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精准扶贫帮扶记录

教育精准扶贫帮扶记录（精选7篇）

教育精准扶贫帮扶记录 篇1

教育精准扶贫帮扶计划

为进一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水平、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结构和内容、提高学生的知识能力及综合素质、特定教师教育扶贫帮扶计划如下:

一、帮扶对象：李红章

二、学情分析：

李红章，七年级学生。父母常年外出打工，平时在校住宿，周末由爷爷奶奶照顾。该学生性格内向，不善于沟通、表达。由于父母经常外出，孩子在家留守，给孩子生活上和心理上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以至于该学生在学习上不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学习。上课出现思想不集中、爱搞小动作等情况。从而学生出现自卑、不自信的情况。

三、帮扶措施 ：

1、改变其家庭教育环境。首先，我同他的父母进行一次诚恳的电话谈心。通过谈话使他们明白，孩子的成长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要求他的父母多抽一些时间来关心他的学习和生活。当孩子有错时，应耐心开导。要跟他多讲些他们那时学习生活的艰苦环境，使他从中受到一些启发。

2、采取情感导入策略正面转化。每个学生都有自尊心，都需要爱，平时受到批评、冷落太多，爱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当他犯错时，如果再进行指责、辱骂，那只能强化他的负面影响。想办法和他沟通心理。首先用我的热情来换取他的信任，对待他的困惑我热心帮助，对待他的忧思我热心化解，偶尔有点进步，我就在晨间谈话上大加表扬。

3、多给他以榜样教育。我采取积极措施，从身边的榜样教育他，让他认识到自已的不足，让他体验到榜样的荣耀，要给他寻找一条做榜样的途径，鼓励他争做别人的榜样。

4、和其他任课老师积极配合。改变和他在一起的同学的思想品德行为，为他创造一个健康、理想的活动环境。

5、鼓励他要多向老师请教，生与生之间建起友谊的桥梁，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6、要实现帮扶目标，让他多发言，多指导，多鼓励，多发现闪光点，发挥他的特长。

教育精准扶贫帮扶记录 篇2

一、铜仁市“十二五”减贫工作成效和现实贫困情况

“十二五”期间，铜仁市共减少贫困人口减少贫困人口102.7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23.21个百分点，有7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125个贫困乡镇实现“减贫摘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1年的4002元增加到2015年的6962元(1)。铜仁市取得了脱贫攻坚工作连续六年贵州省第一的快速发展稳步发展的良好成绩，发展速度在武陵山片区位列前茅。铜仁市着力实施精准扶贫，创建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考核和精准管理的“四个精准”机制改革的铜仁经验成为全国“样本”之后，不断探索富有特色的“铜仁经验”。

但是，贫困与发展仍然是铜仁市的基本市情。铜仁“扶贫云”数据平台信息显示，截至目前，铜仁市有贫困县10个，其中贫困村1565个，其中一类803个，二类435个，三类327个；贫困农户19.1万户58.32人。从致贫因素看，缺技术、因学、因病、缺资金为致贫主因。其中缺技术占贫困人口的19.95%，因学占贫困人口的22.44%；因病占贫困人口的23.42%，缺资金占贫困人口的11.14%(2)。

2016年，铜仁市计划实现贫困村退出453个，减少贫困人口20.7467万人，2011—2015年已实现“减贫摘帽”的县及乡镇贫困发生率降幅不低于4.3个百分点(3)。

二、铜仁市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发展的意义

（一）教育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责无旁贷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一轮脱贫攻坚的重要战略思想，也是实现全面小康，不让一个人掉队的重要举措，全国上下高度重视，已形成共识，把扶贫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强势推进，务求实效。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互为一体，精准是手段，扶贫是主体，脱贫是目的。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中具有基础性、先决性和关键性作用，确保贫困家庭子女等特殊困难群体顺利完成学业，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高贫困家庭脱贫致富能力，促进铜仁市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确保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和极强的迫切性。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就在于大力发展现代教育，教育工作者投入精准扶贫工作中责无旁贷。

（二）教育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大有可为

根据国家部署，“十三五”期间要实现7000万人口脱贫，其中，3000万人通过产业脱贫，1000万通过就业转移脱贫，1000万人通过搬迁实现脱贫。不论是产业脱贫、就业转移脱贫还是搬迁脱贫，要想取得预期的成效，绕不过去的点就是给予具备劳动能力的适龄劳动者以就业技能，这是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高等教育尤其是中高等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蓝海。在国家扶贫攻坚战略中，教育战线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可分为四个层面：一是加强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通过保障教育机会，努力为贫困家庭拔掉“穷根”；二是建立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贫困家庭就学资助全覆盖体系，不让贫困家庭子女因贫困而失学；三是加大职业教育扶持力度，保障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接受高质量的职业实现就业脱贫；四是加强职业教育对三农的支持，提升农民从事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技能，推进农村全面实现小康；五是实行贫困生招生倾斜政策，为贫困生提供更多入学机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鼓励企业与各类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以“半工半读、工学结合”等形式开展岗前技能培训、转岗技能培训等，鼓励实施现代学徒制培养，支持为相关单位实行订单、定向、定岗培养，探索实行政校行企多方共育，通过高水平的教育，保障贫困家庭子女的高质量就业，实现“就业一个，脱贫一家”的目标。

三、铜仁市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七位一体化”路径选择

精准扶贫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造血式的精准扶贫脱贫机制，教育是开发农村贫困群体潜在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通过培养其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改变弱势群体及其后代的弱势地位。可以说，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是解决农村贫困群体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扶贫脱贫史上，具有普适性的一个目标就是，把外界扶助转化为内在的自我救助。以农村贫困群体的教育问题尤其是职业教育问题作为精准扶贫脱贫的切入点，构建教育精准扶贫的“七位一体化”工作路径，提升弱势群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能力，增强其社会竞争力，使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自我致富，把解决农村贫困群体相关问题落到实处，实现铜仁市农民教育提升与精准脱贫协同发展，助力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的全面实现，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一）政府扶贫统筹规划一体化

牢固树立“一盘棋”的大扶贫思想，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维合一，以思想扶贫为切入点、党建扶贫为先导、技术扶贫为引领、产业扶贫为重点、园区建设扶贫为基础、教育扶贫为支撑、金融扶贫为纽带、电商扶贫为特色、生态扶贫为助力、行业扶贫为抓手，社会扶贫为辅助，统筹安排多层次跨部门协同扶贫工作，并依据致贫因素多层次特征，抓住技术能力贫困、资金瓶颈等致贫主因，因户施策，辩证施治，把精准扶贫开发与生态农业特色产业集聚发展和铜仁市城镇化发展战略深度融合，建立扶贫产业与贫困户利益紧密连接机制，重点发挥铜仁市高校专业技术资源优势，加强对村委主任、支书以及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驻村干部的培训，借力民营企业“千企帮千村”行动，坚决落实“五个一批”部署，创新“政、校、行、企、户、人”多主体协同发展的教育扶贫模式，通过教育扶贫探索电商扶贫、生态扶贫等弯道取直的新路子，凝心聚力创建具有铜仁特色的扶贫模式。

