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与合同的撤销权

2024-06-29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共11篇）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篇1

1 撤销权行使的主体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只能由赠与人本人或者赠与人的继承人或监护人行使。赠与人当然享有独立的撤销权，而赠与人的继承人或监护人只有在赠与人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而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才可以行使撤销权。

2 撤销权行使的条件

(1)无因撤销的行使条件

第一，赠与合同是非经公证证明订立的;

第二，只能由赠与人本人行使撤销权;

第三，赠与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或道德义务性质;

第四，只能在赠与财产交付之前行使撤销权。

(2)有因撤销的行使条件

第一，受赠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第二，应当在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

第三，只能由赠与人本人行使撤销权。

(3)继承人或监护人撤销赠与的条件

第一，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3 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

撤销权一经行使即发生效力。因撤销权为形成权，其行使的效果是使赠与合同关系归于消灭。所以，当赠与人交付之前行使撤销权的，赠与人自可以拒绝履行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当赠与物已交付受赠人后行使撤销权的，受赠人因失去取得赠与物的合法根据而应当返还受赠与的财产。受赠人拒绝返还的，赠与人有权请求其返还。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篇2

关键词：公证,赠与合同,撤销权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相应地, 社会生活中的赠与行为也明显增多, 赠与物也从价值不大的普通物品逐步过渡到以房产、汽车、公司股权等价值较大的物品、权利为主, 赠与在物品流转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赠与合同在非对价领域己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合同形式, 与买卖合同一起在各自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无偿性特征, 合同法在肯定赠与合同是诺成性合同的基础上, 在赠与合同有效成立并生效的情况下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 但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我国现行合同法也规定凡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赠与人不得单方行使任意撤销权否定其合同效力, 只有在法定情形下方可行使法定撤销权。法定撤销权是对任意撤销权的有益补充, 有利于防止在公证过赠与合同后, 由于受赠人的原因使赠与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时, 在缺少任意撤销权支持的情况下, 赠与人的权利得不到救济。本文中笔者将结合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之法定撤销权的规定在公证工作中的一点体会, 就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现行规定、存在的问题及修改意见进行阐述。

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之现行规定

(一) 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的行使限制

由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往往缺少特定的受赠人, 故实践中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受客观条件 (无法向特定主体主张权利) 的制约往往缺少实际意义。所以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实践中更多地适用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即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

(二) 何种情况下可以撤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我国《合同法》第192、193条规定, 不论赠与合同是否已经生效, 也不论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动产为交付, 不动产为已办完转移登记, 亦或债权转让已通知债务人) 均得在以下情况下单方可随时行使其撤销赠与之权利。赠与人撤销的法定事由[1]: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三) 法律如此规定的原因

实践中赠与人往往基于友情、亲情、道德等法定义务之外的情感方面的因素而做出赠与, 其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 而非物质利益。这一过程使赠与人获得心理慰藉的同时, 作为生活中需要支付对价的物权转移方式的例外 (相对于买卖、易货等交易常态) , 更是对人类真、善、美的高尚道德情感的体现。在发生以上情况时, 由于受赠人的非道义行为, 合同双方原先建立起的感情基础被破坏, 如果不赋予赠与人撤销合同的权利, 在遭受伤害的同时, 更无恰当的方式对赠与人予以弥补。如果仍然不许撤销, 便与普通民众的情感及法律所要保护的普世价值观相违背, 不利于使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道德氛围、不利于“正能量”的伸张。纵观其他国家立法状况均有类似规定, 如德国《民法典》第530条第一款规定, 受赠人对赠与人或者其近亲属有重大侵害行为或者重大忘恩负义行为时, 赠与人可以撤销其赠与。

二、现行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 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有意见认为从此规定看首先是受赠人实施了侵害行为, 其次是该行为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 再次是对象限定为赠与人或其近亲属[2]。实践中考虑到实际情况, 本情形存在以下问题。

1. 实践中司法部门对何为“严重”难以界定。

“严重侵害”是对侵害程度的要求, 即必须达到侵害行为严重的程度, 但何为“严重”立法部门应当予以明确。笔者在此举一例:甲将其房产公证赠与给乙后, 乙因其他事由与甲发生争执并致甲轻微伤。事后, 公安机关对乙予以行政处罚且由乙给予甲一定的经济赔偿。乙的侵权行为仍在民事争议的范畴, 并未受到刑事制裁。但此时甲获知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后, 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赠与。法院审理中,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便集中在乙的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严重侵害”。甲认为乙的行为违法并对自己造成了伤害, 应该符合“严重”的要求。而乙认为所谓“严重”应当不仅违法而且应构成犯罪, 只有这样的行为才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即某一方面的社会秩序构成严重侵害, 才符合立法的初衷。否则, 普通的侵权行为如果都构成“严重侵害”, 导致赠与人可以随意主张法定撤销权, 岂不是太不严肃, 况且乙已经赔偿了甲并向甲赔礼道歉。在此种情况下, 乙认为如果人民法院支持甲的诉讼请求对自己很不公平。由于甲乙的主张都有一定道理, 主审法官陷入两难。此时, 案件的审判结果只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了。所以相同的案情, 不同的结果也就在所难免。这样就不可避免使法律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降低了法律执行的社会效果。

2. 近亲属的范围不明确。

这一点在我国《合同法》中未予以明确。我国法律关于近亲属的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中, 但在民事法律领域一般认为至少应当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二) 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此处的扶养义务是指法定的扶养义务而非约定的扶养义务。在民事法律领域与“扶养”相近的法律概念还有“抚养”、“赡养”。一般来讲, 扶养是指平等的同辈之间在一方生病或缺乏经济来源导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 另一方对该方所负的义务。而抚养是保护并教养[3], 指长辈对晚辈, 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之间发生的照顾义务。赡养是供给生活所需, 特指子女对父母在物质上和生活上进行帮助[4]。

