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赠与合同撤销方式

2024-08-26

房屋赠与合同撤销方式(精选6篇)

房屋赠与合同撤销方式 篇1

一、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

房屋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与受赠人就无偿转移房屋所有权而达成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除了带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一般的赠与合同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前可以撤销。即在财产转移之前,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合同法》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了就不得撤销赠与合同,对一般的财产赠与通常是以财产是否交付来认定财产权利是否转移,但对于房产的赠与,因房产是以进行房产登记确认所有权,所以房产的权利转移以是否进行过户手续为准,也就是说在房屋尚未登记过户时,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

二、在房屋登记过户以后,房屋赠与合同撤销方式有哪些?

在房屋赠与合同经过公证或者已经过户以后,赠与人在下列几种情况下可以撤销赠与:

1、附义务的赠与,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受赠人没有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2、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如果有以下三种行为中的一种:(1)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近亲属;(2)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3)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就可以撤销赠与,而不论赠与财产的权利是否转移。

3、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赠与合同撤销权约束的都是受赠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在受赠人不履行义务,对受赠人之外的任何人没有约束力。赠与人想要以经济状况显著恶化来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应当提交其经济情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相关证明,且必须得达到严重影响的程度,一般性影响不在此列。

房屋赠与合同撤销方式 篇2

(一) 赠与合同的定义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按照意思自治理论, 一项合同, 经过要约、承诺, 法律进行效力检验这三个层次而生效后, 双方自愿设立的合同义务因包含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被法律所尊重, 双方均应受到合同效力的约束。赠与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所有权流转方式, 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 是一种无偿的利他行为, 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的典型代表。

(二) 赠与合同的特点

1. 单务合同

赠与人并不因为赠与而享受相应的收益, 受赠人不需要因为接受赠与物而付出相应的对价。故赠与人不享有双务合同当事人可享有的合同抗辩权, 受赠人也不要求具备给付对价的能力, 因此受赠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样可以成为赠与合同的受赠人, 赠与人不能以受赠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为由而主张合同无效。虽然赠与合同的单务性并不排斥受赠人可能负担一些义务, 但是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所附加的义务目的是为了对受赠人加以一定的限制, 使赠与人不会因为受赠而另外受益。因此虽然受赠人所为不是赠与的对价, 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

2. 不要式合同

法律不要求赠与合同的成立不需具备书面或经公证等其他特殊形式, 只要经双方当事人合意, 合同即可成立。

3. 诺成合同

诺成性是指只要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合同即可成立, 不需要赠与物的交付。赠与合同为诺成性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即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 必须意图诚实、行为守信, 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 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 不得滥用权力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赠与合同采纳的诺成性规定, 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更为合理。

4. 无偿合同

赠与具有强烈的社会伦理性和道德性, 有一定的人身性质, 赠与合同缔结和存在的基础, 是双方之间良好朴素的情感关系的延续。因此, 笔者认为, 无偿性是设计赠与合同各项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 是其最典型的特点。即使在附负担的赠与合同中, 其无偿性依然存在。

二、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内涵

综上所述, 通过对赠与合同的概述, 我们知道赠与合同的单务性、无偿性、诺成性。正是由于其独特的性质和特征, 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和受赠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合同成立, 赠与人在无利益回报的情况下为给付, 受赠人在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收获利益。如果该合同一经成立,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撤销, 那么对赠与人未免过于苛刻, 从而也会对赠与行为本身产生不良影响。法律应当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 尽力平衡当事人的利益。这就为赠与合同撤销权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法律基础。

(一)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含义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是指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 由赠与人依其意思任意撤销赠与合同。《合同法》第186条规定了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 即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为了保护受赠人的利益, 第186条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条件进行了限制, 主要是时间限制和范围限制。《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时间加以了限制, 即只能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体而言, 对于动产, 需在交付之前撤销;对于不动产和需要登记的动产, 需在登记之前撤销。第186条第2款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范围进行了限制, 即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对于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来说, 赠与人不仅负有承诺赠与的法律义务, 而且负有赈灾扶贫救困的道德义务。为了维护这类赠与法律关系的稳定, 完成道德义务, 本条款明确规定赠与是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 不适用在交付赠与财产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

(二)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意义

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 笔者认为有平衡利益的功能。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 这并不意味着什么, 在赠与人交付赠与物之前, 赠与人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具有平衡当事人利益的功能。任意撤销权的例外是履行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这两类合同赠与人不能行使撤销权, 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具有平衡当事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功能。