（二）跨行业部门联动一体化

精准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聚焦靶心、统一领导、协同联动是精准发力的关键。全面落实贵州促进精准扶贫“1+10”文件精神，采取“政府统一规划、部门协同合作、教育机构积极投入、行业专业管理、农民参与实施、效果专家考核”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现“区域、市、区（县）、乡（镇）、村”五级政府联动，“扶贫办、教育局、农委、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农牧科技局、农业推广站”协同合作，“扶贫园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参与农户”携手联姻的跨行业多部门工作格局，达到“领导重视、责任落实、指导到位、宣传有效、参与主动、管理精细、增效显著”的示范推广效果，打造“聚焦靶心、精准发力”的精准教育扶贫典型。各市、区（县）整合宣传资源，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手机短信、微信、手机报、宣传画、宣传横幅、板报等各种载体，宣传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大意义、帮扶内容和典型事迹等，提振贫困群体脱贫的信心，便利地利用可获得的精准扶贫脱贫资源，助推农村居民脱贫致富。

（三）多渠道资金捆绑一体化

以教育扶贫为突破口，围绕教育扶贫所对应的产业、基地、贫困户状况、生态环境、交通及水电基础设施条件等，综合考虑扶贫所在地致贫因素和发展重点，着手建立政府扶贫资金整合机制，统筹安排辖区内外各类扶贫资金，统筹各类扶贫资金和农村发展资金捆绑使用，加强中央、省级相关涉教和涉农资金与小额贷款担保基金、特色产业发展扶贫基金、公益事业扶贫基金的有机衔接，做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规模效益；用好支农再贷款、扶贫再贷款、政策性贷款，充分发挥扶贫开发基金会等平台作用，引导鼓励各类金融及社会资本加大对教育精准扶贫的投入力度。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方面资金，也要结合脱贫攻坚任务和贫困人口变化情况，完善资金精准使用机制，精准有效使用资金。积极探索开展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机制创新，借鉴易地扶贫搬迁筹资模式，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贷款贴息、设立产业发展基金等有效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撬动更多金融资本、社会帮扶资金参与脱贫攻坚，实现对贫困村和贫困户的立体化综合性扶贫。

（四）扶贫云供需信息一体化

搭建一体化的贫困对象动态信息管理平台，是正确识别贫困对象、摸清扶贫底数、掌握致贫主因、了解扶贫需求、实施“点”上精准扶贫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充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创新打造的贵州省“扶贫云”平台，针对不同原因、不同类型的贫困对象，对症下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对象精准、原因清楚、管理规范，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从根本上帮扶解决生计问题，增强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发展内生动力。当贫困群体存在生活贫困时，供给现金或实物的扶助；当贫困群体缺乏服务时，给予服务救助；对具有心理困惑和内在思想观念贫穷落后的贫困群体，需要提供制度性的心理疏导和转变思想观念的心理扶贫；对缺技术和技能造成的贫困群体，提供相应的职业教育支持，以期有效提高扶贫供需匹配度。

可以搭载扶贫云系统，开发教育扶贫云端数据平台，发布供需信息，完善“户、村、乡（镇）、区（县）、市”一体化电子信息档案，增加教育扶贫供需信息，实行“国家、省、市（州）、区（县）、乡（镇）、村、户”七级联网运行，实现网络化管理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有效推进和开展精准扶贫，加强教育扶贫过程质量监控。也可依托铜仁市智慧城市云数据中心，构建统一的智慧教育云服务平台，拓展优质教育资源渠道，建成包括贫困生资助体系在内的教育信息化管理和服务平台，助推教育扶贫精准化、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优质教育资源实现线上共享。全面推进“宽带网络校校通”，实现铜仁市内农村中小学校宽带网络接入率达100%；全面推进“优质资源班班通”，实现铜仁市农村中小学普通教学班级多媒体教学设备班级配备率达100%；加快推进“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实现中小学教师和初中阶段以上学生利用网络空间进行交流学习。实施乡村教师能力提升行动计划，促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在农村中小学的深入广泛应用，让农村偏远地区学校学生接受良好教育。

（五）多元扶贫功能融合一体化

基于不同扶贫需求组织实施的不同扶贫项目，具有不同的扶贫功能，进而产生不同的扶贫效益。多年的扶贫实践经验证明，只有找准穷根，聚焦提升贫困对象“可持续增收能力”这一核心需求，以农村产业扶贫增收为重点，实施一村一特、一户一策、一乡多业、主业支撑、市场导向、科技引领，转变粗放扶贫模式，整合不同功能的扶贫项目，创建基于贫困对象核心需求的大扶贫格局，聚焦一点，精准发力，协同配合，实现不同扶贫功能在“点”上聚合，进而推动精准扶贫良性互动，提速升级，由消除绝对贫困向消解相对贫困转变。铜仁市碧江区于2015年率先启动和探索试点此项工作，具体做法是：围绕因病、因学、因资金缺失、发展能力不足、文化素质偏低、生态环境恶劣、基础设施条件差、产业发展滞后等多元化致贫因子，区委区政府按照“聚焦主业、增加收入、提升能力、各有侧重”的总体思路，统筹布局和安排各类扶贫事业，实现多元扶贫功能融合一体化。具体而言，即党建扶贫侧重扶组织，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思想扶贫侧重扶观念，唤醒农民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科技扶贫侧重扶技术，提升农民技术使用能力；教育扶贫侧重扶智力，提升农民发展才能；文化扶贫侧重扶思想，增强农民发展意识；产业扶贫侧重扶收入，增强农民发展积极性；资金扶贫侧重扶动力，提升农民自主发展实力；行业扶贫侧重扶发展，赋予农民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

（六）多层次教育扶贫一体化

立足当地教育扶贫需求，切实整合普通高校、各级职业院校、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社区教育中心、培训中心、行业协会、企业的优质教育资源，以重点高校、重点专业、重点师资为抓手，以完善中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网络构建为重点，强化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资源的统筹和综合利用，有机整合铜仁市教育资源，构建以重点高校和电大为龙头，中等职业学校、农业技术推广学校、民办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和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骨干，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社区市民学校和农家书屋为基础的教育网络，形成高、中、初三级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在校学生培养与短期技术培训结合，中职生培养、高职学历教育与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并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公办与民办兼顾，多元化、多层次、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改善区域性的教育发展困境，推动教育资源更精准地向贫困地区倾斜，探索针对贫困家庭需求的精准教育扶贫，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心理教育帮扶，充分发挥教育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效益上的乘数效应。

要充分注重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发挥，以农民为主体开展脱贫工作，引导农民参与到职业教育培训的整个过程当中，参与到脱贫致富的过程中，使其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主动性，在引导和实施的过程中，从脱贫工作的汁划、筹备，直到脱贫工作的开展及脱贫结果的评估，都必须农民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为根本依据，以保证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发挥职业教育与培训解决农民问题的有效性。

