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赠与（精选9篇）
父母赠与 篇1
一、关于《婚姻法》解释 (二) 第二十二条
随着房价的一路攀升, 正值适婚年龄的80后仅凭自己收入, 一般没有能力买房, 因而接受父母赠与的不动产或者购房资金的情形十分普遍。离婚案件中, 父母出资的性质与归属经常是离婚当事人争执的焦点, 也是司法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根据《婚姻法》解释 (二)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时, 在没有明确表示赠与子女或者子女及其配偶双方的情况下, 如果在子女结婚前赠与, 该赠与就认为是对子女个人的赠与;如果是在子女结婚后赠与, 该赠与就认为是对子女及其配偶双方的赠与。
自该规定实施以来, 在学界以及实务界的争议一直很大, “在大量的离婚案件中, 当父母一旦得知自己为子女婚后购房所作的出资有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加以分割时, 往往立即行动起来, 想方设法追回出资:要么伪造借条, 说是借款;要么采取虚假诉讼方式, 状告子女, 要求偿还出资款”[1]。从条文本身看, 其将父母的赠与视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当作一般情况, 而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作为除外情况, 实际上该款规定与《婚姻法》第十七条和十八条关于赠与的规定相吻合, 衔接合理,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 “只有父母明确表示不赠与对方, 才能认定为只向自己子女赠与”[2], 但是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与我国国情不符, 无论是碍于情面亦或是为了子女婚后生活和睦, 极少有父母会在子女结婚时明确房屋与子女的配偶无关, 只能用将房屋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等方式表明该房屋只是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如果一概将房屋认定为夫妻财产, 势必违背了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初衷和意愿, 实际上也侵害了出资父母的利益。另外, 在司法实践中, 还要判断父母出资属于赠与还是借贷, 两种情况的处理结果相差甚远。
二、关于《婚姻法解释 (三) 》第七条
实际上, 此后出台的《婚姻法解释 (三) 》第七条便是借鉴了上海高院出台的相关解释, 该规定是对解释 (二) 第22条在一定程度上的细化, 将“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作为《婚姻法解释 (二) 》“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表现方式之一, 从我国实际出发, “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较为客观, 便于司法认定及统一裁量尺度, 也有利于均衡保护婚姻双方及其父母的权益”[3]。
但是笔者认为, 《解释 (三)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仍存在问题。依照该款规定, 若双方不存在另有约定时的情况下,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 若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 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而按照《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 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 若父母在赠与时没有明确表明是归夫或者妻一方的财产的情况下, 该种赠与所获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也即双方不存在另有约定时,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 若产权登记在另一方 (配偶) 名下时, 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所有财产。也就是说, 双方父母出资, 登记在另一方名下, 该房屋属于按份共有;一方父母出资, 登记在另一方名下, 该房屋反而属于共同所有, 显然不合理, 对于唯一的出资方明显不公平。
实际上, 该矛盾涉及到登记的效力与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之间的取舍, 以何者作为判断标准。一种观点认为, 《婚姻法》解释 (三) 第七条的规定, “从我国实际出发, 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 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较为客观, 便于司法认定及统一裁量尺度, 也有利于均衡保护婚姻双方及其父母的权益”[4];也有观点认为登记并不能完全体现当事人尤其是出资方的真实意思, 在产权登记时, 出资方有可能存在碍于情面或为表现慷慨而只登记在另一方名下, 亦或是出资方在登记时疏忽而只登记在另一方的名下的情形, 因而如果将只依登记作为判断标准, 则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相悖。但是可以作以下设想:例如双方父母按照不同比例出资, 登记为共同共有, 那么析产时是否考虑出资比例因而笔者认为, 约定共有或者在登记时加名字等行为即有共同共有的意思表示在一般情况下, 应当以登记作为判断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标准依据, 但是如果出资方能够以其他证据证明其在出资当时只对自己子女一方进行赠与, 此时也可以推翻登记效力, 追求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思, 但是举证责任在出资一方, 且举证相当困难。
三、《婚姻法》解释 (二) 第二十二条与《婚姻法》解释 (三) 第七条的冲突
通过对《婚姻法》解释 (二) 第二十二条和《婚姻法》解释 (三) 第七条进行比较可看出, 《婚姻法》解释 (二) 第二十二条使用的是“出资”;而《婚姻法》解释 (三) 第七条则采用的是“不动产”。实际上二者的区别在于父母对子女一方或者双方赠与的是购房款还是房屋等不动产:《婚姻法》解释 (二) 明确赠与的客体是出资, 而《婚姻法》解释 (三) 只是说明由父母出资而购买的不动产, 并未明确指出赠与的客体是不动产。若根据文义解释, 解释 (三) 第七条所述赠与的客体应当是不动产, 但是司法实践中, 大多数情况是由一方或者双方父母出资, 而由子女一方或者双方购房, 并非父母出资并购房后再赠与;依目的解释, 解释 (三) 第七条所述赠与的客体应当解释为出资, 这样不仅与解释 (二) 第二十二条衔接紧密, 并且也较符合实际情况。
实际上, 赠与的客体因“出资”和“不动产”的不同, 导致增值部分的归属不同。若父母赠与的标的是出资时, 未出资一方在离婚财产分割时能够分得增值部分;而若赠与的标的是不动产时, 那么在分割财产时未出资一方不能取得增值部分。因此, 有观点认为, 由于另一方对家庭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公平起见, 解释 (三) 第七条中赠与的客体应理解为出资, 对增值部分也加以分割;也有观点认为, 若考虑增值部分, 那么父母的赠与便是一种投资行为, 与情理不符, 因而不应考虑增值部分, 赠与的客体应以不动产理解。
四、关于部分出资
《婚姻法》解释 (三) 实施后, 北京市丰台法院审理了首例父母部分出资赠与房屋案。大致案情如下:涉案房屋是李先生和荆女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 但购房首付系李先生的母亲支付, 房屋产权登记在李先生一人名下, 其余购房款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丰台法院经审理认为: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 可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涉案房屋应当属于李先生的个人财产, 离婚时李先生应当给予荆女士补偿。根据该审判结果, 可看出丰台法院认为部分出资也是为对自己一方子女的赠与, 房屋系个人所有, 另一方的出资则返还, 增值部分亦同时处理[5]。但是最高院认为, 解释 (三) 第七条所述出资购买的不动产应仅指全部出资而不包含部分出资, 婚后父母给子女买方须支付全款给子女购买房屋的才能是子女个人财产。
笔者认同最高院的观点, 如果父母只是在子女婚后支付首付款, 夫妻共同还贷, 产权登记在出资方子女的名下, 首付款可以认定为只赠与出资父母的子女, 离婚时该房屋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对首付款部分应认定为出资子女的个人财产。理由是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是由一方父母出资作为首付款和夫妻共同财产偿还剩余房贷两部分组成, 而对于首付款, 要求部分出资的父母在出资时明确表示该部分出资仅是对自己子女的赠与在现实中很难做到, 因而出资父母将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 并且在出资时并未明确表示是赠与夫妻双方的, 对于这部分出资应视为明确对自己子女的赠与, 该部分出资属于个人财产, 而对于剩余房款, 是由夫妻共同财产偿还, 那么该房屋应属夫妻共同财产, 按照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进行分割, 并考虑另一方出资的增值部分的偿还。
参考文献
[1]张秀玲.我国夫妻财产制度有关问题探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11, 48 (06) .
