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的古代故事

大禹治水的古代故事（共6篇）

大禹治水的古代故事 篇1

<中华五千年>这本书里收藏了很多经典故事，我最喜欢的就是大禹治水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讲的是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禹的父亲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禹改变了父亲的做法，他带领大家凿开了龙门，把洪水引到了大海，和老百姓一起劳动，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治水成功了。

这个故事对我的感受很大。禹的父亲用堵的方法没有成功，然而禹动了动脑子，经过反复思考，获得了治水的方法，最后获得了成功。我一定要学习禹勤动脑的精神，所以现在每当我

在学习中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一定会认真思考。

经典故事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让经典故事伴随着你我一起成长吧!

大禹治水的古代故事 篇2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木兰故事首次出现并定型

在现存作品中, 木兰故事首见于北魏《木兰诗》。关于《木兰诗》的成书时代自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以来便众说纷纭。陈释智匠《古今乐录》已著录此诗, 故其产生时代不会晚于陈代。此诗最初当为北朝民间传唱之诗, 至于唐代典章制度的加入, 则可能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 经过隋唐文人加工润色的结果。刘大杰先生认为“民间叙事诗, 大都是一种集体创作, 由口传而写定, 经过长期的演变, 渐渐成为定型。”[1]337

《木兰诗》描述了一位代父从军十余载, 功成归家、不受封赏的女英雄形象。较早收录《木兰诗》的有初唐吴兢《古乐府》 (此书虽失传, 但南宋曾慥《类说》佚文《木兰促织》) , 《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古文苑》、《竹庄诗话》等。各版本文字虽略有差别, 但主体情节及人物形象描写基本相同。木兰事迹共由四部分组成:木兰家中织布, 因军书招父, 发出叹息之声;考虑到父亲年迈, 无长兄支撑门庭, 毅然决定代父从军;战事结束, 木兰凯旋而归, 朝堂之上拒绝封赏, 辞官归乡;重返家园后, 父母姊弟欢迎之情, 恢复红妆, 同行伙伴的讶异、愕然。主要涉及四种空间的转换, 织房等意象代表少女日常生活状态, 东西南北市象征少女走出闺阁, 由普通女子向沙场英雄的转变, 黄河、黑山头、燕山等说明木兰已完全告别女性生活空间, 朝堂则是木兰放弃高官厚禄, 重新回归闺阁的场地。木兰是一个虽有所超越但又异常恪守社会性别角色的形象。伙伴的惊忙, 恰恰说明其男性角色扮演之成功。云鬓、花黄则预示着木兰恢复女性身份后, 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再度认可, 不难想象, 她以后又会重新回归“唧唧复唧唧”的生活。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发现早期木兰文本中, 刻画了一个为家庭利益 (不一定是国家利益, 木兰从军主要是出于对父亲兄弟的“孝悌”) , 在两种性别角色间成功转换的女英雄形象。《木兰诗》提供了三个主要情节模块:代父从军———沙场征战———功成身退。这为以后的木兰故事奠定了基调, 是保持木兰故事稳定性的重要情节单元。

二、隋唐时期———具有忠孝色彩的木兰故事

唐代较早以木兰故事为题咏对象的是韦元甫的《木兰歌》。《乐府诗集》著录, 诗云:“木兰抱杼嗟, 借问复为谁。欲闻所戚戚, 感激强其颜。老父隶兵籍, 气力日衰耗。岂足万里行, 有子复尚少。胡沙没马足, 朔风裂人肤。老父旧羸病, 何以强自扶。木兰代父去, 秣马备戎行。易却纨绮裳, 洗却铅粉妆。驰马赴军幕, 慷慨携干将。朝屯雪山下, 暮宿青海傍。夜袭燕支虏, 更携于阗羌。将军得胜归, 士卒还故乡。父母见木兰, 喜极成悲伤。木兰能承父母颜, 却卸巾鞲理丝簧。昔为烈士雄, 今为娇子容。亲戚持酒贺父母, 始知生女与男同。门前旧军都, 十年共崎岖。本结弟兄交, 死战誓不渝。今者见木兰, 言声虽是颜貌殊。惊愕不敢前, 叹息徒嘻吁。世有臣子心, 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 千古之名焉可灭。”[2]394

文人创作自与民间文学风味不同, 此诗与北魏《木兰诗》风格迥异。细节描写之变化也让我们看到历史语境改变的蛛丝马迹。此诗继承了《木兰诗》代父从军、沙场征战、凯旋归乡的主要情节单元, 主要差异如下: (1) 作者强化了从军的艰苦, “胡沙没马足, 朔风裂人肤”, 不厌其烦地交代父亲的身体状况, 以见木兰代父之必要性, 艰辛环境则赋予其选择以高尚的道德意义, 将木兰的“孝”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2) 明确指出木兰从军是与少数民族作战。 (3) 删去朝堂上与天子的对白, 取消功成拒赏的情节。 (4) 对木兰还家场面的详细描述, 特别写到亲戚、战友的反应。《木兰歌》的主旨是“忠孝两不渝”, 这些情节的变化显然都是为表现这一主旨服务的。

《说文解字》曰:“孝, 善事父母者。”《孝经》:“夫孝, 德之本也”。在以家国同构、宗法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传统观念中, 忠与孝本来就是相通的, 忠孝双全是封建社会对人格的理想构建。韦元甫“忠孝两不渝, 千古之名焉可灭”, 将木兰的孝行提升到对国家忠诚的高度, 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形象内涵。为了更好地塑造“忠孝两全”的木兰形象, 《木兰歌》在前代《木兰诗》的基础上, 更加具体地描写了木兰的家庭情况、老父的健康状况、从军的艰苦生活, 刻画了一个面对父亲危难, 宁愿以身代之的孝女形象。删去朝堂对白, 不再出现天子形象, 也是为了照顾木兰的忠。因为女扮男装, 不管出自何种原因, 面圣时都难免有“欺君”之嫌, 伤害了木兰的“忠”;天子降罪于有功之臣, 则有伤天子之英明。扮男装从军是对父母尽孝, 却是对君主不忠, 这实际反映了忠孝难两全的悖论。取消朝堂见天子情节, 虽然淡化了木兰功成不受赏淡然谦逊的风采, 却掩盖了忠孝矛盾, 有助于木兰形象塑造的完整性和诗歌主题的表达。

唐代歌咏木兰故事的还有杜牧《题木兰庙》等。《题木兰庙》细腻地展现木兰的内心世界, 借“拂云堆上祝明妃”这一行为淡化了其代父从军的背景, 强化抗击外侮的责任感, 更加突出保家卫国的主题。晚唐时期, 国力衰弱, 回鹘、吐蕃与边地间冲突不断。杜牧借木兰这一形象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及抵抗外侮的心愿。

