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

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

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 篇1

《世说新语》中关于阮籍的条目有28条, 归在“任诞”门有10条。显然这部魏晋集大成的著作将其定位于不拘礼法、狂放不羁的形象。他桀骜不群、屡屡辞官, 以“青白眼”蔑视礼俗之士, 佯醉拒绝与司马氏联姻, 甚至酒醉后径直睡倒在卖酒美妇身旁……这些举动在礼制森严、“名教”至上的时代自然被视作狂放怪诞。然而, 阮籍真的是一个快乐无忧、寻欢觅乐的狂狷浪子吗?

恰恰相反, 其《咏怀诗》八十二首大多情调凄婉、寓意深远, 充满了作者在时政压迫下的忧生伤世之痛、悲天悯人之哀和超凡脱俗之想, 是一曲社会人生的悲歌。《毛诗序》云:“诗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因此外表的任诞旷达、放浪形骸只是其内在情感的异样外化, 郁闷痛苦时时煎熬他的心灵。《世说新语》中王大一语道破:“阮籍胸中块垒, 故须酒浇之。”

那么, 阮籍为何而忧愁苦闷呢?

首先, 从曹魏到司马氏政权, 士人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发生了变更, 生命安全感丧失, 价值观念也在撕扯中发生改变。一方面他们放浪形骸, 以脱俗风度破坏礼教;另一方面他们又从骨子里信儒重礼、至情至性。阮籍见儿子阮浑“少慕通达, 不饰小节”, 有加入竹林名士之意, 连忙制止;高傲的嵇康在《家诫》中也一再嘱咐儿子要“庸碌”。正是价值取向上的疑问, 阮籍写下了“荣名非己宝, 声色焉足娱” (其四十) “保身念道真, 宠耀岂足崇?” (其四十二)

其次, 魏晋是个体觉醒、生命意识复苏的时代, 在动荡纷乱、性命如蚁的社会中生之无奈与死之悲哀的忧生之嗟几乎见于每位士人笔端。阮籍用沉郁悲凉的语调写道:“人生若晨露, 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 惜逝忽若浮。” (其三十二) 人生易老, 世事无常, 清醒后的绝望, 觉醒后的颓废, 使得阮籍不得不转为虚妄, 向往人生“修龄”。其不少诗作都交杂游仙成分, 呈现“诗杂仙心” (《文心雕龙-明诗》) 的艺术特征。

其实追求生命永恒的深层涵义乃是对自由的渴望与向往, 神仙生活的最大魅力也莫过于此, 而这也正是魏晋之时代主题。魏晋时期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超凡脱俗、谈玄论道, 与药、酒、求仙、山水等巧妙结合, 构成倜傥超凡的魏晋风度。个性自由、人格独立是其精髓。而这恰恰成为阮籍悲剧命运的原因。他忧时感怀、反叛礼教、蔑视权贵, 即使承受高压恐怖也不放弃人格与自由。但利剑高悬, 人格难伸, 终身危惧的痛苦也一直纠缠着他, 使他对自由独立更加渴望。这一思想在其诗作中“鸟”的意象上尤其明显。

八十二首咏怀诗中直接涉及鸟的有二十八首之多。如“孤鸿号外野, 翔鸟鸣北林” (其一) , “回风吹四壁, 寒鸟相因依” (其八) , “孤鸟西北飞, 离兽东南下” (其十七) , “愿为云间鸟, 千里一哀鸣” (其二十四) ……此外还有黄雀、飞鸟、玄鹤、凤凰、黄鸟、鸟鸢、鸿鹄、青鸟、南飞雁等等。在某种意义上, 鸟是自由的象征, 振翅高飞, 在蓝天白云间自由飞翔;然而面对牢笼, 它是最不自由、最可怜的笼中玩物;面对猎人的枪弹, 它脆弱无力, 四散而逃。阮籍正是借飞鸟意象抒发对自由独立的向往, 以及他深刻体会到的生命脆弱易逝之感。

以“孤鸿号外野, 翔鸟鸣北林” (其一) 为例, “孤鸿”一词, 按照靳极苍先生《阮籍咏怀诗详解》的观点:“‘孤鸿’一词创自嗣宗, 前此无有。”后卢思道作《孤鸿赋》, 表达他这个贤才被疏失位之痛。由此可知“孤鸿”暗喻贤良忠信之士被司马氏排斥不用, 哀号于朝廷之外。曹植《七启》有“落云翳之翔鸟, 援九渊之灵龟”, 这里“翔鸟”与“灵龟”对应, 可见“翔鸟”为得意之鸟。诗中“北林”比照“外野”是鸟愿意聚集之地。后半句诗从字面可理解为一群得意的飞鸟在北边树林鸣叫飞翔, 暗喻对司马氏竭力攀附者们职高位显。这句诗用对比手法, 使得忠信者的失意与攀附者的得意跃然纸上。诗人忧之深痛之切难以言说, 只得“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阮籍把对现实的痛苦体验和理性批判寄诸诗歌, 在超现实的境界中寻求精神慰籍, 留下一部“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 百代之下, 难以情测”的诗集, 他的形象正是那个时代部分士人的典型代表:个性强烈、真性真情, 又不得不压抑自己, 欲呐喊而力薄, 欲抗争而无奈。他不仅不狂, 而且是特殊时代造就的悲怆人物。

金代大诗人元好问曾在《论诗三十首》中这样写道:“纵横诗笔见高情, 何物能浇块垒乎?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