（七）多主体监管考评一体化

为不断强化扶贫效果督查监管，在财政督查、纪委督查、金融机构督查与扶贫办监管协同对扶贫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脱贫的效果进行定量考核的同时，也可以全面面向社会通过优选选择第三方机构选择，评价工作全面委托，保证评价工作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打破地方政府和农户的信息垄断权，避免信息失真。坚持择优委托，坚持科学性，在推进过程中坚持“以点带面，逐步推进，把握节奏，注重实效，扩大影响”的原则，重点加大对精准扶贫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等工作的监管力度，注重督查结果运用，密切监控资金流向，严防挪用和套取国家扶贫资金的现象，在确保资金安全有效使用的同时，提高社会群体对绩效评价的认识和项目运行质量。通过第三方绩效评价找出差距和存在的问题，可以为更好地改进工作提供依据。将教育精准扶贫工作列为铜仁市各级政府民生工程工作年终考核内容，将教育精准扶贫内容纳入对各级政府和党政主要领导教育工作督导评估考核内容。教育精准扶贫实行“月报告、季督查、年考评”的工作机制和市级重点督查、县级定期巡查的督查机制，确保教育精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再辅以抽查和倒查方式督查，对主管、分管和直接工作人员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表现作为提拔和重要岗位任职的重点考核指标，对各区县每季度脱贫攻坚工作开展评比活动，进行综合和单项指标排名，以比促学，以学促进，切实加快脱贫攻坚、同步小康进程。

摘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铜仁市在“十二五”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减贫成效,教育在铜仁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意义重大、责无旁贷、大有可为,研究总结现有的精准扶贫铜仁模式,再以农村贫困群体的教育问题尤其是职业教育问题作为精准扶贫脱贫的切入点,构建教育精准扶贫脱贫的“七位一体化”工作路径,是实现铜仁市农民教育提升与精准脱贫协同发展,助力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的全面实现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七位一体化”,协同

参考文献

[1]游明伦,侯长林.职业教育扶贫机制:设计框架与发展思考[J].职教论坛,2013(30):19-22.

[2]职业教育订单培养精准扶贫大有可为[EB/OL],http://news.163.com/16/0307/10/BHI2415F00014AED.html

扶贫对象精准识别与精准帮扶研究 篇3

关键词：精准识别；精准扶贫；多维贫困

一、问题的提出

精准识别和瞄准贫困人口，实施有效的帮扶，让贫困人口摆脱极端贫困，一直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就国际间的扶贫而言，过去六十多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一直受到诟病，不少研究认为援助是无效的。莫约在《援助的死亡》一书中提出，超过1万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从西方发达国家流向非洲，但总体而言援助对非洲的发展是不起作用的，甚至是非洲发展的无声杀手（Moyo，2010）。经济合作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出台多个官方文件，致力于提高援助的有效性（OECD，2014）。对于一国内部的扶贫而言，世界银行的研究者发现，扶贫和社会保障项目是消除贫困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选择合适的受益者（瞄准）却面临很大的挑战。这是因为，贫困地区农户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和非正规就业部门，基于家庭收入核算的方法难以瞄准穷人（Alata，Banerjee和Olken，2012），因而扶贫资金的使用往往是无效的。此外，扶贫资金通常容易被社区精英捕获，最终受益的往往是非贫困人口。

我国自1986年开始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30年来，为了提高扶贫开发成效和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对贫困的瞄准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首先，1986—2000年，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以区域性瞄准为主（张磊，2007）。这一阶段，主要是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逐步形成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依靠经济学的“涓滴效应”让贫困农户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受益，并通过自力更生提高发展能力。2001—2010年，主要是通过贫困县和贫困村的瞄准机制，重点把财政扶贫资金投向贫困县和以“整村推进”方式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发展能力，以便为贫困人口营造更加良好的脱贫环境。2011年以来，先是强化了区域扶贫攻坚的格局，在全国划分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等六大机制创新。党中央、国务院确立了精准扶贫方略。要求做到“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六个精准”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扶贫开发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是脱贫攻坚的基础。这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向“精准管理”转型升级，是农村扶贫开发治理的一次重大创新。扶贫资金使用是否精准涉及几个关键挑战：一是目标的偏离，即瞄不准或者说“脱靶”；二是即使瞄准，也“打不准”；三是即使打准，也打不好。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精准扶贫要切实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和“如何扶”的问题。本文以贵州省黔西南州为案例，基于作者于2016年1月24—28日的实地调研，通过干部座谈、群众访谈和贫困户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分析评价其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贫困人口的一些典型做法，以期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政策参考。

二、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

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是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础，但是识别和瞄准贫困人口是个世界性难题。印度国家抽样调查组织（INSSO）2006年的调查发现，农村20%最富有的人中18%持有扶贫配给卡（Banerjee，Duflo等，2007）。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扶贫项目和资金被非贫困人口捕获的现象。因此，世界各国探索了多种识别贫困人口的方法。一般而言，典型的做法主要有三种识别：一是基于家庭收入或支出的家计调查，这种方法往往因调查成本高和个人对收入的瞒报难以有效；二是社区参与式方法，即充分调动社区群众参与贫困识别，这种方法因社区群众对本社区每家每户的情况比较了解，能够比较准确地找到贫困人口，是非政府组织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三是自我识别，如以工代赈项目，通过低工资来自动排除非贫困人口；扶贫小额信贷通过高利率和小金额自动排除非贫困人口。

黔西南州从2014年开始对贫困人口进行建档立卡，并开展“回头看”以尽量做到精准识别贫困人口。主要做法是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一套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和分类管理的方法，以解决“扶持谁”的问题。

（一）村组参与式方法。在贫困人口识别过程中，首先开展广泛的政策宣传与动员，做到家喻户晓；其次，按照“户户见面”的要求，逐户摸清群众生活现状、生产条件和家庭资产、脱贫致富条件、核实收支和储蓄情况等，调查填写《贫困农户评估表》；以逐户核查和农户评估结果为基础，按照“组评→村议→乡核→县定→组公示”的程序，确定全村农户分类名单。确定为贫困户的，需要贫困农户填写《贫困农户申请书》和《贫困农户脱贫意愿书》，以体现农户意愿和主体性，避免“被识别”、“被扶贫”现象。

（二）多维度综合评估。在农村，因农户收入来源以农业经营和非正规就业为主，很难准确核算家庭收入，因此用收入难以准确识别扶贫对象，这是发展中国家贫困识别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中等收入国家，近年来转向以多维贫困指数从教育、卫生、生活水平、就业等多个维度识别和评价贫困（王小林，2014）。

我国的扶贫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多维度扶贫目标，黔西南州开发了包括“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家中装备洋不洋、四看多少存款在银行、五看劳动力强不强、六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的《贫困农户评估表》。“六看法”包括住房、教育、健康、耐用消费品、生产条件、资产等多个维度21个指标，并给予不同的权重（见表1）。“六看法”既能反映贫困的结果也能衡量贫困的原因；既能反映贫困的临时性也能捕获贫困的长期性。“六看法”是基层干部基于实践对“贫困”的真实客观的认识。这个方法比单纯用人均纯收入更能准确地反映“两不愁、三保障”所确定的贫困内涵。“六看法”也为贫困户退出提出了客观有效的综合评价标准。

nlc202309031514

（三）分类精准管理。在建档立卡和“回头看”工作过程中，黔西南州要求“村不落户、户不落人”，开展逐户调查，根据《贫困农户评估表》“六看法”综合得分对农户进行分类精准管理。综合得分50分以下，为政策兜底户（五保户、低保户）；综合得分51—70分，为低保贫困户，即该类贫困户家中虽然有低保人口，但有劳动能力；综合得分71—80分，为一般贫困户；综合得分80分以上，为脱贫户。《贫困农户评估表》和《贫困农户基本情况登记表》全部录入“智慧党建/扶贫云”大数据系统，作为精准扶贫的基础。黔西南州对贫困农户的分类，既有定量标准，又有“六看”的定性标准。事实上，也探索了扶贫和低保对象识别标准和程序的统一。

