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历史与未来

科学的历史与未来（共8篇）

科学的历史与未来 篇1

科学哲学在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

科学哲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经历了奠定基础、限定性生长和膨胀发展三个主要阶段。1978年至今，中国科学哲学过快过热的膨胀发展，揭示出真正的科学哲学研究起码应具备分析和论证的精神和能力，及注重于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意识。这正是大部分中国科学哲学从业者之欠缺所在，也成为研究难以深入的瓶颈。因在其发展中面临的若干问题，科学哲学的前景不为人们所看好。事实上，一门学科兴旺发展所真正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研究问题，形成并致力于解决自己所独有的问题。科学哲学不仅对传统的`科学观方面的问题少有比较一致的解决，新兴学科和技术的发展也为它酝酿着新的生机。在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中，中国的科学哲学应加强基础训练，瞩目科技进展，侧重问题研究，加速本土化进程。

作 者：胡新和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06;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39刊 名：湛江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年，卷(期)：23(5)分类号：B089关键词：科学哲学 中国 本土化 问题意识

科学的历史与未来 篇2

信息科学的研究者更关注学科中的争议部分,有争鸣才会有进步。信息科学教育者,需要引导大家更多关注信息科学的共识点。共识是学科教育的基础。

——闫学杉

信息科学在国内的研究概况

武健:一线信息技术教师对计算机技术的了解较多,但对信息科学的了解较少。闫老师能否就这个问题给大家讲一讲信息科学是什么?

闫学杉:什么是信息科学?大家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从微观方面说,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信息科学部的资助方向为例,信息科学是由计算机科学、自动化科学、电子与信息系统、光学与光电子学、半导体与信息器件五个学科组成的学科群。那么,信息科学除了计算机、通信、半导体、自动化外,是否还有其他部分?

高校对信息科学的理解比较多样化。清华大学的信息科学学院是以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自动化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北京大学的信息科学研究部门主要有三个:一是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它以计算机科学和通信科学为主要内容, 下设信息科学研究中心,早期研究模式识别,后来转为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与计算机相关的领域,目前研究智能科学。计算机科学和通信科学很多时间简称为“信息科学”。二是数学学院的信息科学系,其主要方向是用数学方法研究其他学科中的信息问题,如信息论、生物信息学中的算法理论等。三是信息管理系。早期为图书情报系,欧美国家对应的称谓是图书馆信息科学系。在出版图书、杂志时也往往直接简称为 “信息科学”。北京大学虽有三个研究信息科学的单位,但彼此之间互不往来。

武健:我们在上大学时就有这样的疑惑:大专院校的信息科学与技术系是由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发展而来的,两者有什么区别?而到了中小学开始教信息技术课时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中小学的信息技术课程是由计算机课程发展而来的,那么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关注信息科学。

闫学杉:是的,信息科学研究与信息技术研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它们的关系很难说清。接着前面的话题说。除了前述的几个研究单位之外,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的“信息学”是从国民经济中的信息管理入手,同时负责为全校开设计算机通选课。北京师范大学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学校把与信息相关的信息管理与技术系、无线电系和计算机系三系合并起来成立了信息科学学院。由于院内的三个系缺乏共同的科学语言,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分开。 到目前为止,信息科学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和通信科学没有变化,而信息管理与技术系后来被转移到了政府管理学院。在北京邮电大学,信息科学理论研究可能是做得最好的,但北京邮电大学毕竟是以通信技术为主的工科院校,信息科学基础理论不会成为该校的核心。

这些高校的情况在国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代表着国内大专院校的一些认识。计算机、通信技术的确在信息科学发展历史中起着推动作用,但不是信息科学的全部。北京中关村地区对信息科学理解的混乱,正是国际信息科学研究现状的一个缩影。

武健:因此,从“科学_技术”的视角来看,在对信息科学技术的理解上,大专院校与基础教育都有类似的问题,即对“信息科学”了解很少且不到位。虽然计算机科学与通信科学等对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进作用,但信息科学技术不是计算机科学和通信科学等学科的简单组合。隐藏在背后的问题反映着上上下下对信息科学的普遍理解,而信息技术的教育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更正这些理解。

信息科学在国外的研究概况

闫学杉:针对“信息科学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再说一说国际的情况。如今,大多数世界级的科技领军人物均出现在美国,但在信息科学方面,美国对信息科学的理解却并不领先。他们一般认为,信息科学就是由计算机信息科学和图书馆信息科学组成的,上下各层面的思考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欧洲的信息科学研究者对信息科学的理解比较前卫。其中德语区、法语区、英语区都有着自己的特点。欧洲的区域差异,体现了更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信息科学的思考,产生了很多新思想,而且不被类似美国的那种旧观念束缚。欧洲的信息科学家们特别关心信息概念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一些新思路推动了信息科学核心理论的建设。

中国、美国和欧洲在信息科学研究方面各具特色。而日本,尤其是日本的东京大学,在信息科学研究整合方面做得最好。俄罗斯的信息科学研究,受1990年之后的休克疗法影响严重,但在上世纪60、70、80年代,俄罗斯的信息科学研究自成体系,文献资料也非常丰富。从整体上看,欧洲与中国在信息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是在国际上靠前的。在中国信息科学家们的研究中,钟义信教授的信息科学理论是一个自洽的体系,这在国际上是其他国家根本没法相比的。

这就是信息科学在国际的研究现状。不同区域的情况有着较大的差异。有的区域受计算机发展影响较大,有的区域受 “科学_技术”工程体系中的工程思想影响较大,有的区域受哲学研究传统影响较大,各自都有着自己比较关注的内容。到了今天,信息科学的学科内容还没有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科学未来的发展会更加复杂,更加难预测。

武健:我开始关注信息科学研究后发现,中国的信息科学研究者和信息哲学研究者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例如,北京邮电大学钟义信老师的《信息科学原理》、西安交通大学邬焜老师的《信息哲学》等,这些著作构成了中国信息科学在世界上的不同地位。也希望您即将完成的《信息科学:概念、体系与展望》,能够早日出版与读者见面。

闫学杉:谢谢!

