论价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品》中所说：“公安一派”实自伯修(袁宗道字)发之。”袁宗道很早就推崇白居易和苏轼，他把自己的书斋就命名为“白苏”，其义就是提倡通俗的、接近口语的文字，做到作品明白易懂。

在袁宗道向复古主义的文学主张发起冲锋之后，袁宏道继之开展了全面的进攻，并完善了“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他指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法不相沿”，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崇古卑今的口号，而强调“各极其变”。他还提出具体的文学主张，认为反对摹古的武器之一就是要讲究文学作品的真挚情感，即一切作品都要“从真情实境中流出”;另一个武器就是强调独创，在同代诗人中，袁宏道鄙视前后七子，推崇徐渭，其原因就是诗能够“尽翻窠臼，自出手眼”，也就是他在《与张幼于书》中所说的“见从己出”。

继承并完成“公安派”学说的是袁中道。在三袁中，他的寿年最长，因此他得以巩固两位兄长的理论成果，并在各方面都有新的创见。他还被认为是“下启竟陵派的一人”。

在中国文学史上，像三袁这样的一母所生三兄弟能同时期跃登大雅之林，又在哲学思想、政治倾向、文学观点、创作风格，以及性情、气质方面高度的和谐一致，并且能够互相配合实现文学革新的目标，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但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更是一个奇迹。

袁宏道简介篇2

一、晚明小品发展概况

小品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的经典著作如《论语》《庄子》中就有许多可以被称为小品的篇章。六朝佳作如林 , 明人小品中有诸多模仿者。明代前期和中期,小品创作比较低沉,从神宗万历开始,明朝进入了末期,小品进入繁盛期。

晚明小品的繁盛主要表现为创作群体空前强大和小品数量的繁多。晚明小品作家除李贽、徐渭、汤显祖、“三袁”、钟惺、谭元春、张岱外,比较有名还有屠隆、陶望龄、江盈科、王思任、张大复、陈继儒等。上自官宦 , 下至一般文人 , 都在作小品文。这些文人不仅写小品,而且还将小品编入个人文集,有的文人还有专门的小品集。如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张岱的《陶庵梦忆》等。此外文人也开始编定小品集,如王纳谏选编《苏长公小品》、陆云龙编《翠娱阁评选十六家小品》等。晚明小品的繁盛还表现在小品成为了广受的欢迎畅销读物,像袁宏道、陈继儒这些小品大家,书坊刻印作品非常多,甚至还出现了伪书。

二、袁宏道的文学思想与晚明小品

明代的前后七子复古论到其末己臻登峰造极之境 ,“举国同唱 , 万嚎一音”。袁宏道对明代诗文模拟沿袭的弊端大加批判,他认为“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的这一主张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中郎之论出 , 王、李之云雾一扫 , 天下之文人才士 ,始知疏瀹心灵 , 搜剔慧性 , 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 , 其功伟矣。”袁宏道在文坛上掀起的反复古潮流张破除了当时的拟古风气,打破了文以载道的观念以及格调、法度的束缚,为抒发个体性情的晚明小品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诗文要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感情、性情,不要拘泥古法,无有束缚。同时,他认为物真则贵,诗文应该表达自己的真感情、真欲求,并对此作了阐释 :“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性之所安 , 殆不可强。率性而行 , 是谓真人。”袁宏道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后起文人的认可。陈继儒主张“直讴其性灵之所欲言”且大力提倡新变,认为“新则变,变则传,何疑”。陆云龙在《叙袁中郎先生小品》云 :“夫人无事不欲行胸臆 , 至文字动思摹古 , 曰如是方合某格 , 如是方同某人 , 句程字仿 , 日变月移以就之。……不知文章亦自抒其性灵而已。”陆云龙在此标举袁宏道的主张,认为“文章亦自抒其性灵”,不应使灵气受剥削,小品要抒发的正是真我,“率真”则性灵现。晚明小品作家的这些主张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袁宏道文学思想的自觉服膺。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晚明小品把抒发自我放在了首要位置,大胆的抒写自己的性情。袁宏道提倡“独抒性灵”在推动晚明小品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晚明小品内容浮华、鄙俗,格调不高的弊端和袁宏道的文学主张有一定的关系。

三、袁宏道的小品创作与晚明小品

袁宏道的小品是一直为人称道的。袁宏道的小品中尺牍是最多的,并成为他挥洒性灵天地,他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以及人生观和文学观都在他的尺牍中有真实的体现。他的尺牍抒写性灵、表现自我,形成了与传统尺牍迥然不同的意趣。袁宏道的游记小品则表现出他对山水的热爱,情感真切自然流露,极富趣味和韵致。

袁宏道小品挥洒自然的风格受到了晚明人的欢迎。“迩日吴越间,学问则宗李晋江,诗文则宗袁公安,天下靡然从风。书肆赝作,借名号者不胜举。”袁宏道的这些小品不仅受到追捧,晚明一些颇具实力的小品作家对袁宏道的小品也大加赞赏,他们的文章风格逐渐向袁宏道靠拢。陈继儒在《媚幽阁文娱序》中引郑元勋言曰“近年来缘读《礼》之暇,搜讨时贤杂作小品而题评之,皆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然新陈代变 , 作者或孤出 , 或四起 ,神鹰掣鞲而擘九霄 , 天马脱辔而驰万里 , 即弇州公见之 , 亦将感得气之先、发起予之叹。”郑元勋的说法代表了万历后期至天启崇祯年间一批文坛后起之秀对袁宏道在晚明小品历史上“旗手”地位的认定。此外 , 晚明出现的许多小品集,如华淑所辑《闲情小品》, 陆云龙所辑《十六家小品》等都收录了袁宏道的小品,极大地扩大了袁宏道小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毕懋康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载当时“操觚登坛”的后生小子“中郎之曩集出,则啧啧欣赏,至有闭门索句,欲效之以妙天下者。”袁宏道的小品成为了后生模仿的范例。