[2]杜万华, 程新文, 吴晓芳.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 (应用) , 2011 (17) .
[3]宋安成.夫妻房产共有与否的认定及法理分析—从<婚姻法>解释 (三) 相关规定谈起[J].中国房地产, 2011.10 (上半月刊) .
[4]宋安成.夫妻房产共有与否的认定及法理分析—从<婚姻法>解释 (三) 相关规定谈起[J].中国房地产, 2011.10, 上半月刊.
[5]http://www.lawtime.cn/article/lll668310673404oo73526, 2013-01-12[EB/OL].
父母赠与 篇2
【父母房屋赠与协议(一)】
甲方：
乙方：
乙方监护人：
为明确双方本次赠与房屋行为的权利义务，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制订本合同，以期共同遵守。
1、甲方决定在乙方年满十八周岁，即XX年XX月XX日，将位于阳春市
区
路
楼
层
号的房屋一套(结构：，产权证号：，产权类别：，建筑面积
平方米)，无偿赠与给乙方，此赠与为不可撤销之赠与。乙方同意接受此次赠与。
2、甲方保证其对上述的房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
3、在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应在XXX日内向乙方移交上述房屋，并应在XX日内协助乙方到有关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手续。
4、乙方无须向甲方支付任何费用，但与移交上述房屋的有关费用包括到有关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的费用以及有关契税应由乙方负担。
5、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阳春市人民法院起诉。
6、合同自双方签字后成立，乙方林其雨年满十八周岁，即XX年XX月XX日生效。房屋赠与合同7、合同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乙方合同由林茂基保存)，乙方母亲徐金兰手执一份，其余三份保留在办理有关手续时备用。
甲方(签字)：
乙方监护人(签字)：
住所：
住所：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签约时间：
签约时间
：
【父母房屋赠与协议(二)】
赠与人：___________
受赠人：___________
赠与人与受赠人关系：___________
第一条：赠与目的赠与人因受赠人无力独自承担购房费用，又因其为赠与人独子，为受赠人今后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婚姻能够和睦，更好的对赠与人履行应尽的赡养义务及共同生活，赠与人独资购买本房屋，并附义务条款赠与受赠人。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和分割之前有权利撤消赠与。
第二条：受赠人的权利
1、赠与人与受赠人及其妻儿对该房屋共同享有居住权、使用权;
2、受赠人及其妻儿对该房屋没有出让权、转卖权，该房屋永远不能作为受赠人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也不得将该房屋作为私有财产进行抵押或变卖;
3、受赠人无须向赠与人交付任何关于该房屋的费用;
4、受赠人接受赠与后，该房屋今后的费用全部由赠与人独自承担;
5、受赠人对该房屋有自由装修、合理支配的权利;房屋赠与合同6、受赠人应当自觉履行赡养赠与人的义务;
7、如赠与人逝世，该房屋可作为遗产由受赠人独自继承。
第三条：赠与的撤消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1、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
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赡养义务而不履行的，对赠与人有虐待、遗弃、辱骂等行为的;
3、受赠人不履行本附义务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4、受赠人将该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将该房屋作为私有财产进行抵押或变卖、分割等现象发生的;
5、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或有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部分民事行为能力的、住院治疗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并要求受赠人返还赠与的财产;
6、受赠人拒不承担赠与人的治疗费、赡养费的;
第四条：合同的变更
本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特殊情况时，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合同的，要求变更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征得对方同意后，双方在规定的时限内(书面通知发出十天内)签订书面变更协议，该协议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未经双方签署书面文件，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合同，否则，由此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第五条：合同的转让
除合同中另有规定外或经双方协商同意外，本合同所规定双方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在未经征得另一方书面同意之前，不得转让给第三者。任何转让，未经另一方书面明确同意，均属无效。
本赠与合同系双方自愿申请________为其进行见证，并系自愿签订。本合同一式三份，由赠与双方与见证人各执一份。本合同有任何涂抹均系无效。如有纠纷，双方可在签订合同管辖地起诉违约方。
赠与人(签字、盖章、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见证人(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赠人(签字、盖章、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赠与的是尊严 篇3
那次学校号召学生给灾区捐物。班级同学带来很多衣物。在整理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两件新衣服,衣服的包装袋完好无损,而且标签还挂在衣服上。我当即就问,这是谁拿来的。我本以为是哪个家境很好、母亲讲究穿戴的学生带来的。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是哲。我把哲叫到教室外,悄悄地告诉他,“这衣服留给你母亲穿,捐的衣服是家里不要的,就是旧一些也没有关系的。”哲笑着摇摇头,说:“我妈妈有衣服穿,捐的是我妈妈特意买的。我妈妈说了,送给别人尤其是需要帮助的人衣服,不能是旧的或穿剩下的,那样对人家不尊重。”我当时就愕然了,转而就汗颜了,也从此明白了如此家境的他为什么生活很乐观。
我也为他人捐过很多衣物,但我确实没有考虑过别人是否需要,我想到的只是这些东西我不需要了,没有地方存放,倒不如送人。
我不禁想起一件事:小女孩要参加捐赠,因为母亲教育她要把自己生活中的好东西与别人分享,而不是把自己不需要或不喜欢的给出去。小女孩下了好大决心,最后哭着吻了吻妈妈,说:“妈妈,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妈妈惊讶万分,女孩抽泣着说:“我只能把您捐出去了!”童心可鉴,舍其所最爱。倒是我们成年人该仔细反思了。
我又想起到省重点某高中学习,午间在学生餐厅用餐,其中一个窗口明晃晃地贴着几个大大的红字:贫困学生就餐窗口。我私下问了该校的老师,有很多学生就餐吗?那个老师笑着摇了摇头,几乎没有学生去就餐。是呀,家境拮据并不代表尊严也贫困。帮助别人本是善举,但千万不要忽视了人的尊严。
我很敬重前几日公众曾热议的某人以匿名方式进行的捐赠,每次都是9999元,因10000元必须是实名制。他帮助别人,但却不希望人家知道自己是谁,不去聆听人家的一句感谢,更不屑电视作秀、报纸炒作。这样的人是真的善良的人,是懂得尊敬别人从而更值得世人敬重的人。
捐赠不是给予别人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是赠与他人我们每天都在应用而对他人亦有用的物品。捐赠只是帮助别人暂时渡过难关,捐赠不是施舍,不是同情,捐赠更是对尊严的敬重。
父母房产自愿赠与合同 篇4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
为明确双方本次赠与房屋行为的权利义务，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订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甲方决定将位于_________区_________街_________楼_________层_________号的房屋一套，建筑面积_________平方米无偿赠与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此赠与。
第二条甲方保证其对上述房屋拥有所有权。
第三条甲方保证本次赠与并无任何恶意，而且已将其所知的一切包括瑕疵在内的注意事项告知乙方，否则，愿意对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条甲方的要求：将该房产仅赠与乙方一人，其他与乙方相关的亲属都无权享有该房产任何权力。
第五条乙方违反第四条的约定，甲方有权收回上述房屋。
第六条在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在_________日内向乙方移交上述房屋;并应在_________日内协助乙方到有关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手续。
第七条乙方无须向甲方支付任何费用，但与移交上述房屋有关的费用包括到有关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的费用以及有关契税应由乙方负担。
第八条违反本协议的约定为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
第九条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条本协议在双方签字后生效。
甲方：_________乙方：___________
企业各种赠与形式的财税处理 篇5
一、相当于利润分配的赠与形式
甲企业连年盈利,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账户有贷方余额500万元。经股东会研究决定, 由企业法人代表批准, 向购置新房的一个企业主要投资者无偿赠与A款式实木地板200平方米, 作为利润分配。
解析:上述业务可以理解为企业以自产的产品向投资者进行利润分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应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利润分配的入账金额。笔者认为, 在确认利润分配金额时, 不应把企业应交的消费税计入其中。因为消费税为价内税, 企业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已包含了消费税, 再计入利润分配金额中等于重复确认。
上述业务按照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 也属于视同销售行为, 因此, 应以平均售价作为确认基础。相关计算如下:
主营业务收入=300×200=60 000 (元)
主营业务成本=200×200=40 000 (元)
增值税销项税额=60 000×17%=10 200 (元)
应交消费税=60 000×5%=3 000 (元)
应付利润金额=60 000+10 200=70 200 (元)