三、宋元时期——具有贞烈色彩的木兰故事

宋代印刷术发达, 有学者认为:“书籍刊行大备, 要自宋开始, 校雠镌镂, 讲求日精。”[3]《木兰诗》大量进入类书、文人总集之中, 如《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绀珠集》、《古文苑》等。受宋元文人情调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木兰故事与前代相比, 情节发生重大变化, 结局由功成身退改为被逼自杀, 从喜剧变为悲剧, 表现出浓重的贞烈色彩。

《竹庄诗话》转引《乐府题解》评论说:“木兰, 孝义女也, 勇不足以言之耳。”在宋代文人眼中, 勇不再是木兰身上最具魅力的特征, 更多视之为孝义道德的化身。在元代侯有造《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一文中, 这种道德宣扬得到进一步强化。此文乃为木兰祠堂而作, 交待了木兰的出身、家世, 以及代父从军之义举, 与前代木兰故事相比, 这篇散文中增添了一个情节, 即木兰恢复女子身份后, 皇帝欲纳之入宫, 木兰以死反抗, 故得“孝烈将军”之谥。元代《烈女篇》也说:“天子嘉其功, 除尚书不受, 恳奏省亲, 乃命军士卫至其家, 释戎服而服巾帼, 同来者皆大惊骇, 军士还奏, 帝召赴阙, 欲纳之宫。对曰:‘臣无媲君之礼’, 以死拒之。帝惊悯, 赠将军‘孝烈’。”这些情节是前代木兰故事不具备的, 是木兰故事演变中的一次大变迁, 清代小说《忠孝勇烈奇女传》、《隋唐演义》等即继承了这一悲剧情节。

造成木兰故事惨烈结局的原因有二:一是元代特殊的社会状况。中国历史上不乏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例子, 但真正实现入主中原, 并统一全国的, 元代是第一个。这对汉人自尊心、自信心都是莫大打击。元统治者采取民族歧视政策, 并于至顺六年废止科举, 杜绝了读书人仕进的主要渠道。文人将对故国的怀念, 对新朝的不满寄托于木兰形象中, 并进而塑造了昏庸的天子形象。第二, 程朱理学的影响。传统儒家非常重视个体对人伦关系的处理。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要求君臣、父子双方各尽本分。程朱理学则更强调臣、子单方面的责任与义务。同样地, 对女性, 程朱理学更强调的是“贞”。程朱之学兴起于宋代, 元代又是“理学初渐并从士大夫阶层向民间普及的关键时代”[4]175, 这对宋元时期木兰之贞烈色彩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明清时期———木兰故事发展的高潮

明清时期, 关于木兰故事的文本主要有明代徐渭的戏曲《雌木兰》, 清代佚名小说《忠孝勇烈奇女传》 (又名《忠孝勇烈木兰传》等) , 张绍贤的《北魏奇史闺孝烈传》, 近代天虚我生的《花木兰》传奇等。《隋唐演义》第56至60回也涉及木兰故事。另外, 还有影射木兰故事的传奇《合欢殿》等。比起前代作品, 明清时期木兰故事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木兰形象的变迁与爱情描写的增加。

首先, 木兰审美形象的变化。前代故事中, 作者多关注木兰的道德品行, 如强调她的勇、忠、孝等, 一般对其外貌不大关注。想来, 能够扮男装于军营十余载, 而不被人发觉, 木兰应该是一飒爽英姿, 颇具须眉气质的女子。白居易的《戏题木兰花》“怪得独饶脂粉态, 木兰曾作女郎来”却将其塑造为一个美丽娇媚的少女, 开后代将木兰描写为美女之先河。明清文人以当时的审美观念重塑木兰形象, 增加了木兰缠足这一情节。“要演武艺, 先要放掉了这双脚, 换上那双鞋儿, 才中用哩。” (《雌木兰》) 《木兰诗》产生的时代, 缠足之风尚未兴起。但徐渭从明代女子普遍缠足的现实出发, 赋予木兰一双小脚。从情理考虑, 木兰缠足不利于行, 如何驰骋战场十三年, 且不被同伴发觉, 故《雌木兰》又有安排放脚一段情节。“生脱下半折凌波袜一弯, 好些难。几年价才收拾得凤头尖, 急忙得改抹做航儿泛。怎生就凑得满帮儿楦。回来俺还要嫁人, 却怎生?这也不愁他, 俺家有个漱金莲方子, 只用一味硝, 煮汤一洗, 比偌咱还小些哩。 (唱) 把生硝提得似雪花白, 可不霎时间漱瘪了金莲瓣。”缠足风俗在南宋时期得到较大发展, 至元代, 《辍耕录》记载当时已有以不缠足为耻的观念。至明清, 缠足习俗发展到鼎盛时期。药方也并非是徐渭的虚构, 明清两代确实流行多种以硝为主的缠足药方, 能够使坚硬的脚骨软化。可见, 木兰形象的变迁是有其时代风俗依据的。

其次, 明清时期的木兰故事具有爱情伦理色彩。很多文本都不约而同地为她安排了未婚夫。对木兰爱情的详细描写, 是明清木兰故事对前代的超越, 使得这一形象更加饱满。《北魏奇史闺孝烈传》中的王青云、《雌木兰》中的王郎等角色的设置, 使得木兰的坚贞更有依据和必要, 也为明清木兰故事多以大团圆作结提供了铺垫, 使故事情节进一步完满、合理。这也是受明清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传统影响的结果。王国维先生认为, 我国文学作品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 着意于团圆之趣。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写道:“吾国人之精神, 世间的也, 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 无往而不著此乐天色彩, 始于悲者终于欢, 始于离者终于合, 始于困者终于亨。”除个别文本外, 明清时期的木兰故事大多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尾, 这寄托了人们对这位奇女子的仰慕与美好祝愿, 也符合中华民族惩恶扬善的道德标准。

总之, 纵览木兰故事的演变, 我们可以看到历代不同的社会风俗、文化背景、文学传统在其演变中的烙印。

摘要：木兰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 自北魏《木兰诗》产生后, 历代都有关于木兰的文本流传。在流传演变过程中, 各时期的木兰故事都带有情节的延续性与独创性, 表现出较强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叙事文学,木兰故事,演变

参考文献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2]郭茂倩.乐府诗集[M].中华书局, 1979.

[3]于敏中, 等.天禄琳琅书目卷4[M].中华书局, 1995.