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和优秀的小品作品影响了晚明小品的发展,为文人创作小品提供了指导和典范。晚明人在谈论小品的特质时 , 始终不离袁宏道 , 足见其文学思想及其小品文创作在晚明小品中特殊的位置。

摘要：晚明小品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作为晚明颇具影响力的文人,袁宏道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影响了晚明小品的发展,成为晚明小品炽盛的重要推动力。

袁宏道说情趣篇3

袁宏道是性情中人，自己有经验、对人有观察，因有“世人所难得者趣也”的感觉。一声感叹，正好折射出公安派崇尚性灵的人生趋赴。看袁宏道获任吴县与辞任吴县时给朋友的两通书信，足以彰显他性格中的率真：适性则行，违性则去。做派就像南北朝时的王子猷，“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故事脍炙人口。那天剡溪上雪花飘了一夜，王子猷也在山溪中整整折腾了一夜。让人困惑的是，明明是当事人发酒疯、瞎胡闹，后人却津津乐道了一千多年，称这就是率性而行的审美人生！《叙陈正甫会心集》显示袁宏道对趣的思考十分仔细，认定“趣”只能意会，难以言传—“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惟会心者知之。”并认为“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这话说得似乎有点绝对，一下就将趣味引向了神秘的方面。虽然学问好的人不一定有情趣，但学问做得好，一旦情趣起来，即如长袖善舞，更能将其演绎得出神入化，达到的境界自是凡人难以企及的。当代学者钱锺书学问淹博，他能写长篇小说在学人圈子里已是一个奇迹，《围城》文笔诙谐、妙趣横生。如果用情趣做标准，对现代文学作品逐个进行评比，我绝对会投《围城》一票。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情趣生活与学问、知识相敌对，知识愈多愈无趣。幸好袁氏适可而止，改从生活实例来说明情趣的表现，效果确实很不错。

我们知道公安三袁与李贽友善，受李贽的思想影响，袁氏论趣便从童心说起。袁宏道认为，儿童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却能得人生之至乐，是“不知有趣，而无往而无趣”。由此类推：村夫野老，品愈卑，所求愈下，率性而行，无所忌惮，知趣、生趣、现趣的概率也最大。从袁氏的分析看，率真是情趣之源，但关键还在于这里的率真大多与人性中善良的部分联系着，给人的感觉便是两个字：亲切。袁宏道有一篇《山居斗鸡记》，写乡间小儿见两鸡相搏，一大欺一小，心生不平，愤而出头，帮着小鸡斗大鸡。旁观的大人笑他越界、多管闲事，反被孩子一通嘲骂：“较之读书戴乌纱与豪家横族共搏小民，不犹愈耶？”意思是大人中有不少势利鬼，昧着良心为虎作伥，跟着强的欺弱的。孩子虽小，凭着天性，居然对老子所说的“天道”与“人道”也有了感性的认知，助小鸡搏大鸡，看起来好像只是童稚的天真，其实合于“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一旁目睹了村野中偶发的这场斗鸡，有感于童心的一片率真，袁宏道逢人便说，说过之后，“人笑余亦笑，人不笑余亦笑，笑而跳，竟以此了一日也”。不管是与人同乐还是自得其乐，都让袁氏本不称意的人生有了放声一笑的好佐料，增添了不少乐趣。

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闻言便知是性灵派的见解。在袁宏道看来，世上的无趣之人，往往是那些上年纪、有学问、品级高，又自以为是的人。这就应了“高贵者最愚蠢”的说法。这类人自己被各种规矩束缚，行尸走肉地活着，又好用规矩苛求人，像巴金《家》中高老太爷对觉新的管束，严重点说，那是扼杀人性、蓄意制造人间悲剧；此外还有一类人，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满肚子男盗女娼，像鲁迅小说《肥皂》中的四铭，面目更是可憎。

袁宏道说趣的文章含着警示，做人要懂得自爱，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不能自以为是，什么都看不惯，像专门挑毛病、扫人兴头的九斤老太。《红楼梦》中贾母多次出面，不准人干涉孙儿辈的嬉耍玩闹，只要孩子们玩得开心尽兴，她必喜滋滋地透着乐。贾母护孙并不违礼，认识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贾母也绝无违礼的“故意”，在宝玉的婚姻大事上，秉持延续高贵血脉与诗礼传家的所谓正道，她也是坚定的“金玉派”。但容忍儿孙们保持自己的天性，毕竟比大观园中的道学家们知趣、识趣。

古人苦于生计，面对生活的煎熬最容易消磨掉的正是做人的情趣。但总有例外，归有光科场失意，五十多岁前一直在各处奔波，亦教亦学，维持家计的重压，科场得意者投来的冷眼，都会让他深深地感受到生活的艰难与世态的炎凉。可是他写《寒花葬志》、写《女二二圹志》时注意到寒花冉冉而动的眼珠与替主护食的率真，描写出生未及周年的女儿二二见父亲归家时“跃入”其怀的欢腾，这些似乎都说明艰难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归氏认真观察与体验生活的兴味，假使没有慧眼，如何发现，没有情趣，怎有感觉？我想，归有光的作品之所以耐读，广获好评，应是文情并茂的缘故吧？