代收代缴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 (60 000+10 200) ×20%=14 040 (元)
会计处理为:借:利润分配———应付利润70 200;贷:主营业务收入6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10 200。借:主营业务成本40 000;贷:库存商品40 000。借:营业税金及附加3 000;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3 000。借:其他应收款14 040;贷: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14 040。
二、相当于非货币性福利的赠与形式
甲企业承诺, 每位普通职工初次购买新房, 企业赠送A款式实木地板50平方米作为祝贺, 该企业2012年赠送实木地板500平方米。
解析: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企业以其生产的产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提供给职工的, 应当按照该产品的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 计量应计入成本费用的职工薪酬金额。上述业务按照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 也属于视同销售行为, 因此, 应以平均售价作为确认基础。相关计算如下:
主营业务收入=300×500=150 000 (元)
主营业务成本=200×500=100 000 (元)
增值税销项税额=150 000×17%=25 500 (元)
应交消费税=150 000×5%=7 500 (元)
非货币性福利金额=150 000+25 500=175 500 (元)
会计处理为: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175 500;贷:主营业务收入1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25 500。借:主营业务成本100 000;贷:库存商品100 000。借:营业税金及附加7 500;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7 500。
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非货币性福利应与其他职工福利合并, 合计数不超过工资总额14%的部分可以税前扣除, 超过部分不可税前扣除, 也不可结转到以后年度。
三、公益性捐赠
甲企业通过民政部门向灾区捐赠A款式实木地板1 000平方米。
解析: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企业的捐赠行为不满足收入确认的条件, 不能确认主营业务收入。但上述业务按照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 属于视同销售行为, 因此, 应以平均售价作为计税基础, 确认增值税和消费税, 并将产品成本和相关税费记入“营业外支出”科目。相关计算如下:
库存商品成本=200×1 000=200 000 (元)
增值税销项税额=300×1 000×17%=51 000 (元)
应交消费税=300×1 000×5%=15 000 (元)
营业外支出金额=200 000+51 000+15 000=266 000 (元)
会计处理为:借:营业外支出266 000;贷:库存商品2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51 000、———应交消费税15 000。
由于上述业务按照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 属于视同销售行为,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应调增的金额= (300-200) ×1 000=100 000 (元) 。但是, 笔者认为, 调增的100 000元视同销售利润增加了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但对应的营业外支出还是用库存商品金额列示, 企业交纳了所得税的收益却不能税前扣除, 显然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因此, 上述业务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但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的收入300 000元 (300×1 000) , 应作为计算业务招待费和广告费扣除限额的基数。另外,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还应注意, 公益性捐赠不超过利润总额12%的部分可以税前扣除。
四、“买一赠一”销售
甲企业采用“买一赠一”的销售方式销售A款式实木地板。具体销售方案为:每购买10平方米的A款式实木地板即赠送1平方米的A款式实木地板。
解析: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 “买一赠一”销售方式满足收入确认的条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8]875号) 规定, 企业以“买一赠一”等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商品的, 不属于捐赠, 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
国家税务总局至今未对“买一赠一”增值税的涉税规定予以明确。笔者认为赠品应做增值税视同销售处理, 因为企业抵扣的进项税额对应的是生产出的全部产品, 如果赠品不做增值税视同销售处理, 与进项税额不相匹配。相关计算如下:
主营业务收入=300×10=3 000 (元)
主营业务成本=200× (10+1) =2 200 (元)
增值税销项税额= (3 000+300) ×17%=561 (元)
应交消费税= (3 000+300) ×5%=165 (元)
由于该企业按照销售10平方米地板的价格向购买者收取价款, 因此, 赠品按照视同销售确认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和消费税税额, 应确认为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300×17%+300×5%=66 (元)
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3 510;贷:主营业务收入3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510。借:主营业务成本2 200;贷:库存商品2 200。借:营业税金及附加150;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150。借:销售费用66;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51、———应交消费税15。
摘要：本文以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发生的各种赠与行为为研究对象, 针对会计准则和税法存在不同规定的情况, 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税法的相关规定, 提出企业各种赠与形式的财税处理。
关键词：赠与,自产,委托加工,财税处理
参考文献
论夫妻间房产赠与的法律适用 篇6
随着经济的发展, 夫妻间关于房产赠与的纠纷越来越多。夫妻一方将其房产赠与对方, 但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离婚后, 赠与一方是否享有撤销权?在处理这类纠纷时是适用《合同法》还是适用《婚姻法》, 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 实践中的不同处理
1.夫妻间房产赠与的处理适用《合同法》有关赠与合同的规定。该观点认为, 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规定, 夫妻一方将其所有房产赠与另一方的行为适用《合同法》第186条规定, 在房产所有权未转移的情况下赠与人能够撤销赠与合同。《婚姻法》第19条把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种类规定为分别所有、共同共有和部分共同共有, 不包含一方将其房产赠与另一方的情况。所以夫妻间房产赠与应当适用于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 赠与人在房产所有权变动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合同。
2.夫妻间房产赠与的处理适用《婚姻法》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规定。该观点认为我国《婚姻法》第19条是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规定, 该规定并没有限制当事人对财产予以约定的内容, 夫妻间可以自主约定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或者双方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也可以约定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归另一方所有, 只要夫妻间对财产的约定是出自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而且约定内容合法, 那么该约定就应当属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调整范围。
3.夫妻间房产赠与的处理适用特殊赠与规则。这一观点认为, 夫妻间的房产赠与行为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特殊赠与, 法律应当予以特别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赠与方不享有撤销权, 但是在婚姻未缔结或离婚后, 可以借鉴德国司法实践的做法, 将《德国民法典》第313项规定的法律行为基础障碍理论作为处理夫妻间房产赠与问题的依据, 不管赠与协议是否已履行完, 根据情势变更原则, 赠与方可以在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变更或撤销已生效的赠与协议。
(二) 笔者的评析
观点一将夫妻间房产赠与比照合同法处理虽然有利于平衡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但是将夫妻一方个人财产约定为对方所有认定为一般赠与而约定为双方共有却视为夫妻约定, 仅因数量不同最终却导致适用法律不同, 有违公平合理之原则。另外,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规定, 只要赠与房产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赠与方均可以行使撤销权, 这种做法过度追求法律的工具性, 忽视了婚姻家庭的情感性和伦理性。
观点二肯定了夫妻财产约定的身份属性, 限制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所有权转移前的任意撤销权, 维护了受赠人的合法权益。夫妻间赠与房产大多是为了维系家庭生活稳定, 带有很浓的感情因素, 很难用一般赠与合同来规范。而且将夫妻间房产赠与纳入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调整范围, 明确了《婚姻法》和《合同法》的界限, 遵循了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取向。
观点三解决了前述观点在实务中做法过于刚性的缺点。允许当事人根据情势变更原则撤销赠与, 有利于实现个案公平。但是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关于特殊赠与的规定, 在司法实务中将夫妻间房产赠与按照特殊赠与规则处理缺少直接的法律依据。
