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年初二（精选5篇）
忆大年初二 篇1
天已黑，独自漫步街上。照耀前方的，除了灯光只有月光。仰望天空，不见星，变化？
已不属于童年的天空，能做的，只有回忆。每个人的童年只有一个，失去不在有，倘能回到过去，我定好好珍惜这段时光。 记得儿时，天空是那么的蓝，蓝得纯真，蓝的可爱。月，斜挂着，周围雀跃着星星。我常常对着天空发呆，要是我也住在天上，多好。可我知道不可能，但真的做不到，幻想总可以吧！于是，幻想了一次又一次，终觉乏味，便停止了。殊不知，那一刻起，我便与童年疏远了。
不忘那时的生活，我曾在乡下住过，那段时光，或许是最快乐的吧！乡下有山有水，可以去钓鱼，可以爬山进行锻炼，可以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上放风筝……那样的生活是多样的，有趣的，新奇的。记得有一次，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考番薯。几个人忙活了半天，才将番薯烤好。上天不负有心人，我依稀记得那滋味是很美味的。甜甜的烤番薯飘荡着浓浓的香气，其间还渗透着我们的友谊。
我也做过不少错事，惭愧，我可不是很乖。在与伙伴的嬉闹中，摩擦还是有的。或许我天生就有着一股傲气，与某些好胜的人和不来。一次，为此我还和一人大打出手，俗话说“不打不相识”，看来的确是这个道理。事后，不但我俩和好初中，还做了好朋友。
慢慢回忆起来，似乎一切都显得近在眼前。童年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使我无法割舍。一个个美好的梦，又怎么舍得去破坏它？梦，不过是一段美好的延续，另一段美好的开始。天下没有不散的席，我终于还是走出了这个美好的梦，告别了童年。
人生的道路其实已是被自己所铺好了，顺着它一路走下去，才愈来愈发现它适合自己，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了。我本挂有伤感，不过，我现在才发现人终得脱离童年，思想是会成熟的。若不早日张开稚嫩的翅膀，又岂能翱翔于天际？
梦，既已消失，便随它去吧！
漫忆童谣过大年 篇2
在欢快的鞭炮声中，古都北京又换上了节日的盛装，大马路小胡同中迎风招展的新旗，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气韵生动的迎春门帘，具有浓郁中国传统特色的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再配合上节奏明快音律响亮的北京童谣，把激情与欢乐，健康与智慧，好运与繁荣，传统与现实完美地结合起来，传递着和平、进步、友谊、和谐的理念……
在这新春佳节之际，且让我们漫忆童谣过大年，沿着历史的长河去追溯北京童谣悠远的源头，谛听来自民间的欢声，感受童心与挚爱，在各自的心头留下一些深沉的记忆。
北京童谣，它形似诗歌而又短小精练，通俗平易，节奏明快，琅琅上口，易于传播。它的内容广博深厚，诉的是民间的苦与乐，喊的是百姓的恨与爱，歌颂的是群众的理想与追求，抒发的是人民的感情与呼声。
新年到，新年到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太太要条新裹脚
老头儿要顶旧毡帽
从童谣最后一句反映的妇女缠足陋习，可推断这是清代中晚期流传的童谣，如实地描绘了二百年前的旧京景况。仔细品味，既有欢快喜庆的氛围，又有些凄清悲凉的感觉，当年人民的生活如此清贫，民众的需求竟如此简单，实在令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
童谣中涉及的北京人文地理、岁时风格、世态人情均含有儿童的心理，单纯幼稚天真活泼。它可以让您在骀荡的童谣声中追寻已逝的岁月。这首《大年初一头一天》反映的就是昔日北京春节的节会风情：
大年初一头一天
骑驴去逛白云观
驴脖子铃铛一大串
哗啦哗啦响连环
小驴屁股打三鞭
翻蹄亮掌一溜烟
小五儿追，小六儿赶
快到庙里打金钱
白云观位于今西城区白云路东侧，始建于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元太祖成吉思污重修后改名为长春宫，命道教全真派传人丘处机驻此掌笈天下道教。现为北京规模最大的道观建筑，有牌楼、山门、石桥、灵宫殿、玉皇阁、老律堂、丘祖殿、四御殿、戒台与云集山房等。每逢春节有盛大的庙会，正如童谣中所唱，自农历大年初一开庙，当年有骑毛驴逛庙会的习俗。从西便门或宣武门骑上毛驴，沿着遍植杨柳的护城河南岸直奔白云观门前，一路上蹄声“嘚嘚”，铃声哗啦，你追我赶，好不热闹。进庙除朝香外，还能摸山门上的石猴，打石桥下的金钱眼，祛灾祈福。独特的民俗活动引人入胜，值得欣慰的是这些传统的节日风俗已流传到了今天。
十五月儿明
北京城里闹花灯
走马灯，凭气转
转出一片好风景