袁宏道说趣、论趣，也极想构建有趣的人生。在致友人徐汉明的信中，他将世人的活法分为四类，第一类，玩世。玩世者罕见，“上下几千载，数人而已”，且“不可复得”，袁氏因此认为玩世不可学。第二类，出世。出世太过消极，袁氏未赞一词。第三类，谐世。袁宏道称此类人物为“措大”，意谓“穷酸”，撇清了与它的关系。他最中意的是名为“适世”的第四类。袁氏所说的“适世”与媚俗无关，他用语带自嘲的口吻描述这一类人的行止：“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也许正是因为天下最不紧要，才能更多地葆有纯真的人性，葆有生活的乐趣。这样的人当然会受“贤人君子”的排斥，而袁氏偏爱此种活法，说是“自适之极，心窃慕之”。这样的生活境界确实令人神往。余生也晚，不能亲历文字载录的那一个个其乐融融的生活现场，然而也幸有文字存留，每一阅览，都给了我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

儒家哲人其实也有宽容大度、充满情趣的智者。《论语》中述及孔子与弟子们春日郊游，闲坐聊天，气氛亲切平和，言谈充满人情味，让人感觉到孔子谦和、睿智的人格魅力，虽然千年遥隔，读之仍如沐春风，获益良多。惠风和畅、曲水流觞，东晋永和九年发生在兰亭的那场文人雅集，应该是一个融洽、惬意的聚会，万物复苏、百家争鸣，大约从“细推物理须行乐”到“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各种不同意见都可以尽情表达，全不用介意能否获得认同，只是“亦各言其志耳”。要是真的能够穿越，去往魏晋，一睹高人雅致，该有多好！此外，还有一位稍晚于袁宏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票友近于荒唐的行止也因情趣的关系走入了我的视野。深夜里，乘着月色，未经人家允许，私闯本属方外的禅院，自说自话地摆下场子，大吹大擂、粉墨登场，硬是过了一把唱戏的瘾。此人就是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岱，一个兴发而来、兴尽而去，全不讲求梨园规矩的顶级票友。

袁宏道简介篇4

湘湖

袁宏道

①萧山樱桃、鸷鸟、莼菜皆知名，而莼尤美。莼采自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后佳。若浸他湖便无味。浸处亦无多地，方圆仅得数十丈许。其根如荇，其叶微类初出水荷钱，其枝丫如珊瑚，而细又如鹿角菜。其冻如冰，如白胶，附枝叶间，清液泠泠欲滴。其味香粹滑柔，略如鱼髓蟹脂，而清轻远胜。半日而味变，一日而味尽，比之荔枝，尤觉娇脆矣。其品可以宠莲嬖藕，无得当者，惟花中之兰，果中之杨梅，可异类作配耳。惜乎此物东不逾绍，西不过钱塘江，不能远去，以故世无知者。余往仕吴，问吴人：“张翰莼作何状?”吴人无以对。果若尔，季鹰弃官，不为折本矣。然莼以春暮生，入夏数日而尽，秋风鲈鱼将无非是，抑千里湖中别有一种莼耶?

②湘湖在萧山城外，四匝皆山。余游时，正值湖水为渔者所盗，湖面甚狭，行数里，即返舟。同行陶公望、王静虚，旧向余夸湘湖者，皆大惭失望。

阅读练习及答案

22.第①段画线的“尔”指代的内容是(用自己话回答)张翰家乡吴地不产莼菜。(张翰家乡吴地人也没因莼菜了解张翰)。(2分)

23.文章运用张翰“莼鲈之思”典故的作用是典故突出表现莼菜美味，简洁含蓄，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2分)

24.下列各组中加点词的用法和意义相同的.一项是(D)(3分)

A.惟花中之兰善万物之得时(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B.然莼以春暮生不以累臣衅鼓(《左传·秦晋殽之战》)

C.入夏数日而尽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左传·秦晋殽之战》)

D.正值湖水为渔者所盗吾属今为之虏矣(司马迁《史记·鸿门宴》)

25.对第①段画线句理解的正确一项(C)(2分)

A.秋风鲈鱼也无非如此，难道千里湘湖还会特别有一种莼菜吗?小水作品

B.因秋风鲈鱼人们将不再无视这种莼菜，要抑制湖中另外一种莼菜的生长吗?

C.张翰与秋风鲈鱼并提的难道不是这种莼菜，或者千里湘湖还存有另外一种莼菜?

D.秋风鲈鱼的提法莫非没有什么对与错，可能后来抑制了湖中另外一种莼菜的生长?

26.文章题目“湘湖”，却以大量笔墨写莼菜，对此试立足全文加以评价。(3分)

大量笔墨写莼菜侧面突出湘湖之美，为结尾“大惭失望”铺垫蓄势，意味深长。

参考译文

①萧山的樱桃、鸷鸟、莼菜都远近闻名，尤以莼菜为美。莼菜采自西湖，在湘湖浸泡一宿之后才为佳品。湘湖能浸泡的地方也不多，方圆也就仅几十丈上下。莼菜的根如荇菜，叶子有点像刚出水面的小荷叶，它的枝丫就像珊瑚，细细的样子又像鹿角菜。它的嫩茎和叶背部有胶状透明物质，像冰，像白胶，附着在枝叶之间，汁液透明清凉欲滴。它入口香脆滑柔，有点像鱼髓蟹脂，可是那种清香的味道又绝非鱼髓蟹脂可比。出水经半天味道就变了，经一天味道全无，与荔枝相比，感觉更要娇嫩脆弱。莼菜品性即使推崇莲藕与之媲美也不够得当，只有百花中的兰花，水果中杨梅，从异类的角度权且能与之相配。可惜莼菜生长范围向东不过绍兴，向西不过钱塘江，不能远离这个生长区域，所以世人很少了解这种植物。我去吴地任职，问吴人：“张翰钟情的莼菜是什么样子的?”吴人回答不上来。果然这样的话，张季鹰为莼菜弃官归乡，不是太赔本了。莼菜在暮春时节生长，入夏几天就不再有了。张翰与秋风鲈鱼并提的，难道不是这种莼菜，或者千里湘湖还存有另外一种莼菜?