关于夫妻间房产赠与的案件, 之所以会引发各种观点和质疑, 归根结底是因为目前司法人员对约定财产制的理解不够深入。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夫妻间赠与法律适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夫妻约定财产制。
二、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界定
(一)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特征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法律允许夫妻通过协议对婚前婚后财产的归属、管理等事项作出约定, 排除夫妻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 (1) 夫妻就财产关系除了作出财产制约定以外, 还可以进行其他财产方面的约定 (如贷款、合伙协议) 。与夫妻间其他财产内容约定相比,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特征主要有:
1.主体的特定性。夫妻财产制约定要求缔约双方当事人间必须具有特定的身份关系, 即夫妻关系。如果婚姻关系不成立, 那么财产制约定也不生效。因而夫妻财产制约定的主体必须具有夫妻身份。
2.内容的复杂性。夫妻双方不仅可以自主约定财产权利的归属, 而且还可以针对对外债务清偿、共同生活费用的分配等内容进行约定。较之一般民事财产合同, 夫妻财产制约定在内容上更为复杂。
3.效力的附随性。夫妻财产制约定的效力附随于婚姻关系, 是婚姻关系的从契约。 (2) 夫妻财产制约定必须建立在夫妻婚姻关系存在的基础上, 一旦婚姻关系不成立、无效、撤销或终止, 那么依附于它之上的财产制约定也随之无效。
(二)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种类
1.国外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类型。纵观世界各国立法, 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模式大致分为两种, 即选择式的约定财产制与独创式的约定财产制。选择式的约定财产制是指法律明确规定夫妻财产制的种类及内容, 当事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选择其一适用, 超出该范围无效。独创式的约定财产制是指法律不限制夫妻财产制约定的内容, 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夫妻财产制, 或部分变更法定夫妻财产制。
2.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类型。关于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属于什么类型学界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法》确立的是一种封闭式的约定财产制。当事人只能在一般共同制、分别财产制和限定共同制中选择一种, 超过该范围约定无效。另一种观点是, 《婚姻法》第19条实际上已经包括夫妻财产关系的全部情况, 法律没有限制当事人的选择, 我国的财产制类型是不定向选择式。
笔者认为, 我国应当适用独创式的约定财产制, 理由如下:第一, 在采用选择式约定财产制的国家, 立法者详细规定了当事人可以选择的财产制类型及内容, 而我国《婚姻法》关于财产制类型的规定简单粗糙不具有可操作性, 因此我国不具有适用选择式约定财产制的可能性。第二, 在采用选择式约定财产制的国家, 当事人只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几种财产制类型中选择一种, 具有强制性。但是我国《婚姻法》第19条规定使用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应当”这类具有强制性色彩的表述。换言之, 第19条是任意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 该条所规定的财产制类型只是示例性的, 并没有涵盖所有种类的约定。
(三) 夫妻财产约定与夫妻赠与的区别
夫妻间的财产约定与赠与都涉及财产归属, 且都有无偿处分财产的特征, 因此有学者认为夫妻财产约定与赠与没有本质区别。这种观点不是十分准确, 夫妻财产约定虽然有无偿转移财产的特点, 但不等同于赠与行为。
1.目的不同。在赠与合同中, 一旦赠与合同生效, 赠与物的所有权归受赠方所有, 赠与人对赠与物就不再享有利益。但是对于夫妻双方而言, 无论夫妻双方如何就房产约定, 其房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始终归双方共有。只有在婚姻关系解除时, 夫妻间的房产赠与才会产生实际意义。而且夫妻间的财产约定经常与身份的确立、存续、解除有关。而赠与仅是为了转移财产, 不以身份变动为目的。所以夫妻财产约定与赠与合同有本质上的差别。
2.“无偿性”不同。通说认为, 赠与合同具有无偿性、单务性、诺成性等特征, 而无偿性是赠与合同的根本特征, 即受赠人获得赠与人的给付无须支付任何报酬或代价。正是基于这一特征, 法律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 目的是保护赠与人的利益, 赠与人在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合同之前, 可以随时撤销该合同。 (3) 在赠与合同中, 由于受赠人对于赠与人的给付不负对价给付义务, 因此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 并不会使受赠人遭受损失。
但是, 在针对夫妻一方将房产赠与给另一方的问题上, 我们不仅要看到约定内容的财产性, 更要注重其附随的婚姻身份性。在现实生活中, 夫妻一方将自己的房产赠与对方配偶, 相对受赠方而言, 赠与方一般处于经济优势地位, 夫妻一方名义上是赠与, 实际可能是为了换取某种利益, 如夫妻一方将房产赠与对方可能是希望维持家庭关系和睦, 或是出于对另一方生育儿女、侍奉老人、操持家务的真诚回报等, 这些实际上是赠与人对受赠人为家庭付出的“对待给付”, 其赠与行为并非是无偿的。因此夫妻间房产赠与有别于一般赠与。
3.约定的财产范围不同。夫妻财产约定转让的财产范围包括婚前财产、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的个人财产、实行共同财产制时的个人财产、实行夫妻法定财产制下的婚后共有财产。而赠与合同中的赠与财产不包括实行夫妻法定财产制下夫妻婚后共同财产。因为这时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夫妻共同共有, 任何一方无权作出赠与另一方的处分。
三、夫妻间房产赠与属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调整范畴
夫妻间房产赠与是附随身份关系的财产行为, 有别于一般的赠与合同, 应该纳入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调整范围。
(一) 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包含夫妻一方将其个人财产赠与另一方的情况
在选择式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下, 法律明确规定了财产制的种类及内容, 当事人只能在规定的财产制中加以选择, 禁止自由约定, 这种情况下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类型包容性极小, 赠与无疑不属于夫妻约定财产制。诚如上文所述, 我国应当属于独创式的夫妻约定财产制,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 允许当事人自由安排其财产关系, 以达到部分或全部变更法定财产制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夫妻财产制约定不排除一方将其房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的情形。无论夫妻将一方财产约定为共有或另一方所有, 还是将共有财产约定归一方所有, 都是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财产归属的安排, 都应纳入夫妻约定财产制。而且根据《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 当事人可以对婚前、婚后的财产归属约定为全部共同共有、部分共同共有、部分分别所有或者分别所有, 这实际上包括一方将其房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的情况, 从第19条的文义上看, 立法者对夫妻间的约定内容并无限制, 因此, 夫妻间的房产赠与包含在夫妻约定财产制之中。
(二) 夫妻约定财产制可以针对特定财产加以约定
有学者主张夫妻约定财产制只可以针对夫妻整体财产进行约定, 而赠与则只能针对特定财产, 因此夫妻就个别房产的约定是赠与合同而非夫妻约定财产制。如夫妻一方将其婚前房产约定为共有是夫妻间赠与, 适用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但如果该方当事人整体性的将一方婚前财产约定为夫妻共有则属于夫妻约定财产制, 适用《婚姻法》调整。有学者提出质疑, 如果此房产是该方当事人唯一的婚前财产, 那么仅因约定的表述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法律, 对当事人公平吗?可以说, 现实生活中夫妻间关于财产的约定复杂多样, 不能仅因约定内容只涉及特定财产就排除约定财产制的适用。我国应属于独创式的约定财产制, 夫妻既可以选择适用某一财产制度代替法定财产制, 也可以针对某类财产或者某特定财产的归属加以约定来对法定财产制的部分内容进行变更。而且在我国, 由于“同居共财”的观念深入人心, 现实生活中法定夫妻财产制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适用比例很低, 很少有夫妻在婚前或婚后针对财产制的类型加以约定, 大多数人都是对特定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 以达到部分变更法定财产制的目的, 而约定未涉及的其他财产归属仍然适用于夫妻法定财产制。如果法律限定当事人只能就分别财产制、一般共有制等类型进行选择, 那么我国财产制约定在司法实践中将没有适用余地。另外,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9条规定, 夫妻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由此可以看出《婚姻法》并不排斥个人财产的存在, 夫妻双方可以将一方个人财产约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或另一方个人财产。据此, 夫妻间房产赠与属于约定财产制的范畴。
四、夫妻间房产赠与的法律效力
《婚姻法》第19条并没有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多数学者认为夫妻约定财产制是一项与法定夫妻财产制并存的财产制度, 它的法律效力与普通民事财产合同所产生的债权效力不同。夫妻财产约定可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 不需要再履行公示程序。
(一) 夫妻间房产赠与是非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 无需履行登记手续
