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梦,梦中国

人生梦,梦中国（共7篇）

人生梦,梦中国 篇1

中国梦梦中国

梦，人人都有。只是每个人所追求的目标不同而已。因为梦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而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梦，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伟大复兴中国梦

人生如船，梦想是帆，每个人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梦，但我们同属于一个国家——中国，所以每个人的梦又与国家民族兴衰荣辱紧密相连。

习近平主席曾说过：“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也曾读过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曾因为它而兴奋过，忧伤过，愤怒过，不满过。原因只有一个应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中国是我们伟大的祖**亲。当我们在历史中读到八国联军欺凌中国的时候，每个人的心中都燃烧着一团怒火，心中却又为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无奈。顾炎武曾经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为了中国的伟大复兴而做出属于我们的微小的贡献。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中央之城。

温暖人心语言梦

汉语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前流传下来的语音，他经历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改进，最终成了现在的汉语。在地球上，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属于自己民族的独一无二的语音，每个人都通过民族的语言与人沟通，从而获取有用的信息。语言也是人类智慧的成果。

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指出“语言文字战线要传播中国梦，构建语言梦”“ 语言文字梦是增强国家语言实力的梦，是提高国民语言能力的梦，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梦，是描绘美丽中国的梦。”她强调，语言文字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梦在语言文字事业的具体体现，是语言文字工作者不懈追求的美好理想，也是传播和弘扬中国梦的有效工具。汉语对于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都是温暖的，当你在外国遇到中国人时，那么对话时所用的汉语，将会让你感到异常温暖亲切。

精彩未来我的梦

在中国梦中，我们不能说一定能让中国梦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实现，但我们应当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只有当我们所有人的梦想都实现的时候，中国梦，才会实现。我的梦便是中国梦，中国梦即是我的梦。我们应当努力的为了中国梦而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那样中国梦才能实现。

中国梦，我的梦。

人生梦,梦中国 篇2

一、中国哲学的道德意义

首先, 中国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一般认为,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 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贯串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社会公德、婚姻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等。它通过确立一定的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 来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和个人行为, 调节社会关系, 并与法一起对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起保障作用。有时专指道德品质或道德行为”。道德哲学中的道德是否就是狭义的伦理学意义上的判断善恶的学问呢?

对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中国哲学是以人们的道德生活为主要的思考对象与范围的, 如果说, 中国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的话, 那么道德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应该说是不排除其最基本的伦理学含义的。

比如说, 孔子在《论语》中曾经两次提到过“崇德辨惑”, 那么什么是“崇德”呢?他对子张说, “崇德”为“主忠信, 徙义”, 即推崇道德要以忠信之道为主干, 而以遵循礼制作为其外在的表现。那什么是“辨惑”呢?他说:“爱之欲其生, 恶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 是惑也。”[1]这就是说, 孔子认为使人生陷入困惑的原因是我们人所具有的无理性的好恶等的情绪体验, 这往往使得我们的人生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 “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 当我们陷入这种自相矛盾的情绪状况时, 往往无法摆脱, 就会一方面使自我陷入尴尬的情绪困境而产生迷惑, 另一方面让他人感觉此人行无定则, 无法依赖。所以说, 他是不主张人们服从这种无理性的情绪状态来处理生活中的问题与状况的, 而应该超越于种种好恶的情绪状态, 一切以“仁”与“义”的准则来行为。所以他认为:“士而怀居, 不足以为士矣。”[2]《集释》《反身录》对此解释得很经典, 即:“士若在身心上打点, 世道上留心, 自不屑区区耽怀于居处。一有系恋, 则心为所累。”孔子还说:“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 (《卫灵公》) [3]这也同样证明了在孔子哲学中, 人的道德意义的实现, 在孔子的理论中、在孔子所透视的人生中永远是不可逾越的第一位的。

然而, 中国哲学所能够做到的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理性的约束那么简单, 虽然仅就这一点而言, 其作用在当今社会其意义也可能是十分巨大的。在建构中国哲学的在当下社会情境下的新的道德意义系统时, 要注意冯友兰先生所谓的中国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与具体意义, 有一些哲学命题需在其一般意义的深刻的理解与认同的基础上结合当今社会的新的文化形态与时代要求给予新的变形。

二、中国哲学的超道德意义

中国哲学所能提供的除了冯友兰先生所谓的道德境界, 还能提供天地境界, 即超道德境界, 首先, 它努力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下的平淡的生活以无限的价值与意义。如冯先生所说:“中国哲学不过是将人生当作一个自然的事实, 努力在精神上改进它, 以求使之尽量地好。这里并非简单的是一套道德说教或宗教教条……这里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尝试, 要改变日常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使之具有在最好意义上的最高价值。”[4]并且, 冯先生是这样理解圣人的, 他说:“圣人并不能作出奇迹, 也无须试作。他做的事不多于常人, 但是具有较高的理解, 他所做的就有不同的意义。”[5]依上所述, 中国哲学的价值体系的建构的指向性是内在的, 从中国哲学的价值观念而言, 人内在对宇宙与人生的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从某种层面而言, 要远比外在的具体行为与其后果更具有意义。

亦即, 中国哲学看到的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 在人面对世界的时候, 人的脆弱与孤独, 但是人的力量在于, 人有心灵, 人有意识, 人有一个可以通过塑造即变得无比强大的精神世界。如果没有这个可以通过此让人类变得无比强大与智慧的精神世界对渺小的人的转换, 那么, 人在这个宇宙将如何自处呢?当这种有力的、智慧的、无限广大的精神世界被塑造出来之后———这个精神世界的成功建构是由于其符合整个宇宙的最基本的秩序的———人就与宇宙一体, 获得了一种大的胸怀, 人就有能量来面对社会人生的纷纭复杂与错综变化。人的其他愿望的满足, 甚至于国家的富强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所以, 用以达到超越境界的方式方法差不多总是具有内在的指向性。这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生命文化姿态, 亦或是它在修身养性方面的习惯性传统, 即个体的生命体会或者捕捉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方式依赖的是人当下的现实的内心呈现的路向, 以达到独立不倚的人生状态。例如, 为了表示超越世界的获得的内在性, 儒家就会说“深造自得”、“归而求之有余师”, [6]它们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哲学内向超越的修养方法。