吕布大闹凤仪亭
三娘推磨脚踢毽儿
刘备招亲下江东
孔明手拿羽毛扇
天官赐福加官跳
国泰民安享太平
按照中国习俗，农历正月十五是灯节。明朝时这一天北京城内的灯市口要举办花灯盛会。清朝时，将灯市分散到前门东四等各大闹市上，各大铺户都在门前张灯结彩。童谣中说的“走马灯”是一种用蜡烛热气作动力，驱动中轴转动变幻出种种画面的灯。童谣中的三娘、吕布、孔明、刘备、天官等都是转动时出现的画面。可惜当年各大铺户前的彩灯已不复见了。
月亮爷，亮堂堂
哪层元宵扑鼻香
嫂嫂屋里吃几个
奶奶床前喝碗汤
叔叔元宵我不要
送给隔壁张大娘
面对月亮哈哈笑
又是一年好春光
农历正月十五既是传统的灯节又因为这天家家户户吃元宵，故又有元宵节的俗称。这首童谣唱的是北京元宵节之夜的场景，天上月圆，地上人欢，一派祥和欢乐的气氛。然而在清末民初之时，这“元宵”两字竟然刺痛了一位大总统的神经……
大总统，洪宪年
正月十五卖汤圆
这首童谣风趣幽默地讥讽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洪宪年为公元1916年，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的年号。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制，改次年为“洪宪元年”，把民国大总统改为“洪宪皇帝”。农历正月十五前后，北京街头传统的食品——元宵陆续上市，街头巷尾一片“卖元宵”的吆喝声。做贼心虚的袁世凯听到“元宵”这两个字误认为是“袁消”，大惊失色，匆忙下令将“元宵”改为“汤圆”。虽然如此谨慎，但他的皇帝梦仅仅作了83天，就在人民的反对声中忧患而死了。在北京的历史上，正月十五叫卖“元宵”的吆喝声仅在袁世凯的洪宪年(1916年)改为“卖汤圆”。汤圆的吆喝声被记入了北京童谣中，让人们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二月二，龙抬头
子耕地臣赶牛
正宫娘娘来送饭
当朝大臣把种丢
春耕夏耘率天下
五谷丰登太平秋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历代皇帝对农业都比较重视。自明朝到清朝，每年的农历二三月间，皇帝都要到天坛、地坛、先农坛等处举行祭祀大礼。还要按演耕之制，由皇帝亲自持耒、执鞭、扶犁，三推之后，再加一推以示劝农，让大小官员和全国民众“知稼穑之艰辛，悉农夫之作苦，量天时之晴雨，查地力之肥饶”。这首童谣形象生动地把皇帝演耕的场面唱了出来，同时也透出了农历二月二日的民俗。
二月二，接宝贝
接不来宝贝儿
娘掉泪儿
旧日北京还有在农历二月初二日，接出嫁的姑娘回娘家的习俗。女儿未嫁时，在家里是母亲的心肝宝贝儿，娇生惯养。嫁出去的女儿就成了泼出去的水，姑娘结婚到婆家后，就成了主要劳动力，持家做饭，生儿育女，十分艰辛。如果碰上婆媳不和，媳妇更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而每年农历二月二日，娘家妈要派人把心爱的女儿从婆家接回来，重温母女之亲情，这种风俗习惯是极近人情的。然而，如果婆家借故不让媳妇回家，娘家妈也是无可奈何的，只好以眼泪来表达思女之情。
漫忆童谣过大年，农历到了二月初二，大年活动该告一段落！
忆往昔_初二优秀作文_初二作文 篇3
小时候常常跟着爷爷奶奶回老家，因此我第一次认识了那位奶。正巧赶上过会的时节，我们一家来到了姨姥姥家聚一聚，唠唠家常。以前的我最不愿意的就是见面生的人，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刚下车，我就像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躲藏在父母身后，极力想隐藏自己。亲戚出门迎接，我又不想让他们看出我的胆小，便硬挺着身子细细观察周围一切。一位略显年迈的老奶奶引起了我的好奇：身着白色半袖，瘦弱的身躯，面颊泛红，脸上布满了皱纹，那一条条曲折不均的像是墙上斑驳的印迹，爬满了面容。但那历经沧桑的脸上却显现着少有的温和慈祥。一看到我们的到来。迫不及待地拿出刚准备好的食物，不管三七二十一便硬塞到我的手上，我看着琳琅满目，五颜六色的零食高兴得不得了，于是那位老奶奶我铭记在心。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我的姨姥姥。
再一次来到姨姥姥家时，一回生二回熟的我已经毫不拘束，在厨房里上窜下跳。吃过午饭就要回家了。可是还没玩尽兴的我又哭着闹着要待在这里。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爷爷奶奶无计可施，只好答应傍晚再接我回家。一下午我和姨姥姥的孙女玩的不亦乐乎，跳皮筋，踢毽子，打羽毛球每个我们都百玩不厌，我的心像吃了蜜的甜。经过了一番闹腾，我们疲惫不堪。正当我们刚刚坐下时，姨姥姥早已经把热腾腾的牛奶和香喷喷的包子放在了我面前，包子是姨姥姥特意待在厨房亲自为我做的。耐不住饥饿的我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那次饭菜的味道胜过无数山珍海味。姨姥姥在一旁看着我，笑眯眯地说：慢点吃，还有很多，再给你拿!我心满意足地笑了，但却总感觉没有姨姥姥笑的灿烂。