大禹治水的古代故事 篇3

摘要：中国古代治水的历史悠久，成就斐然。其原因在于古代治水中常常以传统哲学为指导思想，不仅重视水利工程位置的选择，而且在统筹规划中突出重点，辩证考虑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并善加转化，同时又能根据当地环境合理利用各种资源等，充分体现了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辩证统一、因地制宜等核心理念。这些治水活动的成功有效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并实证地验证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科学性，对我们今天的治水活动依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治水；传统哲学；应用

中图分类号：B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1—0132—06

近年来，以拦河大坝为代表的现代西式水利多受诟病。虽然事先大多经过了大量评估和科学论证，但这些被认为设计精妙、论证翔实的工程，自施工到建成后对当地社会民生和生态环境等造成了大量不可逆转的影响。在有限的经济效益背后是诸多不可恢复的生态灾难、文物毁损及移民问题。众所周知，中华农业文明历万余年而不衰，探其缘由，是因为中国古代水利的兴盛，先进的治水理念和多元的水利设施保证了我国古代农业的持续进步，为文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为了应对特殊的地理和不利的气候环境，中国先民很早就开始了治水实践，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的大禹时期，此后不断与时俱进，代有发展。中国古人在治水过程中往往能高屋建瓴，结合传统哲学的智慧，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环境，既因势利导，又因地制宜、因水、因田需要，建设和维护水利，辩证地创造了多种类型的水利工程，许多工程历经数千年风雨仍青春永驻，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极大地改善了民生，而且实证地论证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科学性。本文拟从传统哲学视野入手，分析我国古代治水方面的有益探索，以期古为今用，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治水之路。

一、天人合一，因势利导

“天人合一”是指以天、地、人的统一为基本点，主张自然与人为的相通、相类和统一。我国“天人合一”思想由来已久，至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剔除神学意味的、成形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天人合一”观。诸子百家几乎都有自己的“天人合一”说，其中重要的是儒家的有道德意义的“天人合一”说和道家的无道德意义的“天人合一”说，并以后者最为著名。老子指出，“天”与“人”皆同源于“道”，因而是统一的。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然人和天都产生于自然生成这个同一过程，因此，人的一切行为活动包括治水也应该将遵循自然规律，并以之其作为行为准则。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在治水中最早贯彻“天人合一”理念的是大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尤”。尧命大禹的父亲鲧去治水，鲧采用以堵塞为主的方法治水，结果“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史载“鲧之治水无状”，所谓“无状”即指方法不当。其后大禹被推举继续鲧的治水事业。禹采用新的治水理念，依据水性就下的自然规律，实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的方法，“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即因势利导，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川流积水，使散漫的流水汇集到江河，再东流人海。大禹采用此法果然肃清了洪水，万物生长繁育，人民安居乐业，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天地大道。

禹之后，我同古代劳动人民继续据此思想治水，兴建了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有岷江流域的都江堰、黄河河套段宁夏和内蒙的引黄灌区、海河流域的引漳十二渠等。这些工程最大的特色和共同点就在于“无坝引水”。所谓“无坝引水”是指充分利用河流的自然环境，综合考虑水文、河道地形和区域地理条件，直接在河道上引水的水利工程形式。它具有保持原有生态环境，就地取用建材等特点，使河流的环境功能、水运功能以及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天然生态循环机制均得以完善的保持。无坝引水水利工程从渠首起，直至千支万流的渠水末梢，不见一坝一闸，完全利用天然地势，所有水量自然到位，没有任何外力强制，可谓是“水到渠成”。

以都江堰为例。该堰地处我国著名的川西多雨区，有“西蜀漏天”之称，所以流经此地的岷江水量非常丰富，年均径流量为868亿立方米，居长江各大支流之首。又由于这里的降雨比较集中，全年近50%的雨量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因而这一期间经常发牛洪峰。在都江堰市（原灌县），洪峰有时高达7000立方米/秒，约为中等水量时年秒平均流量的15倍之多。岷江洪峰的流量很大，且当它流到都江堰市时开始进入平原，流速骤然减慢，极易在此泛滥成灾，使成都平原的许多地方沦为泽国。为了使人民免受洪涝之苦，秦国蜀郡郡守李冰父子审时度势，带领民众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从此，洪泽之地变成了沃野千里、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共南三部分组成，三大主体工程之一的鱼嘴分水是顺河床筑起的一道大堤——金刚堤，把岷江一分为二。内江引水灌溉，外江溢洪排沙。鱼嘴巧妙的运用弯道环流进行分水，春季枯水期时为满足春灌需要，鱼嘴可使六成来水进人内江，外江走水仅为四成。夏秋时，鱼嘴则能保证内江受水限于四成，外江泄洪变为六成。在洪水季节，四成水量还是过多，于是就通过宝瓶口将超出灌溉需要的水拒之渠外，从飞沙堰排入外江。这就是著名的“分四六，平潦旱”。

泥沙历来是全世界水利和灌溉的重要影响因素，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则水利工程的正常使用必然受到影响。都江堰先以鱼嘴“正面取水，侧面排沙”，利用江水的自然流势与挟沙水沉在下层的特性，将大约2/3的泥沙排入外江。但是进入内江的各类杂质年平均量仍然超过300万吨，于是有了飞沙堰。当内江达到一定流量时，宝瓶口前便出现螺旋型回流，即“雍水”，水势越大，雍水就越高，回旋的水流乘势将泥沙、砾石等越过飞沙堰甩入外江。

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设计理念和历代的实践检验中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都江堰水利工程集中体现了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思想，完美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它留有人类改造自然的痕迹，是为平水患、灌沃土、养百姓而修建的，但同时它又利用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巧妙地融为一体，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长久留存并较好地发挥功能。联合同世界遗产中心高级官员席班达林在考察都江堰后这样评价：“都江堰是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典范”。“人与自然完美结合”即是“天人合一”的现代表述。