浅析袁宏道与陶望龄交往的尺牍篇5

在钱伯城的《袁宏道集笺校》中, 收录袁宏道与陶望龄交往的尺牍18篇。《锦帆集》3篇, 《解脱集》1篇, 为袁宏道在吴中时所作;《瓶花斋集》8篇, 为袁宏道在北京时所作;《潇碧堂集》5篇, 为袁宏道回到公安时所作;此外未编稿里存1篇。因此, 我们在分析袁宏道写与陶望龄的尺牍时, 应予以分期, 进行动态研究。

一、《锦帆集》《解脱集》中与陶望龄的尺牍

袁宏道厌恶做官, 在尺牍中与陶望龄大诉为官之苦, 想要辞官归去。“大官谁不愿做, 然大官累人, 远不如闲散之可以适志也。人生如此而已。”袁宏道表现出来是不同于传统士人的价值取向, 想到袁宏道为辞官专门作《去吴七牍》, 可见袁宏道是发自内心的追求自适。因此袁宏道得以病休后, 十分畅快, 与陶望龄书:“疟鬼甚成就我, 毕竟成就我去, 快哉!”不再为官所累的愉悦之情, 溢于言表:“病夫竟解官矣, 至湖上矣。”

袁宏道更愿与友人享受山水之乐。询问陶望龄:“何日可赴太湖之约?乞一的示。”又催促陶望龄践约:“中秋日谨候山人与虎丘之上, 幸勿爽期。”病休之后, 与陶望龄书:“弟欲于灯节前后, 过西湖养病, 便徼君家兄弟盘桓数时。借山水之奇观, 发耳目之昏聩;假河海之渺论, 驱肠胃之尘土。”更有“此时不为, 直待作阁老归林下而后为, 恐那时兴寄转阑耳”的感慨。游览山水在袁宏道看来就是一件适意之事, 与友人一起赏玩更是幸甚至极。

袁宏道也与陶望龄谈一些诗文, “二兄去后, 弟为作纪事诗一章, 书卷头奉览。”又有:“病夫此来, 携得有二十斗珠玑, 当与君家兄弟共之。”

二、《瓶花斋集》中与陶望龄的尺牍

早在万历二十二年, 袁宏道与陶望龄相识后, 两人便志趣相投, 时常谈禅。袁宏道居北京时, 还结葡萄社于城北崇国寺, 便于同周围友人谈禅论道。

得知陶望龄兄弟在家参禅, 袁宏道直言道:“世岂有参的明白的禅?若禅可参的明白, 则现今目视耳听发竖眉横, 皆可参的明白矣。”并与陶望龄书:“弟近日始悟从前人处, 多是静妙境界, 一属净妙, 便是恶知恶解。彼以本来无物, 与时时拂拭分顿渐优劣者, 此下劣凡夫之见耳, 尚未得谓之开眼, 况可谓之入道与?”撰写了推崇净土的《西方合论》寄给陶望龄。袁宏道认为自己学道到此时才始得下落, 而世人只学得一些皮毛, 便说学完了是非常可笑的。批评了当时士人混淆禅、儒的倾向。

同时, 袁宏道与陶望龄大量谈及诗文。称赞陶望龄:“古胜律, 律胜文, 至扇头七言律犹为奇绝。”在遍阅宋人诗文后, 做出评价:“宋人诗, 长于格而短于韵, 而其为文, 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 此语非兄不以为决然也。”抒发己见:“夫诗文之道, 至晚唐而日小, 欧、苏矫之, 不得不为惊涛大海。至其不为汉、唐人, 盖能有之而不为者, 未可以妾妇之恒态责丈夫也。”高度赞扬了欧阳修、苏轼的诗文, 希望自己也能矫正当时的文风。并指出时人弊端:“世间骚人全不读书, 随声妄诋, 欺侮先辈。”

三、《潇碧堂集》中与陶望龄的尺牍

万历二十八年, 袁宏道回到公安后, 隐居山林。在他与陶望龄的尺牍中明确道明, 已将家庭琐事托于妻儿管理, 想要弃世绝俗。

袁宏道与陶望龄谈道的尺牍, 从前期的重视适性, 渐趋于中庸与圆融, 有随缘的倾向。他开始对渐修持怀疑态度, 与陶望龄道:“若云蔬食断腥是修, 则牛羊鹿琴亦蔬也。若云长夜不眠是修, 则训孤蝠鼠亦不眠也。”还告诫陶望龄:“愿兄勿以习气之深浅论人, 以定力之粗细论道也。”并批判自已此前的禅学思想:“弟往见狂禅之滥, 偶有所排, 非是妄议宗门诸老宿。自今观之, 小根之弊, 有百倍于狂禅也。”此后以随缘任运的态度谈禅论道:“大都世间自有一种平易质实, 与道相近者, 而自视庸庸, 以道为高而不敢学。”

袁宏道对友人致以深切思念, 与陶望龄的尺牍中多有阐发。“弟谓诸兄纯是人参甘草, 药中之至醇者。若弟直是巴豆大黄, 腹中闷饱时, 亦有些子功效也。”又与陶望龄书:“山居久不见异人, 思旧游如岁。青山白石, 幽花美箭, 能供人目, 不能解人语;雪齿娟眉, 能为人语, 而不能解人意。盘桓未久, 厌离已生。唯良友朋, 愈久愈密。”美景、美人作陪, 亦不能与良友相比。

四、袁宏道与陶望龄交往尺牍的艺术特色

纵览袁宏道与陶望龄交往的尺牍, 多是直抒胸臆, 随意率性, 一气呵成, 平易近人。虽是与陶望龄书, 读之亦觉亲切自然, 若良友在耳轻语。

这些尺牍大多体制自由, 或寥寥数语, 或长篇大论。一篇之中, 句式也是长短随意, 灵活多变。总体上, 这些尺牍短小精悍, 耐读性强, 意趣横生。如前文提到袁宏道解官之后, 所作《陶石篑》一篇, 仅有41个字, 十分简短却精妙绝伦。万历三十四年所作的《答陶周望》篇, 有数百言之多, 却将自己对禅道的认识讲解的清晰流畅, 读之不觉艰涩拗口。