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有两类, 一类是通过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另一类是非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 如因继承、征收等事实的成就而引发的物权变动。非依民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 有的是根据公法进行的变动, 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示性;有的则表现为一种客观事实, 而该事实本身可以被公众知晓。《物权法》第9条和第23条规定原则上不动产和动产要以登记和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要件,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物权法》第28—30条列举了不须公示就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几种情况。
有学者认为夫妻财产制约定是夫妻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 由此引发的物权变动是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 理由如下:第一, 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通常与交易有关, 夫妻间的约定没有直接的经济目的, 这种非交易性决定了其物权变动无需履行公示程序。第二, 夫妻约定财产制之所以会直接引起物权变动是基于婚姻这一特殊的身份事实, 而婚姻登记本身具有社会公示性, 在一定范围内夫妻身份关系会被公众熟知, 所以无需再进行公示。第三, 《物权法》第28—30条是例示性规定, 没有穷尽所有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情况。法律虽然未规定夫妻财产制约定是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但夫妻约定财产制可以准用《物权法》第29条关于因继承而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定。因此夫妻约定财产制是非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 即夫妻间房产赠与无需履行登记手续就可产生所有权的转移。
(二) 夫妻间房产赠与对第三人的效力
夫妻一方将其房产赠与对方但未办理过户手续, 此时不动产登记簿显示的权利人是赠与方, 即法律物权人, 而真实的权利人是受赠方, 即事实物权人, 法律应该如何处理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不一致的情况?在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形下, 应以事实物权的保护优先。但如果涉及第三人, 法律应注重交易安全以及善意第三人的保护, 承认物权公示的正确推定效力, 此时, 事实物权将不会受到保护, 受赠方只能向赠与方主张债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 夫妻间房产赠与仅在夫妻内部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受赠方可以要求赠与方协助变更房产登记使其真实的物权得到公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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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延满.亲属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浅谈我国赠与合同及其任意撤销权 篇7
(一) 赠与合同的定义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按照意思自治理论, 一项合同, 经过要约、承诺, 法律进行效力检验这三个层次而生效后, 双方自愿设立的合同义务因包含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被法律所尊重, 双方均应受到合同效力的约束。赠与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所有权流转方式, 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 是一种无偿的利他行为, 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的典型代表。
(二) 赠与合同的特点
1. 单务合同
赠与人并不因为赠与而享受相应的收益, 受赠人不需要因为接受赠与物而付出相应的对价。故赠与人不享有双务合同当事人可享有的合同抗辩权, 受赠人也不要求具备给付对价的能力, 因此受赠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样可以成为赠与合同的受赠人, 赠与人不能以受赠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为由而主张合同无效。虽然赠与合同的单务性并不排斥受赠人可能负担一些义务, 但是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所附加的义务目的是为了对受赠人加以一定的限制, 使赠与人不会因为受赠而另外受益。因此虽然受赠人所为不是赠与的对价, 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
2. 不要式合同
法律不要求赠与合同的成立不需具备书面或经公证等其他特殊形式, 只要经双方当事人合意, 合同即可成立。
3. 诺成合同
诺成性是指只要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合同即可成立, 不需要赠与物的交付。赠与合同为诺成性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即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 必须意图诚实、行为守信, 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 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 不得滥用权力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赠与合同采纳的诺成性规定, 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更为合理。
4. 无偿合同
赠与具有强烈的社会伦理性和道德性, 有一定的人身性质, 赠与合同缔结和存在的基础, 是双方之间良好朴素的情感关系的延续。因此, 笔者认为, 无偿性是设计赠与合同各项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 是其最典型的特点。即使在附负担的赠与合同中, 其无偿性依然存在。
二、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内涵
综上所述, 通过对赠与合同的概述, 我们知道赠与合同的单务性、无偿性、诺成性。正是由于其独特的性质和特征, 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和受赠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合同成立, 赠与人在无利益回报的情况下为给付, 受赠人在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收获利益。如果该合同一经成立,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撤销, 那么对赠与人未免过于苛刻, 从而也会对赠与行为本身产生不良影响。法律应当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 尽力平衡当事人的利益。这就为赠与合同撤销权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法律基础。
(一)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含义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是指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 由赠与人依其意思任意撤销赠与合同。《合同法》第186条规定了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 即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为了保护受赠人的利益, 第186条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条件进行了限制, 主要是时间限制和范围限制。《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时间加以了限制, 即只能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体而言, 对于动产, 需在交付之前撤销;对于不动产和需要登记的动产, 需在登记之前撤销。第186条第2款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范围进行了限制, 即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对于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来说, 赠与人不仅负有承诺赠与的法律义务, 而且负有赈灾扶贫救困的道德义务。为了维护这类赠与法律关系的稳定, 完成道德义务, 本条款明确规定赠与是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 不适用在交付赠与财产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
(二)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意义
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 笔者认为有平衡利益的功能。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 这并不意味着什么, 在赠与人交付赠与物之前, 赠与人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具有平衡当事人利益的功能。任意撤销权的例外是履行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这两类合同赠与人不能行使撤销权, 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具有平衡当事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功能。
三、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各国规定简述
目前规定有任意撤销权的国家或地区有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日本民法典》第549条规定:“赠与, 因当事人一方表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的意思表示, 相对方接受, 而发生效力。”第550条规定:“非依书面的赠与, 各当事人可以撤回。但已履行完毕的部分, 不在此限。”可见, 只要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 不需要交付或完成其他给付, 也不需要公证等特定形式, 赠与合同就发生效力, 是典型的诺成合同。同时, 除以书面形式达成的赠与不能撤销外, 赠与双方均可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 从而在立法上首次确认了任意撤销权。
四、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评价
(一) 与合同法总则中的撤销权规定不同