二、系统规划，把握重点

系统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点，在农学、医学中均有大量体现应用。中国先民认为一定范围内的事物是按某种方式相互联系而形成的一个系统，因此在一个整体协同的范围内考虑和规划问题，可以达到整体水平的提高和效能的持续发挥。早在夏代历书《夏小正》中就首先把天文、气象、物候和农事诸知识融为一体，把天象、气候、物候、农事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视人的活动与自然界的运动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形成了最早的天、地、人、物相统一的系统思维理念。中国古代的治水规划中也有大量系统思维的理念。我们的先民在大量直观观察的基础上，注意到了江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因此治水过程中从规划到施工中大多极为重视整体性、综合性的考虑，既系统规划又把握重点，从而实现治水效益的最大化。位于今安徽省寿县的芍陂，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项著名的大型陂塘蓄水工程，人称中华最古老的水库。春秋时期楚庄王十六年至二十二年（公元前598～591年）由楚国令尹孙叔敖负责修建。该地三面环山，大雨时节，洪水汇集，山洪频发。孙叔敖根据当地的地形特点，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他首先组织民众修建将东面的积石山、东南面龙池山和西面六安龙穴山流下来的溪水汇集于低注的芍陂之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水库，这样就有了稳定的水源保证。同时，为了便于实现对陂内水量的控制，他又在芍陂建有五个水门，“水涨则开门以疏之，水消则闭门以蓄之”。这种设计和布局不仅起到调节、滞蓄周边淠河洪水的作用，而且使周边农田旱时有水灌川，涝时又可避免洪涝成灾，还可以调节运输水路，使芍陂达到“灌川万顷”的经济规模，收到防洪、灌溉、运输的综合作用，使芍陂的整体效益达到最大。芍陂所在地遂成为当时楚国重要的军事、经济重地，楚庄王因之称霸天下。

明清时期，在黄淮运问题的处理上也是如此。本时期，黄河和淮河二渎归一，东流人海，而明清两代的运河在徐州段附近由于缺水，不得已借用黄河作为运道部分，所以此段黄、淮、运问题重叠、错综复杂。在处理安流、保运与民生的关系时，本时期的治水者没有就事论事，而是系统规划，力图既兼顾全面，又把握重点。明万历时期潘季驯治水时，首先把黄、淮、运联系在一起综合考虑，他提出“治水之法，当观其全”之说。清代康熙年间的河道总督靳辅也有“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的思想。他们反对以前单纯消极分流，抑淮保运的错误做法，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着重于清口和高家堰的整治，力求以此带动和促进其他矛盾的解决。正如靳辅的高级幕僚陈璜所言：“有全体之势，有一节之势。论全体之势贯彻始终，见责周远近。宁损小以图大，毋拯一方而误全局；寒忍暂而谋之，毋利一时遗虑于他年。”他们对黄、淮、运这个庞大的动态系统的规划、施工都体现了传统哲学系统思维中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把握住“淮清河浊，淮弱河强”的特点，实施“蓄清刷黄、束水攻沙”之法，一方面筑清浦修以东至柳浦湾堤防、归仁堤等不使黄水南侵；另一方面，大筑高家堰，蓄全淮之水于洪泽湖内，抬高水位，使淮水全出清口，以敌黄强。从而实现诸问题的全面解决，达到“使黄淮力全，涓滴悉趋于海，则力强且专，下流之积沙自去，海不浚而辟，河不挑而深，所谓固堤即以导河，导河即以浚海也。”

黄淮运问题在明末潘季驯和清代靳辅时期，紧紧抓住“蓄清刷黄”这个主要矛盾，并以之为抓手进而统筹全局。具体治水活动中大筑高堰为障，以全淮敌黄，出清口，黄淮合流，出云梯关人海。于是“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禾黍颇登，国计无阻，而民生亦有赖矣。”

三、水沙并举，辩证运用

河流中的泥沙问题一直是水利开发中的大忌。我国北方的漳河、黄河等河流由于流经土质细腻疏松的黄土高原，汛期冲刷导致大量水土流失，经常泥沙俱下，泛滥成灾。我国古代先民在治水过程中注重水沙并举，辩证视之，创造性地发明了多种水沙综合利用技术，直至变沙为宝，变害为利，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这其中以“且粪且灌”的淤灌技术和放沙固坝的筑堤技术最为典型。

我国古代北方的大多治水过程中，利用颗粒细、肥分高的河流所含泥沙来淤灌盐碱地，实现水土改良，从而达到农业生产环境的改进是我国传统治水中的一个重要创举。黄河、海河流域的灌溉，自战国以来基本上都是“且溉且粪”，而且形成了不言自明的涵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许多地方一直沿用至今。

早在战国初期，魏国西门豹、史起引漳灌溉就有了淤灌的性质。漳水流经邺境，由于常有水患，土地盐碱化严重，在邺县下游不远有以“斥漳”为名的县，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漳水）又东北过斥漳县南……其国斥卤，故曰斥漳”。魏文侯时任邺令的西门豹，为解除水患，“即发民凿十二渠”，以高沙的漳水淤灌周边土地。后来史起为邺令，对此渠进一步进行了修治，效益更为显著。《汉书·沟洫志》明确指出了漳水十二渠的淤灌性质：“决漳水兮溉邺旁，终古泻卤兮生稻粱”。于是民赖其利，国家富强，魏文侯一度因之小霸。

战国末期的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也不是一般的引水灌溉工程，而是一项具有淤灌压碱性质的综合性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记载：“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顷，收皆亩一钟”。唐颜师古注曰：“注，引也。……填淤谓壅泥也。言引淤浊之水灌碱卤之地，更令肥美，故一亩之收至六斛四斗”。这是因为郑国渠所引为高沙河流泾水之水，这种从黄土高原上带下的富含有机质的泥沙，被郑国渠输送到关中东部低洼沼泽盐碱地区，具有冲刷盐碱、淤高地面、改沼泽盐卤为沃野良田的良好功效。止如当时民歌中所唱的：“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且溉且粪，说的正是淤灌所独有的灌溉肥田与一体的性质。由于郑国渠的修建，淤灌使得当地的水土条件大幅改善，关中的农业效益因之得到显著提高，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此后，淤灌技术在我国北方高沙河流流域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一直到建国后还在大力推广和普及。日前，仅黄河下游就建成各类引黄灌区100多处，灌溉面积达到3000万亩，每年引用黄河水量100多亿立方米，利用黄河水沙淤灌改土300多万卣，发展水稻田120万亩，使大片的盐碱沙荒地变成了良田。

放沙固坝、以沙克水是我国古代先民辩证利用水沙，实现害利转化的又一项独创。明代中后期，黄河河床被泥沙不断淤高，已成悬河，每至汛期，堤防岌岌可危。如何有效地保护大堤，成为摆在每位治水者面前的一个难题。明代万恭在《治水荃蹄》中首先提出了利用汛期大量来沙促淤堤坝以稳定河槽的方法。即在大汛到来之前。先在河滩上修建坚固的矮堤。洪水退后，所携泥沙被矮堤拦蓄落淤，即可加高河堤、稳定河槽。明末潘季驯，更是把堤防工程分为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四种，配合运用，各有功能。其中格堤即为淤留泥沙所设，他说：“防御之法，格堤其妙。格即横也……横流遇格而止，可免泛滥。水退，本格之水仍复归槽，淤留地高，最为便益”。此外，为了避免发生特大洪水时冲决缕堤，潘季驯还选择“土性坚实”的缕堤河段创建了减水坝（滚水坝），坝顶低于缕堤堤面二三尺，宽三十余丈，用石砌成。“万一水与（缕）堤平，任其从坝滚出。”滚出的洪水顺着宣泄的槽沟，在下游回归河道，避免了洪水冲决大堤的危险。同时，在洪水所携泥沙还能在堤坝后面形成淤滩，不但使大堤更加稳固，而且还可种植庄稼，发展农业生产。