这些尺牍的语言很有特色, 平易晓畅, 清新自然, 幽默诙谐, 明白如话。万历二十七年所作《与陶石篑》篇:“龙潭水光千顷, 荷香千里, 长堤迂曲回还, 垂杨夹道, 大有江南风景, 惜无亭榭可布几筵耳。”谈山论水, 轻盈洒脱, 文笔优美, 语言质朴, 可谓一篇佳作。更遑论袁宏道与陶望龄交往的尺牍中, 多是朴实平易之语。

这些尺牍还有一个显著特点, 善于使用引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万历二十六年所作《答陶石篑》篇, 不仅引用孔子的话阐释对道的理解, 还引用小说中载的圣僧与担夫的故事, 让陶望龄不做“退心担夫”。前文提到的袁宏道把友人比作人参甘草, 自己则喻为巴豆大黄, 更是为这些尺牍增添了艺术魅力。

综上, 我们主要探讨了袁宏道与陶望龄交往尺牍的主要内容与艺术特色。由于《袁宏道集笺校》收录袁宏道与陶望龄交往尺牍的篇幅有限, 陶望龄的《歇庵集》《陶文简公集》中几乎没有收录陶望龄与袁宏道交往的尺牍, 这在研究袁宏道和陶望龄交往的整体风貌上有很大困难。但是, 纵览这18篇尺牍, 仍让我们领略到袁宏道与陶望龄之间的真挚情感。就连钱伯城也在《袁宏道集笺校》里说:“袁宏道的可贵, 就在于他的坦率和真诚。”书自己所言, 道自己所悟, 谈自己所好恶, 袁宏道率性的让人艳羡!

参考文献

[1]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2]黄菲菲.袁宏道尺牍中的载道思想研究[D].广西大学硕士论文, 2008.

袁宏道小品文的世俗化倾向篇6

关键词：袁宏道小品文世俗化

中国古典散文源远流长，“小品”是古典散文的一种，发端于晋代，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可知，那个时期把佛经译本中的简本称作“小品”，详本称作“大品”。后来逐渐用“小品”指称那些体式灵活、篇幅短小的杂记随笔文字。

先秦时期，散文基本成型。其中史传散文和诸子说理散文的发展都达到高潮，然而这些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散文。《左传》《国语》等史传散文的写作目的在于记叙史实，而《论语》《老子》《孟子》等说理散文在于阐明诸子的处世治世哲学。作为初创期的散文，这些散文在叙述手法、语言修辞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具有一定地文学史意义，但不能忽略其道德教化的实际功利作用。

发展至六朝时期，散文领域开始注重音乐美、形式美，缛彩轻艳、重形式技巧的骈俪化文章盛行。中唐，韩愈、柳宗元主导唐宋古文运动，打着复古的旗号旨在变革绮靡的文风，讲究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其“文以明道”“文道并重”的主张给文坛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晚唐小品文以讽刺时政之文为主，笔锋犀利，文中充满了抗争和激愤之谈，主体意识有所提高，但表现主体情感性灵的文字仍然匮乏，鲁迅说他们“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1]。到了宋代，欧阳修和苏轼继承了韩、柳的古文运动，文人的道统意识浓厚，他们的文章中自觉地承载着言志明道的观念。南宋程朱理学把文视作道的附庸，注重文学的道德教化意义，而忽视了其独立性价值。

明初把程朱理学奉为统治思想，“三纲五常”观念深深桎梏着人的性灵，对伦理道德的极度尊奉，严重束缚了人的个人欲望和个性自由，作为文人却扮演着封建卫道士的角色。明初文化高压政策下，台阁文人的文章多为应制酬唱之作；主张复古的前后七子提倡“尺寸古法”“师法宜上”，尊崇秦汉古文和盛唐诗歌，诗文创作不仅在立意上，而且在词汇修辞上也常袭自古人，缺乏新意。总的来说，从先秦散文到唐宋古文，再到明中期的复古之文，散文无不处在经世致用传统的束缚和制约之下。

在歌功颂德、脱离生活的“台阁体”和泥于学古、囿于格调的七子“复古”之后，袁宏道文学主张“性灵说”的提出，为时下文坛注入了一潭活水，促进了晚明小品文的突破性发展。其小品文率真自然，空灵小巧，清新流丽，是明代小品文中的突出代表；注重抒写闲适自娱之情，记叙日常生活细事，爱好俗文学，显示出世俗化[2]倾向。

一.晚明社会和士人的生存状况

明代自万历以后，君王懈怠政事，朝纲大坏，各级官吏不思除患排忧，舞弊营私，国事日非。另一方面，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活资料日渐丰富，世间奢靡享乐之风盛行，日渐繁华的城市生活刺激着明代士人追求享乐的欲望。士人为国效力为民解忧的一腔抱负在懈怠污浊的官场和熙攘颓废的世风下无处栖息，陷入生存困境，他们或隐居山水田园或放浪繁华街市，他们想放开一切追寻有情趣的生活。由于日常生活和审美方式都在向市井化靠拢，他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都不同程度的俗化了。晚明这一时期特定的政治颓废和活跃的经济状况，为世俗化的文学创作营造了宽松的社会和时代氛围。