三、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各国规定简述

目前规定有任意撤销权的国家或地区有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日本民法典》第549条规定:“赠与, 因当事人一方表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的意思表示, 相对方接受, 而发生效力。”第550条规定:“非依书面的赠与, 各当事人可以撤回。但已履行完毕的部分, 不在此限。”可见, 只要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 不需要交付或完成其他给付, 也不需要公证等特定形式, 赠与合同就发生效力, 是典型的诺成合同。同时, 除以书面形式达成的赠与不能撤销外, 赠与双方均可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 从而在立法上首次确认了任意撤销权。

四、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评价

(一) 与合同法总则中的撤销权规定不同

合同效力状态具有多样性, 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中存在撤销其人的撤销权, 主要存在于合同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 这种撤销权体现了合同的特殊效力状态, 即合同法总则中规定的撤销权。赠与合同是诺成性合同, 那么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则合同成立, 如果不存在无效、效力瑕疵情形或附条件、附期限情形, 则合同在成立之时也就立即产生效力。而其中效力瑕疵包括了可撤销的情形。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 如果法律行为的作出是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即受到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或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事由, 则行为虽己成立但不能生效, 而是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当事人一方享有“撤销权”, 因此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只要合法成立便应当有效, 如果不存在前述可撤销事由, 当事人不可能有所谓的“撤销权”。

(二) 任意撤销权与信赖利益保护的矛盾

合同法既然规定了赠与人有任意的撤销权, 那么赠与人在将赠与财产交付给受赠人之前, 受赠人是无权强制赠与人交付财产的。然而, 《合同法》却在第189条规定了“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若此条内容针对的是所有的赠与合同而言, 那么, 此条款所反映的内容就与合同法条的规定相矛盾。由于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所以在赠与人将赠与财产交付给受赠人之前, 受赠人既没有取得赠与物的所有权, 也无要求赠与人交付赠与物的债权, 那么, 因为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受赠人有什么权利要求赔偿呢?妄图在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立法模式下保护受赠人的信赖利益, 达到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利益的平衡注定是要失败的。

(三) 任意撤销权与赠与人履行不能责任制度契合的矛盾

在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立法模式下, 为适当保护受赠人, 我国《合同法》第189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 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条文规定的是赠与人履行不能的合同责任。笔者认为这与《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任意撤销权存在矛盾。如果赠与人撤销赠与, 使赠与合同失效, 那赠与人可以说是毫无利益损失的。而受赠人因赠与被撤销而无利益可得, 相反, 为了接受赠与所发生的行为及损失, 为自己增加了负担, 而这种负担对其来说原本是毫无必要去承担的。这种结果对受赠人来说, 显然是不公平的。

五、进一步完善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立法构想

鉴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 为保护赠与人的利益, 法律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但任意撤销权的立法弊端甚多, 不仅违背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而且造成了赠与合同内在体系的矛盾。通过解读, 笔者认识到, 立法不仅应当考虑价值取向问题, 更应该关注该制度在其体系内的协调关系以及与既有制度的契合关系。为更好地保护赠与人, 在赠与的立法规定上, 主要有两张规范思路。一是事后补救型, 即放宽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 承认赠与合同成立即生效, 并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来补救;二是事前规范型, 即严格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 必须履行特定的形式, 赠与合同才能生效。经过分析, 笔者认识到, 我国任意撤销权立法模式下所导致的赠与合同体系的紊乱以及与其他既有制度的矛盾冲突, 根源在于对赠与合同成立即生效的效力认定上, 正是由于赠与合同成立即生效, 才引发了任意撤销权立法所导致的种种弊端。表面上看是任意撤销权的问题, 实质上却是对赠与合同生效要件的反思。因此, 要解决任意撤销权的弊病, 就要在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上下功夫。而要打破一种既有的立法模式, 成本太大且不大可能变为现实。如果能通过法律解释, 重新认定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 使立法趋于完善, 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在此, 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建议结合《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 重新认定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具有特殊目的的 (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 自合同成立时起生效;其他性质的赠与合同, 须经公证形式才生效;即时交付的, 因履行而生效;仅有一般合意的, 赠与合同仅仅成立并未生效, 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 此时赠与合同的效力非常的薄弱。这样, 不但体现了保护赠与人的价值取向, 也解决了理论困惑。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方绍坤, 王轶.合同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约定赠与子女房屋的合同可否撤销 篇3