一般信息科学与专业信息学

武健:您提到统一信息科学是不同专业信息科学的共性所在,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吗?在这些联系中,信息科学的内容更综合。 从您的个人角度上看,信息科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闫学杉:信息科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其研究的边缘在哪里?这些都是信息科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信息科学研究的足迹需要跟着信息概念应用的脚步走。信息概念走到哪个学科或领域,信息科学研究者就需要把足迹跟向哪里。 把那些信息学科中的一系列信息规律和原理综合起来,然后进行系统分析,最后就构成了信息科学的核心内容。而信息概念的应用几乎是所有科学都有的,这是信息科学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之前的信息科学,其基本概念主要产生于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图书馆学等学科。除此之外,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新闻学、文学等人文类的学科也都在使用和讨论着信息;而社会科学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也大量地应用到了信息概念。甚至有不少学科直接称自己为“某某信息学”或“某某信息科学”。因此,信息科学是一门交叉性极强的科学。各学科关注到的基本信息问题,信息科学应理所当然地给予关注和研究。信息科学不应仅仅关注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图书馆学等学科,还应当关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信息问题。

同时,信息科学与各学科都有着互动发展的特点。最近二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是信息概念在自然科学方面激起的火花。美国优秀天体物理科学家惠勒在1989年提出“万物源于比特”的理论,其含义是万物是由信息构成的。惠勒的话引发了许多科学家的进一步思考。在化学科学中,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莱恩在1987年就提出,由于超分子化学的出现,化学科学将变成一门信息科学。与之类似,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生物学家胡德在1990年也提出,生物学是一门信息性的科学。现代生物学中的遗传学、神经学、内分泌学和免疫学是生物学中信息问题比较集中的四个分支。

与自然科学界的提法相对应,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中的不少学科也在强调自己的信息性,各种以“某某信息学”命名的学科也在不断地出现,如教育信息学、艺术信息学、经济信息学等。

武健:信息科学与各类现代科学和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各学科的交融点。这对信息科学家来说有利有弊。对于信息科学研究来说,就需要学习和涉猎更多、更广的学科,之后才能形成研究的基础。信息科学研究者的准入难度可想而知。但这同时也是信息科学研究的优势。研究成果会对诸学科有促进与帮助的作用。这种作用对于大众教育和基础教育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闫学杉:信息科学涉猎的交叉学科太多了,准入难度确实很高,知识面较窄的人理解起来确实有很多困难。尤其是目前核心并不明确,但将来肯定会有自己的研究核心和基础。不过,在大众教育或基础教育中,可能不一定非要涉及这些问题。

在信息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生物科学,甚至物理学等学科,它们对信息科学的建设有很多贡献和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促进了处于学科交叉位置的信息科学的发展。另外,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研究也对信息科学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计算机科学的出现推动了信息概念的流行;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促使人们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信息科学。同样,信息科学也会逐步对各类信息学的进展发挥自己应有的促进作用,尽管现阶段的信息科学理论还很单薄,还缺少能够指导其他专业信息学科研究的统一的信息思考工具和方法。

信息科学中的共识与争论

武健:对各门类信息学进行相似与不同的归纳,现阶段能够看到一些共识的信息问题,如信息获取、传递、反馈、处理和加工,以及信息响应这些典型的信息过程。这些基本内容是否已经成为公认的信息科学的基本知识内容?

闫学杉:大体是这样,但也不尽然,这方面没有见到过太多的争论。在世界前沿的信息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人对此明确地表示反对,但也没有人能够通过思辨或者实证,来证明它们就是信息科学的基础问题。对于科学家和研究者来说, 争论较多的是围绕着其他一些问题展开的。例如,用数学方法来描述信息量和信息过程时,争论最多的是在数学方面,其中包括熵、不定性等。其他还有物质、能量、信息三者的关系是什么,信息的存在方式是什么,信息科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点在哪里,信息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等等。

在信息科学研究中,用完全归纳法来构建信息科学理论, 这远远超过了个人的能力。想证明它的成立,就需要对所有的专业信息学,如生物、天文、物理、化学、心理、经济等学科中的各种信息问题进行分析,需要涉猎每个学科,然后才能去证明学科交融部分的信息科学内容。这恰恰是交叉类科学研究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一种实际困难。

在信息科学研究中,共识点与争议点共同存在。虽然信息科学有各种研究难题,但各个专业信息学仍然都在期待着一门统一信息科学基础理论的问世,期待着信息科学对本学科有着更多的启发,对自己的研究起到更多的指导作用。

武健:如今,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在飞速地发展,它们推动了信息科学的不断深入。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的?

闫学杉:对于那些不怎么关注信息科学理论的人来说,信息科学就是计算机科学和通信科学的混合物,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而对于那些关注信息科学理论的人来说,信息科学与各专业信息学的边缘并不十分清晰。由于历史的原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通信科学与技术对信息科学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一门我们期待的统一信息科学正处于酝酿过程中,它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对通信科学与技术的指导作用还根本谈不上。所以,大家的认识并不统一,甚至说还很混乱。

武健:按照我们的理解,信息科学的弱势和优势是一体的。信息科学与很多学科有着交叉,正是由于这种交叉点太多,造成了信息科学研究上的难度。但是,也正是有了这些交叉、辐射、互联,我们才可以期待未来的信息科学能够对很多学科起到影响,反过来也会促使自己更加精彩。

闫学杉:是这样的,信息科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相比,边缘不清、彼此交叉是其最大的特点。将来能够形成一门统一的信息科学,并能够在大学里正式讲授,它对和信息概念密切相关的学科发展能够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信息科学在基础教育中的落实

武健:信息科学的基本内容与理论,如“控制_反馈”、信息的典型过程等在基础教育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帮助儿童对技术社会、信息社会、现代社会的理解。在教育中既要考虑理论,也要考虑可操作性。您对我们未来的信息科技课程的教育实验有什么建议与希望?