这种放沙固坝技术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哲学中辩证思维的智慧，沙不仅为害，亦可为宝，关键在于合理运用，善加转化。此后，放沙固坝技术陆续得到清代治黄大家靳辅、包世臣和近代水利先驱李仪祉等人的高度肯定，并在黄河堤防建设中得到广泛运用，直至现今。

四、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地下水资源

“因地制宜”是指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或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处理事情。我国传统哲学中非常重视因地制宜的运用，《吴越春秋》中就有记载：“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古代治水过程中，从渠首位置的选择到工程整体布局无不考虑周边的环境因素，这一点在古代地下水开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先辈们在祖国各地因地制宜地发展了多种地下水灌溉方法，对当地生态的改善和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具体形式主要有我国北方黄河流域的井灌、新疆地区的坎儿井水利工程和云南滇西地区的地龙。

我国北方黄河流域虽然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是多数地区雨量不均，十年九旱，农业生产环境不好。据不完全统计，黄河流域在14～19世纪就发生大旱71次，特别是17、18、19三个世纪，大旱尤多。在日益严重的干旱威胁面前，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听命于天，而是另辟蹊径，因地制宜，大力开发利用地下水，发展井灌技术。我国先民用井灌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的历史很久，早在《吕氏春秋·勿躬篇》中就有“伯益作井”之说，有明确考古证据显示的水井在河姆渡遗址中已有发现。到了明清时期，北方井灌蓬勃发展，相继形成了秦、晋、冀、豫、鲁五个井灌发达的农区。据研究，清乾隆时，仅陕西地区就有灌溉水井136900余口，灌溉的农田面积达130余万亩。凿井灌田的普及与灌区的初步形成，为我同农田水利史谱写了新的篇章，具有特殊的意义。数十万口灌溉水井的凿成，不仅使当时五六百万亩农田收浸润之利，“收常倍于常田”，而且有效改善了当地农业环境。因为传统井灌所用的土井主要开发的是地下浅层潜水，这种潜水埋藏浅，雨水当年即能补给，一般不会产生地下水漏斗区。另外，开采浅层潜水后降低了地下水位，能有效防止土壤返盐，从而达到改良盐碱土的目的。

新疆吐鲁番地区是我国光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但又是水资源最贫乏的地区，降水量比同纬度地区少而蒸发量又大得多，东部的哈密、吐鲁番一带降水不足2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600～2200毫米，有“火洲”之称，这样的生态条件无疑对于人民生产生活极为不利。但是当地人民却能因地制宜，抓住周围高山积雪融水人地，汇成潜流的特点，开发出一种地下渠道与井结合的水利工程类型——坎儿井。坎儿井主要分布在吐鲁番、哈密一带，这些地方具有相似的地形地貌和水文地质特征：周边有高山积雪、古河床有地下水出露。坎儿井通常有竖井和地下暗渠组成。由高山山麓顺山势自高而低布置若干竖井，井深随地面坡降而改变，井径约1～1.5米，竖井开好后，于井底开挖隧道（即暗渠），将各井连通，暗渠可长达30多公里，输送到居民点附近和田间地头。目前，吐鲁番的坎儿井多达1000多条，总长度约5000公里，几乎赶上了黄河、长江的长度。坎儿井的出现使得千顷戈壁万顷沙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繁荣的市镇、富饶的绿洲和走不尽的林荫道、望不穿的葡萄园。即使在新技术不断涌现的今天，古老的坎儿井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经济优势。这个优势最关键的就体现在它因地制宜地利用了雪山融水，并且做到地下输水，自流灌溉，无蒸发、无污染、不造成水资源浪费，也不需要任何动力和提升工具，还可做到水质清澈，永续利用。

在我国云南滇西地区，还有另外一种独特的地下水利用工程，当地人称作“地龙”。它以其独特的摄水方式，科学的建筑结构，良好的生态、经济效益，解决了滇西不少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用水。地龙多分布在人口集中、耕地面广、用水短缺或离水源较远的地域。根据各地的水源大小、走向、分布和地质情况，以及当地人对饮用水的需求量而建。地龙有点类似新疆坎儿井，但规模没有坎儿井大，沟路也没有坎儿井长。坎儿井的沟路是暗渠式，而地龙的沟路是地下滤水管道，它依靠整条的管道沿途摄取地下水供输出使用，这一点是和坎儿井靠多眼深度不等的竖井和暗渠相通所不同的。

地龙的出水口也很符合现代科学规律，其区位一般有二：一种是在村庄内，供生活所需，兼作灌溉。出水口一般由数池递流相接使用，第一池建有水亭，供村民生活饮用，第二池为洗菜池，第三池为洗衣池，第四池为杂洗池，最后由杂洗池流出的地龙水再输送到田间地头灌溉庄稼。这种上下池递流，分类取用洗涤的设置方式不但使用起来方便卫生，而且对水的利用充分。另外一种的地龙口直接建在田边埂旁，直接与农田灌渠相通，自流灌溉。

地龙所处的云南滇西地区地下水资源丰富，因地制宜采取地下摄水输水的形式，不仅排除了易受地面任意破坏的可能性，而且保证了顺利流通、免污染。同时，它节省了蓄水塘、输水道的用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对我国南方人口密集、耕地紧缺的地区有重大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治水时有意识地大量引入传统哲学的先进理念以指导工程开发和建设，并在不断地治水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变水患为水利，兴水利除旱灾的技术经验，力保中华农业文明在人口日增而耕地日蹙的不利情况下持续进步，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些治水实践也从一个侧面不断验证和提高了传统哲学的认知水平，而传统哲学思想的不断进步又反过来为水利开发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指导和灵感源泉。当前，我国水利开发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生态恶化和工程类型单一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合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更好的继承和发扬数千年治水中积累的丰富哲学理念和经验，古为今用，促进我国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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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的故事 篇4