简而言之, 用中国哲学的方式修持的人相信自己的精神世界拥有潜在的强大的心理能量与巨大的心理空间可供自由支配, 而当其面对外部世界或自己的现实人生的有限性与缺陷时, 这些心理能量与心理空间立刻就会发挥作用。我们可以说, 中国哲学文化视野下的人在拥有一切现实人生的压力与问题的同时也拥有了自由、独立与自我人格完成及价值感获得的完整的生命体验。因而, 中国哲学在人心安顿问题上的特点只能够这样来描写, 即在中国哲学的文化意象中, 人被赋予的意义与价值及其追求具有当下性与超越性。所以, 余英时在《从价值体系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告诉我们:“中国的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则是互相交涉, 离中有合, 合中有离的。而离与合则又视个人而异……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向上的, 不是等待上帝来启示的, 所以‘心源’……这个观念十分重要。”[7]

在这一方面, 即在中国哲学给我们详细描述出的对自我的狭隘性与局限性的超越, 心灵归属意识的获取, 快乐的体验, 价值感包括道德价值的实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种哲学中, 这些实在的、最重要的体验与境界的获取不是寄希望于个人的未来, 如同价值感的获取一样, 也不是寄希望于人类的未来, 而是在个体的当下状态中的一种呈现。中国哲学的文化意义在于它面对的是个体, 面对的是个体人的当下状态的超越。例如, 禅宗普愿和尚说:“平常心是道。”[8]“担水砍柴无非妙道。”[9]不但能表现对以“道”指称的超越世界的存在的确认, 而且能表现超越世界与现实的人伦世界的统一的观念, 或者表现此二者在中国哲学中的不可分割的观念。宋明理学中理世界与气世界的关系问题也表达了中国哲学的这一文化特点, 理不离气、气不离理、理气不即不离的理论设定再次论证了之前的论述。

中国哲学不仅能赋予普通人生以价值感, 而且让我们在精神层面超越一个人自身的狭隘与局限, 超越现实社会的有限性与一个人面对整体性的社会现实的无奈感与孤立感, 体验无限的快乐, 从而产生心灵的归属意识, 也就是说, 中国哲学还给人以幸福感与归属感, 这靠的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 亦即天地境界的建构与完成。

我国古代的哲学们就是在此一方面一直进行着努力与文化上的建构的。他们基本上都有如下的认识:“其一, 天地万物, 本来一体;其二, 人以其私, 故本来之一体, 乃有间隔而生出物我之对待;其三, 吾人须克己去私, 以复天地万物一体之境界。”[10]所以, 无论是张载的“大心体物”, 还是陆九渊的“发明本心”, 都是做的这方面的修养功夫与理论建构, 虽然着手的方式与路向的指向性是不同的———一个向内、一个向外———但最终的要达到的目的是共同的, 即获得精神上的“大我”, 亦即“天心”, 即浩浩然的天人合一之境建构完成。比如张载在《正蒙·大心篇》中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物有未体, 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 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 不以见闻梏其心, 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又比如, 陆九渊也曾说过:“此理天之所以与我, 非由外铄。明得此理, 即是主宰。” (《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又如《二程语录》所言:“万物皆备于我, 不独人尔, 物皆然, 都自这里出支。只是物不能推, 人则能推之。纵能推之, 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 几时减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铺放着。” (《二程语录》卷二) 这样的一种精神体验可以帮助我们与大宇宙、大自然, 与原本外在的、相互隔膜的世界、社会与他人相融为一体, 在这样的一种境界的体验之下, 人将不再孤独、不再相互的设立屏障, 甚至在它的极致状态, 人会被尽可能地减少由此而产生的负面的情绪体验而找到温暖与最终的精神家园。这一切, 对救治现代人的精神问题都会产生特别有益的帮助。

同时, 这种文化建构的可贵之处在于, 如果以外在现实的功名利禄作为我们取得价值感的唯一的依据与来源, 那么, 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而言, 就不会获得此价值感与成就感, 就会始终为一小的存在。但是如果以精神上的修养与超越为我们获得价值感的真正的来源, 并且这样的修身养性的方式又是不必要以外界的丰厚的现实条件作为资源与支撑的, 孔子曰:“我欲仁, 斯仁至矣。”[11]只要我们有此心意, 有此“志”, 如颜回“当乱世, 居于陋巷, 一箪食, 一瓢饮, 人不堪其忧, 回不改其乐”。[12]可见, 只要最低的物质条件保障, 就可以此修养而获得的精神体验而获得无限的人生快乐。这样的文化资源, 对每一个普通人都有着足够的吸引力。

总之, 中国哲学是面对人内在的心灵与精神世界并对此加以塑造的。它以内在修身养性的方式赋予人道德意义与人心的安顿与价值, 这在人心浮动、只求物质利益的当今的社会环境下, 有补益时弊的功能。

摘要：中国哲学是面对人内在的心灵与精神世界并对此加以塑造的。它以内在修身养性的方式赋予人道德意义与人心的安顿与价值, 这在人心浮动、只求物质利益的当今的社会环境下, 有补益时弊的功能。

关键词：中国哲学,道德意义,超道德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131.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148.

[4][5][10]冯友兰.中国哲学的精神.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355, 355, 335.

[6]孟子.孟子.离娄章句.孟子.告子下.

[7]余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 2004:452.

[8]江西马祖道一禅师语录.

[9][宋]道原禅师纂.传灯录 (卷八) .

[3][11]杨伯峻.论语释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6.