闫学杉:其实一门学科中的基础理论往往只有很少的几个,不过扩展与推演就很广泛了。例如,理论物理学与应用理论学的关系。信息科学的具体应用其实与信息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基础教育来说,“科学”与“技术”两个概念是否应当连在一起,叫“信息科学技术”好,还是叫“信息科学与技术”好?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而在中小学教育甚至大学教育中,信息科学理论的落实都是与技术工具相连的。 其中信息技术通常是从信息工具中体现出来的。信息工具, 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成是计算机、手机这类的工具。毕竟从历史上看,计算机、通信对信息科学有着促进作用。而从信息科学的整体和宏观角度来看,信息工具会更加多样, 像您提出的教育信息学中的“软工具”概念,就可能属于广义信息工具的范畴。

科学与技术的结合需要落实到信息工具,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发展思路,是一种以信息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信息技术和工具为落实的发展方向。

信息科学家与研究者首先关注争议点,没有争议点就没有研究,就没有学科的发展。而对教育者来说,需要关注的是学科中的共识。那些争议较少的内容其实是学科中最稳定、最基础的内容,是教育过程中的重点关注方向。

信息科学进展中出现的新理念,如“控制_反馈”这些概念,以及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们提出的自己的学科和信息科学的关系,对中小学生的思维肯定会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不排除一些理念会塑造学生们未来的人生。中小学的学生求知欲非常强烈,信息技术会激起他们的动手能力,信息科学则会引发他们的思考能力。

武健:基础教育中的信息技术课程到了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课程的发展会引入更多的技术;另一方面,需要引导课程向“科学_技术”体系发展。作为信息技术教师,我们希望能够站在巨人的肩上,更充分地把中国信息科学的优势引入到教育中。

闫学杉:我同意您的观点,并会尽自己的努力促进这一事业。

对话印象

书中的闫学杉老师

信息技术教师对科学家的认识往往是从学科专著开始的。2009年底,我第一次看到《信息科学交叉研究》,在书中认识了闫学杉老师。

这本书是200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信息科学交叉研究研讨会”的论文集。如同姜璐教授在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国内研究信息理论的人相对少一些。大家看到了信息概念的重要,也看到了信息科学研究的困难。”《信息科学交叉研究》一书体现出了信息科学中不同观点的碰撞,体现了学科研究的热点,甚至是争论的焦点。有观点交锋,就说明学科有着研究上的热点,学科正处在发展期。同样,如果能够沉下心来对书中的论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品味,也能发现其中的共识——在学科的名称、内容的结构关系等方面,信息科学家们争议很少。

我喜欢书中的文字。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息科学对信息技术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虽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远一些,但是经过思考、加工、整理后,你会发现理论对实践有着很强的指导与解释作用。我更喜欢书中的编排体例。每篇论文之后都有名家点评,即使是对苗东升老师、钟义信老师这样的大教授所写的文章也是一视同仁。点评者的言语犀利,毫不客气, 直截了当地阐明文章的优劣以及自己的读后观点。这种对文章、对观点的直接评议,有看法不遮不挡、不藏着掖着的作风是我所钦佩的。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科学家们的范儿。

书中的“导论”部分仅收录了一篇论文,就是闫学杉老师写的《信息科学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文章回顾了信息科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其他各学科对信息科学研究的贡献。然后按照工程信息科学、自然信息科学和社会信息科学的分类,对信息科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在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闫学杉老师将信息科学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萌芽阶段、三足鼎立阶段、部门信息学阶段,以及跨学科研究和统一研究阶段,同时提出了未来信息科学研究的难点与要点。

作为一名信息技术教师,我特别关心书中所描述的信息科学的学科体系。近几年,我接触了一些科技教育的工作,从科学与技术相互关系来看,中小学的信息技术课从计算机课程发展到信息技术课程,再走向信息科技,这是课程深化可能的发展路径之一。

对信息科学发展的回顾,是对信息技术教师深入理解学科内容的最好支持。分析现状,搞清“科学_技术”、信息科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这是大多数一线教师依靠自身学习难以达到的。因此,这是课程研究中需要完成的工作。

大部分教师对信息科学了解不够,而信息科学家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关注学科中的研究热点上。如何从信息科学的发展与现状中寻找到学科的共识,这是中小学教师学习信息科技的任务之一。以《信息科学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这篇学科综述性文章为基本轴线,结合其他科学家的理论,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中国的信息科学已经具备的结构与体系了。

虽然,闫学杉老师描述的信息科学体系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邬焜老师对信息科学体系的描述, 在外形上不太相同,但内容却非常类似。从下图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信息哲学、信息科学、门类/分支信息学、信息技术(工程技术信息学)的学科脉络和相互关系。这对信息技术课程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虽然类似的内容在文章中比比皆是,但这种量级的综述性文章只有对本学科有着深入了解,并且是领域研究的带头者才能写得更加深入。就像在 《信息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的点评中车宏安老师所说:“这是一篇力作,搜集的资料全面翔实,显见作者做过多方面的交叉研究。”

身边的闫学杉老师

作为一名小学信息技术教师,我一直期待着能够面对面地请教闫学杉老师。初次见到闫老师,是在一次中外信息科学家的交流活动中。

闫学杉老师主持会议

2013年10月,国际信息学会副主席马里胡安(Pedro C. Marijuan) 研究员和雅恩(Robert Jahn)秘书长以信息科学家的身份来中国访问。 访问期间,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当代全球信息科学发展”的演讲,之后与中国的信息科学家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闫老师正是这次活动的主持人。

信息科学的特点之一是它正在发展之中,研究热点较多,因而,中外信息科学家的讨论也是少有的激烈。科学家间的观点交锋是激烈的,甚至有拍案而言的场面出现。

面对着火爆的活动现场,闫老师微笑地协调,不愠不火,不紧不慢。从马里胡安研究员的生物信息学收敛到信息的一般理论讨论,他综合大家的观点,一步步地引导大家对不同的观点进行深入分析。正是这样的中外科学家交流活动,使我感受到中国的信息科学家们在信息科学一般理论的研究方面,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列。

严肃、温和而有内涵,这就是我身边的闫学杉老师。他坚守学术观点的精神、温文尔雅的态度,也是我接触到的很多中国信息科学家们的特点。本次在对信息科学家的系列采访中,能够与闫学杉老师面对面地访谈,这也是我这位一线教师的一种荣幸。

——武健

西部的历史与未来 篇3

在世界范围内同样如此。中国被称为东方，东亚被称为远东，这一划分自然是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零度经线为中心，是“大英帝国”的产物。此前，中国的康熙皇帝在绘制《皇舆全图》时，曾以北京为零度经线的位置；而法国国王也曾规定巴黎是经线的起点。二战后，尽管大英帝国风光不再，但原来的地理坐标无可替代，还在继续维持。

我们今天讨论西部，也应采用一个共同的坐标体系。就自然地理而言，中国的中心在兰州；如果以政治中心为坐标，中心无疑在北京——连地处兰州东方的西安如今也属于“西部”了。目前一般所指的西部，主要属政策范围，即中央划定的区域：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及其以西的云南、西藏、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在这条政策界限下，以至于山西只能自称“不是东西”——既享受不到对西部的优待，又没有东部那样发达。如果将这条政策界线滥用到各个方面，往往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甚至南辕北辙。