从此规定的情形分析, 按照体系解释赠与可以发生在平辈之间。比如在有夫妻财产约定的夫妻之间, 如果夫妻约定A-A财产制, 那么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例外, 丈夫可以送某样东西给妻子。假设之后丈夫生病住院, 花光了个人积蓄, 基于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 妻子如果不履行, 丈夫撤销其先前的赠与完全可行。这种情形与本项规定的字面理解一致。

但是如果赠与发生在不同辈分的人之间, 情形就不同了。先看赡养的情形, 即将本项理解为“对赠与人有赡养义务而不履行”。举例说明:年迈的父母辛劳一生, 老两口单位分别分到一套住房, 但眼见子女生活困难, 至今没有自己的住房。老人便将自己的房产赠与一套给该子女。此种情形下, 子女对父母即有法定的赡养义务, 如不履行, 父母依此体系解释可撤销上述赠与。再看抚养的情形, 抚养针对的对象是未成年子女,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以年龄划分) , 其作为赠与人出现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我国《民法通则》第18条、《合同法》第47条规定监护人除非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在未成年人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 其本人缺乏对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他人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充分理解的能力。由于赠与财产给第三人非合同法上纯获利益的合同, 如果赠与物价值较高亦不符合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的情形, 此种情况下实践中监护人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将被监护人的财产赠与第三人难以获得法院的支持。故未成年人不具备成为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相应的行为能力, 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情形甚难实现。

(三) 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此即附义务或称附负担的赠与。双方达成赠与合同的同时形成合意, 受赠人接受赠与但其必须同时履行一定的义务以满足赠与人的某种需求。该情形要求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合同中有约定的义务, 其次受赠人不履行。依据民事领域意思自治的原则, 双方自愿达成的合意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故受赠人接受赠与后应当依约履行合同所附的义务。但依赠与合同的性质, 该约定的义务并非合同中赠与人义务的对价, 故改变不了赠与合同单务、无偿的法律特征。通常认为, 不履行包括了不完全履行等受赠人部分履行的情况, 考虑到受赠人可能部分履行义务的情况, 从平衡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角度公平考虑, 我国合同法应对此种情况下赠与人的撤销权适当限制, 即在受赠人已履行义务的限度内, 赠与人可以在未履行部分相对应的范围内行使撤销权。

三、对现行规定的修改建议

(一) 明确严重程度

我国可以参考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规定, 再次修订合同法时将何种情况属于“严重侵害”予以明确, 使其可操作性大大增强, 从而使法律执行的社会效果大幅提升, 起到定纷止争的强大作用, 有利于司法部门判案结果的统一。众所周知, 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对犯罪危害性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他们都认为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均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构成严重侵害的行为, 这种行为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针对自然人而言, 不论是侵财型犯罪还是侵犯人身权益类的犯罪, 其后果给受害人不是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就是造成人身伤害, 而后者有时可能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结合我们的国情, 该标准不利于平衡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 还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 更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如何使我国的“严重侵害”变得更具可操作性, 便于实施, 笔者考虑是否可以参照我国刑法上关于量刑情节的规定, 将程度标准尽量量化, 比如:造成身体伤害的达到轻伤, 给赠与人造成财产损失的达到2000元以上等等。当然, 这里笔者只是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 如何具体细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 那就是不以构成犯罪为必要。

(二) 扩大近亲属的范围

笔者认为参考我国《婚姻法》关于近亲的规定, 将本人及配偶的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均包括在内比较符合我国的传统风俗。这样既照顾到了我国比较看重血缘关系的传统, 符合大多数普通人的观念, 又可以避免争议, 提高司法审判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

(三) 对“扶养”一词的内涵作扩大解释

笔者认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情形中, “扶养”不但包括其字面意思本身而且包括“赡养”, 但并不包括“抚养”。笔者建议在有关法律文件中对上述问题予以明确。

(四) 明确不履行的情况

合同法上的不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债务或者履行合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5]。根据立法原意此处的不履行是指主观上故意不履行, 同时客观上具有履行扶养义务的能力。并非指主观上愿意履行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的履行不能。如果受赠人主观上不愿意履行义务, 则不论是拒绝履行还是不适当履行, 从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考虑, 无保护受赠人的必要, 当然应赋予赠与人法定撤销权。故此, 在此应当主要考察履行不能的情况。笔者认为, 基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无偿特性, 法律应对赠与人以特别优待, 尽量保护赠与人的积极性, 创造良好地社会氛围, 弘扬乐于奉献的无私精神。故此, 只要发生不履行的情况则不问主观方面如何, 法律均应给予赠与人单方撤销合同的权利。

总之, 在法定撤销权较多地适用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情况下, 笔者认为立法者及司法部门在修订合同法以及审判实践中还需综合考虑相关问题, 维护赠与人利益的同时尽量保护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严肃性、稳定性, 以期体现公证这一制度设计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江平.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9月第一版683页.