合同效力状态具有多样性, 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中存在撤销其人的撤销权, 主要存在于合同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 这种撤销权体现了合同的特殊效力状态, 即合同法总则中规定的撤销权。赠与合同是诺成性合同, 那么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则合同成立, 如果不存在无效、效力瑕疵情形或附条件、附期限情形, 则合同在成立之时也就立即产生效力。而其中效力瑕疵包括了可撤销的情形。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 如果法律行为的作出是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即受到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或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事由, 则行为虽己成立但不能生效, 而是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当事人一方享有“撤销权”, 因此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只要合法成立便应当有效, 如果不存在前述可撤销事由, 当事人不可能有所谓的“撤销权”。
(二) 任意撤销权与信赖利益保护的矛盾
合同法既然规定了赠与人有任意的撤销权, 那么赠与人在将赠与财产交付给受赠人之前, 受赠人是无权强制赠与人交付财产的。然而, 《合同法》却在第189条规定了“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若此条内容针对的是所有的赠与合同而言, 那么, 此条款所反映的内容就与合同法条的规定相矛盾。由于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所以在赠与人将赠与财产交付给受赠人之前, 受赠人既没有取得赠与物的所有权, 也无要求赠与人交付赠与物的债权, 那么, 因为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受赠人有什么权利要求赔偿呢?妄图在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立法模式下保护受赠人的信赖利益, 达到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利益的平衡注定是要失败的。
(三) 任意撤销权与赠与人履行不能责任制度契合的矛盾
在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立法模式下, 为适当保护受赠人, 我国《合同法》第189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 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条文规定的是赠与人履行不能的合同责任。笔者认为这与《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任意撤销权存在矛盾。如果赠与人撤销赠与, 使赠与合同失效, 那赠与人可以说是毫无利益损失的。而受赠人因赠与被撤销而无利益可得, 相反, 为了接受赠与所发生的行为及损失, 为自己增加了负担, 而这种负担对其来说原本是毫无必要去承担的。这种结果对受赠人来说, 显然是不公平的。
五、进一步完善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立法构想
鉴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 为保护赠与人的利益, 法律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但任意撤销权的立法弊端甚多, 不仅违背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而且造成了赠与合同内在体系的矛盾。通过解读, 笔者认识到, 立法不仅应当考虑价值取向问题, 更应该关注该制度在其体系内的协调关系以及与既有制度的契合关系。为更好地保护赠与人, 在赠与的立法规定上, 主要有两张规范思路。一是事后补救型, 即放宽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 承认赠与合同成立即生效, 并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来补救;二是事前规范型, 即严格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 必须履行特定的形式, 赠与合同才能生效。经过分析, 笔者认识到, 我国任意撤销权立法模式下所导致的赠与合同体系的紊乱以及与其他既有制度的矛盾冲突, 根源在于对赠与合同成立即生效的效力认定上, 正是由于赠与合同成立即生效, 才引发了任意撤销权立法所导致的种种弊端。表面上看是任意撤销权的问题, 实质上却是对赠与合同生效要件的反思。因此, 要解决任意撤销权的弊病, 就要在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上下功夫。而要打破一种既有的立法模式, 成本太大且不大可能变为现实。如果能通过法律解释, 重新认定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 使立法趋于完善, 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在此, 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建议结合《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 重新认定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具有特殊目的的 (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 自合同成立时起生效;其他性质的赠与合同, 须经公证形式才生效;即时交付的, 因履行而生效;仅有一般合意的, 赠与合同仅仅成立并未生效, 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 此时赠与合同的效力非常的薄弱。这样, 不但体现了保护赠与人的价值取向, 也解决了理论困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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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赠与 篇8
关键词：公证,赠与合同,撤销权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相应地, 社会生活中的赠与行为也明显增多, 赠与物也从价值不大的普通物品逐步过渡到以房产、汽车、公司股权等价值较大的物品、权利为主, 赠与在物品流转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赠与合同在非对价领域己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合同形式, 与买卖合同一起在各自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无偿性特征, 合同法在肯定赠与合同是诺成性合同的基础上, 在赠与合同有效成立并生效的情况下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 但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我国现行合同法也规定凡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赠与人不得单方行使任意撤销权否定其合同效力, 只有在法定情形下方可行使法定撤销权。法定撤销权是对任意撤销权的有益补充, 有利于防止在公证过赠与合同后, 由于受赠人的原因使赠与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时, 在缺少任意撤销权支持的情况下, 赠与人的权利得不到救济。本文中笔者将结合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之法定撤销权的规定在公证工作中的一点体会, 就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现行规定、存在的问题及修改意见进行阐述。
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之现行规定
(一) 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的行使限制
由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往往缺少特定的受赠人, 故实践中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受客观条件 (无法向特定主体主张权利) 的制约往往缺少实际意义。所以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实践中更多地适用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即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
(二) 何种情况下可以撤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我国《合同法》第192、193条规定, 不论赠与合同是否已经生效, 也不论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动产为交付, 不动产为已办完转移登记, 亦或债权转让已通知债务人) 均得在以下情况下单方可随时行使其撤销赠与之权利。赠与人撤销的法定事由[1]: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三) 法律如此规定的原因
实践中赠与人往往基于友情、亲情、道德等法定义务之外的情感方面的因素而做出赠与, 其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 而非物质利益。这一过程使赠与人获得心理慰藉的同时, 作为生活中需要支付对价的物权转移方式的例外 (相对于买卖、易货等交易常态) , 更是对人类真、善、美的高尚道德情感的体现。在发生以上情况时, 由于受赠人的非道义行为, 合同双方原先建立起的感情基础被破坏, 如果不赋予赠与人撤销合同的权利, 在遭受伤害的同时, 更无恰当的方式对赠与人予以弥补。如果仍然不许撤销, 便与普通民众的情感及法律所要保护的普世价值观相违背, 不利于使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道德氛围、不利于“正能量”的伸张。纵观其他国家立法状况均有类似规定, 如德国《民法典》第530条第一款规定, 受赠人对赠与人或者其近亲属有重大侵害行为或者重大忘恩负义行为时, 赠与人可以撤销其赠与。
二、现行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 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有意见认为从此规定看首先是受赠人实施了侵害行为, 其次是该行为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 再次是对象限定为赠与人或其近亲属[2]。实践中考虑到实际情况, 本情形存在以下问题。
1. 实践中司法部门对何为“严重”难以界定。