阳明心学和李贽狂禅思想对文人追求主体个性精神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学“心即理”的观点，提出“致良知”，要求致良知者“做得个狂者胸次”，心胸开阔坦荡，像古人一样志存高远，一切尘俗纷嚣都不能够牵绊他的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3]而李贽提出“人皆可以为圣”“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观点，把这种狂放率性的精神发展至极致。对儒家道德教化和明志载道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绝大多数士人不意仕进，着意于日常生活情趣，诗文、书画、戏曲、弈棋、品茗、花鸟、山水、园林、参禅等，在所追求的生活中建构自己的理想人格，尽显轻狂之态，逐渐形成一股率性任真、追求自我价值和心灵自由的士林风尚。

明代自嘉靖后，文艺界兴起了一股反复古的思潮：强调文学来源于人的心灵，反对拟古，主张师心，要求文学冲破道统的藩篱，充分表现人的个性和情感。思想领域，王守仁提出“致良知”，认为离开心万事万物就不存在，主张充分发挥主观精神，向心内求理。继而，李贽提出“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文章写作要求出于绝假纯真的童心。这些思潮为公安派性灵文学的出现破除了思想的阻碍。而袁宏道“性灵说”诗文理论的提出，使散文卸下了载道的负担，作家的思想得到解放，表达个性自我和畅抒性灵情感的主体意识萌发。这是对长期以来“言志载道”的文学创作标准和文学批评标准的颠覆，为其小品文的世俗化创作破除了思想的栅栏。

二.袁宏道小品文的世俗化特征

（一）著文章以自娱，愉悦身心

中国古人长期受“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的濡染，并以此作为奋斗不渝的人生目标和立身处世的人生信条。文人骚客则求诸立言不朽，而袁宏道对此却另有一番看法，独树一帜，我们且结合他的仕途经历来深入探讨。万历二十年，袁宏道得中进士，却不仕出游；受兄长袁宗道之嘱咐，收敛游览山水的兴致，曾任吴县令、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礼部主事和吏部郎官，但袁对这牢心的官场生活，过不久就会心生烦厌。在任时，常常请假，亦或游山玩水，纵情诗酒。三仕三出，前前后后三次做官的时间一共不过五六年，赋闲游乐却有十几年。

他在写给丘长孺的尺牍中曾谈到他为官时的感受，说自己为官时的丑态无法言语。在上司面前像奴仆般卑屈，在来往官员面前像妓女般恭迎，治理财务管理粮谷时是账房先生，告诫百姓时又变成了苦口婆心的媒人，一天之内要扮演多重角色，无不假面。这官场的阴阳冷暖让他疲惫不堪，身在其中深受荼毒！袁宏道表明自己已尝尽这为官的“人间恶趣”，心中有道不尽的苦楚，自己的性情实在不能适应这虚伪逢迎的官场生活。他认为处世有玩世、出世、谐世、适世四种方式，而自己最喜欢适世这种生活方式，“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4]袁宏道把自适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在文章写作中亦追求闲适自娱，不为“高文大册”所累，借体式自由、短小通俗的小品文表达日常生活之感和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

明代中后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独特的世俗文化背景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文人文化，对作家的创作题材、审美趣味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重消费和重享乐的世俗需求膨胀，社会风俗奢靡。现实生活的多彩，开阔了文人的视野和也拓宽了文人的生活空间，他们在生活中自得其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癖好，登山临水，斗鸟赏花，饮酒品茗，游园听曲……越来越追求生活的多姿多彩，以此娱乐身心，并把这种生活闲趣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丰富了文学内容。

袁宏道小品文用富有趣味和个性的文字，表现出文人独特的生活感受和审美追求。《瓶史》《殇政》是袁宏道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小品文，《瓶史》中，袁宏道细细谈了瓶花的选择，插花的器具，养花赏花的经验等十二个回目，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殇政》亦是如此，对酒文化做了独到的评论，读来饶有趣味。把生活过得如此精致讲究，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袁宏道对生活的热爱。这些生活小品文趣味盎然、幽默诙谐，袁宏道通过对趣味生活的艺术化審美化观照，获得身心愉悦和情操升华。

袁宏道的小品文不仅仅表达对闲适愉悦生活的追求，而且表现出对个性人生的张扬。公安派深受王阳明左派心学的影响，他们个性狂狷，追求率性超迈。袁宏道认为自己性情所在，凡事不可委曲强求，为人处事率心任性，是不掩藏真性情的“真人”。要求摆脱规矩绳墨的羁绊，张扬个性自我，不与凡夫俗子为伍，用凤凰和麒麟为喻表达自己志向高远、独立不迁的品格，“大丈夫当独往独来，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5]这种真率的品质与“独抒性灵”的写作思想相呼应，讲究抒发自我心灵，展现真性情，“夫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6]。袁宏道的小品文率性而行、独抒胸臆，把自己的个性气质抒发的淋漓尽致。

《游盘山记》记叙袁宏道与朋友游盘山涉险途的趣事，“遇绝险处，当大笑。每闻笑声，皆胆落。”遭遇险途毫不畏惧，在山水间纵声欢笑，饶有趣味，而这种乐趣也只有脱离了官场俗务的羁绊才能如此淋漓畅快，表达出袁宏道阳刚超迈的爽朗风神。

（二）抒写世俗生活，放浪形骸

晚明文人对主流政治积极性不高，受士林风尚和社会奢靡风气的影响，受“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思想的荡涤，他们特别关注日常生活，追求生活品质，强调对世俗生活的艺术化抒写。袁宏道的小品文丰富多样，有山水游记、人物传记、书信、尺牍、序跋题词、随笔等，不拘形式，不限题材，随心所欲，率真自然。袁宏道随意采撷生活小事，抒写所见所感，富于生活趣味和日常气息。其小品文主要表现了他三方面的世俗生活之趣，一是向往山光水色，二是抒写生活情趣，三是留恋声色物欲。

1.向往山光水色

清代初期的文学家张岱曾在《琅嬛文集》中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袁宏道的山水小品，兴象玲珑，清澈秀美，最能体现他的性情和襟怀。