[2]李辉.赠与合同撤销权制度研究[EB/OL].第28页, 网址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696536.aspx 2010年6月.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商务印书馆, 1983年1月第2版341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商务印书馆, 1983年1月第2版1000页.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问题分析篇3

关键词：合同撤销；赠与合同；撤销形式

一、赠与合同撤销权与一般可撤销合同的区别

一般的可撤销合同包括：第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第二，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第三，因欺诈订立的合同（不损害国家利益）；第四，因胁迫订立的合同（不损害国家利益）；第五，因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

赠与合同的可撤销分为任意撤销权与法定撤销权。赠与合同为无偿的单务诺成性不要式合同，赠与合同的义务人无任何利益可言，在赠与人赠与时或有考虑不够，或有不够真实的意思表示，若许诺之后就不再给予撤销的机会，太过苛刻。因此，任意撤销权规定，只要在赠与合同的权利未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也有例外情况，比如对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经过公证的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法定撤销权在范围权限有更大的撤销权利，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可以撤销其赠与合同。其法定条件是，第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第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第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的义务。

二、赠与合同的两种形式的优缺点

（一）赠与合同任意解除权的两面

任意撤销权给予赠与人更改心意的权利，更好保护了赠与人的利益，但赠与人的任意解除权削弱了赠与合同的约束力，如赠与人在答应赠与某人款项度过一个危机时，在授予人准备好一切，又耗费不少准备工作却被通知撤销赠与合同时，赠与人突然收回的承诺给予受赠人更大的打击，未免有欺骗愚弄受赠人之嫌，因给予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受赠人亦无可奈何。《法国民法典》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性合同，要式合同，对赠与合同做出严格的限定。赠与一经受赠人合法方式接受，即对赠与人发生约束，不可随意撤销。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相似，也规定赠与合同为要式合同，须经公证方始生效。可推定，一般国外的赠与合同的性质或诺成性合同辅以要式合同，或直接为实践合同。我国的赠与合同较之相比，略显单薄，为不要式诺成性合同，赠与人空间过大，削弱了合同的效力。

（二）赠与合同法定撤销权优与弊

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相对任意撤销权，范围更大，要求更高，也更复杂，根据法条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第一，严重侵害赠与人与赠与人的亲属。受赠人必须是“严重”侵害，而不是轻微的侵害行为，受赠人的侵害，从主观上无论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都可以鉴定为严重，而从客观上来说，对赠与人或赠与人亲属心理或身体上极大的伤害行为，受赠人皆可撤销赠与合同。不局限与赠与人，包括近亲属，可广义包括为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外子女，女婿，儿媳，旁系血亲三代等。侵害近亲属的行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属于伤害，宽泛的范围使得更多的人愿去做赠与人，因为不仅侵害自己，哪怕侵害自己的近亲属，都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第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此方面包含两点，一是受赠人有抚养义务，二是受赠人必须有抚养的能力，若受赠人没有抚养能力或丧失了抚养能力产生了客观上的不能而拒不履行，不会产生法定撤销权。这里的抚养义务既包括夫妻、父母对子女的法定义务，也包括约定上的抚养义务。

第三，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的约定的义务。可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约定承担一定的义务，二是受赠人已受赠该赠与物，三是在不履行该义务时，赠与人可行使撤销权。

三、两种赠与合同撤销权改善的建议

（一）将赠与合同的性质改为实践性合同

一方基于信任接受赠与方的赠与，一旦赠与方突然毁约，受赠方信赖利益将会受到不小的损失，若改为实践性合同，可根据信赖利益要求赠与方赔偿其缔约过失责任。在一般合同中，可要求缔约过失责任，但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却无任何机会维护受赠人的信赖损失。因此，将赠与合同改为实践性合同，一方面保护了受赠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又能有效的杜绝赠与人滥用其任意撤销权。

（二）行使任意撤销权行为人的法定义务的规定

因为赠与合同赠与人权限的任意性，使得受赠人基于其信赖利益而遭受更大的损失，基于此，可对滥用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行为人予以法定责任，限制某些人滥用赠与合同任意权，比如一旦有书面表示规定了明确的时间与具体的赠与款项，使得受赠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赠与人将会给予帮助，若毁约，赠与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定责任，应相应的拟定几种对任意撤销权滥用的形式，以限制与惩罚。既是对合同的尊重，也是对信赖利益相对人的保护。

（三）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行使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

1、相对于任意撤销权的很特殊的是，赠与人的法定代理人或继承人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貌似很保护赠与人的权益，实际限制了范围，法条规定的只有受赠人违法行为使赠与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若是赠与人自身因某事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而这时受赠人开始不履行赠与合同义务，赠与人已无民事行为能力，而起法定代理人与继承人又不能根据其法律法规去约束限制受赠人的行为。

《德国民法典》第530条就规定撤销赠与的两种形式。第一，受赠人对赠与人或者其近亲属有重大侵害行为或者重大忘恩负义行为时，赠与人可以撤销其赠与。第二，赠与人的继承人仅在受赠人因故意和违法行为致赠与人死亡或者阻碍撤销赠与时，始有权撤销赠与。我国赠与合同的撤销权可参照其规定。对受赠人的行为给予更多要求，赠与人的继承人与法定代理人可在受赠人在赠与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做出的类似嚣张不认真履行其义务，给予有力的法律保护。

2、行使撤销的时间为六个月，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撤销原因行使。第一，相比较一般撤销权为六个月，因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所以给予局限；第二，这里的知道或应当知道不是很明确，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每个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都会知道赠与人的所行使的赠与合同，因此给予一个保护的前提，一旦赠与人出现一些想不到的意外或不可抗力的事故时，负有义务的受赠人也有义务让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知晓其附带义务受赠人的身份。

（四）对经济困难赠与人的保护

我国《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笔者认为，赠与合同属于单务无偿的合同，本来就是对受赠人毫无损失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应不予履行，并可适当的部分撤销，对已经赠与的可以要求返还以维持赠与人的生计，看似不可理喻，实际上，本来一个无偿利益的合同就是不公平的，若连自己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的话，那么，索回自己应有的一部分无论从情理，还是法理上分析都是可以的，当然，在此方面要有个限制，就是一定是发生重大变化导致自身很难维持的情况下，只有这样，才体现合同的价值，在公平的基础上履行。