【中国版图的最大差异存在于南北之间】

其实，在中国的版图内，最大的差异历来存在于南北之间，而不是东西之间。

尽管中国的早期文明如满天星斗遍布各地，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多数地方文明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或为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所阻遏，没能延续下来。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却因其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优越自然条件而一枝独秀，不仅使本地的文明得以延续，还成为区域外其他文明的迁入地和汇聚区。

在这一阶段，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气候比较湿热，茂盛的原始植被难以清除，粘结的土壤不便开垦。加之降水过多，地下水位高，形成大片湖沼湿地，以致传染病流行，长期无法防治，影响人类生存。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便基本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状况。黄河流域以北的地区，或者属草原、戈壁、高原，或者因气候偏冷，在当时条件下都还不适宜农业生产。

至迟公元前3世纪开始，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间的形势就在发生缓慢的、间隔性的变化。随着气候逐渐变冷，南方变得比较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生产，铁器的普及和农具的改进使农业开发不再有技术上和物质上的障碍，而北方相对富余的人口也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黄河流域是政治中心所在，不仅是内部权力斗争和起义叛乱的目标，也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必争之地，一旦人祸与天灾相交，就会造成持续的大范围的战乱，驱使大量人口南迁，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的开发。

在封闭的农业社会，人口的分布与经济的发达程度基本一致。如果以淮河、秦岭为界划分中国南北，到公元10世纪前后，南方已超过北方。南方的持续发展和两宋之际、宋元之际北方的战乱，使南方超过北方的趋势达到了顶点。元朝初年，南北的人口之比已达7：3 ，甚至接近8：2。此后的明清时期，大致稳定在6：4。由于南方的生活水平高于北方，南方还为北方提供粮食、茶叶、纺织品等，南北的经济实力之比远高于6：4。

【东西部的差距是如何拉大的】

中国东西之间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自然环境。就地形地势而言，西部青藏高原是最高一级的阶梯。由此往东，至大兴安岭、太行山，经巫山向南至武陵山、雪峰山一线是第二阶梯，大致在海拔1000米以上，局部在500米以下。如果以这两个区域为地理上的西部，它们与东部第三阶梯在农业生产条件方面不可同日而语——最高的第一阶梯完全不适合农业生产，第二阶梯中大部分不适合农业生产。在东部的农业产量能够满足其人口需求时，或在南方还有未开发地区时，这种差异的存在并无多大影响，故而统治者和民众都缺少移民或开发西部的动力。

明清以降，随着东部人口压力的增大，更多的移民迁入了第二阶梯。由美洲传入的新作物如玉米、红薯、土豆、花生等，为丘陵山区的土地利用提供了合适的品种，使这一区域有可能承载更多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人口的增加，改变了当地的民族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内地移民为主发展起来的商业、手工业提升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也增加了与东部的物资交流。到19世纪中叶，西部第二阶梯间的城镇、人口相对稠密，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东部的差距已不明显，甚至并不比东部内部的差距更大。

但从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东部沿海口岸的开放，新兴的工商业首先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并逐步向内地推进。农业生产方面，由于东部较容易得到机械农具、化肥、新技术、新品种、农田水利工程等方面的支持，对西部的优势也越来越大。至20世纪中叶，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已空前巨大，甚至从农业区之间的差距，演化为工业区与农业区之间、城乡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

这种差距同样反映在人口分布方面。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发现，如果从黑龙江瑷珲（今黑河）至云南腾冲划一条大致倾斜45度的直线，线东南36%国土上居住着96%的人口，而线西北的64%国土上只有4%的人口，人口密度极低。1950年后，由于基本建设、国防、农垦、三线建设等需要，大批移民也以西部为迁移目的地，西部人口所占比例有所增加，但基本格局变化不大。近30多年来，由西向东的人口迁移成为主流，强化了这条线两边的差异性。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进一步拉开了双方在经济、文化、城市化、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距离。

【西部开发应当科学、理性】

10年前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总的战略目标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西部。10年来，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项目已经建成，退耕还林还草、农业和特色经济、西部教育、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项目正在进行。

但西部的发展仍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具体目标必须理性、科学、适度，必须看综合效益和人民的生活质量。即使讲产能产量，讲GDP，也得讲人均。但无论如何，必须把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西部很多地方自然环境相当脆弱，一旦失去平衡或突破底线，就很难恢复。所以有些地方不是退耕还林或还草，而是要还荒——因为有些地方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和生存，非不得已就不能容许新的人口迁入，还应尽可能疏散现有人口。世界上面积稍大的国家中，没有哪一个的人口是均衡分布的，全世界的多数人口居住在离海不到300公里的地带，中国西部不可能成为例外。有些产业虽能收一时之效，长远的祸害却难以消除，从一开始就应禁止。现在某些新能源的项目往往根本不作环境评估，或者明知存在环境缺陷而匆匆上马；有的资源开采置环境破坏于不顾；一些“领导工程”更是肆无忌惮，必定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西部的旅游产业应以自然资源为主，以现有的人文资源为主，切忌滥建人造景观。就是自然资源，也应在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能一味扩张。

从经济效益讲，开发西部在开始阶段由中央政府加大投入或其他地区给予支援无疑是必要的，但就长远而言，应该适时进入良性循环。除了出于国家战略考虑的项目以外，不能与必要的公益项目混淆起来。与其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如调整或重构人口、产业和环境布局。坚持“政治正确”也要讲代价，不能重走只讲政治不讲经济的老路。西部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成本很高，有的还是世界级的难题。但有些线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运输量有限，或者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就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目标，并应充分考虑到建成后的运行和维护。涉及外国、外地的项目更不能一厢情愿，不考虑他方的因素，否则完全可能成为我行我素的无底洞。当初寄予厚望，耗费巨资建成的亚欧大陆桥并未发挥规划中的作用，本应成为共同吸取的教训。

历史与未来作文 篇4

一进入古猗园，首先看到的是一大片绿色，有各种乔木和灌木。再走进去一点，我们看到了一家茶馆，它的建筑风格是明代的，屋顶上面是用瓦片垒成的，屋顶的两旁有翘起的象龙头一样的东西，据说是表示这家人的地位的，房子是两层的，里面的家具都是用非常精致的红木制作成的，光照耀在上面象涂了一层蜡一样。这种建筑和我们现在的高楼大厦可不同了。