中国梦梦之蓝_初中作文 篇3

中国梦是由千万个中国人的梦想组成的，梦想虽然有大小，但只要坚持努力，去向梦想拼搏、努力，总会实现。刘伟叔叔就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刘伟家附近有一个简陋的配电室，外墙用土砌的，很矮，一翻就能翻过去。配电室里的电线裸漏在外。一次事故，让刘伟永远失去了双臂。“当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傻了。”刘伟说。那年。他只有10岁。

失去双手半年后，他学会了用脚刷牙、洗脸、写字。刘伟在12岁时开始学游泳，进入了北京市残疾人游泳队。仅仅两年之后，他就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获得了两金、一银。刘伟对母亲许下承诺：在北京残奥会上那一枚金牌回来。但是高强度的体能消耗导致了免疫力下降，使他患上了过敏性紫癜。医生告诉她母亲，关系他命运的那次事故对他影响甚大，他必须放弃训练，否则会危及他自身健康安全。

刘伟开始了新的学习――钢琴！用脚弹钢琴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更何况是残疾人。但是，刘伟用坚强的勇气和毅力努力的学。刘伟每天的练琴时间超过七个小时。“我是三点一线的`生活――练琴、学音乐、回家。”

8月，在《中国达人秀》的现场，刘伟空着袖管走了上来，坐到钢琴前。《梦中的婚礼》响了起来。曲子结束后，全场起立鼓掌。当评委问他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时候，刘伟说：“我觉得我的人生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的活着。”

看到刘伟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的哭了。虽然我比刘伟多了一种器官，但是我却没有他那样坚强的毅力和勇气。

我的梦想是当兵，为国家效力。在祖国在危在旦夕的时候，我永远冲在最前线，苦点累点我不怕，只要国泰民安，我的理想就算完成了。

烟雨梦梦难断散文 篇4

烟雨梦梦难断，寻寻觅觅天涯路，昂天长叹，叹人生无常，就让心流浪天际。浮生若梦的季节里，怎么会让我遇见你?岁月重重的痕迹里，满世界都是你美丽的倩影。

一个人漫步在烟雨蒙蒙的城市公园，思绪随濛濛小雨飘向牵心挂肚的另一个城市。小小的花折伞，怎么能够遮挡我满园的回忆?随风飘落的记忆里，总是梦想着美丽的重逢。无心插柳柳成阴的邂逅相遇，怎么会让我遗忘?朝思暮想的牵挂，无怨无悔的飘散在烟雨蒙蒙的雨季里。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一个人的长夜里，心烦意乱的翻着厚厚的古典小说，欣赏着黛玉与宝玉的凄美爱情故事，想象着 一段情一段爱一段美好的相恋，一段海誓山盟的誓言，一对情投意合的恩爱夫妻，都将成为我俩的美丽化影，美丽的花折伞下，携手与你慢步在烟雨蒙蒙的雨季里。。。。。。这寂静的长夜里，窗前花姿招展的`月季花，怎么就像摇曳多姿的玫瑰，在月光下频频向我招手?

怎么忍心看到你流泪的样子 ，温柔的你怎经得起这风风雨雨?没有人能够留住花开花落的季节，但始终有一颗心在祈祷，温情有力的怀抱总是无私的向你敞开，远方的你是否依然美丽柔情?两情相悦的季节里总是春意盎然。柔情蜜意的心间怎么越来越窄，爱的美丽已填满回忆的空间，浮生若梦的季节里，怎么忍心突然的离我而去，是否我的爱还不够?而我又怎么能够忘记?

人生梦,梦中国 篇5

关键词：中国梦,人生观,价值观,导向策略

所谓“少年强, 则国强”, 一个国家的发展在于对青年人的培养, 而对青年的培养, 首要就是对青年的理想信念的培养。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随思想的变动而发生转变。“中国梦”是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战略思想, 那么在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之时, 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自然也就产生侧重点的转移。

一、什么是中国梦

2012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梦”这一战略目标, 后来又在会议上进一步的做出了解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是实现国家的富强, 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根据其解释, “中国梦”不仅仅是国家的梦想, 也是民族的梦想, 更是个人的梦想。实现中国梦, 也不只是增强国家的实力, 而是在社会、民族、个人等多方面进行发展, 它代表的不是个人的利益, 而是集体的利益, 是大多数人民的美好心愿。

二、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持续受到关注, 学者们认为,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思想总体来说是积极的、健康的, 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过分的注重个人利益, 不懂得抓大放小;在实现国家的理想和个人理想方面, 更倾向个人理想;社会责任感缺失, 缺乏奉献精神等等。根据调查和研究, 很多大学生将考上大学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不以国家为己任, 缺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造成大学生理想信念不正确的原因不仅是学生个人, 教育也是起关键性作用的一方面。据调查显示, 中国理想信念教育工作至今仍然不能做到尽善尽美, 依旧存在缺陷, 例如:在实际的工作中, 教育工作者不能做到将现行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实践跟不上理论的脚步;不注重学生的感觉感受, 仍然以高姿态的传统教学理念教育大学生。在新媒体时代, 学生们已经不再单纯的从课堂上获取知识, 教育工作者延续传统课堂模式, 不利用微博微信等新的媒介形式, 忽视了隐形教育的重要性等等。

三、“中国梦”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意义

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是青年大学生, 那么在“中国梦”的战略思想下, 实施以“中国梦”为核心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一项重要举措。在“中国梦”的思想提出之前,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主要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组成, “中国梦”战略思想的提出, 必然成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具有及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承, 对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让学生们意识到了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的差距, 逐渐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 引导大学生走向正确的道路。

人生观、价值观等理想信念不是一时形成的, 它需要学生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实践中汲取经验, 开阔眼界。教育工作者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时, 一定要让学生结合自身实际、结合社会发展, 不能是简单地纸上谈兵。做好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教育, 让大学生关注社会动态, 以国家为己任, 结识有志青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四、“中国梦”视域下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导向策略分析

“中国梦”在得不到传播实践之时, 它只是空有理论, 并不能起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指导实践工作的作用, 因此, 要发挥其实质作用, 必须将“中国梦”思想落到实处。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导向策略是实现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的前提, 提出相应的导向策略, 确保将“中国梦”的战略思想贯彻到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之中, 也为教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的依据。

(1) 坚持原则:在教育过程中, 要有一定的原则。坚持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原则, 防止大学生思想受到黑暗消极思想的侵蚀;坚持“以人为本”,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人, “中国梦”是亿万中国同胞共同的梦, 教育过程要有所针对, 注重个人性格发展, 其理想信念应建立在个人的实际情况之上;坚持全面发展原则, 既要有独立性等个人发展, 又要有民主性等社会化发展;坚持开放性原则, 中国逐渐走入了国际化进程, 各国文化相互激荡, 互相渗透, 大学生要能够包容开放, 扩充自己, 以树立更高的理想信念。