三、干部驻村入户精准结对

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只是精准扶贫的第一步，识别出来之后由谁来提供帮扶是另一个挑战。当前的农村贫困问题已经远不同于过去，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30多年，有能力的贫困人口大多已经脱贫，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么多年，农村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源源不断流向城市和工业部门，贫困农村不仅缺资金、技术，更为重要的是缺乏人才。如果贫困村中只是获得了扶贫项目和资金，没有“致富带头人”，没有引领发展的农村干部，扶贫项目和资金即使瞄准贫困人口，也难以发挥有效作用。黔西南州在国家向贫困村派遣第一书记和实施干部驻村帮扶的制度下，进一步完善帮扶制度，开创了“五人小组”、“常务家长”和“四不工作原则”的干部驻村帮扶制度，以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

（一）“五人小组”驻村帮扶。黔西南州整合干部驻村帮扶力量，坚持把村级精准扶贫“五人小组”作为完成工作任务的基本有生力量。在每一个贫困村成立由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乡镇包村干部、扶贫工作队、致富带头人（农村知识青年）等组成的精准扶贫“五人小组”。全覆盖、全过程落实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任务。有的村已扩展为“5+N小组”，把退休返乡干部、民意调查员、致富带头人、寨老等纳入五人小组。

（二）“常务家长”入户帮扶。中央要求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黔西南州在具体落实中更进一步，建立了“常务家长”制度。“常务家长”不止一个人，如兴仁县按照1名国家工作人员、1名村组干部、1名农村信贷员“三合一”的队伍组合。“常务家长”制的核心是他们以“家庭成员”身份与贫困户融为一体，引导贫困群众转变发展观念，帮助引导贫困户记好收入支出账，教育、医疗账，产业发展和就业台账，引导贫困群众开展家庭卫生环境管理、革除陈规陋习。工作职责包括摸清户情、找准致贫原因、监管资金项目、做好脱贫初评。通过申报财政扶贫资金、帮助落实扶贫小额贷款等方式为贫困户发展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对项目实施、验收、绩效评价等进行全程监管。绝大部分驻村帮扶人员做到了每天通过“智慧党建/扶贫云”手机APP打卡签到、每天记录上传扶贫工作日志、每月制订计划、季度年度全程总结。

（三）“四不工作原则”强化贫困户脱贫主体责任。为了避免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被帮扶、被脱贫”现象，黔西南州制定了干部驻村帮扶“四不工作原则”，即干部驻村帮扶不设置前提，尊重群众意愿；不附加条件，支持群众实践；不替人当家，保障群众自立；不代人算账，体现群众意愿。“五人小组”、“常务家长”和“四不工作原则”创新了村级扶贫治理模式。

四、多策并举精准帮扶

当找准贫困人口，解决了“扶持谁”的问题；落实了帮扶责任人，解决了“谁来扶”的问题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扶”。

（一）精准帮扶。“五人小组”和“常务家长”根据贫困农户的致贫原因、脱贫需求，制定帮扶计划并开展帮扶工作。致贫原因、脱贫需求和帮扶计划三项核心内容，都要求在贫困户家门口挂牌醒目标记，同时要将这些数据上传“智慧党建/扶贫云”，作为干部开展帮扶工作的依据，以及上级对帮扶干部日常工作考评和政策决策的依据。

帮扶工作主要是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和扶贫专项行动进行，如：易地搬迁、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技能培训、信贷、电商、旅游、科技、龙头带动等。每家每户的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不一样，因而每户的帮扶措施也就不一样。例如，冷洞村新场坝组贫困户黄华林家，4口人，2个劳动力，有1名中职学生。根据他家的情况，制定的帮扶措施包括3项：产业支持、教育扶贫（中职教育）和到户基础设施。

针对精准扶贫中，如何通过产业将贫困户组织起来帮扶，以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成效，安龙县进行了探索。安龙县栖凤街道者跃村通过食用菌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贫困村脱壳。安龙县将贵州省贫困县摘帽奖励资金1000万元用于食用菌产业园建设标准化种植大棚，大棚所有权归村集体，经营权归贫困户。龙头企业统一提供菌包、技术指导和产品包收；经营大棚的贫困户每个大棚每年向村委会缴纳1000元租金。贫困户对大棚挂牌租赁经营，每户经营2个大棚种植香菇，两年一轮换。脱贫之后，可在园区内自建大棚继续种植。贫困户消洪，40多岁，全家4口人，以前外出打工，因不识字没技术挣不到钱。主要致贫原因为缺技术、缺资金。现在种植香菇，每公斤约10元，两个棚预计今年可收入8—10万元。这样，一户经过两年帮扶，可以彻底跨越贫困门槛，通过积累的资金和技术，可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这种尝试，也使多年“空壳”的集体经济有了收入来源。

（二）帮扶考评。“怎么扶”的关键之一是“五人小组”、“常务家长”这支队伍是否能够积极有效地工作，是否能够与贫困户形成有效的合力，因此过程管理和考评就至关重要。黔西南州对“五人小组”实施目标任务、岗位管理、激励保障、约束惩戒“四位一体”脱贫攻坚干部管理。“五人小组”每天要通过“智慧党建/扶贫云”智能手机平台打卡并登记工作任务。上级部门每天可以通过“智慧党建/扶贫云”分析评估每个干部的工作绩效，发现不能完成任务的，及时把干部召回。对被召回的干部分别采取集中教育、跟踪考察、转岗、待岗、组织处理等方式进行管理，让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对干部的考评坚持日常台账、月度考评、季度约谈、年度考核全过程考评。通过党建与扶贫相结合全过程督查、监督、考评和奖惩机制，使干部把工作重心真正下沉到贫困户、贫困村。如，兴仁县2014—2015年共召回干部361名。

nlc202309031514

五、结论与讨论

黔西南州精准扶贫的这些实践，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政策价值：

（一）多维度识别和评价贫困。通过“六看法”对贫困农户进行综合评价和分类管理，既具实践应用价值，也具有理论价值。“贫困”既包括收入不足引起的“贫”，也包括教育、卫生、居住环境、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等带来的“困”。应该说，“六看法”从基层实践中丰富了对贫困内涵的认识。这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确定的“两不愁、三保障”扶贫目标是一致的。

（二）党建与扶贫的紧密结合。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五人小组”和“常务家长”的干部驻村入户帮扶制度，创新了贫困村庄的治理模式，既让贫困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也切切实实为贫困村庄和家庭注入了一支新的发展力量。这种干部驻村帮扶模式探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特别是“干部召回”机制，解决了干部在精准扶贫新常态下“不会为”、“不作为”的问题。