四、结语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的撤销方式，其法定撤销权与任意撤销权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因此，赠与合同撤销权的发展之路依旧很长，适当的跟上现代发展的速度，才具有权威与信服。（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参考文献：

[1] 罗结珍《法国民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 陈卫佐《德国民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3] 黄和新《中国合同法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4] 张薇论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法制与社会 2014.2。

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需要完善篇4

(二)任意撤销权缺少对受赠人权益的保护。由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赠与人只承担履行义务的责任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受赠人则只享有要求赠与人履行合同的权利而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因此立法者为了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规定了任意撤销权制度。而大多情况下,受赠人需要给予赠与人一定的方便,从而使赠与人获得无法衡量的利益回报,此时受赠人的付出是无法以简单的客观标准来衡量的。因此,法律应当考虑赋予受赠人相应地撤销权。虽然受赠人行使撤销权的可能性很小,但法律不能因此就忽视对受赠人权益的维护。

(三)任意撤销权与法定撤销权不协调。我国合同法第192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却与此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二者的行使条件不同。法定撤销权只有在具备法定事由时,才可以行使;而任意撤销权不需要具备任何法定事由,赠与人可以任意行使。其次,二者的行使时间不同。任意撤销权必须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行使;而法定撤销权一般是在赠与物权利转移之后,赠与人或其他权利主体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定期间内行使。再次,权利主体不同。法定撤销权是由赠与人和赠与人的继承权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一般是由赠与人行使。

(四)任意撤销权行使期间限制缺失。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没有除斥期间的规定,这就使赠与合同因为赠与人长期不行使任意撤销权而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下,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交易的迅速发展等都有不利的影响,对法院等部门正确处理纠纷、作出判决也增加了难度。

三、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完善

公证后赠与合同能否撤销篇5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合同成立之后的一定期限内，赠与人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可以任意撤销赠与合同。

根据该条的规定，说明赠与合同的赠与人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行使撤销赠与行为的权利。

(1)赠与人可以行使赠与撤销权，但是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撤销权受到禁止，即赠与人在这些赠与合同中没有撤销权。

(2)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时间界限是赠与财产的权利发生转移之前，即在赠与合同成立之后，赠与财产或赠与凭证没有交付之前，或者法定必须办理有关的登记等手续办理之前，赠与人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没有任意撤销权。

这主要是考虑到，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单位和个人出于种种目的，对于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表示愿意向灾区和贫困地区无偿捐赠钱物等，但事后并未真正兑现，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因为当事人之间有更深的道义上的情感，如果赠与人任意撤销赠与，则与其原赠与目的相悖，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赠与人也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

因此，经过公证的赠与，如果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篇6

2005年6月至9月间，被告吴忠先后为李进借款和担保借款共计人民币31000元，2006年9月20日原告以李进、吴忠为被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向法院起诉。法院依法审理后作出民事判决，该判决主文为：“

一、由被告李进归还原告王绍顺借款人民币1500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由被告吴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由被告吴忠归还原告王会借款共计人民币1600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在诉讼期间，被告吴忠未履行其还款义务，反而于2006年10月12日与其朋友陈昌签订了赠与协议，约定将其名下两间店面无偿赠与陈昌，并于2006年10月23日在房产登记机构办理了变更登记。法院法律文书生效后，两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并提供上述房产为执行财产。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第三人陈昌提出执行异议。2007年3月31日两原告诉称，被告吴忠、第三人陈昌之间赠与行为完全置法律于不顾，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请求撤销被告吴忠鸾与其子第三人吴陈昌2006年9 月20日签订的赠与协议，以保障原告债权得以执行。被告及第三人称，转让该房地产是事实，但被告及第三人并不是为逃避债务而转让，因所转让的店面是共有财产，转让与否并不影响被告吴忠对民事判决的履行，故请求法院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经审理后认为：

1、本案被告吴忠系本院已生效判决中的债务人，应对原告积极履行还款义务。被告在原告起诉追偿欠款过程中，将其名下房产赠与陈昌，其主观恶意明显，逃避债务明确;

2、被告及第三人的赠与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害，使债权难以实现;

3、被告及第三人的赠与行为虽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但因被告的赠与行为主观上逃避债务规避法律，故该行为应认定为无效;

4、被告及第三人认为转让的房屋是共有财产，转让与否并不影响被告吴忠对民事判决的履行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判决撤销被告吴忠将房屋赠与第三人陈昌的行为。

[评析]

所谓撤销权(也称废罢诉权)，是指当债务人放弃对第三人的债务，实施无偿或低价处分财产的行为而有害于债权人的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依法请求法院撤销债权人所实施的行为。

一、撤销权成立的客观要件。①须有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和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法律行为，可以是买卖、借款等合同，也可以是赠与、免除等单方、无偿合同行为;②债务人的行为以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及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③债务人的行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和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失的。本案中，两原告与被告吴忠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法院民事判决，而被告吴忠未积极履行归还借款义务，并且在被起诉追偿欠款过程中，将其所有的房屋无偿赠与第三人陈昌，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致债权人申请法院对民事判决书强制执行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正是债务人的无偿赠予行为，致债权人债权难以实现，导致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二、撤销权成立的主观要件。撤销权成立的主观要件，指债务人与他人行为时具有恶意，即债务人明知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而处分财产或权利，即可