(2) 更新教学内容:处在信息爆炸时代, 各国科技飞速发展, 社会形势不断变换, 我们要根据时代特征, 制定出适合于中国的特色教育模式, 传授最新的思想观念, 带领大学生走向正确道路。

(3) 改变传统教育模式:转变教育模式, 不再走传统的“我说你听”路线, 加强学生的实践教学, 走入基层, 切勿手高眼低、纸上谈兵。

(4) 开发隐形教育:如今科技发达, 交流媒介改朝换代, 教育也要适应时代发展, 开设教育平台, 充分利用隐形教育机会。

五、结束语

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核心, 也是长期以来困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难点。国家的发展离不开青年的发展, 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理想信念对于个人的未来、国家的未来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实际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志亮;王利利.理论创新视角下中国梦的多维解读[J];南方论刊;2013年

人生梦,梦中国 篇6

你们刚刚走进校园, 将会在这里度过几年时光。当2014年你们毕业离开学校之时, 能够无愧地说, 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这三年时间没有虚度光阴, 这是自己人生中极有意义、极有收获、极其幸福、极具怀念的时段之一时, 这便是对我们的最大奖励。

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幸福的人。对于学生来说, 没有虚度光阴, 真正学到了知识和本领就应是真正幸福的人。为使同学们都能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人, 我有以下几点建议与你们共勉。

一、要勤奋学习。

让我们看看1835年10月15日—1836年8月22日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和1836年10月22日—1841年3月30日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的课程及老师评语。上述两个期间, 马克思学习了《法学全书》《法学阶梯》《希腊罗马神话》《荷马问题》《德意志法史》《教会法》《逻辑学》《人类学》《普鲁士邦法》等23门课程, 各位不同老师的评语是“十分勤勉和用心”或“十分勤勉和经常用心”或“极为勤勉和用心”或“勤勉和用心”或“极其勤勉”或“勤勉”。马克思确实是够伟大的了, 伟大得让我们常常觉得是高山仰止。但他最重要的特点不是他的天分, 而是勤奋。毛主席等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知名的嗜书为命的书虫子。做人不能自卑, 不要自傲, 但一定要自信。马克思曾形象地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我们每个个人的外在客观条件可能各有不同, 但只要刻苦认真地学习, 当然也需要方法得当, 六亿神州皆可成为舜尧。

二、要有正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

人, 活着是为了什么?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决不反对谋取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 使自己和自己小家庭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特别是要想方设法孝敬自己的父母。但仅为自己和自己小家庭活着, 眼界、心胸和志向都显得狭小了点是小写的人;为国家、民族和人民而活着, 不管其能力之大小,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是一个大写的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正直的人特别是一名共产党员, 更要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好。这就需要正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些年来, 有的人对我们党提出的“大公无私”、“无私奉献”、“先公后私”等口号进行了不少不正确的解读, 说我们共产党人不食人间烟火, 不要甚至反对个人利益。其实, 这是误解。我们所说的“大公无私”是特指个人利益与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之时, 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大公无私”进行不正确解读的理论家,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老祖宗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最早设计运用“经济人”假设却往往崇拜得五体投地, 并极力主张用这一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经济改革。其实, “经济人”假说中的“人”, 并不是真正假说和虚拟中的人。这个“人”, 本质上就是社会人。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时, 应该也必须充分考虑每个个人的私利, 以最大限度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更好、更快地发展我国经济。但是, 也决不能把“经济人”假说泛化到政治、社会甚至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 这样就必然带来贿赂公行、卖官鬻爵、奸恶诈伪、上下相蒙。人之初, 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在中国争论了几千年。其他各国也都有过类似的争论。我个人认为, 人的生理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有遗传的因素, 比如, 人的记忆力、血压等可能会有先天的差别, 但这种先天的差别也是他的祖祖辈辈在后天的长期生活中形成并通过基因而遗传下来的。从一定意义上讲, 在一定条件下, 单个人的遗传也并不是决定的因素;后天的社会环境、生活习惯和努力状况也往往会逆向决定其基因的生理遗传。人的善恶观念与人的生理体征有着根本不同, 人的善恶观念都是后天逐渐形成的, 都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观点, 实质上是私有制观念的产物, 应该说同时也是维护私有制的根本的理论基础。人之初, 是一张白纸, 不善也不恶。我们决不赞成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观点。如果这种观点成立, 至少你无法解释伟大的母爱。有人说, 母爱是因有血缘关系。但是, 当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把祖国、人民当作成是一个大家庭时, 他同样可以为她的根本利益奉献一切直至牺牲生命。持有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观点的人也就更无法理解我们几千万的革命先烈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我们的今天幸福生活而进行的英勇奋斗和做出的壮烈牺牲。千万不要认为理想、信念、主义、道路虚无缥缈, 与我们普通百姓离得很远甚至没有一点关系。2003年, 我到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大学访问, 与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女教师交谈时, 问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在哪?她低下头半天不做声。我很纳闷。等她再抬起头时, 发现她的眼眶里充满泪水。她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平时我们都回避, 不想甚至不敢深究, 这样心里还好过一点。这个问题是我们心灵上的疮疤。平日不想, 就慢慢结了痂。但你这一句话, 把我心上的疮疤又揭开了。我的心现在在流血。二三十岁以上的俄罗斯年轻人对苏联解体前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和强烈的对比。苏联解体前, 我们的生活很好;解体后, 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水平就连吃到嘴里的东西也都整整减少了一半。伏尔加格勒州男性人均预期寿命整整降了10岁, 女性降了6岁。过去, 我总认为, 理想、主义、信念、道路与我们个人无关, 那是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的事。我的理想就是有一个好工作、好家庭。苏联解体后十几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告诉我们, 那些似乎虚无缥缈的理想、信念、主义、道路并不是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国家、民族的命运与我们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命运都息息相关。”今年是苏联亡党亡国20周年, 其中的殷鉴值得我们好好汲取。从本质上说, 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 其实现途径是人人起来为国家民族人民同时也是为自己负责;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资本当家做主, 其达到途径是通过选举, 把绝大多数人的经济政治权益让度给极少数精英管理, 他们名义上是在为国家民族人民负责, 但其本质是在为极少数人亦即资本服务。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 思考关涉理想、信念、主义、道路的大事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位公民, 中国共产党每一位党员的神圣责任和应尽义务, 这决不应是极少数人的专利。靠极少数人负责的最终结果则必然是资本当家做主。