[评析]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羅文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自己所有的房屋赠与儿子罗志浩的行为是否有效?首先,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赠与合同是一方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合同即成立。但合同成立并不表明合同生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以交付赠与标的物为生效条件。其次,我国《合同法》第187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的规定,本案中要使罗文赠与房屋的行为生效,须得在房屋产权部门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故本案中的赠与合同虽然成立但却未生效,罗文并没有丧失对其房屋的所有权。再次,《合同法》规定,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外,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因此,本案罗文可以撤销对罗志浩的赠与,要求返还房屋。

点评律师:张立君

赠与合同的撤销 篇4

赠与合同是我国新合同法规定的15种有名合同之一。在此之前,《民法通则》及其他民事法律没有相应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处理赠与纠纷往往依据司法解释,并把赠与合同看作实践合同来处理,然而根据新合同法的立法精神,赠与合同应为诺成合同,这对赠与人极为不利。因此,法律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赋予赠与人一定的撤销权。

一、赠与合同撤销的法理依据

赠与合同的性质到底是实践合同还是诺成合同对赠与合同的撤销尤为重要。对此,各国立法有不同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406条规定:“称赠与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以自己之财产无偿给予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约。”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民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而《瑞士民法典》第242条规定:“赠与人向受赠人交付物品的,构成已生效的赠与。不动产或者关于不动产的权利的赠与,办理土地登记后生效。登记应当以有效的赠与承诺为条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中明确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产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合同已将产权证交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从上述各国和地区的规定可以看出,只有《瑞士民法典》和我国《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是把赠与合同看作实践合同处理的。然而我国新合同法第185条则这样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很显然,这里把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同时保持与各国立法相一致。在过去,把赠与合同看作实践合同处理时,对赠与人十分有利,因为赠与人在交付赠与物之前赠与合同并未成立,更没有生效,当然可以说话不算数,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是对受赠人而言却十分有害。因为受赠人作出的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及其因信赖赠与而付出的有关经济费用都可能因赠与人的不履约行为而落空 [1],这既损害了受赠人的利益,也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而新合同法把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时,则意味着,只要赠与人和受赠人就赠与标的物之事达成一致意见,赠与合同就成立并生效,赠与人必须受到合同的约束。这样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英美法的“禁反言”及大陆法上的“言出如法”“,承诺必须遵守”的法律理念,但是实际上只对受赠人有利,而对赠与人不公平。因为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只有赠与人负有向受赠人给付约定的赠与标的物的义务,而受赠人不负有承担对待给付的义务。即使在附负担的赠与中,受赠人履行所负担的义务也不是赠与人履行义务之对价 [2]。这与有偿合同中各主体地位具有互换性且主体间相互支付对价,法律只需赋予各个主体基于自由意思形成的合意以拘束力即可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相比,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 [3]。所以,为了保护赠与人的利益,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和公平原则出发,现代世界上诸多国家的立法例中都赋予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后法定要件实现前以悔约权,使赠与人不致因情绪冲动,思虑欠周,贸然应允将不动产等价值贵重物品无偿给付他人,即受法律上的约束,遭受财产上的不利益 [4]。我国合同法即采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在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的同时,依据公平原则,允许赠与人在符合条件时享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以使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达到平衡,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赠与合同的撤销是指赠与人及其他撤销权人在合同有效成立后,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撤销权,使合同归于无效的行为。一般可分为两种,即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则是指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不再为赠与行为。法律规定赠与的任意撤销,源于赠与的无偿行为。尤其是有的赠与合同的订立,是因一时情感因素而欠考虑,如果绝对不允许赠与人撤销,则对赠与人太过苛刻,也有失公允。所以大陆法系各国和地区民法典普遍许可赠与人在赠与合同成立后可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也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然而,如果对赠与人的撤销赠与不加任何限制,则等于赠与合同无任何拘束力,这不符合诚信原则的要求,对受赠人有失公平。所以对于赠与人的任意撤销必须加以一定的限制。比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408条第2款规定:“前项规定,于经公证之赠与,或为履行道德上义务而为赠与者,不适用之。”而我国《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则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由此可见,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除了以赠与合同完全成立生效为前提 [5]外,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赠与财产的所有权尚未转移给受赠人。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在时间上有严格的限制,只限于赠与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即赠与的财产权利没有转移之前。至于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时间,因财产是动产或不动产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我国动产以交付时起权利转移,不动产或者其他应当依法办理登记等手续的价值较大的动产(如船舶、车辆等),只有在依法办理了登记等手续后,才发生财产权利的转移。动产交付以后,不动产依法办理登记等手续后赠与财产的权利归受赠人享有,赠与合同就履行完毕,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立即消灭,赠与人不能再行撤销。