穿过了九曲桥，我们看到了缺角亭，在古猗园里，我觉得缺角亭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开始，我没有觉得这个亭子和别的亭子有什么不同，后来仔细一看原来在东北角上缺了一个角，导游阿姨告诉我们，日本对我们发动战争时，南翔人民在这里造了这个亭子，缺了一个角表示那时中国的`领土缺了一大块，南翔人民心中充满了仇恨；还有三个角上有几个大拳头，表示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我们都认为，缺角亭比一般的亭子要伟大得多，因为一定是它鼓励了那时的南翔人民去对日本人发起反攻的。

科学的历史与未来 篇5

张俊彦

台湾师范大学研究讲座教授兼科学教育中心主任

E-mail: changcy@ntnu.edu.tw Web: http://ese.geos.ntnu.edu.tw/~chunyen

从国际科学学习成就的评比资料（如TIMSS 和PISA等评比测验），来看台湾在科学教育的成效，台湾学生在国际间确实表现优异，名列前茅，可是这个成绩的背后也深藏者许多隐忧！依同样的国际评比调查数据显示，台湾学生对于数学与自然科的学习兴趣偏低而且自信心不足，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台湾的科学教育遇到了瓶颈。身为一位科学教育学者，一名曾参加过各种考试的学习者，也是一位眼见着自己的儿子经历更多考试的父亲，我试着以个人过去15年来研究的成果与经验，擘划出三个对于未来的科学教育愿景。

运用多元与新兴的评量方法

用更多元的方法评量学生的学习成就，取代以往偏重记忆的选择题式测验，开放式问题的自动评分系统研究就是彰显这样想法的例子。希冀用不一样的方式，使评量更多元，不仅在评量中运用新的科技，更希望新的科技融入在教学与学习上，激荡出更多的运用模式。

融入与生活相关的科学课程

在学校中学习到的科学课程，如运动定律、热力学等等，往往在大部分人毕业后不再接触相关事物后都已不复记忆。在媒体中的科学素养（SLiM）研究中显示，一般人在毕业后还可能记得的科学知识，往往与大众媒体有连接，如：地震、台风、土石流等与日常生活中相关的科学现象。现有的科学课程是为了培养科学家的课程，对于未来的科学家需要专业的科学知识训练与培养有帮助，而一般人需要的仅是与日常生活相关且可运用的科学知识，不用学习过于艰深的科学知识。

掌握外显与内隐的学习特质

「天生聪明？基因好却考得差」这样的学生确实出现在我们的四周。在近年的基因研究结果发现，如果能够掌握学生外显及内隐的特质，外显即学生的外在表现、内隐为先天的因子包含基因与大脑。如果能愈早了解两者交互作用对学习能力的影响，愈能掌握学生的学习特质，提供不同的学习方法及环境，更能帮助每一位学生。期望能更符合孔子的「因材施教」，「材」不再是仅从外在观察到的行为表现，而能从更多的来源有系统的观察与掌握。

一位科学教育学者的梦想

生命科学的历史与前沿感想 篇6

“生命科学的历史与前沿”的感想

其实选这门课，是被逼的，因为没有其他课程可以选了。开始我对它的了解只觉得它会像一般文化课那样会枯燥无味，全是理论性的知识，专业性的语言。因为生命科学嘛，肯定是研究各种生命活动的现象和本质，又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命科学原理和技术在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应用，所以课上无聊很正常。但后来我去上课后才发现完全不一样，老师不会像其他选修课老师一样只顾自己在上面讲，他有自己独特的讲课方式，还不错，至少第一节课我是这样觉得的。上课时他会跟我们互动交流，时不时会出一些小题目来考我们，引起我们的好奇心，课堂也显得格外的活跃。

生命科学是一门有很长历史的学科。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人们已经注意到了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并对生物进行观察、描述，收集整理了大量材料。从古至今，这是个很浩大的工程，大到人类生命的演变进程，小到生活的一些琐碎的事情。而老师不仅跟我们讲了一些专业知识也讲了一些生活中的常识，但从小事也可以透露出一些大道理。

令我影响较为深刻的是讲显微镜的那堂课，不一样的显微镜，更能看到一般显微镜看不到的物体——电子显微镜。后来老师出了几个题目考我们，并要我们画出电路图，怎样才可以使它在水里通电。老师会下来一个一个看我们的图，指导并一个个解释给我们听，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怎样会更好！更加激发了我对这个课程的兴趣。还有一个就是老师让我们思考用什么方法连接断骨，并让我们画出图型，分小组讨论，然后发言，看看那个方法更好。他教我们关注自己专业与环境污染的问题，灌输防治环境污染的重要性，更让我们将来要少污染环境。倒数二节课，老师还让我们自己下去学习如何查资料，因为一些知识，不同的书本由不同的专家作者写的，他们有着不同的观点，我们要学会如何查资料，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普惠金融:历史与未来 篇7

普惠金融的历史演变

“普惠金融”第一次正式写入党的决议, 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谓普惠金融, 就是能够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但因为一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生存环境较为恶劣的人难以在目前的金融环境下享受金融服务, 所以普惠金融的主要任务可以理解为向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贫苦农户、贫困人群及小微企业提供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一) 普惠金融的主体框架

客户层面。贫困和低收入客户是这一金融体系的中心, 他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决定着金融体系各个层面的行动。

微观层面。金融体系的脊梁仍然为零售金融服务的提供者, 它直接向穷人和低收入者提供服务。这些微观层面的服务提供者应包括从民间借贷到商业银行以及位于它们中间的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这些服务供给者应能够正常地从国内融资来源获得资金, 例如公众储蓄、批发贷款融资或资本市场的投资等。

中观层面。这一层面包括了基础性的金融设施和一系列的能使金融服务提供者实现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服务规模和深度、提高技能、促进透明的要求。这涵盖了很多的金融服务相关者和活动, 例如审计师、评级机构、专业业务网络、行业协会、征信机构、结算支付系统、信息技术、技术咨询服务、培训等。这些服务实体可以是跨国界的、地区性的或全球性组织。