推其具有恶意。就本案而言，被告吴忠负有债务，且与其朋友第三人陈昌签订赠与协议，恶意转移可供执行的财产，足见债务人吴忠具有恶意赠与财产的主观故意。

撤销权的成立必须具备债务人主观恶意，客观上实施了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法律行为，被告吴忠与第三人陈昌之间的赠与行为虽进行了产权登记过户，并获得房产管理部门的确认，发了产权证书，但因被告吴忠的主观恶意，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侵害了债权人两原告的合法权益。本院根据《合同法》第74条、第75条的规定，依法撤销了被告吴忠将房屋赠与第三人陈昌的行为。

三、撤销权的行使和效力。撤销权的行使由债务人的行为而使债权受到损害的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将债务人做为被告，受誉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请求。撤销权行使的效力依判决的确定而产生，即对债权人、债务人、第三人产生效力。就本案而言，债务人吴忠与第三人陈昌之间的赠与行为被撤销后，受益人陈昌享有的债务人的财产，负有返还的义务。

撤销权是债的保全制度中赋予债权人的权利之一，正确理解和适用撤销权的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撤销权诉请撤销的是债务人及第三人损害债权人之债权的行为，撤销权的设立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原理，使债的效力扩及到第三人，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不论受誉或者受让是否具有恶意，只要债务人存在恶意，债权人即可行使撤销权。对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则须有第三人的恶意，即只有债务人和第三人的恶意，法律才允许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法律保护善

意第三人的利益。本案中，被告及第三人辩称转让的房屋是共有财产，转让与否并不影响被告吴忠对民事判决的履行，没有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在正确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准确适用了《合同法》第74条、第75条的规定，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浅论合同的无效与撤销篇7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交易活动日益丰富和多元。订立合同是现代社会公民、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进行交易的最主要手段。目的是以合同来确定彼此间利益关系, 并通过合同的约束力, 从而实现双方预期利益的最大化。合同包括有效合同、无效合同。

(一) 无效合同

无效合同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 指的是合同虽然成立, 但合同在内容上或形式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而被确认为无效合同。

(二) 可撤销的合同

可撤销的合同并非当事人之间所有的约定都能获得法律的保护。合同所涵涉利益关系的现实只有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 当事人无法借助尚未成立或无效的合同实现自己预期的利益。一般合同一旦依法成立, 就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是无效合同即由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 即使其成立, 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 合同因不具备有效要件而被确认无效, 则自始至终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不能引起当事人预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但它却要产生法律所直接规定的某些法律后果。

可撤销合同, 是指因意思表示有缺陷, 当事人一方享有撤销权, 可行使撤销权对已经成立的合同予以变更或撤销的合同。据此可知, 可撤销合同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意思表示瑕疵。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未体现其真正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所成立的合同是可变更、可撤销的。

二、无效合同的法律规定及产生的不良后果

(一) 无效合同的情形

《合同法》第52条明确规定了无效合同, 并具体规定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为:一是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的;二是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三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四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五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有上述五种情形之一的为无效合同。

(二) 无效合同的不良结果

在我国的经济活动中, 合同效力在合同法中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无效合同占合同总量的比重也较大, 大量的无效合同给违约当事人提供了可靠的避风港, 这种现象引起的不良的社会后果很多:一是发生不必要的财产损失;二是商事主体对合同产生不信任感;三是为违法者或违约者提供了有效的空间, 所以要想避免或杜绝无效合同的大量存在, 就要充分了解和掌握什么是无效合同。

三、无效合同的整体无效和部分无效

《合同法》明确规定无效合同:即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那么确立无效合同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合同是由当事人自愿订立的, 但不得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如果合同危害国家和公共利益, 国家就要进行干预, 合同就无效, 无须经当事人是否主张无效。无效合同分为整体无效和部分无效。

(一) 整体无效

那么无效合同自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由于无效合同从本质上违反了法律规定, 因此, 国家不得承认此类合同并加以保护, 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订立无效合同以后, 不得依据合同实际履行, 也不承担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即使当事人立合同时不知该合同的内容违法, 当事人也不得履行无效合同, 合同—但确认无效具有溯及力, 该合同从订立之时起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以后也不能转化为有效合同。

(二) 部分无效

合同部分无效, 不影响其它部分的效力, 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由此可见, 如果合同表面上是一个行为, 实质上由若干个行为组成或在内容上可分为若干部分, 即有效部分和无效部分, 可以独立存在, 一部分无效并不影响另一部分的效力, 那么无效部分被确认无效后, 有效部分继续有效, 可以继续履行有效部分的合同, 但是如果无效部分与有效部分有连带关系, 相互有牵连, 有些合同内容是不能分割开的, 具有整体性, 有效部分无法独立存在, 也是无法履行的, 确认部分内容无效影响有效部分的效力或者从行为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根据诚实信用的公平原则, 决定制定的有效部分对于当事人无意义也不公平合理, 则合同应全部确认为无效。但在合同中规定有关解决争议条款的, 该条款不因合同的无效而失去效力, 《合同法》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 被撤销或者终止的, 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效力。当事人在合同解决争议的方式是为了从程序上督促和保障各方都尽可能的履行合同, 而一但产生争议, 可以迅速通过解决争议的方法得以补救, 来挽回不利于自己的损失。

四、法律对无效合同的完善

新《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 与以往前三部合同法规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但对无效合同的规定作了完善, 其最主要是对无效合同的情形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一) 对损害国家利益作为无效合同的要件

按照前三部合同法的规定, 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而后颁布的《合同法》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的规定为无效合同。