最后一次见姨姥姥，一眼就能看出她已经年老体衰了，气若游丝，消瘦憔悴。岁月的折磨已经很难在她的身体上寻找到一丝活力，连语言都难已吐露清楚。见到了我们，姨姥姥再一次露出了她的笑容，艰难地开口道：快给丫头拿点吃的。我赶忙拒绝了，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和悲痛。我再一次不忍离去，但不再是往日的贪玩所致。
一天的早晨姨姥姥去世的噩耗传来了，认识姨姥姥的人都在诉说着她生前的热情善良。我沉默不语，脑海里不停回荡着有关姨姥姥的回忆。不论是她亲手为我包的包子，还是生病时仍然不忘照顾我，都令我记忆犹新。泪水充盈着眼眶，模糊了眼。
忆大年初二 篇4
忆吹箫/凤凰台上忆吹箫,忆吹箫/凤凰台上忆吹箫曹勋,忆吹箫/凤凰台上忆吹箫的意思,忆吹箫/凤凰台上忆吹箫赏析 -诗词大全
忆吹箫/凤凰台上忆吹箫作者：曹勋 朝代：宋 体裁：词 烦暑衣襟，乍凉院宇，梧桐吹下新秋。望鹊羽、桥成上汉，绿雾初收。喜见西南月吐，帘尽卷、玉宇珠楼。银潢晚，应是绛河，已度牵牛。何妨翠烟深处，佳丽拥缯筵，斗巧嬉游。是向夕、穿针竞立，香霭飞浮。别有回廊影里，应钿合、钗股空留。江天晓，萧萧雨入潮头。
回首往事忆穆青 篇5
我第一次听说穆青的名字，还是１９６６年２月初从学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才知道是他和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我用两天的时间看了三遍，基本上能原文背下来。我不仅为焦裕禄在困难面前见英雄的动人事迹所感动，而且也深深地喜欢上穆青同志善于运用农民的语言和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这就是我对穆青的第一间接印象。
１９６６年的１１月中旬，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早已滴水成冰了。当时，我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当记者，同田斌同志一行去卓资县采访，恰逢该县正召开有３０００多人参加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在县委招待所食堂就餐时，卓资县委书记夏步斗同志热情介绍我们同穆青认识。衣着简朴、操着满口豫东方言的穆青同志，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头戴一顶褪色的鸭舌帽，脚穿打补丁的翻毛牛皮鞋，说话非常和气，态度平易近人，看打扮很像一位基层单位的普通干部，要不是夏书记的介绍，我们真不敢相信他就是新华通讯社的副社长。
新闻嗅觉高度敏感的穆青同志，一向不喜欢泡会议写报道。他住在招待所的普通房间，废寝忘食地看会议典型材料，深夜招待所停电，他点上蜡烛接着看，在洋洋数万言的典型中，他发现该县后吉拉大队民办教师王建明同志，长年累月翻山越岭，每天起早贪黑往返十余里去大队学校教书。有时下雨下雪中午不回家，就在学校或生产队饲养院烧山药蛋、烤冷馒头充饥。天长日久得了胃病也舍不得买药，早晚两次喝碱面治胃酸，把每月学区补助的３元钱，全部用来买作业本和铅笔，送给家中有困难的学生。冬天，他见同学坐泥巴墩子凉，就把自己的旧皮大衣撕成几十块分给同学坐。１９６６年７月山洪暴发，为营救过河的学生不幸以身殉职。
穆青面对这个新闻线索，低头沉思许久，迟迟不能入睡。决定第二天一早，随全县的基层民兵，一同去７０里外的后吉拉大队，采访烈士王建明的知情人和生前所在学校的师生。卓资县委书记夏步斗和县武装部长，念起穆青同志是新华社来的大记者，更加上冬天山路不好走，就派一辆吉普车送穆青下乡，让我们和内蒙古日报社的记者坐马车去。穆青同志很坚定地说：“采访英雄学英雄，就让我们新闻单位的同志们跟大家一块儿步行吧。”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只有４５岁的穆青，以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当随军记者的战斗作风，挎个草绿色的军用提包，用急行军的步伐，同年轻的民兵们并肩前进。走累了，把棉布大衣脱掉搭在胳膊上。吃过早饭从县城出发，走到日偏西才来到王建明同志生前所在的村庄。他进村，坐在群众的热炕上，一边吃着派饭，一边动情地进行采访，先后访问了王建明的妻子、村干部和学校的部分师生，含着热泪记了一页又一页。天近黄昏时，我们又一同随大队民兵往县城赶，回到县招待所时已经是大半夜了，穆青同志这种一贯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呀！