（三）大数据在农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黔西南州建立的“智慧党建/扶贫云”大数据平台，将党建、30多个部门的民生数据与扶贫对象建档立卡数据进行了初步整合，终端到村，信息到人，适时跟踪，及时调度，网络显示，挂图作战。这个系统不仅成为干部管理的大数据平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大数据，将干部管理、精准扶贫、民生建设与农村治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开启了大数据时代农村特别是贫困村庄治理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1. Alatas V.， Banerjee A. and Olken B.A. （2010）， How to Target the Poor：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ones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4）：1206—1240

2. Banerjee A.， Duflo E.， et al（2007）， Targeting Efficiency： How Well Can We Identify the Poor？，Institute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1

3. Moyo D.， （2010），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4. OECD/UNDP （2014）， Making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ore Effective： 2014 Progress Report， OECD Publishing， Paris.DOI：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09305-en

5. 张磊（2007），《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1949—2005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9页。

6. 王小林（2014），“墨西哥多维贫困识别对我国精准扶贫的启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减贫研究参考》，2014年第1期。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宗宇翔

教育精准扶贫帮扶记录 篇4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自治州、XX 县党委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安排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找准服务保障脱贫攻坚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为 XX 县脱贫攻坚工作提供全方位优质的司法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现结合 XXX 实际，制定 XX 县 XXX2020 年脱贫攻坚帮扶计划。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紧盯目标任务，紧扣“两不愁三保障”，激发帮扶对象的内生动力，坚定坚决地完成脱贫攻坚巩固提升任务。

二、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 为进一步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促进各项工作顺利有序开展，特成立脱贫攻坚工作帮扶领导小组，组成如下：

组

长：XXX

副组长：XXX 成员：XXX

XXX 扶贫工作办公室设在XXX，办公室主任由XXX同志兼任，XXX 为工作人员，负责日常工作督察、协调及材料收集报送等。

三、具体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夯实 工作责任。

XX 党组将脱贫工作纳入全院工作重要日程，做到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同督导、同考核，形成制度，常态运行。每月召开一次专题学习，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制定计划、帮扶计划，落实和完善精准帮扶规划，帮扶计划与村（队）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帮扶措施与村（队）扶贫安排有机联系，使帮扶成效真正落实到户到人，要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注重培育贫困户“造血”机能，努力把帮扶资金和项目转化为发展致富新途径新举措。

（二）、院领导 以身作则，开启督战模式。

根据 XX 县扶贫领字【XX】X 号文件的精神，XX 书记包联督导 XX 村，XX 在督导包联过程中严格按照《XX 县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实施方案》的要求，采取摸清底数、督就业、联乡督战、巡回督战、督战指导等督战模式，督进度、督落实、督整改、督巩固、督质量，扎实开展挂牌督战，保质保量完

成好扶贫各项工作，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力争将包联村打造成脱贫攻坚的样板村。

（三））、支部书记扛起责，抓好抓实扶贫工作。

压实各支部书记责任，以党建工作为载体，助推扶贫工作，保持帮扶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各支部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开展扶贫工作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磨刀石，引导党员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及时解决群众所急所忧所思所盼。要深入推进扶贫工作，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支委会，研究脱贫攻坚工作措施及帮扶办法，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支部会议，安排部署脱贫攻坚工作，组织干警学习相关扶贫工作文件及要求，督查干警做好学习笔记，组织爱心募捐等，把帮扶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四）、强化 干警 素质，助力脱贫攻坚。

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批示指示、重要论述和党中央、自治区党委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纳入重点学习计划中。充分利用中心组学习、全院大会、党团日学习、支部晨会时间，组织干警学习脱贫攻坚知识，组织干警参加县委各类脱贫攻坚培训会，引导干警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增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责任感、紧迫感，全身心投入到脱贫攻坚的热潮中。

（五）、实行 干警” 结对帮扶，让贫困户有“帮手”。

一是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帮扶措施。坚持重点帮扶与联系低保户相结合，即帮扶干警在所分配村结对帮扶一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看望帮扶和走访了解情况每月不少于 X 次，帮扶干警若有变动，新任干警自然接替，确保帮扶对象不脱贫、帮扶工作不脱钩； 二是开展结对帮扶，提高致富能力。帮扶干警用心用情用智深度挖掘脱贫原因，帮助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强化勤劳致富的观念，树立自强、自立意识，给他们带去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使得每个贫困户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怀；帮助指导贫困户理清发展思路，根据所结对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的脱贫路子，充分解决好贫困户的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力争帮助每户贫困户 X 名以上劳动力转移就业，年收入达到或超过现行脱贫标准； 三是加强思想教育宣传，增强致富信心。充分利用“结亲周”、“民族团结一家亲”联谊活动、普法下乡、全国扶贫日，结合当前“五同三送十个一”活动，充分发挥个别干警宣传教育特长，利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看得见的典型，对贫困户进行思想引导，帮助贫困户更新观念，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坚定各族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六）、依法办理 涉贫 案件，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是精准打击涉贫刑事犯罪，依法审结贪污挪用、套取骗取脱贫资金和惠民政策资金等职务犯罪，依法惩治农村基层“微腐败”，确保脱贫攻坚风清气正,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坚决维护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是精准开展涉贫执行，将涉贫执行、涉民生执行作为执行工作的重要内容，集中开展执行活动，灵活运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执行措施，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不因合法权益

被侵犯而返贫返困，对执行贫困群众的案件，促成当事人和解，体现善意执法、柔性执法和司法关怀； 三是提供多元服务。坚持“困难群众的司法需求在哪里，司法服务就跑到哪里”的工作理念，建立司法救助、法律救助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是 强化工作责任。把扶贫工作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强化工作责任，牢固树立扶贫攻坚，人人有责的思想，把“扶贫责任”真正担起来。每月，干警在扶贫走访入户的同时，必须认真填写精准扶贫 APP 及建档立卡APP，积极解决扶贫对象的困难诉求，各支部组织委员需及时统计好本支部干警走访情况，做好解决困难诉求相关台账，每月由院绩效考核小组进行考核。

二是 强化科学施策。帮扶干警要详细了解贫困户家庭状况、致贫原因和发展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计划，明确具体措施，多渠道筹措帮扶资源，做一个称职的“核算员”。要帮助贫困户理清发展思路，转变思想观念，确定帮扶项目，积极鼓励贫困户靠政策、靠双手勤劳致富；要改变贫困户生产生活方式，改善居住环境，倡导贫困户发展庭院经济及发展现代农牧业，帮助联系就业岗位，鼓励外出务工等方式脱贫致富；要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引导贫困群众办事靠法、遇事找法，提高贫困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努力营造脱贫攻坚法制氛围。

三是强化督导检查。院监察室和扶贫工作办公室将加大督查力度，不定时督查涉贫案件办理情况、结对贫困户脱贫

个人精准扶贫帮扶计划 篇5

一、基本情况

全乡辖X个行政村，X个居委会，总人口X人，幅员面积近X平方公里。全乡属地形，海拔差约X米。X年农民人均纯收入X余元。

(一)产业情况。全乡以传统农业为主，未形成独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农作物为水稻、玉米、小麦，经济作物为油菜。本乡盛产大豆，全乡种植大豆面积X余亩。近年来，新培育生猪养殖大户X户，肉羊养殖大户X户，流转土地规模种植猕猴桃X亩。