(二) 对欺诈做了具体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之对方虚假情况, 或隐瞒真实情况, 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 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这就从法律上对欺诈作出了明确的定义, 欺诈是一方当事人故意实施某种欺骗他人的行为, 并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而订立的合同。欺诈的构成条件为: (1) 欺诈方具有明确的欺诈故意, 即明知自己告知对方的情况是虚假的且会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 或使既有错误加深或维持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2) 欺诈方实施了欺诈行为, 这种欺诈行为可以是积极的行为, 即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 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 即隐瞒真实情况, 不履行其应履行的告知义务。 (3) 相对人因欺诈而陷入认识错误。即一方的欺诈行为与另一方陷入错误认识存在着因果关系。 (4) 受欺诈人因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意思表示。即受欺诈人因对方的欺诈行为而产生错误认识并在错误认识的基础上作出了意思表示。如果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为可撤销合同。

(三) 对协迫的规定更加严格

胁迫是指以将来要发生的损害或者直接以损害相威胁, 使对方产生恐惧并因此而订立的合同。具体而言胁迫的构成条件为 (1) 胁迫方必须有明确的胁迫故意。 (2) 胁迫方必须实施了胁迫行为, 即为暴力或其他手段迫使对方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情况下, 作出意思表示。 (3) 胁迫人的胁迫行为必须是非法的, 其目的或手段也必须违法。 (4) 胁迫人的胁迫行为必须确实使相对人陷于恐惧。一方当事人采用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 实际上都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而达成的协议, 根本不是对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但不管是欺诈还是胁迫, 都必须是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 才能适用国家适当干预原则而认定合同无效。对于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的, 虽然一方采取了欺诈, 胁迫的手段, 也只能适用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 作为可变更或可撤销的合同认定和处理。

无效合同一般是指因违反法律规定的事项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 这类合同是违法的, 任何时候都不发生法律效力。

(四) 对违反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做出明确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包括民法中强行性规范和其他部门行政法中的禁止性规范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对于违反这两个方面内容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事由时, 必须掌握两个要点:一是当事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 在订立目的、订立内容方面都不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带有强制性规定的框架内严格进行。二是并非任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都必须认定为无效合同, 只有违反民法中强制性规范和其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合同才能认定为无效合同, 而不是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任何合同都无效。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非强制性规定的一般行政管理规定的合同, 由于倡导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本身内含的允许行为人以意思选择的意义, 一般不作为确定合同无效的依据。

在适用本款规定时, 对于违反法律、法规不应做扩大理解, 其范围只能限定在国家立法机关通过颁行的法律和中央政府即国务院制定颁行的行政法规, 而不能将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所制订的各种文件, 包括地方性法规、行政条例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依据, 这是市场经济一体化原则的体现, 也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的必须产物。当事人订立违法合同, 主观上都具有违法的故意, 即使当事人主观上出于过失而违反了法律, 即在订约时根本不知道所订立的合同条款是法律禁止的, 也应确认合同无效。

五、无效合同的撤销

目前, 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商品经济发展, 国家实行合同自由、意思表示自治原则, 充分地尊重当事人的意志, 不宜过多地干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建立合同的可撤销制度, 是为了体现和维护公平、自愿的原则, 给当事人一个补救的手段。那么就是说, 当事人是否需要法律救济由自己决定, 如果需要法律救济, 司法机关根据当事人意思可以撤销该合同, 如果当事人不需要法律救济, 则法律对此不予干预, 这样完全可以保护受害一方的合法权利, 同时又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一) 撤销的当事人

可撤销合同是当事人一方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合同。

《合同法》对可撤销合同的规定, 与以往的规定有两大区别:一是在于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从无效合同中分解出来, 作为可撤销合同;二是明确规定只有被欺诈、被胁迫的一方才有权提出变更或者撤销, 有过错的一方无权要求赔偿损失。

(二) 撤销合同的种类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可以撤销的合同有3种:一是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这里所指的重大误解, 是指受要约人对要约的重大误解。二是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这里的显失公平, 不是有点不公平, 也不是商业上的风险, 显失公平合同一般是一方当事人乘另一方当事人急迫需要或者缺乏经验等原因订立的。三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三) 撤销合同的裁决

合同的撤销必须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作出裁决, 裁决被撤销的合同自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了。这种撤销合同的权利也是有时效限制的,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 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或者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 撤销权消灭。如果合同被撤销后,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 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赠与合同虽公证，不尽义务可撤销篇8

岂料，许老太太把钻戒和项链交给外甥女后不久，外甥女对许老太太的态度就一反常态，不仅不如往日殷勤，而且对许老太太一日三餐的茶饭也不闻不问，视若旁人。原来，外甥女对许老太太的财产早有所闻，为获其所有也就早有所思谋。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就想溜之大吉。许老太太见情况不好，就要求外甥女归还所赠物品，外甥女则以钻戒和项链已交付并经公证已是自己的财产为由拒不归还。许老太太无奈，只好全权委托律师把外甥女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外甥女归还所赠物品。

法院受理后，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认为原、被告所签订的赠与合同虽经公证，但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可以撤销赠与合同。于是法院判决被告归还原告的白金钻戒和白金项链。

本案所涉的赠与合同，实际上是一个附义务或者是附条件的赠与合同。附义务的赠与是指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时，对财产的作用和目的等提出要求，受赠人就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所附义务的一种双务契约行为。受赠人如果接受赠与财产后不履行赠与人所提出的义务，赠与人则可以撤销赠与，并可要求受赠人返还所赠与的财产。《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许老太太的情况，完全符合上述法规第（二）（三）两项的规定。