大禹姓姒(si四)，名文命，因治水有功，后人称他为大禹，也就是伟大的禹的意思。

从他父亲鲧(gun滚)的时候起，就开始治水。我国人民与洪水搏斗的古老故事，就是从鲧开始的。

相传距今约四千多年前，我国是尧、舜相继掌权的传说时代，也是我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那时，生产本事很低下，生活条件很艰苦，有些大河每隔一年半载就要闹一次水灾。有一次，黄河流域发生了特大的水灾，洪水横流，滔滔不息，房屋倒塌，田地被淹，五谷不收，人民死亡。活着的人们只得逃到山上去躲避。

部落联盟首领尧，为了解除水患，召开了部落联盟会议，请各部落首领共商治水大事。尧对大家说：水灾无情，请大家研究一下，派谁去治水?大家公推鲧去办理。尧不赞成，说：他很任性，可能办不成大事。可是，首领们坚持让鲧去试一试。按照当时部落的习惯，部落联盟首领的意见与大家意见不相符，首领要听从大家的意见。尧只好采纳大家的提议，勉强同意鲧去治水。鲧到治水的地方以后，沿用了过去传统的水来土挡的办法治水，也就是用土筑堤，堵塞漏洞的办法。他把人们活动的地区搞了个象围墙似的小土城围了起来，洪水来时，不断加高加厚土层。可是由于洪水凶猛，不断冲击土墙，结果弄得堤毁墙塌，洪水反而闹得更凶了。鲧治水九年，劳民伤财，一事无成，并没有把洪水制服。

舜接替尧做部落联盟首领之后，亲自巡视治水情景。他见鲧对洪水束手无策，耽误了大事，就把鲧办罪，处死在羽山(神话中的地名)。随后，他又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还派商族的始祖契、周族的始祖弃、东克族的首领伯益和皋陶(gaoyao高摇)等人前去协助。

大禹领命之后，首先寻找了以前治水失败的教训，之后就带领契、弃等人和徒众助手一齐跋山涉水，把水流的源头、上游、下游大略考察了一遍，并在重要的地方堆积一些石头或砍伐树木作为记号，便于治水时作参考。这次考察是很辛苦的。据说有一次他们走到山东的一条河边，突然狂风大作，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山洪暴发了，一下子卷走了不少人。有些人在咆哮的洪水中淹没了，有些人在翻滚的水流中失踪了。大禹的徒众受了惊骇，所以之后有人就把这条河叫徒骇河(在今山东禹城和聊城县一带)。

考察完毕，大禹对各种水情作了认真研究，最终决定用疏导的办法来治理水患。大禹亲自率领徒众和百姓，带着简陋的石斧、石刀、石铲、木耒等工具，开始治水。他们一心扑在治水上，露宿野餐，粗衣淡饭，风里来雨里去，扎扎实实地劳动着。尤其是大禹，起早贪黑，兢兢业业，腰累疼了，腿累肿了，仍然不敢懈怠。

据考证，当时大禹洽水的地区，大约在此刻的河北东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南部，以及淮河北部。一次，他们来到了河南洛阳南郊。那里有座高山，属秦岭山脉的余脉，一向延续到中岳嵩山，峰峦奇特，巍峨雄姿，犹如一座东西走向的天然屏障。高山中段有一个天然的缺口，涓涓的细流就由隙缝轻轻流过。可是，特大洪水暴发时，河水就被大山挡住了去路，在缺口处构成了游涡，奔腾的河水危害着周围百姓的安全。大禹决定集中治水的人力，在群山中开道。艰苦的劳动，损坏了一件件石器、木器、骨器工具。人的损失就更大，有的被山石砍伤了，有的上山时摔死了，有的被洪水卷走了。可是，他们仍然毫不动摇，坚持劈山不止。在这艰辛的日日夜夜里，大禹的脸晒黑了，人累瘦了，甚至连小腿肚子上的汗毛都被磨光了，脚指甲也因长期泡在水里而脱落，但他还在操作着、指挥着。在他的带动下，治水进展神速，大山最终豁然屏开，构成两壁对峙之势，洪水由此一泻千里，向下游流去，江河从此畅通。

大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获得了成功。原先，黄河水系有主流、支流之分，如果把主流加深加宽，把支流疏通，与主流相接，这样就可使所有支流的水，都归主流。同时，他们把原先的高处培修使它更高，把原先的低地疏濬使它更深，便自然构成了陆地和湖泽。他们把这些大小湖泽与大小支流连结起来，洪水就能畅通无阻地流向大海了。

大禹指挥人们花了十年左右的功夫，凿了一座又一座大山，开了一条又一条河渠。他公而忘私，据说大禹几次走过家门，都没有进去。第一次他走过家门口，正好遇上妻子生孩子，大家劝他进去看一看，照顾一下，他怕影响治水，没有进去;又有一次，他的孩子看见了父亲，十分高兴，要大禹到家里看一看，他还是没有进去。他把整个身心都用在开山挖河的事业中了。

治水成功之后，大禹来到茅山(今浙江绍兴城郊)，召集诸侯，计功行赏，还组织人们利用水土去发展农业生产。他叫伯益把稻种发给群众，让他们在低温的地方种植水稻;又叫后稷(ji)教大家种植不一样品种的作物;还在湖泊中养殖鱼类、鹅鸭，种植蒲草，水害变成了水利。伯益又改善了凿井技术，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处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景象。

大禹因治水有功，被大家推举为舜的助手。过了十七年，舜死后，他继任部落联盟首领。之后，大禹的儿子启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所以，后人也称他为夏禹。夏禹死后就葬在茅山，后人因禹曾在那里大会诸侯，计功行赏，所以把茅山改名为会稽山。这就是绍兴大禹陵的由来。而今的禹陵背负会稽山，应对亭山，前临禹池。1979年重建大禹陵碑亭一座，飞檐翘角，矗立于甬道尽头。内立明朝人南大吉书写的大禹陵巨碑一块。亭周古槐蟠郁，松竹交翠，幽静清雅。亭南有禹穴辨亭和禹穴亭，是前人考辨禹的墓穴所在之处。

以画入手,谈大禹治水精神的传承 篇5

四年级的学生对《大禹治水》的故事并不陌生,大多基本了解故事梗概,但对大禹因遵循自然规律而采用的“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治水方针,学生还不甚理解。在以往的教学中,我会把这一知识点总结讲述给学生听,方法简单,形式直接,但效果一般,由于淡化了学生思考的过程,因此学生思维缺乏广度和深度。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呢?我尝试用“以画代讲”的方法来呈现《大禹治水》的故事,直观地把“疏”与“堵”的利弊在黑板上进行剖析。

此外,治水英雄大禹身上的那种坚韧不拔、乐于奉献、敢于创新的治水精神,学生并不能深刻体会,同时,学生对我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事例也知之甚少,因此无法感受到千百年代代传承下来的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在自然灾害面前那不屈的奋斗精神和无穷的智慧力量。关于这一点,我想以大禹治水作为起点,以探究时间轴上各个时代人们成功治水的突出事例来引导学生感受大禹治水精神在中华儿女身上的不朽传承。

二、案例描述

“大禹治水”的故事学生是熟悉的,照本宣科地把故事说一遍,并不能激发学生深入探究的积极性,因此,我想到创设情景,用与学生互动讨论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故事的讲述。

师:今天,我要请在座的每一个同学为治理自然灾害出一份力。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小山村,村里的人们世世代代居住在两山之间的山坳里。可是,无情的洪涝灾害每年都会侵袭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一旦下大雨,两座山上就会涌下滚滚洪流,从而淹没小山村。同学们,请在小组内讨论一下,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村民?