宏观层面。如要使可持续性的小额信贷蓬勃繁荣发展, 就必须有适宜的法规和政策框架。中央银行 (金融监管当局) 、财政部和其他相关政府机构是主要的宏观层面的参与者。

(二) 普惠金融的历史发展

普惠金融的概念是由联合国在2005年正式提出来的, 但其核心理念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罗马教会设立的当铺。15世纪意大利的修道士开展信贷业务来抑制高利贷的利率。18世纪, 在爱尔兰出现了“贷款基金”, 基金来源于捐赠, 用于向贫困农户提供无抵押的免息小额贷款, 并通过“共同监督”机制来保证贷款者每周分期还款。

后来, 这个慈善机构发展成为金融中介机构, 允许其对贷款收取一定的利息以及吸收存款。19世纪欧洲和日本通过邮政系统为农村地区提供小额储蓄和支付服务, 同时德国的信用合作社取得较大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 现代小额信贷在孟加拉、巴西等国开始出现。小额信贷最初实行小组贷款模式, 小组成员之间负有连带担保责任。典型例子就是尤努斯在孟加拉创办的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 这种模式的成功刺激无数金融机构纷纷效仿。

20世纪80年代, 全球小额信贷项目运作良好。实践证明, 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妇女的还贷信誉, 比那些从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的富人更好, 小微企业和低收入者愿意承担一定的高息来获得发展机会。

20世纪90年代, 出现了“微型金融”, 即不只是为低收入者提供贷款, 也提供各种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这种模式吸引了很多商业银行如花旗银行等进入该领域。2005年, 联合国推出普惠金融体系的概念, 用“普惠金融体系”的概念取代“微型金融”, 意味着微型金融不再被边缘化, 而是成为一个国家金融体制的一部分。

国内最早引进这个概念的是中国小额信贷联盟 (原名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 。2006年3月,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焦谨璞副局长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 正式使用了这个概念。2012年6月19日, 原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墨西哥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指出:“普惠金融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 希望各国加强沟通和合作, 提高各国消费者保护水平, 共同建立一个惠及所有国家和民众的金融体系, 确保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民众享有现代、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普惠金融概念。2013年11月12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 鼓励金融创新, 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普惠金融的重要意义

普惠金融是一种理念, 也是具体的实践活动。普惠金融的重点在于,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服务创新, 不断完善现代金融体系, 及时有效地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所需要的金融服务, 让现代金融服务更好地惠及各个社会群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 发展普惠金融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相一致, 体现出了有序发展、均衡发展、文明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 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和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当今世界正进行深刻调整, 国际国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原有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如何突破和消除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在这种情况下, 发展普惠金融, 是一种重要选择。

(1) 发展普惠金融, 有利于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普惠金融, 就是通过创新工具将市场储蓄资源进行跨主体、跨行业的有偿转移, 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这种金融服务可得性提高, 必然会挤出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各种无效“水分”,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顺应和带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 发展普惠金融, 有利于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力度。金融本质上讲, 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金融机构并不注重资金配置效率。发展普惠金融, 必然要求金融机构转变经营思路, 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 推进金融工具创新, 不断扩展金融服务对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和渗透率, 使更多企业或个人享受到金融服务。与此同时, 随着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也必然会为普惠金融深入发展创造条件。

(3) 发展普惠金融, 有利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 金融资源使用不合理, 资金配置效率不高。发展普惠金融, 就是要破除各种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 促进资金自由合理流动, 提高资金使用和运行效率。随着金融服务对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和渗透率提高, 实体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 也会进一步降低金融体系运行风险, 提高金融机构收益水平和赢利能力。

(4) 发展普惠金融, 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个突出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发展普惠金融, 就是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将金融服务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扩展, 提升发展均衡性和有效性。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

随着普惠金融理念的不断传播, 我国的普惠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 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一) 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不断完善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尤其是“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工作,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做出了总体部署。2013年以来, 国务院又颁布实施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和政策, 对进一步做好“三农”、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做出具体部署。

(二) 金融服务覆盖取得较快增长

IMF每年对全球187个经济体的金融可获得性进行普查, 重点从银行网点覆盖、ATM覆盖、银行代理网点情况进行评价。2013年评价结果显示, 我国银行网点密度和人均占有量处于国际中游水平 (分别为89位及123位) , ATM密度及人均占有量居于上游水平 (分别为37位及68位) 。根据2015年4月世界银行发布的2014年全球普惠金融相关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的账户普及率在2011年至2014年间有显著增长, 由64%上升至79%, 拥有账户的成年人增加了1.8亿。中国账户普及率平均上升了15个百分点, 但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在最贫穷的40%成年人中, 账户普及率上升了26个百分点, 而在最富裕的60%成年人中仅上升了8个百分点。农村地区的上升程度高于城镇地区, 男性和女性之间则没有显著差异。

自助机具、网络银行 (手机银行) 、网络保险 (电话保险) 等服务渠道的建设近年来也取得进展, 个人账户、银行卡以及网银等金融服务使用率提升迅速, 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截至2014年末, 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开立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27.31亿户, 人均结算账户3.06户, 人均持卡1.95张, 基本实现了人人有卡、家家有账户、补贴能到户。全国农村地区共设置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92万个, 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覆盖了全国主要的务工人员输出省份。

农村信用体系和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了农村经济主体和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及便利性。截至2014年底, 全国共为约250万户小微企业和1.6亿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 评定了1亿多信用农户, 累计有40.5万户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贷款余额8.9万亿元;9012万农户获得信贷支持, 贷款余额2.2万亿元。建立了100多个信用信息系统或服务平台, 实现了小微企业、农户信用信息的共享, 为地方政府履职, 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提供了信息支持, 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

(三) 弱势群体金融服务满足程度有所提升

截至2014年底, “三农”、小微企业贷款已连续6年实现两个“不低于”, 即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 增量不低于上年。涉农贷款 (本外币) 余额23.6万亿元, 占各项贷款比重28.1%, 同比增长13%, 按可比口径, 比全国金融机构同期各项贷款增速高0.7个百分点。农村 (县及县以下) 贷款余额19.4万亿元, 同比增长12.4%;农户贷款余额5.4万亿元, 同比增长19%;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3.3万亿元, 同比增长9.7%。