因此，尽管该赠与合同经过了公证，但由于受赠人未履行合同所附义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赠与人仍然可以撤销赠与，并索回所赠物品，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老人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往往会把自己的物品赠给亲朋好友，但出手时千万要慎重。如果发现上当受骗，本案例可供参考。

此外，《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最后，对赠与人的撤销权的时限作了规定：即“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否则，超过撤销时限，不受法律保护。

赠与合同(父母赠与儿子个人用) 篇9

甲方(赠与人)：父亲：，身份证号：

母亲：，身份证号：

乙方(受赠人)儿子：，身份证号：

甲方乙方系父母与儿子关系。甲方自愿出资为乙方购买房产赠与乙方，并将产权登记在乙方名下。按照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双方自愿达成赠与协议如下：

第一条：甲方自愿出资给乙方购买位于聊城市区小区，建筑面积平方米的房产赠与乙方一个人个人所有，该房产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及其他相关权益随该房产一并赠与乙方一人。乙方自愿接受该购房款及房产。

第二条：此房产所有房款和税费均由甲方代乙方支付。甲方陪同乙方出面，以乙方的名义与开发商签订房产买卖合同，办理此房产相关手续并取得该房产所有权证。

第三条：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此房产抵押及出售。

第四条：本合同签订后，无论乙方是否结婚，根据甲方的意愿，甲方实际出资以乙方名义购买的该套房产是甲方对乙方的一人赠与，并不赠与乙方的妻子。

第五条：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收回该房产。乙方未经甲方允许出售、抵押该房产，甲方有权索要乙方出售及抵押该房产所得款项。

第六条：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执1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第七条：因本协议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约定由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附件：

1、购房缴费单据（复印件有效）

2、房屋买卖合同书（复印件有效）甲方(签字)：乙方(签字)：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篇10

赠与合同(contract of gift)，赠与人把自己的财产无偿地送给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的合同。赠与合同可以发生在个人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相互之间。赠与的财产不限于所有权的移转，如抵押权、地役权的设定，均可作为赠与的标的。

赠与合同一般具有以下性质：

①双方行为。赠与合同须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如果赠与人有赠与的表示，但受赠人并没有接受的意思，则合同仍不能成立，故与馈赠这种单方行为不同。

②诺成行为。多数国家承袭罗马法的传统，规定赠与合同在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即告成立，不必等待交付赠与物，即为诺成行为。

③无偿行为。除合同中双方约定附条件的义务外，原则上受赠人并不因赠与合同而承担义务，故为单务合同。

一、社会捐赠合同与附负担的赠与之区别

附负担的赠与，是指以受赠人为一定得给付为条件，或者说受赠人接受赠与后需负担一定义务的赠与。

1、受赠人有履行负担的义务，赠与人可以请求其履行。目的性赠与情形中，受赠人的行为并非其义务，如果受赠人不履行，赠与人只能根据合同目的之不能而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2、负担是从赠与财产中所为的给付行为，其给付的通常是有财产价值的给付。但是，目的性赠与中，受赠人的行为未必是财产上的，例如为求学而所得的.帮助，求学这一行为并不是所谓的财产上的给付。

二、社会捐赠合同与为公益事业目的的赠与合同之区别

为公益事业目的的捐赠合同，指的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了公益事业，自愿无偿的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财产的行为。其与社会捐赠合同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1、是否具有人身性不同。社会捐赠是捐赠人基于对特定受捐助人的同情直接为之赠与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人身性;为公益事业目的的捐赠不是直接针对受助人，所以，从捐款的发生和使用情况来看，其不存在人身属性。

2、合同性质不同。社会捐赠合同属于特种赠与之中的一种，在法律适用上，多数援引合同法中有关赠与合同的规定，没有特别法予之适用。为公益事业目的的捐赠属于社会公益捐赠，是合同法中规定的三种特殊的赠与合同之中的一种。且法律上规定有特别法。

3、受捐助人的法律地位不同。社会捐赠合同过程中虽然牵涉三方关系人，但合同的主体是捐赠人和受捐助人，募捐发起人被认为是受捐助人的代理人。而为公益事业目的的捐赠合同的主体是募捐人和捐赠人，而受捐助人仅被认为是受益人。

三、社会捐赠合同中三方关系人之间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义务

1、社会捐赠合同中三方关系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社会捐赠合同涉及三方关系人，涉及三种法律关系，即捐赠人与受捐助人之间的社会捐赠合同法律效果归属关系，捐赠人与募捐发起人之间的直接代理行为法律关系，受捐助人和募捐发起人之间的代理权授予法律关系。在我国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中，对社会捐赠合同的主体认识有不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社会捐赠合同的主体应为募捐发起人和捐赠人，笔者认为，如果将受捐助人排除在社会捐赠合同的主体之外，首先，不利于保护受捐助人的合法权益，也不符合社会捐赠合同的目的。如果受捐助人不是合同主体，那么其不能向后合同权利，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的债权是不完全的，很难受到应有的保护，例如，合同中的撤销权、解除权、代位权等都因其不是主体而不能享有，此外，我国又没有相应的规范保护受捐助人的利益，因而，排除受捐助人的主体地位是不当之举，把募捐发起人作为受捐助人的代理人，代理受捐助人订立合同等，则能更好的实现社会捐赠合同的目的。

2、社会捐赠合同中三方关系人的权利义务

(1)捐赠人的权利义务。首先，捐赠人的法定撤销权。除我国《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外，当社会捐赠合同中，特定的目的不存在或者不能实现时，捐赠人有撤销该合同的权利。其次，捐赠人的法定解除权。“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得，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因穷困而得解除是捐赠人可行使的法定解除权。最后，对受捐助人适用捐赠财产的监督权。捐赠人对其财产使用情况有知情权，受捐助人应忍让捐赠人对其的监督。捐赠人有接受政府和社会表彰的权利，有选择是否公开捐赠行为的权利等等。捐赠人的义务：交付赠与物的义务。