《满井游记》写袁宏道初春与朋友在满井郊游时的所见所感。见到柳丝垂堤，土坡朗润的满井美景，袁宏道顿时摆脱了局促一室的苦恼，心旷神怡，就像冲出笼子的天鹅般自由舒畅。“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袁宏道用女性的神态来描绘山色，用女性特征把山水的神韵风貌展现无遗，表现出他对自然山水的痴爱。“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和波浪中游戏的鱼都悠然自得，鸟儿是闲适的，鱼儿是欢悦的，仿佛身上每一个细胞都浸透着喜悦的气息。袁宏道不是鸟儿、鱼儿，怎么会懂得它们的乐趣呢，正应了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因为从创作主体的内在情感出发，所以景物都感染了主体的精神气质。把自我闲适愉悦的心情透过山水景物表达出来，主体性灵和景物融为一体。悠游山水草木之间却不耽误公务，也就只有袁宏道这个闲官了吧。他亲近自然、萧散脱俗、闲适自得的形象烙印在我们心中。

袁宏道一生钟情山水、漫游各地，写下了九十余篇游记类小品，文笔隽秀，在他众多小品文中具有深厚的影响力。他的这类优秀作品还有很多，譬如：《西湖一》写西湖风光，“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古人常用“貌美如花”、“美若天仙”来形容面容姣好的女子，袁宏道却别出心裁，用面容姣好的女子来形容温润的西湖美景，把花儿比作女子的脸颊。微风像酒一般让你神醉，粼粼的水波宛若绸缎，游赏西湖美景的心情就像东阿王第一次遇见洛神那般美妙倾倒，“似乎是他在同大自然恋爱。”[7]《游高粱桥记》写与友人同游高粱桥，沉醉于“浪纹树影以为侑，鱼鸟之飞沉”的美景。盘腿坐在古树根上，酌茶慢饮仿佛醇酒绕口，湖水荡起的涟漪和微风浮动的树影在眼前流连，不觉目酣神醉，再看时，好似鱼儿在天上飞，鸟儿沉入湖水，往来游客都好似这美景的一部分。袁宏道与友人已融情入境，沉醉不已。袁宏道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可见一斑。

2.抒写生活情趣

在《行状》中，小修说袁宏道“意兴无日不畅适，未见其一刻皱眉蒿目”，在柳浪住了六年，始终性情高涨，要么舒适地睡着要么唱着快乐的歌儿醒来。展现出袁宏道乐观畅达、自适爽朗的个性，表达出他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舒畅的生活情趣。袁宏道写作率性而行，“信口而言，寄口于腕”[8]，乐于把富有趣味的生活情状和自我情感展现在作品中。

可把袁宏道的生活趣味分为雅趣和闲趣两种。雅趣是指在精致的文人生活中追求高雅的审美品味，多是性情所在的趣味。前文讲到《瓶史》和《殇政》两部生活小品，插花和饮酒都是文人骚客日常的一些小癖好，袁宏道写来饶有趣味，体现了袁的文人雅兴。《识张幼于惠泉诗后》主要写丘长孺从惠山带回山泉水款待众好友的趣事。各位好友如约而至，郑重其事的团坐在书斋里，甚为期待，“出尊取瓷瓯，盛少许，递相议，然后饮之。嗅玩经时，始细嚼咽下，喉中汩汩有声……皆叹羡不置而去。”把众人饮泉水的情状描绘的惟妙惟肖，他们正襟危坐，递相品评，细嚼慢咽，很以之为然。细想他们庄重膜拜的神情，不禁好笑，却也反映出他们高雅的生活品味。在《与丘长孺书》中，他道出自己生活的艺术化追求——“有酒可醉，茶可饮，太湖一勺水可游，洞庭一块石可登”。饮酒煮茶，游览山水，这种简单淳静的生活乐趣是袁宏道的性情所在。

闲趣是相对雅趣而言，指日常生活中的自适自娱之趣，多是一些兴致所及之趣。譬如：《崇国寺游记》中，“余等谈易至丙夜，锋颖叠出，几不欲归。”袁宏道与友人畅谈至深夜，尚不尽兴，不愿回家。更有意思的是与友人石篑相聚的三个多月里，“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9]与朋友率性游乐、畅谈的兴致汪洋恣肆，袁宏道喜爱交游、享受生活的形象跃然纸上，表达出袁宏道与友人交游的畅快心情。这个率真之人，别有兴致，总能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山居斗鸡记》写“巨鸡”和“美鸡”争斗的一件小事，而袁宏道却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觉得惊奇有趣的很，逢人就说，“说而人笑余亦笑，人不笑余亦笑，笑而跳”，这样也能开心的过完一天，充满谐趣。

3.留恋声色物欲

经济的活跃，使得世间奢靡享乐之风盛行。袁宏道毫不避讳自己对声色物欲的喜爱，期待“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10]。追求世俗享乐：“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为人生一乐趣也。“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为人生一乐趣也。认为世俗生活的趣味在于自然而然的性情之趣，跟做学问的深浅却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怀赤子之心能得人生至乐，山林隐逸之人无所求因而近趣，“愚不肖”之人的酒肉声伎欲求是一种人之常情的趣味。作为普通人，人人都有对基本饮食男女欲望的需求，官能享乐成为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生活向往，表现出袁宏道浓厚的市民意识和对世俗之趣的肯定。

在写给朋友的尺牍中，袁宏道与之戏谑嬉笑：“闻王先生益健饭，犹能与青娥生子，老勇可想，不肖未四十已衰，闻此甚羡。”[11]流露出对女色的贪恋。

受士林风尚和市民风气的双重影响，袁宏道身上兼有士大夫的清高孤傲和市民阶层的平易爽朗，他既追求艺术化生活的审美趣味，又痴于日常生活的世俗趣味，事实上，是士林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双面融合。他的小品文既有“独抒性灵”的审美追求又有休闲娱乐的趣味追求，雅俗共赏。