事后，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还不见新华通讯社发稿，实在等不及了，我们《乌兰察布日报》才用文字配照片为烈士王建明发了半个版的报道。
１０年过后，再拜读穆青同志与陆拂为合写的《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才知道，穆青同志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从内蒙古回北京不久，便被造反派以“走资派”的莫须有的罪名强行隔离反省，关进了“牛棚”，限制人身自由。每天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戴高帽”接受批斗，然后强迫“淘厕所、搬砖头、扛水泥、打扫卫生进行劳动改造，并先后三次被抄家”。
假若我不健忘的话，请听听穆青同志在《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重访宁陵县长年累月与风沙作斗争的植树老人潘从正》中的导语部分，就能推算出来，穆青同志当年采访烈士王建明同志的稿子，为什么未能发表的内幕：
“１９６５年的冬天，记者一行在豫东平原采访，有两位先进人物的事迹使我们深为感动。一位是兰考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另一位是宁陵县的植树老人潘从正，人们称他“老坚决”。当我们报道了焦裕禄的事迹以后，原打算向读者介绍这位长年累月与风沙搏斗的老人，没想到由于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一打算被中断了。在以后的那些风雨变化的岁月里，我们虽然失去了当时的全部笔记，但这个刚毅、纯朴的老人形象，都始终在我们心头萦绕。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对老人的强烈思念，驱使我们重访旧地，发现这个７７岁的老人就像一颗尘封土埋的明珠，虽已湮没无闻，但仍然闪耀着光芒！这次重访使老人十分激动，他整个夜晚无法入睡（正像潘从正的孙子在向穆青同志遗体告别的悼念会上含泪诉说，他爷爷十几年以后见了穆青同志、拉着手颤抖地说，从你走后，十几年来都没有人来看过我。——本文作者注）。向我们倾诉他的遭遇和感慨。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还没有结尾的故事。像一滴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千世界。”
上述这段作者间接而含蓄的自我表白，不难看出穆青、冯健、周原这几位新闻界的老前辈，在１９６５年报道了焦裕禄的动人事迹后，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整理采访笔记写潘从正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广大城乡闹开了。穆青和他的新闻老搭档、在蹲牛棚被审查和批斗的艰苦岁月里，受尽人间折磨。在解放战争中不曾被国民党的枪炮所打倒，谁能想到在和平建设时期却被造反派击中了。据河南分社我的老同学说，周原同志曾被一个造反派一巴掌打成耳穿孔，造成终生致残，作为一个新华社的头头穆青也没少吃苦头。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穆青同志在每次政治运动中，大事小事他都勇敢承担风险和责任，从不推给别的领导和同志，凡是同他共过事的人都有同感。我从一个资料上获悉：１９５７年反右时，穆青同志时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按当时的规定，每个单位打右派也有指标。当时新华社上海分社有十几位记者，按比例也有一名“右派”指标。上级曾三番两次催新华社上海分社报一个“右派”。穆青同志一再向他们解释说，我们分社的同志，一年四季下去采访，工作任劳任怨，没有发现谁有“右派”言论。按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我们分社的同志都不够“右派”条件。但上级还是坚持让上报一个“右派分子”，穆青同志横下一条心上报一个“右派”名单——穆青。后来，周总理知道此事，才坚持没有把穆青划成“右派”。紧接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反右后期扩大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