“严重侵害”是对侵害程度的要求, 即必须达到侵害行为严重的程度, 但何为“严重”立法部门应当予以明确。笔者在此举一例:甲将其房产公证赠与给乙后, 乙因其他事由与甲发生争执并致甲轻微伤。事后, 公安机关对乙予以行政处罚且由乙给予甲一定的经济赔偿。乙的侵权行为仍在民事争议的范畴, 并未受到刑事制裁。但此时甲获知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后, 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赠与。法院审理中,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便集中在乙的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严重侵害”。甲认为乙的行为违法并对自己造成了伤害, 应该符合“严重”的要求。而乙认为所谓“严重”应当不仅违法而且应构成犯罪, 只有这样的行为才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即某一方面的社会秩序构成严重侵害, 才符合立法的初衷。否则, 普通的侵权行为如果都构成“严重侵害”, 导致赠与人可以随意主张法定撤销权, 岂不是太不严肃, 况且乙已经赔偿了甲并向甲赔礼道歉。在此种情况下, 乙认为如果人民法院支持甲的诉讼请求对自己很不公平。由于甲乙的主张都有一定道理, 主审法官陷入两难。此时, 案件的审判结果只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了。所以相同的案情, 不同的结果也就在所难免。这样就不可避免使法律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降低了法律执行的社会效果。
2. 近亲属的范围不明确。
这一点在我国《合同法》中未予以明确。我国法律关于近亲属的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中, 但在民事法律领域一般认为至少应当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二) 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此处的扶养义务是指法定的扶养义务而非约定的扶养义务。在民事法律领域与“扶养”相近的法律概念还有“抚养”、“赡养”。一般来讲, 扶养是指平等的同辈之间在一方生病或缺乏经济来源导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 另一方对该方所负的义务。而抚养是保护并教养[3], 指长辈对晚辈, 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之间发生的照顾义务。赡养是供给生活所需, 特指子女对父母在物质上和生活上进行帮助[4]。
从此规定的情形分析, 按照体系解释赠与可以发生在平辈之间。比如在有夫妻财产约定的夫妻之间, 如果夫妻约定A-A财产制, 那么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例外, 丈夫可以送某样东西给妻子。假设之后丈夫生病住院, 花光了个人积蓄, 基于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 妻子如果不履行, 丈夫撤销其先前的赠与完全可行。这种情形与本项规定的字面理解一致。
但是如果赠与发生在不同辈分的人之间, 情形就不同了。先看赡养的情形, 即将本项理解为“对赠与人有赡养义务而不履行”。举例说明:年迈的父母辛劳一生, 老两口单位分别分到一套住房, 但眼见子女生活困难, 至今没有自己的住房。老人便将自己的房产赠与一套给该子女。此种情形下, 子女对父母即有法定的赡养义务, 如不履行, 父母依此体系解释可撤销上述赠与。再看抚养的情形, 抚养针对的对象是未成年子女,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以年龄划分) , 其作为赠与人出现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我国《民法通则》第18条、《合同法》第47条规定监护人除非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在未成年人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 其本人缺乏对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他人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充分理解的能力。由于赠与财产给第三人非合同法上纯获利益的合同, 如果赠与物价值较高亦不符合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的情形, 此种情况下实践中监护人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将被监护人的财产赠与第三人难以获得法院的支持。故未成年人不具备成为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相应的行为能力, 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情形甚难实现。
(三) 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此即附义务或称附负担的赠与。双方达成赠与合同的同时形成合意, 受赠人接受赠与但其必须同时履行一定的义务以满足赠与人的某种需求。该情形要求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合同中有约定的义务, 其次受赠人不履行。依据民事领域意思自治的原则, 双方自愿达成的合意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故受赠人接受赠与后应当依约履行合同所附的义务。但依赠与合同的性质, 该约定的义务并非合同中赠与人义务的对价, 故改变不了赠与合同单务、无偿的法律特征。通常认为, 不履行包括了不完全履行等受赠人部分履行的情况, 考虑到受赠人可能部分履行义务的情况, 从平衡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角度公平考虑, 我国合同法应对此种情况下赠与人的撤销权适当限制, 即在受赠人已履行义务的限度内, 赠与人可以在未履行部分相对应的范围内行使撤销权。
三、对现行规定的修改建议
(一) 明确严重程度
我国可以参考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规定, 再次修订合同法时将何种情况属于“严重侵害”予以明确, 使其可操作性大大增强, 从而使法律执行的社会效果大幅提升, 起到定纷止争的强大作用, 有利于司法部门判案结果的统一。众所周知, 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对犯罪危害性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他们都认为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均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构成严重侵害的行为, 这种行为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针对自然人而言, 不论是侵财型犯罪还是侵犯人身权益类的犯罪, 其后果给受害人不是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就是造成人身伤害, 而后者有时可能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结合我们的国情, 该标准不利于平衡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 还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 更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如何使我国的“严重侵害”变得更具可操作性, 便于实施, 笔者考虑是否可以参照我国刑法上关于量刑情节的规定, 将程度标准尽量量化, 比如:造成身体伤害的达到轻伤, 给赠与人造成财产损失的达到2000元以上等等。当然, 这里笔者只是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 如何具体细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 那就是不以构成犯罪为必要。
(二) 扩大近亲属的范围
笔者认为参考我国《婚姻法》关于近亲的规定, 将本人及配偶的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均包括在内比较符合我国的传统风俗。这样既照顾到了我国比较看重血缘关系的传统, 符合大多数普通人的观念, 又可以避免争议, 提高司法审判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
(三) 对“扶养”一词的内涵作扩大解释
笔者认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情形中, “扶养”不但包括其字面意思本身而且包括“赡养”, 但并不包括“抚养”。笔者建议在有关法律文件中对上述问题予以明确。
(四) 明确不履行的情况
合同法上的不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债务或者履行合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5]。根据立法原意此处的不履行是指主观上故意不履行, 同时客观上具有履行扶养义务的能力。并非指主观上愿意履行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的履行不能。如果受赠人主观上不愿意履行义务, 则不论是拒绝履行还是不适当履行, 从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考虑, 无保护受赠人的必要, 当然应赋予赠与人法定撤销权。故此, 在此应当主要考察履行不能的情况。笔者认为, 基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无偿特性, 法律应对赠与人以特别优待, 尽量保护赠与人的积极性, 创造良好地社会氛围, 弘扬乐于奉献的无私精神。故此, 只要发生不履行的情况则不问主观方面如何, 法律均应给予赠与人单方撤销合同的权利。
总之, 在法定撤销权较多地适用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情况下, 笔者认为立法者及司法部门在修订合同法以及审判实践中还需综合考虑相关问题, 维护赠与人利益的同时尽量保护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严肃性、稳定性, 以期体现公证这一制度设计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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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辉.赠与合同撤销权制度研究[EB/OL].第28页, 网址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696536.aspx 2010年6月.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商务印书馆, 1983年1月第2版341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商务印书馆, 1983年1月第2版1000页.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遗产赠与税 篇9
一、我国长期未开征遗产税的原因分析
遗产税是以财产所有者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为征税对象, 向遗产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所收取的一种税。从各个开征遗产税国家的经验来看, 遗产税和赠与税作为财产课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当今西方国家削弱财富过度集中、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一项重要举措。