三、要认真读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

什么是信念?信念决不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和理论。它是被一种理论所征服, 并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 依然自觉自愿、斗志昂扬、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去为之奋斗, 这才叫信念。近几年,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著意义深远。说心里话, 我自认为, 我没有任何的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在读原著时, 我是用挑剔、怀疑甚至是“批判”的目光在读。但是, 他们的思想进一步“征服”和“俘虏”了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 读了一些, 现在才始觉懂了点;真正懂得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后, 才更觉得思想和行动的自觉、主动和自由, 也常常觉得人生才真正有意义, 也觉得越活越有“滋味”, 甚至还觉着“年轻”了一点。我是个愚钝之人。但过去我也想过, 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在30岁和28岁时写出了《共产党宣言》, 160多年前“俩毛头小伙”写了一本小册子, 现在还要作为我们这个大党大国的指导思想, 内心里有点不服气。但我最近又认真读了两遍, 不得不更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本共产党人的百科全书, 不仅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而且回答了现在许多著名的理论家还在争论不休的许多理论问题。因此, 完全可以说, 马克思主义是聪明学, 真正学懂弄通了马克思主义, 就能看清社会与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甚至眼光还可能穿透几十年的历史风云。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 仅二、三级学科就有260多个。这也告诉我们, 无论你们选择的是哪门学科, 但都应把马克思主义这门学科当成最基本的学问认真学好。学好了, 学习其他各门具体学科, 就有了坚实正确的思想理论基础。

四、要勇于独立思考, 勇于坚持真理, 勇于修正错误。

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坚持, 同时也必须创新和发展。对其他任何学科, 我们都应采取这一正确和科学的态度。“人猿相揖别”, 也“不过几千寒热”。无论对于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或是人的思维规律, 我们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完结, 甚至是刚刚开始。要逐渐逼近绝对真理, 就不要为已有甚至已成的学说所束缚。我们一定不要小看老祖宗, 他们艰辛奋斗, 为我们留下无比辉煌的物质财富特别是精神财富, 对此我们都应很好地继承与发扬。藐视老祖宗, 往往是要吃苦头的。因此, 我们一定要尊重权威。但是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的奴隶主义, 决不能迷信任何权威。要坚持三个“勇于”:即勇于独立思考, 勇于坚持真理, 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独立思考不易, 不畏艰辛地跋涉才能不断开辟新的坦途。这就要有自信和勤奋, 要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大志向。坚持真理不易, 因为有时普遍流行或随波逐流的并不是真理。高处不胜寒, 不仅是自然界的状况, 也不仅是一些人身处高位的感受, 同时也是思想理论界并不鲜见的现象。所以, 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 有时就必须乐于耐得住“寂寞”, 乐于享受“孤独”。修正错误同样不易, 甚至更难, 有时候否定自己所要承受的“痛苦”往往比坚持真理还要沉重。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过:科学是在一个又一个葬礼之后才取得进步的。自然科学是这样, 哲学社会科学同样也是这样。从一定意义上讲,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一个伟大人物, 就要看他能不能够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自己, 有没有自我批评精神。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是从一定意义上说, 伟大人物贡献愈大, 有时候所犯的错误也就愈大;但是如果他有自我批评精神, 这不仅不会影响他的伟大, 反而会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的更加伟大。探索真理并进行创新, 是一个十分艰辛复杂的过程。我们在探索真理、创新理论的过程中, 有可能掌握的是谬误而不是真理。

五、要深入实际、接触群众。

对书本知识, 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但从一定意义上讲, 向生动活泼的实践学习更为重要。有很多重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 在理论界争论不休, 实际上, 在普通老百姓那里早已得到了解决。党中央及中宣部最近决定在全国新闻界其中包括社科理论界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十分重要。我们要向实践和群众学习, 首先要有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求知求真的渴望、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和与普通群众做朋友的真诚。要利用各种机会真正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到最底层, 到自己农村的老家或自己亲戚朋友的农村老家去走一走甚至住几天。到建设工地和工棚里去, 与民工聊聊, 以知道普通人民群众所思所想。要在网上看看各种不同的论坛, 接触各种不同观点, 进行比较和鉴别, 这也可能是学习的一种捷径。院里专门为同学们拨出了国情调研经费, 希望研究生院一定要组织好。要到县、乡、镇、村和企业、医院、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调研。调研过程中不仅要考察生产力本身的发展状况, 如看看各地十分壮观的大工程、大项目, 同时更要深入生产关系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层面, 深入普通群众家里进行个别访谈。现在流行的西方的问卷调查的方法有不少长处, 但绝不能完全代替我们党的优秀的传统调查研究的方法。真正深入了解了基层和人民群众, 就会学到活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有用的知识。你们这些栋梁之才, 才能根深叶茂。

六、要认真改造世界观。

人生梦,梦中国 篇7

1939年,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2月1日,星期三,由中国科学社上海社友会主编的《申报》“科学与人生”周刊发刊,这是《申报》创办6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以“科学”为名的专刊。

《申报》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对科学的传播似乎并不热心,九一八事变前,除“自由谈”、“常识增刊”等栏目和一部分新闻对科学知识进行有意宣传之外,“汽车增刊”和广告都是基于商业原因而进行科学传播的。[1]其后,在科学普及宣传刊物创刊如雨后春笋,报纸科学传播专栏纷纷出现在时代潮流面前,《申报》虽也有“无线电”、“医药”、“建筑”、“电信”等专刊,但终有“商业气息”充溢其间,相比同时代的《大公报》等在科学宣扬方面的行动实在是“瞠乎其后”。[2]可见,“科学与人生”周刊的创办,是《申报》一鉴于市面出版物较少,二注意到战争使民众认识到科学的重要,出于市场的考虑而动议,委托中国科学社主办的。同时,必须指出,挂洋旗复刊的《申报》继续坚持抗日宗旨,此时发刊“科学与人生”周刊并非完全从市场方面考虑,还有其抗战建国的欲求。