房屋赠与合同 篇5

甲方(赠与人):王金良,男,一九五六年一月四日出生,住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办事处陈口零户,身份证编号:***11

郭俊芳,女,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日出生,住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办事处陈口零户,身份证编号:***185

乙方(受赠人):王磊,男,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生,住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湖西街道办事处岳庄新村139号,身份证编号:***336

甲、乙双方属于父母、子女关系。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房屋赠与合同的具体条款,双方共同执行。

一、座落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办事处振兴路8号楼8-2-310房产一套,产权归甲方所有,房产证号:聊房权证新字0107001610号,栋号,结构,所在层数,建筑面积,用途以房产证为准。

二、甲方根据自己和子女的实际情况,自愿将上述房产无偿赠给儿子王磊所有,王磊自愿接受此房。

三、双方对房屋现状无异议。

四、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到聊城市房地产管理办理过户

手续。

五、违约责任:本合同属双方自愿协商同意的,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六、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按手指纹印之日起生效。

七、本合同一式叁份,双方各一份,公证处一份。甲方:乙方:

二○一○年六月八日

公证书

(2010)粤穗白内民证字第5531号

申请人:

甲方(赠与人):王金良,男,一九五六年一月四日出生,住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办事处陈口零户,身份证编号:***11

郭俊芳,女,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日出生,住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办事处陈口零户,身份证编号:***185

乙方(受赠人):王磊,男,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生,住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湖西街道办事处岳庄新村139号,身份证编号:***336

公证事项:房屋赠与合同

双方当事人于二○一○年六月八日向我处申请办理前面的《房屋赠与合同》公证。

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签订了前面的《房屋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签订《房屋赠与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具体、明确。

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王金良、郭俊芳与王磊于二○一

○年六月八日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公证处签订了前面的《房屋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名,按手印属实。

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制度研究 篇6

关键词: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法定撤销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的特点之一,是一般仅赠与人单方负履约义务,且在赠与合同中,受赠人在接受赠与物时,无需向赠与人支付相应的对价,这就使赠与人与受赠人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出现了不对等的情况。一般来说,赠与人单方面负有义务,受赠人单方面享有权利。因此为了协调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法律赋予赠与人以撤销权。而撤销权根据自身性质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

一、赠与合同中的任意撤销权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是指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得由赠与人依其意思任意撤销赠与合同。合同法第186条规定了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即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为了保护受赠人的利益,第186条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条件进行了限制,主要是时间限制和范围限制。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时间加以了限制,即只能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体而言,对于动产,需在交付之前撤销;对于不动产和需要登记的动产,需在登记之前撤销。第186条第2款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范围进行了限制,即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对于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予合同来说,赠与人不仅负有承诺赠与的法律义务,而且负有赈灾扶贫救困的道德义务。为了维护这类赠与法律关系的稳定,完成道德义务,本条款明确规定赠与是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在交付赠与财产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从公证的效力来说,合同经过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直接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效力。

所以,这类合同不得撤销。这对于严肃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力,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保证财产权利关系的相对稳定是必要的。

二、赠与合同中的法定撤销权

赠与人无偿给予受赠人财产,是基于一定的道德和感情基础,由于受赠人主观方面的原因,当这种道德和感情基础不存在或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法律赋予了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权利,此即法定撤销权。不论合同是以何种形式订立的,也不论赠与财产的权利是否已经转移;不论是一般的赠与合同,还是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受赠人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只要出现了法定事由,赠与人均可撤销自己的赠与。合同法第192条规定了赠与人行使法定撤销权的三种情况:①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此种情况需具备三个条件:a.侵害对象是赠与人或其近亲属。所谓近亲属,一般指赠与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b.侵害的程度需达到严重。此处的严重侵害行为是指受赠人对赠与人或其近亲属实施的触犯刑法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c.受赠人对赠与人加以侵害时的主观状态应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合同法第192条第2款对这一条件没有反映。只有受赠人对赠与人加以侵害时的主观状态是故意或重大过失,才使得赠与人实施赠与的道德和感情基础不存在了,法律才赋予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权利。②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此种情况也需具备三个条件:a.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此种义务不论是法定义务还是约定义务,均应包括在此种情况的义务范围之内。另外,扶养应当做广义的理解,包括我国婚姻法所规定的扶养、抚养、赡养。b.受赠人不履行其对赠与人的扶养义务。c.受赠人有能力履行其对赠与人的扶养义务。如果受赠人虽有扶养义务而无扶养能力不能履行扶养义务的,则赠与人无权撤销赠与。③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有可能是附有义务的赠与,赠与人实施赠与需要受赠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如果受赠人不履行约定的义务,此时受赠人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合同法在第193条还规定了赠与人行使法定撤销权的另一种情况,即受赠人的違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是合同法第192条第一种情况中最严重的情况,属于一种特殊情况,不过此时行使撤销权的主体是继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笔者还认为不仅是这两种情况,在受赠人设置障碍,致使赠与人不能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其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均可行使法定撤销权。另外,从各国法律规定的情况来看,合同法第192、193条规定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法定情况是对违反善良风俗和公共秩序行为的制裁,属于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可在合同中以约定加以排除。