(二)基础设施情况。

1、乡村公路。全乡村社公路里程共X公里，村道X公里，已硬化X公里，社道X公里，其中合并村村道X公里。

2、水利设施。全乡有山坪塘X余口，蓄水池X口，小(二)型水库X座。

3、新村建设。全乡已规划聚居点X个，大梁山村甘子垭聚居点正在建设之中，已建成农房套，完成了小区管网配套、路面硬化、环境打造等工作。

(三)党建情况。全乡共有党员X名，乡党委下辖X支部，周公寨支部活动阵地老旧、破败不堪，居委会支部活动阵地为临时租用。支部被市上评为落后支部，支部战斗力不强，党员作用发挥不好。

精准扶贫帮扶工作计划 篇6

当前，农村越来越多的家庭夫妻双双远家离乡，陆续走上了外出打工、经商的行列，有些儿童的家长不可避免地尽不了家长监护的责任，而他们的孩子只能留守在家庭，由家中的老人或亲戚代养，这部分远离了父母亲有效监护的留守儿童便成了农村特殊群体。这一特殊群体的成长、教育已成为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健康和谐的优良环境，势必影响他们的每一步成长，只有创造优良的环境，才会让他们在健康和谐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一、指导思想

以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关注和谐发展,服务经济，共创美好未来为落脚点,奉献一片爱心，让留守儿童在健康和谐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二、活动内容

（一）目标任务 针对我校留守儿童得不到直接监护人的关爱，加之农村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因年老体弱或文化水平较低，无法担负起教育辅导孩子的责任，他们的生活习惯比一般家庭孩子差一些，有的成绩明显下降.如何确保留守儿童不失学、不违法犯罪，同时让外出务工的父母安心挣钱，这就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共同关注。

（二）工作内容 我们深深体会到大多数农村农民外出赚钱，解决了贫困问题，但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却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在建立和谐社会和城市化进程中，留守儿童的教育困惑，逐渐凸现出来，这不仅是一个家庭自己的事，更是全社会应关注的大事。

1、留守儿童家长教育能力与孩子自身发展的需求有差距。据调查，凡外出务工的夫妇家庭没有时间过问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对孩子的需求、交往、兴趣

关注很少，更谈不上给儿童精神上的慰藉和知识上的辅导。

2、营造关心留守儿童的社会环境。妇联、团委、乡政府是社会群团组织，我们组织这一次活动,意在呼吁社会力量，参与留守儿童的关心教育工作，以便影响本地区不在利用游戏厅、网吧、舞厅来坑害未成年人.特别是要与学校加强协作，引导留守儿童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和发挥他们个人兴趣和专长，给他们创造健康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促进留守、单亲儿童茁壮成长。

3、建立留守儿童的牵手扶助体系，确保对留守儿童的关心教育工作落实到位。针对留守儿童在校学习情况，生活状况，行为习惯开展一系列的活动，落实扶助措施，每个月对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情况与其在外务工父母反馈，使我们真正成为留守儿童的第二监护人，让孩子得到健康成长。

4、学校要充分发挥教育功能，减轻留守儿童的心理压力。由于父母双双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在心理上存在许多困惑与疾病，因此学校除提供良好教育的同时，更要注重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要在他们身上倾注更多的关爱，让他们在学校这个大家庭中得到更多的温暖，从而弥补亲子关系的缺失和精神失落，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平台。

三、活动要求及措施

凡牵手扶助联系留守儿童从一年级开始。联系要求：定期到学校、家庭了解留守儿童阶段性的学习、生活情况及校内外表现，以便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工作；定期与联系的儿童父母交换意见，以便形成有效的家庭、学校、社会的立体化教育网络，确保儿童成人成才。要求参与这项工作的牵手扶助人员，做到有求必应，有难必帮,使外出务工的家庭夫妇安下心在外赚钱，让留守儿童在“三位一体”化的牵手活动中健康成长，让家庭成员实实在在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感受到群众团体组织力量的作用。同时也是增强党员、干部服务妇女

儿童，服务经济建设，服务“三农”大局的意识。

教育精准扶贫帮扶记录 篇7

一、教育经费的差异分配机制

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依赖于教育资源,教育资源包括教育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总和,其中,教育经费投入在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詹宁斯(Jennings)通过对俄亥俄州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有显著正相关,即学校教育经费投入越多,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越高,其研究结果为处于低收入地区的学校提供额外的经费支持提供了证据。[3]约翰逊(Johnson)和伊戈尔(Ingle)指出,应制定有差别、可实行的政策为低收入地区学校提供经费支持来提高学生学业成绩。[4]因此,贫困地区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需要建立合理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以此统筹、分配教育资源,进而保障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大多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其中,主要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补偿性分配机制和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需求本位的分配机制。

(一)补偿性教育经费分配机制

美国教育的发展也面临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严重落后的问题,且在二战之后尤为突出。该时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贫富差距加大,由此带来的阶级矛盾和冲突也愈发明显。总统约翰逊认为,教育机会的平等对于孩子获得高质量的生活至关重要,于是提出了“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最主要的措施就是1965年《中小学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自此,美国开始由联邦政府以教育经费调控的方式来推进教育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小学教育法》的实施在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提供大规模资助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该法案建立在补偿性原则上,认为贫困学生相较于其他学生需要更多的教育资源,[5]并以此为原则针对贫困学生的义务教育进行了规定。它根据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数量把教育经费分配至各州,使教育经费能够有效地资助公立以及私立学校的贫困学生。其中法案第一条“为低收入家庭儿童所在的地方教育机关提供财政援助”提出,联邦政府为低收入家庭儿童所在地方学区提供特殊资金,每个公立学校可以获得的特殊资金数=50%×州生均经费×家庭年收入在2,000美元以下的学龄儿童人数。此条款给予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所在学校提供每年10亿美元的经费支持,[6]通过有针对性地配置资源来满足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需求。《中小学教育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之后的相关立法,从1965年实施之后,每五年修订一次,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2001年布什总统签署的《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案》(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NCLB)。至2008年时,每年的补偿性教育经费投入已超过139亿美元,同时规定州教育部门仅可支配该经费中的1%用于管理,99%的经费都须分配到学区。经费投入的计算公式为:40%×州生均经费×生活在贫困线下5岁以上学生人数。凡是有贫困学生的学校都会得到资助,将近三分之二的公立学校获得该项经费。[7]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延续了这种补偿性教育经费分配制度。纵观美国中小学教育法发现,对于贫困地区学生教育补偿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学龄儿童扩大到5岁以上儿童,覆盖大部分学校,补偿经费投入逐步增多,同时将经费拨款到学区逐步发展为拨款到学校,最后到学生个人,资助对象更加精准,还规定贫困学生在转学时可将自己的资助经费一并转走。