以发展中国科学为己任的中国科学社,成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科学的普及,除发刊《科学》、《科学画报》而外,还举行通俗科学演讲、设立科学咨询处、建筑科学图书馆和举办科学展览等多种多样的科普活动。[3]但无论是发刊的刊物,还是举办的其他科普活动,受众毕竟有限,即使影响甚大的《科学画报》一年发行量也仅几十万份,相比“四万万同胞”,实在是“沧海之一粟”。因此,为了扩展科学传播广度,加增科学宣传力度,中国科学社曾多方寻求与发行量大、范围广、周期更短的报纸合作。1923年,任鸿隽、杨铨、戈公振之间书信往还,商讨中国科学社定期向戈公振主持的《时报》周刊投稿。[4]

抗战爆发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生物所图书馆和南京社所在钱崇澍的领导下内迁重庆,上海总办事处、明复图书馆、《科学》和《科学画报》编辑部、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因地处法租界而留在上海,主事者刘咸、杨孝述等也滞沪设法维持社务。生物研究所所长秉志因夫人生病留守南京,后来沪继续开展科研工作,并与刘咸、杨孝述等并肩战斗。

正如《申报》的敏锐发现,到1939年,上海市面有所稳定。《科学》自1937年第9-10期合刊。1938年底,主编刘咸发表《一年挣扎》,说“本年虽为最可惨痛之一年,同时亦为最可宝贵,最可欣慰之一年”,但谈及科学期刊的状况,不免悲愤:“科学刊物,则大都因人力财力支绌,被迫停刊,以致莘莘学子,平日所恃为知识食粮者,一旦中断,其为打击,与所受影响,更非物质损失,所可比拟,殊堪浩叹!”而《科学》杂志,“在极端困难情形下,仍力图挣扎,藉谋继续,一年以来,虽稿件缺乏,纸墨腾贵,交通阻滞,销路欠畅,经勉力至此,得不中断。”[5]到1939年,因内迁各机构逐渐安定,科研工作日渐开展,《科学》稿件大为充裕,亦自本年恢复每月一期。[6]

因此,一直寻求机会扩展其科学宣传与普及阵地的中国科学社,与《申报》的“委托”可谓“一拍即合”:“本社亦以传播科学,义所应为,故已毅然接受。”由中国科学社总干事、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总经理、《科学画报》总编辑杨孝述主持,由秉志、曹惠群、刘咸、姚次仲、陆新球、于星海、王锡五等组成编辑委员会,并向广大社友征稿:“社友中如有一千字左右之短文见惠者,均所欢迎。”[2]

于是,“科学与人生”周刊如期于1939年2月1日出刊。

二发刊宗旨

“科学与人生”周刊的创办,除上述考虑外,还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此时作为上海中国科学社精神领袖的秉志(化名骥千)在《发刊辞》[7]中给出了明确的解说。

首先,秉志阐述了科学在现代世界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今日之世界,一科学支配之世界也”。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为科学对人类生活的巨大效用,“科学效用于人生者,不可胜数”,“人类之健康寿命,因医药等学之进步,较昔日大为增加。人类之衣食住行,无不因科学发达之故,大为改进,视百年或数十年前人类所可享受者,其优劣美恶,不啻天渊之别。……人类赖科学而进化,毫无疑义。”更重要的是,正如“科学与人生”名称所示,这种重要性也表现在思想与精神方面,“最宜为吾国人注意者,乃以科学之为物,不徒为人类生活之所需,亦能使人类之思想有条理,有系统,悉合自然之定律,得真正之人生观,以之立身行事,适应环境,无不攸往咸宜”。也就是说,个人通过学习科学不仅可以具备普通的科学常识,而且可以提升自身修养,使思想有条理、有系统,立身处世符合科学规律。一个民族通过学习科学可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就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科学就关乎一个国家的存亡、一个民族的兴盛,“世界各国凡能生存而不至于灭亡者,几无一事不需乎科学”。学习科学成为救国强种的真正基础:通过学习科学,“在个人为优秀之份子,在全体为优胜之民族。一国之人民能如是,其国内之教育乃格外发达,社会之秩序必极形安定,国家之财力充裕,国防之实力雄厚,政治修明,长治久安,无内忧,无外患,国运臻郅治之隆,人民事升平之乐。故科学者,实国家民族疗贫救弱之良药也。”

科学既然关乎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兴废,那么面临空前国难之中华民族该怎么办呢?秉志回答说,别无他法,只有汲汲于科学学习,使普通民众具备基本科学常识,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多数之深造专家”,以提升国家实力与民族素质,谋国家之富强与民族生存之久远,“吾国人民欲求生存于斯世,力避劣败之惨祸,除竭力提倡科学,使国内产生多数之深造专家,以应付一切之急迫问题外,而一般人民皆宜有科学之常识,俾能于日用生活之中,处处利用科学而受其裨益。盖惟国内一般人民,大多数皆通晓普通之科学,社会之元气,得因之而培厚,民族之潜力,因之而加强,国祚可以长久也。”

可如何提升民众的科学常识呢?“其最初之步骤,在能时时读阅普通科学刊物,以为日就月将,积微成巨之计”。秉志说,“科学与人生”周刊就是这类“普通科学刊物”,其所载“普通科学常识”,“皆属简单浅近”,“稍受普通教育之人,自易通晓而无扞格;尚能行之以不息,持之以有恒,关于纯粹科学(如算、理、化、动、植、地等)或实用科学(如工、农、医,与他涉及社会科学者),于日常阅览之时,分门别类,择要摘录,预备一普通之科学基础,以期能有融会贯通之一日”。也就是说,普通民众只要持之以恒,多读普通科学刊物,勤做笔记,天长日久,必能具备普通的科学常识。有了普通的科学常识,民众的思想、行事等合于科学,社会进步、国家富强指日可待,“人民之科学常识倘能丰富,其智识技能为之增长,思想眼光、品行道德,健康体魄为之迈进,谋生问题自易解决,是乃优胜之民族,不受天然之淘汰,则社会进步国势自可日强矣。”

具备了普通科学常识的民众,如果能就个人兴趣与天性,选定一门科学专攻,日积月累,就能成为“深造之专家”:民众习科学稍久,“可就个人兴趣最浓,天性所最近之一门,从事专攻,而于其他各门仍时时阅读,继续摘取,务期对于一般科学晓其大意,对于所喜爱而专攻者,有更进为求之能力,所谓于各门知其略,于一门知其详也”。随着民众潜心科学日多,“有科学之常识者日见其众,将来必有科学专家产生于其中”。