我国在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时期曾征收过遗产税。1994年税制改革时, 把开征遗产税列入税制改革方案, 并拟定了条例草案, 但至今我国仍然没能开征遗产税。究其原因主要有: (1) 征收遗产税的税源不足。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 个人拥有的金融资产非常有限, 甚至住房等都纳入了公有制的范围。此外, 基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环境, 在华的外商投资和中外人员交往都十分有限, 外国公民继承被继承人在中国境内的遗产和中国公民继承被继承人在中国境外的遗产的情况都非常少, 因此造成遗产税征收税源的严重不足。 (2) 征收遗产税的法制不够健全。我国的《宪法》《民法》《刑法》等有关法律, 虽然对个人和家庭的财产有一些保护性条款, 但对于个人和家庭之间的财产转让、继承、受让、捐赠等行为没有作明确的法律规定, 不利于遗产税的开征。 (3) 人们的税收观念落后。受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 家族观念根深蒂固, 子承父业、继承家产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与此相适应, 中国人推崇“勤俭持家以遗子孙”, 父母含辛茹苦而为子女留下丰厚的家产, 他们情愿自己吃苦奋斗让子女过上优越的生活;而子孙也负有勤俭守业的义务, 以维持祖祖辈辈的道德和声望。导致人们对财产的认识还比较传统, 再加上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不强, 增加了征收遗产税的无形成本。
二、现阶段我国开设遗产赠与税的现实意义
遗产赠与税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补充, 征收的对象一般是高收入者, 能有效地抑制社会成员间拥有财富多少的悬殊现象, 防止财富过分集中, 缩小贫富悬殊, 弥补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调节的不足, 缓解个人收入拉大带来的矛盾。针对中国现时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经济状况, 开征遗产赠与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我国遗产赠与税的开征提供了充足的税源保证。改革开放20余年来, 我国的综合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 经济高速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随着经济的腾飞而突飞猛进, 社会财富迅速增加。据分析, 在全国高收入家庭, 资产总量在100万以上的家庭, 全国大概有1000万以上, 已经初步具备了开征遗产税以及赠与税的基本税源。而且,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 个人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遗产税及赠与税的税源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开征遗产赠与税有利于完善我国税制结构。通观世界多国税制结构, 遗产税赠与税是税制结构中重要的税种。就遗产税本身的特点而言, 这种税可以说是所得税的补充或者延伸——对以往征税不足的弥补, 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所得税——对遗产所得的征税, 是财产征税制度的完善。
开征遗产税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的收入和财产状况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由于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已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 调节收入差距也已成为目前中国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 由于遗产的继承造成机会上的不平等, 使富人越来越富, 穷人越来越穷, 危害社会的稳定。而开征遗产税, 将一部分富人的遗产转为国家所有, 有利于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 缓解贫富悬殊的矛盾, 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
国际上有许多国家开征遗产税的可借鉴的成功经验。遗产税只对极少数富有者征收, 涉及的纳税人数量并不多。从国外情况看, 富人更是赞成征收遗产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公民的很多传统观念都会面临挑战, “以依赖先辈为荣”的思想会逐步被“崇尚自主努力”的观念所代替, 这些价值观的变化会有助于遗产税的征收。
三、构建我国遗产赠与税的总体设想
1.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税制模式。
遗产税征税模式的选择过程实际上是财政收入、公平原则和征收成本的权衡过程。目前世界上遗产税制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和遗产税制[4], 笔者认为我们国家应实行遗产税与赠与税合二为一的总遗产税制模式。首先, 目前中国个人财产主要以银行储蓄存款、股票、债券等形式存在, 隐蔽性较强。而我国现在还没有建立健全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财产登记制度, 也无比较完善的有关赠与的法规, 税务机关在征收遗产税时很难掌握到赠与税税源。同时为了防止财产所有人为逃避遗产税而在生前以赠与的形式留给他人, 选择总遗产税制, 有利于控管税源, 也可避免因财产分配问题而发生的拖延缴税。其次, 总遗产税制可以节约征税成本。中国的税制结构仍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 其他税种辅助的税收体系, 因而决定了遗产税税收收入来源的有限性。采用总遗产税制可进一步节约征税成本, 体现税收的效率性。
2. 纳税人和征税范围。
(1) 纳税人。中国遗产赠与税的纳税人应遵循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的原则, 包括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常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属于居民纳税人, 负无限纳税义务。其死亡时遗有财产者, 就其在境内、外的全部遗产征税;凡是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常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以及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属于非居民纳税人, 负有限纳税义务, 其死亡时遗有财产者, 就其境内遗产征税。 (2) 征税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 中国开征遗产赠与税的征税范围应包括继承人和接受赠与人的全部财产, 包括动产、不动产及其他一切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例如房屋、储蓄、金融资产、生活用品;林木、牲畜、家禽;文物、图书资料;著作权、专利权等其他合法财产。
3. 税基与税前扣除。
遗产税的税基为遗产净额, 即遗产总额依法减除各项宽免、扣除后的余额。 (1) 遗产总额的确定。应纳税遗产应体现宽税基的特点, 覆盖范围应包括死者遗留下的动产和不动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但被继承人日常生活用品及死者配偶共同持有财产中所占的份额不应包含在内。 (2) 扣除项目的确定。国际上通行的扣除项目为:被继承人所欠的各种债务、丧葬费、遗产管理费、公益事业的捐赠、配偶之间遗产的必要扣除等。[4]笔者认为, 考虑到我们国家现阶段经济的发展, 中国遗产赠与税扣除项目可适当放宽, 在税制设计时可通过减免税规定来抵消征税对生产的消极影响。如对生产经营性遗产可给予适当减免税;对农村包荒山、荒地等经营权作为遗产, 由后人继续执行合同的, 可给予免税, 以稳定农民负担,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对历史文物、文化艺术品可适当减免税, 以防止国家文化财富的流失。
4. 税率的设计。
我国开征遗产赠与税主要是在完善现行税制结构的基础上, 调节社会财富分配, 消除居民收入差距。所以结合我国现状, 笔者认为起征点应定的高一点 (100万) , 税率水平应参照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和世界上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遗产税税负水平以及发展变化趋势拟定, 实行五级超额累进课征:第一级:应税遗产总额100万～125万元的部分, 实行10%的税率, 实际税收负担率为10%;第二级:应税遗产总额125万～150万元的部分, 实行20%的税率, 实际税收负担率为10%～11.67%;第三级:应税遗产总额150万～200万元的部分, 实行30%的税率, 实际税收负担率为11.67%～16.25%;第四级:应税遗产总额200万～300万元的部分, 实行40%的税率, 税收负担率为16.25%～24.17%, 第五级:应税遗产总额超过300万元的部分, 实行50%的税率, 税收负担率为24.17%以上。实际的税负随着继承或受赠财产的增加而递增, 这也符合征税的基本原则, 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的目的。
5. 配套条件的建立与完善。
笔者以为开征遗产税, 并附以必要的配套措施, 在消除贫富差距的同时, 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1) 实行财产实名制度。通过财产实名制度, 能够准确把握个人财产的真实情况, 避免财产变相转移, 从而杜绝偷逃税行为。 (2) 提高财产评估机构评估水平。财产评估是开征遗产税的一个重要环节。若财产评估不准确, 会造成因多评遗产额而使纳税人多缴遗产税, 则会有失公平, 或者为减少征税而进行合法避税。 (3) 建立完善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 实行个人自行申报制。只有对个人存量财产实行登记制度, 税务机关才能了解纳税人各项财产分布情况, 否则将很难准确地计算应纳税额。 (4) 优化纳税环境。除了建立科学严密的遗产赠与税制, 完善对个人纳税的征管规定以外, 税务部门要依法治税, 严厉打击偷逃税行为。
摘要：长期以来受多种原因的影响, 中国尚未开征遗产税。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 征收遗产税的成本较大, 而且收上来的税额也不会很多, 但征收遗产税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纯财政的意义。本文从开征遗产赠与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的重要意义出发, 提出征收遗产赠与税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遗产赠与税,和谐社会,立法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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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晓蕙, 张京萍.我国应及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J].税务研究, 2005, 5:9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