(二)以需求为本位的经费分配机制

澳大利亚发达地区多为沿海城市,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与支持,其教育经费分配模式为需求本位的资源分配模式,即以学生的需求为依据的一种经费计算方式。该分配模式旨在使所有学生,包括教育不利、身心残疾、偏远地区的学生,都能获得充足的教育经费,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现行的《澳大利亚教育法案》(Australian Education Act,2013)[8]对贫困地区的经费投入进行了详细规定,在第三部分明确规定了经费分配的计算公式,除了每所学校的基础性经费外,还根据学校学生的不同情况,如残疾、低收入、少数民族学生以及学校所处的区域和规模等不同情况,确定经费计算方案。学校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拨款经费(每年)为:Q1拨款数(每年)+Q2拨款数(每年)。Q1、Q2指家庭收入的两个类别,分别为家庭收入低于平均收入50%以下和家庭收入低于平均收入37.5%以下。具体计算公式为:Q1拨款数(每年)=[3/20+(处于Q1的学生数/学校在校生总数×7/15)]×学生人均拨款经费×处于Q1的学生数;Q2拨款数(每年)=[3/40+(处于Q2的学生数/学校在校生总数×2/5)]×学生人均拨款经费×处于Q2的学生数)。处于Q2的学生多追加一次拨款,是Q1基础上的再补贴,因此获得更多的拨款经费。

(三)专项支持计划

除此之外,设立专门的项目来支持贫困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也是常见做法之一,即有专项的拨款计划给予支持,如美国设立的“农村教育成就项目(Rural Education Achievement Program,REAP)”是专门针对农村教育实施的拨款法案。它要解决的是当前联邦统一拨款存在无法兼顾的问题,通过专项拨款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该项资金主要用于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教学环境,推动教师专业发展。澳大利亚设立了“处境不利乡村地区项目(the Disadvantaged Country Areas Program)”,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对该项目的经费投入不断增加,从1982年的790万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000万美元。2001年起,该计划成为联邦政府整体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每年得到政府约2200万美元的拨款。[9]此外,澳大利亚各州都出台了一系列发展贫困地区教育的政策,如新南威尔士的优先学校项目(Priority Schools Programs,PSP)。该项目为贫困地区的学校提供资金、技术、资源等支持,资金由州政府给予基本保障,同时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筹集资金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发展。该项目在提高贫困地区学生入学率、进入大学比例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成效。通过这些专项资金,为贫困地区教师提供优厚的年薪、带薪休假、减免交通费用等。各州教育部门还定期组织教师接受专业培训,培训结束后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合格者颁发证书,不合格者继续学习,不断促进贫困地区教师的专业发展。

从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对贫困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可以看出,它们具有如下共同特点:第一,对教育的支持性援助由一般性资助转向分类资助,为有特殊需要的地区提供不同的分配方案,形成有差异性的经费分配机制,经费投入对象逐步聚焦到学生,体现精准投入。第二,国家通过教育经费的调控,使得州教育行政部门对联邦教育经费投入的依赖性增强,层级分明的管理制度使得更多的教育部门参与到学校管理和决策中。第三,针对特殊需要,设立专项支持。除在联邦层面给予贫困地区学生相应的补偿性拨款外,还设立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专项支持计划,并配有专项拨款,给予贫困地区更多的自主权,使学校能根据自身需求将经费用于学校建设和教师培训等方面。

二、加强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质量是影响贫困地区教育质量的关键。研究表明,低收入的地区更缺乏高质量的教师,[10]而这些教师对于低收入的学生又抱有较低的教育期望,[11]从而进一步影响了该地区的教育质量。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了多种政策和措施来吸引或分配教师到贫困地区的学校任教,通过补充和调配贫困地区师资来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一)政策倾斜吸引教师

针对贫困地区教师短缺、教师质量不高、教师流动性大等问题,西蒙斯(Simmons)在其研究中指出,应从改善贫困地区环境及生活待遇、提高收入、提供住房、减免税收及减轻工作负担等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12]通过优惠政策鼓励教师到贫困地区学校任教是国际上常见的做法之一。上述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其贫困地区教育支持的专项计划中,均有相应的经费用于提高教师待遇,从而吸引教师到贫困地区任教。

有些国家设立“教育优先发展区”以促进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其中,法国政府早在1981年就设立了“教育优先发展区”,这些区域指的是处境不利的地区,主要包括文化贫乏、经济落后的地区以及大中城市低收入社会阶层,如失业者、非熟练工人、移民等贫民社区,通过各种措施优先发展该地区的学校。所有在教育优先区内小学和初中任教的教师都可享受“特殊工作补贴”,[13]从1994年起,对初次分配到“教育优先区”的教师,政府每年为每人提供12,594法郎特殊补贴,连续补贴三年;对于愿意流动到“教育优先区”任教的教师,政府每年为每人提供6,741法郎的特殊补贴。[14]该津贴计入教师工资,由国民教育部支付。通过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吸引教师到贫困地区任教,从而改善当地的教育质量。

(二)实行教师交流轮岗制度

全国教师统一调配政策是保障各地师资均衡、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有些国家实行教师国家公务员制度,教师必须服从国家统一调配,定期进行交流轮岗,流动成为教师职业生涯的必须部分。如日本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开始于二战初期,在20世纪60年代趋于完善。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该制度取得了良好成效,使得全国的教师资源分布相对均衡,儿童都能够就近入学。当学校缺乏教师时,县教育委员会可通过聘任、晋升、降级、调转等方式对教师进行重新调配。教师流动并非强调教师单方面的奉献,对于交流轮岗的教师,国家会提供不同类型的津贴,包括交通津贴、住房津贴、单身赴任津贴和偏僻地津贴等。根据家庭与任职学校距离、不同区域的住房水平、配偶是否随任以及偏僻地区的级别,都有非常详尽的津贴补助方案。[15]国家对教师统一调配的方式为确保各级各类学校具备充足的师资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韩国的教师也属于公务员身份,所有国立大学的校长、系主任和教师以及所有中小学教师统称为教育公务员,须服从《国家教育公务员法》,该法案对教师的流动进行了规定。为保障不同区域师资水平相当,要求公立学校的中小学校长、校监(相当于我国的教导主任)和教师在不同区域进行轮岗,教师在同一所公立学校的工作年限为4~5年。同时实行城乡流动,在城市工作的时间为8年或10年,之后必须流动到农村学校工作3~4年。[16]

(三)定向培养农村教师

美国农村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1%,31.3%的公立学校、超过21%的学生生活在这些地方。这一范围涵盖的区域对美国主流社会来讲是偏僻的、陌生的,其主要特征是贫困。[17]为了快速、高效、大范围地解决这些贫困地区的教师问题,需要依据教师的工作环境,诸如贫困和地域的边缘化对农村教师进行专门的培养。[18]美国正是通过实施专门的农村教师培养计划来培养适应农村教学环境和教学任务的专门师资。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的职前教师的培养,使教师能够更好地适应农村教师的工作任务与工作环境的复杂性,发挥出最大作用。

在美国农村教师的培养中,虽然在招生时并未对学生类型进行规定,但从生源上来看,更倾向于在农村本地招生,或者招收那些有农村工作经历的人,在入学面试时将申请者对农村教育的兴趣作为评价的重要因素。这与怀特(White)和瑞德(Reid)等人的观点一致,认为对于农村教师的职前培养必须将地域意识融入进去,[19]有在农村生活或工作经验的人能更好地把握农村教育的特点,充分利用农村所提供的资源进行教学。美国对于农村教师的定向培养,从农村学校的实际特点出发,实施专门的培养计划,从而确保培养出的教师能够适应农村教学环境、胜任农村教学任务,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可操作性。