2014年12月末, 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 (人民币口径, 非本外币口径) 余额15.3万亿元 (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3.76万亿元和1.5万亿元) , 占企业贷款的30.4%, 同比增长15.5%, 增速比同期大型、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6.1个和4.9个百分点, 分别比各项贷款和全部企业贷款增速高1.9个和3.9个百分点。2014全年小微企业贷款增加2.13万亿元 (同比多增1285亿元) , 占企业贷款增加额的41.9%。从行业分布看, 小微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贷款占比明显提升;从地区分布看, 2014年部分西部省份小微企业贷款增长较快;从机构看, 小微企业贷款增加额中46.1%来自小型银行, 比去年同期高5.4个百分点。而从机构自身贷款结构看, 农村信用社和中资小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其全部企业贷款的比重分别为77.8%和55.5%, 远高于大型银行21.4%的水平。

截至2014年9月底, 贫困地区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26万亿元, 同比增长18.8%, 比全国平均增速高5.6个百分点。

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未来

如今, 互联网金融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 实际上互联网金融天然地具有发展普惠金融的独特优势。

一是互联网金融凭借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开放性、共享性, 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对风险的界定、控制和定价能力, 降低金融中介的门槛, 为金融业践行普惠金融、物联网金融、微金融等模式, 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人金融消费者, 尤其是轻资产的创新型企业, 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提供了新的模式, 有利于打破金融业的垄断, 促进经济转型与发展。

二是互联网金融强大的碎片化处理能力能够有效解决小微企业和个人投融资难的问题。例如, P2P网络借贷、众筹模式相对于传统的融资方式更为开放, 对接的是大量分散的个人投资者或非金融机构, 既克服了金融业对规模经济的限制, 又解决了资金的来源及其投资问题。在众筹模式下, 是否盈利不再是筹资的唯一标准, 只要能博得投资者喜欢的项目都可以获得启动资金。这种模式尤其适合小本经营或创新型企业。“余额宝”则是碎片化个人理财产品的典范。

三是互联网金融能借助互联网企业形成强大的跨界整合能力, 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 通过创新差异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求得生存与发展的, 还可以创新金融业盈利模式, 向客户提供极低成本甚至免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例如, 网络银行不依靠物理网点和银行卡从事金融业务, 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

四是普惠金融具有广阔的市场。互联网金融能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低成本地搜集客户的市场行为和信用记录, 再根据信用状况进行匹配。借助互联网销售渠道和收集数据的能力, 互联网金融能够增强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得性。

互联网的出现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但光靠技术是难以推进普惠金融深入发展的, 我们的金融体制和机制也需要进一步改革, 需要站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层面考虑普惠金融的发展。

此外, 还要加大配套制度建设, 如统计制度建设、信用体系建设、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设。因此, 只有多管齐下, 普惠金融才能在未来的经济和生活中不断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契丹历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篇8

关键词：契丹；契丹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01-04

契丹（Khitan）是在中國北方民族历史上继匈奴、鲜卑之后又一次统一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并建立了辽政权。契丹自4世纪登上历史舞台，至公元1218年西辽灭亡，活跃于中国北方长达8个世纪之久，影响深远。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和时代的掩盖，在当年的辽朝统治区域内，城址、墓葬、寺庙、佛塔等辽代遗存数不胜数。然而对于契丹，留给后人更多的是谜团。因此契丹历史研究也就成为很多学者毕生的事业。受传世史料的限制，契丹历史研究一直举步维艰，鲜有重大突破。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学者的不懈努力，契丹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让我们看到了契丹历史研究的新希望。

专门研究契丹历史的专著涉及政治、文化、教育、语言、社会习俗及制度等多个方面，主要有尤李《多元文化的交融——辽代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乌力吉《辽代墓葬艺术中的捺钵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姜维东《辽金黄龙府丛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李鹏《辽代器物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谷城《辽代南京留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王玉亭、王燕赵《辽文化与辽上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孙国军、李春林主编《契丹辽文化论集》（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4年），内蒙古博物院编、郑承燕著《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4年），张邺、张敏主编《契丹巾帼：辽代契丹族女性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刘浦江、康鹏主编《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等。将契丹历史纳入某一研究体系的专著主要有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中华书局，2013年），王秋义主编《辽金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王禹浪、都永浩《文明碎片——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郭齐家、苗春德、吴玉琦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乔卫平《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利华、张国刚《中国家庭史·宋辽金元时期》（人民出版社，2013年），杨翼骧编著，乔治忠、朱洪斌订补《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宋辽金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宋德金《辽金西夏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武玉环《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曾雄生《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年），高人雄主编《辽金元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等。

外文著作有荒川慎太郎、澤本光弘、高井康典行、渡辺健哉編《契丹[遼]と10—12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勉誠出版，2013年），三島黎子《沙羅双樹の花の色：宋·契丹茶立て女ものがたり》（東洋書店，2013年），（日）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日）爱宕松男著，邢复礼译《契丹古代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

学术论文方面更是成果卓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近年来辽代职官问题、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教育与科举、语言文字、契丹文物与考古方面已经形成了研究的热点，成果也比较丰富。

辽代职官问题的研究。蒋金玲《辽代汉人的入仕与迁转》（《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对辽代的汉人入仕进行了分析，认为科举与荫补是辽代汉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而科举进身与荫补入仕者，在起家官与官职迁转过程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文武分途特征。家世对汉官个人仕途影响明显，这既是受契丹世选制与唐末五代藩镇旧制理念影响的结果，也是契丹统治者倚用汉人世家大族加强汉地统治、支撑皇权的必然产物。杨军《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对辽朝南面官系统进行了分析，认为辽朝并未实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权力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何天明《辽代大林牙院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4期）对设于辽太祖时期的大林牙院进行了探讨，认为大林牙院除了担任契丹本族文翰事务，也有承担军务、作为使者出使他国等职能。此外，杨军、王旭东《辽代南京留守的选任与转迁研究》（《求索》2013年第4期）、林鹄《辽世宗、枢密院与政事省》（《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武玉环《辽代职官考核制度探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康鹏《辽代地方要员选任方式浅议》（《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等也对辽代职官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杨福瑞《契丹族崇山文化的历史考察》（《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认为崇山观念是契丹族古老的自然崇拜内容之一，是源自契丹人对天地的崇拜、族源的追溯以及对山林畜猎生活的仰仗等多种心理因素而来，在发展过程中，崇山观念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境界，构成辽朝政治文化的最主要内容。何婷婷《辽诗中所见辽代东北契丹风俗与文化》（《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依据诗歌，对辽代东北地区的契丹族风俗，如饮食、穿着、生产、酒乐舞蹈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金渭显《契丹皇帝亲征仪及打猎习俗的演变与尚武精神——纪念陈述先生百年诞辰》（《辽金西夏研究2011》，同心出版社，2013年）、夏宇旭《契丹猎犬述略》（《兰台世界》2013年第36期）、杜美林《契丹族社会生活中萨满文化研究》（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张树卿《辽时期吉林西部草原契丹民族的信仰习俗与传承》（《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杨婷婷《从考古发现看辽上京地区契丹人习俗》（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敏《辽代石刻中所反映的辽朝母仪规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张强《再论契丹射柳习俗之起源》（《兰台世界》2014年第7期）等。此外，有关辽代的婚姻状况，亦有文章探讨，如靳玲、安正《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及特点》（《学理论》2013年第36期），单召杰《浅谈金代女真人的婚姻习俗和族际婚》（《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1期）等。