可见,与《科学画报》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以提升少年儿童科学兴趣、从“娃娃抓起”不同,《申报》“科学与人生”周刊以普通民众为读者对象,欲使他们通过这一周刊的阅读,引发对科学的兴趣,使他们具备基本的科学常识,煅就优秀民众个体,并在此基础上造就“多数之深造专家”,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争取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复兴中华民族:“今者国人努力奋斗以求生存,因往昔科学在吾国不甚发达,致受空前之浩劫,当此国难严重之时期,爱国之士宜急起直追,竭智尽能,努力于科学救国之一途,必有补于最后之胜利,及将来之建设。

三内容分析

“科学与人生”周刊发刊不及半年,7月26日后突然停刊,共刊24期。《申报》没有给出停刊理由,中国科学社的记载也没有解释。1940年9月,在昆明西南联大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22次年会上,“总干事报告”仅作为九项出版事务中第八项说:“‘科学与人生’周刊二十四期,自廿八年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二十六日,刊于上海《申报》。”[8]想来,停刊并非稿源问题,因第20期还有“启事”说:“本刊自发刊以来,辱承科学界同志不弃,纷纷惠赐稿件,只以地位有限,未克一一刊出,深以为歉。”[9]

周刊刊载文章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所谓“科学通论”,从提倡宣扬科学的角度,为读者阐述科学的方方面面,主要文章篇目与作者见表1。这些文章或谈论因科学的进步促进了艺术与普通民众的接触,或为科学家辩诬其战争罪责,或讨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或鼓励民众学习科学,或直接宣扬抗战报国,等等。

第二类是一些科学常识的介绍。这些文章内容可谓五花八门,但主要是一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知识,诸如酒醋、煤炭、钢筋混凝土、食物、煤气、照相与电影等,也有天文气象等方面的知识,诸如太阳、地球、风、雨等。同时,还形成了一定的特色,秉志(骥千)的系列《科学聊斋》(刊载多期)主要是介绍相关生物学的常识;而桥下客的系列文章可称小品文,从日常生活出发谈论一些科学道理,如《变了》一文本来是讲吃的问题,其开篇却非常有意思:“这不是三家村冬烘先生在说人心大变。然而人心确实在变,不但人心,世上的一切都在变,无论是一部分学者所演讲的慢慢地变,或一部分政治家所深恶痛绝的‘突变’,总而言之,不变不成其为世界,或不变不成其为活动的世界。”[10]

第三类主要介绍一些最新的技术发明,如“有人驾驶的炸弹”、“长距离无线电打字机”、“热射线灯”、“牛乳制的衣服”、“讲话机器”、“太阳炉”、“螺旋直升机”、“独人潜水艇”、“装气的电灯泡”、“感光高射炮弹”、“脚踏车壳内的发电机”、“机械心肺”等等。

为了介绍最新科学技术发展前沿,周刊还专设有“世界科学消息”专栏。这些关于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现与新发明,都摘自当时世界最为有名的报纸杂志,如《纽约时报》、《美国科学通讯》、《美国科学服务社》、《德国科学评论》、《科学的美国》、《美国工业公报和药物杂志》、《英国每日邮闻》、《美国新闻周刊》、《美国科学情报》等。

另外,周刊还介绍了一些书报,如陈鹤琴主编的《自然教材》17种,钱崇澍主编《中国森林植物志》,曹惠群编《算学名词汇编》等。《介绍两大科学刊物》一文还向读者推荐中国科学社创办的“历史悠久的《科学》月刊”与“流行广阔的《科学画报》”。

这样,通过上述几类文章与专栏,“科学与人生”周刊形成了一个层次较为分明的科学知识普及与传播架构,通论文字从根本上厘清、讨论一些宏观问题,吸引读者学习科学的兴趣;一般科学常识介绍扩展读者的知识视野,而新技术发明和“世界科学消息”让读者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

周刊作者都是笔名,这当然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之为。通论文字基本上为骥千、禾山所作,其实都是秉志一个人;而科学常识性介绍除秉志(骥千)、刘咸(刘汉士)外,可能还有杨孝述、曹惠群、姚次仲、陆新球、于星海、王锡五等编辑委员会成员。无论是文字数量还是文章所传达的目标宗旨,周刊灵魂似乎是秉志,而不是主持人杨孝述。

秉志是中国生物学第一位宗师,作为一位以动物学研究与动物学教学为职业的科学家,他基本上坚守自己的领域,以一个纯粹的科学家角色安身立命,被翁文灏誉为中国科学界的楷模,“足以引起社会的景仰与效法”。[11]但他也深知科学在提升民族素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更理解科学普及与宣传的重要性。因此,抗战前他就一再宣扬科学救国与科学宣传,指出“吾国人民急需科学以起死回生之计,吾人能发展科学,人民之知识、技能、生活、体格、思想、道德,均将之而日有起色,由衰老之民族,变为鼎盛之民族”。[12]要求科学同人,“不可高自位置,置人民之教育于不顾”,将科学知识灌输给民众。[13]这次,《申报》给予他传播科学、唤醒民众的机会,自然“拼了老命”(此时他已年过五十)。

四书生报国,笔扫千军

周刊值得注意的是“通论”文章,其中讨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缓慢、鼓动民众学习科学与宣扬抗战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主编者的宗旨,也展现了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与不畏强敌的无畏斗志。

自晚清洋务运动成规模引进西方近代科学到抗战时期,七八十年过去了,中国科学进步却很缓慢,《无根的花》以为主要原因是“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不足”,“但知享受西方物质文明而不求西方科学精神之所在”,只知引进西方技术,而不知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须知科学非从根本上着手不可,应当明了科学的天然奥妙,以充分获得科学的知识,再应用到事实方面,才能发扬光大”。《一误岂可再误》也持同样观点,直指以往中国科学发展只知技术不见科学的弊病,“吾国人徒知实用科学之为贵,一意以求成效,欲速见效之极,模仿抄袭,学步效颦,而于根本研究创造日新之纯粹科学,毫不注意,结果所创办之事业,徒耗国家之巨资,竟致得不偿失也。”明确提出“纯粹科学为实用科学之基础,欲享科学之利益,绝不能离纯粹科学而徒谈实用”。