随着讲述,我在黑板上信手画出了高低起伏的群山,在两山之间的山坳里贴上一张小山村的图片,并用蓝色的粉笔画出了洪水奔腾而下、直击村落的情形。

我的话音刚落,简笔画刚成,学生就以小组为单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生:我们小组认为,应该在村子周围建起土坝,这边山头有洪水冲下,我们就在这边筑起堤坝来堵水,那边山头又有洪水涌来,我们就在那边筑起堤坝堵水。

师:你的意思是,哪里有水就在哪边筑起堤坝。那么,筑坝的目的是什么?

生:把洪水堵住。

根据学生的回答,我随即在小山村的两旁画上了堤坝的示意图,并写上“堵”字。

生:我们小组认为还要在洪水流过的地方挖一条沟,把洪水排出去。

师:那么这条沟渠应该往哪个方向挖?

生:往外挖。

师:怎么挖?往哪个方向挖?为什么?

生:往下挖,因为水是往低处流的;往上挖,水会倒灌进来。

师:明白了,就是通过沟渠把水疏导出去。

我随即转身,在黑板一侧的简笔画上又加了几笔,并写上“疏”字。

生:我们小组认为还要种植树木,防止泥石流和山体滑坡。

生:我们小组觉得大坝的位置还要调整,应该在所挖沟渠的上面。

生:我们小组觉得大坝和沟渠都要建在山顶。

……

我随着学生的回答在黑板上圈圈画画,简笔画生动形象的形式激起学生积极参与的兴趣,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课堂主动学习的一员,也赋予故事教育法一种时代的气息与思维的力量。

师:刚才大家都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的要疏,有的要堵,那么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方法更重要?为什么?

生:我认为“疏”更加重要,因为“堵”是堵不住越积越多的洪水的,总有一天堤坝会决堤。而“疏”就可以把洪水先排出去,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生:我有不同的意见,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根本来不及挖沟渠排水,所以还是需要有堤坝先堵水。

生:我认为“疏”和“堵”都各有作用,都很重要,“堵”能暂时挡住滚滚而下的洪流,不让人们生命财产受到危害;“疏”是利用自然的规律,可以让将积蓄的洪水从沟渠中排出。

学生思维的火花在课堂上碰撞,他们对治理自然灾害要遵循自然规律的必要性已有了初步的认知,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但学生还未感受到大禹身上凝聚的那种中华民族抵御自然灾害的智慧和力量,这还需要教师的引导。

师:同学们说得不错,虽然水患危害极大,但如果我们能了解它的规律,把疏堵结合起来,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治理,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减轻危害。其实,这种“以疏为主、疏堵结合”治理水患的方法,在几千年前的中原大地上就有人使用过,从而拯救了天下苍生。这个人就是大禹。

对大禹故事略有了解的学生频频点头。

师:筑坝堵水,疏通沟渠,画画简单,说说也容易,可是做起来却并不容易。但到底难在哪里?同学们能不能找几个关键词来说说看?

生:费时,要花费很多时间。

生:费力,还很费人力。

生:危险,因为要翻山越岭。

生:困难,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难题,比如会遇到巨大的石块。

生:塌方,挖沟渠的时候可能会挖到支撑的梁柱,会发生塌方。

生:原始,大禹当时的劳动工具很原始,也没有现在的科学技术,所以当时的生产力是没有办法与现在相比的。

……

思维有深度,教师不断给予点赞!

师:刚才大家都说到了,大禹在带领民众治水的过程中费时费力,还会遇到很多困难。接下来,我请大家看个动画短片《大禹治水》,请你边看边想,他们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大禹又是一个怎样的人?

三分钟的卡通短片内容浅显,但意义深刻,可以促使学生从中体会到大禹身上的优秀品质。

生:我觉得大禹是一个坚持、乐于奉献的人。

生:我觉得大禹是个非常勇敢的人,他不怕苦不怕累,还不怕危险。

生:他花费了13年的时间才把沟渠挖好,说明他有着坚持不懈的精神。

生: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说明他无私,心中想着全天下老百姓的生命安危。

……

此时,学生对大禹的钦佩已深入内心,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事例可远不止“大禹治水”这一桩,如何引导学生深入感知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抵御自然灾害的智慧和力量呢?我决定从都江堰和南水北调工程这两个案例中找寻突破口。

师:大禹治水,可歌可泣。大禹带领人民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也铸就了坚韧不拔、乐于奉献、勇于创造的民族精神。而在2000年后的战国时期,有一个人也像大禹一样成为中华民族治理水患的英雄,他的名字叫李冰,他不畏艰险,用聪明才智治理了常年泛滥的岷江,兴建了闻名中外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随即,我带着学生剖析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示意图,虽然是点到为止,只领略了都江堰的大致风貌,了解了基本工作原理,但学生已然对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啧啧称道。

师:同学们,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成功预防治理自然灾害的事例还有许许多多,就拿现在来说,有一项利用南方的水资源来缓解北方干旱灾害的浩大水利工程,你知道是什么吗?