三、赠与合同中撤销权的不足与改善

(一)我国赠与合同撤销权的不足

1.撤销权存在滥用的危险性及我国撤销权制度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对任意撤销权的限制

我国现有《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合同的有效成立是经过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的,需要经过要约、承诺两个阶段。合同的解除应该经过双方的一致同意。然而赠与合同极少限制的撤销权,将为恶意赠与的存在大开方便之门。当一些人为了谋取特定的利益时,可以通过无偿赠与手段而达到目的,然后再通过任意撤销权,撤销赠与合同。此时,受赠人很可能已经由于对赠与人的信任,开始为履行赠与合同做出准备,赠与人的撤销,会造成受赠人已经支付费用的损失无法弥补。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不符合诚实信用的民法原则,造成信用的缺失,让一些沽名钓誉的人钻法律的漏洞,得到不应得的利益。为了避免以上情况的出现,《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接下来第188条还规定了,赠与人对于此类合同不交付赠与物时,受赠人有权利要求交付。以上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补充与完善,限制了有关公益性质、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至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民事诉讼法》第281条有相关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本身构成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自然也不可以撤销。但其他非公益性合同的赠与人对于赠与的撤销限制过少,还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2.在赠与合同内部,撤销权与相关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没有充分注意到相关制度之间的契合与衔接、客观上影响了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

任意撤销权与赠与合同相关制度的不和谐,首先体现在《合同法》第189条的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条规定由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存在,似乎有点多余。现在把本条规定划分为赠与物交付前、后两个时间段来分析,则可以清晰看出其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①赠与物交付前,当赠与物因为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毁损、灭失时,赠与人可以通过行使任意撤销权而撤销赠与。这个完全符合任意撤销权的规定,和任意撤销权的时间限制规定相吻合。②赠与物交付后,赠与合同履行完毕。如果没有出现法定撤销权的情形,赠与人不可以撤销赠与合同。此时,财产权利已经转移,赠与物已经归属于受赠人,受赠人享有完全的物权权利。如果已经交付后的财产,因为赠与人的故意或者过失(包括一般过失和重大过失)遭遇毁损、灭失,则赠与人对受赠人所有之物构成侵权,赠与人不需要通过本条规定就可以请求赠与人给与损害赔偿。

赠与人的贫困抗辩权规定在合同法第195条,依照此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严重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条规定的“不再履行”隐含的时间点应该是合同没有履行的部分。如果此时发生赠与人经济状况的恶化,对于合同未履行的部分,赠与人可以通过任意撤销权撤销这部分赠与。通常情况下,当赠与人自己的家庭生活都无法保证的时候,赠与人都会选择放弃继续赠与。任意撤销权完全可以满足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愿望和要求。本条规定只有当赠与合同涉及到公益、扶贫等道德义务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时,才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对我国赠与合同撤销权的改善建議

1.引入缔约过失责任

撤销权作为民事法律制度也应该与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保持内在的一致。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合同当事人信守承诺,因此应对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给以进一步限制,不能随心所欲的撤销赠与。为了弥补赠与人的损失,赠与合同应该引入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以加强对受赠人利益的保护。缔约责任的相关内容规定在《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法》第42条也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缔约责任过失责任制度可以有效制约赠与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滥用撤销权的行为。当赠与人撤销赠与时,受赠人为此遭受的损失、付出的费用可以得到有效补偿。同时,因为撤销赠与也有可能承担一定责任,赠与人在做出赠与决定时,将更加理性考虑,这样成立的赠与合同也将更加稳定,更加体现合同的严肃性。

2.撤销权与相关制度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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