对科学的认识不从整体上把握整个科学,而是偏执一科忽视其他,也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全体之认识》就批判了洋务运动时期极端重视数学一门,“置各种科学于不顾,以为此学为一切科学之母,倘能深明数理,一切科学问题则可迎刃而解,未免有过偏之弊”。指出“科学之本身乃一健全之有机物,其中各门,皆不可缺,始可收彼此相助之功。各门科学,皆必同等重视,科学有全体之发达,激荡淬励,辅助观摩,实用之科学遂日益进步,造福民生,为国家社会解除无限之困难”。

追求真理是科学的本质,为学术而学术是科学家的职业要求。可受科举制度影响深远的中国学人,却因袭科举流弊,视科学为科举,“以求科举之精神而从事科学”,将科学作为寻求名誉、职位与丰厚报酬之敲门砖。《科举与科学》将这作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缓慢之一因,“科学在国内数十年间,上之不能有高深之贡献,下之不能普及于民众,大半坐是之故”。呼吁后学青年们力矫前人之弊,“将科举时代人士之精神,涤荡廓清。为学问而求学问,不可兢兢然唯分数学位及一切虚荣之是务。”

“科学与人生”周刊上述追寻中国科学发展缓慢的三大原因,如今仍然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三座大山”,其识见可谓敏锐,其呼吁可谓诚恳。只有破除这些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帷帐之后,中国科学才能步入“康庄之道”,才能为苦学的后学青年造就良好的科学学习与研究氛围。

对于一般民众而言,科学与其他学问不一样,自修存在诸多困难,诸如实验设备、解惑答疑的老师等,特别是对于穷苦的青年,更有金钱与时间上的问题。秉志专门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为自修青年“排忧解难”。《科学与穷苦青年》以科学伟人法拉第、发明巨匠爱迪生为例,鼓励清寒子弟、贫苦青年不要因环境所迫,就放弃自己对科学的兴趣,浪费自己的科学天分,“研求科学之机会,在富有之子弟固甚多,而贫寒之子弟亦非竟为金钱所限,不能登其堂而哜其胔,要在人之努力不懈,随时随地而利用之耳”,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穷苦的青年只要立志钻研科学,尚能在科学上有所作为,富有之青年若利用其便利机会,“倘有志进求,其在科学上之树立,当更不可限量”,科学史上此类例子也比比皆是,《科学与富有之青年》这样劝导饶有资财之青年。

一般民众畏难科学,以为科学必须在学校有良师指导益友砥砺才能修习。对这种看法,《业余科学》说,科学与其他学问并无二致,“要在学之者之得其方,且有毅力恒心以赴之耳”,列举科学史上一些利用业余时间专心研求获得成功的事例,呼吁国人利用业余时间研求科学。并批评国人业余生活的不健康,“以麻将、戏院、跳舞消遣者,斲丧健康,断送金钱,殊属不值”。青年不要因为早先兴趣广泛就放弃对科学的钻研,《科学界之大器晚成》以法国动物学大师拉马克、美国实验心理学大家詹姆士为例,说明早年学无定向,只要献身科学后,克服千难万苦,百折不挠,孜孜以求,终究能取得巨大成就。

这些勉励青年自修科学、业余专意科学以使自己具备基本的科学常识,有幸最终成为“深造之专家”的论说,对于处于抗战艰苦时期的青年来说,不啻为增强科学学习的兴奋剂,不仅为他们自修科学提供了方法,也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榜样。

通过学习科学以抗战报国,是该刊宗旨,无论是通论文字还是一般常识性知识介绍,都在兹念兹。《一误岂能再误》呼吁国人在抗战时期注重纯粹科学,勿蹈覆辙:“今日吾国当抗战时期,需用科学尤殷,国人既不能使纯粹科学早日发达为实用造其基,而今日所急需之实用科学仍不能不恃纯粹科学为之助,国人其有相当之认识,勿再蹈昔之覆辙乎!”《科学与富有之青年》更是要求青年在民族遭受空前之大难,“前线抗敌之战士,不惜捐躯成仁,肝脑涂地,争取民族之自由,政府领袖发动全国之精神总动员”之时,“利用稀有之机缘,致力于科学之造就……将资财、时间、精力用于科学工作,必有裨益于国家之前途”。

《一个科学家的复仇法》,讲述法国科学家巴斯德通过自己的科学贡献,促进法国工业的发展,为普法战争中法国之失败成功“复仇”。《科学与民族解放》更是直接提出科学是抗战报国、抗战救国、抗战建国的不二法门,“凡一民族欲久存于世,发荣滋长,不为他族所征服者,必恃其国民努力于科学。吾国今日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欲抵抗强敌,保存国土主权,为永久独立之民族,端赖有志爱国之士,各竭心力,从事于科学之发展。”

在日军环伺的“孤岛”上海,秉志等以鲜明的姿态,表达他们科学抗战报国、抗战救国、抗战建国的坚定理念,表现了一代科学知识分子的崇高情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科学与人生”周刊才“旋起旋落”。刘咸后来曾回忆说,他与秉志化名每周日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以鼓励人民抗战情绪”。秉志化名“骥千”,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刘咸用“汉士”,意思是“大汉民族不可悔(侮),小日本何足道哉”。结果几个月后就引起日寇的注意,在被追查中不得已而中辍。[14]《申报》周刊也许与《大公报》的言说遭遇相同。(1)

“书生报国,笔扫千军”,在民族危亡之际,秉志一辈学人选择了用笔抗战的道路。与人文学者或文学家们下笔千言、文动天下的宣传鼓动不同,他们在“科学与人生”周刊上谈论纯粹科学的重要性,探寻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原因,宣扬为科学而科学、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知求真态度,在抗战建国的大势下,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迂腐而不济实用。但他们的吁求表明,中国科学几十年的发展史要求中国只有建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科学才能为抗战建国作出切实的贡献。

“科学与人生”周刊虽然夭折,但秉志和他的战友并没有为敌人的淫威所吓倒,他们继续以笔为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