生:南水北调工程,我们曾经在第2课“黄河长江”中学习过。

师:同学们课外还可以去收集了解一下我国人民治理其他自然灾害的事例。自然灾害是无情的,它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没有在自然灾害面前低头,而是用那不屈的奋斗精神和无穷的智慧力量去战胜自然灾害,这种坚韧不拔、乐于奉献、敢于创新的民族精神值得我们代代传承。

三、案例分析

怎样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时代感?如何将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讲出新意和精彩?怎么才能理清千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传承的脉络?从“大禹治水”一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学生能力培养这三方面可见一斑。

1. 精选教学内容,串起大禹治水精神的代代传承

从远古时期,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舍小家为大家,治理水患13年,拯救天下苍生;再到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排除万难,独辟蹊径建造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后再看我国当前这项解民生疾苦、助经济腾飞的南水北调工程。一条时间轴串起的是中华儿女代代相传的不畏艰辛、勤劳勇敢、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

2. 创新教学手段,赋予故事教学法全新的魅力

在教学中,我创设情境,用简笔画的形式完成了大禹治水故事的讲述,帮助学生理解“遵循自然规律”的必要性,体会到了大禹治水的艰辛与不易;提供都江堰水利工程平面图,使学生对都江堰这一宏大水利工程有了直观形象的认知,体会到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通过复习旧知,回顾曾经学习、了解过的南水北调工程,学生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华儿女身上那种勤劳勇敢、乐于奉献、不断创新的民族精神世代相传,永远不会失落。

3. 注重能力培养,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就教学效果而言,说画结合的故事教育法激发起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的兴趣,让学生成为课堂主动学习的一员,思维火花进行了碰撞,培养了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学会了透过现象表面探究问题本质的方法,有效地实现了育人价值。点到为止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介绍,激发了学生探究的欲望,引领学生在课外学习中去不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培养了学生的探究意识和探究能力,从而更深层次地去体会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抵御自然灾害的智慧和力量,以及坚韧不拔、乐于奉献、敢于创新的民族精神。

大禹治水的古代故事 篇6

不过，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宫城，可能又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宽阔。甚至站在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所以后来官府干脆禁止市民在丰乐楼的顶层眺望，以免他们“下视禁中”。

宋朝宫城为什么格局不大？主要的原因是，汴梁城是从唐代的州城发展起来的，宫城的前身只是州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長安、洛阳这样的故都相比。赵宋立国后，宋太祖曾按洛阳宫殿的模样，扩建了汴梁皇城的东北隅，“建隆三年（962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宋史·地理志》）。虽然号称“壮丽”，其实周长也不过五里，而明代北京城的皇城周长为十八里。

宋朝的皇帝不想将皇城扩展得更加阔气、大气一些吗？肯定想。但如果这么做，首先必须面临一个问题：拆迁。这是因为，汴梁城跟宋代之前的城市有点不一样，以前的城市是权力规划出来的，显得工整而呆板；汴梁则是自发“生长”出来的，显得杂乱无章，而又生机勃勃。宫城之外，都是密密匝匝的民房、商铺。不论从哪个方向扩展宫城，都势必要拆掉一大批民居、商店。

拆迁，不就是今日城市化过程中的家常便饭吗？这还不好办吗？嘿嘿，在宋代，还真有点不好办。

宋代君主不是没有想过要扩建皇城，让自己住得更舒坦点。据《宋会要辑稿》，雍熙二年（985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宫失火，让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下了诏书，提出了建设规划，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太宗一看，要拆迁太多民居，便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停止扩修宫城的计划。

另据《宋史·地理志》，太宗可能还曾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搬走。宋太宗没有今人的胆魄，不敢搞强拆，只好作罢。

现在有一些杂文、评论作者，将发生在太宗朝的这桩事情安到宋仁宗身上，并作了夸张其词的演绎，以讹传讹，叫人哭笑不得。其实，以宋仁宗的俭朴、宽仁性情，我觉得他不大可能提出扩建宫城的计划，因为他会觉得居住的地方已经够大了。这倒不是我的臆想，有史为证。《宋史·仁宗本纪》记述：“有司请以玉清旧地（玉清宫失火烧掉了）为御苑，帝（仁宗）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

两宋诸帝当中，宋徽宗算是最爱大兴土木的一个了，比如劳民伤财的“艮岳”便是这个人搞出来的，这也埋伏下北宋灭亡的祸根。但，即便是这么一个爱折腾的君主，也不敢大搞拆迁。崇宁五年（1106年），宋徽宗想为赵宋皇室的王孙公主“建第筑馆”，但京师之中，“居民繁伙，居者栉比，无地可容”，修建王府，必须拆迁。宋徽宗“深虑移徙居民，毁撤私舍，久安之众，遽弃旧业，或至失所。言念赤子，为之恻然”，所以放弃在京城内建设王府的设想，只令于汴梁南郊“展筑京城，置官司军营”，并下了一道诏书：“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

靖康年汴梁被金人攻陷，宋室南渡，以临安（杭州）为“行在”。临安皇城也是比较狭小，宫殿规制简朴，甚至陛阶只有一级，“小如常人所居”。宋金和议之后，皇城陆陆续续有扩修，不过宋高宗也是比较注意拆迁的问题。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十四日，宰相进呈了一个报告，说临安府欲将近城僧舍拆掉，建成行宫。高宗制止了这个计划，说道，“僧家缘化，营葺不易，遽尔毁拆，虑致怨嗟。朕正欲召和气，岂宜如此？”至于行宫，“但给官钱随宜修盖，能蔽风雨足矣”。当然皇上的行宫不可能只是“能蔽风雨”而已，但那几间“近城僧舍”确实躲过了被拆毁之劫。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宋代宫城之所以格局不够开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都对拆迁民居的事情颇为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大拆大建。

那么，为什么贵为天子都不大敢搞拆迁呢？我不相信赵宋皇帝个个都长着菩萨心肠，都会“言念赤子，为之恻然”；但宋朝以儒立国，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响甚深，我认为当时朝野上下有一种共识：夺民私产、逼民搬迁，是很不体面、很不道德的事情。这种共识经过培育、累积，形成为一种无形却时时可感知的风气，让皇帝在展开拆迁图纸的时候感受到强大的道德压力，不得不有所节制。

即使皇帝心理强悍，执意要扩建宫城，拆迁人居，也未必能过士大夫这一关。宋代已发展出严密、丝丝入扣的君臣分权制衡制度，君主不加节制的大兴土木之举，通常会为执政的士大夫集团抗议、阻挠。

来看一个例子，宋仁宗继位时，因为年幼，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天圣八年（1030年），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几乎烧成灰烬，章献太后向大臣哭诉说：“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几尽，惟一二小殿存尔。”大臣都听出太后的意思，是想重修玉清宫。宰相吕夷简反对，说上天的惩戒如此，万不可重修。给事中范雍说得更为激烈：“这玉清宫还不如烧光了。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另一位宰相王曾也反对重建玉清宫。太后只能息了念头，只是将烧剩的两殿略为修葺。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增建另两殿。

市井民间的繁荣，恰恰正是以国家权力的节制为前提条件的。这个道理，一千年前的赵宋君主已经明白了。

据《北窗炙輠录》记载，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古人能明白，今人呢？

（摘自《华声》）