(2)受捐助人的权利义务。受捐助人的权利：受赠人有无偿取得赠与物的权利、按社会捐赠合同之目的处分所赠财物的权利等。受捐助人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所捐赠财产用途之义务，接受捐赠人对财产使用监督之义务，保证募捐倡议及相关信息真实之义务等等。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篇11

关键词：赠与票据；任意撤销权；票据转让方式

票据就是票据法所规定的，由出票人签发、委托付款人或自己在票据到期日或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有价证券。票据的流通主要地通过票据权利的转让来实现，依据传统票据法理论，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包括两种，一为背书转让，二为单纯交付（或直接交付）转让。[1]

一、背书转让的含义

所谓以背书方式转让票据权利，是指票据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票据法规定的相关事项并签章，然后将票据交付给被背书人的票据行为。[2]

对于记名票据，其只能以背书方式转让，这是由票据的文义性决定的。无记名票据本身就不记载权利人的姓名或名称，谁持有票据谁就被推定为票据权利人，因而转让时只需将票据交付与受让人，受让人持票即可取得并行使票据权利，因此，无记名票据既可以由背书方式转让，又可由单纯交付方式转让。我国票据法不承認无记名汇票与无记名本票，因此汇票与本票必须依背书方式转让，而不能通过单纯交付方式转让。

二、单纯交付转让的含义

票据单纯交付转让，即仅仅以直接交付票据，而不在票据上作任何记载的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

我国票据立法只言明了背书转让票据的效力，并未明确规定单纯交付的效力，那么单纯交付能否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呢？关于票据交付转让效力的认定意见不一，主要有下列两种观点：

（一）否定说——否认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我国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我国票据法没有将单纯交付规定为一种票据转让的法定方式，单纯交付不发生票据权利转移的效力。但是，通说观点认为，虽然单纯交付不发生票据权利转移的效果，但是产生一般债权转移的效力。[3]此时，无论是记名有票据还是无记名票据，以单纯交付这种方式转让票据的，并不转移票据权利，仅仅产生普通债权转让的效力，只发生物的转移的法律效果。

（二）肯定说——承认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传统票据法理论同时认可票据背书与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我国司法实践也普遍承认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在我国票据法施行之前，198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为规范票据交易，制定了《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该文件言明本票和支票都可以进行空白背书，空白背书之受让人可以继续以空白背书的方式转让票据，也可以以单纯交付票据的方式转让票据。《票据法》生效后，《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因此而失效，但是，由此而形成的单纯交付票据的交易习惯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在支持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的情形下，对于记名票据，并不发生票据权利转移的效力；对于无记名票据，可以发生票据权利转移的法律效果。

三、从合同法角度看赠与票据的任意撤销权问题

我国《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基于赠与合同具有无偿性的特点，合同法赋予了赠与人法定撤销权和任意撤销权。对于法定撤销权，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任意撤销权，因此在此不作赘述。对于任意撤销权，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利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该规定对任意撤销权作了时间上和范围上的限制。关于范围上的限制，本文暂不对具有公益性质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问题展开讨论。对于《合同法》第186条中“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一般作如下理解：赠与动产的，尚未交付；部分交付的，仅能对未交付的部分行使任意撤销权。赠与不动产的，尚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此解释显然考虑的是物权，只涉及到了作为物的动产和不动产的权利转移，那么该规定是否适用于票据这类权利凭证呢？若是认为条文中的“权利”为物权，在此，可以分以下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在背书转让（无论是记名票据还是无记名票据）和肯定单纯交付转让（此时票据是无记名票据）的情形，自赠与人交付票据的时候票据权利就同时转移给了受赠人。此种情况下，票据本身和票据上的票据权利同时发生转移，受赠人取得了票据的所有权。此时可以认定为赠与人赠与的财产权利已经发生转移，因此，赠与人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

第二，在肯定单纯交付转让（此时票据为记名票据）和否定单纯交付转让（无论是记名票据还是不记名票据）的情形，赠与人交付给受赠人票据时并没有转移票据权利，不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仅仅产生普通债权转让的效力，以这种方式转让票据的，无效，仅发生物的转移的法律效果，此种情况下，票据与票据上的权利相分离，票据本身可作为单纯的物对待，作为动产，以交付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赠与人赠与的票据已交付，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

若是认为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中的“权利”可以等同于票据权利，此时可以分为下列两种情况：

第一，在背书转让（无论是记名票据还是无记名票据）和肯定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此时票据是无记名票据）的情形，票据与票据权利一起转移。票据交付给受赠人时受赠人取得票据权利，此时，票据权利转移，赠与人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

第二，在肯定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情形（此时票据为记名票据）和否定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的情形（无论是记名票据还是无记名票据）下，票据与票据权利相分离，赠与人将票据交付给受赠人时并未使受赠人取得票据权利，此时，票据权利未转移，赠与人得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就笔者个人观点来说，笔者更倾向于“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中的“权利”可以等同于票据权利的观点，基于赠与合同无偿性、单务性的特点，这样更有利于保障赠与人的权利。笔者真诚希望我国司法解释可以对此作出解释，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参考文献：

[1]赵新华.票据法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153.

[2]董翠香.论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J].法学论坛.2012（02）.

[3]傅鼎生.我国票据制度未赋予交付转让的效力[J].法学，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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