教育与科举。教育方面，高福顺《契丹皇族儒家经史教育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认为契丹统治者不仅重视、提倡皇族子弟研读儒家经史，而且还设定了完备的运行机制。既倡导和引领了契丹社会儒家文化的传播，也使儒家“大一统”思想观念以及中原社会的典章制度开始植根于契丹社会的机体之中。相关文章还有高福顺《辽朝女性教育述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高福顺《辽朝的尚武骑射教育》（《东北亚研究论丛（第六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敏《辽代契丹女性的教育问题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郭德慧、郭文娟《辽朝储君教育与培养探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等。科举方面，主要有高福顺《辽朝科举考试年限考论——以圣宗统和六年以后为中心》（《东北亚研究论丛》第七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高福顺《辽朝科举考试生源述论》（《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宇峰《碑志所见辽代进士题名录及相关问题》（《东北史研究》，2013年第3期），高井康典行《景宗？聖宗期の政局と遼代科举制度の確立》（《史觀（168）》2013年3月）黄凤岐、燕煦《辽朝的教育与科举》（《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语言文字。康鹏《契丹小字〈萧敌鲁副使墓志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结合辽代汉文文献对该墓志进行了释读，并考证墓主的五世祖即辽朝历史上著名的萧挞凛，并以此厘清了该墓志所记载的墓主十代先祖的世系，同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讹误。相关研究还有方东杰、曲赫《辽时期契丹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特点》（《兰台世界》2013年第33期），傅林《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以双向匹配材料为基础》（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即实《简说契丹语的亲属称谓》（《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傅林《论契丹语中“汉儿（汉人）”的对应词的来源》（《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日〕武内康则撰、申英姬译《拓跋语与契丹语词汇拾零》（《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白玉冬、赖宝成《契丹国语“忒里蹇”浅释》（《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松川節《契丹文字碑文の新発見》（《アジア遊学（160）》，2013年），武内康則《最新の研究からわかる契丹文字の姿》（《アジア遊學（160）》，2013年），清格尔泰撰、陈晓伟译《20世纪契丹小字研究的重要收获》（《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孙伟祥《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削字现象研究》（《〔韩国〕北方文化研究（第4期）》2013年）、包阿如那《契丹大字《大横帐节度副使墓志》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额尔敦巴特尔《新世纪以来契丹大字研究概述》（《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高娃《内蒙古大学所藏契丹字文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白明霞《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等。

文物与考古。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对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李可鑫《汤原新城辽墓调查简报》（《文物春秋》2013年第2期）则对汤原新城辽墓进行了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年第1期）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相关文章还有赵少军、王雷《昌图四面城城址2009年试掘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铁岭市博物馆、昌图县文管所《辽宁昌图县塔东辽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2期），王青煜、康利君等《内蒙古巴林左旗哈拉海场辽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2014年第4期），张兴国、孟令婧《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敖包辽墓清理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刘海文、王继红等《河北宣化辽金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3期），韩国祥、邓晓存等《辽宁朝阳杜杖子辽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1期），肖忠纯《辽代辽西走廊的考古遗址与社会发展》（《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等。此外还有对此进行理论性探讨的文章，有刘毅《关于辽代皇陵的几点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孙伟祥《试论辽朝帝王陵寝的营造》（《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4期），刘喜民《辽祖州石室新考》（《北方文物》2013年第1期），姚庆《北京地区辽代墓葬形制研究综述》（《学理论》2013年第33期）等。

对考古资料的研究方面更是比较集中。墓志的考述。蒋金玲《〈贾师训墓志〉“驸马侍中刘公”辨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详细论证了墓志中所述“驸马侍中刘公”实为“侍中刘公”之误。相关文章主要有韩世明、都兴智《辽〈驸马萧公平原公主墓志〉再考释》（《文史》2013年第3期），李宇峰《〈萧琳墓志铭考释〉补正》（《辽金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李强《辽〈张守节墓志〉补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齐伟《辽宁省博物馆藏〈石重贵墓志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姜洪军、李宇峰《辽陈顗妻曹氏刘氏墓志校勘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李俊义、高颖、戴顺《〈辽萧孝恭墓志铭〉校勘》（《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姜洪军《辽宁北票市发现辽代李绍俞墓志》（《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器物研究。主要有王俊輝《辽宁省桓仁县所出契丹文印》（《东北史地》2013年第6期），赵中文、冯永谦《辽“女真鹿官户太保印”铜官印考释》（《北方文物》2013年第4期），么乃亮《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漆木双陆考述》（《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邓树平《辽金时期医疗器械的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崔晓晨《对宋辽金时期铜镜形制分类比较分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期），李艳阳《辽代早期纪年瓷器研究》（《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梁姝丹《辽宁彰武出土的辽代双陆棋》（《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这些成果无论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涉及层面广泛，研究较深入，且数量巨大。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一是青年学者学术研究活跃；二是研究涉及的领域更加宽泛。三是研究的问题也更具体。这些研究也体现契丹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加强对契丹日常生活的研究，如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科举教育等，有助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契丹历史，更加贴近生活。由于契丹历史研究文字史料的缺乏，学者更加注重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同时针对性地加强了考古资料的深入研究，或可成为我们打开契丹神秘面纱的主要途径。另外，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是契丹历史研究的一大趋势，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气息。

（责任编辑 孙国军）

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s the monographs and academic articles specialized in the history of Khitan from the aspect of politics， culture， education， linguistics and social customs and summarizes a series of new achievements so tha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tendency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Khitan history are sugges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