（三）融汇通俗文学，饶有趣味

明代中期，复古思潮兴起，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思想，主张文章写作要以前人的立意和章法为标杆，“尺尺而寸寸之”。而袁宏道却认为不必要以古为师，每个时代的文学各有趣味，抒发真性情的文章即是好文，“宁今宁俗”。如街巷妇孺传唱的《擘破玉》和《打草竿》这样的民歌，虽是不知理、鲜有见闻之人所作，但情真语直，能与人的喜怒哀乐等感情产生共鸣，表达人的嗜好和基本情感欲望，甚为难得。从侧面说明了袁宏道对民歌的推崇。

袁宏道把《水浒传》、《金瓶梅》是看做讲究闲情逸致的经典。从文学的审美功能和独立性品格方面来看，袁宏道认为“《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12]两者都不如《水浒传》写得好。从文学的娱乐功能和阅读体验方面来看，袁宏道说自己读《十三经》或《二十一史》时，一开卷没读几页就昏昏欲睡，它们生硬的语言不及《水浒传》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相比经史典籍，《水浒传》更能给人舒适愉悦的阅读感受，“使我捧玩不能释手也。”[13]袁宏道对民歌、小说的喜爱和倡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的提高。

明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壮大了市民阶层的队伍，一些符合市民情趣的通俗类文学作品繁盛，小说和戏曲勃兴，世俗平民化特征越来越渗透到文学作品中，作品题材拓宽到“穿衣吃饭”等日常琐事和世俗欲求。小品文是体式开放，灵活多变，它在古文的基础上，杂取小说、寓言、笑话、诗歌等各种艺术文体因素，形成自身的风格，可叙事、可抒情、可写人、可描景、可状物、可说理……受时下世情小说、通俗戏曲兴盛的影响，通俗趣味也逐渐在小品文写作中渗透开来。

市民意识的觉醒和通俗文学在文坛的兴起，使得当时的城市语、通俗话、口语等以惊人的广泛程度渗透在小品文之中，语言上浅白俚俗，明白如话。袁宏道推崇通俗语在写作中的运用：

“古之诗文大家，集中有可爱语，有可惊语，亦间有可笑语。良以独抒机轴，可惊、可爱与可笑者或合并而出，亦不暇拣择故也。”[14]

惯以用之的套语缺乏生机和新意，以土音俗语入诗文，能更直观贴切地抒发胸中快意。

袁宏道注重对市井风情、凡人细事的写照，期待融入市井生活之中，他曾说“近日觉与市井屠沽，山鹿野獐，街谈市语，皆同得去，然尚不能合污，亦未免为病。”[15]在袁宏道看来，与市井屠夫商人交流往来别有一番趣味，然而不能真正与之“合污”流俗，却不免深深遗憾。他为市井细民立传的小品文风趣诙谐，语言通俗，人物形象刻画得生动传神，表现出通俗文学的趣味。《拙效传》记叙了家里冬、东、戚、奎四个钝仆的趣事。冬性憨讷，嗜酒却不得一口，反而差点烧了眉毛胡子；平日举止拙笨引人发笑。东“稍有诙气”，东家令其去买作为聘礼的饼，他卻买回来一瓮蜜，饼因价钱太贵而没买。戚性粗莽，缚薪时，因为用力过猛，把绳子拉断了，捶胸顿足，最后胸闷倒地，半天才醒过来。奎把头发绑得像粗粗的大绳，造型搞怪；遇到狗追逐，竟然“张空拳”跟狗相斗。这四个仆人各有各的“痴绝”，愚钝而滑稽。回想四仆的情状，更觉搞笑滑稽。《醉叟传》叙写了一个行为怪诞的醉叟。醉叟性嗜酒，常常喝醉，不爱吃饭，只吃蜈蚣、蜘蛛之类的虫蚁。对世事了解“入微”，胜过凡人，似是仙人。居无定所，古庙、屋檐皆可住宿，现已不知去向。袁宏道通过写一桩桩令人诧异惊奇小事，把这一传奇人物刻画的生动鲜明，如在目前。这些小品文写得妙趣横生，俚俗诙谐，表现出他敢于向通俗文学学习的胆识。周群就曾评论说：袁宏道“真正标举俗美学”，“他以得民间俗文学的神韵而自得”[16]。

袁宏道从文学理论和写作实践两方面出发贯彻“性灵说”，突破了明志载道的僵化传统，为晚明文坛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开启了晚明小品文的繁盛局面。他的小品文形式自由、率真自然，写景小品清新隽秀、情景交融，叙事小品俚俗诙谐、饶有趣味……表达出对闲适娱乐生活的喜爱之情，具有世俗化倾向。

这种“世俗化”兼有精神和感官的双重追求，袁宏道游览山水就寄情山水，赏花品茗是基于对艺术化生活的审美追求，嬉笑怒骂、衣食住行、声色享乐皆可入文。体现出文人生活和市民生活，雅与俗的双重品格。

在发性灵之文时，亦不能忽略它的缺点。袁宏道为了传播其诗文观念，打破复古思潮，刻意做矫枉之作，认为只有这样，才足以矫正当时摹古的僵化文风，开阔时人的眼界。却也使得作品“刻露”，易流于浅薄、俚率。另一方面，执着于俚俗之文，导致作品题材狭窄，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

袁宏道小品文的世俗化倾向是晚明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对后世乃至20世纪20、30年代的独抒性灵、速写生活的小品文创作高潮仍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周群《袁宏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陆德海《明清文法理论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5.孟祥荣《真趣与性灵---三袁与公安派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6.任访秋《袁中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周寅宾《明清散文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