以上几种措施为贫困地区的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措施都非常重视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如教师轮岗制中除了规定教师应承担的义务外,还考虑到教师的家庭因素,如配偶的安置、轮岗地区等。而定向培养乡村教师,也将教师与其将要任职的地区特点相联系,帮助教师适应今后的工作。这些举措为贫困地区教师“留得住”提供了保障。

三、贫困地区教育支持的监管模式

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除经费投入、师资保障外,必须建立与之相对应的评估和监督系统,通过系统地收集资料,对各项支持政策的实施效益及其社会意义进行评价,[20]以保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监管,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模式。

(一)绩效管理模式

美国实行联邦—州—学区三级教育管理体制,联邦政府往往通过拨款进行教育资源配置,并协助教育机构制定和改进各种教育发展计划。[21]州教育机构可根据需要向联邦政府申请特别拨款,用于相关的教育改进项目,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即为特别拨款中的一种。值得关注的是,拨款并非只是简单的投入,还要对投入的过程和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价,对于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往往以贫困地区教育质量的提升作为绩效评价的标准,其中,学生的学业成就是评价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

美国率先开始对学校效能进行标准化评价。在《中小学教育法》中,要求各学区对低收入学区拨款有效性进行评估,采取统一的标准化考试并根据学生成绩来评估学校教学效果,对表现不好的学校提出新的促进计划。之后的NCLB法案更是关注到包括贫困地区学生在内的所有处境不利的学生,通过学生成绩来评价学校。为督促学校履行提高所有学生成绩的责任,各州要求学校向家长报告学生的成绩结果,并按照种族、民族、英语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分类公开。对于那些未取得一定年度进步的学校、学区或州,将被认定为“需要改进”。如果学校三年之后还没有取得适当的进步,学校中包括贫困学生在内的处境不利学生可以将所得的专门资助经费转到更好的公立或私立学校,或择校接受额外的教育服务。那些在缩小成绩差距方面成效显著的学校和州被给予“额外津贴奖金”。由此可见,绩效评估的管理模式是基于学生的学业成就来管理学区和州政府所能获得的拨款,即如果学生达不到预先设定的学业成就标准,那么校方将面临经费和信任危机。

(二)行动计划管理模式

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国家实行行动计划管理模式。《澳大利亚教育法案》第七部分规定,[22]获得经费资助的主管部门要制定行动计划。州政府在获取对贫困地区教育拨款的同时,需要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包括有利于达到《澳大利亚教育法案》目标的活动、项目和草案,说明这些活动、项目和草案如何操作才能达到预设目标,并要求设定实施的时间表以及路线图,以此为依据监督和评价这些活动的进展和成效。贫困地区学校在获得资助的同时,需要以行动计划的方式来反映经费的使用、设立的目标和如何发展等,在后期州对学区的考核上,基于行动计划的各项安排和表现来进行评价。

为保证行动计划的实效性和可行性,主管部门在行动计划实施后,需要不断回顾反省该计划,根据实施的具体情况对其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形成动态发展的过程。法案规定主管部门每六年至少修订一次行动计划,修订时应对整个计划进行考核,贫困地区学校的进入和退出也要在行动计划中体现。同时,为确保公众能够获取充分信息,管理部门需要公开发布整个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成效及反思。州政府采用行动计划来管理和保障区域内贫困地区学校履行提升教育质量的主要责任。

四、对我国教育精准扶贫的启示

协调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广大的贫困地区。扶贫先扶智,2015年以来,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要求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大幅提升贫困地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现阶段,我国扶贫工作已由原先的粗放式扶贫转向精准扶贫,力求有限资源的最大化使用。借鉴发达国家贫困地区教育支持政策经验,我国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重视和加强立法。

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都通过立法给予保障。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在教育法案中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进行了专门规定。法律规范具有国家强制性、普遍性和可诉性,是依法行政、依法治校的重要保证,我国应以公平教育理念作为立法的价值取向,提高立法层次,将为贫困地区所有儿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中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政策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包括经费分配、教师配置以及监管和效果的评估等,为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其次,实施差异性的经费分配制度,建立贫困学校进入和退出机制,确保扶贫资金和扶贫对象的精准。

在经费分配上,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可采取差异性的经费分配制度,把区域发展和对学生个人帮扶结合起来,使得扶贫效果能有效集中在贫困家庭学生身上。政府应根据不同区域学校的实际发展水平给予差异性的财政拨款,根据学生类别、学校所处区域、学校规模等要素进行核算,详细规定不同类型学校应获得的国家财政经费资助数额。同时将学校经费管理权交给地方,由地方按照国家规定的分配制度进行经费分配,使得教育经费的分配更具有针对性和适切性。

发达国家对接受支持的贫困地区学校的选择十分慎重,大多制定了明确的标准。如法国、日本等国,依据学校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等标准确定需要支持的贫困地区学校。外部环境包括学校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学校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学生家长的职业等;内部环境包括学前教育入园率、小学与初中入学率、辍学率、学校的教育质量等。同时每三年或五年重新进行评估。为保障支持经费的使用效益,我国也应构建适合国情的、更为细致的贫困学校进入和退出机制。

第三,加强对教师的人文关怀,确保师资保障精准。

从我国目前对贫困地区的师资配置政策来看,主要通过给予贫困地区教师待遇上的优惠和补助、提供职业发展倾斜政策两种途径来吸引教师在贫困地区任教。

然而,尽管在待遇和教师个人发展上采取了一定的倾斜措施,但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交通地理条件不便、家庭生活困难等诸多因素仍阻碍贫困地区教师质量的提高。当前贫困地区教师队伍依然存在职业吸引力不强、补充渠道不畅、整体素质不高、流失严重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给予教师更多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家庭建设的关怀和帮扶,解除教师的后顾之忧,让教师真正扎根贫困地区。发达国家在此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如日本在配置教师时,将教师的家庭因素考虑在内,包括配偶是否随任;如果配偶一方已轮岗到贫困地区,那么另一方可申请不进行教师轮岗;教师在填写轮岗意愿表时,也可以优先考虑离家近的地区进行轮岗,等等。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第四,完善教育扶贫项目的监管制度,实行分层评估,确保扶贫成效精准。

借鉴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教育支持体系的监管模式,未来应完善项目监管制度,将计划与问责制相结合,对地区和学校进行分层评估。

对于贫困地区层面的评估可采取行动计划和目标本位的评估方式。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这两种评估侧重于教育扶贫项目的两大环节,即项目开始之前和项目结束之时,实行预评估和结果评估。预评估要求贫困地区教育管理部门需因地制宜拟定本地区的教育扶贫计划,在计划中明确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目标、采取的措施、进度安排等内容,此时主要对行动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也有助于后续进度的监督。结果评估则需针对目标设定情况,如辍学学生人数、贫困学生学业成就等,定期对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根据指标达成情况评估地区教育扶贫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